敖著名

　　内容提要:哈斯宝以娴熟的编译技巧和视角独特的文学评论呈现了一部别样的《红楼梦》。他力图把握原著《红楼梦》的创作意图、主旨，极力保持人物、情节与叙事时间的连贯性，连接译入语文化语境，为蒙古族读者了解《红楼梦》全书脉络提供了方便。本文从文化理解、文化归属和文化传承等三个方面探讨哈斯宝在翻译《红楼梦》时表现出的译者主体性，重点分析哈斯宝对后世读者寄寓的期待，以期拓展《新译红楼梦》翻译主体的研究，同时哈斯宝作为翻译的主体，更是建构民族文化的重要参与者，他在翻译实践中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对深化蒙汉文学关系研究和翻译文学之间相互交流及文学的共同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年间，后逐渐传播到中国各地及世界各国。据现有的资料来看，《红楼梦》“大约有二十个语种的摘译、节译和全译本，不仅有外文译本，也包括我国国内的少数民族译本。”其中便包括一位清代蒙古族文人哈斯宝翻译本，即蒙古文四十回《新译红楼梦》(Sin-e orcigulugsan Qung leümeng bicig)。哈斯宝以娴熟的编译技巧呈现出的《红楼梦》译景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亦邻真先生认为哈斯宝的“译文和评点是用规范蒙古文即所谓‘古典蒙古语’写成的，翻译绝少舛误，文笔有独特风格，反映出他蒙汉文造诣之深”。陈岗龙也力陈其价值说:“《新译红楼梦》是《红楼梦》翻译史和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的经典译本”。这样的评价是客观公允的，也是对哈斯宝翻译实践与理论方面做出的成绩的一次肯定。“一部译本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主体意识，忽略了这一点谈不上解决翻译中的根本问题。”可见，学界对《新译红楼梦》翻译价值的肯定等于是对哈斯宝译者主体性的肯定。主体性是指“主体的本质特征，是主体在对象活动中的特性”，那么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表现的“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等特征就是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形式。

　　哈斯宝植根于蒙古族文化历史语境视翻译、评点《红楼梦》为一种文化身份的表达。他对《红楼梦》主题的把握，对曹雪芹创作的赞赏及对后世读者(知音)的召唤体现着作为译者的一种自觉的意识。换言之，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于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选择)、阐释和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及对潜在读者产生文化效应的预期等方面。下面具体探讨并分析哈斯宝在翻译《红楼梦》时体现的主体性和读者意识。

　　文学翻译是一种再阐释的过程，译者对翻译策略、技巧的选择直接影响翻译水平。哈斯宝一直视《红楼梦》为传世的优秀作品，深表爱慕追随之余，自侃其翻译和批评只是“从井底窥测星宿，演述自己一知半解”的修心消遣之举而已。对此，巴·格日勒图教授解释道，哈斯宝其实是为突出曹雪芹原著当中的某些主要的方面，进行删繁就简，从而使读者探幽发微。这个解释是中肯的，哈斯宝对《红楼梦》的语言操作、艺术创造、美学标准及人文社会方面的思考巧妙地体现了独特有内涵的主体性。

　　《新译红楼梦》是《红楼梦》节译本，但“仍然能给读者留下完整的《红楼梦》之印象”是在深刻审视《红楼梦》反映的正邪善恶斗争的实质的基础上，对内容进行增删、改编，这是其一。其二，“哈斯宝的译著和回批着眼于蒙汉文化的互融程度及其差异，着眼于蒙古族读者的审美需求、阅读期待和接受水平”。故而，哈斯宝节取主要故事情节进行翻译，再对“有些删减部分，哈斯宝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作了交代，竭力使读者不感到突然”，为蒙古族读者理解其故事，探寻其趣味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关于哈斯宝的“节译”，有论者指出:“在哈斯宝的翻译和评语中，有大量的个人创作，可以说是对《红楼梦》的一次改编。从这一角度看，这一时期，某些蒙语地区对《红楼梦》的接受并非文本接受，更多的是对爱情悲剧与家族兴衰故事的欣赏”。这句话强调了哈斯宝的翻译是基于对当时读者的接受水平的思考。简单的爱情悲剧和家族兴衰的叙事对牧民、农夫读者而言更便易于接受和理解的。哈斯宝说他批的这部书，“即使牧人农夫读也不妨。他如果读而不解，自会厌倦”。他对《新译红楼梦》读者身份的圈定并不只是“üjekümerged”“medegcid”“adali sanakaten”“gegen kümün”等，且还要包括“牧人”“农夫”和有一定知识结构的人共同欣赏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蒙语词汇是“明(贤)哲之士，有知识的人”的统称，是有区别于“农牧民”阶级的。这样的称谓另一方面表现了哈斯宝对“读者”寄予的厚望。细读哈斯宝评语会知道，他许农夫牧人阅读《新译红楼梦》以作消遣，但更重要的供具有知识的、贤明德人阅读深发进而与曹雪芹，与哈斯宝产生心灵的共鸣。

