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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媒与红学史的建构:以《申报》为考察对象

时间:2023/11/9 作者: 红楼梦学刊 热度: 11698
廖太燕

  内容提要:《申报》与《红楼梦》的关系十分密切。它刊载的涉红信息可以分为早期的伦理揭批、趣味赏玩和道德评点,新文化萌发后因思想解放、情感认同而生发的褒扬和专业化评价,以及由于研究、改编和摄制形成的新文本或新形式的广告推介,对它们加以剖析有助于夯实红学的根柢,对明了近现代的出版文化和学术生态大有裨益。

  作为中国近现代历时最长,最具影响力的纸媒之一,《申报》内容驳杂、包容万有,它与古典名著《红楼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许多涉红议题均能在报纸上觅得直接的对应,这类信息大体可以划分为早期的伦理揭批、趣味赏玩和道德评点,新文化萌发后因思想解放、情感认同而生发的褒扬和专业化评价,以及由于研究、改编和摄制形成的新文本或新形式的广告推介,加以剖析有助于夯实红学的根柢,对明了近现代的出版文化和学术生态大有裨益。

一、伦理揭批、趣味赏玩和道德评点:前期《申报》与《红楼梦》

在《红楼梦》问世之初,因受制于传统礼教,公开的评价或比较节制,或重在批判,前期《申报》上的相关文字即多局囿于延续传统道德、不无微词的风评,源于雅好制成的诗词或把玩类文字,官方查禁小说的知会等。

  《申报》最早涉及《红楼梦》的信息来自1872年6月3日的《羊城新闻》,严于庭训的陈元圃见聪颖过人、诗文俱佳的十六岁之子藏有《红楼梦》并作了评语而加以杖责,怒斥说部传奇多属墨沼烟云,徒以才子佳人引人入胜,诱惑血气少年,“淫书之为患若此”,而《红楼梦》“虚中有实,尤为此中魁首”。又有其他信息,如嗜好《红楼梦》的延陵生为一名娇艳动人的林姓女子思念成病而逝;爱读《红楼梦》的城西女子与对面店铺的门徒私会,终而无果,双双自杀身亡;荆南学堂学生常手执《红楼梦》,该校监学遭到荆宜道金峙生面斥,下令从严整顿。这类负面评价延伸到了政界,如胡林翼批评官场以《红楼梦》为秘本,一入仕途即钻营挤轧,无所不至之说即为众人所引述。

  虽然在正统教化上被谴责,《红楼梦》及其人物却是文人的绝佳寄怀对象,如陆叙卿的《百字令》既褒扬了作品意境营造的传奇,人物意态拟写的传神,也感叹了情事无成、恨海难逃的伤怀,尤其是第二阕尽显歌哭悲喜之意、缠绵悱恻之思,与小说堪称绝配:在内容上以情为尊、为情而颂;在意境上柔婉细腻、含蓄蕴藉。他如王素姮、邹弢等人的诗词也将小说人物的人生境遇和神情样态完美地表现出来了。

  诗词吟咏之外,还有把玩类文字,如分曹射覆是《红楼梦》中出现过的古人雅好,在现实中小说本身成了构思的来源,如1877年10月19日《申报》刊有廋词“诗写山如并水如,回头花气镜中余。义山绮思留团扇,陶令闲情系旧庐……”廋词即隐语。当湖寄蘅生遍读小说后“所望一片灵思,戏作分曹之射”,巧将女性人物以廋词谱出,刊诸报章。次日即有人回应,制成“回头花气镜中余,香菱;义山绮思留团扇,李纨;陶令闲情系旧庐,柳五儿……”再如纫秋居士模仿《二十四女花品图》遍论沪上名姝,分题诗评小说中人:“黛玉—李佩兰,自是君身有仙骨;迎春—朱素兰,不把双眉斗画长;紫鹃—陈月筝,妆成只是熏香坐……”《申报》又频繁刊出以《红楼梦》为内容制作的谜语,供读者玩乐。

  因对情叙写得淋漓尽致,《红楼梦》一度被列为淫书查禁,报纸多次刊载此类信息,如1886年上海官府获知“淫棍丑类”将《金瓶梅》《红楼梦》等“淫书”工楷缮写,绘图付印,乃预先查禁以维持风化,特晓谕各书局不得违禁代为刻印,活字铅板锡板并木板等一体禁止,倘敢故违,决不宽贷。1895年,邵秋庭从上海贩书至苏州发售,被当地绅董举报,吴县县令提押了他,言明所禁“淫书”就包括《贪欢报》《红楼梦》等。至1898年它仍被视为禁书,报载有司宣告各书坊复有印售《绿野仙踪》《石头记》等,“实属故违禁令,除随时查究外,合再查案示禁”。

