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红学百年与红学史研究
(一)新红学的总结与反思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讲话中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对于红学而言，2021年也是新红学100周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亦有必要科学地回顾和总结新红学百年历程，为下一个红学百年的再出发做好准备。这也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应有之义。2021年7月29日至31日，“纪念新红学100周年、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40周年暨2021年学术年会”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红楼梦学会、天津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国26个省市地区的160余位代表齐聚一堂。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红学史、作者家世生平、版本、成书、思想、艺术、形象、翻译、改编、阅读、评点、接受、传播、文化建设、文物考辨等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探讨。无论是主题意义，还是参会规模、学术水准，香山会议都堪称近年最具标志性的红学盛会，能有效推进红学事业的发展。
2021年度围绕“新红学百年”主题，也出现了一系列具有总结与反思意义的学术成果。
“新红学”这一学术概念本身便经历了重新审视:它究竟是指红学史的一个阶段，还是指基于胡适等人“科学方法”的研究派别，抑或特指某几位红学家的研究成果、观点?苗怀明《何为“新红学”——为纪念新红学创建一百周年而作》(《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基于学界认知，将“新红学”内涵概括为狭义(侧重于红学派别)与广义(侧重于红学阶段)两类，并主张以开放的态度看待其并存情形，同时提倡在具体论述时加以说明，以保障研究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樊志斌《“新红学”概念的内涵与使用不确定性的反思》(《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2期)一文回归特定的历史现场，指出了顾颉刚提出“新红学”概念的诸多失当之处，并认为对此概念的使用与价值评价皆需慎重。陈维昭《什么是“新红学”》(《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2期)一文，则着重呈现了不同历史阶段关于“新红学”的认识差异。总体看来，学界目前对“新红学”的概念还难以形成一种普遍接受的界定，但已能从不同的角度勾勒出“新红学”的立体形态。这有助于今后以一种更加全面的、发展的眼光去深化“新红学”概念的讨论。
胡适作为新红学标志性人物，也成为2021年度研究热点。宋广波编校的《胡适论红楼梦》(商务印书馆2021年1月，修订本)共收文献214篇，较旧版多出45篇，堪称目前最为全面、精当的胡适红学文献集。此外，宋广波《胡适晚年(1949—1962)对红学的关注及推动——以“关注新成果”“红学交游”为中心》(《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6辑)、段江丽《胡适〈红楼梦〉研究旨趣的转变与得失》(《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两篇文章都通过梳理材料、扩展研究广度，丰富了对胡适红学观的认识。
胡适对于新红学的开创意义，集中体现在《红楼梦考证》所代表的实证方法，而这种研究方法仍有进一步反思的空间。赖振寅《谈胡适对〈红楼梦〉的误读与强制阐释——写在〈红楼梦考证〉发表100周年之际》(《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1辑)，从论证逻辑的角度指出，胡适的考证存在着大量对原著的误读、曲解及强制阐释，这是由其在学术取向、研究方法上存在的诸多内在矛盾和认识的谬误所决定的，并在深层上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局限。卜喜逢《考证与“自叙传说”——〈红楼梦考证〉中“正确的科学方法”之反思》(《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3辑)则着眼于学术脉络，指出胡适是运用实验主义的科学原则，提炼乾嘉朴学中合乎科学的方法，对《红楼梦》进行了考证。因这种方法本是注经史之法，又因胡适的“考据癖”“历史癖”，使其形成《红楼梦》为曹雪芹“自叙传说”的结论。
也有研究者结合新红学百年的整体进程展开方法论的反思。陈维昭《新红学百年祭》(《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1辑)即指出，胡适开创新红学后，其学术理念和实证方法已成为百年来小说研究的基本范式，这种范式与索隐、新索隐皆存在脉络联系。而在对索隐红学的具体考察中，陈维昭在《趣味红学与小学》(《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还提出了“趣味红学”的概念。曹立波《“文史互证”何以可能——以百年红学为例的考察》(《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亦认为，胡适考证《红楼梦》的初衷是强调“科学方法”，批驳索隐派，却导致百年红学步入索隐—考证—新索隐的曲折之路。而科学方法与文学性的兼容，对作者家中人与《红楼梦》中人进行系统性观照，统筹通性真实(民族记忆)与个性真实(家族记忆)的虚实关系，应是走出困境的可行之路。
俞平伯是新红学创立过程中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梅新林《俞平伯与新红学之创立》(《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6辑)一文，即对俞平伯《红楼梦辨》的创作过程进行了全面考察，细致分析了其中的十二个重要论题，揭示出俞平伯从文献考据至文本批评的学术转向。此外，许飞《互文性视域下看俞平伯“〈红楼梦〉的传统性”》(《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3辑)一文，又从俞平伯论“《红楼梦》的传统性”这一具体角度，探讨了俞平伯“以文学和哲学眼光研究《红楼梦》”的方法实践。
在建党百年的背景下，党史人物及重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家的红学史贡献也得到了重点阐释。比如，陈独秀曾于1921年为亚东本《红楼梦》撰写《新叙》，但以往研究很少将之纳入新红学的考察视野。胡德平《陈独秀与“新红学”》(《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2期)一文，即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从文学性阐述、自由思想等角度，论证了陈独秀之于新红学的贡献。张庆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成功实践——何其芳〈红楼梦〉研究在学术史上的贡献》(《文学遗产》2021年第4期)则强调了何其芳《红楼梦》研究的学术史意义。他特别指出，何其芳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以其重要的理论建树和对《红楼梦》深邃的艺术分析，引领了《红楼梦》研究的正确方向，并建立了新的学术典范，影响深远。由张庆善、孙伟科主编的《李希凡纪念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年12月)通过一系列的悼念、书评、访谈文章，鲜活还原了李希凡的学养与性情，亦能对李希凡的红学史地位予以准确、客观的评价。另有如周燕芬《〈红楼梦研究〉批判与当代文学批评范式的建立——兼论李希凡的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2期)等单篇文章，也对李希凡展开了研讨。
新红学百年内的其他红学家，本年度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
周绚隆编《红楼梦新谈:吴宓红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另如占如默、张忠梅《吴宓编译〈红楼梦〉哑剧考述》(《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1年第1期)、刘丹《近十年(2011—2020)吴宓研究述评》(《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也探讨了吴宓的红学贡献。
