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红楼梦》作为一部表现众多女性人物的伟大小说，对女性的生活做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描写。女红作为古代女性所必须掌握的技能和从事的工作，在小说中也得到比较充分的表现。较之此前的文学作品，《红楼梦》中的女红书写具有数量多、场景真、图画美的特点，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在人物塑造、情节发展、场景展示、小说主旨等方面也具有绝妙的建构作用和叙事功能。此外，女红还具有比附女德的功能。
《红楼梦》有众多名称，不同名称体现出内容、主旨的不同侧重点。从第一回“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来看，作者倾向于表现的是“半世亲睹亲闻”的几个“异样女子”的故事。徐恭时统计《红楼梦》中所写女性为480 人，虽然总量上略少于男性( 495 人)，但是谁都不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主要以描写女性人物为主的小说。对于《红楼梦》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红学界关注颇多，对于女性之诗才，研究尤为深细，然对女子日常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女红——却较少关注。纵观《红楼梦》全书，由于小说所写生活面的受限，涉及到的主要是纺线、剪裁、缝纫、刺绣、编结等狭义的女红;在用词上，除五次提到“女工”之外，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针线”一词，多达40 余次; 其次是“活计”( 此词含义宽泛，专指女红的是15 次) 、“针黹”( 14 次) ，其余则为刺绣、编织、纺织等具体活动。《红楼梦》的女红书写范围虽然不甚广，但是频次却很高，极具特色和美感，且深度参与了小说的叙事，具有符号化的功能，本文拟对此加以探讨。
一、《红楼梦》中女红书写的特色
较之此前的文学作品，《红楼梦》中的女红书写具有怎样的特点和独特的价值呢?(一)多:红楼女红生活场景的多维展示
《红楼梦》的女红书写给读者的第一感受是多，具体表现为出现场次多、女红内容多、关联人物多与表现方式多四个方面。首先，《红楼梦》处处可见女红之踪迹，与人物相关的女红有近70 处，分别出现在第一、三、四、五、七、八、十三、十五、十八、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三十、三二、三五、三六、三七、四二、四五、四六、五二、五三、五五、五六、五七、五八、六一、六三、六四、六七、七四、七七、七八、八二、八九、九二、九四等40 多个章回中，频次很高，数量颇多。
其次，《红楼梦》涉及的女红内容包括纺绩、裁剪、缝纫、织补、编织、刺绣等内容，具体有做衣服、做鞋袜、绣肚兜、绣香袋荷包、描花样、打络子、打结子、做扇套、拉锁子、扎花儿、补衣服等，不可谓不丰富。与《金瓶梅》中的做寿衣、做鞋袜( 第三回、二十九回) 、做衣服、撵线( 第九回) 相比，《红楼梦》中出现的女红类别更为多样，女红专业词汇更为丰富。
再次，《红楼梦》中的女红活动关联人物众多，涉及社会阶层的多层面。贵族之家妇女有年长的贾母，中年媳妇辈的王夫人、邢夫人、薛姨妈、赵姨娘，小辈媳妇李纨、王熙凤、贾蓉妻、尤二姐等，小姐之流的迎春、探春、惜春、宝钗、黛玉、湘云、巧姐，丫鬟一类的袭人、晴雯、秋纹、麝月、鸳鸯、平儿、香菱、莺儿、红玉、绮霰、紫鹃、雪雁以及以群体形象出现的丫鬟和戏子们，平民妇女有铁槛寺外的村姑、马道婆、柳家的、傅家的女儿以及专业裁缝、织补匠人，以及杰出的刺绣艺术家慧娘，甚至还有宝玉梦中的甄家女子等约40 人。
