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治钧

　　内容提要:关于乾隆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民国递藏史，一粟《红楼梦书录》称“董康旧藏，后归陶洙”。此语源自陶洙亲口，跟董康或陶洙有过密切接触的红学家及藏书家，对此均无异议，甚至明确表示认可或赞同该说，证实该说可靠。董康购藏己卯本是在1935年末至1936年初，后者可能性更大。尔后，它主要由陶洙负责保管。这是因为董陶二人交谊甚笃，董又洞晓“心如耽于红学”。陶洙“影抄”功夫极精深，几可乱真。己卯本补抄部分、北师大藏本与庚辰本笔迹局部相似，甚不足为奇。己卯本与庚辰本均为古籍文献，真实可信，绝非赝品。董康死于1948年5月4日，临终前将己卯本正式馈赠给陶洙。

　　乾隆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原藏主，现知一是武裕庵，二是董康，三是陶洙。此抄本残存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今藏国家图书馆与国家博物馆。所谓己卯本现代原藏主董康与陶洙，专指国图藏本部分。

　　兹将相关情况扼要梳理一番，主要考察董康与己卯本及陶洙的切实关系。核心为三点:董康究竟是否己卯本原藏主?董康何时购得己卯本?董康为何将己卯本传给陶洙?另涉董康与陶洙各自的家世、生平、履历及交游情形。

一、己卯本首位民国原藏主董康

董康(1867—1948)原名受金，字授经，别作授金、绶金、绶经、受经、寿金、寿京，号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光绪庚寅进士，刑部主事、大理院推丞、法律馆纂修，又留学东京帝国大学，归国任大理院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先后执教东吴大学、上海法科大学、北京大学，战时出任伪华北政府委员、议政委常务委员、司法委委员长、最高法院院长，战后瘐毙宅中。工书，嗜藏弆，有《中国法制小史》《书舶庸谭》《曲海总目提要》《课花庵词》等。祖本仁，父介贵、母唐韫贞，兄祺，妻迟氏，子铁宝(妻梅镇安)、申宝(妻寿曼丽)，孙辈迈、恺、晨，重孙凌峰，重外孙女张宇白，友沈家本、王克敏、王赓、赵尊岳、郭则沄、史良，同榜文廷式、夏曾佑、俞明震、史履晋。参看董秉清编《宜兴胥井武进前街董氏合修家乘》(民国丁卯刊本)及董粹曾编《常州青果巷董氏族谱》(2019年家族自印本)。内中民国家乘，董康曾参与纂修，可信度甚高。

　　董本仁曾官山东章丘典史，转文登令，调观城知县，保升知州。荣成孙葆田《职官志·国朝宦迹》:“董本仁，字季容，江苏常州人，咸丰十一年权观城事。时城为贼陷，道路不通，从直隶大名入境，招集难民筑城为保。贼至，即以民夫偕团勇守御，人心亦渐固。越岁，城工竣，而教匪方炽，邑中恃以无恐。”(《山东通志》卷七六)江阴缪荃孙著录:“《秋瘦阁词》一卷，传钞稿本。武进闺秀唐韫贞撰。韫贞字佩衡，唐与忠女，适同邑董介贵。存词一卷。寿京比部，其次子也。”(《艺风堂藏书续记》卷七)此中“寿京比部”即董康。唐韫贞(1843—1893)字佩蘅(缪著讹)，其《秋瘦阁词》有光绪朝徐乃昌刊本，见《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第五集;另有《雨窗词》一卷，见《词综补遗》卷五三引《常州词录》。董介贵(?—1868)早逝，邑庠生，几无建树。董祺(1862—1921)原名受祺，字绶紫，光绪己丑举人，山东候补道、库伦镇抚使公署司法科长，因公殉职于外蒙古事变，大总统通令嘉奖议恤，附祀忠烈祠，有《吮雪词》《铸铁词》《碧云词》。董铁宝(1916—1968)与董申宝(1917—2010)昆仲及梅镇安(1918—2014)俱为著名科学家，爱国人士，成就卓越，誉望隆崇。

　　董康一门书香，诗礼传家，渐趋西化，在近现代史上有一定代表性。关于董康即《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民国原藏主，首先见诸周绍良与朱南铣笔下。一粟《红楼梦书录》:“此本董康旧藏，后归陶洙，现归文化部。”该书录初版于1958年4月中，彼时陶洙尚健在。周绍良与陶洙私交甚笃，所言当源自陶洙，可信度极大。除非陶撒谎，但撒谎的动机何在?委实无从想象。2001年10月18日，周绍良对特意前来叩询的曹立波说:“陶心如抄过庚辰本。当时庚辰本十两金子，己卯本一两金子。陶心如抄的庚辰本，用己卯本改过。我和他来往很多的时候，是在1952到1953年，那时他自己抄的书(指庚辰本)已经卖掉了。我认识陶心如时，他的书已经不全了。……我和他来往是来往，但不是搞《红楼梦》。他抄书的本领很大，抄过很多善本书。我们请他补书，给他点儿钱，他很穷。”周绍良与陶洙曾有交往，一度过从频密，此毫无疑龊。故而《红楼梦书录》所谓“此本董康旧藏，后归陶洙”之说相当可靠。