　　哈斯宝把百二十回的篇幅缩译成四十回，与宝黛无关的很多人物、情节(或细节)进行了删减省略，同时又加长了叙事时间，解决了读者阅读时的不适，加深了读者阅读的趣味。除了删减原著中不具有关键性地位和意义的人物、情节，主观增加了帮助深化主题思想的内容。例如，黛玉之死。哈斯宝对黛玉一形象同情和袒护之馀，更多是用洋溢之词倾尽情感去歌颂其才华德识、情真质洁的内在气质，认定黛玉是裙钗中的佼佼者。当黛玉不幸殒命时，哈斯宝情感的流露极为丰富，为其自撰一段哀辞道:

　　“知音者其哀怨相同，知心者肠断而来。可怜千世百载的绝世佳人呵，惜哉!十月廿日吾书中所云‘志女’:闻汝之貌美，堪比嫦娥织女，才德如络秀、苏蕙胜三分。贞坚若金玉，质洁如皑雪。嗟呼!汝自幼伶仃悲戚，父母早亡，栖身母家。出幽闺无亲热之人，独见奶妈恶语冷淡。闻啼声似金雉哀怨，见泪滴如晨露溉花。”

　　这段诗赋体寄托了哈斯宝悲哀的感触，慨叹知音其难，似乎有解《石头记》“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之意。哈斯宝对黛玉不吝惜笔墨地渲染，无非是向人们表达对理想的、崇高的人格的追求。

　　文学翻译都是向译语文化的趋近。翻译要忠实于原作，但绝不能忽略满足译语文化的要求。哈斯宝的翻译是根据译语文化语境，也就是译者所生活的社会、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有目的地进行翻译。从源语文化到译语文化的转变更能解释哈斯宝自觉的文化意识和审美的创造性。

　　《新译红楼梦》问世即面对的是蒙古族读者，还包括会看懂蒙古文的读者。而曹雪芹《红楼梦》中蕴含的文化精神并非完全为蒙古族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为能满足蒙古族民众阅读需求，哈斯宝力争译文忠实于源文，又符合蒙古族读者的文化心态和阅读习惯。举个例子来看，《红楼梦》第九十四回中，宝玉丢玉，林之孝在刘铁嘴那里测了一个“赏”字。哈斯宝把拆解的汉字改为蒙古文的“tangkai toikulba”两个字。为此解释道:“我自幼读先师们译为蒙古文的诸书，汉字象形会意，全都音译加释，不必说不通汉文的一读而过，不明其奥妙，即使通汉文的读了，索然无味。”“译音加释”的内容只会削弱读者对作品的期待，只有在理解源语用词、文化内涵的前提下，找出与之相应的母语意思进行翻译，读者才会避免一读而过，索然乏味的审美体验，才能够知其韵味。“toikulba”的词根是“toi”，在蒙古语中指筵席上的桌椅，书中则暗指“玉”是在一个酒筵上不见的。再例如，贾母带刘姥姥一行人到栊翠庵喝茶，妙玉用两只精美的古玩奇珍斟茶与黛玉宝钗，而“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宝玉见状便笑着说了个“世法平等”，哈斯宝用蒙古族一个谚语改译为“ayagan-nu alag magukai”。这个谚语完整为“aduun-nu alag sayikan，ayagan-nu alag magukai”是教导人们对朋友或亲近的人要平等相爱、关怀，与原句的“世法平等”意思一致。书中赵全带司官番役查抄宁国府，西平王说政老和赦老是同房各“爨”，哈斯宝译为“tolga tolkü”。蒙古族文化中，孩子长大成人娶妻后离开家会另起炉灶，这个蒙语就叫“tolga boskaku”，也就是说贾赦和贾政是各自起火过活。除此之外，哈斯宝严格遵循蒙古诗歌固有的押韵对仗、头联脚韵的规律，多采用意译的手法，以压头韵、腹韵和尾韵来突出蒙古诗歌特点，同时力求保持汉古典诗词形神具备的特点。例如，《红楼梦十二钗综曲》中诸句，略加改动，用蒙古语头韵，连缀于一处。从保持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的结构与特性方面来讲，哈斯宝在翻译《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人物对话，还是翻译诗词都比较追求朴素的语言，尤其是使用接近那个时代的生活中的活形态语言(即蒙古语口语)，从而直接拉近了《红楼梦》与蒙古族读者之间的距离。“译者都是文化的产物，他们对源作的选择和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策略的选择都具有文化意义。”因此，哈斯宝通过自己对《红楼梦》的理解，引导读者对《红楼梦》有正确的文化理解和认识，同时又以译入语读者为归宿，尽量保留原著文化特征，以最大限度地将源作所包含的主要内容翻译出来，表明了自身的文化归属。