最后，《红楼梦》女红书写的方式非常多样，不仅有大量寥寥数语似乎不经意地一笔带过的女红活动的概述，如第八回“宝玉来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妈室中来，正见薛姨妈打点针黹与丫鬟们呢”; 也有刻意不惜笔墨的对女红场景的精细叙写，如晴雯补裘、宝钗代刺等; 还有几处对女红的评论，如第九十二回贾母说“咱们这样人家固然不仗着自己做，但只到底知道些，日后才不受人家的拿捏”。如果说第一种在传统古典小说中较为常见的话，后二者则突显了《红楼梦》女红书写的特色。
中国文学对女红的表现源远流长，但多简单而概括。《诗经》中就有采桑织布、染色制衣等女红的描写，如《魏风·葛屦》“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豳风·七月》“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
阳，为公子裳”。汉魏以降，更为多见，如《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王融《三妇艳》“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曹勋《春闺怨》“着意绣鸳鸯，双双戏小塘”之写织布刺绣。《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鸡鸣入机织……三日断五匹”，“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写织布、裁剪、缝纫等。更有不少诗以“绩妇”“织妇”为题。元明小说戏曲中也有女红书写，但多为零星点缀。如《西厢记》写主人公崔莺莺“针黹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但全剧没有莺莺做女红的正面描写，多以红娘之口侧面表现其“懒于针线”之心理。如第三本楔子“俺姐姐针线无心不待拈”、第一折“意悬悬懒去拈针指”、第五本第一折“姐姐往常针尖不倒，其实不曾闲了一个绣床，如今百般的闷倦”等，都简略而概括。《琵琶记》写到女红有十余次，只有一处写牛小姐“拈针挑绣”，其余皆为概述。《金瓶梅》写及女红有60 多次，也有纳鞋、做衣服等具体女红内容，创下了女红书写的新高度，但多为叙述，缺乏细节，如第三回写王婆受贿帮西门庆设圈套赚潘金莲只写“妇人量了长短，裁得完备，缝将起来”之类;只有第二十九回写三个女人在一起做鞋子，潘金莲在描画鞋扇，“要做一双大红光素段子白绫平底鞋儿，鞋尖儿扣绣鹦鹉摘桃”，李瓶儿要用“一方大红十样锦段子”依样作一双高底鞋，孟玉楼则衲着鞋底，要做一双“玄色段子鞋”，图案是羊皮金缉云头，周围拿纱绿线锁出白山子儿，白绫高底，有了具体细节，而且有对话，有动作，有鞋的样式、材质、图案、颜色等。《红楼梦》继承并进一步开拓，在女红词频、经典场景、种类以及关联到的人物等诸多方面均有大的超越。
(二)真:红楼女性生活的真实再现
《红楼梦》的女红针线书写，很少有特意经营的人工雕琢之感受，却有贴近生活的自然真实之味。这种真，具体体现为:1. 女性日常生活状态呈现的真实自然
《红楼梦》中的女红场面随处可见，或单独针黹、或二人结伴、或三五成群。除却宝钗代刺、莺儿打结、黛玉裁剪、晴雯补裘等浓墨重彩的特写场景外，大多数女红叙写不具有较强的叙事和写人的功能，往往蜻蜓点水，甚至一笔带过，只具有日常场景的叙写作用，但正是这些寥寥数语的女红描写，恰恰真实而自然地再现了红楼女性日常的生活状态，显出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如第七回写周瑞家的来到薛家，看见宝钗“坐在炕里边，伏在小炕桌上同丫鬟莺儿描花样子呢”;第八回写“宝玉来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妈室中来，正见薛姨妈打点针黹与丫鬟们呢”，又进了里屋，“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 第十三回写王熙凤夜间“正和平儿灯下拥炉倦绣”; 第五十二回宝玉来到潇湘馆，看见“紫鹃倒坐在暖阁里，临窗作针黹”; 第五十六回宝玉梦见一个与怡红院一样的院落，屋内榻上卧着一人，“那边有几个女孩儿作针线”; 第六十三回宁国府中尤老太太歪着身子，“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丫头们作活计”; 第六十七回“袭人因宝玉出门，自己作了回活计”等等。这些大都是概括的场景描述，似乎无关紧要，然而假使缺失，则显然有悖于生活的本真面貌。正是这些随人物、场景变化而时时处处点缀的女红状态和场面，创设出自然真切的人物活动场域，呈现出极其逼真的女性日常生活状态，使作品具有真实性。