  同时,一些研究与考释引起了关注,如有人对由纳兰词的解读而推导贾宝玉为纳兰容若的结论表示质疑,指出诗人吟咏即物托情、幻构虚词,偶符实景乃是常事,无法当作确证。《红楼梦》也成了其他作品招徕读者的参照,如《林兰香》“专仿《红楼梦》之体而变化删简之,言情诸节皆若隐若现,具有匣剑惟灯之妙”;《绘图醒世姻缘》“于《红楼梦》外别开生面者,诚小说界中上悟禅”。总之,早期《申报》对《红楼梦》的录述主要为训诫例证或文人雅好,缺乏专业化的研究,多为道德评点,以断片式或语句式出现。

二、学理解析和多维呈现:新文化萌发以来的《申报》与《红楼梦》

至清末,学者对《红楼梦》的解读发生转向,如王国维等人的论述均有新质,启动了红学评论的现代转型,但真正全面客观的评价来自更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经过“五四”前后思想解放运动的淬炼完成的。自此,《红楼梦》被认作是一部封建家庭的史书,精于刻画人物的名作,反映了封建家庭的黑暗和女性的可怜可耻;它的阅读群体不断扩大,未读者可能被嘲为伧父,阅读行为不必隐蔽了;社会评鉴不再偏向训诫或批判,转入善意的调侃,赞赏的语调。本报甚至从性的角度予以肯定,表示稿件可以写性,但要写得高尚、隐藏和深刻,如《红楼梦》而非《肉蒲团》。它的文学史地位也在攀升,如徐凌霄称清代小说“量丰而质绝,足以代表一时代之文学,《红楼梦》沉博绝丽,压倒一切”;宋春舫自觉地将它归置于世界文学系列,称其“为言情小说特出之作,可与西洋之Ciariana LLarlowe及The Bride of Lammermoor等书齐名而无愧”。总之,这些涉红文字在形式上突破了评点式的感性点拨,产生了现代论文体或新式文本,在内容上具有鲜明的现代思想意识和文化理念。

(一)整体性或横切面式的正反解读

随着时代思潮的更新,《红楼梦》的正面价值持续得到挖掘,如刘家铭认为它可以指示作文之道,因为笔法完密,有起有伏,有提有补,无一闲笔漏笔,且前后呼应;它“于社会家庭情形,描摹尽致”,便于了解人情世故;它与苟合的旧小说或淫书判若霄壤,是天下第一言情之作,男女主角发乎情止乎礼,“每有一片缠绵悱恻不忍辜负之苦心,而终不及于乱”;小说语妙天下,在于作者细摹入骨、写照如生,其他小说庸恶陋劣“实笔不能述”;读者要享受作品本身而不必附会隐射之说,“亦不必强索以证实其事,赏其文会其意可也”。

  茅盾和赵清阁之论也有代表性。在陈独秀删削理念的影响下,《红楼梦》出了篇幅减至五分之三,以中学生为预设读者的洁本,茅盾所作导言的第四部分刊于《申报》,他总论了小说的几大特点:一、“自叙传性质的小说”。曹雪芹创造性地开创了新写作模式,书中人事无非是作者的生活经验,排满、影射乃是误读;小说中心思想是写婚姻不自由的痛苦,但作者不敢攻击礼教,反而编造神话加以掩饰,陷入宿命论。茅盾指出,与《水浒传》不同,《红楼梦》是个人著作,是作家“有意识地应用了写实主义的作品”,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二、描写男女私情。《红楼梦》把女子写成独立的,活生生的人,而非其他才子佳人小说中作者想象的“美人儿”;贾宝玉不是风流教主、护花使者,“而是同受旧礼教压迫的可怜人儿”。三、技巧高超,尤其是人物描写“力避介绍式的叙述而从琐细的动作中表现出来”,性格“都是跟着故事的发展而发展的”,如读者对林黛玉品貌性格的认知就是跟着故事的发展一点一点凝集起来“直到一个完全的黛玉生根在脑子里,就像向来认识似的”。四、“没有扭捏做作”。全书只写饮食男女,摆脱了同类作品故作惊人之笔的弊病,平淡自然。此文合乎后世评论《红楼梦》的基调,多数观点和认知被后代学者所采纳,成为定论。

