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聪

　　内容提要:李治华的红学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且每个时期都有其鲜明的治学特征: 他的前期研究专注于《红楼梦》文本内的考证，自建了集诸本之长的翻译新底本;中期研究勤于文本之外的历史考证，为法语读者再现了新红学史，构建了以“三个阶段的曹雪芹和《红楼梦》诸本渊源流变”为中心的研究体系; 后期研究既立足于文本之中又兼备世界眼光，开拓了我国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红楼梦》和《追忆似水年华》研究的新视野。李治华三个时期的红学研究呈螺旋上升的趋势，为解读曹雪芹和《红楼梦》提供了颇具创见性的意见和极富启迪性的研究视角。

　　1981 年，法国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红楼梦》法文全译本，该译作的主要译者李治华还用法语翻译了鲁迅、巴金、老舍、艾青和姚雪垠的13 部文学作品以及大量元散曲等，是一位杰出的中法文翻译家。不过，李治华先生不但是翻译家，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红学家。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他的海外红学家身份和翻译以外的红学贡献一直未受到学界重视。李治华的所有红学成果中只有他编写的“红楼梦”词条和为《红楼梦》法文全译本撰写的序言曾引起少数学者的关注: 陈寒曾在其论文中介绍过上述词条，但在该文专门介绍“《红楼梦》在法国的研究”部分，却只字未提李治华。郭玉梅曾撰文评价，“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影响较大的是1981 年李治华先生为《红楼梦》译本撰写的长达60 页的法文序言”。但是，该文随后仅仅是翻译引用了序言中有关李治华对《红楼梦》认识和评价的一段原文，而通过笔者对序言的全文翻译和梳理发现，序言以小说文本外的历史考证为主，而这些在该论文中并未提及。张逸琛在其论文中谈到了李治华在序言中的历史考证，不过该文的研究重点并不在序言而是专注于译本中“注释和插图对文本阐释的作用”。另外，钱林森曾对序言内容做过简要介绍，并认为“这种研究性质的引言，对西方读者大有裨益”。法国诗人阿兰·博斯凯也撰文称，“在读《红楼梦》一百二十回之前，这篇序言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但这两篇论文也仅仅止步于此，并未对序言展开讨论。由此可见，目前对李治华红学研究的零星评述只散见于少数学者的论文中且极不全面，学界尚未对李治华红学研究的历程和特点做系统研究。

　　为探索李治华的红学研究面貌，笔者爬梳和细读了大量的中法文文献和资料，其中包括俞平伯在1956 年到1959 年回复李治华的6 封信札，钱林森的相关论文，李治华1970 年在香港《红楼梦研究专刊》、1983 年在法国《欧华学报》和中国《中国翻译》上发表的红学论文和文章，1982 年李治华在法国里昂接受采访的实录，1985 年李治华回中国时发表的演讲稿，李治华著、蒋力编的《里昂译事》以及《红楼梦》法文全译本的副文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副文本信息量之丰富、内容之翔实令人惊叹，其中最能体现李治华红学研究特点和成果的内容如下: ( 1) 译本序言( 2) 参考目录梗概( 3) 翻译底本说明( 4) 注释和变文。笔者认为，李治华的红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前期: 从1954 年李治华着手翻译《红楼梦》截至他最终确认翻译底本并进行文本内考证。中期: 从李治华开始专注于文本外的考证至1979 年其历史考证达到巅峰，撰写了《红楼梦》法译本序言。后期:1981 年《红楼梦》法译本出版以后。李治华红学研究的三个时期并非泾渭分明，尤其前期和中期研究是密切相连的递进关系，不能以具体的年月来划分。本文拟解读李治华在三个不同时期的红学研究特点和成就，以期弥补对李治华红学研究认识的不足，丰富目前尚显单薄的法国红学研究成果。

