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结构”一词，在以叙事学为代表的西方小说理论中以及明清文人章回小说评点中有不同内涵，反应了两种不同的小说文体观念。金圣叹、脂砚斋、张新之等传统评点者往往以文章的标准来阅读、批评作品。本文因此提出“文章结构”的概念，以区别于现有研究中以情节为核心的结构研究观念;并通过《红楼梦》文本细读与分析阐明这一观念的具体表现。区分文章结构与情节结构，有助于厘清现阶段文人章回小说结构研究中的概念混淆、进一步认识小说评点所反应的文体观念、深入理解部分小说评点术语及《红楼梦》等文人章回小说中的诸多文本现象，揭示《红楼梦》情节错综与索解歧义的部分成因所在。
一、“因文生事”:文章化的小说观
《红楼梦》第二十九回中，有一段文字描写了宝玉、黛玉二人的默契与争执:那宝玉心中又想着:“我不管怎么样都好，只要你随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由我的心，可见你方和我近，不和我远。”那林黛玉心里又想着:“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见是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远你了。”
包括上述引文在内的《红楼梦》第二十九回后半，叙述了宝黛二人在清虚观打醮之后心有灵犀却互生嫌隙的过程。针对这半回文字，评点者张新之称之为“一篇对面两扇大文”，又在正文夹批中细数这段文字的起承转合、对偶章法。描述宝黛心迹的段落，何以在评点者笔下成为“两扇大文”?对早期读者和评点者而言，《红楼梦》究竟是一部以讲述宝黛钗情事及诸芳离合聚散为要的叙事作品，还是一部绵密旖旎的文章佳作?
事实上，传统评点者眼中的《红楼梦》文本，与其说是小说或叙事作品，不如以“文章”一词来概括更为准确。以甲戌本脂批为例。其批点中用“叙事”一词凡3处，“小说”者25处，“文章”者19处。言及“叙事”者，必论“叙事”的法度层落，注重内容素材的选择和排布。言及“小说”者，每将《红楼梦》与以往的才子佳人等小说相较，以见《红楼梦》之千古独绝。惟“文章”一词，用以指涉作品中的具体语篇段落，例如:
文章只是随笔写来，便有流离生动之妙。
如此故顿一笔，更妙。见得事关重大，非一语可了者，亦是大篇文章，抑扬顿挫之至。
赵嬷一问，是文章家进一步门庭法则。
……又想若开了门，如何有后面许多好字样好文章，看官者意为是否?
《红楼梦》的具体文本，甲戌本评点者称之为“文章”;文本的作者，评点者称之为“文章家”;阅读文本的过程，是看官领略“好字好样文章”的过程。除此以外，包括脂批在内的传统评点，也倾向于用“正文”“闲文”等语来指称作品中的具体段落。总的来说，“文”在传统评点者对文人章回小说的认识中，居于核心地位。
以“文”为核心的文章化小说观，受八股文等文章传统的影响，在传统小说评点中由来已久。金圣叹的“因文生事”说就集中体现了这一观念:
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金圣叹将“文”与“事”对立，强调二者间的关系在《史记》与《水浒传》两部作品中有不同的体现。“以文运事”，即在史传等文体中用文章表达素材，于是笔下文章受限于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因文生事”，则可以“削高补低”，在小说文章中对“事”进行删减或增添，以体现作者之才。“因文生事”中的“事”，已不再是取于生活、等待加工的原始素材，而是小说通过如实记录、想象虚构等方法所构造的故事内容，故得以因才子之文而“生”出。以金圣叹“因文生事”说为代表的传统小说评点，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结构的有效理论框架。这一框架迥异于叙事学等以情节为核心的理论。
随着古典小说研究的深入，以及现有研究中对中国传统小说评点等理论资源的引入，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结构”一词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往往引起歧义。一般研究中所言“结构”(structure)，重点在于小说的情节结构，涉及故事线索的数量与相互关系、故事情节的起伏、转折、照应等。其研究范例，如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所论述的沙漏型、长链型等小说结构，所描述的均是小说中情节事件间的因果和时间关系。与此相对，古典章回小说评点中所使用的“结构”一词，却不全然着力于故事情节。如浦安迪曾指出，对情节结构统一性的注重源自于亚里士多德以降的西方诗学传统，在中国文人章回小说中并不适用。