而王振良《宫白羽的“红学观”:民国通俗小说名家眼中的〈红楼梦〉》(《明清小说研究》2021年第3期)，周久凤《张笑侠生平著作考述》(《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3辑)，万明泊《再论钱锺书评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3辑)，丁文《〈红楼梦〉注释与沈从文的“小说知识学”》(《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4辑)，王攸欣、贝京《张爱玲解读、研究〈红楼梦〉综论》(《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2期)，秦燕春《情问诸相:唐君毅、牟宗三视域中的“气化红楼”》(《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6辑)，陈晨《批评范式、经典传统与生活世界:论余英时〈红楼梦〉的“事件性”》(《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4辑)，段江丽《务真求实，明辨慎思——蔡义江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21年第3期)等文章也以不同的形式、角度，对诸位红学家的成就、观点、方法等内容进行了总结与反思。
本年度关于郭豫适、孙逊、胡文彬的一系列悼念文章中，也能看到对这三位红学家学术成就、治学路径的思考与总结。如高玉海《勇于开拓草创红学史，坚持不懈探索方法论——论郭豫适先生的红学研究》(《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4期)、黄霖《文章千古事，名声岂浪垂——〈孙逊学术文集〉序》(《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4辑)、潘建国《开疆拓土研稗史，三生无悔梦红楼——孙逊教授的古代小说研究》(《文学遗产》2021年第5期)、马建农《“历史光影”红学在“魂牵梦萦”文彬公——回忆胡文彬先生》(《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6辑)等。
作为新红学重镇的北京大学也参与到新红学百年的纪念中来。叶朗、刘勇强、顾春芳主编了《百年红学经典论著辑要(第1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20年12月)。该丛书旨在总结红学研究成果，以学术史眼光精选20世纪以来红学名家的经典论著。由北京大学宣传部策划编纂的《新红学百年与北京大学》也于2021年完成统稿工作，即将于2022年出版。另有隋雪纯《“红楼”寻梦:北京大学〈红楼梦〉研究回顾》(《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3期)一文系统梳理了北京大学参与建构新红学的历史过程。
整体来看，2021年度围绕新红学百年的总结与反思出现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比较而言，关于“红学再出发”的展望则显得并不充分。仅有少数学者发出了诸如“回归文本”一类的呼声，如赵建忠《新红学问世百年之反思与研究前景展望》(《河北学刊》2021年第6期)。但这样的呼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即已出现，当下能否在回归文本的方法、路径上寻求突破，开拓《红楼梦》文本研究的新局面，或许才是把呼声落到实处的关键。事实上，在2021年度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刊》编辑部举办的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与“红学论坛”中，不少专家学者，如梅新林、詹丹、夏薇、李鹏飞等，都谈过对未来红学发展的想法。只是其中很多真知灼见，还未得到系统的阐述与论证。这样看来，关于“红学再出发”的探讨，或许可以成为未来一个阶段的研究重心与热点。
(二)其他红学史研究
在新红学百年的脉络之外，2021年度还有两类红学史方面的研究值得关注。一类是对旧红学史料文献的整理、梳理，或对相关人物、问题、现象的考辩与讨论。
如沈治钧《章太炎戏拟〈红楼梦〉中人诠疏》(《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1辑)、蓝青《张枞恒〈评订红楼梦〉考论》(《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4辑)、姜复宁《〈读红楼梦随笔〉作者洪锡绶仕宦经历补说》(《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3辑)、王文君《蒋瑞藻所辑〈红楼梦〉资料考释——以〈燕市贞明录〉和〈缺名笔记〉为中心》(《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1辑)、杨刘秀子《蓝公武〈红楼梦评论〉新探》(《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4辑)、梁冬丽《〈香港华字日报〉“红学”新史料及其价值》(《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等皆有创获。
另一类是具有红学通史性质的著作。赵建忠出版《红学流派批评史论》(中华书局2021年10月)，该书着眼于清代至今各个流派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接受，追踪各种意义衍生的过程。王俊德出版《红学二百年管窥》(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该书在曹雪芹著作权、脂批价值等问题上对主流红学观点提出诸多质疑。林海清出版《天津红学史稿》(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6月)，探索了地域红学史的书写方式。
二、《红楼梦》阅读研究
(一)中学生整本书阅读的深入探索
2017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新课标)发布，“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被列为“语文课程标准”18个学习任务群之首。教育界、红学界、出版界围绕《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探讨开始升温。2020年，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必修》下册正式出版，以《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构成该册教材第七单元，并且在全国部分省市先行试用。关于《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讨论也迎来了爆发。到了2021年，热度依然不减，仅中国知网与《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直接相关的文章在一年内便达到了近百篇的规模。这些探讨较为直观地反映出《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推行一段时间以来，在教学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比如，中学生普遍对《红楼梦》缺乏阅读兴趣;中学生的审美水平、知识储备不足以准确、全面把握《红楼梦》的内涵;有限的学习课时与《红楼梦》较大的内容体量形成矛盾;应试目标与阅读素质培养存在矛盾;很多中学教师对《红楼梦》及红学缺乏整体认识，难以有效规划教学内容，设定考核标准;在《红楼梦》相关版本、教材、参考资料的选择上，缺乏权威指导等等。以上问题，有的来自中学教育本身，需要从教育体系内寻求策略调整;而在《红楼梦》相关内容、知识的设定与传播层面，则离不开红学界正向的学术引导。