一、前期研究:自建翻译底本，专攻文内考证

(一)自建翻译底本

李治华在“翻译底本说明”中介绍:1954 年他在法国开始翻译《红楼梦》时，手上只有启功注本《红楼梦》( 1953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直到翻译完前四十回后，才接触到了俞平伯校订本( 即《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 和影印的各抄本。所以李治华译本前四十回和后四十回的翻译是以启注本为底本，第四十一回到第八十回的翻译是以俞校本为底本。李治华对《红楼梦》诸本研审精深:一方面他认真听取了红学家的意见。比如，1956年他和俞平伯通信后采纳了俞的意见，将脂庚本列为参考翻译底本之一。另一方面，他对文本的独特见解也得到了红学大家的肯定。比如，1959 年李治华在研读《红楼梦八

　　十回校本》之后向俞平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俞回复说:“您的意思很好，我亦已告知所中。如有什么意见最好向所中直接反映，比较我说为有力。”另外，李治华十分重视版本校勘。比如，《红楼梦》第七十回有一个探春放风筝时两个凤凰风筝和一个喜字风筝绞在一起断线而走的情节，暗示了探春远嫁的命运。但是这一段却被程伟元和高鹗删去，造成了197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中这一情节的缺失。李治华认为“这种大刀阔斧的删改，实在有损于原著，新校注本( 《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按照庚辰本恢复原文的本来面貌。这是值得庆幸的。”李治华在“翻译底本说明”中还表示他对上述两个翻译底本( 启注本和俞校本) 并不完全满意，因此还遴选了以下7 个抄本和印本作为参考翻译底本:( 1) 程乙本( 2) 庚辰本( 即上文所述脂庚本) ( 3) 国学本( 193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学基本丛书》中的《石头记》) ( 4) 高阅本( 即高兰墅阅本) ( 5) 甲戌本( 6) 戚沪本( 7) 索隐本( 1916 年王梦阮和沈瓶庵合署的《红楼梦索隐》) 。经笔者梳理统计，《红楼梦》法文全译本中共出现598 处变文，其中出自俞校本、启注本、戚沪本和庚辰本的变文分别有430 处、146 处、11 处和5 处，出自程乙本、高阅本、甲戌本和索隐本的变文各有1 处，另外还有2 处变文分别出自潘重规和大卫·霍克思的书信以及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中给出的建议。可见，李治华的翻译主要是以启注本和俞校本为基础，然后又博采众长，自建了一部区别于一切现存诸本的新底本。另外，为了方便那些想将译本和原文做对比的研究者，李治华还将译本中的每处变文都做了标注，并将上述参考的所有翻译底本按汉语拼音编写了缩写名，在译本正文末尾附“注释与变文”，标注每一处变文出自哪个底本的哪一页哪一行，以便研究者查对。

(二)专攻文内考证

李治华治学态度严谨，对《红楼梦》文本内许多具体实物和典故的出处进行了细致考证:比如，小说第七十回提到一种名叫“送饭的”的风筝小饰物，李治华考证认为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注本《红楼梦》对该词的解释是错误的。再如，李治华曾写信给俞平伯请教了诸如“茄鲞”“糟油”“排笔”“耳报神”“莲青”“斗纹”“番羓丝”“耳房”“鹿顶”等词的确切含义和“不自弃文”的出处。俞平伯或用文字或用图形或引用资料，为他一一作答。另外，李治华为找到小说第七十六回中“争饼嘲黄发”一典的出处，曾求教于钱林森，之后又查遍全唐书，终于找到答案。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李治华在《“温都里纳”一词原文商榷》( 香港《红楼梦研究专刊》1970 年第7 辑) 一文中，对“温都里纳”这一西洋物品的探讨已初具考证特征。

　　李治华的前期研究始于为构建翻译底本而进行的版本校勘，随着对版本异同研究的不断细化和深入，他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了对诸本差异背后成因的探索上，这为他中期的历史考证研究尤其是曹学和版本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另外，为确保文本内实物翻译的准确性，他不断寻找实据，这也必然会引导他走上考证之路。总之，李治华前期研究的范围专注于文本之内，但在方法上已初显考证特征。

二、中期研究:构建研究体系，勤于文外考证

1979 年，李治华为《红楼梦》法译本撰写了一篇长达64 页的序言( 以下简称“序言”) 。笔者曾就序言的正文内容论证了序言的“新红学”特征，这里不再赘述。在进一步整合序言正文和梳理序言注释时，笔者发现该序言勾勒了新红学史，构建了这一时期李治华的红学研究体系。不过，该序言在集中体现李治华红学考证成就的同时，也暴露了其中期研究的明显缺陷。下文试通过分析该序言的上述特征，探索李治华中期红学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一)序言勾勒了新红学史

