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涉及从不同层面构建小说事件的关联性。通过分析小说第七回叙事的多方面关联，为深入理解小说碎片化叙事的一些不宜察觉的特征，包括理解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辩证关系，提供了一种思路。
一
《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所获得的整体感，跟小说所叙述的事件关联性有很大关系。在讨论前，先对论题中事件关联性的“建构”一词稍作解释。
虽然作者叙事，必然会对事件的各种关联，不论内部还是外部，表面还是深层，乃至逻辑意义的递进还是并列，有自己的构想和设计，并借助艺术手段，让关联以一种极为“自然”的方式呈现出来，但读者通过阅读来发现、梳理事件的关联性，这种发现在多大程度上贴近了作者的思路，还真不好说。所以，这里的“建构”，主要从阅读角度对文本理解做出的判断，这种判断，并非说明作者必然如此“建构”，或者对此“建构”有自觉的意识。而只是说，当阅读过程中把这种关联性建构起来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发现作者构思，提供了一种可能。此外，提出关联性问题，针对的往往是小说叙述过程中，事件的整体发生了变化和转折，或者事件前后出现了明显的断裂，或者事件的展开并不能和环境形成有机协调，再不然，就是事件涉及的细节貌似松散和碎片化，等等。这些都对整本书理解的整体性问题，产生了妨碍，才有待于我们去思考、建构这种关联。
二
本文的讨论以《红楼梦》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宴宁府宝玉会秦钟”为中心展开。之所以选择这一回，是因为该回所涉及的事件即前半部分写周瑞家的送宫花，后半部分写凤姐和宝玉做客宁国府遇见秦可卿的弟弟秦钟等，都是极为细小、极为琐碎的，而恰恰在这种貌似碎片化的叙述中，给读者对关联性的建构提出了想象力的挑战，并通过应对这一挑战，可以隐约揣摩到作者的一点玄思妙想。以往，研究者( 包括笔者本人) 比较关注《红楼梦》中，宝玉挨打、抄检大观园等枢纽性事件，并从中梳理出前因后果、揭示其对各种事件的统摄作用，而对一些碎片化事件，则关注不够。当然，第七回即使从碎片化事件的角度看，也有其特殊性。这一回如同事件的开头，对下文的诸多内容，有重要的开启作用。就像甲戌本对该回前半部分写“送宫花”事件有夹批道:“一人不落，一事不忽，伏下多少后文，岂真为送花哉!”20 世纪80 年代初，舒芜在《说梦录》中，以“送宫花”为题，讨论了这部分内容，但他更多是把送宫花作为一条线索，来列举出贯穿的几个有意义情节，至于这几个情节之间有没有关联，如果有关联，又是在怎样的意义中关联起来，却未及讨论。这既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引导，也留下了笔者发挥的余地。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关于该回的回目，异文较多，似乎在一定程度显示了对涉及内容碎片化的难以概括、难以总结。己卯、庚辰本回目是:“送宫花贾琏戏熙凤宴宁府宝玉会秦钟”，甲戌本回目是:“送宫花周瑞叹英莲谈肄业秦钟结宝玉”，还有戚序本、蒙府本等题为:“尤氏女独请王熙凤贾宝玉初会秦鲸卿”。
从这些异文看，关于前半部分送宫花事件引发的意义，分歧最大。或者把它定位在贾琏和王熙凤白天的床戏，或者定位在周瑞家的感叹香菱身世，让之前提及的英莲以新的身份、新的名字进入薛家生活后，重新得到关注。也许，送宫花引出的事件杂多而琐碎，所以像戚序本、蒙府本等回目，干脆把这部分内容略过不提，直接从后半部分中拆解出两组人物事件，以建构起小说章回的对照关系。
虽然蔡义江先生认为庚辰本把贾琏和凤姐过夫妻生活的内容凸显在送宫花过程中，有点主次不分，所以觉得甲戌本更为可取一点( 尽管他也指出了，用周瑞指代“周瑞家的”不够准确)，但笔者认为，相对而言，从这一章回内部结构看，庚辰本的回目还是最可取。
