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乃为

　　内容提要:探春大丫鬟的名字有早期脂本上的“待书”与晚出程本上的“侍书”之异，孰正孰误，向无定论，应确待辨正。本文首先从甲戌本上脂砚斋对“待书”的有关批语入手，证明“待书”确系作者原创;接着考实“侍书”是宋明以来服侍皇帝读书的官名，小说中贾府被写成开国八公之一与当朝贵妃之家，当不会因用以命名小姐的丫鬟而或遭僭越及不恭之讥;并从作者的上代至亲曹寅是康熙皇帝实质上的“侍书”身份，更论定《红楼梦》作者决不可能用“侍书”命作丫鬟之名。然后比照与其地位相同的丫鬟名字抱琴、司棋、入画的语法结构与人名内涵，对“待书”作出几种既符合丫鬟身份、又符合小姐探春地位的解读，以辨正“待书”之名。最后叙说该结论可用以驳斥曾经颇有影响的“程前脂后”之说。

一、一个“无关宏旨”的“红学疑难”

《红楼梦》中探春大丫鬟的名字，有“待书”与“侍书”之异，在早期脂本中是“待书”，在程本中则是“侍书”。其孰正孰误，孰畅孰滞，向无定论。

　　脂本在前，程本在后;脂本是抄本，程本是刻本;脂本是残本，程本是全本。书籍流传的一般规律是刻本兴而抄本止，因此，后来的书商，包括1949年以后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在印行《红楼梦》通行读本的时候，均以程本为蓝本。于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人们只知有“侍书”而不知有“待书”，只有红学专家才知“待、侍”之异。

　　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重校《红楼梦》，选择早期抄本中较为完备的庚辰本为底本，才重视起这一问题。因庚辰本止于第八十回，前八十回中尊底本而用“待书”，并作简单注释;而第八十一回中“侍书”再出现时，则又依程本而换成“侍书”，再作说明。这应当是表示两名先后存续关系与权且让其并行的态度。红研所重校本是发行最多、影响最大的《红楼梦》读本，尽管对此丫鬟名字已作先后之别的处理，人们却并未用“待书”称谓她。只有在极为偶然的专门研论场合，例如在讨论关于《石头记》(《红楼梦》)人名演变或版本先后的论文中，才会有文章说到“待书”现象，而且一般还得冠上“脂本称‘待书’”。由此可知，“侍书”已是人们普遍接受的红楼人物的名字。

　　《红楼梦》中人物名字的演变是个普遍的问题，更是复杂的问题;有些是作者为创作需要、为塑造人物形象而主动作出的，有些是版本流传的过程中擅改或抄误的，有些可能是多重因素叠加造成的，因此，有些问题竟成疑难，例如:

　　1.贾母身边的珍珠，被贾母打发服侍宝玉，因珍珠姓花，宝玉便从陆游的“花气袭人知骤暖”诗句，改“珍珠”为“袭人”。

　　2.贾母见黛玉带来的丫鬟雪雁太小，唯恐服侍难得周全，派去了“鹦哥”，后来“鹦哥”消失，黛玉身边多出了“紫鹃”。学者认为，这应当是如同“珍珠”改“袭人”例，然而这一改名的过程或者是创作时疏失了，或者是传抄遗漏了。

　　3.“焙茗”而为“茗烟”，应当如同“鹦哥”改“紫鹃”之情形。

　　4.香菱的名字凡三四改，十分复杂。甲戌本上脂批“犹应怜”的“英莲”，在庚辰本是“英菊”，这有初文、抄误、抄者避讳等几种可能。但“英莲”到了薛家，换了环境，被薛家更名为“香菱”;薛蟠娶夏金桂，夏氏以为“桂花”才称得起“香”，于是改“香菱”为“秋菱”。此人名的演变就是多种因素的叠加。

　　5.庚辰本把“鸳鸯”写成“夗央”，我们可以判断作者原创是“鸳鸯”，抄写者偷懒简省笔画，才写成“夗央”。

　　6.庚辰本上的“黛玉”全写成“代玉”，似乎不能用抄者挑简省的笔画写做解释，抄者难道敢于冒犯这位《红楼梦》的主要人物，爱赌气爱噘嘴的林小姐?这应当是个仍待研究的问题。

　　7.庚辰本上贾府的一个小管家是蔡信，而甲戌本是却是“余信”，并且朱笔批有谐音“愚性”。因有学者认为这说明甲戌本后于庚辰本，解决这些问题，得费相当周折，须得凭借学理仔细研析。

　　…… ……

　　那么，待书、侍书之异属于上文列举的哪种呢?