序言涵盖了从《红楼梦》写作时代截至李治华撰写序言前夕( 即1979 年10 月) 200 余年间大量的红学资料，共计做注119 处，现将其中70 处各类红学资料和文献统计如下:

　　(1) 著作( 9 部) :清代裕瑞的《枣窗闲笔》、清代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胡适的《红楼梦考证》( 1921 年)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 1923 年) 、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 1953年) 、周汝昌的《曹雪芹》( 1964 年) 、吴恩裕的《有关曹雪芹十种》( 1963 年) 、赵冈夫妇的《红楼梦新探》( 1970 年) 和冯其庸的《论庚辰本》( 1978 年)

　　( 2) 资料汇编( 2 部) :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 1954年华东作家协会资料室编) 和《红楼梦参考资料》( 1954 年人民日报图书资料组编)

　　(3) 工具书( 1 部) :一粟( 即周绍良和朱南铣) 的《红楼梦卷》( 1963 年)

　　( 4) 期刊论文和文章( 10 篇) : 胡适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 1928 年) 、奉宽的《兰墅文存与石头记》( 1931年) 、俞平伯的《〈红楼梦〉的著作年代》( 1953 年) 和《〈红楼梦〉简说》( 1954 年) 、王佩璋的《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他》( 1957 年) 、陈毓罴的《曹雪芹卒于癸未除夕新证质疑》(1964 年) 、潘重规的《读列宁格勒〈红楼梦〉抄本记》( 1973年) 、吴恩裕的《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 1973年) 、文雷的《程伟元和〈红楼梦〉》( 1976 年) 以及上海书店的《旧钞戚蓼生序本〈石头记〉的发现》( 1976 年)

　　( 5) 报刊文章( 5 篇) : 周汝昌的《红楼梦版本的新发现》( 《大公报》1965 年7 月25 日) 、黄震泰和黄庚的《曹雪芹故居之发现》( 《明报》1978 年6 月第150 期) 、黄庚的《曹雪芹故居之发现及其他》( 《明报》1978 年9 月第153期) 、赵冈的《曹雪芹是社会工作者》( 《明报》1978 年12 月第156 期) 和吴恩裕的《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著和遗物》( “La Chine”即《人民画报》法语版1979 年第8 期)

　　( 6) 博士论文( 1 篇) :陈庆浩的《石头记手抄本脂砚斋评语研究》( 1978 年5 月巴黎第七大学第三轮答辩论文)

　　序言参考了大量新红学考证派的力作，勾勒了20 世纪20 年代到70 年代的新红学史。从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俞平伯发表《红楼梦辨》，新红学考证派开始“用新方法去驾驭实际的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做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到“五十年代之初期，忽然出现了红学向所未有的兴荣茂秀的热潮局面”，周汝昌出版了他的扛鼎之作《红楼梦新证》。从“1962 至1963 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时形成高潮”，一粟的《红楼梦卷》、周汝昌的《曹雪芹》、吴恩裕的《有关曹雪芹十种》接连付梓，到序言撰写前夕，吴恩裕发表了论文《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著和遗物》。序言尤其高频次地引用了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学经典，汇集了如周绍良、朱南铣、周汝昌、吴恩裕等当时最重要的红学大家的各类编著、专著、论文和报刊文章，在客观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新红学热潮，其中仅对曹雪芹卒年的论证，就用了整整3 页篇幅( 序言第XVIII-XX 页) ，做了8 处注释，为法语读者再现了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曹雪芹卒年大论战的盛况。

(二)序言构建了李治华中期红学研究体系

李治华在序言中采用“综述式研讨”的撰述方式，构建出了以“三个阶段的曹雪芹以及《红楼梦》诸本渊源流变”为中心的研究体系。序言所涉内容以“曹学”最多，共计41页，占序言全文的64%，做注87 处，占注释总数的73%。曹学内容包括:( 1) 曹家家史( 序言第XI-XVII 页，注4 处)( 2) 曹雪芹生平( 序言第XVII-XXXIX 页，注56 处) ( 3)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情况( 序言第XLIX-LIII 页，注16 处)( 4) 曹雪芹的非文学作品和活动( 序言第LIV-LX 页，注11处) 。另外，序言兼论了“版本学”内容，涉及了《石头记》十二抄本和《红楼梦》程印本并有部分“脂学”内容混杂其中。

