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54年，施蛰存参与了几场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会，发表了与主流观点一致的声音。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事实上，他走上古典文学研究的道路，深受俞平伯的引导和指点。他与俞平伯既是师生关系，又是编者和作者关系，他对《红楼梦》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欣赏的。多年以后，两人恢复联系，施蛰存为俞平伯旧作重版积极奔走，体现了醇厚的师生情谊和坦荡的君子之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施蛰存经过屡次思想改造，被吸收加入上海作协，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和全国第二届文代会。种种迹象表明，施蛰存终于被国家体制吸纳，并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成为广大人民阵营中的一分子。他也确实尝试着做出积极努力，顺应和迎合当时的一体化的文学批判，与主流观点发同一种声音，如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等资产阶级唯心观。
在当时全国文化界集体参与集中批判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施蛰存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参与了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座谈会，对此，我们可以从当时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华东师范大学校报》等报刊，找到施蛰存在这些座谈会上的身影和声音。
1954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编辑部邀请上海文学学术界人士，就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问题，举行了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大学校长、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学语文教师、《文艺月报》编委、文艺书籍出版社的负责人以及大学中文系学生等，施蛰存也在受邀之列。他在座谈会上发言:“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的著作中，有不少地方可以接触到中心问题，但都因不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分析和评论，他的笔，他的思想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这个观点，在当时众多学者专家的批判中，显得委婉含蓄。
1954年11月21日，《新民晚报》发表了题为《华东师范大学昨举行〈红楼梦研究〉座谈会》的文章，批判文化学术研究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施蛰存参加了这个900余人的座谈会。11月22日，《文汇报》也发布了题为《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红楼梦研究〉座谈会》的新闻报道。
同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华东师范大学师生九百人举行座谈会 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一文，特别提到施蛰存的发言内容:在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以资产阶级思想教授给青年，是一个严重的事实，彻底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将能帮助我们树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术思想，并改进教学。
此后，施蛰存陆续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举办的批判《红楼梦研究》的座谈会和胡适文学思想批判讨论会。据《华东师范大学校报》报道，1955年1月7日，许杰、施蛰存、黄仲苏、钱国荣(钱谷融)、徐中玉、徐震堮、张德林等中文系老师十人参加了第二次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座谈会，报道称:“这一次座谈会，谈得比较深入，也接触到了一些问题……进一步分析和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进一步分析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在文学领域的影响。”随后，施蛰存也参加了胡适文学思想批判研讨会，他和钱国荣在会上指出:“胡适反动的文学观表现在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光辉的古典文学遗产，尽其歪曲、污蔑的能事;相反的，对西洋文学又佩服得五体投地。”1955年1月19日，《华东师范大学校报》继续报道了《中文系第二次座谈〈红楼梦研究〉》，施蛰存和许杰、徐中玉等人均有发言。
这些报道中的施蛰存，是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身份出席批判座谈会的。他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和看法，与全国统一批判的声音是一致的，有强烈的一体化色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关于施蛰存参与文艺批判的报道，虽然不多，却给读者传达出一些历史信息:第一，在一段时期内，施蛰存曾与当时的文化主流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他站在国家立场批判俞平伯、胡适等人的资产阶级思想，鲜明表达自己的态度，与以往施蛰存强调性灵，追求文艺批评的自由争鸣很不一样。第二，施蛰存每次出席这种批判座谈会，都是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身份出席的。大学成为施蛰存发声的强大后盾，这说明施蛰存在当时情况下依托于华东师范大学，与全国知识界保持同调。第三，施蛰存将矛头对准了他的前辈作家胡适和俞平伯，此二人都是他所尊敬的长者和老师。他几乎在每场座谈会上，都有批判性的主题发言。这种文艺批判与1949年前施蛰存发表的文艺批评完全不同，是集体行为，由单位组织发起，有固定程序和议题的集中批判，剑拔弩张，政治对立的立场鲜明;而1949年前施蛰存的文艺批评，一般是作家的个人行为，虽然有主动出击，虽然也有口舌之争，大多限于学术范围内。