　　对此，同样跟陶洙有过亲密接触的俞平伯毫无异议。1953年10月30日，俞平伯已大体完成《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的整理工作，撰写引言说:己卯本、甲辰本、戚序本“在我手边”，至于甲戌本“我现在有的是近人将那本脂评过录在己卯本上的”，而庚辰本“藏西郊北京大学，我有它的照片”。一般估计，俞平伯当时掌握的己卯本原件及摄影蓝晒庚辰本均来自陶洙，起码己卯本原件只能如此。翌年3月30日，俞平伯在香港推出《红楼梦随笔》第二十八则:“曹雪芹的画像，前闻陶忆园先生说，在上海曾见两种:……据陶先生云两帧相貌相同，自属可信。”此证俞平伯与陶洙确有私交。俞平伯亲手使用过己卯原本，倘对《红楼梦书录》“此本董康旧藏”之说持异议，定会明言。岂止此也，跟陶洙有过密切接触的汪吉麟、朱启钤、夏仁虎、商衍鎏、沈钧儒、陈半丁、陈叔通、黄炎培、陈垣、叶恭绰、沈尹默、郑家相、尹文、于照、汪旭初、胡佩衡、曹家麒、彭醇士、溥儒、陈之佛、汪慎生、张伯驹、黄君璧、徐操、马晋、惠均、金启静、郑曼青、金南萱、傅抱石、赵万里、何瀛、吴恩裕、周汝昌等，均及见《红楼梦书录》付梓乃至增订，也都对“此本董康旧藏”说无异议。其中赵万里是王国维弟子，写过《红楼梦》版本方面的专题论文，身为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己卯本入藏北图为善本，必经赵手;吴恩裕专门研究过己卯本的散失部分，结论为此本源出怡亲王府;周汝昌使用过影印己卯本，著述连篇累牍，屡屡提及陶洙。他们仨若不赞同“此本董康旧藏”说，绝不会长期保持缄默。事实上，吴恩裕和周汝昌都重复过《红楼梦书录》中的相关说法，表示认可并赞同“此本董康旧藏，后归陶洙”之说，见《己卯本〈石头记〉散失部分的发现及其意义》(载《光明日报》1975年3月24日)及《红楼梦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己卯本条。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此本董康旧藏”说当属可信。

　　聊起红学家，莫忘掉顾颉刚。看看他的日记。民国丙戌1946年9月17日星期二(农历八月廿二日):

　　到蜀腴赴宴。九时许到温知书店，为写刘季洪信。今晚同席:徐森玉、陶心如、郑振铎、陈乃乾、谢刚主、顾起潜、徐伯郊(文坰)、孙实君(以上客)、孙助廉(主)。

　　内中“蜀腴”是一家川菜馆，位于沪上广西北路。陶洙既出席晚宴，则大家都是他的熟人。徐森玉详下。郑振铎(1898—1958)是阳历10月17日遇难的，那时《红楼梦书录》已初版半年多。陈乾(1896—1971)字乃乾，浙江海宁人，上海通志馆及文献委员会编纂;谢国桢(1901—1982)字刚主，河南安阳人，中央大学教授;顾廷龙(1904—1998)字起潜，苏州人，上海合众图书馆总干事;徐文坰(1913—2002)字伯郊，浙江吴兴人，上海银行经理;孙诚温(1902—1966)字实君，河北冀县人，修文堂主人;孙诚俭(1905—1970)字助廉，诚温之弟，温知书店老板。同席者全是古籍文献方面的第一流行家，顾颉刚与郑振铎还是红学家，他们均及见《红楼梦书录》初版，完全不可能谁都不晓得“此本董康旧藏，后归陶洙”之说，却俱无异议。此时董康系狱，陶洙竟尔无恙。

　　认识陶洙的学者无异议，认识董康的学者也无异议，例如徐鸿宝(1881—1971)，字森玉，浙江吴兴人，曾任京师图书馆采访部主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国务院文史馆副馆长、上海博物馆馆长;再如张宗祥(1882—1965)，字阆声，号冷僧，浙江海宁人，曾任京师图书馆主任、浙江教育厅长、浙江文史馆副馆长，有《铁如意馆随笔》。我在《徐星署小考》中已揭示，董康、徐星署、徐鸿宝、张宗祥等同为傅增湘祭书会中人，彼此甚熟稔。徐张两公也都是陶洙的老朋友，陶张二氏同为秦淮畸社社员。徐鸿宝和张宗祥均及见《红楼梦书录》初版，若知“此本董康旧藏”说欠妥，也会出面讲话的。当然，他俩都不是红学家，对于“此本董康旧藏”说或许没感觉，无所谓，或许皆不能肯定该说正确与否，只得乖乖闭嘴。另有一种可能，隔行如隔山，他俩压根便不晓得该说存在。

　　那么，现请出一位大牌红学家。胡适是读过《红楼梦书录》初版的，他也跟董康有过来往。且看1960年5月30日的胡适日记:

　　史语所新得的大陆出版物四十多种，其中有一部分的纸张很粗糙。有一粟编的《红楼梦书录》一册。《例言》中说:……所记“新月书店”一段，荒谬之至!我抄存此段，作大陆的学人作风。此录又记:“过录乾隆己卯(1759)冬月脂砚斋四阅评本石头记……此本董康旧藏，后归陶洙，现归文化部。”又记:……一粟不知是谁?

