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笑雨

　　内容提要:《红楼梦》中描写的当铺经营及典当活动与清代典当业的发展状况甚为切合。有清一代，典当业发展至顶峰，典当行遍布全国各地，规模大，业务多，官营典当和民间典当齐头并进。典当业在弥补财政经费、促进资金流动、稳定社会经济、扶助平民生计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典当业在清代由盛到衰的发展过程，对应了贾府因收支结构畸形导致破产的命运。外部条件恶化，内部因循守旧是导致贾府经济最终走向崩溃的原因。

　　典当业是抵押或质押财物以获取贷款的金融行业。我国的传统典当业起源于南北朝时的寺院，至今已有1600 余年的历史。明代以前，我国典当业发展缓慢，明代典当业的发展速度加快，清朝中期达到顶峰，清末民初又逐渐走向没落。典当业曲折发展的历程，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明清时期的许多文艺作品提到过典当。旷世名著《红楼梦》在描写宁荣二府的经济情况时就记述了不少关于当铺经营、典当活动的内容，这些典当情节与贾府后期的悲剧命运紧密相连，分析《红楼梦》的典当描写为我们探究贾府破产的深层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虽然小说内容经过了艺术加工，但小说中的典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清代典当业的发展状况和特征。

一、《红楼梦》中的典当书写

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红楼梦》中的典当做过剖析。陈大康、张连举列举出了描写典当的内容，提出这些情节从侧面反映了封建家族的兴衰命运。张麒通过分析贾府典当的具体器物，提出清代典当业的繁荣源于民众日益旺盛的资金需求。徐汉峰认为《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典当可以和财务管理中的控制职能联系起来，对当今财务会计文化的建设具有启发性。关于典当业在近代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同学者所持态度相异。张连起、刘丽君认为，尽管《红楼梦》中的典当预示着贾家的衰败，但典当仍是一种高效的筹资方法，能够加快资金的流动。鲁冀则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认为《红楼梦》中反映的典当和高利贷类似，其本质是富人对穷人的严重剥削。已有研究成果梳理了《红楼梦》中的典当情节，强调这些典当描写揭示出了封建大家族的没落和封建经济的脆弱，但对典当业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探讨得不仔细、不充分，且未将小说中的典当与清代典当业的实际发展背景结合起来，做经济史学意义上的深度分析。本文以《红楼梦》的典当情节为研究起点，对典当的探讨延伸至清代典当业的发展实况，虚实结合，从经济史学角度分析清代典当业的发展沿革和经济价值，以期对解读贾府破产、清代典当在封建经济中的作用有所助益。

(一)《红楼梦》中的当铺经营

《红楼梦》的典当情节，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是薛家开了几个典当铺子。金陵四大家族之一的皇商薛家，从事典当生意，后因为薛蟠犯案需银子赎罪而不得不将两个当铺转让。后来薛家的一处当铺管事携款私逃，南边的公当铺也折本关门。可以说，典卖当铺标志着薛家的衰落。

　　作为皇商，薛家到底做哪些生意，小说不曾细表，但作者却于经意与不经意之间多次提及他家在南方和京城都开有当铺。例如第三十七回中，大观园众人起海棠诗社，史湘云犯难如何做东时，薛宝钗主动提议: “我们当铺里有个伙计，他家田上出的很好的肥螃蟹，前儿送了几斤来。……我和我哥哥说，要几篓极肥极大的螃蟹来，再往铺子里取上几坛好酒，再备上四五桌果碟，岂不又省事又大家热闹了。”第四十八回，薛蟠调戏柳湘莲被打，要出门躲羞，曾提到家中一位名为张德辉的伙计，“年过六十，自幼在薛家当铺内揽总。”又如第五十七回，众少爷小姐不识当票，问薛姨妈道，“人也太会想钱了。姨妈家的当铺也有这个不成?”这些情节说明薛家经营当铺的时间较长，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

