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彦

　　内容提要:《红楼梦》“大旨言情”，其中贯穿全书、带有共性的是“爱而不得”，各种不同的表现构成多声部共奏。按照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书中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世俗型、自然型、超越型三种。世俗型人物是主体，以荣宁两府第四代妯娌王熙凤、李纨、尤氏、薛宝钗为代表，她们行为方式不同，但都有着不幸的婚姻和命运;自然型人物以林黛玉为代表，追求诚挚的感情和人生的诗意，不谐于俗而青春早逝;超越型人物则以贾宝玉为代表，无视门第、财富等世俗差别，由色悟空，遁入空门。在所有人都“爱而不得”的背后，是末世所呈现的道德沦丧、社会失序、体系崩溃。

　　《红楼梦》称“大旨言情”，书中也展现了各种各样的“情”，其中贯穿全书、带有共性的乃是“爱而不得”。在文学的情爱主题中，相较于“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以及“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决绝和美满，“爱而不得”更像是留了大片空白的图画，是雾里花、水中月、梦里人，迷离朦胧，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中国文学作品对于“爱而不得”有各种精彩描述，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诗经·蒹葭》)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 ，到“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温庭筠《望江南》)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李之仪《卜算子》)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陆游《钗头凤》)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李清照《一剪梅》) ……古代诗文多以相思来表现“爱而不得”。而戏剧如元代王实甫杂剧《西厢记》所说的“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也至今广为流传。这些都印证了“爱而不得”存在的普遍性。

　　对于“爱而不得”的表现，诗文不如小说形象丰富; 小说之中，则没有一部作品可与《红楼梦》相媲美。它围绕这一主题，反复咏叹，形成复调共奏;《红楼梦》中的“爱而不得”，也超出了男女情爱和具体时空，成为末世社会和无望人生中带有普遍性的隐喻。

　　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在其名著《我与你》中，认为关系世界分为三种境界:与自然相关联的人生，与人相关联的人生，与精神实体相关联的人生。《红楼梦》中的人物按照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大致也可以分为世俗型、自然型、超越型三种。世俗型人物是主体，可以荣宁两府第四代四位妯娌为代表:王熙凤言行离不开“我”字，贪财好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李纨言行往往落到“你”处，客观上有维护礼义、公道的特点，实际也在保护自身利益; 薛宝钗则通过强调“我们”，不断同化异己力量，扩大自身声势;尤氏最为逊色，丧失主体性，一切都由着“你们”。自然型人物以林黛玉为代表，作为“草木之人”，注重自然本真，追求诚挚的感情和人生的诗意，最终夭亡于残酷的现实。超越型人物则以贾宝玉为代表，率性而为，无视门第、财富等世俗差别，最终由色悟空，遁入空门。

一、世俗型人物: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相同的婚姻悲剧

“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这是第三回王熙凤出场说的第一句话。她说的第一个字是“我”，接下来说的四句话也处处离不开“我”: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 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 可也上过学? 现吃什么药? 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 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一面又问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 带了几个人来? 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

　　这四句话中，前两句是明赞林黛玉，暗中奉承贾母，尤其是“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直说到贾母心里去; 第三句是转，一连串的询问，重点却落在反复强调的“只管告诉我”;第四句承第三句，落实到“我”如何管——“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短短几句话，再配合相应的动作表情——携手上下细细打谅，送至贾母身边坐下，笑着说话，接着拭泪，再转悲为喜，携手问话，安排家事，可以说是增之则长，减之则短，一举一动无不恰到好处。

　　林黛玉和贾府众人相见本是一幅忧伤的亲情图，王熙凤一来便变成热闹的团圆戏。这一经典场景之中，最光彩夺目的是王熙凤。她个性张扬，明艳如火，言语不离“我”字，不仅拉近与林黛玉的距离，取得贾母的欢心，无形中也显现了自己在贾府的地位和威势。她利用管家之职，放印子钱，插手官司，都跟她以自我为中心、夸耀手段有关。