　　胡适横眉立目(甚罕觏)，痛诋关于“新月书店”那一段，毫不客气，却对“此本董康旧藏”说未驳一辞。翌年5月18日他为影印甲戌本写跋时说:“近年武进陶洙家又出来了一部‘乾隆己卯(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冬月脂砚斋四阅评本石头记’，止残存三十八回:……这个己卯本我没有见过。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说，己卯本三十八回，其中二十九回是有脂评的。据说此本原是董康的藏书，后来归陶洙。”胡适还写道:“后来因为我宣传了脂砚甲戌本如何重要，爱收小说杂书的董康、王克敏、陶湘诸位先生方才注意到向来没人注意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类的钞本。”显而易见，胡适对《红楼梦书录》“此本董康旧藏，后归陶洙”是认可的，甚至是赞同的。他特地谈到董康、王克敏、陶湘及陶洙受他影响，皆缘己卯本与庚辰本。

　　胡适比董康小二十四岁，两人却是老相识、忘年交，有胡适日记为证:

　　(1922年7月1日)与董授经谈政治。此人是一个好人，但不配处于这个时代这个地位。我很可怜他。他问我对时局的意见，我劝他主张“临时政府”之说，可以解决一切纠纷，可以消除南方的意见。他颇赞成此议，并说“黄陂是可以做到这个办法的”。(眉注:“他自己说，司法界中人才，他还知道;财政人才，竟是‘两眼墨漆黑’!”)

　　(1933年6月14日)哲生举一例更好。……我提了三个名字给哲生，请他添聘为宪法顾问:林行规、董康、孟森。

　　(1934年9月9日)晚饭席上与董康、傅增湘、章钰、孟森诸老辈谈，甚感觉此辈人都是在过去世界里生活。章式之(钰)已七十岁，精神极好。

　　董康、傅增湘、章钰都是藏园祭书会中人，醉心旧笈。孟森(1869—1938)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清史专家，北大教授。如果这几位老前辈纵谈古籍庋藏镌刻之类话题，胡适定会觉得索然无味，并暗自发噱。尽管如此，他还是喜欢敷衍周旋。董康《书舶庸谭》将付剞劂，胡适1930年6月28日晚间欣然命笔作序，赞扬说:“董先生是近几十年来搜罗民间文学最有功的人，他在这四卷书里记录了许多在日本流传的旧本小说，使将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因此知道史料的所在。”末署“十九、六、廿八夜”。董康与胡适彼此熟悉、欣赏、默契到一定程度，方有此序。因此，胡适认可《红楼梦书录》“此本董康旧藏”才显得特别有意义。新红学宗师必定是信息交汇点，胡适一人常可代表学界态度。同时理应承认“此本董康旧藏”说，证项略嫌孤单(多为默证)，须继续探索。

　　对于《红楼梦书录》此说，学界普遍采纳。首篇专题论文的作者陈仲竾便说:“此本旧为董康所藏，后归陶洙。……此本一向为董、陶二家私藏，仅其故交几个人曾据以传钞，此外寓目者很少。解放后，此本归于国家，移交北京图书馆。”陈仲竾(约1910—?)一名仲箎，湖北广水人，供职北京图书馆展览部，有《中国营造图案史概述》。陈仲竾与陶洙相识，二人曾同为中国营造学社社员。

　　迄今所知，除董康及陶洙外，最早阅读并使用己卯原本的红学家是俞平伯，随后是王佩璋、陈仲竾。至于郑振铎、赵万里，详情俟考。后面还会提到邓之诚、王克敏、傅增湘、徐星署等为己卯本寓目者，他们都不算红学家。

二、董康何时购得己卯本

胡适说“这个己卯本我没有见过”令话题转向，促使我们追问:董康何时购得己卯本?倘若较早，譬如1930年前后，胡适便有机会获悉并读到它。此以董胡交谊为前提。胡适既没见过己卯本，表明此本到董康手里是有点晚的，即在1933年1月22日胡适读罢庚辰本之后，又在1948年5月4日董康病故之前。关于董康卒年，以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均欠精准。今已明白确定，归功于红学界外。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新宇《董康与近代中国的法律改革》附注:

　　北京市档案馆所藏档案详细地记载了董康逝世的情况。档案号J184－002－04391，北平市警察局档案，1948年5月4日义字64号第二分驻所“呈为地院会同检验董康因病身死由”:一据第七段警长程启新报称，本日十四时馀有地方法院检察官任维屏、检验员傅长林等到段会同声称，因管界西砖胡同甲九号住户董康，系汉奸案保外医治，现因病故，前往查验等语。二当由该长带同户警锺毓杰随同前往，由该员等验得该尸委系无伤因病身死，当发给抬埋执照一纸走去，除先行电报分局外，理合附同知会一纸一并呈报。巡官×××呈。

　　董康终年81周岁，也算高寿了。西砖胡同位于北平市南城原宣武区中部，在宣南坊范围内，明朝叫砖儿胡同，北起广安门内大街，南接七井胡同，西交醋章、培育两胡同及法源寺前后街，东会莲花、永庆两胡同。检察官任维屏是河北涿县人，北京法大学校毕业，京兆司法协进会干事，1946年冬曾参与勘验白云观道士火烧住持致死案，在当时社会有一定知名度。董康身负汉奸罪案，不是个普通人，所以他的死颇受重视。以往传言瘐毙狱中，讹误，应予纠正。