近两年，一部分研究者也确实在积极地向“整本书阅读”的主题靠拢。如2021年度，李成文发表了《〈红楼梦〉的人性论及其文学书写——解读高中语文〈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任务之二》(《枣庄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与《〈红楼梦〉酒令的叙事功能——解读高中语文〈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任务之三》(《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4辑)，李奎、张博隆发表了《〈红楼梦〉中的“冷笑”细节再分析——以整本书阅读为目的》(《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2期)，其副标题都体现出明确的意义指向。但此类解析文章能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学教育建立直接有效的联系?这是值得注意与反思的。应该认识到，红学界对中学生整本书阅读的引导，需要结合中学语文教育的实情，进行深度参与，即在《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实践中，把握好红学与中学教育结合的全面性、精准性与持续性。在这一层面上，俞晓红与詹丹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俞晓红《如何提升〈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有效性》(《学语文》2021年第3期)一文，即结合具体学情给出了建议:提升“《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有效性，须立足于教材“阅读指导”给出的方向，制订合适的指导方案，设计思考讨论题以作任务驱动，适时展示师生的研读成果，并给出恰当的评价。此文所附“《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方案一览表”即按周次、课时细化了阅读任务与教学目标。俞晓红2021年在《学语文》上连续发表的《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系列文章《“湘云醉眠”与魏晋名士风流》《〈红楼梦〉语言鉴赏方法说略》，也与其阅读方案相匹配。除了深度参与课程设计，撰写有针对性的红学文章，俞晓红还主编了《阅读红楼》(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年12月)一书。其间收入“2021全国《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主题征文”优秀成果46篇、历年高考语文卷《红楼梦》试题及评析等内容。高校师生与中学师生的研究心得、课程设计、阅读感悟，在同一本文集中得到了共同呈现，无疑为探寻红学与中学教育的结合点带来更多可能。
詹丹对整本书阅读亦保持着长期的关注与参与。他在《语文学习》《七彩语文》上刊发的系列导读文章，不只局限于《红楼梦》单部作品，这也使他形成了一种更宏观的反思视角。讨论《红楼梦》的整本书阅读时，他也更强调对整体性问题的把握与探究(《论〈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与教学的整体性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并提倡在比较阅读中深化对《红楼梦》的理解(《在比较阅读中深化对〈红楼梦〉的理解》，《七彩语文》2021年第11期)。詹丹《红楼梦精读》(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11月)一书，还精选了《红楼梦》中的27个章回进行精细解析，突出了整体阅读中的重心所在，与其前作《重读红楼梦》中的专题研讨，恰可互为补充。
总体看来，中学生的《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与研讨，目前仍处于一个暴露问题、调整策略、持续探索的阶段。红学界在其中的努力引导是否切实有效，亦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二)《红楼梦》阅读史研究逐渐兴起
中学生整本书阅读的热度，也会从更普遍的层面，引发研究者对《红楼梦》阅读观念、方法、意义的讨论。段江丽《了解人性人情，体验精雅生活——阅读〈红楼梦〉的意义》(《新课程评论》2021年第2期)即体现了这方面的特点。事实上，多数红学研究者都远离中学教育实践，他们常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参与”整本书阅读的。因而，“整本书阅读”也极易在《红楼梦》传播接受史的脉络中成为被观照、考察的对象，马思聪《当代〈红楼梦〉文本传播的经典化路径与反思——以“整本书阅读”活动为考察对象》(《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6辑)即是此类成果。而对“阅读”的考察与“时代”相结合时，《红楼梦》阅读史的研究也便体现出充分的潜力。其实，在本年度新红学百年的相关讨论中，同样出现了阅读史视角的考察，如俞晓红的《胡适与〈红楼梦〉百年阅读》(《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4辑)，温庆新的《从“索隐”到“开宗”:胡适早期的〈红楼梦〉阅读及范式意义》(《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与《“亚东本”〈红楼梦〉:现代阅读传播的一个缩影》(《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此外，温庆新《版本形态与〈红楼梦〉现代读者的阅读选择》(《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现代“〈红楼梦〉化”的生产性批评接受》(《中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日常生活式:红楼梦的现代阅读及当下启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知识考趣、文学“意绪”与现代索隐派红学——以湛卢〈红楼梦发微〉为例》(《学术交流》2021年第6期)等多篇文章，更是从不同时期、人群、角度探讨了《红楼梦》的阅读现象，整体亦呈现出一种阅读史的研究架构。2021年度也有《红楼梦》阅读史专著出版。如李根亮《〈红楼梦〉阅读史》(齐鲁书社2021年12月)通过大量文献材料，丰富了对《红楼梦》阅读史细节的讨论。
总体看来，《红楼梦》阅读史现有研究或集中于特定节点的个案，或依附于红学史的脉络与结论，有时还因与传播接受史过度交叉而模糊了“阅读”本身的个性特点，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未来的研究，还可着重于提炼不同时期与《红楼梦》阅读相关的共性命题，并在出版史、思想史、小说批评史、社会生活史与红学史的动态结合中，突出一条以阅读为中心的主线，进而与红学史的研究形成良性互补。
三、家世与考释、文本与文化研究
2021年度，《红楼梦》研究的相关期刊报纸文章及硕博论文超过一千篇，书籍超过五十本，其中关于作者家世与文本文化研究的成果占相当大一部分，体量庞大，涉及话题杂多。总体来看，作者和家世研究中有一定具有问题意识和跟随热点的研究讨论，而文本研究的基本面则趋于稳定并且愈加趋向精细化精致化，文化研究方面，继续延续近几年的多元化趋势，并渐趋综合发展。(一)家世与考释
对于作者和家世研究，目前处于比较稳定的阶段，虽然突破性新材料的出现已经较为少见，但研究者们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也做出了各种探索，或跟进热点话题，或夯实基础材料，或积极与文本研究结合。2021年曹雪芹故居复建并开馆在即，这一动态引起了红学界的关注并再次对曹雪芹蒜市口故居问题进行辨析和梳理。其中，张庆善《这里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地方——写在蒜市口十七间半曹雪芹故居纪念馆复建工程完成之际》(《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5辑)，确定了蒜市口曹雪芹故居地址的范围，并强调蒜市口十七间半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地方。张歆、石中琪《蒜市口十七间半曹雪芹故居研究述论》(《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5辑)缕述了关于曹雪芹故居研究的发展过程和各家观点，并指出当前关于曹雪芹故居研究的成果还是略显单薄，与当代文化建设紧密相关的应用性研究更是缺乏。
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研究者们对于现有材料的充分爬梳和多角度思考，尤其是将材料爬梳与《红楼梦》文本相结合，探索曹雪芹的创作思想，体现了家世研究的价值所在。刘上生《石头意象的闭环承接:从曹寅到曹雪芹》(《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4辑)，认为《楝亭诗钞》的自我抒情，即私人话语特色，和《红楼梦》一定程度的家族自叙传和个体精神自叙传特色，对自我表现和寓意的共同思想与审美追求，终于使得石头意象的闭环传承成为一个可以跨年代、跨文体的联结点。关于作者家世与《红楼梦》创作关系，夏薇《曹寅的两个影子:宝玉和黛玉——〈楝亭集〉与〈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2辑)、赵毅《李煦家族素材、原型对〈红楼梦〉创作影响考》(《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4辑)等，也提出了见解。