2. 女红场景描写的现场感
《红楼梦》有关女红的重要场景是黛玉裁剪、晴雯补裘、宝钗代刺、莺儿打结，它们描写细致详尽，生动可感，现场感极强。第二十八回写黛玉剪裁，先写“只见地下一个丫头吹熨斗，炕上两个丫头打粉线，黛玉弯着腰，拿着剪子裁什么呢”，其中一个丫头还说“那块绸子角儿还不好呢，再熨他一熨”。这是一幅从宝玉这个女红外行眼中看到的黛玉裁剪图，展示的是动态场景。此段在叙事上的妙处下文再说，仅就剪裁的场景而言，非常自然，有动作，有色彩，有对话，有过程，画面极美，现场感很强。第五十二回晴雯补裘则以慢镜头方式再现了整个过程: “先将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的一个竹弓钉牢在背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的散松松的，然后用针纫了两条，分出经纬，亦如界线之法，先界出地子后，依本衣之纹来回织补。补两针，又看看，织补两针，又端详端详。……刚刚补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绒毛来。”这段细节刻画极为细致，姚燮说此段“写晴雯织补雀毛裘，细微周到，淋漓尽致，直是形容得无以复加。想谯周裔胄，谅亦工于织补焉”，认为作为男性的曹雪芹对缝补之事写得如此细微详实，令人叹服，应当与其江宁织造的家庭背景有关。第三十六回袭人为宝玉绣一件“白绫红里”，“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的兜肚，宝钗在袭人出去走走时替她代刺两三花瓣，有人说此段“文情固妩媚有致。但女红刺绣，大者上绷，小者手刺，均须绣完配里方不露反面针脚。今兜肚是白绫红里，则正里两面已经做成，断无连里刺绣之理，似于女红欠妥”。此从刺绣专业的角度提出作者因对女红不够熟稔而导致细节描写的真实性略有瑕疵，但从读者欣赏的角度看，有具体细节，画面美观，并不影响场景的真实感。他如莺儿打络也是如此。
3. 女红品类与人物身份的真切契合
随着历史发展，城市商业的繁荣、社会分工的细化，女红也出现分化，有了粗细高低之别，其中剪裁、缝纫、刺绣、编结为高级女红，属于细活，妇女皆可为; 而绩麻、缫丝、纺线、络丝、织布、浆染等为低级女红，属于粗活，为普通下层农妇所为。清人王初桐《奁史》就将蚕织与针线分列。唐前文学艺术中女红类型尚未有明显的区别，如《孔雀东南飞》、徐陵《咏织妇诗》所写富贵人家妇女亦织布，后世则判然有别。《红楼梦》以贾府内外而分成两个不同的场域，贾府中凡贵族夫人、小姐以及姨娘、丫鬟们，其女红皆为剪裁、缝纫、刺绣、编结等细活，所作女红虽然具有实用性，但是带有很强的艺术审美、休闲娱乐的性质。粗活只出现了两次，都在贾府外。一是第五回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见到金陵十二钗图中有一幅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纺绩”，二是第十五回宁府送殡时宝玉来到农村见识了一位十七八岁村姑——二丫头——的纺线，前者是巧姐未来成为村妇的预叙，后者是实景描画，将纺线与农村妇女关联，这是符合生活真实性的。
总之，《红楼梦》中的女红描写表现了生活之真，这也是作者精心营构的结果。
(三)美:女红场景的图画之美
