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农

　　今年五一节期间，忽闻胡文彬先生仙逝，顿觉心情沉重。之前虽闻文彬师身体不适，也曾经想去医院探视，但中日医院还处在疫情管控期间，再加上大家都向文彬师隐瞒病情，多方缘由以致最终也未能探望，留下遗憾。送别文彬师之后，红楼梦研究所张云君电话中和我说，希望我写篇回忆胡公文彬先生的文章。太太也再三鼓励我，希望从我与文彬师多年交往的角度，写写我和文彬师交往的事情，从我的视角谈谈先生在治学方面对我的影响。我与文彬师交往近三十年，可谓亦师亦友，结下深厚的忘年之情，甚至被文彬师戏封为“胡家马少爷”。有这层关系，有众人的鼓励，再加上我也曾经为文彬师出过几部红学著作，自然要为怀念胡文彬先生写点东西。可一旦提起笔，又有诸多胆怯之心。毕竟文彬师在红学领域耕耘数十年，学术建树甚丰。我一个红学门外汉，谈论文彬师的学术成就，实属孔夫子门前卖三字经。思前想后，还是记点与文彬师交往之事，以表怀念。

　　我与胡文彬先生相识是在1996 年春。1995 年黄宗汉先生与我和时任中国书店总经理的沈望舒先生提及顾平旦先生要出一部“红学丛书”，我当时担任中国书店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这事自然就落在我的身上。好在我与顾平旦先生认识，容易交流。顾平旦先生到社里与我具体商谈，我才知道顾平旦先生是要编撰和出版一部“红学研究珍稀资料”丛书。彼时我对红学知之甚少，该项目又是一个大部头，一时间难以确定是否接受，事情就搁置起来。转眼过了一年，顾平旦先生再提此事，我当时表露出对这个项目的学术价值和出版意义都处在茫然的状态，拿不定主意。顾平旦先生便对我说，我为你介绍一位红学家，在红学领域有很高的学术造诣，他对我这个项目了解很深，叫胡文彬。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顾平旦和胡文彬先生一起到当时在西琉璃厂57 号的中国书店出版社，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胡文彬先生。记得胡先生看到我第一眼就说了句:“嚯，这么年轻的出版社领导啊!”说得我当时都接不上话茬。胡先生善谈，一落座便拉起闲话来，我才知道胡先生过去也做过编辑，立刻觉得彼此的距离拉近了。那天胡先生谈了很多，从“红学研究珍稀资料”丛书编撰特点、基本状况，到它的学术价值、文化意义一一道来。胡文彬先生还专门就当时红学状况做了一个大体的介绍，从当时红学诸多困惑的角度谈了这个项目的学术意义。记得当时谈到“索隐卷”，文彬先生说: “要是大家能看到这些历史上索隐派的资料文献，也就不会听写那些到处胡乱讲什么《红楼梦》里的谁谁是暗喻什么人了。”胡先生的一番高论，对我这个红学门外汉来说可谓是受益匪浅，让我对“红学研究珍稀资料”丛书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后来中国书店决定立项，并报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作为北京市的重点出版工程，就缘于胡先生的这次谈话。次年中国书店正式将“红学研究珍稀资料”丛书立项，并召开第一次编委会，会前文彬师没少为我们出主意、做筹划，从编委会成员的确定，到每一卷分卷主编、全书基本框架、各卷大体规模等等，文彬师都提出了很多详尽的意见。在这期间，通过文彬师的介绍，我对红学领域诸位先生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有了了解，诸如:林冠夫先生长于《红楼梦》版本研究，张书才先生在曹家家世、清朝档案与奏折等研究领域建树颇丰。当时确定的各分卷主编，如:张庆善先生承担“评点卷”、张书才先生承担“文献卷”、顾平旦先生承担“题咏卷”、胡绍棠先生承担“考证卷”、徐恭时先生承担“书目卷”、俞晓红女士承担“文评卷”、周文康先生承担“杂评卷”、封世辉承担“索隐卷”、杜春耕承担“工艺卷”等等，都是在胡先生的指导和协调下确定下来的。当然这个项目后来因为顾平旦先生去世而被迫下马，但是这部丛书的立项和初期工作，让我对红学以及诸家研究有所认识和了解，文彬师功莫大焉，是我接触红学的入门导师。

