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茜

　　内容提要:本文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战略背景下，以2014－2021年国内《红楼梦》海外传播的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研究态势、研究水平及研究群体的细致分析，初步勾勒出了国内学界对于相关知识领域认知的整体风貌，再通过对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的深入挖掘，全面绘制了《红楼梦》海外传播的国内认知图谱，希冀能够为未来红学的翻译传播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推介传承提供一定参考。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一部巅峰之作，也是世界文学之林的一颗璀璨明珠。对海外读者而言，《红楼梦》更是全景式描绘中国传统社会的百科全书和荟萃了中国古典文化多种优秀元素的聚宝盆。这部清代小说凭借其丰厚的美学内涵、巨大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人文哲思，经过跨语际的语码转换后仍能逾越时空和文化的界限、感染众多当代异域读者。《红楼梦》的多语种迻译及国际性传播不仅是其文本价值重构的重要途径，也是汉语国际推广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有效载体。因此，唯有对《红楼梦》及其海外译介传播情况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考察，才能有力承担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重任。

一、文献采集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试图在文献计量和信息可视化的基础上梳理国内学界对于《红楼梦》海外传播的认知现状，总结其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勾勒该领域的科学知识图谱。具体来说，就是以CiteSpace软件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结合中国知网的可视化分析功能，透过样本文献蕴含的潜在知识，挖掘知识单元之间的复杂联系，借助可视化的图像来生动呈现相关知识域的研究规模及认知水平、核心作者及合作网络、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景。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目前在国内主要集中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计算机软件及应用、管理科学与工程、新闻传媒以及教育学，红学领域的应用还比较罕见，仅有寥寥数篇文献涉及红译研究，尚未发现采用可视化方法着重探析《红楼梦》海外传播的学术论文。

　　笔者选择2014年以来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收录的以《红楼梦》海外译介与传播为主题的相关文献作为语料来源，经人工筛查剔除书评、会议综述、征订启示、采访纪要等非学术性文章及明显与研究主题不符的论文后共得到133篇有效文献。关于样本边界和数据清洗需要作以下说明:一是当今《红楼梦》的大众传播除了原著的出版销售、非汉语译介和对其文本的解说、赏析之外，还包括以《红楼梦》为蓝本的各种体裁的文学改编和各门类的艺术创作，因此在采集样本文献时将取材于《红楼梦》的小说改编或创作、歌剧、电视剧、漫画等也纳入考察范围之内。二是尽管各语种译本无疑是《红楼梦》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但本文集中关注《红楼梦》海外传播的深入程度、文化影响以及国内学界对此的认知现状，因此仅讨论译本中蕴含的茶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或中医文化等具体文化形态的文献，在特定翻译理论框架内探讨习语、俗语和歇后语或人名地名、传统节日、宗教用语、中医术语等文化负载词的具体翻译策略或技巧，以及对不同译本中的诗词歌赋翻译手法进行对比赏析的研究不在本次讨论范围之列。

二、国内认知的整体风貌

(一)研究规模及发表态势

“科学发展的足迹是可以从已经发表的文献中提取的”，较长一段时期的已有研究能够反映出知识的累积情况。如图1所示，自“讲好中国故事”重大战略实施以来，相关领域年度发文量呈平稳态势，基本围绕16篇这一数值上下小幅度波动。从图中还可观察到，样本文献及其引证文献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达到峰值。考虑到文章的发表周期，这可能与2017年初党和国家积极的政策引导直接相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要基本形成包括传播交流在内各方面协同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及政府为实现这个总体目标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政策扶持、完善文化法治环境和充分调动社会积极性、创造性。此外，2018年间的一系列国际文化展览和学术活动，包括3月分别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和摩米勒斯博物馆举办的“红楼梦文化展”和“中国云锦·红楼梦长卷展”，以及同年10月召开的“《红楼梦》在东亚的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不仅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进中外人民友谊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红楼梦》的世界性传播和红学的海外译介提供了新的滋养。

　　