家世方面基础材料的整合也还是必要的工作，比如高树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四卷〈楝亭图〉初考》(《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5辑)，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楝亭图》为研究对象，介绍其外观形制，试图初步厘清《楝亭图》的递藏、改装情况，也注意到题咏人将楝亭图诗收入集子时的修订以及由此引起的异文问题。马国云《曹寅与卓尔堪交游考略》(《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3期》则是集中在卓尔堪与曹寅的交游上，重点在对曹寅生平资料的丰富。
曹雪芹在北京创作《红楼梦》的各种争论，也依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段江丽《“曹雪芹与北京”考论》(学苑出版社2021年10月)介绍了曹雪芹在北京生活交游的种种遗迹，梳理了争论性问题，比如西山故居、书箱、墓石、废艺斋集稿、抄本方言修订、北方方言词汇、人文景物原型等。严宽《红楼梦八旗风俗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9月再版)通过八旗风俗与西山风物，对曹雪芹的创作原型和精神世界进行考察，并涉及《废艺斋集稿》的考证。
关于《红楼梦》著作权的讨论有从内证外证角度进入的文章，樊志斌《从〈红楼梦〉对北京的暗写明书谈其著作权问题及其他》(《明清小说研究》2021年第1期)论证曹雪芹的著作权，并倾向于曹雪芹较早移居西山。刘浩《第六十七回真伪新辨》从版本现象入手，认为此回确为曹公所作，且为未完稿，今见繁本、简本均由残稿修改而来。
另外，有关曹雪芹的文物也有不少讨论，有沈治钧《翁方纲与〈李陈合册〉递藏史迹》(《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1期)、刘广定《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谈〈李陈合册〉中之“辛巳秋日”与相关问题》(《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1期)、张惠《〈种芹人曹霑画册〉八幅图与〈红楼梦〉之关系探微》(《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等多篇文章。沈文认为翁方纲的《李谷斋画册为陈伯恭吉士题八首》所题正是《李谷宅墨山水陈紫澜字合册》。从六个方面论证:其一，两者所涉都是画册;其二，两画册均出李世倬;其三，两者的内容大体对得上;其四，当事人翁方纲、陈崇本都是陈本敬的朋友，不难接触到《陈李合册》，不难对它感兴趣;其五，题画此事发生在曹雪芹身后十三年，恰合;其六，题画地点为北京，《陈李合册》初期流传地域当然是北京。以此，推定《陈李合册》递藏的早期环节，另外，翁方纲对于曹寅与曹家颇感兴趣，至于其是否认识曹雪芹，或者是否读过《红楼梦》则无法确知，只知翁与敦诚、敦敏的交游有重合，且陈本敬可能直接认识曹雪芹。与沈文相左，刘文则通过陈浩诗文确认陈浩辛巳秋日不在北京，题李世倬画之事应不在北京而在汴城发生，并指出人际网络重叠、交游圈子、生活时空重叠等关系即成有来往亲友的说法若未获实证则正确性可疑，曹芹溪可能只是一普通民人，曹芹溪即旗人曹雪芹之说实可商榷，《陈李合册》究是如何组成亦可商榷。张文对画作本身进行分析，认为《种芹人曹霑画册》与《红楼梦》中情节和人物有某种隐含关系。
《红楼梦》相关的文献资料工作，除作者家世外，还有对于小说本身文字的考释、资料的搜集，这有助于对《红楼梦》文本认识的准确、丰富和深入。如段启明《从“出”字说起——读红楼诗偶记》(《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3期)从研读《红楼梦》中的“出”字出发，探讨了辨别入声字的音韵学问题。元伟《“袅娜”发覆——〈红楼梦〉词汇“考古”个案》(《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1辑)，通过对“袅娜”古今词义内涵的发展，探讨其在《红楼梦》中的应用，尤其是对于秦可卿的解读价值。周岭曾负责1987年《红楼梦大辞典》中“服饰”部分的全部词条释义，他撰写的《〈红楼梦〉中薛宝钗的鹤氅》(《文学与文化》2021年第2期)记述了对《红楼梦大辞典》“服饰”条目中关于“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中“番羓丝”解释的思考，以及多年后以更为合理明确的解释进行修订的过程，可见古籍注释之难。
除字词意义考释外，还有对小说中或相关材料中名物的考释溯源。如王丹、王子瑜《〈红楼梦〉中羽纱缎小考》(《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4辑)，以《红楼梦》中出现的“羽纱”“羽缎”为研究对象，对其历史记载、织物属性、产地以及在中国的使用进行梳理辨析，并与曹家家世相联系，侧面对《红楼梦》作者与成书年代等问题有所辅证。此外，还有申明倩《〈红楼梦〉中的“脚踏”考辨》(《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3期)，何云波、奚沛翀《〈红楼梦〉大观园中清代宫苑素材运用考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朱姗《新见冯春晖〈和红楼梦菊花诗用元韵〉考证——兼论《椿影集》的文学史料价值》(《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1辑)等，皆属考释类成果。虽然名物考释能够丰富我们对《红楼梦》文本的认识，拓展知识，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考释是有边界的，不应脱离《红楼梦》无限发展。值得警惕的是，某些文章的内容已经与《红楼梦》本身距离甚远，所求并不能返回到对《红楼梦》的理解与认识上，有舍本逐末之嫌。
(二)文本研究
在《红楼梦》文本的理论阐释方面，本年度较为突出的成果体现在从传统小说评点延伸而来的理论体系建构上。如叶朗《〈红楼梦〉中的点睛之笔》(《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1期)阐发了“点睛”的内涵，进而对《红楼梦》文本中的相应笔法进行分析评论。刘勇强《后金圣叹时代的小说认知与阐释——〈儒林外史〉的文本特点及其评点的特殊意义》(《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5辑)引入小说评点作为小说阶段性界标，指出《儒林外史》评点中的特殊现象与文本的激发有绝大关系，文本与评点之间的联动，是古代小说进入后金圣叹时代的体现，由此带来的研究视角值得《红楼梦》研究借鉴。孙伟科、张明明《作为美学修辞的“不写之写”——〈红楼梦〉笔法论》(《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对“不写之写”在《红楼梦》中的具体呈现、特殊内涵以及研究中的注意问题进行了分析。此外，侯小丽、石中琪《论〈红楼梦〉中的“忘情”追摄摹写》(《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4辑)，胡晴《红楼梦的文本与评点研究》(燕山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都对小说文本的多元化阐释空间在小说评点中的具体呈现，做了论述。另外，对于各家《红楼梦》评点也有专门研究，比如关于蒙族评点家哈斯宝的研究就颇为不少，有陈岗龙《谈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整本结构与评点类型》(《国学学刊》2021年第3期)，乌仁高娃《从〈新译红楼梦〉第五回管窥哈斯宝对〈红楼梦〉叙事主线的把握》(《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5辑)，株娜、额尔很巴雅尔《哈斯宝与金圣叹消遣说之比较研究——基于〈新译红楼梦〉和〈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序的对比》(《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6辑)等。在《红楼梦》文本整体性的讨论中，艺术构思和结构方法仍是重点。如曾庆雨《〈红楼梦〉文本构思及其形态分析》(《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5辑)，对小说的文本构思、文本形态、在文体选择三大方面做了分析。此外，张国风《〈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6辑)，曹立波、吴蕴泽《〈红楼梦〉立体式网状结构细密化研究》(《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6辑)，皆对小说结构作了深入研究。