　　1． 三个阶段的曹雪芹

　　序言关于曹学的前三项内容，主要围绕处于人生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曹雪芹以及《风月宝鉴》和《红楼梦》的创作展开，第四项内容主要阐述曹雪芹人生的最后阶段以及他撰写《废艺斋集稿》的情况。序言指出“从曹雪芹的思想和作品中，我们看到他的变化，曹雪芹首先是一位爱情或者情爱小说家，然后是一位社会小说家，最后成为了一名社会工作者”。为了使这部分内容更加翔实可信，李治华在序言中大量做注，尤其在论述曹雪芹人生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时，穿插引用了曹雪芹诸友诗集和后世史料笔记，说明和论证了曹雪芹的卒年、享年、才华、性格、离京活动、居住情况、经济状况以及《红楼梦》的创作条件和环境等。这两组文献材料，前者出自曹雪芹诸友，一向颇得红学研究者重视;后者出自后代文人，其受关注程度远逊前者。但是，史料和笔记却拥有诗文创作所不具备的“纪实性”，而且因为上述史料笔记的作者与曹雪芹没有私人关系，他们的记录更具真实性和客观性。从最权威的文献到最被忽视的资料，从曹雪芹诸友到后世人，李治华从诗文创作和笔记史料两个不同的的角度互印互证，增加了论证的严密性和可靠性，还原了处于人生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曹雪芹以及他著书立说的情形。对于曹雪芹人生的最后阶段，李治华参考了20 世纪70 年代的红学文章，尤其引用了赵冈的论文《曹雪芹是社会工作者》( 《明报》1978 年12 月第156 期) ，颇具创见性地提出曹雪芹最终在思想上转向了墨家学说，成就了序言的点睛之笔。

　　2．《石头记》抄本和《红楼梦》程印本的渊源流变

　　序言简述了《石头记》十二抄本的成书先后、传承流变以及影印情况，这部分内容与脂学研究亦有重合，对解读各抄本文字内容矛盾的成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序言还简要介绍了《红楼梦》程印本以及程伟元和高鹗的生平，并附以程高二人各自为《红楼梦》所做序言以及二人合作序言的法语译文。值得注意的是，李治华与一味指责程高的学者不同，他在批驳续作对原著内容扭曲的同时，也肯定了程高二人的《红楼梦》“出版人”身份。围绕《石头记》抄本和《红楼梦》程印本的渊源流变，李治华简要归纳了小说的“文本史”，这一在西方学界颇受关注的领域，为法语读者了解《红楼梦》的创作和流变过程，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三)序言的缺陷暴露了李治华中期红学研究的不足

序言的文本外历史考证呈现出压倒性优势，这一鲜明的特点亦造成了序言显而易见的缺陷，并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序言几乎没有提及翻译问题。第二，序言没有将《红楼梦》与法国同类的文学作品或任何外国名著进行参考对比。尽管这种比较有时会使读者陷入一些预设的框架之中，但对于不谙熟《红楼梦》的法语读者而言，这样的对比却是利大于弊的。第三，序言对小说本身的评价片面且乏新意。李治华在引用他人对《红楼梦》的评价时，只选取了毛泽东的观点即“( 中国)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这种认识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切入，明显缺少对作品文学和艺术层面的关注。序言中李治华简述了自己对《红楼梦》的文学评价:首先，他认为“《红楼梦》成书虽然晚于明代四大奇书，但它以严谨巧妙的结构，写实独特的内容，深刻的心理描写，委婉的风格和精纯的语言，超越了前者”。不过经笔者查阅比对，李治华的这一评论与1964 年法国《拉鲁斯大百科全书》第三卷的相关评述( 即“小说内容广泛，意趣横生，语言纯洁，充满诗情画意，心理描写也十分深刻”) 颇有相似之处。另外，序言中李治华还从现实主义小说、爱情小说和社会小说三方面对《红楼梦》做了简单评论，但这一评论显然借鉴了20 世纪70 年代法国《通用百科全书》中“红楼梦”条目的相关说法。序言中只有两条关于《红楼梦》的评价超出了上述法国百科全书对《红楼梦》的认识: ( 1)《红楼梦》文笔细腻、内容深刻，是一流的分析小说。( 2)《红楼梦》不是索隐小说。不过，第二条评价显而易见是李治华受了中国新红学影响而做出的评判。