《红楼梦》中的女红书写还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场景构图与色彩上的绘画之美。《红楼梦》的女红场景描写具有非常强烈的画面感，往往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人物针黹图，极富画意，给人以美的享受。如第七回宝玉去梨香院，“只见薛宝钗穿着家常衣服，头上只散挽着?儿，坐在炕里边，伏在小炕桌上同丫鬟莺儿正描花样子呢”，虽然寥寥数笔，但宛然一幅宝钗和丫鬟莺儿坐在炕上，伏在小炕桌上描花样的人物画图，就连宝钗的服装发式也历历在目，故甲戌本侧批即曰: “一副绣窗仕女图，亏想得周到。”小说中这样白描式的画像有多处，第五十二回“紫鹃倒坐在暖阁里，临窗作针黹”、第五十七回“紫鹃正在回廊上手里做针黹”，皆为针黹仕女图; 第十三回“这日夜间，( 王熙凤) 正和平儿灯下拥炉倦绣”，是拥炉倦绣图;第二十一回王夫人的“几个丫头子手里拿着针线，却打盹儿呢”，则是别具慵懒姿态的午间针黹图。有时更有工笔渲染，第二十四回宝玉回房，看见“鸳鸯歪在床上看袭人的针线”，鸳鸯的服饰和神态都有详细描画: “穿着水红绫子袄儿，青缎子背心，束着白绉绸汗巾儿，脸向那边低着头看针线，脖子上戴着花领子。”宛然一幅鸳鸯观绣图。第二十五回宝钗代袭人绣兜肚，黛玉所见为:“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随便睡着在床上，宝钗坐在身旁做针线，旁边放着蝇帚子。”俨然一幅宝钗针线伴眠图。晴雯补裘更是绝美的仕女图，常为画家所取材。作者将女红与人物的神态、动作以及周围的环境一并勾画，具有绘画的构图造型之美。
《红楼梦》描写女红，有对传统女红类仕女图的借鉴。古代绘画很早就与刺绣相关，《尚书·益稷》就记载以五彩丝线刺绣“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物象为服饰，汉代画像砖也有女性采桑等内容，清代《御定题画诗》卷五九“仕女类”题画诗反映的仕女画有采桑、络纬、织锦、裁衣、熨衣、刺绣等多类，《宣和画谱》《式古堂书画汇考》《佩文斋书画谱》载录有唐张萱《捣练图》、周昉《围棋绣女图》，五代周文炬《诗意绣女图》，明唐伯虎《倦绣图》等名作。从现存张萱《捣练图》和后人吟咏《捣练图》诗对比来看，绘画作品以人物造型、服饰、动作来再现女红场景，既再现了生活的真实性，又注重构图和色彩，极具图画之美; 而诗作更注重表现情感，如元程钜夫《张萱唐宫捣练图》云: “月杵轻挥快似飞，霜纨熨帖净辉辉。诗人不解画师意，微咏周南浣濯衣。”前两句虽然写了人物捣练动作轻快如飞，练被烫熨得平净光洁，但不具有画面感;后两句更是由此抒发一己之情，归于教化。回顾《红楼梦》中的女红描写，更多借鉴了绘画手法，注重构图、人物形态动作、色彩搭配的场景再现手法。
要之，《红楼梦》中有大量的女红描写，或简或详、或工笔或写意，或单独画像，或群体成像，呈现出众多女性真实的日常生活景象，带给读者真切具体的阅读体验，也极具图画之美，诗意之美，表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
二、《红楼梦》中女红书写的叙事功能
《红楼梦》的女红在塑造人物、发展情节、暗示主题等方面还具有很强的叙事功能，极为巧妙。(一)女红书写与人物塑造
作者通过大量的女红书写，塑造了众多心灵手巧的女性形象。《红楼梦》中的女子，除了几个唱戏的小女孩，其他人对针线活都比较在行。前文说过，小说因针线而涉及的女性从贾府的长辈到晚辈，从小姐到丫鬟，从贾府内到贾府外，从城市到乡村，约40 个有名姓的人，全面表现了古代女性良好的女红技术。媳妇辈中的李纨、王熙凤自不必说，小姐中宝钗、黛玉、湘云、探春等也不含糊。但女红之于富家小姐无需很精，故最擅长女红的恰是那些身处下层的丫鬟们，其中又以晴雯、莺儿的女红技艺最高。第五十二回晴雯重病补雀毛裘便是一场重头戏。晴雯重病，雀裘急需补，可连外面的裁缝绣匠都不认得材质，更不用说补了，这已然衬托出她的织补技艺之高，而对她补裘过程的详细描述更直接地表现了她的心灵手巧。她被赶出去后贾母还说:“晴雯那丫头我看他甚好”“这些丫头的模样爽利言谈针线都不及他。”晴雯针线功夫好，骂人也喜欢拿针线为辞，第五十二回他骂偷了平儿镯子的坠儿说: “要这爪子作什么?拈不得针，拿不动线，只会偷嘴吃。”符合人物身份，真实而生动。莺儿的女红技艺也很超群，她帮宝玉打络子，一场与宝玉的对白，让人惊异于一个络子竟然有那么多的学问，其心灵手巧自不待言。女红关乎生活，不同的针线内容便表现出人物的不同社会地位与经济状况。封氏“主仆三人，日夜作些针线发卖”，可知封家窘迫的经济状况。纺线在小说中出现两次，都是贫寒人家的女红，是底层社会地位的符号。