从章回小说文体的结构特征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每回中把两件事件组合起来，开启了章回单元结构的一种模式。即便后来有所变通，或者如《红楼梦》那样，未必开始就有意设计每一章回的内部结构，而是在整体篇幅大致完成基础上，再来“纂成目录，分出章回”，但从阅读角度看，用回目方式把贾琏夫妇的床戏与宝玉、秦钟的关系对应起来，其作为事件的关联性体现出的段落结构意义，其实是有合理性的。
具体说，周瑞家的“送宫花”，和尤氏在宁国府宴请，其实都是一种过渡，而贾琏和凤姐白天床戏，虽被蔡义江视为是作者用侧笔顺便带出的细节，没有必要在回目中提及，但其实是值得我们读者对其价值重新审视的。贾琏戏熙凤与宝玉会秦钟，虽然可以被视为是个人私生活与进入家塾带来的学业事业发展的两类不同事件的对比，但对前一事件细节的描写，与后文也发生了主题意义的也是描写肌理上的类似性关联。因为从贾琏夫妇的行为中，多少让读者联想到，宝玉和秦钟相约去家塾读书，绝不是仅仅为了读书进步，需要一二知己相伴切磋学问那么简单，其实是带有同性恋的暗示的。而床戏暂时告一段落中，又有平儿来吩咐彩明从送来的宫花中分出两支给秦可卿送去，后半部分又特意交代平儿自作主张代凤姐给秦钟送见面礼，还有周瑞家的遇到已经改名为香菱的英莲，让她和金钏感叹其模样有秦可卿的品格，这也为下文凤姐见秦可卿及秦可卿弟弟秦钟，赞叹其模样预设伏笔，诸如此类的细节描写，加固了前后事件的肌理性呼应。
当然，凸显贾琏和凤姐的床戏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让读者建构起宝玉会秦钟的那种亲热关系的联想，在笔者看来，其主要意义是在送宫花过程中，是与周瑞家的串联起的有关李纨的行为对比出来的。因为李纨年轻守寡，薛姨妈在分摊宫花时，并没有考虑到李纨。不过小说写周瑞家的行走路线时，在她到王熙凤住所前，特意提到从李纨屋子的后窗下经过。对这一笔描写，甲戌本批语道:
细极! 李纨虽无花，岂可失而不写者? 故用此顺笔便墨，间三带四，使观者不忽。
蔡义江、张俊和沈治钧的评批，都认为把不戴花的李纨也写上一笔，是以十二支宫花来照应十二钗。但这样的解释，好像还比较勉强，因为添上李纨一人，离十二钗还差得远。在笔者看来，其意义恰在于说明独有李纨一人与花的世界隔离开来。而己卯、庚辰本等接下来有的一个细节，更强化了这一点:
隔着玻璃窗户，见李纨在炕上歪着睡觉呢。
把这个细节与随后周瑞家的听到贾琏夫妇床戏对照看，带来的是一种夫妻生活的欢腾和年轻守寡孤寂的强烈对比感，虽然有人认为，作者通过回目提出贾琏夫妇的床戏，对他们的行为是略带讥讽意味的。但描写李纨这种生活状态与之对照，似乎也很难说这才是作者作为正面价值来予以认同的。如果把这一细节顺着周瑞家的送宫花过程拓展开来看，那么，读者是在更大的范围中看到的一种对比效果。即，周瑞家的从薛宝钗那儿拿到宫花而前往送花的每一处所，遇到的都不是单独一人，都有自己的玩伴或者丫鬟在旁，而只有写到李纨时，才提了她一人在无聊的睡觉，也没有在旁伺候的丫鬟。这样，周瑞家的串联，看似散漫，却在一个似乎是与戴花无缘的女性身上，成了一个虚位以待的焦点，让散开去的描写意义，聚拢在了她的身上。总之，贾琏戏凤姐也好，宝玉会秦钟也好，不在回目中出现的李纨，反可以成为隐含在小说章回深处的参照点，并把戴花的美丽和宴会的热闹，聚拢在与她无缘的统一的世界里。
三
讨论事件的关联，还可以从每一章回外部的上下回关系来着眼。
在一个章回段落中，两件事的前后组合，一般总是前一件事是对前回内容转折中的衔接，后一件事则在章回分割中，把事件过渡到下一回，第七回的情况大致如此，但也稍有不同。
与有些小说用悬念式分割章回结尾和开头不同的是，《红楼梦》第六回结尾时，周瑞家的把刘姥姥送出荣国府，已经绾结了事件的叙述，小说转到第七回，让周瑞家的向王夫人回话送走刘姥姥的结果，其实是没有任何悬念的。这样的分割，跟传统白话小说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卖关子方式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正是《红楼梦》主要不从章回的段落角度来设计，而着眼于整体事件的构架而造成的结果。事实上，《红楼梦》许多章回之间的分割与转接，也大多以这种似乎是并无悬念的“事完文足”的方式来呈现。那么，章回间的关联，《红楼梦》还如何体现?