　　关于董康何时购得己卯本，梅节进行过认真探讨。他说:“此本解放前原为陶洙(心如)所藏，而陶洙自云得自董康。”随即逐步展开辩证，结论是:“我们大致可以肯定，董康购得己卯本的时间，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其间梅文有个较为严重的历史误会，即认为胡适撰写于1933年1月22日的《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没有立刻发表，董康也便不能及时读到它。而实际上，胡适此文不仅立刻发表了，并且还是提前发表的。因《国学季刊》延迟出版，胡适此文居然是刊登在去年(1932)第3卷第4期上的。换言之，写成于今年，发表在去年，彷佛时光倒流。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梅文这一小小瑕疵，使得上引结论的准确性大可怀疑。前边讲过，胡适与董康有交情，董康购得己卯本不会太早(例如“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否则胡适就有机会寓目了。现将梅文的证据粗粗检视一番，引文凡出自梅文者不再另行注释，仅点明舛讹。

　　董康《书舶庸谭》卷一下，民国丙寅1927年1月24日:“吾国胡适之好搜辑小说家文字，余亦颇欲撰小说家列传，苦于所见不多。”又卷四下，民国丁卯1927年4月27日:

　　(绮云)生平酷嗜《石头记》，先慈尝语之云:幼时见是书原本，林薛夭亡，荣宁衰替，宝玉糟糠之配实维湘云，此回目中所以有“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也。绮云欲本此意，改窜最后数十回，名《三妇艳》，以补其憾，惜削稿未就也。

　　内中“先慈”即唐韫贞。时董康年逾花甲，其母已逝三十四载。此证董康喜欢《红楼梦》，他的母亲和妻妾(绮云即绮卿)也都是《红楼梦》爱好者，这毫无问题。关于“宝玉糟糠之配实维湘云”传说甚夥，与此处题旨无涉，从略。这时候胡适还没从胡星垣手里买到甲戌本(尚差数月)，董康也不像买到己卯本的样子，否则自应顺带提及。冯其庸《论己卯本——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序》亦持此议。

　　董康《书舶庸谭》卷七，民国甲戌1934年1月13日:

　　狩野与余评论《水浒》及《红楼》人物。余于《水浒》之宋公明无所可否，金圣叹极端攻击，未为至论。然第一流当属林教头。若《红楼》一书，评者皆扬林抑薛，且指薛为柔奸。余尝阅脂研斋主人第四次定本，注中言林薛属一人。脂研斋主人即雪芹之号，实怡红公子之代名。卷中写薛之美，如天仙化人，令人不忍狎视;写其情，不脱闺娃态度，纯用虚笔出之。设置二人于此，吾知倾倒宝儿者必多于颦卿也。狩野深韪余言。

　　内中“狩野”指狩野直喜(1868—1947)，字子温，号君山，别署半农人，日本熊本县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实证派汉学家，工汉诗，有《君山诗草》及《支那学文薮》，友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张元济。狩野之名梅文作“直吉”，形讹。“属林教头”梅文作“属之林教师”。又“脂研斋”一名凡两见，梅文均作“脂砚斋”固然正确，但于董康原文则音讹。

　　董康说“余尝阅脂研斋主人第四次定本”何意?倘若那就是他所购得的己卯本，必当明言之，此处语气显然不是，而“注中言林薛属一人”尤堪瞩目。脂批:“钗玉名虽两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馀，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庚辰本第四十二回总评)现存己卯本缺此回，无此批。董康具备充足条件“尝阅”庚辰本原物。我在《徐星署小考》中揭示，至迟1922年初，董康跟徐星署已打得火热。他俩同是傅增湘祭书会中人。又“脂研斋主人即雪芹之号，实怡红公子之代名”显示，董康的确受到了胡适的直接影响及深刻影响。董康不仅读过《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8年早春谈甲戌本)，而且读过《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据此可以肯定，董康借阅过庚辰原本，此时(1934年初)他还没有购得己卯本。

　　董康《书舶庸谭》卷八下，民国乙亥即1935年5月13日:

　　三时许，诣文化研究会访狩野，并晤仓石、吉川。会中所储丛书全部皆由兰泉让渡，以故与心如相契尤深。导心如至二阶，逐一摩沙。陶氏以聚丛书鸣于一时，各部精选初印及足本，于藏宋元旧椠外特树一帜。归途至佐佐木书店，购紫式部《源氏物语》一部。此书纪宫闱琐事，俨然吾国之《红楼梦》，惜文笔为当日方言，非深于和学者，无从味其神境也。心如耽于红学，曾见脂砚斋第四次改本，著《脂砚余闻》一篇，始知是书为雪芹写家门之荣菀，通行本评语乃隔靴搔痒耳。

　　内中“仓石、吉川”是日本汉学家仓石武四郎(1897—1975)与吉川幸次郎(1904—1980)，“兰泉”“陶氏”是陶湘(1871—1941)，号涉园;“心如”即陶洙。此番是董康第七次东渡扶桑，为时二十五天，即从1935年4月23日至5月18日，乃应彼国斯文会邀请，参加东京孔子圣堂落成典礼。董康偕陶洙同行，委以秘书职任，可窥亲谊之一斑。“紫式部”梅文“式”讹“色”。