  赵清阁将《红楼梦》改编成四种故事和主题独立的剧本,她指出视小说为曹雪芹自传,或写清代朝政皆有道理,假如作者缺乏风俗、人情、世故等方面的阅历就不可能写得如此真实;正因他对时代观察透彻,才以智慧之笔刻画了一切罪恶形态,小说的文学价值“便在于这些包含着人生哲理,与社会哲理的深度上”。曹雪芹记录了自己,也记述了同时代所有人;写照了清代朝政,也涵括了历代朝政;有故事的叙述,更是努力呈现启示的哲理。她点明研究《红楼梦》不能径作狭义的索隐,而须透视其远处大处,看出“远大方面的反映”。

  以上诸文从整体上概述了《红楼梦》的多样化特质,也有学者从具体角度作了正面论述,如忍杰赞许它在“借人物之口写自己的微旨”上达到了文学的极致,“书中人物都随各人的身份配于举止、容貌,精透细妙,使读的人没一个不表同情”,作者写的是贵族家庭琐事,却把古往今来儿女痴情、人情世态一一毕现于读者面前,这需要实地观察的苦工夫和归拢自己的思想学识。周瘦鹃、屈轶肯定了它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就,而芷英称扬了它的绘画式,富有美学意味的描写法。

  有学者表达了相反的意见,如老圃以为富有感化力的小说对社会教育有益,而中国小说家有喜用猥亵语的恶习,《红楼梦》是说部翘楚,但“失于雅驯之处不堪令子弟属目。”镜性认为它没有承担起表现社会弱点、刺激青年觉悟、施加新思想等功能,沦落成了社会犯罪的凶器。有人批判它是封建思想和希伯来思想的混合物,贾宝玉是混合思想的具体化,中国最著名小说以雪白粉嫩、哭哭啼啼的公子爷作为主人公导致腐化之气充塞天地。

(二)学术考辨与人物剖析

依据朴学思维对《红楼梦》及其所涉加以考辨是推动红学的重要范式。如杨向奎致函胡适问询曹家是否在河北丰润,并引了萍踪从尤侗《艮斋文集》摘录的文字。胡适认为萍踪误读了这段文字,曹雪芹的家世倒数往上六代都不能算丰润人。如胡怀琛肯定葬花诗是杰作,但不认同受刘希夷、唐伯虎诗歌影响之说,指出类似表达的源头很早,汉乐府、岑参等均有近似作品;袁枚《祭妹文》与此类同,可能受过《葬花诗》影响。唐长孺、叶德均则考证了小说中所涉及的戏曲剧本和剧目等问题。

  本报刊过几种署名曹作汉的《红楼梦》人物研究,不乏现实所指。《论紫鹃》谈及有好事者将薛宝钗比作曾国藩,将林黛玉比作左宗棠,如此比附乃非非之想,却有趣味,作者则将紫鹃比作诸葛亮,以为她做了林黛玉侍女后忠心耿耿,随喜随忧,在主人归天后绞去青丝出家了,虽为小户女子,又是高洁的,无大学问却不忘节义道德。作者感叹如果当下还有这种人物,执鞭之士亦愿为之。《论小红》指出“小红为影射洪承畴”之说不当,小红本在宝玉生活圈的外围,无法亲近主子成为核心人物,又被晴雯等人浇冷水,心高志大、自负才华的她转投实力派凤姐,爬上高枝。洪承畴原本就深得皇帝信赖,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却倒戈投降,他是君子中的小人,小红比他高明一点。小红到底像谁?即民元以来的失意政客、落伍军阀,他们兴风作浪,总作些无意义、你死我活的不休争斗。而《论花袭人》则借袭人的脸谱讽刺了汉奸与某些士子的节操。

(三)或中或西的文化、社会比较

学术史已然证明,多维比较常能得出新见,《红楼梦》研究也得益于此。如与不同时区的作品比较:华生指出《红楼梦》从正面描写王侯宰相大家庭的私生活,说明其闲适的悠游度日,《金瓶梅》从反面叙述势豪的一生,暴露其恶行,二者堪称姊妹篇,可等量齐观。刘狮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谈起,认为作家应该是自由的,超然的,反映时代的一切,对当下和后代能够产生影响,如《红楼梦》《阿Q正传》内容不同,思想体系却相同,作者“用尖锐的眼光透视了一切,在笔底,针对着现实,反映出当代的一切,尽管读者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它毕竟是两部渗透人心的巨著,有生命的巨著”,它们真正地尽到了文艺的职责。