其实，我们固然可以把第六回结尾时，周瑞家的送走刘姥姥称为“事完文足”，但这只是从通常意义来理解的。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打秋风，本来投奔的是王夫人，只是因为凤姐一直代理了王夫人的管家事务，周瑞家的才把刘姥姥直接带到了王熙凤处。但刘姥姥此行突然，未必是按常规就能处理的，凤姐心里没底，还是让周瑞家的去王夫人那边讨说法，等王夫人给出了指导意见，王熙凤斟酌办完后，需要周瑞家的再去向王夫人回复一声。所以，虽然整个事件是王熙凤直接跟刘姥姥打交道，但幕后仍有王夫人在掌控。周瑞家的把事情处理结果向王夫人汇报一声，也是整个事件不可或缺的一环。不过，一方面王夫人在幕后没出场，另一方面，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实在很小，把结果向王夫人回话，更是小之又小，极易被读者忽视。但恰是这种事事有交代，才显示了礼仪之家办事的严谨。就这样，小说通过转到下一回来补写一笔，反而提醒了读者的可能疏忽，让人重新审视了第六回的所谓“事完文足”可能的“不完整”。
也因为向王夫人的事后汇报，其程序上的意义远大于实质内容，所以小说写周瑞家的见到王夫人，只用一句“回了刘姥姥之事”来一笔带过。倒是她为了见王夫人而跟踪到薛姨妈处，被薛姨妈正巧逮着派了她送宫花的差事，才使得这一回话的旁逸斜出具有了真正的价值。也就是说，由刘姥姥引出的小说“开头”的结构功能，在间接延伸至周瑞家的一路送宫花后，才算得到真正的实现。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开头”意义，曾让有些读者把第三回的林黛玉进贾府联系起来比较。
因为，两人都是以一个陌生者的视角进入贾府，对所见到的一切，都有新鲜感，也保持着近似的好奇心，并以这样的新鲜感和好奇心，引导读者对贾府的居所环境和涉及的各色人等，获得初步印象。不过，林黛玉的贵族小姐身份和刘姥姥底层角色所不同的认知结构和趣味，一个受众人有准备欢迎和另一个受到的意外接待，还有，一个投亲的长住，一个短暂的出入，诸如此类的差别，都使得她俩进入贾府具有的初次体验和观察，在笼统的新鲜感中，更有具体差异的互补。但这种互补，并不能充分弥补她们对于贾府的初次观察和体验的共通局限性。
林黛玉作为相对重要的远客进荣国府，主客相见有一定的仪式感，大家基本是集聚在老祖宗那里和黛玉相见，并且停下了各自手头要做的事。所以林黛玉见到的众人，就有了他们非日常性的一面。尽管深入一步分析，这种送往迎来，也是贾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毕竟众人为同一个目标集聚到同样的环境里，导致人物本应在各自环境里呈现的丰富多彩，就会有所弱化( 在这过程中，只有迟到的王熙凤和贾宝玉，才得以凸显了自己的特殊性) 。而既然一起到老祖宗这里跟黛玉见面，黛玉自也不必再挨门挨户去拜访，也因此让黛玉少了“移步换景”来观察贾府各色人等的意趣。至于对刘姥姥来说，她的底层身份和打秋风的目的，除了直奔管家王熙凤那里，她是没机会、也不可能让周瑞家的带着她到处逛。这样，林黛玉和刘姥姥虽然都进了荣国府，她们也睁大起她们的好奇眼睛来观察着、体验着周边的一切，但贾府中一些重要人物的日常生活状态，似乎并没有通过她们两人的感知，得到更具体而又周全的初步呈现。这一缺憾，恰恰是通过周瑞家的送宫花来弥补的。