文本解析的文章，成果最为丰富。由《红楼梦》文本出发向众多方向发散，并没有特别突出的重点，总体呈现出精细化精致化的面貌。比如，叶楚炎《副册情史:〈红楼梦〉中婢女的婚姻途径及其婚姻叙事》(《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4辑)，以“副册”女性的婚姻遭际为研究对象，对“契买奴仆”“家生女儿”和陪房丫鬟三类婢女的婚姻叙事进行文本细读，探讨出身不同对婚姻遭际的影响，以及对人物言语行为的影响。郭中华《〈红楼梦〉“好了”视角下的幻灭书写》(《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3辑)，认为《好了歌》形似打油诗，却蕴含着多重幻灭意指和思想内涵，最终作者在现实种种幻灭中走向了生命的解脱和超越。无论宗教形式下的自救，或是生命进程中的超越自我，都蕴含着作者对生命本有价值的肯定。王慧《〈红楼梦曲〉关联性预叙的表达形式、特征和功能》(《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2期)，该文从意象隐喻、词语复现两方面谈关联性预叙的形式与功能，展现了作者煞费苦心的构思和统筹。此外，曹金钟《〈红楼梦〉“矛盾”现象考论》(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李丹丹《〈红楼梦〉性别诗学研究》(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1年6月)，杜永道《红楼梦人物的说话艺术》(三联书店2021年8月)，或从“矛盾”现象，或从性别诗学，或从说话艺术，展开了论述，对推进红学文本细读有所裨益。
《红楼梦》的人物研究历来都是单列单论，因其自产生就广受读者欢迎，数量也较多，但是近几年人物研究处于相对平淡期，学术热点和关注度不高，但在普及性和可读性上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强大作用。欧丽娟《红楼十五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张洪波、郭晨《论邢岫烟之风骨》(《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3辑)，董梅《不把金针度与人——试从针黹意象及其符号体系探讨薛宝钗的形象塑造》(《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6辑)等具有代表性。
目前来看，从小说史角度观照《红楼梦》，内外结合，考察《红楼梦》对前代的继承，与同时代作品的关联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也是《红楼梦》文本研究的重要侧面。陈文新《假如吴敬梓来评〈红楼梦〉，他会怎么说?》(《名作欣赏》2021年第16期)，通过吴敬梓对曹雪芹整体理念的判断，对于贾宝玉、林黛玉两个主要人物的评价，探讨了吴敬梓与曹雪芹两个伟大又不同的作家之间可能的分歧和对话。李小龙《野味何来——从四大奇书到〈红楼梦〉的小说史观照与文化蕴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从小说史的角度观照饮食描写，并发现了《红楼梦》独特的野味饮食谱系与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饮食描写截然不同，认为这样的描写应当与满族饮食习俗有一定关系。李小龙的另一篇文章《红颜薄命:〈红楼梦〉对〈霍小玉传〉的化用》(《文史知识》2021年第7期)也是从小说史的角度来为《红楼梦》定位。此外，刘紫云《“痴病”与“情痴”:晚明情感话语在〈红楼梦〉中的回响》(《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6辑)、孙大海《从“并提”与“续仿”看〈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在清代接受史中的交互》(《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4辑)、熊龙英《隐性的抒情与影响:从〈红楼梦〉到〈桥〉》(《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1辑)等文章也关注到这一话题。相对而言，本年度从比较文学角度讨论《红楼梦》的文章较少，代表性成果有胡德平《莎士比亚与曹雪芹两大文豪的穿越对话》(《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4期)、施晔《18世纪中西小说瘟疫叙事比较研究——以〈红楼梦〉和〈瘟疫年纪事〉为中心》(《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1辑)等，该角度研究未来依然有很大进步空间。
(三)文化与综合研究
当前“大运河文化带”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深入挖掘和丰富大运河文化内涵的需求，在《红楼梦》研究领域得到积极响应，出现了多篇研究《红楼梦》与大运河关系的文章。比如，伏涛《红楼续书的运河取镜及其文化思索——以“复梦”“圆梦”“梦补”为例》(《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4辑)，将运河抒写的探索延续到《红楼梦》续书中，主要介绍了三部《红楼梦》续书的运河内容和特色，总结小说中运河抒写的主要功能:一是交代人物的行踪;二是展示沿途的风景;三是突出人物的性格;四是揭示小说的主题。此外，苗菁《〈红楼梦〉与京杭大运河》(《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1辑)、董宇婷《〈红楼梦〉中大运河书写及对南北文化融汇的意义》(《明清小说研究》2021年第2期)等文章，也探讨了小说与大运河之间的多重关系。另外，《红楼梦》的文化价值追寻和当代转化，也一直是一个值得提倡的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比如，闵虹《〈红楼梦〉的文化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中的活态传承》(《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贾佳《从文本到消费:〈红楼梦〉文创产品的文化意义》(《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2辑)、李汇群《论〈红楼梦〉文化资本和中国国家软实力构建》(《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6辑)等，分别从《红楼梦》的诸多遗产、《红楼梦》的文创产品以及《红楼梦》的文化资本等角度展开论述。
除以上具有现实热度的文化话题外，对《红楼梦》丰富文化内蕴和民俗事项的阐释解读，也依然是充满活力且具有上升空间的研究领域。王春法《〈红楼梦〉文化十人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1年1月)，由王蒙、胡德平、段启明、张书才、王立平、严宽、孙伟科、龚鹏程、郑铁生、曹立波等专家分别就《红楼梦》的各种话题进行讲述，充分展现《红楼梦》所蕴藏的文化精神。另外还有薛海燕、郭亚楠《论〈红楼梦〉冬至叙事的文化隐喻功能》(《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1辑)，李远达《〈红楼梦〉补药叙事与明清温补风俗》(《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6辑)，沈伟、胡海义《论〈红楼梦〉中的医疗礼仪》(《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1辑)等。
《红楼梦》研究在具有文化研究视野后逐渐走向综合化，最终指向了对于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全面认识和解读，以及更广泛的文化审美领域的提升。杨义《红楼梦精华笺证》2021年7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此书是其多年讲授《红楼梦》并联系了多方面知识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既有从文化本源上探讨儒佛道深层内涵的追求，也有从叙事学角度展示叙事秘法，还有从民俗信仰深入其内在文化脉络。此外，《王蒙新说红楼》(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2月)、《欧丽娟红楼梦公开课》(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等，都是本年度《红楼梦》综合化研究的突出成果。