针对“结构”在西方小说理论与中国传统小说评点中的不同内涵，现有研究中一般有两种处理办法。一般而言，论者倾向于将评点中使用的“结构”一词视为中国古典小说特有的结构形态;这种结构形态表现出动态性、空间性或“一线穿”的特征，因此有别于西方小说传统和理论。另一种研究思路，试图将评点中的“结构”概念整合入对中国小说叙事理论的探索之中。如浦安迪指出传统评点所谓“结构”更侧重“段落与段落之间的细针密线的问题”，因而应当被归纳为有别于结构(structure)的“纹理”(texture)范畴。
然而，不论其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求中西小说叙事之别，还是建立贯通中西的普遍叙事理论，现有研究均多以小说的叙事性或情节第一性为前提。例如，张世君认为:“‘一线穿’与‘整一性’在中国与西方叙事理论中，都是出于情节发展线索的概念。”浦安迪将明清经典文人章回小说视为叙事文的一种，其结构从广义上而言是小说作者“在人类经验的大流上套上一个外形(shape)”，即将叙事小说这一文体视为依人类经验而生。两种观点均在承认小说以情节为核心的基础上展开。
本文因此区分“情节结构”与“文章结构”两种小说结构观。一般研究中所讨论的小说结构，例如《红楼梦》的主线、网状动态结构模式、立体结构模式等，多关注小说的情节线索和安排。本文姑且将这种结构观念称为“情节结构”。与此相对，研究者已经指出:在传统文论语境下，“结构”首先是一个动词，其语源来源于建筑术语中结床架屋的动作。类比而言，在小说评点的语境中，“结构”描绘的是小说作者如何通过种种技巧使上下文联络贯通、形成一个整体。本文姑且称之为“文章结构”。
明清文人章回小说中“文章结构”相对于“情节结构”的独立性，与章回小说这一文体特殊的分章分回体制有关。“章回小说天生具有鲜明的、统一的外部结构，即把每部长篇故事人为切割成篇幅大致均衡的若干回”，这是章回小说的文体特点。小说对故事内容进行切分后，需要再将不同的故事单元放入不同回目中。其故事与回目间如何安排，在不同小说中则有不同处理。大部分章回小说，往往将连贯完整的情节内容集中置于上下数回之中，较多地依赖章回小说文体导致的小说外部结构来完成小说整体布局。如《西游记》《水浒传》等均是如此;认为《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它利用这种外部结构的描述。与此同时，《红楼梦》等文人章回小说中往往运用种种技巧，使上下文的故事单元之间形成衔接，使阅读自然流畅、文章一气贯通——这就是本文所论的“文章结构”。
文章结构观念的背后，是传统评点者对文人章回小说这一文体的独特认识，即其非独以情节为核心的小说观。在情节结构的视野中，小说文本总与实际生活相联系，作家的小说创作是为生活或想象的经验赋形的过程。而文章结构的视野为我们揭示了认识文人章回小说的另一种可能性:作品的创作以文章自然流畅为要义，因此可根据文章写作的需要来虚构情节内容，以成就作品的整体性和美学效果。
二、作为文章的《红楼梦》
金圣叹的“因文生事”说为我们提供了传统小说评点中有别于叙事学等西方小说理论的批评框架。然而，《水浒传》原本是时代累积而成的作品，保留着许多宋元以来民间说话艺术的痕迹，只是在金圣叹的评点中才成为才子之文;相对而言，《红楼梦》文本及评点中更能体现文章化的小说观念。脂批中体现上述观念之处，除以“文章”指称《红楼梦》文本外，也以文章的观念评价小说。如前文所引甲戌本第十六回眉批，视“赵嬷一问”为使“文章进一步门庭”的技巧。在小说正文的上下文中，赵嬷问道:“如今又说省亲，到底是怎么个原故?”这问句引得贾琏、凤姐、赵嬷三人谈论的主题转向省亲别墅的建造，这是本回下文叙及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文章结构的角度来看，赵嬷发问的内容，与其说是作者回忆或想象中实在的事件，不如说是为引出省亲事而虚设的事件:出于文章结构的目的，构拟此“一问”之事。以“因文生事”为核心的文章化小说观，在金批《水浒传》已有论述，为《红楼梦》及脂批所继承。
另外，《红楼梦》中的许多文本段落也有作小说如作文章的倾向。如本文开篇所引《红楼梦》第二十九回选段，描写宝黛二人的心理活动，见二人虽默契相通，却彼此误会。读者所以感到宝黛“两个人原是一个心”，源于二人心理活动描写在内容选择和措辞上的对称。尤其是末尾“可见你方和我近，不和我远”及“可见是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远你了”两句，将“你”“我”“远”“近”等字复沓，恍若二人在复述和回应彼此的心事。