　　李治华中期红学研究的重点从文本之内转向了文本之外，并将考证法运用到了极致。序言梳理了20 世纪20 年代到70 年代的新红学史，为法国的红学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材料。李治华这一时期的研究深受考证派红学家，尤其是周汝昌的影响，主张文本之外的研究，构建了以“三个阶段的曹雪芹和《红楼梦》诸本渊源流变”为中心的红学研究体系。这一体系不但在当时的法国红学界独树一帜，即便在当今的法国红学研究中也属难能可贵，李治华的学术自信和能力可见一斑。不过，“考据学方法是一种史学方法。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考据学方法只能用于对作品‘著者、时代、版本’等史实还原问题的考证，不能用来解读文学作品的文本”。而且，这一时期李治华有关《红楼梦》文学性方面形成的己见还是比较有限的，他的认识主要受到了当时法国红学的影响和中国新红学研究的辐射。

三、后期研究:弥补中期研究不足，立足文本兼具世界眼光

(一)对《红楼梦》法文全译本翻译特点的阐释

1982 年6 月19 日，李治华在法国里昂接受香港《中报》月刊卢岚的采访时，谈到了《红楼梦》法文全译本的两个翻译特色: 第一，它是迄今为止唯一的法文全译本。第二，它用法语古体诗再现了《红楼梦》中的所有诗词。另外，1983 年12 月李治华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了《试论〈红楼梦〉中人名的迻译》一文，论述了《红楼梦》法文全译本的第三个翻译特点即人名的意译。李治华还于1983 年在法国《欧华学报》( 第1 期) 上发表了《〈红楼梦〉法译本的缘起和经过》一文，详述了译者的素质和个人经历对译作的影响。

(二)对《红楼梦》与《追忆似水年华》的比较

1983 年，钱林森曾预言“法国汉学家将要从比较文学角度，对中国这部伟大的作品( 《红楼梦》) 进一步探讨，从而为‘红学’研究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子来”。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钱林森的预言，1991 年法国著名汉学家雷威安评论《红楼梦》是一种“对逝去时光的追忆”，这无疑会让法语读者将《红楼梦》与《追忆似水年华》联系起来。“20 世纪90 年代以后，法国高校对《红楼梦》的研究视角似乎开始转向比较文学”，而且他们也都将比较的对象瞄向了《追忆似水年华》。“1999 年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白钢完成了《〈红楼梦〉与〈追忆似水年华〉中“空”的比较研究》，而2004 年巴黎第三大学的一篇注册论文同样也以这两部巨著的比较为题:《面对时间的人: 〈追忆似水年华〉与〈红楼梦〉》。”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李治华早在1985 年回中国做演讲时，就准备了一篇专门讨论《红楼梦》和《追忆似水年华》的演讲稿，他运用比较文学理论对曹雪芹和普鲁斯特以及这两部作品做了如下分析: ( 1) 两位作者用不同的眼光观察人的命运; ( 2) 两位作者在同性恋问题上态度不同;( 3) 两部作品的叙述角度不同; ( 4) 两部作品都描绘了巨大的社会画卷，尤其着重于描写贵族和上层中产阶级社会;( 5) 两位作者在批判自己生活过的世界时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6) 两部作品都对外界有精确的描写，对内心有深刻的心理分析;( 7) 两部作品的故事结构技巧也很接近;( 8) 两部作品的主线隐藏在故事的细节中且两位作者在叙述中都与读者保持着联系。时至今日，我们从比较文学的研究角度重新审视，李治华的论述也许略显单薄。但是遥想20 世纪80 年代我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态，加之当时《追忆似水年华》的中文译本尚未问世，李治华的这次演讲对我国当时的红学研究是极具启发和引导意义的。

