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是一篇俞平伯早年所写与蔡元培商榷的红学文章，因《俞平伯论红楼梦》《俞平伯全集》及其他论著、论文集皆未收录，知者甚少，成为一篇被遗忘的红学文献。俞平伯写作此文的目的在支持胡适《红楼梦考证》中的观点，反对蔡元培的红学观点及研究方法，对其辩解提出反驳。这是俞平伯早年一篇较为重要的红学论文，也是新红学创建时期的一篇重要文献，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为方便学界同仁研读，将其重新整理刊布。
新红学是在批判旧红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今这已经成为一个学术常识，其标志是胡适与蔡元培围绕红学研究进行的论争。尽管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已有很多，但仍有一些问题未得到解决。比如在蔡胡论争的过程中，俞平伯也写过一篇与蔡元培商榷的文章，其后虽然有一些研究者提到，但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如何，提出了哪些观点，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语焉不详。更为奇怪的是，俞平伯本人对自己的这篇文章似乎也视而不见，在其收录红学文章最全的《俞平伯论红楼梦》一书中未予收录。俞平伯去世后，收录其著述最全的《俞平伯全集》一书也未予收录，此外也未见其他专书或论文集转载或引用过。这篇文章刊发在1922年3月7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专栏上，一百年间，一篇在新红学建立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红学文章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长期以来，人们了解俞平伯的这篇文章，主要是通过胡适1922年3月13日的日记。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谈到了顾颉刚和俞平伯两人对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意见，其中对顾颉刚的观点较为赞同:“颉刚来书，有一段论《红楼梦》事，甚有理。……颉刚此论最痛快。”并在其后回应蔡元培的文章《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中引用了其中的两个观点。但对俞平伯《对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一文则提出了批评意见:“平伯的驳论不很好;中有误点，如云‘宝玉逢魔乃后四十回内的事’(实乃二十五回中事)，内中只有一段可取。”
一篇三千多字的文章，“只有一段可取”，可见胡适对俞平伯的这篇文章是相当不满意的。虽然这只是日记中的话，但以胡适当时与顾颉刚、俞平伯关系之密切，俞平伯对他的意见应该是知道的。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俞平伯后来在自己的文集收录早年的各类文章时，都不收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到底都写了什么?为何让胡适不满意?以下稍作分析。
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胡适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中有误点，如云‘宝玉逢魔乃后四十四回内的事’(实乃二十五回中事)”，这句话是针对文章的这一部分而发的:“他又以第二法，因宝玉逢魔而推为允礽，他却不知道宝玉逢魔乃后四十回内的事，不特康熙年间人未曾梦见，即曹雪芹也未尝梦见(因依蔡先生的话，《红楼梦》是康熙年间的书)。蔡先生何得以此来推求呢?”俞平伯此说又是针对蔡元培的这段话而发的:“以宝玉曾逢魔魇而推为允礽，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国柱，用第二法也。”
《红楼梦》第二十五回写贾宝玉、王熙凤被马道婆施法“逢魔魇”，这件事确实不是在后四十回，胡适的批评是对的。俞平伯在写这篇文章之前，1920年1、2月间曾在去英国留学的船上熟读《红楼梦》，并和傅斯年细谈，1921年4—7月间，又和顾颉刚多次通信，讨论红学问题，准备校勘《红楼梦》，也写了《石头记底风格与作者底态度》等文章，按说对《红楼梦》的内容是相当熟悉的，不该犯这种错误，也许他将“宝玉逢魔”理解为贾宝玉失玉之后的疯癫了，这倒是后四十回里的内容。但不管怎么说，商榷文章里出现硬伤，这是大忌，最起码这一部分的反驳是无效的。胡适的不满意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除了这一处问题，文章还写了些什么?是否真如胡适所说的“只有一段可取”呢?
