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颖

　　内容提要:曹雪芹将家族兴衰的命运与盈虚消长的哲理紧密联系，深化了《红楼梦》的哲学意味。“盈虚”思想不仅显性地呈现在《红楼梦》的诗词、人物对话之中，而且隐性地蕴含在小说情节、程高本百廿回的整体结构之中。程高本后四十回写贾府败落之后又有复兴之望，恰与《周易》盈虚循环之理相契合。这一哲学渊源，亦有助于说明在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层面，程高本结局具备较强的合理性。

一、“盈虚”思想溯源

《红楼梦》是一部以贾府为中心，写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盛衰的家族小说，家族盛衰既构成了小说的基本环境，也是小说描写的整体生活内容。小说中的贾府从百年望族走向没落与衰亡，从现实层面看，这反映了传统封建社会的积弊与危机，是家族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结果;从哲理层面看，《红楼梦》反复描述的“乐极悲生”“盛宴必散”“物极必反”的运数，充溢着阴阳消长、盈亏相随的朴素辨证法思想，考镜源流，此思想深受《周易》影响。《周易》的卦象最初和卜筮联系在一起，通过设立六十四卦阐述天道人事，并借彖辞言说自然变化和休咎祸福。例如，丰卦的彖辞为“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即通过太阳起落升降、月亮圆缺满亏构成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和辩证法思想的“盈虚”意象，说明盛极必衰、物极必反的人生哲理。王夫之在《周易内传》中对丰卦所蕴含的“盈虚”思想做了进一步诠释:“‘日中则昃’，‘明以动’而犹恐其失也。‘月盈则食’，阴虽中而固有其可亏者也。人则有邪正之消长，鬼神则有祸福之倚伏，邪可使悔而之正，祸固为福之所倚，而何忧乎!”王夫之认为人与鬼神的邪正消长、祸福转化，如同太阳的起落、月亮的圆缺，都存在盈与虚的辩证关系。简而言之，《周易》借卦象以比类，说明事物的“盈”与“虚”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并且日月、天地的盈虚之理与阴阳消长之理是相通的，事物的消减、生息达到一定的阶段就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最终达到天、地、人三者融会贯通的境界，这就是富有辩证法色彩的“盈虚”思想。

　　这种关于事物对立统一、对立转化的“盈虚”思想在中国古代的许多哲学典籍中都有论及，譬如老子在《道德经》中云:“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保此道者不欲盈”，魏晋思想家王弼注曰“盈必溢也”。庄子在《知北游》中论及“有形之物”与“无际之道”之间有一个盈虚转化的过程:“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谓盈虚衰杀，彼为盈虚非盈虚，彼为衰杀非衰杀，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散也。”庄子认为，由没有边际之道转成有形之物，或由有形之物复归无际之道，都要经过盈虚、衰杀、本末、积散的转化，而道的本身并无盈虚、衰杀、本末、积散的区别。

　　不仅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富有“盈虚”思想，中国古代不少诗人、词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其诗词中融入“盈虚”思想抒发生命意识，如阮籍的“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咏怀八十二首·其三十二》);孟浩然的“山光忽西落，池日渐东上”(《夏日南亭怀辛大》)，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等。

　　值得说明的是，“盈虚”思想不仅体现在《周易》之中，也体现在其他哲学典籍、文学作品之中，本文着重探讨《周易》的“盈虚”思想对《红楼梦》的影响，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周易》为“盈虚”思想之滥觞;二是便于集中、深入地阐释《周易》与《红楼梦》之间的联系。

二、“盈虚”思想的显性呈现

《周易》的精髓在于阐发天地阴阳的对立统一规律，即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此方消减则彼方生息，彼方消减则此方生息，总是处在不停地运动变化过程中，如《剥卦》彖辞所云:“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指君子顺从事物消亡与生息，盈满与亏虚的变化，这是天道运行的规律。此“盈虚”思想在小说第一回，借一僧一道之口有形象化描述:“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

　　无独有偶，在秦可卿托梦王熙凤的对话中也蕴含了“盈虚”思想:

　　“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凤姐听了此话，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问道:“这话虑的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秦氏冷笑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谓常保永全了。”(第十三回)

　　另外，第五回借宁荣二公之灵嘱托警幻仙姑道出百年望族荣枯无常，非人力所能扭转的运数:“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第二十六回借红玉之口道出盛宴必散的客观规律:“俗语说的好，‘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第三十一回，借史湘云与翠缕论阴阳，道出阳尽成阴，阴尽成阳的自然法则:“‘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字，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

　　在上述对话中，僧道所云“美中不足，好事多魔”“乐极悲生”，警幻仙姑所道“运终数尽”，红玉所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史湘云所论“阳尽成阴”“阴尽成阳”与秦可卿所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树倒猢狲散”“否极泰来”，可谓异曲同工，都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是物极必反，盈满到顶就会趋向虚亏，都与《周易》的“盈虚”思想相契合。

　　小说中的“盈虚”思想除了借人物对话显现，还包含在诗词韵文之中。譬如跛足道人所唱《好了歌》“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将代表着生命充实状态的“盈”与无处寻觅的“虚”相互映衬，揭示天道盈虚、人生荣枯无常的悲剧;同样，甄士隐解注《好了歌》也是通过事物强烈的反差对比呈现“盈虚”思想:“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其中的“笏满床”“歌舞场”“脂正浓、粉正香”代表着人事中“盈”的一面，“陋室空堂”“衰草枯杨”“两鬓又成霜”则代表着人事中“虚”的一面，在“盈”与“虚”的相反相成中，表明一切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的，都如梦幻泡影，过眼烟云。无论是跛足道人所唱《好了歌》，还是甄士隐解注《好了歌》，就所包含的“盈虚”思想而论，“实质上是对专制社会上层周而复始的‘兴盛－腐败－衰亡’的哲理性概括，是向读者说明人生和历史的某种规律性现象。”

　　此外，史湘云的曲子【乐中悲】“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枉悲伤!”(第五回)贾迎春所制的灯谜“天运人功理不穷，有功无运也难逢。因何镇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同。”(第二十二回)其中“消长数应当”“阴阳数不同”都阐述了盛者必衰、兴者必废的“运数”，渗透着浓重的宿命感，即暗示四大家族在经历花柳繁华后，家族命运将非人力可控地走向福过灾生，只有等待象征着尘寰中消长之数的时运到来。

　　简而言之，上述人物对话及诗词都具有丰富的辩证法色彩和哲理意味，与《周易》的“盈虚”思想一脉相承，都是从“一阴一阳之谓道”脱化而来，即“阴”与“阳”、“盈”与“虚”量变到一定阶段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如同日月有推移，寒暑有往来，命运有穷通，都是不以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三、“盈虚”思想的隐性书写