综合研究中关于《红楼梦》的各类跨文本、跨文体、跨门类研究成为一种趋势，诗词曲赋美术等都可以与《红楼梦》进行跨界结合，体现了《红楼梦》作为经典文本的巨大包容性，同时也相应地拓展了《红楼梦》研究的疆域。李桂奎《论中国古典小说写人中的诗赋笔韵及其画境美》(《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5辑)一文指出，中国古典小说写人方法得益于“赋比兴”诗法，体现在对“诗赋欲丽”写人传统的发扬，对辞赋“丽以淫”写人笔调之传承，最终形成以华艳绮丽为笔调、以诗情画意为审美境界的写人传统。李玫《“群芳夜宴”芳官唱【山花子】【赏花时】众人一拒一迎辨因》(《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5辑)通过众人对两首曲子的不同态度，从当时戏曲资料分析两曲的演唱特点、曲调特性、对听众的影响，并由此涉及作者对于北曲的偏好。顾春芳《宁国府“寿宴三戏”剖释》(《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6辑)以《红楼梦》第十一回中出现的三出戏《双官诰》《牡丹亭》《长生殿》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们与小说的互文关系，彰显了戏曲传奇对《红楼梦》的影响，突出了对“情”的表达。王怀义、胡殊佳《“全书只演凹凸二义”——〈红楼梦〉文本的视觉语法》(《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1辑)从绘画技法进入《红楼梦》文本，以小说中对凹凸问题的讨论探讨《红楼梦》中的“视觉语法”，指出曹雪芹讲西画凹凸技法转变为写人和叙事的方法，使书中人物形象更为鲜明、主题更为突出、结构更为复杂，推进了小说创作的发展。
四、版本出版、艺术改编、译介研究
(一)版本研究的内延与外传
本年度围绕版本进行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版本校勘、源流辨别、成书早晚，重要版本的收藏、递传、整理与出版，以及小说经典文本的生成、演变与传播。在近几年的研究成果中，刘世德陆续对“眉盦藏本”“皙庵藏本”和“舒元炜序本”等早期抄本，进行了专题讨论和研究，在大量文字比勘的基础上，尽可能科学地推进对版本成书的认识。本年度，《红楼梦甲戌本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2月)是其“《红楼梦》古抄本系列研究”的又一成果。该著将甲戌本分为四个单元，根据与其他脂本独异和独同的文字进行量性分析，推断甲戌本与其他脂本之间的亲疏关系。同时，该著也指出了由于抄手疏忽造成的错改，以及有可能造成其他旁改、涂改之处的原因。这一研究成果与此前系列成果中展现的研究方法一脉相承，为如何在有限文献的前提下，客观科学地推断小说版本和成书的演变，提供了一种典范。与此同时，对甲戌本进行探讨的还有陈传坤《红楼梦版本论稿》(齐鲁书社2021年3月)。该书选取以往17篇论文，以一百二十回抄本与刻本之间的异文为中心，论述了抄本与印本之间的源流关系和嬗递进程，努力构建一个逻辑自洽、方法科学的版本嬗递系统论。
《红楼梦》版本是复杂的，尤其是在现有文献严重残缺的条件下，研究者多数只能在某些限定前提下进行推论。除手民误植等外在因素外，大量前后矛盾、彼此抵牾之处，都更可能是一种“书未成”的体现。如刘伟《“四象桥本”〈红楼梦〉残存曹雪芹旧稿文字考论》(《明清小说研究》2021年第2期)，打破一般版本文字优劣比较的方式，从《红楼梦》成书的角度出发，针对吴克岐在《犬窝谭红》中所录的“四象桥本”，提出该版本应该含有曹雪芹初稿部分文字的观点。
尽管语言的地域性相对来说难以界定，但南北差异在各版本中仍体现出鲜明的不同。如朱萍《从戏曲语词异文看〈红楼梦〉程乙本对程甲本的修订》(《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2辑)以及段江丽、黄园园《论〈红楼梦〉程高本“擅用”北方词汇问题》(《明清小说研究》2021年第3期)分别选取程甲、程乙中对戏曲语词以及其他方言词汇的修订，提出程高二人在修订过程中有“去南趋北”的特征，同时也能看出修订时期社会文化政策对文本的影响。高光新《〈红楼梦〉异文词汇多样性的社会环境分析》(《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则着眼于不同版本中“昆弋两腔”和“潗茶”存在的异文，提出各版本中的异文可以透露出作者潜意识中不易察觉的时代背景因素。
张俊更关注文本词义的古今之变，其《也谈“摇摇摆摆”——我对林黛玉步态“摇摇摆摆”一词的认识与随想》(《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3辑)通过梳理程高本刊行时期明清小说中对“摇摇”和“摇摇摆摆”的用法，认为以“摇摇的”为标准对现有版本进行区分，恰好可以对应以往刘世德等学者对版本系统类型和排序的推断，也符合梅节对甲辰本是《红楼梦》系统最早本子的判断。陈青、龙国富《“通灵宝玉”与“辟邪金锁”篆文字形考论》(《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2辑)则根据不同版本中对“通灵宝玉”和“辟邪金锁”的篆体写法，结合清代文字学发展的学术背景以及乾嘉学者对“六书学”的看法，提出《红楼梦》中篆文字形从脂本到程本的变化受到了当时“小学”风气转移的影响。
除社会背景和语言风格之外，人物形象的演变也是探讨版本成书的切入点。如石璐洁《也谈〈郑振铎藏残本红楼梦〉的独异性——以小红故事的别样呈现为中心》(《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3辑)，通过郑振铎收藏的两回残本与其他诸本存在的异文比较，以“小红故事”为中心，探讨这一人物形象在初稿与改稿的过程中产生洁化的可能。郭丹曦《试论程本对脂本体系中晴雯哥嫂的改易》(《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6辑)则从晴雯哥嫂入手，对程本与脂本在人物身份和形象上出现的不同进行分析，认为原本可以体现作者“正邪两赋”创作理念的设计，在程本中被改为彻头彻尾的荡妇形象，将人物形象的单向性推向极致。
程本的修改在很多地方造成了对原稿创作意图的改变，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说，也许并不十分成功，但不可否认的是，程本是小说经典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相关的研究论述主要包括藤花榭本、青石山庄本、有正本、戚序本等重要版本的出版与递藏。潘承玉《〈绣像红楼梦〉藤花榭刊本系统及其书坊主探考》(《文学遗产》2021年第6期)，认为藤花榭本是承接程甲本后“始极精详”的版本，在传播史上是重要的节点，值得关注。他通过对国内外公共图书馆藏的17种藤花榭刊本《绣像红楼梦》在外观、行款、正文内容等方面的比勘，认为整个藤花榭系统的刊本具有高度一致性，应出于同一书坊。同时，根据藤花榭书坊刊刻的其他书籍附载的历史信息，作者认为书坊主应该是扬州的汪昌序，而不是额勒布。潘建国《青石山庄主人“胡天猎”及其小说藏书聚散考》(《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2辑)对第一部程本影印本的出版和收藏进行了历史钩沉，对青石山庄主人的身世经历，以及他对旧小说的收藏、编印和研究都进行了考证，补充了学界对该版本来历的认知空白。此外，沈治钧《有正书局石印〈红楼梦〉底本来历小辨》(《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4期)、徐军华《试论戚蓼生仕闽期间获得〈石头记〉抄本》(《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2辑)、武迪《论清末〈红楼梦〉铅石印本流变及其研究价值》(《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1辑)、李虹《20世纪30年代〈红楼梦〉出版史略——以商务印书馆为中心》(《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6辑)等，都提出了诸多创见。
鉴于《红楼梦》版本系统的复杂和出版历史的混乱，特别是随着古代小说研究的学科发展和早期抄本的陆续面世，整理一个相对完善的“定本”成为一项重要选题。如张庆善《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红楼梦〉》(《当代》2021年第2期)，回顾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70年以来出版过的三种《红楼梦》整理本，以及不同时期的整理中涉及到的版本底本、作者署名、校勘注释等问题，强调了1982年出版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勘注释的新校注本在《红楼梦》出版史上里程碑的意义。胡文骏《以庚辰本为底本整理〈红楼梦〉普及读本的首倡——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红楼梦〉预案的意义》(《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5辑)，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保存的相关档案，对新校注本出版之前已经启动的一项出版预案进行了历史的钩沉与考索，彰显出当时学界学者们共同的努力与追求。