　　图1 发文态势及研究规模

(二)文献影响和研究水平

被引频次是文献质量、学术价值及影响力的重要测度。识别《红楼梦》海外传播研究的高频被引文献，掌握其研究内容、核心观点、分析方法和被引情况，有助于理解相关领域的知识结构、研究水平和学术影响。133篇样本文献总计被引474次，篇均被引3.56次，为382篇引证文献提供了知识支持。这里对引用率较高的前五名文献作如下说明:汪庆华(被引96次)从译介效果出发对“视异化为中国文化译介良策”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在比较了杨译本、霍译本的翻译策略之后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既需要有中国译者偏向异化的翻译，又需要国外汉学家偏向归化的翻译，要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李雁(被引63次)在“深度翻译”理论视阈下阐释了李治华夫妇法译本中文化现象的翻译策略，分析他们是如何将中国古典文化内涵传递给法语读者的。黄生太(被引19次)指出我国目前通过典籍翻译传播中国文化、提升国家话语权和树立大国形象的目的十分明确，并在目的论的理论基础之上对《红楼梦》不同译本的社会价值进行了对比研究。管兴忠(被引18次)高度评价了王际真为《红楼梦》等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所做的开创性的工作，认为他的翻译语言地道，既照顾到了目的语诗学与目标读者的因素，又保留了浓郁的中国情调，具有很高的可读性，对于当今“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样是对杨、霍两个全译本的比较，江帆(被引18次)另辟蹊径，从出版社的编译出版工作入手，探讨了不当的编审行为和宣传模式可能对异域读者接受程度造成的负面影响。

(三)作者群体及科研网络

通过分析发文作者的结构分布及其合作网络，可以迅速定位某项研究的核心作者，为引进学术资源、开展学术合作和评估学术成果提供参考。样本文献共涉及作者127人，其中仅发表1篇论文的作者104人(占作者总数的82%)，发表2篇论文的有12人，发表3—4篇论文的各有4人，发表5—6篇论文的也各有1人。依照文献计量学的洛特卡定律计算后发现，发表2—6篇论文的作者占仅发表1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2%、4%和1%，说明《红楼梦》海外传播的研究群体规模较大、发表能力较强，但有较大比例的研究者对该领域的持续挖掘还不够。根据普赖斯定律，在这个研究总群体中发表论文超过1.83篇的人员即可被纳入“活跃作者群”，当活跃作者发文量约占总发文量一半的时候，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群才算真正形成，研究环境才算发展成熟。经统计，共有22名活跃作者合计发表相关文章54篇，占总文献量的41%，说明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已几近形成。

　　将活跃作者按发文量由高到低排列，排名前8位的10名作者即为核心作者。他们的发文数量和所属机构分别为:王金波6篇，上海交通大学;唐均5篇，西南交通大学;李奎4篇，山西师范大学;杨柳4篇，江苏师范大学;李晶4篇，中国国家图书馆;王燕4篇，中国人民大学;高源3篇，中山大学;吴昊3篇，华东师范大学;王丽耘3篇，上饶师范学院;王烟朦3篇，华中科技大学。核心作者合计发表文章39篇，占活跃作者发文篇数的72%。这些学者整体治学严谨、功底扎实，文本分析深入肌理，研究方法规范成熟，呈现出较高水准的研究水平和红学素养。比如，王金波一方面注重运用一手文献和融合方法全面揭示经典译本的域外流传与接受状况;一方面致力于挖掘鲜为人知的红学史料，以期对《红楼梦》早期英译史进行补遗修正。唐均或分析考察西方知名汉学家的《红楼梦》英文摘译在中国古典文学西传史中的独特地位，或系统梳理《红楼梦》在世界各地多种语言中的译介传播情形，或深入论述中外学人的红学渊源与红学成就对于新时代《红楼梦》世界性传播的积极意义。可以说，核心作者对于《红楼梦》海外传播研究的贡献十分显著，是该研究领域持续深入和发展的重要推手。

　　文献作者合作率和合作度是衡量某一学科领域研究成熟程度的两个重要指标。2014－2021年期间，《红楼梦》海外传播研究领域的合作率为26%，即不到三成的文章是通过合作完成的。同期该研究领域作者群体的合作度为0.95，即平均每篇文章的作者数量约为1人。整体偏低的合作率和合作度表明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合作还不普遍，多数研究成果仍是依靠单个学者独立完成的。但如图2所示，论文年度合著率所呈现出的明显上升趋势意味着领域内部的团队协作正在逐渐增强。参与合作的作者有61位，占作者总数的48%，将近半数的作者合作参与度并不算低。然而CiteSpace绘制的作者合作网络显示网络密度仅为0.0041，且多数节点(每个节点代表一位作者)孤立离散地分布在整个网络空间，只有少数节点存在较弱的合作关系，说明目前该领域作者合作网络非常松散，研究者之间的学术协作较少。此外还可观察到，合作网络中的合作分支数量较少(共计24个)，合作规模较小(以两人小团体为主，最大子网络仅包含唐均、薛傲霜和冯丽平3位作者)，且合作关系往往局限于同一机构或相同地域，研究团体之间几乎没有合作。