“盈虚”思想贯穿于《红楼梦》整部小说，不仅显性地呈现在人物对话与诗词韵文之中，而且隐性地渗透于情节之中。在小说中，代表着“盈”的事物与代表着“虚”的景象往往互相包含，共为逆反，所谓盈中有虚，虚中有盈，矛盾双方相互排斥而又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就具体情节而言，可分为“盈中有虚”的情节和“虚长盈消”的情节，两者相互呼应，对比映衬，深刻地呈现了贾府由盛而衰的必然趋势。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为典型的“盈中有虚”的情节，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圆满其表是以空虚其里为代价。贾妃省亲正是贾府承受皇恩浩荡的时刻，同时颓势也显露端倪——建造大观园，包括蓄养家乐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以至于当贾妃看到大观园内外一派繁华，不禁“默默叹息奢华过费”，再三叮嘱:“以后不可太奢，此皆过分之极”，“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万不可如此奢华靡费了!”(第十八回)。穷奢极欲的铺张种下了贾家衰败的祸根，演绎了事物欲圆满其表，必得空虚其里的客观规律;其二，省亲场面热闹、豪华，气氛却充满悲凉与不祥。元宵节为月圆之夜，是“盈”的象征;贾府承受皇恩浩荡，贾妃与家人团聚，也是“盈”的体现，在曹雪芹笔下却有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的艺术效果——贾妃见了贾母、王夫人、宝玉等亲人，不是欢声笑语，而是“满眼垂泪”，“忍悲强笑”，几番哽咽，“泪如雨下”，这不仅折射了贵为皇妃的心酸生活，还为“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省亲场面奠定了悲哀的基调;其三，贾妃所点之戏为贾家败落的伏笔。贾妃点了《豪宴》《乞巧》《仙缘》《离魂》等四出戏，暗示出贾府由盛而衰的发展趋势及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其中，《豪宴》为明末戏剧家李玉的传奇《一捧雪》传奇第五出。该传奇围绕九世相传的玉杯“一捧雪”，展开争夺，以致家破人亡;《乞巧》即清代戏剧家洪昇《长生殿》传奇第二十二出《密誓》，写七夕之际杨玉环在长生殿中乞巧，李隆基驾至，两人同话牛郎织女之情，并对天盟誓。此后不久，杨玉怀被逼自缢于马嵬坡;《仙缘》即明代汤显祖《邯郸记》传奇第三十出《合仙》，写卢生黄粱一梦后顿悟，随吕洞宾上天界与八仙相会;《离魂》即汤显祖《牡丹亭》传奇第二十出《闹殇》，写的是杜丽娘后花园寻梦，归来抑郁成疾。这四出剧皆为不祥之兆，由“十二伶”在贾府鼎盛时演出，与小说正文融为一体，成为“盈虚”思想的隐性书写。

　　如果说“荣国府归省庆元宵”极尽叙述贾府烈火烹油之盛，为“盈中有虚”的情节意象;“中秋节异兆悲音”则描写了贾府即将走向崩溃的衰兆，构成“虚长盈消”的情节意象。中秋节与元宵节一样，也是月圆之夜，是“盈”的表征符号，但小说情节发展到第七十五回，家族命运已显示出无可救药的衰败之相——耽于享乐、腐朽堕落、后继乏人等，因此中秋节的前夜，显露了种种不祥之兆:

　　那天将有三更时分，贾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饮茶，换盏更酌之际，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大家明明听见，都悚然疑畏起来。贾珍忙厉声叱咤，问:“谁在那里?”连问几声，没有人答应。尤氏道:“必是墙外边家里人也未可知。”贾珍道:“胡说。这墙四面皆无下人的房子，况且那边又紧靠着祠堂，焉得有人。”一语未了，只听得一阵风声，竟过墙去了。恍惚闻得祠堂内槅扇开阖之声。只觉得风气森森，比先更觉凉飒起来;月色惨淡，也不似明朗。众人都觉毛发倒竖。贾珍酒已吓醒了一半，只比别人撑持得住些，心下也十分疑畏，便大没兴头起来。勉强又坐了一会子，就归房安歇去了。(第七十五回)

　　庚辰本在这段描写处有脂砚斋的批语:“未写荣府庆中秋，却先写宁府开夜宴;未写荣府数尽，先写宁府异道(兆)，盖宁乃家宅，凡有关于吉凶者，故必先示之，且列祖祠此。岂无得而警乎几(凡)人?先人虽远，然气运相关，必有之利也，非宁府之祖独有感应也。”在中秋节前夜描写宁府祠祀的种种不祥征兆，诸如来历不明的长叹声，阴气森森的风声，以及祠堂内槅扇的开阖之声等，蕴含了盈虚祸福，转换随时的宿命色彩。在接下来的凸碧堂中秋赏月中进一步渲染了贾府即将“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命运:众儿孙媳妇们以贾母为中心团团围坐，忽闻笛声悲怨、凄凉，“贾母年老带酒之人，听此声音，不免有触于心，禁不住堕下泪来”。众人强颜欢笑，熬不过困，渐渐散去，王夫人提议“请老太太安歇罢”，贾母一看，除了探春，果然都散了，只好发话:“我们散了。”此情此景暗合了宁荣二公之灵托警幻仙姑所预言的“运终数尽”，这是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力量以不可避免的方式在操纵着贾府的命运。