俞平伯的这篇文章是对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一文的商榷，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蔡元培的文章又是对胡适《红楼梦考证》一文的回应。蔡元培不认可胡适对自己红学研究是猜笨谜的批评，归纳了自己研究的三种方法，即“品性相类”“轶事有征”“姓名相关”，认为自己的态度是“审慎之至”。随后从四个方面进行反驳，其核心观点如下:一是考证作者、时代、版本固然重要，但考证作品的情节也是有价值的。二是索隐人名“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等作品都是可以这样研究的。三是自己对情节的索隐“有下落者记之，未有者姑阕之”，胡适文章对《红楼梦》人物、情节的考证也只是涉及作品的一部分，并没有解决书中的所有问题。四是根据甄贾宝玉、曹頫经历、作品措辞分寸、许三礼奏参徐乾学等例证说明《红楼梦》并非全写曹家之事。
文章最后重申“《石头记》原本，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为亲见高、徐、余、姜诸人者所草，后经曹雪芹增删，或亦许插入曹家故事，要未可以全书属之曹氏也”。相比《石头记索隐》，蔡元培在第六版的自序中吸收了胡适的一些观点，虽然不认可曹雪芹的作者权，但承认作品经过曹雪芹增删，也承认作品“插入曹家故事”的可能性。
俞平伯此前读过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一书，早在前一年与顾颉刚讨论红学问题时已表达了反对意见:“我想我们比那些红学家高明的地方，不是我们较聪明些，是我们较坦白老实些。他们所以迷了正路底缘故有两种:(1)先存了偏见然后去读《红楼梦》。(如蔡先生自己持民族主义，而谓雪芹亦持之甚挚。其实曹家是汉军旗，而强迫他去排满惜明，真是笑话。)……”
他这篇文章主要针对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的自序而发，其结构与蔡元培一文基本相同，对其观点逐条进行反驳。他首先指出蔡元培归纳的索隐三法存在问题，其得出的结论“都可以算作偶合的事情，不能当作铁证”，这是因为“他自己先有了成见，才能一个一个的比附上去”，并从正面提出研究《红楼梦》的三条途径，即“同时人的旁证”“作者底生平事迹及其性格”和“本书底叙言”。
随后针对蔡元培为自己辩解的四个方面，俞平伯逐一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肯定《红楼梦》的情节具有考证价值，但“考证情节未必定须附会，但《石头记索隐》确是用附会的方法来考证情节的”，随后接连提出几个反问，指出蔡元培对情节考证的认识是错误的，是自相矛盾的。对这一部分，胡适是比较满意的，他所说的“只有一段可取”即是指这一部分，并在日记中将其剪贴保存。
第二，针对蔡元培列举一系列小说作品例证为自己辩护，他认为蔡元培列举的索隐例证就是笨谜，如“非举出铁证，不足服反对者底心，这样的东扯西拉，是没有用的”。
第三，他认为蔡元培的态度虽然比较审慎，但“逐事比附，实在是‘可怜无益费精神’的事”，不过是牵强附会。
第四，针对蔡元培否定《红楼梦》写曹家家事的几个例证，他认为“‘真事隐’不过是改头换面，隐去姓名”，“甄宝玉是虚设以形容贾宝玉的，仿佛画中的背景，并非真是另有一人，甄家与贾家亦并非真是两家”，“曹頫底生平未能考定”，他做曹頫的影子还是有可能的。作者说话没有分寸的情况也有，但这只是书中的一小部分，“当从大体立论，不得以一语之征而概其全体”，至于许三礼奏参徐乾学之文，“蔡先生必须另有证据，方可自圆其说，仅仅东一鳞西一爪的比附，断断不能成为定论”。
对文章结尾蔡元培对《红楼梦》“康熙朝政治小说”的定性，俞平伯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这是“架空之谈”，指出蔡元培“既否认此书是雪芹做的，且又指不出究竟是谁做的”，这是自相矛盾的。他根据作品第一回的相关内容，重申胡适《红楼梦考证》中曹雪芹是作者的观点，认为作品之所以有“增删五次”之语，是因为“遮遮掩掩是中国文人底故态，雪芹亦未能免俗耳”。对蔡元培提出作品“插入曹家故事”的说法，他认为这不合情理:“在一部政治小说上，平空加入自己家内底事，曹雪芹莫非是个精神病者吗?不然，虽妄人也不至如此。”
总的来看，俞平伯写作此文的目的在维护胡适《红楼梦考证》中的观点，不认同蔡元培的红学观点及研究方法，对其辩解提出反驳。如果从辩论的角度来看，该文只是针对蔡元培的观点表达反对意见，同时提出自己的正面见解，基本上是点到为止，并没有进行论证，而且对蔡元培的研究也有一定程度的认可，比如承认其研究“十分审慎”等。这样要说服蔡元培是很难的，大概也是胡适不满意的地方。胡适之所以对顾颉刚的两点反驳意见比较欣赏，主要是因为他提出了新的思路，抓住了蔡元培观点的不合理之处，反驳较为有力。