  与不同语言系统的作品进行比较是有益的,如季叔评价托马斯·曼的《部登布罗克》以自然主义观察法记述了一个富裕资产大家庭历经四代由盛而衰的历史,人物描写逼真,叙述、布局从容裕如,书中有作者家庭的影子,就如曹雪芹之于《红楼梦》一般。葭水认为《约翰·克里斯朵夫》写了圣洁的安多纳德、恬静的葛拉齐亚等,但她们缺乏超人的才华,配不上主人公;而《红楼梦》的女子出色多了,但男主角可怜,没有克里斯朵夫般充沛有余的生命力,故前一部小说“从无到有”,后一部小说“从有到无”,一部积极,一部消极。

  比较又存在于不同的文艺形式之间,如薇君评论影片《乱世佳人》与其说伟大,不如说细腻,它描绘出了一个刚愎自用的女孩的心绪,同《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某戏院为剧目《风流美少年雷门诺伐罗》所作广告则云“贾赦色中之厉鬼,贾琏色中之饿鬼,宝玉色中之精细鬼,薛蟠色中之冒失鬼”,本剧主人公雷门诺伐罗兼而有之:今日卿卿我我,他时视同陌路,是为厉鬼;无往不利,略施小计便上钩,是为精细鬼;美人在座,狂态百出,是为饿鬼;相见片刻,俯吻不已,是为冒失鬼。

  类似比较还体现在社会认知上,如程骏松以国府要人比红楼中人,林森比史太君,蒋介石比王熙凤,吴稚晖比刘姥姥,汪精卫比薛宝钗,胡汉民比林黛玉,张学良比贾宝玉,又表示贾雨村审薛蟠案中门子的一席话成了宦海锦囊,不畏权势者敲碎饭碗,逢迎拍马者升官发财;凤姐管理家政精力有限,耳目难周,手下营私舞弊层出不穷,恰是中国政治的写照。黄善顽指出德国、苏联等国妇女或自愿或被迫参与训练,锻炼体格,为国奋斗,但中国到处是林黛玉式的摩登女子,她们兀自讲究服装的漂亮,学习娇滴滴情脉脉的模样,只为了博得男子的赞美。时代敲着丧钟,国家徘徊在生死歧途,那么多女子不知家国危难,只顾多情多愁,对民族复兴是致命的打击。每个青年都应以壮健活泼的体格、健全纯洁的头脑担起责任,女性亦当觉悟,拒绝病态社会趋向的引诱。

(四)跨学科学术视角的介入

有学者从跨学科的视野进入《红楼梦》,得出或有趣或精深的见解,如它成了冯柳堂纵论经济史或物质文化史的重要论据。冯氏认为水烟至乾隆朝才盛行,因为在第一〇一回中薛宝钗向凤姐递了一袋烟,袋代表旱烟,“假使当时已有了水烟,穷奢极欲之贾氏,决无不有此物之理,而且贾母、王夫人,以及赦、政诸人都不见吸烟”。如第二十一回写到肥皂,宝玉趁势在湘云洗过的残水中洗脸,对递来香皂的紫鹃说“不用搓了”,冯氏推断用的是土货,“一则《红楼梦》作者对于外来之物,常提示出来。再则洋货进口,自乾嘉道光之后而始盛,三则从搓字看去,当为旧时之肥皂无疑;盖以皂荚制成之香皂,其质粗而坚,不若近代香皂,柔滑而光润,故揩洗时用力去‘搓’不可”。冯氏指出钟表乃稀世之物,多见于皇室或富贵人家,并以第六回刘姥姥见凤姐房中自鸣钟镗然作响以为是怪物加以佐证;借第十四回凤姐一番话点明宁府上房里有时辰钟,“凤姐不但自己有钟表,随身的仆婢亦都有钟表,更比宁府中为富豪了”;借第十九回、四十五回、六十二回贾府中人的对话说明那时钟表的机件虽然是洋货,却采用中国传统的十二时计时法。他感叹宁国府被抄时仅有钟表18件,与和珅被抄家时有钟表超过370件相去甚远,间接揭示了贾家没落的事实。

  又如从医学角度的解读。医学教授邓源和1936年被问到晴雯与结核病的问题,他指出结核菌生命顽强,但在百度沸水中煮半小时也能杀死,国人总觉得会传染而将尸体烧掉,晴雯“害女儿痨死了,他的嫂嫂把他火葬,正为此故”。邓氏赞赏曹雪芹的描述到了鬼斧神工的地步,尤其是林黛玉的痨病,读之如亲身目击。为何她从小得了痨病,长到十六七岁才香消玉殒?原因是她无太多的劳动,平日多躺卧,住舍四周是空旷的花园,空气新鲜,能对抗病症,延长生命。黄骏讨论了肺结核对心理的影响,它会连带患上歇斯底里症,变得忧郁、暴躁和多疑,“千娇百媚的林黛玉就是一个典型”;病人本需静卧休养,而她总将简单的事分析得复杂、繁琐,并且往往于己不利,如嫂嫂偶然向哥哥闪一闪眼,她就演化得玄奥,甚至联想他们或许联合整个家族要对她采取某种措施;有时她凭空生出恐怖的念头,刺激得自己发抖:或是病痛刺激了神经,或是迳横在床精神无所寄托,病也逐步加深了。