　　董康说“心如耽于红学”所关非细，又讲陶洙“曾见脂砚斋第四次改本”，这仍不像董康所购己卯本，否则加一“余”字作“曾见余脂砚斋……”即可，何等径捷。陶洙所见应即徐星署购藏的庚辰本。董康既借阅过庚辰本，陶洙要读到它便很容易，遂给董康留下个“心如耽于红学”的强烈印象。可惜《脂砚余闻》已失传。读者记清，直至1935年5月13日，董康仍未购得己卯本。五天之后的18日星期六，董康、陶洙一行才买舟归国，购得己卯本当在此后。按《书舶庸谭》日期用阳历，无须换算。

　　由于时代不断进步，条件渐渐改善，一些珍稀材料陆陆续续披露出来，个中谜团似可迎刃而解。查己卯本上原有陶洙题记若干(旧影印本删)，先引三则:

　　(1)庚辰本校讫。丙子三月。(第二十回卷末)

　　(2)此本照庚辰本校讫。廿五年丙子三月。(第三十一回卷首)

　　(3)三十六回至四十回庚辰本校讫。廿五年丙子三月。(第四十回卷末)

　　按“廿五年丙子三月”是农历，杏花凋谢的暮春时节，公元阳历为1936年3月23日至4月20日谷雨，中间插入个清明节。该年农历三月为闰月，既然陶洙未写“闰三月”，今只能如上理解。他校己卯本，用的是庚辰本原件还是摄影蓝晒庚辰本?姑且不去管它。这些题记全是写在己卯本上的，那么“廿五年丙子三月”便是董康购得己卯本的时间下限。换言之，董康购得己卯本当在1935年5月18日至翌年4月20日之间，范围将近一整年。

　　董康所藏己卯本共计三十八回，即第一至二十回、第三十一至四十回、第六十一至七十回(武裕庵抄配第六十四、六十七两回)，另有零星残缺。假设陶洙校讫头二十回是在“丙子三月”初，已知校讫第三十一至四十回犹未出“丙子三月”，可见他大概二十天校十回，平均两天校一回，速度适中。由此推算，他开始校对的时间大约是农历正月中下旬(丙子元宵节前后)，阳历则是1936年2月7日前后。董康与陶洙同乡忘年，交谊匪浅，董康又深谙“心如耽于红学”，而持己卯、庚辰两本互校又是详尽了解己卯本价值的必由之路，相对年轻些的陶洙理当出工出力、尽心尽责，故董康必在购得己卯本之后，第一时间出示给陶洙，两个本子互校随即启动。董康与徐星署是老朋友，此前已借阅过庚辰本，这番再借有何难哉?倘陶洙此际已获摄影蓝晒庚辰本，那就更方便了，不用担心窝工。据此估量，董康购得己卯本的时间，笼统讲是1935年底至1936年初;具体讲(即最大可能)是1936年2月初，刚过农历丙子新年，元宵节未至。每临新春，各类古董交易都比较频繁顺畅，旧书店顾客盈门、生意兴隆，苕贾们穿梭往来、忙忙碌碌。董康此时收得己卯本，实不足为奇。除了叫陶洙两本互校，董康起码会让老朋友徐星署、傅增湘、王克敏、郭则沄等开开眼。此时董康和陶洙在哪里?上海还是北平?应为北平，因董康已执教于北大法律系。二十三年后的1959年冬，己卯本残卷现身中国书店，由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于冠英偕王宏钧购得。据之判断，董康购得己卯本的具体地点，当为北平琉璃厂某书肆。

　　另有一项旁证，见邓之诚《五石斋文史札记》1936年11月20日(九月廿八日):

　　小陶来，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见示，大约脂砚即曹雪芹以宝玉自命者。

　　此“小陶”即陶洙，相对于他的堂兄陶湘而言。邓之诚(1887—1960)字文如，号明斋，江苏江宁人，北大历史系教授，有《骨董琐记》和《清诗纪事初编》等，时居北平。

　　陶洙此来，所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必即己卯本，则前此董康业已购得，料无疑义。十载后的1946年6月21日(五月廿二日)邓之诚在徐府亲睹过庚辰本原物，又十载后的1956年12月19日(冬月十八日)还回顾过前事，见邓氏文史札记(《徐星署小考》已引)，邓均未讲陶洙今日所持即庚辰本，陶洙也决不可能拿一套摄影蓝晒庚辰本去向大行家邓之诚显摆。那样做纯属丢人现眼。脂砚斋=曹雪芹=贾宝玉，这是胡适、俞平伯、顾颉刚以来经董康到陶洙的一贯认知，陶洙所撰《脂砚馀闻》也无非这类见解。既出示己卯本，陶定会向邓申明本子来历，如董康今年初购藏云云。邓之诚关心红学，也及见《红楼梦书录》初版，能够知晓“此本董康旧藏，后归陶洙”等语，何况还亲见过己卯、庚辰两本原物，可谓眼福奇绝，却未尝提出任何异议，可证“此本董康旧藏”之说确乎无误。

　　陶洙拿己卯本给邓之诚看，似属自作主张。照理讲，董康购得己卯本，该应首先拿给胡适瞧瞧的，却竟没有，以致胡适二十五年之后嘟哝说“这个己卯本我没有见过”。此中蹊跷或差池，现无从参详。也许董康觉得该本残缺过甚，羞于示人;也许觉得不必着急，有的是机会。孰料翌年(1937年丁丑)爆发卢沟桥事变，董康与胡适分道扬镳、各谋其是，无缘面对面切磋红学了。