因为需要把宫花分送给每人，所以周瑞家的必须挨门挨户走过去。也因为只是分送宫花的小事，对各人的日常生活是不构成影响或干扰的一种点缀，这样，周瑞家的分送过程，才完成了对贾府中人的“移步换景”式观察。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情节开头所需要的对主要人物进行具体化的一次总览。在这过程中，依次接触到的香菱、宝钗、迎春、探春、智能、惜春、李纨，还有宝玉和黛玉，乃至只闻其声的贾琏、凤姐等，以及各主人身边的大丫鬟金钏、莺儿、司棋、待书、平儿等，大多在他们“原生态”的意义上一一亮相，而这种“原生态”，所彰显的人物个性或者暗示出的人物命运，其意蕴是极为丰富的。周瑞家的引领刘姥姥进荣国府开启了贾府叙事的帷幕，让刘姥姥也获得了局部的印象，但在刘姥姥退场后，由周瑞家的如接力棒似的继续游走，借着她那双眼睛，才能让读者较为彻底地第一次就看个够。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姥姥进贾府在小说整体叙事上的开头，是通过这一事件的收尾，过渡到周瑞家的送宫花，才把这开头深入到了有关荣国府叙事的细节肌理。总之，薛宝钗自己不爱戴宫花而让周瑞家的送人，这一事件本身当然体现了宝钗的为人特点，但其体现的整体结构功能，是远大于对宝钗形象的刻画作用。
同时，这一回对林黛玉形象的刻画，和初进贾府比，有特殊的意义。
初进贾府，她是“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意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但是在第七回，尽管小说有意交代了周瑞家的是顺路去送花，到林黛玉处是最后一家并非有意选择，而且，给三姐妹送过去的，她们也都让丫鬟收下，并没有自己来挑选，但林黛玉就因为别人已经都有了，就认定给自己的是挑剩下的，而且对着周瑞家的说出她的武断，似乎已经大大违背了自己开始的做人自我约束，开启了她进入人生的尖酸刻薄阶段的一个起点。这个起点，与第七回开始，写薛宝钗见到周瑞家的满面堆笑让座，形成尖锐对比。
四
第七回后，既有第八回的主要内容与之衔接，比如宝玉去宝钗处探病，黛玉紧跟其后; 也涉及第九回的内容，比如相约上家塾引发的顽童大闹学堂等。但其细节肌理上的前后勾连，内容相当丰富，这里仅举初见薛宝钗的例子来分析。
第七回周瑞家的去薛姨妈处找王夫人，看她们聊天正酣，不便打搅，就进到里间看薛宝钗，小说写道:
周瑞家的不敢惊动，遂进里间来。只见薛宝钗穿着家常衣服，头上只散挽着?儿，坐在炕里边，伏在小炕桌上同丫鬟莺儿正描花样子呢。
而第八回，宝玉去看望宝钗，也是进到了里间，除了描写更细致一些外，几乎完成着相似的套路:
宝玉掀帘一迈步进去，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来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 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
一样的坐在炕上，一样的家常衣服，一样在做女红。而从周瑞家的眼中看出来相对简略粗疏，毕竟她是下人，盯着小姐看有失礼节，这对于宝玉来说，倒恰是他的兴趣所在，所以不妨看仔细点。当然，小说也随后交代了，他是一面看，一面问候宝钗的，也不会太让彼此尴尬。不管怎么说，这两次一略一详的肖像描写，确实具有深入肌理的呼应关系。有意思的是，甲戌本对于周瑞家的看到的薛宝钗形象，有一条批语特意点出，“自入梨香院，至此方写”。对脂批点出的这一现象，我们如何理解?