　　

　　图2 合作率年度变化情况

　　学术期刊是传播学术成果、开展学术交流、引领学术创新的重要平台。本领域两个最主要的学术话语集散地是《红楼梦学刊》和《曹雪芹研究》，无论在成果发表的数量还是深度上都占据明显优势。前者发表文献最多，高达43篇，占总发文量的32%，后者累计发文21篇，占比16%。《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明清小说研究》和《中国比较文学》也能够关注到相关话题，在发文上给予一定支持，但文章数量明显下降，前者总共发文4篇，后面两个文学类期刊各自发文3篇。这些文献更注重对《红楼梦》海外传播史和经典化历程的研究，或挖掘不为人熟知的英译片段，或探讨序文等副文本与翻译接受的关系，或从源流学的角度强调《红楼梦》影响研究的必要性，或回顾20世纪30年代旅法留学生在《红楼梦》译介与传播方面所作的贡献，或梳理《红楼梦》在周边国家(如越南和日本)的流传状况，不仅完善了《红楼梦》的译介语料库，也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红楼梦》的国际传播及接受史。此外，还有59篇论文散见分布于48个刊物，反映了相关研究的视野广度。

三、研究热点及研究前沿

研究热点可以视为在特定时期内某个领域中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或多个主题。论文中标引的关键词是能够体现文献核心内容的可靠指标。一篇论文给出的关键词之间一定围绕特定主题存在着某种关联，这种关联的亲疏程度可以借助共词分析来衡量，因此可以通过分析关键词的频次、共现、聚类和突变来研究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表1列出了样本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十大关键词。其中，中介中心性是判定网络节点重要性的一个指标。高中心性词通常占据整个知识图谱的中心地位，构成该知识领域的基础，是贯穿各个次级研究领域的关键词汇。果不其然，出现频次和中介中心性最高的词是“红楼梦”，在这两个指标上紧随其后的是“译介”与“传播”。从表中还可看出，学界在探讨《红楼梦》的海外传播时，较为关注其翻译、译介、传播和接受等话题，特别是在《红楼梦》的英译、日译研究方面，长期以来热度不减、用力较勤。

　　

　　表1 高频关键词列表

　　自2015年起，部分学者或开始尝试考察译本边缘领域的副文本因素，或重新全面评价王际真的译事成就和海外影响，为促进英译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新的知识增长点。表3显示“副文本”和“王际真”这两个词的Sigma值要略高于其他关键词。Sigma指数是结合了网络节点中介中心性和突发性复合构造的用于测度节点新颖性的一个指标。突发性探测的结果(γ=0.7，其他取值采用默认参数)也验证了这两个关键词在突发性和新颖性上的较好表现(见图3)。不过“副文本”一词不仅在突变强度上高于“王际真”，成为研究热点所延续的时间也要长于后者，可能说明关于《红楼梦》副文本的探讨在研究前景方面更具潜力。而在日译研究体系中，国内学界一直以来颇为重视日本红学泰斗伊藤漱平，有多位学者着重述评其红学志业、译介工作和传播贡献。

　　

　　图3 关键词突变图谱

　　图4呈现了筛选后的样本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仅显示最大聚类)。网络模块度Q值为0.71，聚类平均轮廓值S取值为0.81，意味着该聚类结果十分显著且具有较高信度。网络中共有206个节点(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322条连线，节点之间连线的粗细程度反映出关键词之间共现关系的强弱，如“英译”和“杨宪益”“伊藤漱平”和“日本红学”之间就有较强的共现关系。节点标签在图中以黑色斜体显示，字号越大说明该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如图中字号最大的“红楼梦”显然是文献集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关键词。以#加阿拉伯数字提示的文字标签是根据LLR对数似然算法提取的聚类命名，聚类的规模越大则聚类编号越小，如“#1翻译出版”聚类中包含22个关键词，而“#9伊藤漱平”中仅包含5个关键词。如图4所示，分析共得到9个聚类。其中，1号聚类“翻译出版”由于包含突变节点“王际真”，代表该次级领域长期比较活跃。3号聚类的命名标签“文化传播”再次说明《红楼梦》的海外传播之意义并非局限于汉语推广和文学译介，而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讲好中国故事和增强国人文化自信的一把利器。而4号聚类“历史特征”因为包含突变节点“副文本”，则可能代表了相关研究的一种新兴趋势。

