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启祥

　　“红楼印痴”乃冯其庸先生语，是他对长期执着地为《红楼梦》治印的王少石先生的评价和赞语。今借来用作这篇短文的标题，以表示对少石先生的崇高敬意，也寄寓对其庸先生的深切怀念。

　　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因为参加1986年在哈尔滨举行的国际红学会议，得到了大会赠予的礼品，即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少石篆刻冯其庸题评的《红楼梦印谱》。由此得识王少石先生并领略了篆刻艺术的魅力，这本印谱一直珍藏至今。近日，时隔三十余年，又收到了少石先生寄赠的《红楼梦印谱》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装帧印制较昔年考究得多，最大的特点是增收了冯其庸先生为此谱先后写的四个序言和全部信件，还有冯、王共同以师事之的许麐庐先生序和有关信件，题签也遵许嘱用沈裕君老的篆书。

　　面对这部形式和内容都十分厚重的增订本，少石先生嘱写一点读后感。说实在的，笔者于治印之道全在门外，只因后半生与红学结缘，在红学之海边沿徜徉，故只能就此说一点门外的感受。最突出的印象是以篆刻印章为手段阐扬《红楼梦》内涵者无论从数量、规模、影响而论，少石先生均为第一人，可以说前无古人，有没有来者，至少现时还看不到。《印谱》共收印章二百余枚，包罗书名、人名、景观、选句、批语等诸多方面，构成系列、系统，以至能以“谱”名之。这样的构想和创意本身就体现出一种气魄和力量，出类拔萃，人所难及。

　　其次，从红楼文化的角度观之，篆刻艺术或曰石上的艺术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人们都知道《红楼梦》的作者广见博识，多才多艺，红楼文化已蔚为大观，如戏曲影视、服饰饮食等，不可胜数。但石上的艺术自有其独到之处，《红楼梦》又名《石头记》，书中曾假托这是石头的故事，在一块巨石上编述历历，有待闻世传奇。可见在石头上演绎，润源有自，为其他品类的红楼文化所不可企及、不可替代。而篆刻艺术本身又有很大的难度或曰门槛很高，要与红楼的大千世界相匹配，就不得不在规矩之内极尽腾挪变化。如印章的大与小、方与圆、阳文与阴文、朴拙与工巧、古雅与灵动，一次次磨掉重来或偶尔得之，总之这是带着镣铐的跳舞。读者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仿佛也体察到了作者的苦心和功力。

　　再者，《印谱》的超乎庸常就在它的文学性了。文学性之来当然与边款有很大的关系，如“石头记”一印边款谓“此混沌初开补天之遗也”，又如黛玉印题曰“以鸟虫篆为黛卿制印，以见其绸缪宛转之意”。有的印章即使不看边款，本身就有很强的表现力，如晴雯印上下结构，纯净有骨气，袭人印左右结构，多转折，有委曲求全之意。更不必说那些本来文学性很强的诗句和箴言了。

　　增订本一个很大的亮点是收录了原始的信件，冯其庸致王少石的数十通书信，见证了二者之间的深挚情谊，这是艺术之交、学问之交，金石可证、日月可鉴。我以为这种友谊有两点最为感人。一是冯其庸对王少石艺术的激赏和盛赞，出自肺腑、发自衷心。他情不自禁地用“大佳”“极好”称赞他所喜欢的，“予视兄印为天地之至宝焉”，并索要原石“以为定交之证也”，“我所用章，从此以后，除张正宇老先生所刻外，当尽皆废去，专用兄所刻也”。另一点是其庸并非一味说好，而是“诤友”，直白地道出不足之处。1979年9月一函中指出宝黛两印“刻得有如官印，不合他们的身份和性格，应刻得更书卷气更放更洒脱些”。就在类此直言不讳的诤谏中，王少石对红著的理解和篆刻艺术迅速提高，有了日后读者所见的面貌。其庸和少石之间友谊的学术含量和艺术含量，由于强强互动而产生的良性提升，得到了极其生动的展现，成为艺苑佳话，也足资后人楷模。

　　日常在冯其庸先生身边工作的人常以学问家视之，其实他同是艺术家。他具有发现和培植艺术家的超常敏感，并甘愿为弘扬这种艺术竭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冯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公布这批信件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印艺和红学的最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