　　“待书”而为“侍书”，或“侍书”而为“待书”，最初或许是因形似而导致形误。确实，“待”与“侍”两字太相似了，在手抄时代，两字的“行书”与“草书”极易混淆。但是，假如最终导致“将错就错”而“反客为主”，则必有原因。这应当是流行一段时间以后的淘汰后选择的结果。人们有“望文生义”的习惯，“侍书”语意明晰雅致，具有侍弄、整理、携拿书本与书具的意思，让它作擅长书法、喜爱读书、品质高雅的探春侍女的名字正相符合，此正与“抱琴”为元春抱琴，“司棋”为迎春司棋相一致。然而，“待书”，等待什么?对待什么?语意欠明，不知所指。于是，在《石头记》(《红楼梦》)的传播过程中，便“侍书”行而“待书”止了。

　　在红学界，对于文本异文，一般有“遵奉脂本”的习惯，然而，早期脂本上“待书”之名却并未获得“遵奉”，却从众而认可了“侍书”。“待书”与“侍书”之异，便一直并存着，这一问题虽无关乎宏旨，却俨然成为红学中的一个“疑难”问题。

二、“待书”是作者的原创

首先，我们要解决“待书”其名是否是《红楼梦》(《石头记》)作者原创的问题，或者说原创的可能性占多大成分的问题;其实，这问题本身就并不简单。

　　上文已说到，早期脂本上是“待书”，这就隐含了晚期脂本不是“待书”，而是“侍书”。譬如，也被看作脂本的甲辰本、舒序本、蒙府本就是“侍书”。早期脂本，指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这三种是以干支年号命名的本子，今见此三本虽已是过录本，而底本就是这三个年号时形成的，分别是1754(甲戌)、1759(己卯)、1706(庚辰)。其时，那个自称“披阅增删”的曹雪芹还健在，他至早在两年后的壬午年(1762)才逝世。而《甲辰本序》的署时是甲辰年，即1784年;舒序本舒序纪年是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即1789年，蒙府本又是源于戚序本系统的。

　　早期脂本理当有原始初本的意思，从而认定“待书”是作者的原创，还是有充分的理由的。然而，假如有人质疑问道:1.既然三本已是过录，即非原稿，何以证明未被抄误?2.脂批表明，曹雪芹遵从脂砚斋的意见而增删小说，又何以证明“侍书”不是曹雪芹遵脂砚斋意见所改呢?学术研究须得全面、细致、深入地考虑各种可能。

　　幸好，这一问题，早期脂本上还恰恰留下了重要的证据。

　　甲戌本不仅正文中是“待书”，而且在朱笔批语中也是“待书”，那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请看以下两例:

　　如今周瑞家的故顺路先往这里来，只见几个小丫头子都在抱厦内听呼唤呢。迎春的丫鬟司棋与探春的丫鬟待书二人正掀帘子出来……(甲戌本此处夹批:妙名。贾家四钗之鬟，暗以琴、棋、书、画四字列名，省力之甚，醒目之甚，却是俗中不俗处。——第七回)

　　见周瑞家的进来，惜春便问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将花匣打开，说明原故。惜春笑道:“我这里正和智能儿说，我明儿也剃了头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儿来，若剃了头，可把这花儿戴在那里呢?”说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鬟入画来收了。(甲戌本此处侧批:曰司棋，曰“待书”，曰入画;后文补抱琴。琴、棋、书、画四字最俗，上添一虚字则觉新雅。——第七回)

　　第一条引文的正文中有“待书”，批语中却用了省略语“书”;而第二条引文中只出现“入画”，而并未出现“待书”，批者写批语时才联系上“待书”等三位丫鬟的名字。此是说“待书”出现在脂砚斋的批语之中，表明“待书”这个人物名字，已经储存在脂砚斋的脑海之中。并且，接下来还有这样的评断:“琴、棋、书、画四字最俗，上添一个虚字则觉新雅”，可见批者还研究了“琴、棋、书、画”四个名词之前的动词“抱、司、待、入”四字，脂砚斋岂会记错与写错呢?