(五)衍生艺术形式的鉴评

由《红楼梦》改编的种种艺术形式获过或褒或贬的评价,如有人认为梅兰芳排演的独幕剧《俊袭人》十分精彩:布景“力求像真”;尽管改成了中州韵,“仍将京语之神气传出,是非造句得宜不可”;增加了大量科白以启发观赏者的兴趣,所添词句“每引观客哄堂”而“皆出原书之内,信手拈来,毫无补缀痕迹”;演出效果好,“台下皆兴致勃勃”,呼好声雷动;演出场景为怡红院的内间,屋外之事为暗场,“非裁剪得宜,接续得法不可,否则便露斧凿痕,今演来一点痕迹不露,最见匠心”;剧中人着宽长大袖的古装,若“神气不足,则太沉闷,便毫无可观,若形容太过,则又觉肉麻,且又不合古装举动”,梅氏表演原神尽出,恰到好处。有人肯定杨耐梅版《王熙凤》对女主角性格的塑造得体、成功,尤其是在毒设相思局和逼死尤二姐二节以两种姿态写出同样残酷狠毒的心,给予观众直觉的认识,把握了核心性格,没有流入空泛平凡的表现;在演出上,包括杨氏在内的演员扮演成功,整体上看这种费力的戏“已够人满意的了”。

  1946年,朱彤改编的剧本《郁雷》由吴祖光导演,摘取宝黛间的儿女私情敷衍而成。剧评者管玉认为主角的塑造不成功,性格不鲜明,宝玉的多情滥情,黛玉气量小,宝钗气量大都无足够的剧情支撑;剧本的处理值得商榷,如宝、钗的戏份从结婚开始,此前从未讲过话;紫鹃成了核心人物,写得恰当动人,她贯穿全剧,全面介入主角们的生活,终究无法向宝玉一诉所想,导致观众的观感无法疏散;全剧主题局限在新旧婚姻,其他主题如对腐败的揭示等毫无展现。他批评改编者声言此剧完全不是《红楼梦》,不过为了表现人性的解放的辩解是对改编不到位的掩饰。杨廉沅的观演体验指向了时代青年,认为大家既要承担时代的精神负荷,也为情感火焰的渐熄烦愁郁闷,又不肯定于命,左右为难,恰如宝玉的台词:“我们的声音和郁雷一样,哭喊不出,被几千年的云彩压住了。”

三、《申报》涉红广告述论

著名报人戈公振说过:“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之记录。”确实,广告既传递商品信息、促销获利,也展示文化的演进:承载特定的文化讯息、宣导某种价值观念或倡议某种流行风尚、生活方式。《申报》刊载过批量的涉红广告,这些简短而信息丰富的宣推文字借助现代传媒促进了小说的研究与传播,渗透到了社会各领域和各阶层。

  首先是关于《红楼梦》本文和涉红著作(含考释类、绘图类与摘录编选式著作)的广告。民国时期刊印的几种《红楼梦》版本均在《申报》登过广告,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发行的《红楼梦》加了新式标点,分了段,打破了从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许啸天的校定本加了新式标点,分了节,成了与众不同的一百回本子,是“校正事实的,删改章节的”;许氏自言此版本“根据文学点去删改他的结构,根据理论点去校定他的事实”“在索隐的红学家,考据的红学家以外,创造实际的红学研究法”。

  考释类著作,如梦痴生认为《红楼梦》是阐微言道之书,乃撰《原红楼梦》将书中人名、人物行止、诗赋文词和园中亭台花木“逐一以道语标注,俾见非荒唐无稽”,以醒人耳目,知悉作小说的原意。王梦阮、沈瓶庵仕清有年,熟悉都下故闻,在《红楼梦索隐》中逐事指证其中的隐秘,将假托诸人、真正姓名和数百年黑幕一一揭破,并列出了人物的对应关系:宝玉(清世祖),黛玉、宝钗、秦可卿(董小宛),元春(陈圆圆),贾政(摄政王),薛蟠(吴三桂)等。邓狂言著《红楼梦释真》、洪秋蕃著《红楼梦抉隐》、俞平伯著《红楼梦辨》都作了广告,论及各自的特色与价值。