相比于宝玉初见黛玉就有仔细的肖像描写，对于宝钗的描写，确实是大大滞后了，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薛宝钗被看的第一次，不是从宝玉眼中而是从一个周瑞家的看出来的。这样，虽然随后就有宝玉视角的跟进，也看得更仔细，但那种初见时仔细打量的仪式感，却没有了。其原因是，哪怕薛宝钗也让宝玉心动，但不会是让他情感世界发生裂变的人，所以，相见时的仔细看，就没有了作为事件的起点意义，或者说，这个起点被一个无关重要的仆妇剥夺了。
与这一细节相关联的，还有对冷香丸的描写。
第七回，围绕着冷香丸的制作过程，其时机凑巧要求的苛刻性，薛宝钗给出一个详细说明，让周瑞家的听得目瞪口呆，说薛宝钗为人和气说话有耐心固然可以，但周瑞家的感叹说等十年也未必有这样的巧事，薛宝钗偏说一二年的时间，就制作完成，这样的巧事让薛宝钗赶上了，多少有点小得意的。这样浓墨重彩写下的内容，作者自然不会放过描写其后续的影响。第八回，写宝玉探望宝钗后，就写了这么一段:
宝玉此时与宝钗就近，只闻一阵阵凉森森甜丝丝的幽香，竟不知系何香气，遂问:“姐姐熏的是什么香?我竟从未闻见过这味儿。”宝钗笑道:“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服，熏的烟燎火气的。”宝玉道:“既如此，这是什么香?”宝钗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药的香气。”
之前，薛宝钗跟周瑞家的介绍是长篇大论，不能说不详尽，但都是停留在言语层面的描述，就是没有从冷香丸这一物本身给人的感觉来写，只是当宝玉前来，才有了机会。这一方面可能是周瑞家的感觉比较粗糙，嗅觉不够敏锐，也可能她没有很靠近薛宝钗。但另一方面，这里写冷香丸香气对宝玉产生的感觉，照应薛宝钗与周瑞家的说明倒还是其次的，更重要的是跟后来写到林黛玉的体香，形成一种对照，并因此区分了两位女性形象更具本质的，同时也是感觉化的特点，这正是情节关联性必须从更宏观视野中的考虑。
五
第七回写到的许多情节细节，成为以后情节发展的重要起点。这种种的伏笔，这种情节宏观的关联性，是在小说情节充分展开后，为读者的回头分析或者说回溯提供了可能。马克思的名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也适用于对情节整体关联性的认识。
就以上述的香气来说，第十九回写宝玉和黛玉挨着聊天时，写他也闻到了黛玉身上的香气，书中写:
只闻得一股幽香，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闻之令人醉魂酥骨。宝玉一把便将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瞧笼着何物。黛玉笑道:“冬寒十月，谁带什么香呢。”宝玉笑道:“既然如此，这香是那里来的?”黛玉道:“连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宝玉摇头道:“未必。这香的气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饼子、香毬子、香袋子的香。”黛玉冷笑道:“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我些香不成? 便是得了奇香，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朵儿、霜儿、雪儿替我炮制。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罢了!”