叙述内容聚焦人物:宝玉 聚焦人物:黛玉原文起讫[21](1)宝玉对黛玉有心，常试探黛玉。(2)黛玉对宝玉有心，常试探宝玉。“原来那宝玉自幼生成有一种下流痴病，……也每用假情试探。”(3)(说话人总结:)宝黛二人互以假意试探。 “因你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难保不有口角之争。”(4)宝玉因黛玉总提自己与他人的姻缘，以为黛玉对自己无心。(5)黛玉因宝玉着恼，以为宝玉对自己无意。“即如此刻，……安心哄我。’”(6)(说话人总结:)宝黛二人一心而生隙。 “看来两个人原本是一个心，……反弄成两个心了。”(7)宝玉只望黛玉好。 (8)黛玉只望宝玉好。 “那宝玉心中又想着:……有意叫我远你了。’”(9)(说话人总结:)宝黛二人彼此误会。 “如此看来，……如今只述他们外面的形容。”(10)宝玉砸玉。黛玉哭。紫鹃、雪雁、袭人来劝。“那宝玉又听见他说‘好姻缘’三个字，……与你们什么相干!’”(11)宝玉听紫鹃劝黛玉，更加伤心后悔。(10)黛玉听袭人劝宝玉，更加伤心悲泣。“袭人见他脸都气黄了，……也由不的滴下泪来了。”(12)宝玉丫鬟袭人见状落泪。(13)黛玉丫鬟紫鹃见状落泪。“袭人见他两个哭，……四个人都无言对泣。”(14)黛玉剪玉穗，袭人等劝慰。 “一时，……也没什么。’”
事实上，被张新之称为“两扇大文”的《红楼梦》第二十九回后半文字，对宝黛口角的叙述均呈对称的效果。现将这一节所叙内容根据聚焦的主要人物拆分整理，以数字序号标明叙述顺序:上述段落叙述宝黛争执时，使视角在宝黛二人之间来回跳跃;且在描写二人语言、心理活动、行为动作时，总选取类似内容、使用类似措辞来呈现，由此形成故事和行文逻辑上的对称效果。在这千余字的描写之中，我们不仅获知了宝黛争执这一信息，也从文辞中见出两个人物的对称关系。
以情节结构的角度来看，则可认为上述段落源自于作家对宝黛二人关系的描写和想象，而对称的效果出于作者选择、运用了与内容相应的叙述形式;然而，小说评点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读方案。在张新之的眼中，小说这一段落的出彩之处非在其准确描述了对称性的人物关系和情节，而在于这段文章灵活运用了八股技法，展现了精妙整饬的文章结构。套用“因文生事”的观点来说，对称的人物关系和情节并非先在于这两扇文字，而是由对偶行文生发出来的虚构与创造。
三、《红楼梦》文章结构技巧举隅
从文章结构的角度来看，《红楼梦》中有种种用于文章联络的技巧，涉及小说的情节、人物、细节、语言等多方面的问题，以下结合金圣叹、脂砚斋等评点，依次举例论述。按照“因文生事”的逻辑，小说的故事情节可成为构造文章结构的一种手段。在金圣叹概括的《水浒传》读法中，“鸾胶续弦”法即体现了故事情节在文章结构中的作用:
有鸾胶续弦法。如燕青往梁山泊报信，路遇杨雄、石秀，彼此须互不相识，且由梁山泊到大名府，彼此既同取小径，又岂有止一小径之理。看他便顺手借如意子打鹊求卦，先斗出巧来，然后用一拳打倒石秀，逗出姓名来等是也。都是刻苦算得出来。
金本《水浒传》第六十一回夹批又论及燕青偶遇杨雄等人的情节:
如此交卸过来，文字便无牵合之迹。不然，燕青恰下冈，而两人恰上冈，天下容或有如是之巧事，而文家固必无如是之率笔也。
金圣叹论及的是小说第六十一回中，卢俊义遭发配，燕青、石秀等相救的情节。其中，燕青“打鹊求卦”“打倒石秀”等事，起到了联络上下文、构造文章结构的作用。打鹊事发生前，小说交代“放冷箭燕青救主”情节;打鹊之后，小说转为叙述“劫法场石秀跳楼”情节。其上下文中的情节相互独立。金圣叹认为，小说为此而虚拟了燕青打鹊、劫石秀不成等事，造成燕青、石秀的偶遇，使上下文得以自然联络。
《红楼梦》中也有类似的技巧。如上文提及《红楼梦》第十六回的“赵嬷一问”引得人物讨论起省亲筹备，这一提问、讨论的故事情节使小说行文由贾琏回家事过渡到省亲事，上下文自然联络。这一类过渡情节是构造文章结构的重要手段之一。相对于金圣叹所论《水浒传》而言，《红楼梦》中的过渡情节更突出地表现在人物的出行偶遇和贾府聚会宴饮这两类事件上。出行偶遇者，如周瑞家的送宫花、刘姥姥初入大观园等经典段落，均以人物行踪串起上下文间对原本离散的各不同人物或空间的描写。聚会宴饮者，如小说第四十三至四十四回的凤姐庆生聚会。小说对这场聚会着墨不多，却重点描述了宝玉私祭金钏儿、贾琏幽会鲍二媳妇、凤姐闹醋等事件。如宝玉私祭事，由宝玉在生日宴中的缺席展开，由茗烟劝宝玉回府参与寿宴结束——其起始均与庆生相关。凤姐生辰聚会，为李纨等寻找缺席的宝玉、宝玉回府等事提供了动机，由此使小说上下段落间得以自然转换。相比于元妃省亲中铺排的场面描写，凤姐的生日宴作为背景事件，起到了联络上述零散段落的作用。偶遇和聚会类故事情节，使得本无情节联络的故事内容间有了逻辑或时间联系，而小说文章得以自然结构。