贾家的女红主要是缝纫刺绣之事，即便如此，各人境况也有所不同。宝玉最受宠，给他作针线活的人很多，贴身的袭人、晴雯、绮霰等丫鬟们自不必说，连湘云也帮忙做鞋，探春偶尔做绣花鞋与他，莺儿帮忙打络子，无不凸显出宝玉在贾家的受宠地位。相比而言，赵姨娘就不同了，第二十五回写她粘鞋面时，“炕上堆着些零碎绸缎湾角”，可见其经济状况比较窘迫。即便如此，毕竟还是绸缎，较之普通百姓还是好的，因此，马道婆还想从她那儿蹭一双鞋面子去，惹得赵姨娘叹气埋怨道:“你瞧瞧那里头，还有那一块是成样的? 成了样的东西，也不能到我手里来! 有的没的都在这里，你不嫌，就挑两块子去。”赵姨娘的话虽然刻薄，满含怨恨，但那一堆零碎的绸缎片是她在贾家地位低下的最好说明。同样是小姐，史湘云因自幼爹娘去世，稍长便针线不离手。第二十二回写她到贾家，因贾母留她过完宝钗生日再回去，她便“遣人回去，将自己旧日作的两色针线活计取来，为宝钗生辰之仪”。袭人不知就里，还要让她帮忙做鞋、打结，还是宝钗有眼色，与袭人的一番谈话，才知道史家“嫌费用大，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差不多的东西多是他们娘儿们动手”，非常辛苦，“在家里作活做到三更天”。袭人也方明白上月托她打十根蝴蝶结子，湘云回话说: “打的粗，且在别处能着使罢，要匀净的，等明儿来住着再好生打罢。”一番对话描写间接写出了湘云在家中的境遇。
女红是一种外在化的动作，但女红的具体内容常常与人物思想情感寄托有关，故往往是心理活动的外化。第三十六回写宝钗代刺一事，表面上是写宝钗对针线活简直有着痴迷般的热爱，一看到那个“白绫红里的兜肚，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红莲绿叶，五色鸳鸯”，极其鲜亮，故而当袭人出去时竟然“只顾看着活计，便不留心，一蹲身，刚刚的也坐在袭人方才坐的所在，因又见那活计实在可爱，不由的拿起针来，替他代刺”。宝钗热爱针线是真，但此番刺绣，很难说她纯然只为那图案的漂亮，刺绣之时，亦难保全副心思全在活计上，尤其是自黛玉眼中所看到的宝玉安睡，宝钗拈针线而作的画面，真是一幅“针线闲拈伴伊坐”的绝妙的夫妻画图。有人言“兜肚是贴身衣服，贴身衣服只有贴身人才能拿放，宝钗缝宝玉的兜肚，她究竟算宝玉的什么人? 深屋内室，人皆午睡，单男独女拥挤枕席之侧，谁能担保她不存干柴烈火之心”。此说纵然充满了封建卫道士之猥琐阴暗的心理，不可取，但若说宝钗潜意识中爱着宝玉，那鸳鸯成双，伴郎而坐的美好生活场景未始不是她心中潜藏的渴盼，应该不差。后文宝玉梦中喊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 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宝钗为之一怔，因其正点中了她心中所想。宝钗最终明知宝玉喜欢黛玉而仍然嫁给宝玉虽然是听命于家长，但也是她心中所愿的。再如第八十二回写宝玉上学后，怡红院中便清净闲暇下来，袭人便绣起槟榔包来，边做活计边想心事，想到晴雯，兔死狐悲;想到自己的未来，担心步尤二姐、香菱的后尘;又想到黛玉可能是将来宝玉的正妻，担心黛玉心胸狭窄不容己，“想到此际，脸红心热，拿着针不知戳到那里去了，便把活计放下，走到黛玉处去探探他的口气”。此处将做针线动作与心理描写相结合，以袭人心不在焉的刺绣动作，展示了她颇为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晴雯重病补雀裘也暗示了晴雯对宝玉的感情，这一点在第六十二回晴雯开玩笑说她“第一个要去，又懒又笨，性子又不好，又没用”时，袭人给捅破了，她说:“倘或那孔雀褂子再烧个窟窿，你去了谁可会补呢。你倒别和我拿三撇四的，我烦你做个什么，把你懒的横针不拈，竖线不动。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烦你，横竖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么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连命也不顾给他做了出来，这又是什么原故?”