　　在第八十五回中，薛蝌为救犯法的薛蟠在外奔走打点，向薛姨妈和薛宝钗寄回的书信中提到，“大哥人命是误伤，不是故杀。……快向当铺内再取五百两来使用。千万莫迟”。可见，薛家的典当买卖不仅支撑着薛家的日常用度，其盈利所得还要为薛蟠胡作非为的后果买单，供薛家贿赂官员。而在第一百回中，薛姨妈为了薛蟠的人命官司，计划将当铺“折变给人，备银赎罪”，但此举没有起效，薛蟠“依旧定了个死罪，监着守候秋天大审”。而薛家的典当生意在这个过程中也一落千丈，“京里的官商名字已经退了，两个当铺已经给了人家，银子早拿来使完了。还有一个当铺，管事的逃了，亏空了好几千两银子，也夹在里头打官司。……前两天还听见一个荒信，说是南边的公当铺也因为折了本儿收了”。

　　综上可见，从第三十七回、四十八回、五十七回，到第八十五回，再到第一百回，小说至少有五回书写及薛家当铺。非营业性大数目的从当铺提钱，必然会影响当铺的正常营业，管事私逃，薛家的当铺账目上出现了巨额亏空，多家当铺被折价变卖，薛家经济走向败落是必然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百回中，薛姨妈向女儿宝钗哭诉“京里的官商名字已经退了”，这是说薛家的皇商资格被取消了。话语中有“南边的公当铺”，这就透露出薛家在南边的当铺是“官当”。

　　小说以当铺的经营状况写出了薛家的经济和家世，一斑窥豹，可谓匠心独运。

(二)《红楼梦》中的典当活动

《红楼梦》不仅写了开当铺的，还多次写到书中人的典当行为。在曹雪芹的笔下，典当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个平常事儿。人们好似在需要的时候就会将财物当出以换取银钱。家贫的邢岫烟不得不当掉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而王熙凤则当掉奢侈品以应急需。还有一种人，如第九回写到东胡同里的璜大奶奶“给我们琏二奶奶跪着借当头”，这是向别人借东西拿去典当。

　　在上文提到的《红楼梦》第五十七回中，女孩儿们对当票感到新奇，这张当票实为邢岫烟生活窘迫，将自己御寒的冬衣当掉，并正好当到薛家的“恒舒典”。而贾家则不似邢岫烟般困窘，但其当家人也多次计划当出大宗奢侈品以缓解家族的资金压力。在第五十三回中，贾蓉向贾珍讲道，“果真那府里穷了。前儿我听见凤姑娘和鸳鸯悄悄商议，要偷出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这番话透露出此时荣府的经济危机已初露端倪，凤姐开始计划通过典当一些不常用的奢侈物件来填补荣府资金的“无底洞”。第七十二回中，因贾母生日花销巨大，后续还需给多位权贵送礼，而荣府的房租地租还未到账，所以贾琏与鸳鸯协商，想当掉贾母的一些金银器物凑钱，“说不得，姐姐担个不是，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银家伙偷着运出一箱子来，暂押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

　　除了计划典当贾母的金银奢品之外，凤姐作为荣府的“财务总监”，面对荣府资金短缺的难题，也多次将自己的器物当出以解燃眉之急。在第六十九回中，她不愿在尤二姐的丧礼上多费银两，向贾琏哭穷道: “咱们的月例，一月赶不上一月，鸡儿吃了过年粮。昨儿我把两个金项圈当了三百银子，你还做梦呢。这里还有二三十两银子，你要就拿去。”如果说此时凤姐提到典当金项圈是为推脱贾琏而找借口，那么在第七十二回中，面对夏太监来“借”二百两银子一事，凤姐只能真的将金项圈当掉了，“把我那两个金项圈拿出去，暂且押四百两银子”。在第七十四回中，再次提到凤姐当掉金项圈，“把我的金项圈拿来，且去暂押二百银子来送去完事。……这一去还不知指那一项赎呢”。书中反复提及典当金项圈这一细节，从侧面印证出贾府经济确实一日不如一日了。