另一方面，小说中的人物也可作用于文章结构。例如，《红楼梦》中的宋妈妈(或作“宋嬷嬷”)是较典型的因文章联络而设的人物。这一人物首次出现在小说第三十七回中，在袭人的安排下向史湘云送东西，评点者论及:
宋，送也。随事生文，妙。
送东西便曰宋妈妈。
观小说上下文，评点者高度关注的送东西事件所以重要，在于它为小说下文引入了史湘云这一人物，从而使湘云入社赋诗的情节得以展开。因此，在《红楼梦》第三十七回中，宋妈妈这一人物单纯承担了文章结构的功能。
与此同时，小说中的细节物品有时也可作用于文章结构。小说第九回，一面描写宝玉闹学堂的始末，一面穿插着介绍贾府中的各个子弟;其中，小说对贾菌、贾兰的介绍，由“一方砚瓦”引出:
金荣气黄了脸，说:“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说。”便夺手要去抓打宝玉秦钟。尚未去时，从脑后飕的一声，早见一方砚瓦飞来，并不知系何人打来的，幸未打着，却又打在旁人的座上，这座上乃是贾兰贾菌。
出于小说开篇布局、介绍贾府上下的目的，小说第九回中依次对贾府内外子弟进行介绍，其中也包括贾菌、贾兰二人。这两个人物本与金荣、秦钟等人的争执无关;小说以飞砚的意外事件，将内容重心由学堂争执转移到对贾菌、贾兰二人的描写上去。通过细节物品在空间中的转移，小说得以引入新的信息，并使上下文自然贯通。
小说的语言是小说文章结构的另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文章化小说观的集中体现。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就高度关注小说中的细节语词。如他论及的“正犯法”，就是通过指出文字重复的现象来提示武松打虎、李逵杀虎两段故事间的正犯关系。金批本《水浒传》第四十二回，写李逵所面对的虎，有“那大虫不曾再掀再剪”一句，金圣叹指出这句话“特写一句，表与武松文异”。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第二十二回中武松棒下的老虎有类似行为特点:“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两相对照，正是这三板斧的动作特点、“扑”“掀”“剪”三个用字，提示了两只老虎的相似之处。用字的选择使不同内容段落间产生共性和联络关系。
与此类似，上文论及的《红楼梦》第二十九回“对面两扇大文”，也通过“你”“我”“心”“好”等字的反复来构造文章。而甚于金圣叹所论《水浒传》“正犯法”的是，《红楼梦》更系统地接受了八股文对称行文的文体特征，构造了殊为特别的文章结构和表达效果，现另以小说第十三回为例:
话说凤姐儿自贾琏送黛玉往扬州去后，心中实在无趣，每到晚间，不过和平儿说笑一回，就胡乱睡了。……凤姐方觉星眼微朦，恍惚只见秦氏从外走来，含笑说道:“婶子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只听二门上传事云板连叩四下，将凤姐惊醒。人回:“东府蓉大奶奶没了。”凤姐闻听，吓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往王夫人处来。
……
上例是小说第十三回描写凤姐、宝玉听闻秦可卿死讯反应的部分，出现于这一回前后两个文章段落的开头处。这两小段文字的内容及其在小说情节结构中的地位各有不同:秦可卿托梦凤姐段，预叙了贾府最终的命运，也为下文凤姐理家事设下伏笔;宝玉听闻秦氏死讯段，一方面或可视为第五回宝玉、秦氏梦中相会的余音，另一方面，宝玉去往宁府的行为使小说下文得以将叙述重心转向宁府丧事。第十三回首，为联络这两个文章段落，小说针对凤姐、宝玉这两个人物，选取了类似的人物心理、动作，以相同的顺序、类似的措辞叙述出来，构成甲戌本脂批所谓“反对”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描写宝玉的“也不和人顽耍”一句，出现在上下文中略显冗余;但如果与描写凤姐的“不过和平儿说笑一回”等语相参照来看，则实为小说针对宝玉、凤姐二人行为的同一个方面加以描绘，以结构文章。总体而言，这种“反对”文字，依赖于语词间的同义、反义、对偶关系，能够加强文章段落间的联络关系。
总而言之，明清文人章回小说的文章结构，以金圣叹的“因文生事”说为总摄，以其总结的《水浒传》“文法”为纲要，涉及情节、人物、细节、语言等小说要素。在《红楼梦》文本和评点中，作用于文章结构的技巧体现得更为系统、具体。
四、“文章结构”与情节的错综、文本的歧义