　　林黛玉进贾府一节，其他人都被王熙凤映衬得失去颜色，贾珠之妻李纨更是黯淡无光。林黛玉初来，贾母为她介绍身边的几个人，“这是你大舅母; 这是你二舅母; 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妇珠大嫂子”，这个珠大嫂子就是李纨。贾母命三个姑娘来见客，书中对三人仪容有所描述; 邢夫人、王夫人因带林黛玉去见两个母舅，也各自有所展开;唯独李纨，仅在吃饭时提到“贾珠之妻李氏捧饭”“李、凤二人立于案旁布让”。李纨和王熙凤在贾府身份相同，王熙凤还要尊李纨一声大嫂，但在此节两人差异之大令人吃惊。

　　李纨在诗社成立之前毫无存在感，第四回林黛玉开始在贾府生活，才有关于“寡嫂李氏”的介绍，“虽青春丧偶，居家处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见无闻，惟知侍亲养子，外则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直到第三十七回倡办诗社，李纨整个人才鲜活起来。探春提议起社，李纨进门笑道: “雅的紧! 要起诗社，我自荐我掌坛。前儿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会作诗，瞎乱些什么，因而也忘了，就没有说得。既是三妹妹高兴，我就帮你作兴起来”——这里说到“我”，却是要“帮你作兴起来”。说话往往落到“你”上，是李纨说话的特点。以第四十回中的一幕来看，这是书中李纨第一次和贾母说话:

　　正乱着安排，只见贾母已带了一群人进来了。李纨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兴，倒进来了。我只当还没梳头呢，才撷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说，一面碧月早捧过一个大荷叶式的翡翠盘子来，里面盛着各色的折枝菊花。贾母便拣了一朵大红的簪于鬓上。因回头看见了刘姥姥，忙笑道:“过来带花儿。”一语未完，凤姐便拉过刘姥姥来，笑道:“让我打扮你。”说着，将一盘子花横三竖四的插了一头。贾母和众人笑的不住。

　　李纨说“我”，是相对贾母说，“我”在其中处于服务和服从的位置。李纨撷花做好铺垫，才有王熙凤给刘姥姥戴花。王熙凤说“让我打扮你”，从言语到行为都是“我”占据主动和优势，和李纨形成对比。

　　李纨言语强调“你”，少了以“我”为中心的主观和偏私，因此为人慈和，处事公道。李纨被贾府下人叫作“大菩萨”，视为“第一个善德人”，是她为人慈和的体现。李纨处事公道在贾府也是最突出的。在诗社中，宝玉说:“稻香老农虽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评阅优劣，我们都服的”。李纨评菊诗时特别强调“等我从公评来”，以潇湘妃子为魁之后，宝玉喜得拍手叫“极是，极公道”。诗社之外，李纨也往往能够对人和事予以公允的评价，如第三十九回中说平儿:“可惜这么个好体面模样儿，命却平常，只落得屋里使唤。不知道的人，谁不拿你当作奶奶太太看”，称平儿是王熙凤的“一把总钥匙”。

　　不同的语言习惯，背后是不同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王熙凤是王夫人侄女，家世显赫，又掌管家务，深得贾母欢心，因此在哪里都是众星捧月式的存在，她习惯于成为中心人物。李纨则不同，她是以贾珠未亡人和贾兰寡母的身份存在。作为一名寡妇，“我”的私人性在礼法社会已变成不可言说的内容，她青年女性的一面被自动忽略。她能做的只能是压抑个人性情，清净守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李纨言行的指向只能是向外的，围绕“你”来展开。

　　和王熙凤、李纨构成对比的，还有她们的妯娌薛宝钗和尤氏。和王熙凤突出“我”、李纨强调“你”相比，薛宝钗突出“我们”，尤氏惯用“你们”，又是两种不同的处世风格。

　　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进入贾府之后，很快和众人打成一片，赢得上下赞誉。这跟她的处世方式直接有关，即不断拉近自己和他人的距离，将“我”变成“我们”，引发共情。像薛宝钗第一次说话是和周瑞家的，说到生病，扯出冷香丸来;第二次说话是和宝玉，看通灵宝玉，并念了两遍上面的字，引出丫鬟莺儿说宝钗项圈上的字，宝玉看了，说出“姐姐这八个字倒真与我的是一对”这样的话来。冷香丸和项圈本都属于薛宝钗个人私事，现在为他人所知，“我”的事变成了“我们”的事。薛宝钗待在房内还未出门，已经给自己做了很好的宣传，对形象塑造和未来发展都有所铺垫。此后，薛宝钗和人来往，都体贴人情，避免冲突，消除界限，和贾府众人建立亲密友好的关系。像第二十回中贾环耍赖，莺儿争辩，她不去判定是非，而是从贾环的角度劝他:“好兄弟，快别说这话，人家笑话你”。