　　因此，《石头记》作者原创的是“待书”，批者脂砚斋记住的也是“待书”，这是毋庸怀疑的。

三、“侍书”不可能作《红楼梦》的人名

“侍书”不能作《红楼梦》的人名，尤其不能做贾府中的人名，这是由《红楼梦》创作背景的特殊性决定的。原因有二:

　　第一、“侍书”是官名。是侍奉帝王读书、为皇上掌管文书的官员。这一官职的名称，在宋、明时就有了。清代是承袭了前代而稍有改换。关于“侍书”的职份。我们看一下《明史·职官志》的记载:

　　翰林院。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并从五品侍读、侍讲各二人，并正六品《五经》博士九人，正八品，并世袭，别见(为见于别处)。典籍二人，从八品侍书二人，正九品。

　　侍书，掌以六书供侍。

　　建文时，仍设承旨，改侍读、侍讲两学士为文学博士，设文翰、文史二馆，文翰以居侍读、侍讲、侍书;《五经》博士、典籍、待诏，文史以居修撰、编修、检讨。

　　可见，“侍书”是与“侍读”“侍讲”同一类型的官，都是服侍皇帝读书的。我们对这些官所要思考的，不在其官阶有多高，而是与帝王的关系有多么密切。若用以作小姐丫鬟的人名，将小姐置以什么地位?小姐的身份是什么?小姐的父亲又是什么?若如是，岂非有“僭越”之嫌?因此，这一皇帝近侍的官职名称是应该避忌的。《红楼梦》不是一般的野史小说，写的是皇亲国戚之家，元春是当今皇妃。其“荣禧堂”的匾额就是当年老皇上所赐，并盖上“万几宸翰之宝”的印章。宁荣两公，是当初开国四王八公之一。元春省亲，贾府全家所思是:

　　顾恩思义(匾额)

　　天地启宏慈，赤子苍头同感戴;

　　古今垂旷典，九州岛万国被恩荣。(楹联)

　　请诸位思考，作者是这样的了解朝廷的礼制，描写小说中这样的人家，会把侍奉皇上的官职名称，用以作小姐的丫鬟的名字吗?

　　第二、更重要的是，在曹寅与康熙的关系之中，曹寅正是犹如“侍书”的身份。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中，把曹寅考定为“侍读”，这是不够准确的。上文所举明代的官职，是“侍讲”“侍读”“侍书”三种，前两种是“五品”;而“侍书”是“从八品”“正九品”，相差很多，“侍讲”与“侍读”，就是太子或皇上的老师;“侍书”呢，是“掌以六书供侍”，就是掌管皇帝的文房四宝及书本文具的。清承明制，“侍讲”“侍读”留下了，“侍书”却撤销了。为什么呢?是由亲近机灵的值得信赖的包衣替代了。