　　从上述情节可知，“‘兴者必废’，‘盛者必衰’，‘乐极悲生’，祸福倚伏，这是天地间非人力所能抗拒、非人力所能扭转的任何人都逃不过的‘运数’”，曹雪芹应该深谙《周易》中“日中则昃，月盈则食”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并以其天才的敏感深刻洞察到封建末世的危机，在其小说中试图通过“气运”，或者说“气数”对他所经历、所描写的一切予以合理性解释，致使《红楼梦》的悲剧笼罩了浓重的宿命色彩，或者说命运感。

四、“盈虚”思想对程高本后四十回的影响

“以《易》解《红》”在清代点评家中已初露端倪。张新之将程高本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文本视作一个整体，认为《红楼梦》一书的章法即以阴阳往来展开，而林、薛之间的消长，构成了小说中重要的主线:“木行东方，主春生;金行西方，主秋杀。林生于海，海处东南，阳也;金出于薛，薛猶云雪，锢冷积寒，阴也。此为林为薛、为木为金之所由取义也。”“是《易》道也，是全书无非《易》道也。”张新之运用五行评点《红楼梦》中的人物关系和命运，虽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他从《易》理出发，认为刘姥姥在全书通体大结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将《周易》中的消长之理与贾家兴衰的命运联系起来，认为《红楼梦》以时间为着眼点，从《坤》卦始，以《复》卦终，象征贾家复荣，还是有其合理性。事实上，《周易》的“盈虚”思想不仅渗透在《红楼梦》的人物对话、诗词和情节之中，而且体现在程高本后四十回的结局——程高本后四十回提到“兰桂齐芳”，可以理解为“盈虚”之理牵引着《红楼梦》的人物和家族走向盛宴必散，由色归空后又有复兴之望。

　　值得关注的是，对于程高本后四十回，红学界历来褒贬不一，迄今为止，仍以鲁迅的评点影响较大:“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是以续书虽亦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芬’，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干净者矣。”鲁迅认为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伏线“颇符”，同时也指出其不足，这就是结尾“兰桂齐芬”，家族命运又有兴旺的势头，而《红楼梦》的结尾应当如曲词“飞鸟各投林”所预言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第五回)。在笔者看来，鲁迅的观点诚然不乏合理之处，但也存在偏颇，如果从《周易》的辩证法思想和《红楼梦》创作的时代语境来看，程高本后四十回安排在贾府败落之后又有复兴之望恰与《周易》的盈虚消长之理相契合。

　　其一，《红楼梦》表现了《周易》阴阳顺逆的循环观。事物的发展有盛极而衰，就会有否极泰来，这也是《周易》阴阳顺逆的循环观，即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人事无不遵循发生、发展、衰落、消亡并重新开始的循环运动。如《周易》剥卦爻辞阐发“剥”极而“复”的哲理，复卦爻辞则通过“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揭示了阴到极盛，物极必反，阳将复生，阴将衰退。