　　宝钗之所以能由“我”扩大到“我们”，在于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对各种关系洞若观火，因此能够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薛宝钗了解别人的各种信息，自己的却是丝毫不露，喜怒不形于色。所以刘姥姥在大观园引发众人大笑之时，丝毫未提宝钗。第五十五回王熙凤评宝钗说:“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最能显现宝钗扩大声势，化异己为“我们”的，是对林黛玉、贾宝玉、邢岫烟等人的说教。

　　对于王熙凤、李纨等人，她没有说教的资格;对于迎春、湘云等人，用不着说教，她的体贴友善已得到她们的认同。她说教的对象主要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贾宝玉是贾府的中心，林黛玉则是贾府唯一跟宝玉关系更亲密、而对她有所嘲讽的人。他们两个可谓是薛宝钗营建的和谐世界的不和谐之音。薛宝钗在贾宝玉那里碰了一个钉子，但是在说教和赠送礼物之后，林黛玉的态度有了根本改变: “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 第四十五回) 。改变林黛玉的态度，将时时的讥刺变成由衷的友爱;让一心念着林妹妹的贾宝玉娶了自己为妻，这些充分显现了宝钗化异己为“我们”的过人之处。至于邢岫烟，乃是薛蝌的未婚妻，薛蝌又是薛家顶门立户的人，他的妻子直接关系到宝钗的家庭和生活，这大概也是她加以说教的原因。

　　宁府尤氏不在十二钗之中，人物也远不如王熙凤等人鲜明和重要，但作为族长贾珍之妻，贾府第四代四妯娌之一，尤氏有她的特点和价值。尤氏出现于第五回，宁府梅花盛开，尤氏治酒请贾母等赏花，此日的重点是秦可卿和贾宝玉，尤氏居间将二者联系起来;第七回王熙凤和贾宝玉到宁府做客，尤氏道出焦大，再从焦大口中说出备受关注的“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 秦可卿身死，作为女主人的尤氏却“犯了旧疾，不能料理事务”，贾珍只得请王熙凤张罗丧事。这些场景中的尤氏，几乎没有存在感。然而贾母给王熙凤过生日时，负责张罗的是尤氏;第五十八回按爵守制，“两府无人，因此大家计议，家中无主，便报了尤氏产育，将他腾挪出来，协理荣宁两处事体”。由此看来，尤氏能力可能并不弱，只是为人风格不同于王熙凤。

　　以尤二姐嫁给贾琏为妾一事来看，“尤氏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极力劝止。无奈贾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顺从惯了的，况且他与二姐本非一母，不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们闹去了”( 第六十四回) 。王熙凤得知后闹到宁府，“把个尤氏揉搓成一个面团，衣服上全是眼泪鼻涕，并无别语”，当面骂她“你又没才干，又没口齿，锯了嘴子的葫芦，就只会一味瞎小心图贤良的名儿。总是他们也不怕你，也不听你”。尤氏哭道:“叫我怎么样呢，怨不得妹妹生气，我只好听着罢了”( 第六十八回) 。这就是尤氏的处境——任由你们折腾。在宁府，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这是尤氏在小说中的意义。

　　王熙凤、薛宝钗、尤氏、李纨代表了世俗社会中四种主要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相较而言，王熙凤和薛宝钗更积极主动，不断打破已有的平衡和边界，谋取更大的利益;李纨和尤氏则相对保守，努力维持平衡，巩固和维护自己的权益。她们之间似乎还有高低之别，即王熙凤和尤氏始终生活在物质世界，所知不超出见闻;薛宝钗和李纨还拥有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比如创作和欣赏诗歌。

　　虽然四人风格各异，但她们作为贾府儿媳的悲剧命运是共同的。尤氏本是贾珍继室，娘家无势，未生育子女，处事一味隐忍退让，王熙凤说她“表壮不如里壮”，尤氏可谓表里都不壮。荣府中李纨是寡妇，丈夫早死，唯有幼子贾兰，远不及王熙凤得贾母和王夫人的欢心。王熙凤和薛宝钗两人处世圆滑，外表风光，然而同样不能避免婚姻和命运的悲剧。