不管胡适、俞平伯怎么评价这篇文章，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该文是新红学建立过程中的一篇重要文献，这是无可否认的，虽然未能收到《俞平伯论红楼梦》《俞平伯全集》中，但对研究者来说，则不能不注意，任其湮没。
就笔者的理解，该文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这是俞平伯早年一篇较为重要的红学论文，反映了他对《红楼梦》一些问题的认识，如作者、研究方法等，这在同一时期他写的《红楼梦辨》等其他著述中是没有的，通过该文可以较为全面的考察俞平伯的红学观。
值得一提的是，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1921年4月至10月间，俞平伯与顾颉刚书信往来谈论红学，其间俞平伯产生校勘《红楼梦》、创刊《红楼梦》研究刊物等设想。其后随着新学期开学，大家各忙各的事情，这些设想也都搁置下来。直到1922年2月，俞平伯看到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一文，又恢复了对《红楼梦》的兴趣，先是写了商榷文章，随即根据与顾颉刚的书信，写成《红楼梦辨》一书。对此，顾颉刚在该书序言中有明确的介绍:“去年二月，蔡子民先生发表他对于《红楼梦考证》的答辨。最奇怪的，这个答辨竟引不起红学的重兴，反而影响到平伯身上，使得他立刻回复以前的兴致，做成这部书。当时平伯看见了这篇，就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一篇回驳的文字。同时，他又寄我一信，告我一点大概;并希望我和他合做《红楼梦》的辨证，就把当时的通信整理成为一部书，使得社会上对于《红楼梦》可以有正当的了解和想象。我三月中南旋，平伯就于四月中从杭州来看我。我因为自己太忙，而他在去国之前尚有些空闲，劝他独力将这事担任了。他答应我回去后立刻起草，果然他再到苏州时，已经做成一半了。夏初，平伯到美国去，在上海候船，我去送他，那时他的全稿已完成了。”
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红楼梦辨》的序曲，如果不是由写作该文引发的学术兴趣，也许就没有《红楼梦辨》这部专著，最起码出版的时间要推迟，这样其在红学史上的地位可能就不一样。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这篇文章对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来说还是相当重要的。
其次，这是新红学建立时期的一篇重要文献。新红学的建立是多位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除了胡适，还有顾颉刚、俞平伯等。顾颉刚主要隐在幕后提供资料、观点，俞平伯则是站在前面摇旗呐喊，这篇文章就是很好的证明，他与蔡元培的论争可以看作是蔡胡红学论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这篇文章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新红学的建立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学术的新变，其中所体现的学术风气是值得后人学习借鉴的。俞平伯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写作这篇文章时，是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以这种身份对校长蔡元培的文章进行批评，而且言语犀利，毫不客气，这是需要学术勇气的。作为被批判方的蔡元培以平常心对待，这在当时无疑具有示范效应，代表着中国现代学术的良好开端。遗憾的是，这种学术精神后来未能得到很好的传承，即便在一个世纪后的当下，这样的论争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俞平伯《对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一文刊发于1922年3月7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专栏，署名为“平”，距今已整整一百年，现在颇不容易看到。为方便学界同仁阅读研究，笔者根据报纸原件照片及扫描件进行整理，附录于后。在整理过程中，得到高树伟兄的资料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① 比如孙玉蓉在《俞平伯年谱》(简编)中有如下介绍:“二月，读了蔡孑民发表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一文后，受到触动，又产生了讨论《红楼梦》的兴致。于是，作了《对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发表在本年三月七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署名‘平’。”内容如何，并未介绍。见《俞平伯全集》卷十，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47页。