　　《周易》阴阳顺逆的循环观衍射在文艺作品中，表现为中国的古典悲剧多呈现为大团圆结局:关汉卿《窦娥冤》中窦娥蒙受不白之冤的遭际和死亡都是悲剧，但窦娥被斩前立下的三愿即血溅白练、六月飞雪、楚州大旱三年都奇迹般地实现，窦娥的冤案也最终昭雪;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中屠岸贾杀害赵盾一家三百余口，程婴为保全赵氏孤儿，牺牲了自己唯一的儿子，这本是一出惊天动地的大悲剧，但结尾以孤儿长大成人，成功复仇为“团圆”;洪昇的《长生殿》写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安禄山发动叛乱，唐玄宗逃亡途中被迫赐死杨贵妃本是悲剧，但在织女帮助下，李隆基和杨玉环月宫相会终获团圆……这种“大团圆”思维模式反映在《红楼梦》后四十回，就是“现今荣宁两府，善者修缘，恶者悔祸，将来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也是自然的道理。”(第一百二十回)诚如王振复所言:“《红楼梦》大悲剧，却亦并非如原作者所申言的那样:‘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而是家道复初，兰桂齐放，实现了秦可卿的一个预言‘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见《红楼梦》第十三回)。这‘否极泰来’，指《周易》之否卦发展到极点一变而为美满的泰卦，真是‘时来运转’。”可以认为，在高鹗续作中李纨的儿子贾兰已中乡榜，宝玉考中举人后出家，但留下了遗腹之子，以应验“兰桂齐芳”，预示着贾府又将重新开始新一轮的盈虚变迁。我们虽然无法看到曹雪芹设计的小说结局，但程高本后四十回“沐皇恩”“延世泽”的结局不仅与《周易》的盈虚轮回思想相契合，印证了泰极而否，否极泰来，互为因果;同时呼应了前八十回凹晶馆对月联诗，史湘云吟出“乘槎待帝孙，虚盈轮莫定”(第七十六回)，其诗句所埋下的线索，很可能是符合曹雪芹原意的。

　　其二，程高本后四十回折射了《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语境。《红楼梦》创作于清朝前期，就整个清朝而言，正处在鼎盛时期;但就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而言，却已是封建社会暴露其腐朽本质，日益走向没落的封建社会末期。一方面，曹雪芹敏锐地洞见了封建末世的危机和矛盾，看到了盛极而衰的家族命运，因此在其创作中强化了悲剧性的宿命体验，正如小说中贾探春的判词“生于末世运偏消”，即所有个人的努力都难以抗拒宿命性的安排，无论是家族命运，还是个人命运都折射了事物盛极而衰、物极必反的规律;另一方面，受时代的局限，《红楼梦》的创作者难以彻底摆脱封建传统的束缚，也难以看到封建社会必将消亡的历史规律，对此，冯其庸有精辟概括:“还是封建社会沉沉暗夜的时代，代替封建制度的新时代的曙光还未透出或刚将稍稍透出地面，所以我们不能要求曹雪芹写出更超越时代所许可的自由思想来!”应该承认，曹雪芹的思想无法超越其生活的时代，是有局限性的，而《周易》的盈虚循环观作为影响深远的传统思想资源，很有可能对《红楼梦》的结局构思产生影响。因此，程高本后四十回写贾府在经历了诸芳流散、锦衣军抄家后又沐泽皇恩，“兰桂齐芳”，败落的四大家族又有了新的希望，这样的结局在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辩证地看，我们读程高本后四十回续书，虽然感觉到其思想艺术水平与前八十回相比存在差距，不少人物形象也失去了曹雪芹笔下的灵性，但仍然要肯定后四十回作者基本上遵循原著精神完成了小说的悲剧结构，给了《红楼梦》一个比较符合时代语境的完整形态。

　　综上所述，《周易》的“盈虚”思想从三个层面深刻影响了《红楼梦》的创作:第一个层面是对话、诗词层，由此显性地折射出盈虚消长的意识;第二个层面是故事情节层，将盈虚意识隐性地渗透在故事情节之中;第三个层面是“盈虚循环”观决定了《红楼梦》的悲剧结构，牵引着小说中的人物和家族走向“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由色归空后又有复兴之望。小说通过对人物、家族命运予以形而上的观照，也说明了社会、历史的某种规律性现象。

　　①⑤ 崔波注译《周易》，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07、148页。

　　② 王夫之《船山遗书》(第一册)，中国书店2016年版，第201页。

　　③ 老子《老子道德经注》，王弼注，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0、37页。

　　④ 庄子《庄子译注》，刘建国、顾宝田注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43页。

　　⑥ 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均出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⑦⑨ 李广柏《曹雪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6、205页。

　　⑧ 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八)，杜泽逊审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页。

　　⑩ 冯其庸纂校订定《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6、67页。

　　[1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172页。

　　[12] 王振复《周易的美学智慧》，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页。

　　[13] 冯其庸《解梦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