　　王熙凤没有文化，不能把握大势、权衡轻重，盲目地依仗声势，肆意妄为，在钱财上专利，在情感上专制，最终一败涂地。“利者，众人所同欲也。专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则昏蔽而忘义理; 求之极，则侵夺而致仇怨。”王熙凤在贾府专利，引发众人忌恨，放印子钱成为一大罪状，名誉扫地。在婚姻中，王熙凤的醋妒引发贾琏反感，在外不断拈花惹草;贾府获罪后王熙凤受到贾琏厌弃，病悔而死。

　　薛宝钗同样无法避免悲剧的命运。贾府被抄，宝玉出家，她苦心经营的豪门婚姻转瞬成为泡影。张载指出:“有意为善，利之也，假之也”( 《正蒙·中正》) 。胸有城府而不动声色，是宝钗过人处; 成心私意而冷酷无情，是其令人生厌处。作者对于这样的宝钗，含蓄地暗示她不幸的婚姻和命运:贾母的丫鬟鸳鸯姓金，王夫人的丫鬟叫金钏，宝钗的丫鬟叫黄金莺，贾府三代女主人的大丫鬟姓名中均带一个“金”字，这很难说是巧合。鸳鸯被贾赦看中，拒绝作妾，贾母过世之后悬梁自尽;金钏因和宝玉调笑受到王夫人打骂，不甘被逐而跳井身亡。鸳鸯、金钏的死，都跟情爱、婚姻有关，而身份近似的黄金莺基本是衬托薛宝钗而存在，最初即是黄金莺道出宝钗刻字的金项圈，且从字面看，宝钗和金钏才是正对，回目中也出现了“白玉钏”对“黄金莺”，所以鸳鸯和金钏的自杀，有可能是在讽刺金玉良缘，喻示宝钗婚姻的不幸。

二、自然型人物:不谐于俗与以死抗争

世俗型人物依附和服从于外界，追求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共存;自然型人物则不甘庸常，勇敢追求美好的生活和人生的诗意。《红楼梦》中自然型人物林黛玉、晴雯等人也无一例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林黛玉的前身是绛珠仙草，此生身世飘零，自称“草木之人”，绝假纯真，任性纵情，至死都没有改变“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的品格。被薛宝钗的大度端庄衬托得格外小性儿、刻薄的林黛玉，对世俗关系不屑一顾，所以明知周瑞家的是王夫人的陪房，是贾府有权势的仆妇，在周瑞家的送宫花时，她依然冷言冷语，挖苦讽刺。宝玉将北静王所赠鹡鸰香串转赠，她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 我不要他”，掷而不取。作为寄居的孤女，林黛玉缺乏与世俗观念抗衡的财富权势，孤高自傲、目无下尘的后果，便是越发地不谐于俗，“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饱受煎熬而无力改变现状，婚姻成为泡影而为亲人欺骗，林黛玉最后死于心碎，真成了“锦囊收艳骨，净土掩风流”。

　　为情而死的不止有林黛玉，小说苦心孤诣地安排了一众陪衬反复咏叹。

　　首先是晴雯。被视为黛玉之影的晴雯，眉眼有些像林黛玉，性情上也有敏感自尊、任性刻薄的特点。她嫉恶如仇，和周围人屡屡冲突，终致夭亡。“晴雯”本意为自然之景。《广韵》:“雯，云文”，《集韵》: “云成章曰雯”，云因日成彩，所以有“彩云易散”之说。晴雯说话耿直，暴炭脾气，无视尊卑，对同级的袭人挖苦讽刺，不留情面; 讥讽奉承王熙凤的小红:“有本事从今儿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儿上才算得”( 第二十七回) ;对于晚上来找宝玉的宝钗，也出口抱怨:“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 第二十六回) 。晴雯不媚上不虚荣，在贾府的环境中难能可贵，所以青山山农评价晴雯，“雯也，具不降不辱之志，表独清独醒之风，可亲可爱而不可玩，可敬可畏而不可欺，殆所谓出水芙蓉，一尘不染者”。晴雯一生固然短暂，却流光溢彩，令人难忘。