  1883年,画师王芸阶绘制了《红楼梦图咏》,共一百二十幅女子画像,是改琦绘本的数倍,并各系以事,用石印照相法印出后尤臻雅致。王毅卿精心绘成《红楼梦写真》,“如荣宁两国府之声势,烜赫大观园之宏壮华丽,十二金钗之燕语鸿影,宝玉黛玉之情意缠绵,绘声绘色,写形描景,在纸上栩栩欲活,其布置之极密,画笔之精致,实为空前绝后之佳品”。该书选用江西上上等洁白无疵的连泗纸摄印,装潢精雅。周瘦鹃主编的《紫兰花片》杂志封面曾于某年每月刊出一位由画家潘雅声画成的金钗,“设色布景都非常精美,特请名师制成三色版,加工铸印,和原作不差分毫。”

  申报馆出版的“痴说红楼”系列含《红楼梦精义》《红楼梦觥史》《红楼梦排律》《红楼梦杂咏》四种,广告称《精义》“抉摘入微,将作者隐而不露之处,曲曲传出,而笔尤矫健绝伦,几如老吏断狱”;《觥史》取一百二十人为酒筹,以宝玉为花主,“并各附以传赞,试于隔座送钩分曹射覆而外,共翻是史,以侑一觥,真使耳目一新”;仿五言八韵的《排律》,七绝体的《杂咏》“皆低徊婉转,绝世丰神,当日悲欢离合之情跃然纸上”。中华图书馆刊印的《红楼梦谭屑》分新语、正伪、觥史、小阳秋等六种,“皆坊间素未经见之作”,爱读此书之人可借此相印证,不喜之人亦可为文酒、宴会、游戏、遣兴之助。

  其次是涉红视听类作品的广告。《红楼梦》既是传统戏曲改编的来源,也被编成新的,外来的艺术形式——戏剧和电影,这在《申报》广告中也有呈现。

  搬演《红楼梦》乃众望所归,有人曾登报希望沪上名旦加以编演。1913年10月25日新民演剧社排演广告称《红楼梦》为空前绝后的杰作,因摹写名媛诗婢数十人而难以改编,本社旦角人才在上海各舞台之上,故以社会教育为宗旨,选择贾琏服中娶妾至柳湘莲随道出家一段编成《鸳鸯剑》,刻意排练。1917年7月,天蟾舞台上演《红楼梦·绛珠归元》,是剧“自金玉议婚起,颦卿迷性,黛玉焚稿,香消玉殒,华堂成礼,幻境悟仙止”,赵君玉等名角荟萃,“支配相宜,抖擞精神,各献所长,诚不可多得之杰作”。欧阳予倩编演的《贾宝玉负荆请罪》也有板有眼,有引有白,有唱有做,“以腔调之如何方新颖可听,一音节之如何方清雅有致,则又索肠绞脑,不遗余力”,表演异常热闹,登台人数颇多。

  梅兰芳自编的《黛玉葬花》是名剧。1920年4月27日天蟾舞台的演出广告指出梅氏乃天纵娇儿、舞台健将,绮年玉貌,并世无双,“每揭橥一剧,粉黛登场,能令繁缛女伶都无颜色”,他担纲的葬花戏声调翻新,词曲丰美,精致幽微,“至于古装之雅媚,园景之清幽,犹其余事耳”。两年后,该剧再至上海演出,广告称作品能体贴其身份,能描摹其性情,“天生品貌袅娜娉婷,恍若潇湘再世”,梅氏的细腻熨帖、文采风流甚至超越了黛玉本人。另一版广告称他的歌喉“声清音越,韵隽味永,所有唱功,大珠小珠落玉盘,无疵可摘,无瑕可击。做工善于体贴,温文尔雅,恰合潇湘仙子身份”,这源自他对小说烂熟于胸,对人物揣摩入微。他才高学富、别有心得,饰演黛玉绘影绘声,“有非碌碌余子所能够见解得到的”。他的优秀又不限于唱做,观众还需注意和品味“他阅《西厢》的心领神会,怪宝玉的薄怒佯嗔,闻曲的触耳惊心,自伤的回肠九转,种种传神是否入木三分,是否与众不同”。