　　就曹寅说，是够不上“侍讲”或“侍读”的资格的，清朝太子、皇上的“侍讲”“侍读”职衔都很高，至少是进士，甚至是三鼎甲，在三品以上。内务府决定让哪位官员作皇帝的老师，始授之“侍读”官衔。例如晚清的翁同龢，是状元、侍读、侍讲;李小湖，是进士，侍读;夏同善是进士、侍读;潘祖荫，是探花、侍读;孙家鼐，是状元、侍读、侍讲。人们在文章书本中叙及“侍读”，常常径说是皇帝的老师。因此，没有进士科名的曹寅，是不可能授予“侍读”的，更何况曹寅(1658—1712)的年纪还小康熙(1654—1722)几岁呢。但是，曹寅与康熙的关系是特殊的。曹寅母亲孙夫人，是康熙的“保姆”，后来康熙南巡驻跸江宁织造府时，称孙夫人为“吾家老人”，并赐书“萱瑞堂”。因此，曹寅早年跟孙夫人入宫，服侍康熙是必然的;为康熙整理书籍、看管文房四宝、陪侍康熙读书，代替康熙受侍讲老师的戒尺，正是他足以荣耀的日常工作。顾景星《白茅堂诗文全集》卷二十二叶九《怀曹子清》诗，起云:“早入龙楼儤，还观中秘书”，确定了他的“侍书”的身份。“龙楼”，汉代太子宫门名。《汉书·成帝纪》:“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因此。“龙楼”，指太子所居之宫，即康熙当时读书时所居。儤，旧谓官吏连日值宿。唐李肇《翰林志》:“凡当直之次，自给舍丞郎入者，三直无儤;自起居御史郎官入，五直一儤;其余杂入者，十直三儤。”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下:“唐制，官新到官府并上者，谓之儤……《玉篇》云:‘儤，连直也。’”“还观中秘书”，就是能看到皇上康熙所看之书。因此，说曹寅是康熙的侍书是切合的。如此说来，作为曹寅后人的作者，会将探春的丫鬟取名“侍书”吗?

　　再说，从小说《红楼梦》之所描写，曹寅在小说中投射最多的偏偏是探春的父亲贾政。这里稍作论证。

　　例一，甲戌本第十六回回前总批第三条有一句著名的说出《红楼梦》原型对应事件的批语——“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现实中接待康熙南巡的是曹寅，小说中接待省亲的是贾政。因此，曹寅对应贾政。

　　例二，小说这样写甄应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呀呀，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曹寅也是接康熙驾四次。甄应嘉是“真应假”，是“甄应贾”。甄应嘉的儿子是甄宝玉，贾政的儿子是贾宝玉。因此，甄应嘉=曹寅=贾政。

　　例三，“淮扬盐政”的专职表达了强烈的暗示。生活中曹寅与李煦是郎舅，小说中贾政与林如海也是郎舅，小说是怎样描写“郎舅”轮作盐政的呢?

　　小说第二回道:“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本姑苏人氏，今钦点为巡盐御史”，同回又写道:“(贾雨村)那日偶又游至维扬地方，闻得今年盐政点的是林如海。”请特别注意的是“今年盐政点的”一语，就是说去年不是，明年也不是，是轮到今年才是!清代历史上，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只有曹寅与李煦郎舅逐年轮点淮扬盐政的事实，这小说中郎舅与现实中郎舅的对应，说明曹寅对应贾政。

　　由此可知，曹寅颇多映射贾政处，小说的作者会把曹寅身份的“侍书”，用作贾政女儿丫鬟的名字吗?

四、“待书”的几种解释

“待书”确实是《红楼梦》作者原有构思的名字，那么，这一名字到底作怎样的解释呢?显然，我们要考虑与其身份相类的抱琴、司棋、入画三名字的结构关联与内涵关联。

　　其一，待的本义是等待、对待、接待。这些本义中引申出“供给、给予”的意义，符合“待书”的内涵。这一引申义，在先秦时期就有了:

　　《周礼·天官·大府》:“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郑玄注:“待，犹给也。”(膳服:饮食服用。稍秣:牛马草料。)

　　《周礼·春官·小宗伯》:“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宾客。”郑玄注:“待者，有事则给之。”

　　郑玄的注释当然是权威的。而关于“待”之具有“供给”之义，还可以从“给待”一词得到佐证。这类词一看就知道是并列式的“同义合成词”。也就是说，“给”就是“待”，两者同义。

　　供奉之物，不可不厚;奉承之礼，不可不至;给待之人，不可不择;护卫之人，不可不严。

　　这段对偶的文字，相同位置的供奉、奉承、给待、护卫都是并列式“同义合成词”，因此，“待”与“给”是相同意义的。有趣的是，此文被收进《历代名臣奏议》中，“给待”成了“给侍”，假如给此“侍”字释义，显然仍从同结构的“同义合成词”中求得解释，“侍”就是“待”，就是“给”，供给。