二、典当书写的社会认知价值

经过明朝的积淀，典当业在清代有了更大的发展。不同于明代的“典当在民间”，清代的皇家贵胄、衙门官员都对经营典当业有着很高的热情，由此在民间典当( 民当) 之外，产生了皇室典当( 皇当) 和官府典当( 官当) 。清代的皇当和官当，其本金多为政府的“生息银两”，即清廷以借贷形式放出的以滋生利息的巨额银两。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生息银两制度逐步完善，投入典当业中的生息银两数目巨大。《红楼梦》正产生于这个生息银两制度得到完善的时代，贵胄、官员、平民一窝蜂地热衷于经营典当业，小说中出现了以典当为主业的皇商薛家自是对其时代风尚的现实反映。

　　我们一般认为典当如同变卖家产，不到过不去的关头，不会为之。可是，在红楼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典当是平常事。小说中，邢岫烟为了有打点下人的费用就把御寒的冬衣给当掉了。贫穷的、寄人篱下的邢姑娘，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冬天即将过去，这也罢了。东胡同里的璜大奶奶虽说是个寡妇，作为贾府旁支，其生活有族里照看，也不至于生活无着，可她居然向王熙凤借当头。管家的贾琏王熙凤夫妻，为了荣府过节、送礼、庆生等事，偷着典当老祖宗贾母的金玉器物，说的是“暂押”，向鸳鸯保证说“不上半年的光景，银子来了，我就赎了交还，断不能叫姐姐落不是”。这些都说明，典当中的活当即“暂押”，起到了借贷的作用。当然它是具有高利贷性质的。

　　清代当铺兼业众多，业务范畴广泛。尤其是到清中后期，当铺不仅经营抵押放款和信用放款，还兼营存款、货币兑换、票据发行等业务;其中吸收存款，“发典生息”是当时当铺的重要业务之一。当铺的存款来源主要是官府的生息银两和社会上的闲散资金。

　　《红楼梦》中的典当情节形象地说明，典当业是我国传统社会金融产业中的重要一环，承担着加快资金流动、应付民间急困的社会责任。

　　上文曾关注到第一百回中的一个细节，薛姨妈向女儿宝钗哭诉说“前两天还听见一个荒信，说是南边的公当铺也因为折了本儿收了”。字面理解，可以解作“南边的公当铺”因经营不当被关闭的。但薛姨妈在表述中特别强调的是“听见”“荒信”;当铺折了本儿，是被“收了”。这就令读者浮想联翩了。实际上，至清代中期，皇当和官当已经出现机构臃肿、人员冗余、管理成本高昂等问题，其经济效益变低甚至出现亏损。乾隆十九年( 1754) ，一些皇当被关停，生息银两制度也逐渐被收撤，官营典当( 包括皇当和官当)的规模随之收缩。《红楼梦》这个“收了”的“荒信”，是暗合史实还是有意识的实写，这牵涉到《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的创作时间问题，此文自不能论说，但此处的写作，切合了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当是毋庸置疑的。

　　这“收了”也从一个方面暗示了政府对典当业是有严格管理的。据考，自雍正六年( 1728) 起，当铺经营者在开业前需先呈报申请，领取当贴。当贴即当铺的营业执照，是缴纳赋税的凭证，这项制度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当贴制度的实施降低了当铺经营的风险，使国家对典当业的管理更为规范有效。

三、《红楼梦》同时代小说、史料中的典当

《红楼梦》同时代小说中有不少写及开当铺或典当的情节。

　　成书于1777 年的《歧路灯》，以18 世纪的河南开封为背景，描绘了清代中叶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书中就有对典当这一经济活动的描写。如在第四十九回中夏逢若道:“拿人家汗巾，这事不见落点的话，你说使的使不的? 你若执意等不的话完，你须撇下个质当儿，我才放你走。——你把那银包儿全递与我。”又如第九十回中，众人打发酒钱，因吃的壶瓶多了，还少三十文。众人笑道:“把谢梅坡的诗稿，做了质当如何?”这说明在清代，典当业已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极为常见的一种金融活动。