女红可表现人物性格。纵观全书，宝钗和黛玉最大的区别在于二人对待女红和读书的态度有差异，宝钗重女红而黛玉重读书，所以二人留给我们的经典画面是黛玉在摆满笔墨纸砚和书籍的书房中读书写诗，而宝钗则在陈设简单的闺房的炕上做着女红。第八回宝玉进宝钗房，“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宝钗内敛、淑贞的形象即被定格在这作针线的镜头中。程甲本脂批亦认为此“写宝卿正是写人之笔”，且得“真体实传”。再如探春，第二十七回写她要宝玉给她从外面带几个柳枝儿编的小篮子，整竹子根抠的香盒儿，胶泥垛的风炉儿等工艺品，说到她会以绣花鞋相报，由此引出赵姨娘“正经兄弟，鞋搭拉袜搭拉的没人看的见，且作这些东西”的抱怨，探春登时沉下脸说赵姨娘糊涂，因为自己不是该给贾环做鞋的人，自己做的鞋爱给谁那是随她的心，谁都不要管，还竟然摆出不认亲娘的架势，说自己:“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这个庶出而好强，思想正统的女孩形象顿时显现。
(二)女红书写与情节开展
《红楼梦》有的女红描写也是小说叙事的重要关节点，有助于故事情节的开展。以宝钗代刺而言，这段故事围绕宝钗代刺，出场了宝玉、袭人、湘云、黛玉、宝钗五个人物，这四人与宝玉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由此而更进一步开展。宝钗刺绣伴坐宝玉身旁的温馨画面恰被黛玉所见，“林黛玉见了这个景儿，连忙把身子一藏，手握着嘴不敢笑出来”，可见黛玉很是天真烂漫，第一反应只是觉得好笑，打算叫湘云一起取笑宝钗一番，并无太多恶意和想法。而湘云却心思更细密，她也觉得好笑，但“忽然想起宝钗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林黛玉不让人，怕他言语之中取笑”。黛玉聪慧敏感，立刻知晓其立场和用意，所以“冷笑了两声”，也没再说什么，但湘云的偏袒却只能激起黛玉更多的想法，自然更添几分不愉快。蒙府本侧批曰:“触眼偏生碍，多心偏是痴。万魔随事起，何日是完时?”此分析不差。这件事情让本就对宝、钗关系亲近而嫉妒的黛玉更为猜疑，而在湘云眼中，黛玉的尖酸刻薄、小肚鸡肠再次得到展现，为下一次矛盾的大爆发埋下了伏笔。紧接着写出门散步的袭人回来碰见了湘云与黛玉，袭人被定为宝玉准姨娘的事情也在此透露。袭人、宝钗共为宝玉绣贴身所穿肚兜，也预示着二人未来共侍宝玉。女红描写也经常充当叙事线索的作用。以晴雯而论，她以高超的针黹技艺在贾府丫鬟中著称，“针线”也成为她的叙事纽带。她因补裘而展示技艺，当被逐出贾府、凄惨病终之际，留与宝玉的是她两根二寸长的指甲和贴身的红绫袄，让人联想到的是她的巧手和她的女红制品。她死之后仍然多次被提及，大都因为女红。如第七十八回写宝玉所穿红裤是晴雯的针线，秋纹和麝月发出“物在人亡”之叹;第八十二回宝玉上学袭人绣槟榔包时想到晴雯，生发了兔死狐悲之戚;第八十九回袭人叮嘱宝玉换衣服，以“倒也不但是娇嫩物儿，你瞧瞧那上头的针线也不该这么糟蹋他呀”之言触碰到宝玉内心那块软肋，一下子想到晴雯，就叮嘱着包起来存放了。另如第十五回铁槛寺外乡村女孩的纺线，脂批以为“直伏巧姐终身”，即贾家被抄家后，巧姐被刘姥姥家收留，嫁给板儿为妻的结局。这一结局在第五回巧姐“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纺绩”的判词中也早已暗示。第三十二回湘云与黛玉聊天说“前儿我听见把我做的扇套子拿着和人家比，赌气又铰了”，是“借袭人央湘云做鞋，补写黛玉剪扇袋”，巧妙而含蓄。
(三)女红书写与主题暗示
有的女红描写也有暗示小说主题的作用。如第三十五回袭人请莺儿给宝玉打络子，莺儿给汗巾子打攒心梅花络半截时，宝钗来了，她建议打个络子把玉络上，还说:“若用杂色断然使不得，大红又犯了色，黄的又不起眼，黑的又过暗。等我想个法儿把那金线拿来，配着黑珠儿线，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络子，这才好看。”这显然是对金玉良缘的一种暗示，王希廉即云:“莺儿正打梅花络，宝钗忽叫打玉络，又用金丝配搭，金与玉已相贴不离。”而此前第三十二回写袭人央求湘云为宝玉做鞋时，已通过湘云之口补写出宝玉拿着湘云做的扇套子和黛玉的比，黛玉赌气将自己的铰了，这暗示“黛玉线穗已经剪断，宝钗线路从此结成”。二人与宝玉关系的一断一续在这简单的女红描写中已有所暗示。而且针线活本身也富含寓意。黛玉剪的是扇套子，扇者，散也;而宝钗所打的是络子，络者，联也。第三十六回宝钗代刺中所绣的是“红莲绿叶，五色鸳鸯”的“鸳鸯戏莲”图，这也是对二人未来婚姻的一种暗示。三、《红楼梦》中女红的符号化