　　2000 年12 月，文彬师提出想看看中国书店所藏《红楼梦》版本。当时我协调中国书店库管部门，将中国书店所藏诸《红楼梦》版本调出来请文彬师掌眼。文彬师那次看得很细，尤其是对中国书店所藏程乙本点评甚多。我在一旁跟着胡先生一册册翻检，凡遇到有过去该本的收藏者批校内容时，文彬师都要仔细阅读，边看边评，让我得到了一次难得的《红楼梦》藏本品鉴机会。中国书店所藏程乙本《红楼梦》是程乙本诸藏本中比较特殊的一部，虽缺引言，但其品相还是比较突出的，得到了文彬师的高度赞扬。尽管我在中国书店工作数十年，对古书版本也略有了解，但是跟着红学大家一起评鉴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亲耳聆听文彬师对诸《红楼梦》版本的评价，对我们所藏程乙本及其书内的诸多校订文字的分析和讲述，让我对程乙本的认识有了更深刻的解悟。尤其是通过文彬师对程乙本摆印细节的分析，许多过去纠结的疑问豁然开朗。也就是那次对诸《红楼梦》版本的评鉴，让我对《红楼梦》程甲本、程乙本的认识更为深入。后来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程乙本、程甲本，甚至我们整理出版《武英殿聚珍版办书程式》，都和这次跟随文彬师逐册翻检、评鉴《红楼梦》版本有直接的关系。

　　胡文彬先生性情耿直、为人热情，对后生晚辈多有提携。20 世纪90 年代后期，胡文彬先生还住在宣南地区的里仁街，离琉璃厂不远，来逛琉璃厂时就经常到我办公室坐坐。文彬师好酒，我也有贪杯之好，爷两个渐渐地就变成时不时地一起小酌一下，很快就成为忘年交。不过每次喝酒扯闲天，都是离不开《红楼梦》，离不开红学。记得当年沈治钧兄长要出版《红楼梦成书研究》，而杜春耕先生要出版《红楼梦二书合成说》，那时我对《红楼梦》成书研究知之甚少，便在酒桌上向文彬师请教。文彬师听了我的问题，笑着说:“问这方面的问题，可不是一句半句能说清楚的，要是非说，这酒可就没法喝了。”我借着酒劲，厚着脸皮请文彬师给我专门上上课，没想到过了几天文彬师专门到我办公室，用一下午的时间给我讲了《红楼梦》成书研究的问题，从《红楼梦》成书研究对红学的学术意义，最早提出《红楼梦》成书问题的裕瑞，到20 世纪60 年代初台湾学者梁宗之、大陆学者赵齐平关于《红楼梦》成书研究的论文，70 年代后期到90 年代初期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文、研究课题进展等一一道来。甚至还专门就编辑出版这方面图书要注意的问题也逐条的列举出来。那天我做的工作记录记了满满的一大篇，后来我安排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沈治钧兄长的《红楼梦成书研究》就是根据文彬师给我的讲述而确定了出版立项决心。

　　因为经常接触，不断交往，我也经常为有关红学的选题项目出版请教胡先生，再加上我们爷俩隔三差五的小酌欢聚，我与文彬师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但是文彬师一直非常注意督促我在学术上多发展，可谓耳提面命。记得有次开完会一起吃晚饭，文彬师突然问我: “发现你今天开会没怎么说话，这个会讨论的内容你提前做功课了吗?”我不敢隐瞒，老老实实说: “前几天一直忙，昨晚又和朋友喝酒去了，没顾得上。”文彬师的脸一下子就沉了下来，厉声言道:“你是中国书店出版社的负责人，商量选题你不提前做功课，不做准备，你在选题内容上哪来的发言权? 小子只会喝酒，当个酒肉社长总编，你能做好编辑出版工作?! 编辑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明白，但是要想做好编辑工作，要想和作者、和学者能交流起来，哪个编辑不提前做功课。你要是老这样，咱们爷俩的酒就别喝了。”文彬师的一番话，吓得我什么都不敢吭声了，那天酒喝的颇有些沉闷。从那以后我确实记住了文彬师的教诲，无论多忙，再参加有关选题的论证、学术研讨或其他专业会议，或者与有关学者专家商议问题，我都提前查阅相关资料，做好会商的准备，并且成为自己后来多年的工作习惯。当然，每每看到我在编辑出版工作中或学术上有所进步，文彬师也是及时鼓励和肯定。2002 年我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了《北京宣南文化的社会文化氛围与〈红楼梦〉的传播》一文，文彬师看到以后很是高兴，就是那段时间我被文彬师戏称为“胡家马少爷”，这体现出文彬先生对我在红学方面的涉猎有所首肯。