②④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9、580—581页。
③ 该文刊于《努力周报》第2期(1922年5月14日)。
⑤ 俞平伯《对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1922年3月7日《时事新报》学灯专栏。以下所引该文，出处皆同，不再一一出注。
⑥⑦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⑧ 俞平伯1921年7月23日致顾颉刚函，载《俞平伯全集》第五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⑨ 顾颉刚《红楼梦辨》序，载《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第65页。
(本文作者:南京大学文学院，邮编:210023)
附录:
俞平伯
蔡孑民先生最近有关于讨论《红楼梦》的文章发表(见二月二十八日《时事新报》学灯栏)。他虽自己做了一种辩解，但使我不能无疑，谨以下列的论议各点，质之读者。
他在第一节引言里，提出他所用以推求的三法，且自以为审慎之至，但依我看来，所谓“品性相类”“轶事有征”“姓名相关”，都可以算作偶合的事情，不能当作铁证。这都因为他自己先有了成见，才能一个一个的比附上去。譬如他说:“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但古来豪放之士甚多，何以陈其年独与史湘云有关?他又以第二法，因宝玉逢魔而推为允礽，他却不知道宝玉逢魔乃后四十回内的事，不特康熙年间人未曾梦见，即曹雪芹也未尝梦见(因依蔡先生的话，《红楼梦》是康熙年间的书)。蔡先生何得以此来推求呢?至于后四十回是高君续作，这证据甚多，这里不赘及了(蔡先生在本文里，亦承认这个)。
他底三法，依我看来，并无一法可以凭依的，所以蔡先生虽然十分审慎，也不免走错了道路。胡适之先生底《红楼梦考证》，虽然所获不多，但所取的路径却极为正当，我并不说胡先生那文的断语，就是定论，但可信的程度，必定比《石头记索隐》要多得几倍。我终认定研究《红楼梦》，只有下列的三个途径，不知比他的三法如何?(1)同时人的旁证，(2)作者底生平事迹及其性格，(3)本书底叙言。如这些不可信，蔡先生底三法，岂不是更不可信了?我以为除掉这三条途径，我们更无从去窥测这书底本意。解释虽是欠圆满，但古人不可起于九原，这纯是无可奈何的事实。
这序底本文共分四节。第一节底大意是说著作底内容有考证底价值，这我极为同意。但我却不懂这一点与所辨论的何干?考证情节底有无价值是一件事，用附会的方法来考证情节是否有价值又是一件事，万不能并为一谈。考证情节未必定须附会，但《石头记索隐》确是用附会的方法来考证情节的。我始终不懂，为什么《红楼梦》底情节定须解成如此支离破碎?又为什么不如此便算不得情节底考证?为什么以《红楼梦》影射人物是考证情节，以《红楼梦》为自传，便不是考证情节?况且托尔斯泰底小说，后人说他是自传，蔡先生便不反对;而对于胡适之底话，便云“不能强我以承认”，则又何说?至于说《离骚》有寓意，但这亦并不与《红楼梦》相干。屈平是如此，曹雪芹并不因屈平如此而他也须如此，这其间无丝毫之因果关系，不成正当的推论。
在第二节文里，他举了许许多多的古人例证来为自己解嘲，而否认笨谜这个雅号。但古人这些事例，安见得便不是笨谜;虽不定是笨，总是可笑而无聊的。难道他以为侯石公影袁子才，纪献唐影年羹尧，是狠高明而有文学上的价值的吗?他说:“自胡先生视之，非皆笨谜乎?”我说:“以我观之，实是笨谜也!”至于胡先生底意思如何，则我却不敢知。他在此节之末又用《儒林外史》来推测《红楼梦》，则与上边引王逸解《离骚》之事，一样的说不过去。他说:“然而安徽第一大文豪且用之，安见汉军第一大文豪必不出此乎?”我并不是以为做了汉军第一大文豪便不许影射人物，我说的是，在实际上汉军第一大文豪并没有影射人物，若蔡先生以为不然，请问他又有什么证据呢?他非举出铁证，不足服反对者底心，这样的东扯西拉，是没有用的。
第三节，他说明索隐从不知盖阙的例，是他底审慎。这我也承认的。但他这样八十两、二十两的逐事比附，实在是“可怜无益费精神”的事!即使那一百两头有了下落，也依然是“很牵强的附会”。蔡先生又将何以自解?第四节所辩论有好几点。(1)他因真事隐去，故说不得以书中所叙的事为真，我姑且不辩，“真事隐”应如何解释。试问此书第一回所谓“亲见亲闻”“按迹寻踪”应如何说法?怕还可以作“非真”解释吗?若不能作如此解释，则与蔡先生的释“真事隐”，是否有矛盾呢?我底意思，“真事隐”不过是改头换面，隐去姓名，作者所谓“假语村言”“荒唐言”便是。至于关于真事隐的解释底孰是孰非原无定论，我并不想强人以必信啊!