　　

　　图4 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

结语

本文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战略背景下，采用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的综合方法，较为全面细致地勾画出了国内学界对于《红楼梦》海外传播的认知图谱。相关研究发现和可视化结果或许能够为未来红学的翻译传播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推介传承提供一定参考。

　　从研究规模和发表态势来看，国内学界有关《红楼梦》海外传播的研究已然初具规模且正步入稳定发展阶段。关注中华经典典籍的跨文化译介，积极探索《红楼梦》的传播方式、流传范围、接受效果和文化影响，反思古典文化输出的症候和问题，思考中国文化更好“走出去”的战略和对策已经成为众多学者的自觉行为。2018年前后涌现大量《红楼梦》翻译传播研究的这一现象，说明红学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蓬勃发展，既需要出台积极的国家政策予以正向引导，也需要开展丰富的文化交流营造良好氛围。

　　从文献影响和研究水平来看，目前影响力较大的一些学者大多尝试在各种翻译理论的引导下，对《红楼梦》不同译本的翻译风格或翻译策略及其译介效果进行探讨，反映了《红楼梦》译介领域一个延续不衰的课题。而部分学者对翻译背景及传播影响的考证和剖析，使译本研究跳出语言学的范畴，又多了一层文化传播的意味。由此可见，《红楼梦》的海外传播意义并非局限于汉语推广和文学译介，而是讲好中国故事和增强国人文化自信的一把利器。

　　从作者群体和科研网络来看，《红楼梦》海外传播的研究群体规模较大，高水平的核心作者群已几近形成。然而研究人员尚未组成稳定的研究团队，彼此之间的协作较少，合作规模较小，资源共享和交流沟通还不充分。这固然与红学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上的独特性密切相关，但一定程度上会对学术交流、文化传承以及学术梯队建设带来不利影响。红学研究者在独立思考和个人深耕的基础上，也需突破机构或地域局限，在研究团队中群策群力、相互启发;资深学者也需通过与学术新苗的共同研究来培养后继学者。

　　从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来看，在国内学界的认知体系中，《红楼梦》的译介传播和异域接受等话题长期受到关注，特别是其英译、日译研究一直以来热度不减。近年来学界再次掀起全面客观评价王际真译介活动和红学贡献的热烈讨论，可以看作是让英译经典课题重新焕发生机的一次有益尝试。在日译研究中，对于伊藤漱平等老一辈红学家的持续追踪和深入挖掘固然重要，同时也应加大对井波陵一等新生代学者的介绍与研究力度。最后，研究结果显示2015年以来译本副文本正在成为新的研究场域，考虑到其研究前景的巨大潜力，加强对副文本的历史、文本和史料学价值等问题的研究，鼓励各种衍生文本的创作，不失为推动《红楼梦》海外传播的一条新思路。

　　①[14][29][31] 李杰、陈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196、200、94页。

　　② 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的检索结果，截至2021年8月，采用文献计量或统计方法的红学研究共计9篇，其中明确使用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的学术论文仅有3篇:见冉诗洋、李德凤、杨青《国内〈红楼梦〉英译研究论文知识图谱分析》，《中国外语》2016年第5期;陈功、陈颖《〈红楼梦〉翻译研究的热点、问题及思考》，《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刘滢、刘磊、夏莉《国内杨宪益研究的可视化分析》，《惠州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③ 具体检索策略为以“红楼梦的海外传播”及其同义或近义变体作为检索项，在“篇关摘”中进行模糊检索，再以“红楼梦译介”及其变体并含“传播”或“走出去”字段在“篇关摘”中进行模糊检索。为确保分析数据更加精准全面，笔者还根据《红楼梦》及其多语种译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地理分布进行了多次检索，文献采集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8月31日。

　　④ 陶玮、王慧、马思聪《2020年度中国红学发展研究报告》，《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2辑。

　　⑤ T.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2nd ed.Enlarged).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p.1－2.