  《红楼梦》又被编成灯彩戏,乾坤大剧场1922年1月16日的演出广告称所排新剧佐以奇异背景,特别是灯彩,首本从太虚幻境起至王熙凤毒设相思局,情节删繁就简,一气贯注,而“全剧精神在魂游太虚,及贾敬庆寿贾瑞中计,各场有变幻离奇者,有热闹夺目者,有滑稽绝倒者,至林黛玉进贾府,薛宝钗投亲,宝玉摔玉,黛玉伤春,袭人劝慰,各场唱做表情,场场各有精彩”。2月8日广告赞扬这是最好的灯彩戏,最好的背景戏,最好的古装戏,最好的变幻戏,所有灯彩精益求精,灯“奇异不可思议”,彩“令人叫绝”。

  《红楼梦》亦是电影编剧和导演试图突破的题材。1927年,孔雀电影公司筹拍影片时即登广告甄选演员,是年5月2日“游艺消息”谈到公司鉴于小说风行全国、传颂欧美的影响力,摄成影戏可在电影界大放异彩,议决摄制,选取了从贾元春省亲至绛珠归天的情节。之后该片的选角和制作等讯息持续登载。而就在6月底,复旦公司拍摄的《红楼梦》试映,7月20日起在中央大剧院连映四夜,广告称这部二十大本影片具有导演精细、演员认真、光线清晰、布景华丽、说明简当和费用浩大等特点,后出广告加了“大热天气,恁如果来看我们这部《红楼梦》,包管身心凉爽,因为剧中情节全是缠绵悱恻,浓情蜜意,而且表演光线说明布景等等,都十分巧妙,确是消夏惟一的良方”等语。世界大戏院、恩派亚大戏院纷纷登载影讯,称之为“中国第一稗史影片”,由于广受好评,新中央大戏院打出重映启事。两年后,该片续集上映,百星大戏院广告称其极精美,各种精萃热闹点“如刘姥姥在大观园如何喝醉酒,闯到怡红院,闹出许多笑话。凤姐如何戏弄贾瑞,林黛玉与薛宝钗如何捻酸吃醋,贾宝玉与宝钗结婚后,如何愤然出家,去做和尚。大观园究竟如何风光,诸姐妹间究竟如何风谈,宝玉、黛玉究竟如何爱好,百十丫环究竟如何风趣”由名演员陆剑芬、周空空等一一细腻演出,看后恍如置身大观园中,比读《红楼梦》感兴趣百倍。

  最后是涉红商品的广告。《红楼梦》的吸引力诱使商家利用小说进行品牌宣传,如1947年9月《申报》数次刊登信孚印染厂为自家商品“福利多黛绸”所做巨幅广告——“黛绸与林黛玉猜奖竞赛”。广告谈到林黛玉的个性特点为人所乐道,“黛绸”与林黛玉有同名之雅,美人名布,相得益彰,“爰就其性格作一公开游戏,并略备奖金以助雅兴”。厂家公布了具体办法:列出林黛玉的候选性格25种,参赛者任选5种填入表格,注明姓名地址,加盖印鉴,黏好“黛绸”等小商标于10月底之前寄至工厂猜奖竞赛部;已预择林黛玉的性格5种,请公证人封存待将来当众揭晓。奖金额度为:全部猜中厂家选定5种性格者奖二千万元,猜中4种奖一千万元,猜中3种奖五百万元,中奖名额均是一位,多人猜中则平分奖金。这次活动收到回单42189份。厂家所定林氏性格为“爱美、洁癖、固执、风雅、斯文”,全部猜中者1人,猜中四种452人,猜中三种3984人。显然,这次宣传活动得到了良好的反馈。

  综前所见,《申报》所刊涉红信息构建了一部论域宽泛、独树一帜的红学史或传播史,它们正好暗合社会文化的内在演化脉络,这批兼及各个领域、各种形式和各项维度的信息驳杂繁复、丰富多元,有助于我们了解近现代的社会心理、出版文化、艺术展示或表演的接受、文本的改编和研究等,引导我们更轻便地进入、更深入地领悟和更精辟地阐释这部伟大的古典名著。

  ① 《羊城新闻》,《申报》1872年6月3日,第4版。

  ② 《金华山樵陆叙卿题红楼梦遗词二首》,《申报》1873年11月1日,第3版。

  ③ 《无题诗廋词(每句隐一红楼梦女名》,《申报》1877年10月19日,第3版。

  ④ 《射当湖寄蘅生石头记女名廋辞》,《申报》1877年10月20日,第2版。

  ⑤ 纫秋居士《前见免痴道人摘红雪词题二十四女花品图,因仿其例用红楼梦人名,借美分题,并系以诗,非敢品花,亦逢场作戏之意云尔》,《申报》1876年6月22日,第3版。