　　陶洙不仅亲校己卯本，还携掣此本到处炫耀，貌似珍若敝帚、视若己物，未免可哂。细味则不好笑，因该本最终就是落到了陶洙手里，如有神助，恍含天意，其实顺理成章。

三、己卯本第二位民国原藏主陶洙

陶洙(1878—1959)字心如，一作星如，号忆园，江苏武进人。前清附生，江苏巡抚陈夔龙幕客，北洋政府内务部佥事科长、政事堂礼制馆绘图主任、典礼司司长及芜湖关监督，国民政府时期赋闲，先后加入秦淮畸社、中国画学研究会、古泉学社、西山画社、中国营造学社、苏州正社、聊园词社、蛰园律社，参与校勘《营造法式》、编纂《清儒学案》，战时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司法委员会秘书长。居北京城南安平胡同，己亥冬殁于寓所。工书画，喜藏弆，著述多散佚。祖世赞，父辈锡番、锡祺、恩泽，从兄珙、湘、瑢，子祖伟，侄祖光、祖毅、祖椿，孙女扬，侄孙宗震，友董康、郭则沄、陈仲竾、阚铎，徒弟潘素。参看陶珙等《溧阳陶氏迁常支谱》(民国乙亥石印本)及高文晶《陶洙校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春硕士学位论文)。其幼子陶祖伟(1934—1992)生前是北京八中校长。

　　关于陶洙生平事迹，红学界所知偏少。宁夏图书馆的白淑春《中国藏书家缀补录》饶富新意，显有独立于红学领域的信息渠道，较为特殊，如昧于诞岁却详知忌季，甚觉宝贵，兹迻录数段:

　　陶氏喜藏文玩古籍，鉴赏古泉尤精。其收藏中以画谱诗词书籍和古泉拓本最多，尤其注意收集抄本、稿本书;所藏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间传抄本《永乐大典》八卷(四册)，原本早已不传，赖此得以保存，极为珍贵，所憾是未按原本行格字数。1959年中华书局将这四册抄本与其他藏本一并影印出版;收藏中还有一百二十回旧抄本《红楼梦》，朱黄批校;所藏古泉拓本尤多。

　　陶氏擅书画，俱臻妙境。常影抄古本时，绘制插图，毕真毕肖，如非认真详审，几可乱真。董康影印宋本《周礼疏》时，其中缺叶部分由陶氏据阮刻《十三经注疏》之疏文，摹仿宋刻本字体将缺叶抄配齐全，后又以影印本上版刻印，其抄配部分如无知底细者均不能辨，一时为书林称颂。

　　陶氏与董授经(康)交谊最厚;热心代人校刊书籍，曾代其从兄陶湘(字兰泉)校刊宋《营造法式》，代天津徐世昌刊印《清儒学案》。陶氏晚年生活紧迫，平生所藏陆续散出。

　　内中“收藏中还有一百二十回旧抄本《红楼梦》，朱黄批校”闻所未闻，当即己卯本之讹传。这个说法，表明宁图的白淑春对红学相当隔膜。

　　又“影抄古本”一节勾起一段往事。倏忽十四载前(2008年夏季)有人在网上抛出激烈指控，称己卯本上陶洙补抄庚辰本文字、燕大庚辰本、北师大藏本，三者局部笔迹高度近似，几乎毫无二致，纯然出乎一手，故庚辰本绝对是假古籍，伪造者即陶洙。非仅如此，全部脂本皆赝品，伪造者都是陶洙。当时有学者指出陶洙乃“影抄”庚辰本，故字迹相似，惟妙惟肖，却遭讦斥，詈辞嚣嚣，闻者莫名惊诧。同时《新世纪周刊》记者许荻晔报道:“这篇题为《百年红学造假第一大案水落石出人赃俱获》的博客7月21日发表，截至7月31日，点击量已近10万。”那么知道该事件的，及今应不下百万。事虽歇，笔迹一模一样属实，尚欠合理解释。今读白著，终获答案，真相为之大白。陶洙身怀绝技，确乎具备特异本领，他的“影抄”功夫果然分外了得，非常人所能想象。盼白淑春披露资料来源。苕溪渔隐《痴人说梦》作证，甲戌、己卯、庚辰、杨藏、列藏、蒙府、戚序、南图、舒序、甲辰、郑藏本均为珍贵的古籍文献，真实可信，绝非赝品。

　　白著说“陶氏与董授经(康)交谊最厚”亦属实情，甄选贬义词一丘之貉、一路货色、如蚁附膻、狼狈为奸、彼沆此瀣、臭味相投、同恶互济、同流合污……来形容也可以，他俩确曾失足附逆，背叛国家民族，大节有亏。因不惟武进同乡，他们两个家族还住常州古运河北岸同一条青果巷，世代比邻，姻戚绵延，简直亲过一府，所以董康与陶洙一见如故，堪称莫逆。二人相差十一岁，亦师亦友，如兄如弟，从来知己可忘年。张伯驹《旧僧》:

　　抛却袈裟换布袍，随人茶饭住僧寮。董家版本今何在?长念先生五柳陶。(寺僧长修已还俗，仍居寺司杂役，旧在法源寺，随故老友陶心如先生为董康刻书。)