(2)他论甄贾之辨，以为何必有甄贾两个宝玉?《红楼梦》设甄宝玉以形贾宝玉实在是个缺憾，前人如江顺怡君已有论及。但这层意思却并不难猜。作者不过为世俗心中的“真宝玉”写照，而自居于“假宝玉”。其实呢，真是假的，而假反是真的。作者不过借此写胸中底愤慨，并非定以两宝玉影自己一人。他又何屑把如此的俗子来做自己底影!但甄宝玉是虚设以形容贾宝玉的，仿佛画中的背景，并非真是另有一人，甄家与贾家亦并非真是两家。此意见本书第五回中贾宝玉到太虚幻境所看见的对联，有假作真时真亦假之语。
(3)他以曹頫未闻放学差，不足为贾政之影。但曹頫底生平未能考定，他究竟放了学差与否，我们并无从知道，又何尝有证据说明曹頫一生没有放过学差呢?我们所不知道的，应该安于不知道。不能因我底不知道而断言人底不如此。贾政有何不可以做曹頫底影子?
(4)他因作者说话没有分寸，而因此推测不是自述其生平，这实在是冤枉了。综观全书，只有蔡先生所说的两点，是稍为愤激一点的，这正是羯鼓的稀之意，故慷慨斥之不为留余地。至于以外叙述，则多过厚蕴藉之词(如不明明说秦氏是缢死的，而专用暗笔侧笔，便是此意)。我们批评一书当从大体立论，不得以一语之征而概其全体。《红楼梦》是自述的文章，正因为他有蕴藉的风格。
(5)他举许三礼奏参徐乾学之文，以明此书确是指高徐金姜诸人而作的。这也因为他有主观上的偏见，所以方附会得上去。说他是影射果然可以，说他是偶合，又何尝不可。总之，蔡先生必须另有证据，方可自圆其说，仅仅东一鳞西一爪的比附，断断不能成为定论。
(6)全文最使人怀疑的是末一节。他以为《石头记》是康熙朝政治小说，经雪芹增删，而插入曹家故事的，这样看来，他既否认此书是雪芹做的，且又指不出究竟是谁做的。这话如何能说得通。慢说曹雪芹做《红楼梦》，前人已有明说，他岂能一齐抹倒。且抹倒之后，他并说不出所以然来。所谓《石头记》是康熙时的政治小说全是架空之谈，何足以破胡适之底推断。况且他又何以知道经雪芹增删插入曹家故事?他所谓“或亦许”，正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话。八十回的《红楼梦》，是一气呵成的，稍有文学眼光的读者忽然感到。蔡先生能指出那几节是插入的吗?他能告诉我们怎样插法吗?
况且，若不说雪芹是《红楼梦》底作者，则此书与雪芹何干?蔡先生因本书有增删五次的话，而依字面直解，以为《石头记》是经雪芹增删的，而非他做的，其实这又未免太呆看了。本书第一回既云:“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悼红轩与怡红院当然是一而非二)，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阅到了十载之久，增删到了五次之多，目录章回都是他一手添的，那么老实说一句，便是他做的了，何必客气呢?作者不肯直说，这书是我底笔墨，故托辞是由他增删而成。蔡先生何必如此“刻舟求剑”、“胶柱鼓瑟”呢?譬如高鹗说后四十回是他从鼓担上搜求来的，但他底同时人张船山便老实不客气，说是足下底大笔。可见遮遮掩掩是中国文人底故态，雪芹亦未能免俗耳。
若照他说，在今本之外，另有一本经增删的本。我们试想，这本既无目录，又无章回，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虽尽我们想像，也颇不容易得一概念，这浑沦不名的原本，被曹先生，又增又删到了五次，删的是什么，书缺简脱，二百年之后，无从仿佛了。增的是什么，大约便是曹先生所谓“曹家故事”了。在一部政治小说上，平空加入自己家内底事，曹雪芹莫非是个精神病者吗?不然，虽妄人也不至如此。这么一部杂碎的小说，公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底文艺界，公然占了首座，这不是文艺同人底耻辱吗?像蔡先生这般的审慎，实在太审慎了。
蔡先生此文是对于他底北大同事胡适之先生来求商榷的。我非胡先生，却无端来岔嘴，实在是冒昧啊!故我此文，只曰“批评”，不曰“质疑”，胡先生想必另有意见，做他自己底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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