　　哈斯宝在翻译实践和评点活动中充分表达了对曹雪芹的崇敬之情和无限热爱。他在翻译评点过程中欲与后世“明哲之士”进行交流，表现了他对潜在读者的一种期望。他对曹雪芹的崇敬，即是对《红楼梦》这部作品的无限热爱。他说曹雪芹是奇人，兼备“诸才子书所写不出的笔法”，使《红楼梦》“从一诗一词到谜语戏言都有深意微旨”，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这无疑是给读者提出了较高的接受鉴赏要求。陈岗龙教授指出“哈斯宝不仅崇敬曹雪芹，认同《红楼梦》的进步思想和价值观，而且还以积极的主动态度参与到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连续体的传承和发展当中去”。也就是说，哈斯宝自己成为曹雪芹的知音是远远不够的，他还要号召后世人去做他的知音，曹雪芹知音的知音。另外，哈斯宝翻译《红楼梦》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曹雪芹进步思想的认同。他通过翻译将这部充满作者血泪的作品，对当时的要求思想进步、憧憬自由民主和社会理想的蒙古族读者起到了一定积极意义。

　　翻译是作者、译者和读者共同参与的以文本为题的一场对话。哈斯宝是《红楼梦》千万读者中的一位，他与曹雪芹的对话的结果便是蒙古族读者供为精神食粮的《新译红楼梦》。哈斯宝对《红楼梦》文本的阐释是第一层面的阐释，在作者的阐释之上做出进一步阐释，也就是第二步阐释。那么，哈斯宝所期待的就是在基于文本(《新译红楼梦》)上的不同的阐释。哈斯宝在翻译策略上的选择，对《红楼梦》及作者的认同都体现了他在文化理解、文化归属和文化传承上的独立思考。

　　译者主体性反映的是一种读者意识。《红楼梦》是深有趣味的书，哈斯宝为了每个读者都能读到文章的神灵微妙，他下意识地让作者留在原处，让读者去无限地接近作者。他非常期望读者同他一样，对《红楼梦》另有所释。不止，他说后世明哲要有批判精神，看出哈斯宝翻译、评点中的谬误，力争作“我师”。

　　《红楼梦》是用“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艺术创作来展现一层笼罩着真真假假、实实幻幻的神秘面纱的世界。读者需要积极地发挥想象，读到书中通贯的脉络，才不负作者劳心费神之苦。此外，哈斯宝领悟到曹雪芹创作中寓意的深邃和文字的巧妙，对书中“寓意深邃、原有由来的话”“加圈”“加点”“划线”以作标识。看官由此入门，便会步入深处。他希望更多的读者“由此入门”，反复考虑其划的重点内容，从而进一步欣赏和理解《红楼梦》内涵。哈斯宝为读者了解《红楼梦》提供了方便，同时努力让读者无限地接近作者，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心理机制是一步步补充和完善文章的空白”。哈斯宝强调的是读者内在情感与接受客体所传达的内在的情感因素产生深层的契合，从而使读者进入一种豁然开朗、心领神会、赏心怡情的境界。这就要求读者必须以一定的社会政治观念、道德修养为前提，展开丰富的想象，以一定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观念，才能把文本纳入到他理想的社会人伦和礼仪教化的轨迹上来，从而理解作者深藏于文章的性灵。

　　《红楼梦》在内容和结构上众多的人物与事件互相制约，纵横交错又层次分明，再加上曹雪芹又善于用笔迂回曲折，有彼及此，“忽而如鬼神哭泣，忽而又是欢天喜地”的犀利的笔法，应当要细读无遗。《红楼梦》是一部充满兴味的作品，需要读者以“品味”，去理解“文外之重旨”，达至审美至乐的体验。而去解《红楼梦》的内涵，就要按照朱熹所论的读诗之法。朱熹道:“只是熟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平恁读著，意思自足。”如此一来，读者通过熟读、多读，直接主动地感知体味出《红楼梦》蕴含的旨趣意。哈斯宝在翻译评点《红楼梦》时肯定通过不断地阅读，反复思考，才有了今天的人们所评价他的那样——准确把握了《红楼梦》的主题思想。除了要“熟读”文本之外，“善读”也能帮助读者提高其创造性的感知。哈斯宝想要把自己的这种体验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通过阅读《小红楼梦》的细枝末节，去了解源作者、译者的意图和思想，去钦羡作者、译者的艺术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哈斯宝的节译给了读者足够的填补空白的空间，在一步一步，不断地阅读和重构中读者自身的鉴赏水平也会不断的提升，从而无限地接近作者(译者)。