　　陶洙为董康刻书，上引白著已谈及，旧时人所共知。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另有袁克定或袁克文。张袁两家俱为河南项城人氏，早已相熟。民初袁世凯要登基称帝，身居内务部典礼司司长的陶洙忙前忙后一通张罗，诸如设计衣冠、敲定礼仪、布置会场……均须安排妥帖。张伯驹暮龄回忆过此事，那时候他便认识了年近不惑的小个子陶洙，后来他俩又同是蛰园律社社员，经常一起吟诗作赋猜灯谜，也少不了偶尔聚首欣赏奇书古画。张伯驹最后一任夫人叫潘素(1915—1992)，字慧素，苏州人氏，全国政协委员，工山水花鸟，代表作《黄叶村著书图》，陶洙是她的绘画老师之一。董康与陶洙交谊怎样，张伯驹知情，潘素也知情。对《红楼梦书录》“此本董康旧藏，后归陶洙”张伯驹无异议，潘素也无异议。张伯驹名士风度，迷恋红学，有不同见解是会张口的。

　　董康《书舶庸谭》每每写到陶洙，如民国丁卯1927年1月3日及3月11日均记载有信寄陶心如，足证友谊。至民国乙亥1935年春夏之交，董康偕陶洙同访东瀛，着墨尤多，兹仅摘引卷八上四月之事若干:

　　(23日)余复有日本之行。……余以校务孔亟，函托陶心如向清水婉辞。清水君以余名居首，事关国际，嘱勉为一行。未几，心如南来，怂劝。不得已，遂定是日乘长崎丸东航，并约心如权知秘书。而杭州高生锡昌亦奉命至东留学，结伴同行。是日清晨，陶、高二人来舍，料简行装启程。……余所居室为一〇五，陶、高二君之室为一〇七。

　　(24日)午后一时许入长崎港，偕高、陶、汤三君登陆。……是日为余与心如诞辰。亲友中与余同生日者凡五人，若仁和孙慕韩并同岁，书肆所刊星命书常引之。

　　(25日)小林母堂来谈，已登八五高龄，尚健饭，赠余手制财赋数事，与陶、高二人均分之。小林谈至夜深始别。

　　(26日)途中风物如昨，而心如则孕无穷之感慨。……余居松之间六番，陶、高二君居五番，为上年杨无恙之室。

　　(29日)十时，田中夫妇及乾郎来，偕余及心如至榛原服部三越购物。在三越食堂午餐，食品为天夫罗，味至美，心如尤嗜之。斯文会邀赴东宝剧院观少女踊，余嘱乾郎伴心如代表前往。

　　(30日)八时半，偕心如赴圣堂。

　　此中清水董三(1893—1970)是日本驻华大使馆书记官、间谍头目、中国通，工画，与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溥儒等多有过从;小林母堂(1851—?)是汉学教授;田中庆太郎(1880—1951)是京都书店文求堂主人，与郭沫若关系甚深，有《羽陵馀蟫》;其长子田中乾郎(1910—1953)战时曾游学北京，亦通汉籍。高锡昌后来是浙江地方法院候补检察官;汤锡祥后来是中国蚕丝公司副总经理。杨无恙(1894—1952)名元恺，字冠南，江苏常熟人，工诗词书画。孙慕韩(1867—1931)名宝琦，号孟晋，浙江杭州人，官至内阁总理。

　　由上引文字可知，阳历4月24日即阴历三月廿二日是董康及陶洙诞生之日，二人竟尔同辰。这是对于友情的一种古老暗示，今生有缘，前世注定。难怪董康与陶洙雅谊殷殷，形同管鲍。按《书舶庸谭》不时流露出对国内现实状况的极度失望，对日本社会文化的由衷膜拜，此为董康战时附逆的思想基础及情感诱因。陶洙也好不到哪里去。此番访日，董康原无兴致，遂函托陶洙“婉辞”;陶洙非但没有设法推掉，反而“怂劝”不已，终至成行。“途中风物如昨，而心如则孕无穷之感慨”较含混，陶洙的亲日心态或即由此萌生乃至膨胀。据张同乐编《华北日伪政权职官表》，从1937年12月14日起，董康出任王克敏领衔的伪政权常务委员兼司法委员会委员长，仅仅半个月后的翌年元旦，陶洙出任司法委员会秘书长。一个委员长，一个秘书长，自然是董康提携陶洙，或陶为董所浼。陶洙根本不懂什么司法，他若自己峻拒，谁都无法勉强他，恐怕是正中下怀，如愿以偿。

　　莫跑题，还是拉回到红学。坏蛋的友谊也是友谊，也会遵循东方的人情世故。战后，董康以叛国罪身陷囹圄，后保外医疗，缠绵宅中病榻，陶洙谅必常来探视慰问。弥留之际，董康理应明确己卯本(大部分藏书当已抄没充公)该怎么办。他的两个儿子(董铁宝与董申宝)都是学理工的，对古书没啥兴趣，况且当时双双远在美国。客观情势如此，董康又深悉“心如耽于红学”，则结果不言自明。陶洙是个穷鬼，买是买不起的，董康只会无偿赠送给他。吴恩裕回忆说:

　　董康死后，现存己卯本才到了陶洙手里，并由他加以装裱。据陶洙告诉我，董康死后到他手之前，也有部分散失的可能性。

　　这份证言非常重要。陶洙手里的己卯本获自董康，此信息确实是陶洙本人透露出来的。陶洙不仅告诉给了周绍良及朱南铣，还告诉过吴恩裕。信息途径非单一，才能有效避免尴尬的孤证不立。准此，陶洙获得己卯本拥有权是在“董康死后”，亦即1948年5月4日之后。