　　又 成立当且仅当 (S,W,I,Z)=(S*,0,I*,0)。由LaSalle's不变集原理可知 S(+∞)=S*, I(+∞)=I*，因此系统(1)存在满足边界条件(2)的行波解。

　　庚辰，上赐宴于芳兰殿，命有司厚加给待。

　　此例中，“厚加”作“给待”的状语;“给待”当然是供给。

　　后来的“待茶”“待饭”“待衣”正是这一意思的延伸引用:

　　寒溪草堂，待饭不至;饥时书版，殊无笔力。

　　天下之民其阽于危而思即安也，不啻如饥之待哺，寒之待衣。

　　第一条黄庭坚跋文的本意是说他衣食无着，生活寒素，当然不是说“等待吃饭”。第二条康熙《王霸论》是说“百姓之处危而思安，何如饥饿时给吃的，寒冷时给穿的迫切呢”。

　　于是，“待书”，即是“供给书籍、书具”，这丫头是给小姐拿书具、书籍的。这样，“待书”的组成结构和内涵意义，就与抱琴、司棋相一致了。

　　其二，这里再提供关于“待书”的另几种解释，那是从“入画”这另一结构式获得的启发。

　　待字还有一个义项，是耽搁;停留。《广雅》谓“逗也”;就是“逗留”“留止”，有儃佪、徘徊、迟留、淹留、耽溺之意。例如，“待在家里”是“停留在家中”;“待在书中”就是“耽溺与书本里了”。工具书将此义项的读音标为(dāi)。

　　先说入画。“入画”的结构不同于抱琴、司棋以及上文解释的“待书”。入画，似是动宾结构，而从意义角度看是动补结构，是“进入画中”“迷于画境”的意思，那么“进入画境”的是谁呢?不可能是丫鬟入画，而是主子惜春。我们知道，小说中主子与丫鬟关系最糟糕的正是惜春与入画，在抄检大观园中，入画收藏了东府里贾珍赏于她哥哥的银子，被王善保家的视如赃物而欲严惩;入画告以缘故，连主事的凤姐都表示可以问询贾珍夫妇以明白真相，结果尤氏为入画作证，入画得以恢复清白之身。然而，惜春却不问青红皂白，硬是把入画赶出了大观园。这样的主仆关系，入画怎可被惜春画进画中?

　　可见，“入画”者只能是惜春自己。小说正是这样描写惜春的。她为了逃避诗社中自己不会作诗的尴尬，借口说，“要画大观园”，请了个长假，结果，大观园小姐们去看她画园，一无头绪，林黛玉说了一句著名的笑话:“这园子盖才盖了一年，如今要画自然得二年工夫呢。”因此，“进入画中”的惜春，被画所“迷”，把“入画”看作逃避现实的遁词;“入画”，其实是惜春形象的折射。

　　有鉴于此，“待书”其名，说的正是探春，是探春形象的折射。就是说，探春是一个迷恋于书艺、耽溺于书林的小姐。

　　那么，丫鬟名字可以是小姐形象的折射，能平移到元春、迎春身上吗?可以，没什么不妥。抱琴，就是说元春擅长弹琴;司棋，就是说迎春还会下棋。

　　而耽溺书林、迷恋书翰、沉溺书法，正是探春的写照。贾母领着刘姥姥参观探春的秋爽斋，是这样描写的:

　　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

　　这秋爽斋分明是书法家的书房。那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是写字用的。“各种名人法帖”“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米襄阳《烟雨图》”“颜鲁公墨迹”。这种描写铺陈，绝对是在写探春沉溺于书法，没有第二种解释。

　　探春痴迷、沉溺于书法，小说是有铺垫的。元春省亲回宫，下谕旨要探春誊录“省亲颂”诗集;探春亲笔写信予咫尺之远的宝玉，提议创建诗社，让宝玉夸奖一番。第一社海棠诗社，正是在秋爽斋开设，由探春供给纸张书具。

　　因此，待书，就是“耽溺于书法、书林之中”，这就可以如同入画那样，得到合理的解释。

　　其三，“待”字还一个重要义项是“依靠;依恃”。《汉语大词典》给出这样的例句与解释:

　　《商君书·农战》:“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明李贽《答友人书》:“既不是学，又不是性，吾真不知从何处而来也，或待因缘而来乎?”