事实上，回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去看，施蛰存的种种作为，都是不得已。他要么顺应批判主潮，积极参与批判他人的座谈会;要么就一声不吭，成为他人批判的对象。对此，施蛰存从来是直言不讳的。他晚年在信中说:“再前一年，师大的‘红楼梦批判会’也是我主持的，我也讲了话。这不能说我不参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的实质是一次知识分子的思想再改造，也是全国统一思想的步骤之一，它已由文艺批判上升至在全国文化界范围内的政治运动。
有学者指出:“1954年，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对于‘红楼梦研究’的思想批判运动，其做法是借助于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思想批判、文化批判和政治批判。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简论》是导火线，主要目标是胡适，主要意图是清除政治、哲学和文化学术领域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很多知识分子时隔多年回忆起这段批判经历，都觉得政治色彩过浓，对俞平伯有失公允。著名文艺理论家林默涵认为，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过程中，“有些批评文章全盘否定考证，这是不对的。有些批评缺乏根据，指责俞平伯独占资料，是学阀、恶霸，这不是事实。此外，当时我们感到批判的声势是否太大了一点”。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多年的老编辑袁鹰回忆:“当时我想不通，怎么突然搞起《红楼梦》来了?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可能有问题，但是值得在中央党报上那样大张旗鼓地展开批评吗?”就连俞平伯自己也在生命行将结束时，沉痛地写下“千秋功罪，难于辞达”，表达自己悲怆、委屈而又无可奈何的遗憾。
施蛰存对当时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持开放态度，在他内心深处，依然坚守着对文学艺术的自由追求。当然，施蛰存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早在1925年，他就在大同大学参加过五卅运动，同年秋与戴望舒、杜衡一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地下革命宣传工作。甚至在1927年，他被国民党列为大学生共产党嫌疑分子，其在1928年创办的文艺半月刊《无轨列车》也被国民党中央列入查禁反动刊物，罪状是“藉无产阶级文学，宣传阶级斗争，鼓吹共产主义”。他还尝试创作了几篇不成功的左翼小说，被国民党列入禁书目录。他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追求率真自由的人生境界，反对条条框框的束缚，不难理解，施蛰存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有所保留，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有学生这样评价当时施蛰存的讲课情况，“三个学期的授课，同学们惊奇地发现，他从未引用过‘马克思说’或‘毛泽东说’”。刘志一撰文说:“他(施蛰存)凭个人兴趣讲课，不引用政治性的语录，却讲得非常生动”。对于在课堂上是否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施蛰存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解放后在华东师大教书，我不是不用马列毛观点，但青年人听不懂我的观点符不符合马列主义，他们只要老师满口马列语录，就认为是马列主义的讲解，这点我是不屑做的。”可见，施蛰存对于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看法，有选择地消化吸收后，将马克思主义与自己的思想体系融合起来，运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其自由心性的表现。这也说明，施蛰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持个人思想和艺术的纯粹性，在大的时代风云中唱一己寂寞的歌。
施蛰存虽为现代派作家和外国文学翻译家，其创作大胆借鉴了显尼志勒、爱伦坡等人的创作手法，但他在现代派小说创作之前写的作品有着浓郁的中国风格，甚至他以施青萍为名发表小说时，走的是鸳鸯蝴蝶派的路子。他非常熟悉中国古典小说，长年浸润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从他的《江干集》《上元灯》等集子中，可以看出很多中国古代传统小说对他的精神濡养。对于《红楼梦》，施蛰存向来都是持欣赏态度的。早在1932年，施蛰存在《如何作文?》中说:“一部《水浒传》一部《红楼梦》，卷帙浩繁，而读者却觉得头头是道者，正因其作者早已编定了一个简明的大纲在胸中然后落笔也。”1937年，施蛰存发表《小说中的对话》，指出:“曹雪芹描写一个林黛玉，不曾应用心理分析法，也没有冗繁地记述对话，但林黛玉之心理，林黛玉之谈吐，每一个看过《红楼梦》的人都能想像得到，揣摩得出。”同年，他在《关于〈黄心大师〉的几句话》中说:“中国小说中很少像西洋小说中那样的整段的客观的描写，但其对于读者的效果，却并不较逊于西洋小说，或者竟可以说，对于中国的读者，有时仍然比西洋小说的效果大。我们不能忽略了中国人欣赏文艺作品的传统习惯，到现在《水浒传》《红楼梦》始终比新文学小说拥有更广大的读者群，这是在文体方面，至少有一半关系的。”由此可看出，施蛰存对《红楼梦》的文体创造、框架结构、氛围营造和人物对话等方面由衷赞叹。后来红学专家邓云乡将所著《红楼识小录》赠予施蛰存，施蛰存以诗回赠:“一梦红楼三百年，燕京风物付云烟。凭君话旧存文献，又见都城纪胜篇。”