　　由于这是吴恩裕转述，而非陶洙亲笔，细节会打一点折扣。陶洙己卯本题记:

　　(1)此己卯本阙……均用庚辰本钞补，因庚本每页字数款式均相同也。凡庚本所有之评批注语，悉用硃笔依样过录。……与庚本同者，以〇为别。遇有字数过多无隙可写者，则另纸照录，附装于前，以清眉目。己丑人日灯下记于安平里，忆园。

　　(2)庚辰本八十回内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此己卯本封面亦书……只得钞附于后，以存初稿时面目。丁亥春记于沪上，忆园，时年七十。

　　这两条题记的时间和地点，一是“己丑人日”即1949年2月4日在北平，二是“丁亥春”即1947年1月22日至5月19日在上海。由此可知，董康死前及死后，己卯本都在陶洙手里。具体讲，至迟董康死前一年多，己卯本已由陶洙负责保管，陶在那上面校来校去，补来补去。换言之，纵使董康临终没打算把这个本子传给陶洙，也无用。陶洙掌握己卯本，已是既成事实，难以更改。董康两手空空在北平蹲牢房，陶洙则拿着己卯本在上海乐逍遥，乃属历史事实。参看前引顾颉刚日记(1946年9月17日)，陶洙在上海出席郑振铎等人参加的书界聚餐。缘此，应不存在吴恩裕所谓“董康死后到他手之前，也有部分散失的可能性”。己卯本缺什么不缺什么，陶洙了如指掌，比董康都清楚得多。

　　陶洙是否根本未经董康首肯，而巧妙地无耻地窃取了己卯本所有权?我觉得尚不至于。陶洙没有一直躲在上海滩，最终还是返回到了董康埋骨的北平城，应含有为老友送别之意。因获授权，董康归西，陶洙摇身一变，正式修炼为己卯本第二任民国原藏主，遂愈发肆无忌惮起来，在己卯本上一通胡乱“钞补”。学界公认，对珍贵的己卯本而言，那无疑是一种野蛮糟蹋，陶洙简直愚蠢透顶。他在这个本子上面涂抹了许多废话，却吝于交代它的具体来历(即董康购藏始末)，理应提出严肃批评。所幸他没有向学界刻意隐瞒董康的庋藏之功，略可恕宥。

结束语

兹有周绍良、朱南铣、吴恩裕书面作证，乾隆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为“董康旧藏，后归陶洙”。此语源自陶洙亲口。跟董康或陶洙有过密切接触的红学家及熟稔红学的藏书家，胡适、俞平伯、顾颉刚、邓之诚、郑振铎、陈仲竾、赵万里、张伯驹、潘素……对此均无异议，甚至明确表示认可此说，赞同此说。其中邓之诚早在1936年底便亲睹过己卯本原物。因之能够肯定《红楼梦书录》所谓“此本董康旧藏，后归陶洙”可靠可信。

　　董康购藏己卯本是在1935年末至1936年初，后者可能性更大。尔后，它主要由陶洙负责保管。这是因为董陶二人交谊甚笃，董又洞晓“心如耽于红学”。董康死于1948年5月4日，临终前将己卯本正式馈赠给陶洙。由于董陶二氏都没有留下相关的文字材料，所以关于董康如何购藏此本(地点及方式等)，现已无从稽考，期待未来能够有所发现。国家博物馆所藏己卯本三回又两个半回残卷，它的递藏史迹是另一道风景线，此处暂且从略，留待异日观赏。

　　① 一粟《红楼梦书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页。

　　② 张俊、曹立波、杨健《北师大〈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版本来源查访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③ 俞平伯《辑录脂砚斋本〈红楼梦〉评注的经过》，《光明日报》1954年7月10日《文学遗产》专栏第11期。

　　④ 俞平伯《曹雪芹画像》，香港《大公报》1954年3月30日。

　　⑤ 顾潮整理《顾颉刚日记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719页。

　　⑥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8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16—721页。

　　⑦ 胡适《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见《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卷尾，台北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2ab。

　　⑧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713页、第6册第221页、第6册第410页。

　　⑨ 胡适《〈书舶庸谭〉序》，见《董康东游日记》附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页。

　　⑩ 陈仲竾《谈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文物》1963年第6期。

　　[11] 陈新宇《向左转?向右转?——董康与近代中国的法律改革》，台北《法制史研究》第8期(2005年12月)。此文收入《寻找中国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2] 梅节《论己卯本〈石头记〉》，见《红学耦耕集》增订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112页。

　　[13] 陶洙题记三则，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己卯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0、677、899页。我曾到国图善本部借阅己卯本，尝目验陶洙题记。

　　[14] 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江苏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

　　[15] 白淑春《中国藏书家缀补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页。

　　[16] 许荻晔《陶洙伪造或陈林臆造》，《新世纪周刊》2008年8月11日。

　　[17] 张伯驹《丛碧词定稿》，见《张伯驹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18页。

　　[18] 王君南整理《董康东游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46、247、248、249、250、250页。

　　[19] 吴恩裕《现存己卯本〈石头记〉新探》，见《曹雪芹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页。

　　[20] 陶洙题记两则，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己卯本，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