前文说过，女工本是女性所从事的工作，并无特殊意义。班昭《女诫》所指德、言、容、功，“四德”是并列的。但是在《红楼梦》中，女工针线却显得更为突出，与“女德”相表里，成为女教的核心内容，甚至成为“女德”的标志性符号。以李纨、宝钗最为典型。李纨是媳妇辈的典型。其父认为女儿少读书，认得几个字，即为“无才”;学会纺绩井臼之类家务事，即为“有德”。其名、字之“纨”“裁”是这一观念的直接表现。在丈夫去世后，她贞静守节，在内侍亲养子，在外“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是封建社会培养的贤淑女性的典型。宝钗则是女儿辈的典型。她认同“女子无才便是德”，认为女红是仅次于德行的第二要务，因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尽管家境富裕，她却“每夜灯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寝”( 第四十五回) ; 日常针线几乎不离手。小说十次写到她做女工的情景，经典镜头就是坐在梨香院炕上做针线的画面，与《琵琶记》以“怪听笙歌声韵，惟贪针指工夫。爱景情幽，镇白日何曾离绣阁”中的淑女牛小姐何其相像，脂批以为此得其“真体实传”，摹写出了她的品格端方。宝钗对女工的热衷是她理性认知、主动选择的结果。她幼时极聪明伶俐，受到父亲宠爱，读书识字，可“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 第四回) 。可见宝钗幼时重读书而轻女工，父亲的去世促成了她的成长，由此约束心性，规范行为，形成贤淑之品德。宝钗自觉地遵循了男权社会中对女性身份和才德的要求，以“女子无才便是德”严格地约束自己，故而在女红上格外用心，看见袭人绣的鸳鸯戏莲的花样，活计鲜亮，竟然情不自禁入迷地代刺起来; 她精通女红，莺儿帮袭人打络子，她就配色问题提出高见，认为金线配黑珠儿线方好看。她虽然学识不凡，诗才不凡，但从不争胜逞强，她在意关注的就是女功女德，曹雪芹以“停机德”为宝钗下判词，可谓确矣。对照黛玉来看，女红代表女德这一符号性特征就更为显豁。黛玉也会女红，她给宝玉送过香袋、荷包，给薛姨妈的生日礼物是“两色针线”，第二十八回还详细写了她们主仆剪裁的场面，宝钗还夸她“越发能干了，连裁剪都会了”。但与宝钗相比，黛玉无论是所受女红教育、对待女红的态度还是女红技艺都有所不及，占据她生活更多时间和精力的是读书写字、赋诗弹琴。黛玉是独生女，林如海以子养之，五岁延请贾雨村启蒙，读“四书”“五经”之类书，母亲去世后被接到贾府，与贾家姐妹一同读书做针线，但因身体羸弱，女功做得很少。与宝钗不同，黛玉自己也更看重读书写诗，在贾家，她跟随李纨和其他姐妹所读书应为“女四书”之类，但她自学能力很强，自己研习琴谱而精通了琴艺。她也好逞诗才。元春省亲时让宝玉和众姐妹写诗，黛玉就想“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料贾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作，只胡乱作一首五言律应景罢了”( 第十八回) ，因不能尽展其才而颇感失落。在礼尚往来中，黛玉也喜以纸笔为礼，第十六回写黛玉葬父后从扬州回来，带回来很多书籍，给宝钗、迎春、宝玉等人送的礼品是“纸笔等物”。她的潇湘馆，“窗下案上设着笔砚”，“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以致于刘姥姥以为“这必定是那位哥儿的书房”，当得知是黛玉的住处，她感叹: “这那像个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 第四十回) 香菱学诗，也只有她热心指教。
可见，《红楼梦》在塑造宝、黛二人时，刻意地在女红和读书方面加以对照，塑造出了宝钗贤淑而黛玉多才的不同形象。正如判词“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所言，宝钗具“停机德”，而黛玉备“咏絮才”。显然，读书作文是倾向于男性诗才的符号，而女红针线则是女德的符号。女红尤其是刺绣，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注意力需高度集中，可培养女性之端庄贞静、守分内敛、勤俭节约、耐心细致的优秀品性，所以，在古代，无论中外，多以女红为女性品德养成之重要手段和表现符号，比如基督教影响下的欧洲女性也被要求遵从妇德，从事力所能及的手工劳动，女红是欧洲文学和艺术，尤其是宗教画和风俗画常见的题材。当然，曹雪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让人物完全对立，只强调读书或女红，而是互相兼容，略有侧重。但让人唏嘘感叹的是，宝钗这个按照封建的儒家女教伦理规范培养的淑女纵然赢得了上自贾母，下至丫鬟仆人的喜欢，却最终没能得到她最希望得到的贾宝玉的爱。她的美德、女红并未能给她带来爱情和幸福，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她的悲剧也更让人叹惋和深思。