　　其次是司棋。司棋是迎春的大丫鬟，在琴棋书画四大丫鬟中最为泼辣任性，形象也最饱满。司棋派人向厨房要炖鸡蛋不成后，便率人砸了小厨房。王希廉评价说:“司棋逞性，不但伏后文败事之根，且以见迎春素日不知约束下人”。做事直率勇猛的司棋在爱情方面也出人意表。她和表弟潘又安相恋，便大胆在园中幽会;被发现后也只是低头不语，并无畏惧惭愧之意。被逐出归家，潘又安上门，司棋之母要打时，司棋拦下，说道: “一个女人配一个男人。我一时失脚上了他的当，我就是他的人了，决不肯再失身给别人的。我恨他为什么这样胆小，一身作事一身当，为什么要逃。就是他一辈子不来了，我也一辈子不嫁人的。妈要给我配人，我原拚着一死的。今儿他来了，妈问他怎么样。若是他不改心，我在妈跟前磕了头，只当是我死了，他到那里，我跟到那里，就是讨饭吃也是愿意的。”( 第九十二回)其母不肯，司棋便当场撞死，潘又安让人抬了两口棺材来，也自杀而死。

　　书中正写司棋和潘又安之死，略写张金哥和守备之子之死。张金哥和守备之子已经订婚，婚姻为权势所阻，张金哥知义多情，自缢身亡; 守备之子不负妻义，投河而死。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相知相恋虽过程曲折，但与上面两对情况近似。司棋和潘又安也是姑表亲，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所以司棋和潘又安的悲剧，是黛玉、宝玉爱情悲剧的另一种表现方式。爱而不得，以死抗争，于是有黛玉泪尽而死，司棋血尽而亡。她们的死亡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张金哥为略写，不曾出面;林黛玉是高门贵女，无法直言，只有作为丫鬟的司棋能够说出这样铿锵有力的话来。所以她的言行不光是为自己，是将黛玉、张金哥等所有女性爱而不得的愤怒表达出来，将她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死抗争的勇气表现出来。尤三姐和柳湘莲的婚恋又有所不同，但最终尤三姐自杀，柳湘莲出家，在对爱情的追求和爱而不得的决绝上，他们又是一样的。他们的死，是对情的执着，也是对世俗权势的蔑视和反抗。

　　守备之子投河，潘又安自尽，宝玉出家，柳湘莲出家，四人也构成复调。王熙凤听闻司棋之事后评价说: “那有这样傻丫头，偏偏的就碰见这个傻小子! 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东西来，他心里没事人似的，敢只是这么个烈性孩子。”这是说司棋，也是在说尤三姐，说林黛玉，说所有勇敢追求爱情的女性。

　　再次是香菱。写晴雯是突出黛玉之性灵，写司棋是突出黛玉之痴情，写香菱则是突出黛玉悲剧性的一生。和晴雯、司棋相比，香菱才是全面映衬黛玉的人物。

　　香菱最初名英莲，是小说最早出现的女性，其人生的第一个噩梦是五岁被拐; 第二个出场的女性则是黛玉。两人在三岁时都遇到了和尚要求度其出家，要黛玉不见外姓亲友，对英莲则称其“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五岁之后，由贾雨村将英莲和黛玉联系起来。前四回的核心人物就是这两位女童:黛玉进入贾府，从她的眼中展开贾府众生相，上至贾母，下至仆妇，从建筑居所，到饮食日用，是由内来写贾府全貌;英莲则是以被拐卖的官司过程，从外来写贾府等四大家族的社会关系。正是借助于英莲和黛玉，将贾府内外进行了全面展现，才会有第五回全书的总预言。

　　同在贾府，同样无父无母，无兄弟姊妹，黛玉是亲戚客居，香菱是丫鬟妾侍，身份、境遇不同的两个人在诗歌方面有了交集。黛玉教香菱学诗，是《红楼梦》中富有诗意的一节。感受到自然之美，主动追寻人生的诗意，这是香菱难能可贵之处。然而，人生无望，热血渐枯，现实生活一点点磨去她的热情和诗意，于是香菱变成秋菱，最终飘零。