　　文学接受是一种审美活动，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一种审美经验的交流。作品的阅读和接受不是读者被动的感知，而是通过作品表现出的外相，读者自主创造性地对作家言而未言的空白进行补充和完善。文本不是语言中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读者(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再现于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表现。哈斯宝通过反复思考意旨，创造性地对原著进行再阐释。同理，读者的阅读也具有创造性。他说:“此书便是我的另一部《红楼梦》”，旨在强调《新译红楼梦》虽然是翻译文本，但是饱含了译者的主体创造。接着说:“后世明哲读此书，若以我的评论为是则他便是我的知音。若另有所释另有批评，那又是他的别一部《红楼梦》，而非我今日之《红楼梦》了。但他若另作批评，必是看出我批评的谬误，所以我说他便是我师。”这段话表达了哈斯宝所期待的读者要具备看出哈斯宝翻译评点中的谬误的高度，按照自己的审美体验继续深挖其内在的本质，要做到“设身其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以入情合理”。哈斯宝对《红楼梦》的接受与评价不仅重视情感因素对读者的感染力，同时还非常注意读者“悟”的接受方式。

　　译者和读者之间是以“译语文本”为对象的跨文化交流。源作翻译发生的文化转向使源文本的意义更加丰富，哈斯宝的翻译活动开启了清晚期大量汉古籍蒙译的大幕，引领了19世纪蒙汉文学关系史的发展，更是对蒙古族文学创作和文学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哈斯宝的蒙译实现了《红楼梦》故事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接受，深刻影响了尹湛纳希等蒙古族文人的文学创造，丰富了蒙古族文学。

　　文学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两个不同民族进行文学交流的重要途径。自元代起，蒙古族就有翻译家选取介绍中原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方面的书籍进行翻译介绍的历史。悠久的蒙译汉传统铸就着一代一代蒙古族翻译家的主体创作精神。翻译家对对象文化的理解、对自己文化的归属感和对优秀作品的传承等方面做出的努力直接推动了蒙汉文学的进一步交流。哈斯宝以其成熟而鲜明的翻译在汉古典书籍翻译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总之，哈斯宝作为翻译的主体，更是建构民族文化的重要参与者，他在翻译实践中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对深化蒙汉文学关系研究和翻译文学之间相互交流及文学的共同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哈斯宝强烈认同《红楼梦》和曹雪芹，并且把自己的认同践行于《新译红楼梦》的翻译和评论中。他用自己的母语翻译给蒙古族的广大读者阅读和欣赏，而且以“我批的这部书，即使牧人农夫读也不妨”的心态去传播。从哈斯宝的思想和实践来看，他对《红楼梦》和曹雪芹的认同是完全自愿的、主动的和积极的，这种认同主要是民族精神、价值观和进步思想的认同。可以说，这是哈斯宝成为曹雪芹后世知音的真正原因，而这也是我们在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值得学习和吸收的正能量。读者不仅是接受者，更是传播者。像《红楼梦》这样的举世作品，需要人们一代代传承下去。如此来看，将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从文化理解、文化归属和文化传承等三个方面来看，确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翻译的目的是实现交流，所以译文要考虑译入语，符合其文化背景与语言习惯，为读者呈现符合其文学审美特征以及具有艺术表现力的形式，以读者看得懂、觉得美的方式有效接收本文的文化内涵，运用最贴近、自然的语言等效地传达信息以实现译文的交际性。只有读者与作者(译者)积极地从理解到共鸣最终转化为文化认同心理，实现交流的目的。

　　① 王慧《2018年度中国红学发展研究报告之二——以《红楼梦》改编及翻译传播等为中心》，《红楼梦学刊》2019年第3辑。

　　② 哈斯宝著，亦邻真译《〈新译红楼梦〉回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③ 陈岗龙《论哈斯宝〈新译红楼梦〉诗词翻译》，《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年第6期。

　　④ 袁莉《也谈文学翻译之主体意识》，《中国翻译》1996年第3期。

　　⑤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

　　⑥ 蒋艳柏《哈斯宝〈新译红楼梦〉读者意识》，《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⑦ 巴·格日勒图《关于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及其它》，《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⑧ 莎日娜《红楼隔“语”相望冷》，《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6辑。

　　⑨ 哈斯宝译《红楼梦》(教学科研内部参考)内蒙古大学蒙古语出版，民族印刷厂印刷1975年，第1507—1508页。

　　⑩ ［清］哈斯宝著，亦邻真译《〈新译红楼梦〉回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11] 《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文畲堂藏版)东观阁梓行，嘉庆辛未重镌(1811年)，第41回第7页。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2页。

　　[12] 高胜兵《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3] 陈岗龙《论哈斯宝的文化认同》，《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14] 陈历明著《翻译:作为复调的对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0页。

　　[15] 朱立文著《接受美学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16] 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4页。

　　[17] Mary Snell-Hornby，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rgrated Approach，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pp.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