宝玉的第一反应，是要看外在于黛玉身体的物品。而黛玉的反驳，虽然是借机嘲讽宝钗，嘲讽了制作时取材的复杂，但接下来宝玉编造了一个“香芋”( 谐音香玉) 的故事来打趣黛玉，却是相当深刻的。因为，宝玉开始寻求外物的冲动和黛玉的断然否定，到后来宝玉编出故事黛玉成为香芋的化身，其实表明了香味和黛玉是一体化的，而不像宝钗，需要通过服用丸药，来制造出香气，尽管其冷香丸的配料，也取自自然，但要求于自然条件那么苛刻、那种人工的刻意性，还是在形象的气质上，与黛玉有了本质的区别。
第七回作为情节开头的意义，无论是初次提及已经改名为香菱的英莲，还是把香菱和秦可卿联系起来，或者似乎隔开在两个空间里的智能与秦钟，还有贾琏第一次出现就强调其床戏中传来的笑声以及焦大的醉骂等，都是开启无数下文的内容。但这里笔者要特别提出来的是，在周瑞家的给贾府三姐妹送宫花时，惜春说了一些似乎是在抄检大观园那段时间之外最多的话。
抄检大观园后，惜春决定赶走身边的大丫鬟入画、与宁国府断绝来往乃至决定出家，其行为，似乎在第二十二回中，她出的佛门海灯谜语中，已经暗示。但所有这些后续情节，其意义还在于让我们回溯第七回似乎是东拉西扯的两段话时，隐约感觉了潜在联系:
惜春笑道:“我这里正和智能儿说，我明儿也剃了头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儿来; 若剃了头，可把这花戴在那里呢?”说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鬟入画来收了。
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银子可曾得了没有?”智能儿摇头儿说:“我不知道。”惜春听了，便问周瑞家的:“如今各庙月例银子是谁管着?”周瑞家的道:“是余信管着。”惜春听了笑道:“这就是了。他师傅一来，余信家的就赶上来，和他师傅咕唧了半日，想是就为这事了。”
这两段话，前一段是给自己开了个玩笑，但有意无意中，成了暗示自己命运的一句谶言，而后一句似乎确证了她的一个猜测，所以不禁莞尔。但这两段话有关联吗? 有的。当一个小孩子这么早就看穿大人间的把戏时，她是很容易看破红尘的。所以王国维会说，《红楼梦》中有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而解脱的，也有从观察别人的苦痛中而求解脱的，惜春大概就属于后者。她是从旁观者立场来看破而出家的。晚近时期，李希凡先生在他的《〈红楼梦〉人物论》讨论到惜春形象时，也表达过近似的意思。这样，两段看似即兴的随口一说，只是在更长时段的视野中，建构出了那种内在的、深层的关联。
也是从情节发展的长时段视野看，前文提及的有关李纨在炕上睡午觉和凤姐床戏的对比，可以有了新的建构性理解。
第十七回，贾政带宝玉等游览刚落成的大观园，走到“稻香村”处，虽然贾政盛赞此处，但却被宝玉批驳了一通，道是:
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于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其地，非其山而强为其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
宝玉提出这一评价，好像显得他存心要跟贾政顶牛，但如果考虑到这一住处后来是安排给李纨的，就变得特别耐人寻味。
不少学者认为，大观园的主要院落，其环境格调跟人物的趣味、性格乃至命运有或多或少的联系。那么，让李纨住进一个被宝玉批评为不自然的“伪”田庄，是否在暗示，像李纨这样恪守礼节、青年寡居的生活，同样是不自然的? 不管怎么说，当薛姨妈没有吩咐给李纨送宫花，而小说又特意写周瑞家的经过其住所，这样已成习惯的区别对待，其跟他人颇具生活乐趣形成的整体对比性( 哪怕是惜春要出家的玩笑话) ，在后来更为发展了的长时段情节视野中，在小说有意把她置于宝玉眼中不自然的环境时，是留给读者深入思考空间的。而这种深入思考，又是与其他相关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六
关于周瑞家的经过李纨住所，不同版本的文字是有差异的。己卯、庚辰本中“隔着玻璃窗，见李纨在炕上歪着睡觉呢”，在甲戌本中是没有的。