　　康有为《大同书》己部第一章:“人口日众，室屋当增，家人嗷嗷，待于一人。”

　　商鞅说国家依恃“农战”，刘勰说文辞依恃“骨架”，李贽说依恃“因缘”，康有为说全家依恃“一人”。

　　而“待书”，仍同“入画”之理，所述在探春，谓探春依恃“书艺、书法”，上文例子已尽举，这里不再重复。

　　其四，“待”还通“持”。执持;持守。《仪礼·公食大夫礼》:“左人待载。”郑玄注:“古文待为持。”汉刘向《列女传·鲁公乘姒》:“君子谓公乘姒缘事而知弟之遇祸也，可谓智矣。待礼然后动，不苟触情，可谓贞矣。”

　　待书，解为“持书”，既符合于丫鬟其人，亦符合于小姐探春。

　　这四种解释哪一个是对的，笔者不敢自以为是，或是其中一种，或许几种糅合，或者有更切合的解释，以待大方之家。但是，“待书”，是有解的，是可解的;能同于抱琴、司棋的结构与含义;亦通于入画的结构与含义。因此，事实上，不是非“侍书”不可解;倒是《红楼梦》作者与作者家庭的特殊性，确实是不能以“侍书”来命名小姐的丫鬟。

五、一个驳斥“程前脂后”谬说的力证

这一辨考，对博大繁杂的红学说来，自然是微观而又微观，却无意中衍生出一项“重要”意义。那就是认定“待书”是作者的原创，且获得“待书”的切解，可否定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至今仍颇有市场的“程前脂后”之说。

　　“程前脂后”说，说的是在《红楼梦》的创作流传中，“程本”在前，“脂本”在后;此说中就包括“脂批伪托说”，此说曾经影响很大，不少青年学人盲目信从。

　　今拙文之所述，清晰地展示了“待书”演变成“侍书”的过程:

　　第一阶段是早期脂本时期，即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时期，在曹雪芹逝世之前，是“待书”。

　　第二阶段是晚期脂本时期，是甲辰本、舒序本、蒙府本等时期，那是在甲辰年以后，即1784年以后，此时被讹误成“侍书”。

　　第三阶段是程本时期，那在乾隆五十六年，即1791年以后，全是“侍书”。

　　假如是程本在前，作为曹寅后人的作者，怎么会把应当避忌的敏感词语“侍书”作为小姐的丫鬟的名字呢?从而使其既冒僭越之失，复冒不恭之讥?

　　假如说脂本在后，说脂本是照1791年以后的程本改篡而成，其时的批者与篡改者，为什么要把一个丫鬟的名字改动呢?是去避忌与自己毫不相干而且八十年前逝世的曹寅吗?这是完全说不通的。

　　可见，在红学领域中，“程前脂后”说是一种错误判断，其带给人们的是对红学基本常识的错误认知，从而被引入歧途，应当果决抛弃。

　　①② 徐乃为《红楼三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1—162、302页。

　　③ 以上两段见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周年扬州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特印(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七回第五页。

　　④ 文渊阁电子版《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明史，卷七十三。

　　⑤ 转引自周汝昌《红楼梦新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页。

　　⑥ 文渊阁电子版《四库全书》经部，书类，尚书讲义，卷二。

　　⑦ 文渊阁电子版《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南宋建炎至德佑《定斋集》卷六。

　　⑧ 文渊阁电子版《四库全书》纪事本末类，《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八下。

　　⑨ 文渊阁电子版《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一。

　　⑩ 文渊阁电子版《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清代，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