(三)对《红楼梦》的认识和评价

1998 年，巴黎出版了《通用大百科全书》，其中的“红楼梦”词条正是李治华编写的。李治华从“小说人生”“人生小说”“爱情与社会小说”三个方面介绍了曹雪芹和《红楼梦》。“爱情与社会小说”无疑是从序言中的相关论述借鉴而来，而“小说人生”和“人生小说”则是将他中期的曹学研究和后期的文本研究结合起来得出的结论。相较于20 世纪70 年代法国《通用大百科全书》中的《红楼梦》词条，李治华的词条“显然较前人更加详实、客观”。

　　李治华后期的红学研究弥补了中期的不足。上述的采访实录和两篇红学论文论述了序言未能言明的《红楼梦》法译本翻译特色。李治华1998 年所做的“红楼梦”新词条也对他中期研究的单一文本外考证有一定的纠正和补救作用。另外，他的演讲稿不仅弥补了序言未将《红楼梦》与任何外国文学作品做比较的不足，而且对我国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红楼梦》与《追忆似水年华》的研究有开山拓路、指引风气之功。

结语

“法国一直是一个汉学研究的大国，但在对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译介与研究方面却落后于欧美某些国家”，在此境况之下，李治华的红学研究成果尤显珍贵。他的前期研究专注于文本之内，运用考证法校勘版本，自建了集诸本之长的翻译底本，为中期研究确立了研究基础和方法;中期研究勤于文本之外，考证特征进一步凸显。集中体现其中期研究成果的序言为法语读者再现了新红学史，构建了以“三个阶段的曹雪芹和《红楼梦》诸本渊源流变”为中心的红学研究体系; 后期研究既立足于文本之中又兼具世界眼光，开拓了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红楼梦》和《追忆似水年华》研究的新视野。李治华三个时期的红学研究既特征各异又保持着内在的连贯性和逻辑性，呈现出螺旋上升的趋势，为解读曹雪芹和《红楼梦》提供了颇具创见性的意见和极富启迪性的研究视角。李治华的红学贡献丰富了法国的红学研究成果，对海外甚至国内的红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从《红楼梦》法语译本看中国文学典籍外译之译者模式”( 项目编号:TJWW19-013)阶段性成果。

　　① Li Tche-houa＆Jacqueline Aléza?s，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I］［II］，traduit par Li Tche-Houa et Jacqueline Aléza?s，Paris : Gallimard，1981．

　　②[38] Li Tche-houa，“Hong lou meng”，Dictionnaire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Paris : Albin Michel，1998，p．347．

　　③[36][37][39] 陈寒《〈红楼梦〉在法国的译介》，《红楼梦学刊》2012 年第5 辑。

　　④ 需要澄清的是，序言随《红楼梦》法文全译本出版于1981年，但其实际撰写时间应为1979 年10 月1-15 日，这一点可见1981 年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法文全译本第一册第LXXII 页序言末尾标注的撰写时间。另外，经笔者统计序言的页数应为64 页即该译本第一册的第IXLXXII 页。

　　⑤[40] 郭玉梅《〈红楼梦〉在法国的传播与研究》，《红楼梦学刊》2012 年第1 辑。

　　⑥ 张逸琛《论〈红楼梦〉法语全译本内副文本的作用》，《曹雪芹研究》2019 年第4 期。

　　⑦⑩[34] 钱林森《〈红楼梦〉在法国——试论李治华、雅克琳·阿雷扎艺思的〈红楼梦〉法译本》，《社会科学战线》1984 年第1 期。

　　⑧ Alain Bosquet． Un Monument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Revue de Littérature，1982 (1)．

　　⑨ 现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这6 封信札中只有一封落款注有完整的通信日期“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其余5 封都只注有月份和日子，没有年份。不过据书信内容和提及的事件，此6 封信札应写于1956 年至1959 年，笔者这一推测与邱俊平在《俞平伯致李治华书信六通》(《文艺报》2018 年7 月25 日，第8 版)一文中认定的年份一致。