新校注本出版迄今四十年，近年来也不断有学者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质疑与商榷。“读红零札”是陈熙中先生近十年以来对《红楼梦》在文本的校勘、注释与标点等方面的系列思考与辨析。其中，《是凤姐还是入画“黄了脸”?——读红零札》(《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1辑)一文，对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时的一处异文，通过对故事情节、人物心态和版本异同的分析，认为小说原文中“黄了脸”的应该是“入画”而不是“凤姐”。吴宗辉《〈红楼梦〉之〈刘二当衣〉考论——从红研所校注本注释修订说起》(《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4辑)，针对新校本一个注释提出问题，辨析初版和再版《红楼梦》新校本对于《刘二当衣》词条注释的修订，通过对车王府曲本的考察确定了初版词条更为准确。此外，郭芹纳《〈红楼梦〉校注本中的一处失误》(《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11期)、石问之《“冷月葬诗魂”与“冷月葬花魂”意境之区别》(《文史知识》2021年第6期)等文章也对校注本中一些问题提出了看法。
(二)艺术改编的文献集成、舞台演出及其理论研究
随着红学学科的发展与建构，对《红楼梦》衍生品的文献搜集与理论批评，也受到研究者更多关注。2021年恰逢新红学100周年，与艺术改编相关的文献集成、舞台演出和理论研究等都有非常突出的成果出现。首先，上海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由朱恒夫、刘衍青共同主编的《红楼梦俗文艺作品集成》。该集成横跨二百余年，分戏曲、说唱和话剧三类，是继阿英、一粟、朱一玄、胡文彬、刘操南等前辈学者之后，对《红楼梦》俗文艺形式艺术作品的一次更加全面的蒐集与汇编，也是近年来红学研究领域一部重要的基础性研究成果，为研究《红楼梦》俗文艺形式的改编与传播提供了文献基础。
其次，2021年与《红楼梦》相关的舞台演出十分火爆，不仅有越剧、评弹、粤剧等传统剧种的经典回顾与驻场推广，还出现了话剧、舞剧等现代戏剧的全新改编。从演出场所来说，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为中心，既有沿袭传统搭建的虚拟式布景的戏台，也有以古典园林为真实布景进行的沉浸式演出，全方位地让观众从演出中获得审美体验。其中，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的全本话剧《红楼梦》和江苏大剧院、南京民族乐团联合出品的舞剧《红楼梦》分别用两种不同的艺术语言与舞台风格，突出展现了现代人对传统经典不同的思考与对话。
演出市场的繁荣带来了更多的深度批评和理论性研究。除了一般性的新闻报道外，阳东霖《“无垢”概念下中国古典美学的当代表达——话剧〈红楼梦〉服装造型设计解析》(《演艺科技》2021年第11期)，以“无垢”的概念阐释了话剧《红楼梦》的服装造型设计;詹丹《黛玉葬花与〈红楼梦〉的四季叙事》(《文汇报》2021年9月14日)一文阐述了以往的戏剧改编与此次话剧改编对叙事结构的思考与重构，提出艺术的改编与再创造应该与原作建立一种深层的对话关系，而不是简单表面地忠实于原著。
2021年度，学者对艺术改编作品的理论研究更侧重于演出历史与演出文本的钩沉与考证。其中，范晓青《〈红楼梦〉与昆曲的“传奇”之缘》(《江苏地方志》2021年第2期)、胡淳艳《石韫玉〈红楼梦〉宫谱散论》(《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3辑)都着眼于传统戏曲形式的剧作作品，李永《冯叔鸾红楼戏补遗及考论》(《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6辑)、张殷《春柳剧场“红楼新剧”舞台编演艺术考论》(《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3辑)更关注民国时期新剧的改革与编演。此外，张惠《新编香港粤剧〈红楼彩凤〉之整体文化生态研究》(《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2辑)撰文对新编粤剧《红楼彩凤》从剧情改编、人物重塑、曲词音效、舞台表演、舞美涉及等方面，展示了红楼戏在传播中整体性的文化生态。
除舞台改编作品之外，图像与视觉艺术也是《红楼梦》衍生品研究中的重要组成。王丹《绣像晚春:晚清时期石印本〈红楼梦〉版画考辨》(《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3辑)、刘新星《论程伟元刊〈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与改琦〈红楼梦图咏〉图式变化》(《书画世界》2021年第9期)、闫彬彬《梦境、性别:〈红楼梦〉图像传播的多重向度》(《美术观察》2021年第7期)分别对《红楼梦》出版中出现的绣像版画就版本与图式等进行了考辨与分析。
对《红楼梦》影视改编的关注则相对冷落，只有张玉明《〈红楼梦〉影视改编中的“黛玉葬花”——以1987版、1996版及2010版〈红楼梦〉电视剧为考察对象》(《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1辑)一文通过三版不同的影视剧作品中对“葬花吟”从唱腔演绎、音乐风格到表演画面的不同拍摄和诠释，分析了其迥然有别的象征意味和审美特征。不过，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音乐作品日渐受到关注，不仅有许红霞《红楼梦断余音犹存》(《艺术研究》2021年第1期)等文章发表，也是硕博论文的热门选题。
(三)译介研究与文化传播
《红楼梦》的译介研究在2021年依然保持了以往的热度，文章发表的数量与质量都相当瞩目。其中，以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在文化的融合与交流上更为深入，而就其他地区而言，对英语译本的语言翻译研究更为关注。由于地缘关系的亲近和文化交流的频繁，《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几乎在程刻本出现后便同步开始，目前研究者除了对译本的语言评批等有所关注外，对《红楼梦》在日本阅读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文化接受与融合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代表性学者吴昊的三篇论文《〈红楼梦〉女性形象在日本的评论与建构》(《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1期)、《〈红楼梦〉在1920—1930年间日本大众文学里的译介——以太宰卫门版本为中心》(《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3期)、《论〈红楼梦〉在当代日本社会的传播价值——以王敏的翻案改编为中心》(《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3辑)，结合日本社会不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语境，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立场的寻求和强调，在日本社会都市化和大众文化发展的背景下，阐述了《红楼梦》在日本的翻译、批评和文化价值的传播。此外，段江丽《昭和平成年间日本“中国文学史”纂述中的红学观》(《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2辑)，通过昭和平成年间13部所涉《红楼梦》的“中国文学史”，从作者、主题思想、艺术特征等角度，阐释了日本红学在接受中国本土红学观影响的同时，也有观点的创新。
尽管韩译本是《红楼梦》第一个全译本，但《红楼梦》在韩国的传播及研究成果却并不广泛而多见。如胡伟《朝鲜时期〈红楼梦〉的流传状况》(《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主要论述了1910年之前《红楼梦》在朝鲜半岛的版本流传、读者群体、评价分歧，并且分析了《红楼梦》传播遇冷的原因。