张爱玲认为“别房的仆妇在窗下经过，可以看见李纨在睡觉，有失她的尊严，尤其不符合寡妇大奶奶的身份，而且显得房屋浅陋，尽管玻璃窗在当时是珍品”。据此张爱玲判断，这是作者后来删除的败笔。而蔡义江也认为这样的描写使得私密居所过于“开放”，显然欠妥。并认为这并非作者删除的文字，而是抄写者对过于简略的描写加以添加。
单就这两种观点论，笔者更倾向认同张爱玲的观点，但这里想提出，是不是有第三种可能，即异文在不同版本的事实，也许就是一个共时的存在。换言之，这可能是作者自己在写与不写或者删与不删间产生的摇摆，从而成为流传在不同版本的异文? 如果这样的意见可以成立，那么从事件描写的关联性角度看，也许并不要求读者来急于肯定一种而否定另一种，而是让人看到了隐含的两种价值取向，给作者带来了怎样的写作困境。即，如果小说通过情节的前后关联可以暗示出李纨遵守礼仪生活的不恰当和不自然，那么，就她所处的特定社会空间而言，她依然需要以一种合乎礼仪的方式借助小说人物的观察而让读者所感知。不然，这样的描写就难以躲开读者的质疑。虽然对这一问题，笔者并没有更具说服力的看法。但由这一具体的特定描写出发，也许可以让我们对情节关联性建构的讨论，有两种思考的维度。这里把视野再拓宽一下，从后四十回与第七回的关联性来分析。
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是否同一作者，在红学界争议甚大，其中就涉及到如何评价前后两部分相似事件的关联性问题，学者们或称之为照应，或称之为重复，其实有明显的褒贬色彩。但关键是，情节线索的关联构建，既有纵向的、线索式的联系，也要深入到每一事件具体情境中进行横向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区分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情节设计在怎样的意义上关联起来的两个评价维度。
仍以第七回为例，宝玉会见秦钟，相约上家塾，到第八十一回以后，上学问题成了一项重要内容被贾政重新提出来，甚至连老祖宗、林黛玉也支持了宝玉用功读书，让宝玉无所逃避，而上学后，当初与秦钟的相约，又成了回忆的内容得到照应，如:
回身坐下时，不免四面一看。见昔时金荣辈不见了几个，又添了几个小学生，都是些粗俗异常的。忽然想起秦钟来，如今没有一个做得伴说句知心话儿的，心上凄然不乐。
这样的细节照应，虽然也可能是主人公的自然反应，但写得太多，把与前八十回中出现过的人以“不见”“没有”之类的感觉反复提起，如就在同一回中，还写到了“一时走到沁芳亭，但见萧疏景象，人去房空。又来至蘅芜院，更是香草依然，门窗掩闭”。让“不见”成为描写的一种套路，却显示了作者在描写方面创造力的薄弱。也是以同样的思路，还写到了雀金裘，来与晴雯补裘关联起来，在第八十九回，写天气转冷，小厮给在学堂上学的宝玉拿来衣服:
只见焙茗拿进一件衣服来，宝玉不看则已，看了时神已痴了。那些小学生都巴着眼瞧。却原是晴雯所补的那件雀金裘。
对此，何其芳读《红楼梦》的眉批是:“上学何至拿雀金裘。”这样的描写，虽然照顾了小说前后的关联，让宝玉在学堂的心理世界不至于显得单调，也让雀金裘这样贵重物品能够在后四十回重新发挥其塑造人物的功能，但续写者正是忽视了学堂这一日常普通场合与贵重服饰雀金裘的无法协调，才使得关联的纵横两个维度无法得到平衡。
也许，第七回与后四十回关联最重要的情节，是焦大醉骂的形象，在第一〇五回贾府被抄家时，又以向贾政哭诉的面貌出现:
贾政出外看时，见是焦大，便说:“怎么跑到这里来?”焦大见问，便号天蹈地的哭道:“我天天劝，这些不长进的爷们，倒拿我当作冤家! 连爷还不知道焦大跟着太爷受的苦! 今朝弄到这个田地，珍大爷蓉哥儿都叫什么王爷拿了去了，里头女主儿们都被什么府里衙役抢得披头散发擉在一处空房里，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却像猪狗似的拦起来了。所有的都抄出来搁着，木器钉得破烂，磁器打得粉碎。他们还要把我拴起来，我活了八九十岁，只有跟着太爷捆人的，那里倒叫人捆起来! 我便说我是西府里，就跑出来。那些人不依，押到这里，不想这里也是那么着。我如今也不要命了，和那些人拚了罢!”