结语
女红种类繁多，高低有别，低层次是劳动技能，高境界是审美与艺术。《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借贾母花厅里紫檀透雕上嵌的“大红纱透绣花卉并草字诗词的璎珞”，间接写了一个没有出场的出身于书香门第的苏州女子慧娘的高超绣艺，但她在小说中是个无关轻重的角色，她将刺绣视作艺术的理念并不是红楼女性的追求。《红楼梦》中的女红基本停留于劳动技能层面，即女红是“技”而非“艺”，是“功”而非“才”，因此，女红的笔墨、地位和审美价值在小说中不及诗文才艺。然而相对于其它文学作品对女红的弱化、简化、边缘化，曹雪芹还是忠实于生活的原貌，以大量、广泛的女红描写呈现了女性真实的日常生活场景，在数量之多、场景之真、图画之美上极具独特的审美价值，而且在人物塑造、情节发展、场景展示、小说主旨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和叙事功能。此外，《红楼梦》中的女红还具有比附女德的符号性功能。① 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6—7 页。后文所引版本相同，不再另注页码。
② 徐恭时《红楼梦究竟写了多少人物》，《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2 年第2 期。
③ 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艺文印书馆影印嘉庆二十年(1815)刻本，第206、281、282 页。
④⑤⑥⑧ 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1、1338、2160、283 页。
⑦ 《全宋诗》第33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21062 页。
⑨ 王实甫著、王季思校注、张人和集评《集评校注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99、101、173 页。
⑩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36、328—329 页。
[11][12][13][16][17][19][20][21] 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661、541、187、791、200、556、569、572 页。
[14]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艺文印书馆影印嘉庆二十年(1815)刻本，第67 页。
[15] 《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卷五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35 册，第742 页。
[18] 陈毓罴、刘世德辑《蒙古王府本〈红楼梦〉批语选辑》，《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第317 页。
[22] 高明《琵琶记》，商务印书馆1938 年版，第5 页。
[23] 参见［德］托马斯·莱希涅夫斯基著、宁宵宵译《女人与女红:绘画大师笔下心灵手巧的闺秀、农妇和女工》，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年版，第17—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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