东南亚地区对《红楼梦》的传播主要以有华文背景的学者主导完成，他们在当地华文报刊上发表文章、组织讨论，与中国积极进行文化交流，并努力完成了马来文的全文翻译。这些成就在李奎、潘碧华《〈红楼梦〉·报刊·传播——〈红楼梦〉在新马的早期传播再析》(《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2辑)，谢依伦、孙彦庄《红尘有梦:马来西亚红学研究的引路人陈广才》(《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5辑)和马峰《新世纪以来马来西亚红学研究及其文化嫁接》(《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2期)等文章中均有详细阐述。
由于英语的普及程度比较高，不论是翻译者、研究者，还是阅读者、传播者，都呈现出一种丰富的多样化特征。《红楼梦》很早便被翻译成英语，赵长江《〈红楼梦〉英译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一书即聚焦于两百余年的英译历史，从19世纪传教士教材式的翻译，到20世纪王际真、麦克休姐妹等人的编译，再到21世纪几种全译本的完成，作者以时间为框架，勾勒出一幅中国典籍不断外译的历史图像。
具体就译本进行的研究中，王燕《马礼逊英译〈红楼梦〉手稿研究》(《文学遗产》2021年第3期)考察了马礼逊手稿的资料来源、译介缘由、中文底本、译文特色等，结合英译史阐明了其文化贡献，同时还发现在马礼逊的藏书中有东观阁本的“文畬堂藏板”，为了解《红楼梦》的西传提供了重要信息。赵文心、季淑凤、王烟朦、许明武、朱薇、李敏杰等借助不同的理论视角，对乔利、邦斯尔、威妥玛等早期译本的语言特征、翻译策略、美学与文学的风格取向等进行了系统阐述。
此外，其他学者也发表诸多创见，如洪涛《风流，不是风月:〈红楼梦〉的核心词、翻译现象和评价术语》(《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3辑)一文眼光独到地发现“风流”一词在中文语境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红楼梦》中的不同用法，有可能涉及到小说的成书过程，并由此推及到对翻译者来说，词语的多义性带来的困难。任显楷、王金波等研究者则面向英语世界报刊书籍的出版，来分析《红楼梦》在海外地区的接受与传播。任显楷《论高克毅〈中国幽默文选〉中〈红楼梦〉片段的选择与评介》(《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1辑)，通过1946年高克毅在美国和加拿大出版的《中国幽默文选》中对王际真译本的呈现方式与评价，结合高克毅的文学旨趣与出版目标以及林语堂对于幽默本质的观察，展现了在英语世界出版的译本选本中对《红楼梦》的不同评价。王金波、王燕《杨宪益－戴乃迭1959年〈中国小说史略〉英译本〈红楼梦〉章节翻译研究》(《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5辑)阐述了杨宪益－戴乃迭在1959年《中国小说史略》英译本中关于《红楼梦》部分章节的译文特点、译文质量、译文成因及其流传影响等，通过中国译者为英语世界提供的《红楼梦》的另外一种译本，展示了更为复杂的出版背景。
此外还有宋丹对林语堂关于《红楼梦》英译原稿诗词韵文的翻译策略，刘泽权、曹登霞对孙温绘本的翻译策略，侯羽、郭玉莹对霍译本的翻译风格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对《红楼梦》中的神话元素、茶文化、中药方剂、中医药文化、中医药膳等名称方面的翻译研究。
除英译本之外，刘名扬《〈红楼梦〉开篇柯万科俄译文研究》(《明清小说研究》2021年第4期)首次介绍了迄今为止俄国境内最早的柯万科摘译本，从译者生平、翻译缘起、翻译策略、翻译底本等几方面，为俄国红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文献参考。陈聪《论〈红楼梦〉法文全译本序言的“新红学”特征》(《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1辑)则重点阐释了李治华在法文全译本序言中展现出的新红学考证派的方法和观点。赛力克布力·达吾来提肯《哈萨克文〈红楼梦〉翻译研究综述》(《新疆社会科学(哈文)》2021年第2期)徐军华《〈红楼梦〉在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中的传播分析》(《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对《红楼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翻译与传播做了调查与思考。
(四)文化现象与泛文化传播
《红楼梦》虽然只是一部小说，但由于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语境和文学发展，自近代以来，便不再仅限于文本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公共资源重新讨论和诠释。刘阳河《宣教·戏仿·中介:近代报刊中的〈红楼梦〉现象》(《明清小说研究》2021年第2期)，独具慧眼地选择近代报刊中与《红楼梦》相关的多重文类为研究对象，条分缕析，展现了《红楼梦》与意识形态、品位区分乃至商业逻辑之间的互动，从启蒙教化、人物戏仿、中介广告三个角度，抽绎出《红楼梦》在现代媒介中折射出的思想文化流衍。这一研究与杨芃《〈红楼梦〉的当代改编与红楼文化传播》(《美与时代》2021年第12期)对当代红楼文化传播的批评研究遥相呼应，后者揭示了《红楼梦》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在不同时期的改编与传播过程中，受到来自资本、技术与文化的多重影响。如何借助现代媒介构建立体传播网络，跨越阅读障碍，理解并认可原著的文化氛围和审美情趣，是当代红楼文化传播需要思考的问题。当代社会文化传播的渠道是多元而立体的。2021年，三联中读、中国大学MOOC在内的互联网在线学习平台继续推出“永远的《红楼梦》”“《红楼梦》经典章回评讲”“《红楼梦》艺术导论”“《红楼梦》海外译介与传播”等课程，中国艺术研究院推出的“红学论坛”等，以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的知名学者为主导，凭借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的选题，以更为理性严肃的态度，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普及给更多的专业读者。
而B站、喜马拉雅FM、蜻蜓FM、荔枝FM、小宇宙等各大泛用性播客平台，与《红楼梦》相关的转发和原创比比皆是。其中原创类又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对原著的全文诵读，偶尔也带有一些普及性的学术讲解，目的是借助声音的传播，利用碎片化时间使更多人了解经典名著，从传播的角度来说，是一种高效便捷的途径。另一种则是播主根据自己的阅读理解文学旨趣，结合社会流行热门话题进行的谈话类节目。这一类播客内容良莠不齐，与播主本身的水准密切相关，往往有对文学名著片面化、狭隘化的误解。这也是通俗小说的经典在大众传播中无法回避的困境，同时对专业化普及提出更高的要求。
此外，展览与沉浸式体验也是目前红楼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手段。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广东省文物局、广东省博物馆主办的“《红楼梦》文化展”于2021年9月29日开幕，同时在广州市图书馆设置了“红楼制造——从《红楼梦》故事到传统工艺”的分展。展览内容不仅延续了以往对曹雪芹和《红楼梦》及其研究成果的展示，还以染色纺织、浮雕剪纸等传统工艺对小说内容进行了实物再现，使观众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加真实可感的体验。生活场景与日常细节的还原，为红楼文化真正进入当代人的生活，而不再是悬浮式的传播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的可能。与此同时，以北京曹学会为代表，第十二届曹雪芹文化艺术节以“《红楼梦》与生活”为主题，召开“红楼梦收藏家沙龙”、展出沈琳创作18幅的“87版电视剧《红楼梦》人物油画”、大观园之谜实景游戏等多项活动，多方面展示《红楼梦》的生活美学及其与当代生活的关联。同时，红楼梦精雅生活设计中心还推出《红楼梦日历(茶事版)》、“消寒图”、“老君眉”白茶系列、四时花事“红楼香”、“刘姥姥和板儿”酱菜等风雅有趣的文创产品，受到大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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