　　与胡文彬先生接触多了，自然也就萌发安排出版文彬师的红学著作的想法。胡文彬先生对我们安排出版他的红学专著有一个逐步尝试的过程。最初文彬师只是交给我们《魂牵梦萦红楼情》《梦里梦外红楼缘》两部红学研究文集。这两部文集均由我太太陶玮担任责任编辑。2000 年初《魂牵梦萦红楼情》《梦里梦外红楼缘》出版以后，无论是在文稿编辑，还是图书装帧设计，文彬师都比较满意。时隔两年，文彬师又把他的红学文集《冷眼看红楼》交给中国书店出版，这部书是我太太陶玮和我共同担任责任编辑。临近该书印制之前，文彬师无意提到现在毛边书颇为少见，我便安排我们的出版部特意为文彬师制作了十本《冷眼看红楼》毛边书，文彬师拿到《冷眼看红楼》毛边书后甚是欢喜，特意挑选一本送给太太和我，还在书前题词: “此乃洋装毛边书，久不见矣。今得建农特嘱，装订十册，高情深厚，感念不已。呈上一本分享快乐。”

　　中国书店安排的文彬师所著《魂牵梦萦红楼情》《梦里梦外红楼缘》《冷眼看红楼》三部红学文集的出版，得到了胡先生的充分信任。一次酒桌之上，文彬师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胡家马少爷这几年做的不错，大有进步啊。”我也顺坡下驴地凑热闹说:“我这属于孺子可教吧，以后您有红学研究大作，还在我们中国书店出吧。”就这样半酒话、半开玩笑地确定了文彬师的《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放在中国书店出版。

　　胡文彬先生的《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是他在红学上具有集成性的丰硕成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系统研究和阐述《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学术专著，在当代红学进程中具有突出的学术代表意义。

　　当代红学以往研究进程中，诸多红学研究者对《红楼梦》的细节研究得比较全面，像《红楼梦》版本问题、成书问题、曹雪芹家世、《红楼梦》各章节的文学分析、人物的刻画以及《红楼梦》内容中涉及的不同文化细节等等，都有大量研究文章和论著，成果颇丰。在红学中，如何领悟《红楼梦》对传统文化的折射，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精髓对《红楼梦》创作的影响，如何把握《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一直是红学研究者和《红楼梦》爱好者极为关注的问题。胡文彬先生正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高度，从文化史的视角去系统、完整地剖析《红楼梦》的创作及其文化价值，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人物语言、小说情节以及小说中所描述的场景，所涉及的诸多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等各个方面去研究和阐释《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正如胡文彬先生在“作者题记”中所言: “我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寻找曹雪芹与他的《红楼梦》自己的血脉、自己的土壤，从而寻找出《红楼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小说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成为不朽名著的独特的文化个性。尽管这是一个艰苦的寻找过程，但却是一件有着巨大意义的工作。”

　　文彬师的《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从《红楼梦》与中国诗性文化、《红楼梦》与中国戏曲文化、《红楼梦》与中国绘画艺术、《红楼梦》与中国园林文化、《红楼梦》与中国医药文化、《红楼梦》与中国梦文化、《红楼梦》与中国官制文化、《红楼梦》与中国奴婢制度、《红楼梦》与中国避讳制度、《红楼梦》与中国民俗文化、《红楼梦》与中国姓名文化、《红楼梦》与中外地名文化、《红楼梦》与中国服饰文化、《红楼梦》与中国饮食文化、《红楼梦》与中国茶文化、《红楼梦》与中国酒文化、《红楼梦》与中国游戏文化、《红楼梦》与中国家族文化、《红楼梦》与中国礼文化等十九个方面，分二十一章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完整地解析了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如何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内涵进行了凝聚和折射，细致论述了《红楼梦》一书中，曹雪芹是如何在小说情节中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传播心境，将《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