　　再如，归锄子的《红楼梦补》中，黛玉为振兴荣府，曾计划开设典当生利。第二十八回中，黛玉道:“咱们既得了这宗，白放在家也不能滋生，不如到南京、苏、扬地方，或人参局、珠宝铺、绸缎行，或典当开设几座，也不为多。开在南京、苏、扬，从京里起到南边，沿途热闹码头，一处开设一座。咱们来往的人也便易，凡起标运货，路上更有照应。”具体的规划则是:“就定了贾芸等五个人，各领银二十万两，近在京城内外开设典当、金珠、人参局五座。贾琮、贾?也各领银二十万，到南京开当铺、绸缎局……贾蓁、贾萍、贾藻、贾蘅各领银十五万，贾芬、贾芳、贾蓝、贾菌、贾芝各领银十万，在于山东泰安、沂州、江南王家营子、清江浦等处码头，或当铺，或六陈，或杂货，因地制宜，懋迁营运。”当家奶奶林黛玉非常有魄力，也非常有眼光。她看中的可以开设当铺的城镇，都坐落在京杭大运河这条国家经济命脉的通道上，个个都是经济繁荣、商业发达的运河重镇。她之所以计划“典当开设几座”，当然是在商言商。

　　典当业是获利很丰的黄金行业。康熙时期，许多朝廷大臣都兼营典当业，其中有些当铺的规模与皇当不相上下。例如康熙朝重臣纳兰明珠，晚年在北京经营多座当铺，其中四座还传给了子孙。许多官员还将本金交给他人，以他人的名义开设当铺，例如康熙朝两淮盐运使李陈常，“买产开当，并非自己出名，多借他人名色，行迹诡密，瞒人耳目”。借他人名义运营官当，是清朝大臣规避抄家罚没的手段之一。乾隆嘉庆时期，许多被查抄官员的家产中都有当铺，被抄检的当铺通常由内务府接管，由官当变为皇当，这也是清代典当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嘉庆皇帝查抄和珅家产，发现“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资本，又不下十余万”，指责他“以首辅大臣，下与小民争利”。

　　说到抄家罚没，不由得联想到曹家家世。曹頫上《覆奏家务家产折》中写道:

　　奴才到任以来，亦曾细为查检，所有遗存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江南含山县田二百馀亩，芜湖县田一百馀亩，扬州旧房一所。

　　可知，曹家曾开有当铺。曹雪芹作为世家大族的后代，对典当在清代的运作应是熟悉的。曹家在张家湾的当铺，本银七千两，这显然属于规模不大的民间当铺。

　　历史上，清代的民当在清前期遭到官营典当的排挤，在清中期迎来发展机遇。清前期时，官营典当实力雄厚，民间典当处于劣势地位，其规模、抗风险能力都远不如前者。以北京为例，清代早期北京地区的典当以短期押款性质的“小押”为主，规模很小，“期限利率，亦无标准”。到了清中期，随着生息银两制度的撤销和官营典当的收缩，民间典当才逐渐发展起来。

　　典当在《红楼梦》和其他清代小说中被频繁提及，小说情节尽管有虚构的成分，但最终反映的是典当对清代社会经济的作用。在《红楼梦》中，贾家作为世家大族，其经济来源主要为田庄地租、房租地税和皇家赏赐。其中，各个庄头缴租的体量与自然气候息息相关，是极不稳定的。在后期，贾家田庄连年歉收。朝廷赏赐对贾家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承担其庞大的开销。贾府的经济体系是典型的消费经济，且基本没有生产消费，多为纯支出性的生活消费。在不断膨胀的消费需求面前，收入不增反减，收支严重不均，那么经济崩盘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如凤姐所言，“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凡百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及先时。……若不趁早儿料理俭省之计，再几年就都赔尽了。”在这种入不敷出、凡事循旧例的情况下，典当可以说是贾家快速筹集资金、熬过眼下困局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典当活动具有很强的即时性，抵押品在被送入当铺后，短时间内既可变现。典当业这种扶危救急的属性也使得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化发展，直至清代达到顶峰。