对此，张俊、沈治钧的评批本在这段文字后夹批道:“珍蓉父子同遭拘押、尤氏等女眷披头散发、仆婢竟同猪狗、木器破烂、瓷器粉碎，一片狼藉，景象如在眼前。”而回后总评，又提及是: “宁府查抄情况从焦大口中叫骂出来，使行文简净省力。”这都是从肯定方面来评价，说得也在理。因为查抄情况从焦大口中说出，一方面是行文简省的问题，另一方面，从对前文的呼应来看，焦大停留在言语的表现，使得其要求于特定环境的制约条件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跟周边氛围尚能自洽。但由此又带来了另外的问题是，小说整个查抄场面的描写，基本都停留在人物的口头言说或者列举查抄的清单，虽可以视为是一种简洁省力的艺术策略，但从辩证角度看，焉知不是缺乏直面描写的魄力所导致的结果? 同样是查抄，前八十回写抄检大观园，规模当然小得多，但描写一笔不苟，步步道来，从查物到逐人，层次渐渐推进，描写所经过的每一院落，与院落每一波人的遭遇，可谓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相比之下，后四十回写锦衣卫对贾府的查抄，虽然也体现了其艺术匠心，但实在是过于简净省力了。因为简净省力，对整个过程描写得过于抽象，哪怕类似焦大的哭诉是生动形象的，但这种转述的生动形象却是以牺牲直面描写的魄力为代价的，也使得特定语境的具体制约性，变得脆弱。这样，焦大的哭诉，与第七回的醉闹，成了一种无需过渡的衔接，这样的整体意义上的关联，究竟说明了艺术的高明还是艺术力的衰退，明眼人是应该知道答案的吧?
七
总之，以第七回为案例，讨论小说情节的整体关联，既要看到章回小说的一般特点，也要注意《红楼梦》作为网状情节结构的特殊性，更要把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关联问题，纳入到我们的视野。在这充分展开的讨论中，第七回的碎片化的事件描写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小说《红楼梦》的叙事特征，有可能得以彰显。不过，无论是讨论点对点的照应，还是多点串联的线索，单单从情节本身来看，仍然是一种抽象的、概括性的解读，特别需要把这些关联点置于小说具体的语境中，形成纵向贯通和横向拓展的复杂互动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关联提供给读者的，就不仅仅是简单的相似性、重复性问题，而是在小说呈现的几乎是相似的事件中，发现其在不同的语境中发生的裂变，或者是，在一个看似对立、平行而没有交集的一组乃至几组事件中，依然能够把握到潜在的可以贯通事件的脉动。而这种动态的纵横关系的梳理和建构，其实也主要是就小说情节而言的。让小说情节回到小说的整体，让小说整体回到文学史、文化史乃至更大的历史社会整体中，而绝不是局限于整本书的边界，这才是我们需要不断去做、去实践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尝试对情节关联性加以建构，本身就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过渡性的抽象，或者说，当抽象成为一种认识的手段无可避免时，我们也只有经过多角度的无数次的抽象，才能逐渐接近《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具体真实。回到一个整体化的作品具体，这才是我们整本书阅读的重要之路。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课题“《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系列研究”( 批准号:20STA049)阶段性成果。
①⑥⑩ 吴铭恩汇校《红楼梦脂评汇校本》，万卷出版公司2013 年版，第96、96、92 页。
②⑨ 舒芜《舒芜集》第6 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333、107 页。
③ 转引自蔡义江《蔡义江新评红楼梦》，龙门书局2010 年版，第81 页。
④ 蔡义江《蔡义江新评红楼梦》，龙门书局2010 年版，第85 页。
⑤ 宁宗一主编《中国小说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第442 页。
⑦[16][17] 张俊、沈治钧《新批校注红楼梦》，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第166、1885、1888 页。
⑧ 曹雪芹著、无名氏续，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07 页。以下引《红楼梦》原文若无特殊说明，均引自此书。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3 页。
[12] 《百年红学经典论著辑要·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鲁迅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20 年版，第11 页。
[13] 李希凡《李希凡文集》第2 卷，东方出版中心2014 年版，第311 页。
[14] 张爱玲《红楼梦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年版，第75 页。
[15] 《百年红学经典论著辑要·何其芳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20 年版，第3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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