　　胡文彬先生的《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最初准备从《红楼梦》的文化解读这样一个视角去撰写这部著作，但是经过文彬师的系统梳理和成体系地展开阐述后，他觉得还是从全方位研究和论述《红楼梦》与中国古代文化的融合，以及从《红楼梦》小说情节、人物刻画、语言表述、场景描述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和体现这样的高度去进行研究和阐述更有学术意义，更加符合他所追求的“要寻找曹雪芹与他的《红楼梦》自己的血脉、自己的土壤，从而寻找出《红楼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小说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成为不朽名著的独特的文化个性”的学术目标，所以文彬师几易其稿，终于在2003 年春天完成了这部书稿。在出版文彬师的这部书稿时，还有过这样的几个小插曲。在确定文彬师这部著作的责任编辑人选时，因为以往文彬师在中国书店出版的著作，责任编辑都是我太太陶玮，这部书稿交到中国书店，自然就确定由我太太陶玮担任责任编辑。文彬师听到这样的安排笑了，对我说: “胡家马大少爷这是要躲清闲啊，陶玮是学古典文学出身，又当过我的书的责任编辑，我也信任她，知道她能做好。但是你小子不能躲清闲啊，你是学历史的，又搞了这么多年北京历史文化，你们两个各有所长，叫专业互补，你不能躲干净啊。”所以这部书稿依旧是我和太太陶玮共同担任责任编辑。文彬师过去也做过编辑工作，撰著这部大作又非常投入，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所以在交稿时，文彬师考虑到我们平日工作压力大、强度高，手里的项目也很多，在书稿的文字处理上非常认真，做得很细致。所以交稿以后和我开玩笑，说:“你们谁要是挑出来一处错误，我就请一次客。”但是毕竟文彬师当编辑是数十年前的事情，很多编辑出版规则已经有了很多新的变化。再加上我长期做北京文化史研究工作，对清代北京文化了解的多一点，处理稿件时自然会把自己所熟识的专业用上，对先生的稿件文字表述提出来一些看法。文彬师看了我提出来的建议意见非常高兴，开玩笑地说: “坏啦坏啦，小子挑出来这么多，你这不是就冲着让我请客来的嘛。”那段时间和文彬师可谓“密接者”，经常为了稿件的问题交换意见。那个过程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后来撰写《北京文化史·清代卷》，承担文彬师这部稿子对我影响和启发很大。我们那时一般都主动安排在下午见面，谈完书稿的问题，勾肩搭背地找个小馆子爷儿几个喝酒去了。书稿编辑出版后期，设计该书的封面，文彬师提出来由我题写书名。这可把我吓住了，毕竟自己几斤几两还多少有点数，我一再表示万万不可。但是文彬师一再坚持，实在拗不过恩师，只好采取折中的方式，图书护封书名用铅字排印，设计背景用我题写的“红楼梦”三个字和一段文彬师的“题记”文字作为装饰图案。图书精装壳的封面和扉页则使用我题写的书名。一位德高望重的红学大家的著作，由我这个后生晚辈题写书名，可以看出文彬师对我的厚爱和提携。

　　从《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正式出版刊行到现在已经十六年了，现在回过头再看文彬师的这部红学大作，它仍是一部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相融合的全新视角去研究《红楼梦》的佳作。也可以说是文彬师红学研究的集成，充分展示出文彬师在红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领域深厚的学术造诣及其成就，是文彬师数十年研红学术发展的新高度。文彬师曾经在这部书的“后记”中这样写过:“本书……意在探索古典小说研究的新思路，使文史研究结合的传统得到继承与发扬。”站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高度，去研究和解析《红楼梦》，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中所展示的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及作者通过小说情节、人物、场景等着意表现传统文化的心境去研究《红楼梦》的艺术魅力，这是文彬师《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最为显著的贡献。

　　“历史光影”红学在，“魂牵梦萦”文彬公，胡文彬先生走了，而他给我留下的是那么深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