施蛰存在“红楼梦研究”批判会上，站在对立面，针对自己的老师俞平伯发表批判言论，是迫于政治环境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后来施蛰存在其他文章中表示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欣赏。他说:“平伯先生的‘红学’，当然是旧了，可是，我们如果把它放在历史的地位上，对新文学运动以前的‘红学’来说，则平伯先生的‘红学’，还是新的。”施蛰存非常景仰俞平伯，他是施蛰存古典文学研究的领路人。1923年，施蛰存进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俞平伯为他们讲授诗词。施蛰存回忆:“俞平伯老师讲过《诗经·卷耳》，指导我研究《诗经》的路子，于是我找到一部方玉润的《诗经原始》，通读之下，才知道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在俞平伯的推荐下，他在1923年的《时事新报》和《文学》发表《诗经》的研究论文《苹华室诗见》。施蛰存特别感激俞平伯的教诲与提携，他在晚年深情回忆:“余尝一夕登楼奉谒，会电灯失明，先生遂入市购红烛归。即烛光下谈艺论文，迄二鼓而退。”晚年施蛰存在古典文学方面成为一代大家，以性灵视角研究唐诗宋词，写成《唐诗百话》《词学名词释义》，主编《词学》，编撰《宋元词话》《宋词经典》《花间新集》《词籍序跋萃编》等，固然与他的家学渊源、后天钻研有关，但也不可忽视早年俞平伯对他的引路作用。
俞平伯也是施蛰存非常欣赏的散文家之一，施蛰存在多篇文章中谈到俞平伯散文的艺术魅力及其对自己的影响。施蛰存在一篇文章谈到:“看到《秋荔亭墨要》之一，觉得俞平伯先生的文章游戏愈来愈妙，可惜我又不解其道，莫敢赞一辞。”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写到:“俞平伯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描写他自己乘夜车回到杭州家里时的那情状。……这一节文章我看了很动心，我觉得那些黑魆魆的高墙和深巷很够味。”施蛰存晚年写过一篇文章《说“散文”》，对古今中外的散文创作作了全景式的勾勒，其中特别谈到:“茅盾、俞平伯、冯文炳、王鲁彦、魏金枝诸家，也都有好几篇杰出的散文，至今在我的记忆中。”施蛰存在《重印〈杂拌儿〉题记》中指出，郭沫若、鲁迅、周作人、谢冰心，以及俞平伯的著作，对他的文学生活起过重要的作用。
1932年11月，俞平伯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第2卷第1期发表旧体诗《失题》手稿。1935年4月，俞平伯在施蛰存主编的《文饭小品》第3期上发表散文《三槐序》。1935年，俞平伯曾参与了由施蛰存、阿英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的编撰工作，成为编委之一。可见施蛰存与俞平伯既是师生关系，又有编辑和作者之情谊。
面对自己的恩师、朋友，在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座谈会上，我们看到像施蛰存这样追求自由和率真的知识分子，也卷入其中，对俞平伯发表不属于自己内心真实声音的批判。可以想见，在特殊时期，政治对文学的巨大影响。对此，施蛰存应该是抱愧的，虽然这不能归咎于施蛰存良心操守的败坏，而是大的时代环境使然。在1980年代，施蛰存和俞平伯恢复通信后，表示要推动俞平伯散文的出版，并为此奔走呼告。俞平伯在信中表达了对施蛰存的感谢，说:“蛰存兄:手书欣诵，《杂拌儿》承绍介重印有成议，欣荷。”经施蛰存推荐，俞平伯的散文集《杂拌儿之一》作为“百花洲文库第二辑”，于1982年12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施蛰存撰《重印〈杂拌儿〉题记》。在《题记》中，施蛰存盛赞俞平伯的散文和五四其他优秀作家作品“都是新文学史的奠基石”。1983年4月，俞平伯的散文集《杂拌儿之二》由江西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
1954年的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施蛰存侧身其中，不得已而发声。一时的政治运动过去后，施蛰存与俞平伯之间的师生情谊，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醇厚。历史是公正的，时间能说明一切。
① 《本报编辑部召开的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座谈会发言纪要》，《解放日报》1954年11月28日。
② 《华东师范大学师生九百人举行座谈会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解放日报》1954年11月22日。
③ 《中文系第二次座谈〈红楼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校报》1955年1月19日。
④ 张德林《中文系举行胡适文学思想批判讨论会》，《华东师范大学校报》1955年3月15日。
⑤ 参见古剑《施蛰存的“辩证”及其他》，《书城》2008年第1期。
⑥ 王铁仙、王文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文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0页。
⑦ 《林默涵谈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批判》，《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2期。
⑧ 李辉《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页。
⑨⑩ 施蛰存、沈建中《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100页。
[11] 参见韩石山主编《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12] 引自古剑《施蛰存的“辩证”及其他》，《书城》2008年第1期。
[13] 施蛰存《如何作文?》，《青年界》1932年第2卷第2期。
[14] 施蛰存《小说中的对话》，《宇宙风》1937年第39期。
[15] 施蛰存《关于〈黄心大师〉的几句话》，《中国文艺》1937年第1卷第2期。
[16] 施蛰存《北山楼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页。
[17][23][25] 引自俞平伯《杂拌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2页。
[18] 施蛰存《我治什么“学”》，《书林》1984年第2期。
[19] 施蛰存《北山楼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
[20] 施蛰存《绕室旅行记》，《宇宙风》1936年2月1日第10期。
[21] 施蛰存《玉玲珑阁丛谈》，《谈风》1936年11月10日第2期。
[22] 施蛰存《文艺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
[24] 俞平伯著、孙玉蓉编《俞平伯书信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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