　　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描写的那样，清代频繁接触典当业务的群体主要是贫民和富人两类。典当的借贷周期短，一般以实物做抵押，是平民百姓在生意失败、农产歉收的情况下周转资金、暂渡难关的首选方案。此外，没落贵族多以奇珍异宝、豪门宅院出典换取现银进行消费，在这个过程中，典当业将不易周转的大宗奢品折变为现金进入流通领域，促进了资金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

结语

《红楼梦》中记述的薛家从事典当行业、贾家典当赎当等情节，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与清代典当业的真实发展情况有着很高的相似度。薛姨妈家的当铺开在南方、京城多地，鼎盛时业务全、雇员多、利润高;这与清代典当业无论从数量、分布、规模，还是社会经济影响都一度达到顶峰相吻合。《红楼梦》中提到的质物借贷的群体主要是穷苦人家和处于破产边缘的贵族，这也和清代典当活动的主要群体，即小农生产者和破落贵族相吻合。清代典当的经营规模大，典当业务规范多元，清前期皇当和官当以生息银两为基础发展起来，清中期民当崛起，清后期在遭遇战乱、内部经营不善、金融业竞争加大的背景下，典当业发展受阻。尽管近代的典当因当期短、利率高被视作带有一定剥削性质的高利贷，但它也具有不可否认的经济作用。清代典当业为国家财政作出了突出贡献，促进了资金在全社会的流动，保障了经济的稳定运行，维护了小生产者的生计。

　　清代典当由盛转衰的发展历程，与贾府这个高门大户从“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到“树倒猢狲散”的命运轨迹也有着相似之处。晚清典当业衰落主要是外部和内部两重因素造成的。晚清时期外敌入侵，政治动荡，封建经济遭到破坏，对典当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同时，钱庄、票号、新式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清中后期依次崛起，陈旧不变的经营模式使典当在不同金融机构间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在《红楼梦》中，贾府在生产和生活上都力图维持“旧例”，在庄田上以农奴制进行生产，但收成连年下降。在府中吃穿用度以祖宗“旧例”为准，尽管在经济危机显现时，凤姐、探春等人做了开源节流的诸多尝试，但无法从根本上消解低收入高支出造成的窘境。在外田租收成不佳，在内竭力保持高消费水准，这种畸形的收支结构导致贾府的经济体系最终彻底崩溃，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

　　① 如《金瓶梅》《歧路灯》等小说中均有关于典当活动的细节。

　　② 陈大康《荣国府的经济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341 页;张连举《论〈红楼梦〉中的典当描写》，《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6 年第4 期。

　　③ 张麒《从贾府的日用器物看清代当铺市场》，《深圳特区报》2017 年6 月20 日，第B11 版。

　　④ 徐汉峰《通同开局应治罪典当抵押何时休——从〈红楼梦〉中掌握财务管理知识》，《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 年第3 期。

　　⑤ 张连起《〈红楼梦〉里有理财——典当》，《财务与会计》2008 年第6 期; 刘丽君《〈红楼梦〉中的财务管理方法浅析》，《中国总会计师》2006 年第2 期。

　　⑥ 鲁冀《〈红楼梦〉中反映的高利贷和典当剥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 年第6 期。

　　⑦ 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499 页。本文所引原文皆出自此版，不另出注。

　　⑧ 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136 页。

　　⑨ 根据《六部成语注解补遗·户部》，“凡开典当，商家必须赴部请领凭贴始许开设”。

　　⑩ 刘建华《从〈歧路灯〉看清代中叶市民经济生活的文化蕴涵》，《湘南学院学报》2019 年第4 期。

　　[11] 李绿园《歧路灯》，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344 页。后引原文同此版，不另出注。

　　[12] 归锄子《红楼梦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314页。后引原文同此版，不另出注。

　　[13] 出自《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14] 出自《清仁宗实录》卷三七，嘉庆四年正月甲戌条。

　　[15]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132 页。

　　[16] 章永俊《清代北京的典当》，《北京史学》2019 年第1 期。

　　[17][18] 张云《荣府的人事与经济研究》，《红楼梦学刊》2020 年第5 辑。

　　[19] 李永福《旧式典当业的社会价值——以清代为考察范围》，《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