　　[11] 李治华为更好地翻译《红楼梦》，参考了大量的红学论文、专著和其他译本。这些内容在“参考目录梗概”中有详述，限于本文篇幅，笔者这里从略。

　　[12] 关于“注释”部分，因张逸琛在《论〈红楼梦〉法语全译本内副文本的作用》一文中已有详述，故本文只论及“变文”部分。

　　[13] 关于法国学者红学研究相对薄弱的历史和现状，郭玉梅在《〈红楼梦〉在法国的传播与研究》一文中有详尽的介绍，本文从略。

　　[14] 1953 年版的启注本存在诸多问题，后经启功重新校点注释，周汝昌、周绍良、李易重新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8 年重新出版了该书。后来李治华在翻译中便改用了1958 年版的启注本。

　　[15][16][20] 见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俞平伯给李治华的信札。

　　[17] 李治华著、蒋力编《里昂译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6 页。

　　[18] 该信件刊登在香港《红楼梦研究专刊》1976 年第12 期第102—107 页。

　　[19] 参见李治华著、蒋力编《里昂译事(增订本)》第23 页。

　　[21] 参见钱林森《〈红楼梦〉在法国——试论李治华、雅克琳·阿雷扎艺思的〈红楼梦〉法译本》。

　　[22] 参见陈聪《论〈红楼梦〉法文全译本序言的“新红学”特征》(《红楼梦学刊》2021 年第1 辑)。

　　[23] 俞平伯著、顾颉刚序《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第7 页。

　　[24] 赵冈著、周汝昌序《红楼梦新探》，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年版，第2 页。

　　[25]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版，第119 页。

　　[26] 1．甲戌本眉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2．陈毓罴的《曹雪芹卒于癸末除夕新证质疑》(《新建设》1964年3 月号)。3．王佩璋的《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他》(《文学研究集刊》1957 年第五册)。4．敦敏诗集《懋斋诗钞》中的《小诗代柬寄曹雪芹》。5．敦诚诗集《鹪鹩庵杂诗》中的《挽曹雪芹》。6．敦诚诗集《四松堂诗钞》和《四松堂集》付刻底本中的《挽曹雪芹》。7．《红楼梦新证》中引用周汝昌支持的癸未说。8．周汝昌的《红楼梦版本的新发现》( 香港《大公报》1965 年7 月25 日)。

　　[27][31] Li Tche-Houa，Introduction : 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traduit par Li Tche-Houa et Jacqueline Aléza?s，Paris :Gallimard，1981，p．LVII，pIX．

　　[28] 1．敦敏诗集《懋斋诗钞》中的《小诗代柬寄曹雪芹》《赠曹雪芹》《题芹圃画石》《赠芹圃》和《访曹雪芹不值》，共5处;2．敦诚诗集《鹪鹩庵杂诗》中的《挽曹雪芹》，《四松堂诗钞》中的《挽曹雪芹》和《赠曹雪芹》，《四松堂集》中的《挽曹雪芹》(该诗只收录在《四松堂集》的付刻底本，在最终的刊刻本中被删去)、《佩刀质酒歌》( 题记) 和曹雪芹为《琵琶行传奇》的题诗(2 句)，共6 处;3．张宜泉诗集《春柳堂诗稿》中的《题芹溪居士》《怀曹雪芹》和该诗稿前小段评价曹雪芹的话，共3 处。

　　[29] 1．赵烈文《能静居笔记》中的“( 曹雪芹) 素放浪，至衣食不给。其父执某，钥空室中，三年，遂成此书云”。2．潘德舆《金壶浪墨》中的“传闻作是书者，少习华膴，老而落魄，无衣食，寄食亲友家，每晚挑灯作此书，苦无纸，以日历纸背写书，未卒业而弃之，末十数卷他人续之耳。余曰:苟如是，是良可悲也! 吾故曰其人有奇苦至郁者也”。

　　[30] 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329 页。

　　[32] 该条目从世俗小说、爱情小说和社会小说三个角度分析了《红楼梦》，参见姜其煌《〈红楼梦〉在欧美百科全书中的反映》(《红楼梦学刊》1980 年第4 辑)。

　　[33] 吴国柱《重新给“考证派新红学”定位——读克非〈红坛伪学〉随想》，《四川文学》2012 年第5 期。

　　[35] André Lévy，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ancienne et classique，Paris: Presse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1，p．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