  ⑥ 《申报》1886年6月1日,第2版。

  ⑦ 《申报》1895年12月8日,第3版。

  ⑧ 《申报》1898年9月12日,第10版。

  ⑨ 《红楼梦发微》,《申报》1911年3月10日,第12版。

  ⑩ 《申报》1877年7月19日,第1版。

  [11]《申报》1906年8月4日,第1版。

  [12] 秦川碧《我们怎样认识文艺》,《申报》1935年3月10日,第18版。

  [13] 吾郎《两个女性的小说迷》,《申报》1932年11月2日,第11版。

  [14] 佛《敬告投稿诸君》,《申报》1932年5月29日,第15版。

  [15]《凌霄汉阁谈荟》,《申报》1948年4月17日,第7版。

  [16] 宋春舫《论中国小说(二)》,《申报》1919年4月17日,第14版。

  [17] 刘家铭《读石头记杂说》,《申报》1925年5月31日,第17版。

  [18] 茅盾《洁本红楼梦导言》,《申报》1936年1月1日,第7版。

  [19] 赵清阁《红楼梦的四个悲剧·红楼梦剧本总序》,《申报》1945年12月26日,第6版。

  [20] 忍杰《小说漫谈》,《申报》1920年6月24日,第14版。

  [21] 老圃《小说与教育》,《申报》1921年10月22日,第20版。

  [22] 镜性《小说应当改造了》,《申报》1921年3月27日,第14版。

  [23] 汪倜然《新书月评·肉与死》,《申报》1929年8月30日,第27版。

  [24] 胡适《曹雪芹家的籍贯》,《申报》1948年2月14日,第8版。

  [25] 胡怀琛《林黛玉葬花诗考证》,《申报》1923年3月20日,第19版。

  [26] 曹作汉《论紫鹃》,《申报》1946年6月12日,第8版。

  [27] 曹作汉《论小红》,《申报》1946年6月27日,第8版。

  [28] 华生《评金瓶梅》,《申报》1935年8月25日,第22版。

  [29] 刘狮《愉悦与愿望——祝“上海作协”成立》,《申报》1947年5月4日,第9版。

  [30]季叔《本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托马斯·曼》,《申报》1929年11月21日,第20版。

  [31] 葭水《约翰·克里斯朵夫》,《申报》1946年12月5日,第10版。

  [32] 薇君《我所见的乱世佳人》,《申报》1940年6月21日,第12版。

  [33] 《申报》1926年6月26日,第4版。

  [34] 程骏松《红楼絮语》,《申报》1932年7月21日,第11版。

  [35] 黄善顽《从林黛玉式的女子说到女子自由车队的组织》,《申报》1937年4月24日,第16版。

  [36] 冯柳堂《谈水烟及烟之来源》,《申报》1939年5月16日,第17版。

  [37] 柳塘《肥皂》,《申报》1940年8月14日,第9版。

  [38] 柳塘《钟表漏刻》,《申报》1941年2月24日,第8版。

  [39]《申报》1936年9月17日,第14版。

  [40] 邓源和《红楼梦断片研究·林黛玉肺结核的研究》,《申报》1936年9月24日,第18版。

  [41] 黄骏《肺病疗治期中之良药》,《申报》1948年3月5日,第8版。

  [42] 知《俊袭人之剧评》,《申报》1928年1月31日,第17版。

  [43] 冰泽《王熙凤观感》,《申报》1942年6月20日,第7版。

  [44] 管玉《上海话剧总评之三·七·红楼梦》,《申报》1946年6月23日,第9版。

  [45] 杨廉沅《郁雷》,《申报》1946年8月13日,第11版。

  [46]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20页。

  [47]《申报》1921年5月1日,第2版。

  [48]《申报》1923年4月14日,第19版。

  [49]《申报》1888年2月24日,第6版。

  [50]《申报》1916年12月8日,第15版。

  [51]《申报》1918年10月3日,第14版。

  [52]《申报》1923年10月2日,第8版。

  [53]《本馆告白·新书出售》,《申报》1878年2月12日,第1版。

  [54]《申报》1917年11月2日,第15版。

  [55]《申报》1917年7月25日,第8版。

  [56]《申报》1917年11月18日,第8版。

  [57]《申报》1922年6月16日,第9版。

  [58]《申报》1922年6月27日,第12版。

  [59]《申报》1927年7月21日,第1版。

  [60]《百星今日起开映红楼梦》,《申报》1929年10月23日,第25版。

  [61]《申报》1947年9月20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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