“文章结构”的概念及相关分析，或可对《红楼梦》等古典文人章回小说的研究有所助益。首先，就《红楼梦》结构研究而言，“文章结构”的概念可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这部小说独特的结构形态。由于“文章结构”兼及小说的叙事及内容层面，小说的情节就显得错综复杂起来，情节结构显得枝叶蔓延。论者或因此以为“在结构方面，几乎所有的中国小说都为并非总能帮助深化主题的过多人物事物事件所累”，以为情节的蔓延多属冗余。与此相对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错综复杂的情节产生了独特的美学效果。例如，李辰冬在《红楼梦研究》中曾经指出:《红楼梦》的结构相对于西方小说及此前的古典章回小说都显得尤为特别;他将这种结构命名为“海潮式”，以描述小说给人以事件线索连绵而来的阅读体会。另有针对《红楼梦》情节结构及总体美学效果的空间化描述，如博尔赫斯评论《红楼梦》:“我们好像在一幢具有许多院子的房子里迷了路”，将小说的情节框架比作庭院迷宫;又如上文提及，《红楼梦》的结构研究中也常有论者倾向于强调传统小说评点中“结构”“间架”等词与建筑术语的关系，以及它们所体现出的空间性特征。这些描述都呈现了《红楼梦》情节结构的复杂性。“文章结构”这一概念的引入使我们意识到:小说情节结构的错综，或源于其作为文人章回小说，不仅以讲故事为要义，且重视文章的联络贯通。正是文章结构的存在，使小说呈现出海潮般或院落式的情节结构特征。
其次，在叙事学理论的框架下，对《红楼梦》文章结构相关技巧的分析或可使我们进一步认识这部小说叙事及情节结构的错综复杂。例如，郑铁生曾经提出，网状结构观所描述的《红楼梦》中“生活的网眼”可以对应罗兰·巴尔特在《叙述结构分析导言》中提出的“核心”概念。在这一理论视野下，《红楼梦》文章结构相关文本现象所展现的，事实上在于其高度复杂多样的“催化”功能，亦即联络核心单元或主要事件单元的功能。一方面，《红楼梦》中用以联络核心的催化技巧多种多样，如前文所论，涉及小说的情节、人物、细节物品、语言等多个要素。另一方面，那些承担催化功能的文字，又常常同时具备着核心等其它功能。例如，小说第七十三回中，邢夫人先“往园内散散心来”而偶遇傻大姐，后“来至迎春室中”而说出迎春的身世和为人。邢夫人的出行导致她与不同人相遭遇，两次遭遇分别引出了绣春囊、累金凤二事，绣春囊又引发了抄检大观园事。游园一事，将得绣春囊、访迎春这两个分属不同情节的核心单元连接起来，因此承担了催化功能。然而，这一情节同时可看作一个基本核心:邢夫人将绣春囊交给王夫人，被认为是体现贾府内部复杂斗争的核心功能单位。这一判断就暗示了对第七十三回中邢夫人游园事的另一种解释可能:邢夫人游园、得香囊、告诉王夫人香囊事这一行为序列(郑铁生命名为“拾捡”)，隶属于贾府内部两派斗争的情节，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基本核心。这样说来，游园一事既是催化，也是核心。
最后，认识《红楼梦》的文章结构，或有助于厘清诸家对《红楼梦》文本的某些歧解。索隐派的《红楼梦》评点往往将小说文本解释为大有深意存焉，许多时候是忽视了在文章观念支配下的小说创作与文体规律。例如，针对小说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张新之认为:“上半回是‘成大礼’之根，见宝钗必决杀黛玉。下半回乃‘归离恨’之兆，见黛玉之终让宝钗”。张新之认为宝钗扑蝶、黛玉葬花二事，是本回之旨所在。按照小说后文的故事内容，黛玉伤春悲泣，确与最终的魂归离恨、泪尽而逝相关;但本回将宝钗扑蝶、黛玉葬花故事前后并置，是否如张新之所说有暗示钗黛之争的意思?针对同一回，王希廉认为“第二十七回写小红与贾芸情事，是宾;写宝玉、黛玉两人心事，是主”，即认为真正与黛玉葬花段在内容、意义上构成对照的，是小红、贾芸事，而非宝钗扑蝶事。宝钗扑蝶一事，因此可视为通过人物行动、空间转移来联络上下文中这两个主要事件的文章结构技巧;张新之将此视为“成大礼”的伏笔，便是忽略了小说中文章结构的法度。
总之，对传统读者而言，阅读《红楼梦》等文人章回小说的过程不仅包含对故事、情节、人物等小说要素的把握，更包含对文章的品评鉴赏。也正是在预设了读者具备上述能力与观念的前提下，《红楼梦》不惮于成为一部文章旖旎、叙述繁复、情节错综的作品——对《红楼梦》及其传统读者来说，这些都是比讲述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故事更为重要的命题。
①[20][21][26][29][36][37]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2、208、401—403、137、169—171、1011、1012页。
②③[25][39][40] 曹雪芹、高鹗著，护花主人等评《红楼梦(三家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3、463—465、589、427、428页。