　　黛玉和香菱像是一个人的灵与肉。香菱突出身体的方面，饱受摧残，血干而死; 黛玉突出性灵的方面，孤傲抑郁，受到精神和情感的折磨，泪尽而亡。她们合写的是草木之人的一生，草木之人的痛苦。她们始终离不开水的滋润:绛珠仙草需要仙露灌溉，黛玉所居总在水边;香菱则无论是名为英莲还是秋菱，俱表明其水生植物的本义。她们都无根无基，漂泊无依;都在现实社会中受到打击，而在诗歌中得到安慰。这样的黛玉和香菱越是美好，越有诗意，生活的打压就越显无情，她们的凋零就越具有悲剧性。

三、超越型人物:尽性知天与情同不情

《红楼梦》中最能代表和体现末世的人物，不是林黛玉，而是贾宝玉。反叛人格每个时代都有，林黛玉等人感受最多的是压抑和忧郁;贾宝玉作为超越型人物的代表，他感受最多的是直面现实价值体系崩塌的绝望和迷惘。

　　贾宝玉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来都没有过的形象，也是最难把握的人物之一。他看似前生今世都来历清晰，性格鲜明，实则形象中有很多模糊不定之处。林黛玉自称草木之人，薛宝钗具有世俗理性，她们的言行思想总是清楚的，贾宝玉却很难定位和归类。元代刘诜曰:“石者，天地阴阳之核也，故蕴神毓异，无所不有。”和石头相关的小说人物最突出的是孙悟空和贾宝玉。孙悟空上天入地，腾云驾雾，但还在社会之中，是由自然逐渐融入社会主流的人物;贾宝玉不是，虽由石化玉，出生于富贵场，活动于温柔乡，但始终未融入世俗之中。可以说，孙悟空是自然之心逐渐转变为社会之心的形象，贾宝玉却是超出自然社会之外，是天地之心的幻化。

　　从孙悟空形象来看，无论是战天斗地，还是降妖伏魔，除了讽刺统治无情、社会不公、吏治腐败等内容外，聚焦于心性情欲之间的冲突，所谓的妖魔往往是心魔，将人的情欲加以妖魔化。明代的其他小说《牡丹亭》《金瓶梅》等突出的也是心之情欲，但是清代小说有了很大不同:孙悟空为心猿，头上戴着金箍，时时受到紧箍咒的钳制; 贾宝玉则不存在正邪是非的对立，是一个尽性而为的人物。

　　尽性不是放荡，更不是放纵，薛蟠那样的行为是肆意妄为，是草菅人命，其迹近乎禽兽。宝玉的尽性是摆脱世俗羁绊，自然而然，率性而为。他不在乎身份地位、等级秩序，没有世家子弟的矜持傲慢，真正平易近人，这是他行为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便是处事荒唐，言语怪诞，肆无忌惮地去做各种不合世俗礼法之事，比如当众摔玉，吃丫鬟口上的胭脂，亲近戏子……他人有所顾忌的各种事情，宝玉都做得极其自然。这样的行为，在周围人看来，不可理喻，所以认为贾宝玉奇怪难懂，“成天家疯疯癫癫的，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 第六十六回) 。

　　兴之所至，心之所安，这是贾宝玉的尽性。所以他看到贾环不高兴，就告诉他: “这里不好，你别处玩去。你天天念书，倒念糊涂了。比如这件东西不好，横竖那一件好，就弃了这件取那个”( 第二十回) 。这是贾宝玉教导贾环如何尽性。在第三十一回晴雯担心打破了盘子，宝玉说:“你爱打就打，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这里出现“爱物”，实则是讲人要尽性，亦要尽物之性。

　　贾宝玉的特点“情不情”，从尽性的角度看，大概即是“情同不情”。《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张载《正蒙·大心》也指出:“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尽性知天是极高的境界，贾宝玉经历了一个逐渐开悟的过程。从喜欢亲近天真自然的女孩子，到欣赏一切美好之物，这是一个递升的过程; 他对世俗中虚假丑恶的容忍度则是一个递减的过程，到最终开悟，由色入空。对于贾宝玉而言，社会不同等级，人我之别，人与鸟兽虫鱼，真的美人和画上的美人等等，它们之间是没有界限的。当他用齐一的态度对待万物，就会显现出不合世俗、不近人情的奇异和怪诞:以对待有情之生命的态度对待无情之物，如担心画中美人寂寞，恐怕脚步践踏了落花，这些行为就显得格外多情;但是当他用对待无情之物的态度来对待有情之生命，比如抬腿踢在袭人肋上，抛弃父母妻子出家为僧，就会显得格外无情。