　　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年1月25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⑦ 孙伟科《2018年度中国红学发展研究报告之一——以〈红楼梦〉文本研究、红学史及红学活动为中心》，《红楼梦学刊》2019年第3辑。

　　⑧ 马海群、吕红《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中国情报学知识图谱分析》，《情报学报》2012年第5期。

　　⑨ 汪庆华《传播学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与翻译策略选择——以〈红楼梦〉英译为例》，《外语教学》2015年第3期。

　　⑩ 李雁《〈红楼梦〉法译本的“深度翻译”及其文化传递》，《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4期。

　　[11] 黄生太《目的论视角下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英译研究——以〈红楼梦〉为例》，《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12] 管兴忠《王际真英译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外语教学》2016年第3期。

　　[13] 江帆《文学外译的助力/阻力:外文社〈红楼梦〉英译本编辑行为反思》，《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

　　[15] 洛特卡定律认为研究者数量与论文数量存在一定关系，即在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n篇论文的作者数量应大约是写1篇论文作者数的1/n，同时1篇论文的作者应约占作者总数的60%。见A.J.Lotka，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Scientific productions，Journal of theWashington Academy of Sciences，1926(16)。

　　[16] 普赖斯提出，一个研究领域发表论文较多、影响较大的作者群体可被称为“活跃作者群”，群体内发表论文最小数N与发表论文最大数N的关系式为:N=0.749×(N)，只有发表文章在N以上的作者才能被纳入活跃作者群，这里N=6，代入公式即可得到N=1.83。见D.J.de Solla Price，Little Science，Big Scie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pp.34—66。

　　[17] 根据普赖斯定律，R=0.812N/(N)，其中N为活跃作者人数，N代表活跃作者最大发文量。把N=22，N=6代入上式可以得到R=7.29。这意味着如果将活跃作者按发文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列，排名在前8位的即为核心作者。由于发表3篇文章的作者共有4人，因此一并算入，共计10人。

　　[18] 王金波《库恩〈红楼梦〉德文译本的流传与接受——以德语世界为例》，《红楼梦学刊》2016年第2辑。

　　[19] 王金波、王燕《〈红楼梦〉早期英译补遗之二——梅辉立对〈红楼梦〉的译介》，《红楼梦学刊》2014年第2辑。王金波《〈红楼梦〉早期英译补遗之三——务谨顺对〈红楼梦〉的译介》，《红楼梦学刊》2018年第3辑。

　　[20] 唐均、薛傲霜《英籍华裔汉学家张心沧英译〈红楼梦·花冢〉桥段研究》，《红楼梦学刊》2017年第3辑。唐均、冯丽平《美国汉学家梅维恒〈红楼梦〉英译研究》，《明清小说研究》2018年第3期。

　　[21] 唐均《〈红楼梦〉斯洛伐克翻译手稿论》，《红楼梦学刊》2014年第2辑。唐均《〈红楼梦〉译介世界地图》，《曹雪芹研究》2016年第2期。

　　[22] 唐均《李健吾与〈红楼梦〉》，《曹雪芹研究》2018年第4期。

　　[23] 合作率是特定时间内某研究领域发表的合著论文数与论文总数之比。合作度则指一定时期内该研究领域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量。参见詹海玉《谁在对话红楼梦:对研究主体的探究——新世纪红学研究者成熟度的文献计量分析》，《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24] 李晶《〈红楼梦〉译介研究应重视外语文献的中译——从早期〈红楼梦〉英译的一则稀见资料说起》，《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25] 杨柳《有色的西洋镜，误读的〈红楼梦〉——乔利、王际真〈红楼梦〉英译本序文研究》，《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陈卫斌《〈红楼梦〉英译副文本比较与翻译接受》，《中国比较文学》2020年第2期。

　　[26] 赵越《〈红楼梦〉影响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27] 张粲《20世纪30年代旅法中国留学生对〈红楼梦〉的翻译与研究》，《明清小说研究》2020年第2期。

　　[28] 陈益源《越南阮朝图书馆所藏的〈红楼梦〉及其续书》，《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1期。高淮生《从来考辨见功力，研红何惧费精神:伊藤漱平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宋丹《“物哀”视域下贾瑞形象的变异——岛崎藤村的〈红楼梦〉摘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18年第4期。

　　[30] 相关文献数量较多，此处不逐一列出。一个同时反映了这两点研究新趋势的典型范例可以参见杨柳《有色的西洋镜，误读的〈红楼梦〉——乔利、王际真〈红楼梦〉英译本序文研究》。

　　[32] 参见尹秋鸽《伊藤漱平〈红楼梦〉译介的红学启示——兼论〈红楼梦〉成功译介的前提与意义》，《理论界》2014年第2期。叶晨《伊藤漱平“负荆请罪”翻译考》，《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2辑。吴珺《阐释间距与伊藤漱平〈红楼梦〉日译本的演化》，《曹雪芹研究》2019年第1期。

　　[33] 这9个聚类的编号分别是“0－6，8－9”，编号不连续的原因是CiteSpace会自动筛选过滤掉小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