结合分析可知，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整体治疗有效率为94.73%（36/38），对照组为78.95%（30/38），对比可知观察组存在有显著优势P=0.023，x2=8.083；在护理满意度上，观察组为97.37%（37/38），对照组为73.68%（28/38），对比P=0.004，x2=11.072。
④⑤⑥⑦[30] 曹雪芹《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7a、169b、169b、208a、129b页。
⑧ 明清白话小说的理论、创作、阅读受八股文影响而有文章化的趋势，参见张永葳《稗史文心:明末清初白话小说的文章化现象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
⑨[22][23][27][28] 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2、1141、803、424页。
⑩ 现有研究中，多将金圣叹提出的“文”“事”之别与叙事学理论中的“故事”“叙事话语”的对立等同而视，如: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王平《对金批〈水浒传〉悖反式叙事理论的解读》(《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4期)，第82页;张世君《明清小说评点章法概念析》(《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86页。然而，在金圣叹的论述中，“文”既可“生事”，则囊括了叙述故事的方式(叙事话语)及被叙述的对象本身(故事)。这两对关系因此不能简单等同。
[11] ［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151页。
[12][14][16] ［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7、87—88、55页。
[15] 张世君《中西叙事概念“一线穿”与“整一性”辨析》。
[17] 杨义《中国叙事学》，收于《杨义文存》，第34—44页。
[18] 潘建国《关于章回小说结构及其研究之反思》，《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9]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收于《鲁迅文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页。
[24] 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73页。
[31] ［美］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4页。
[32] 李辰冬《红楼梦研究》，正中书局1946年版，第97—98页。
[33]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曹雪芹〈红楼梦〉》，收于《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75页。
[34][38] 郑铁生《半个世纪关于〈红楼梦〉叙事结构研究的理性思考》，《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35] 巴尔特叙事结构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参见［法］罗兰·巴尔特《叙述结构分析导言》(收于赵毅衡编选《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03—438页)，第415—417页。在这篇文章中，巴尔特将叙事的基本单位按照其四种功能进行分类，即核心、催化、标志、信息载体。关于核心与催化的区别，巴尔特认为:核心“构成了叙述(或叙述的某一部分)中真正的关节点”，而催化“仅仅是‘填充’了叙述中两个关节点之间的空间”;核心之间的联系“既是时间顺序的又是符合逻辑的”，催化仅涉及“纯粹的时间顺序的功能问题(所描写的是那些分隔故事中两个时刻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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