　　同理，林黛玉的特点“情情”即是“情同情”: 作为草木之人，外界如何待她，她即报以同等态度。所以神瑛侍者有灌溉之恩，她以一生泪水报之; 周瑞家的轻慢她，她以讽刺待之;薛宝钗让她感受到友爱，于是以友爱待之，……身处美好的环境如诗社，黛玉便神采飞扬; 处于压抑的环境，黛玉就病弱抑郁;环境恶化则疾病加重，宝玉娶亲则黛玉吐血而亡。

　　具有“情情”特点的林黛玉敏感，以“情不情”为特点的贾宝玉同样敏感:黛玉敏感于自身，宝玉敏感于一切。像黛玉葬花，哭泣的是花，也是自身;宝玉看黛玉葬花，伤感的是世间一切美好和生命的消逝。这是相近又不同的境界。他们都欣赏天真自然，反感一切形式的刻意和造作，因而对于礼法制度心怀抗拒。林黛玉人在深闺，表现在不谐于俗;贾宝玉作为男子，体现于对仕途功利的反感。袭人说忠臣良将出于不得已才死时，宝玉道: “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 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汙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弹乱谏，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 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也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 第三十六回) 。贾宝玉两次强调“这难道也是不得已”，是要把尽性和沽名钓誉的做法区别开，认为选择权在个人手中，名节只是借口。

　　宝玉看到永恒不变的是逝去和毁灭，荣华富贵、如花美眷都如浮光泡影，转瞬即逝。所以他不愿投身其中，以美好的生命去换取有限且丑陋的仕途经济。学界将他对仕途经济的反感解释为对礼教的反叛，这一说法不见得错，但对于贾宝玉来说，却也是小看了他，贬低了他。

　　世俗之人以我观物，物物带有我之色彩;自然之人以心观物，事事带有情之意味; 超越之人却是以物观物，物我两忘，万物共生。所以当食尽鸟归林，大地惟余苍茫，宝玉亦飘然逝去。

　　《红楼梦》从多方面对“爱而不得”进行了咏叹，形成了悲剧人生的合奏。然而，真正优秀的小说不仅将人间美丑彻底展现给人看，也从来不让人失去希望。《红楼梦》虽强调末世，但还是在小说中点燃了希冀的灯火，塑造了两个安于穷达的少女形象，即邢岫烟和薛宝琴。宝琴富而有礼，爽直达观;岫烟穷而自尊，贫而好学，她们是近似黛玉、宝钗，结局却美满的两位人物。其中薛宝琴尤其值得关注。琴、秦同音，既然普遍认可秦可卿之秦为情，那么琴也可以同理视之，宝琴即宝情。以此可以解释宝琴与黛玉的亲近，以及作者何以将薛宝琴作为书中最为理想化的人物。正所谓“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薛宝琴作为一个完美符号的出现，更加反衬了众多人物“爱而不得”的悲剧性。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子项目“中华文艺思想通史”清代卷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周汝昌认为鲁迅先生所题“清代人情小说”，是“正解‘大旨言情’一语的原创名言”; 对于“人情”的解释是:“人是以感情而相互交际的‘万物之灵’。故人之情，贵在有情，情即‘通灵’的灵性，所谓‘灵心慧性’，是为人的精神方面的精华表现。”(《红楼十二层》，书海出版社2005 年版，第24 页)。

　　② 关于《红楼梦》复调的特点，论文主要有:张洪波《〈红楼梦〉之“复调结构”与“浑成事体”》(《红楼梦学刊》2004 年第2 辑)，梁扬、谢仁敏《一声而两歌，一手而二牍——〈红楼梦〉人物语言的复调性》(《明清小说研究》2006 年第1期)，贝京、王攸欣《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论〈红楼梦〉的复调性》(《红楼梦学刊》2008 年第5 辑)等。

　　③ ［德］马丁·布伯著、陈维纲译《我与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年版，第20—21 页。

　　④ 引文依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红楼梦》。

　　⑤ 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917 页。

　　⑥ 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 年版，第214 页。

　　⑦ 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评《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1002 页。

　　⑧ 刘诜《端溪石序》，《桂隐文集》卷一，清钞本。

　　⑨ 参见张云《薛宝琴论》，《红楼梦学刊》1999 年第3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