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启明

　　直到此刻，我依然无法相信，胡文彬先生……真的……与我们……永别了……今生再也不能与这位话多、见闻多，朋友多、文章多的好友，把盏欢聚，扪虱畅叙……

　　文彬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红学事业，他的成就与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我深信，红学家们、学者们，他们无疑会予以深刻的评价的。

　　在近二十年来与文彬相识的年轻朋友的心目中，“胡老师”“胡先生”“胡老爷子”已是一位前辈、长者、老人; 但在我的心目中，那四十年前的风华正茂的老胡，却是永远挥之不去的。他还曾多次自豪地对我说，他读大学时，曾是学校的万米长跑运动员。

　　四十多年前，在1980 年哈尔滨首届《红楼梦》研讨会期间，我初识“文雷”中的文彬。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地举办的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往往会期较长，五天甚至一周，而且大会、小( 组) 会交错。因此与会者之间，会上会下可有充裕的交流、交往。不像现在，会标很长，“暨”这个，“暨”那个，而会期多是一两天，甚至半天、两小时。

　　我不知道那次研讨会的与会者，如今还有哪些师友。但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记得，那次会议的前前后后、里里外外，特别是台前幕后，文彬都做了大量工作，而促成会议的成功。他是大会的秘书长，我只是一般的参会者。或许因为我们是同龄人( 当时人们说的“少壮派”) ，而且又是东北老乡，所以有了多次交谈，成为朋友。他坦言召开此次会议的种种不易，各方协调之艰难，承办方哈师大承受之压力，同时更谈到学界前辈的支持和同道的帮助……他的坦率、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众所周知，那次研讨会的召开，不仅是一次真正的红学交流，而且诞生了中外瞩目的“中国红楼梦学会”，对此后红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当我们在谈论或回忆这一重大红学活动的时候，不能忘记文彬及其他师友为此付出的努力，不能忘记刚刚离开我们的文彬的贡献。此后的1981 年济南研讨会、1982 年上海研讨会……文彬都参与了会前筹备、组织安排等各项工作，会议期间，我们总会看到他的忙忙碌碌的身影。朋友们开玩笑地说，老胡就是个天生的秘书长。

　　自1980 年以来的四十余年的交往中，我深感文彬确是一位“有棱有角”的知识分子，这是他的最可爱的品格。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厌弃那些“谄上骄下”的人，“谄上”必然“骄下”。而文彬绝非此辈，相反，他有时甚至有些“傲上”，而对所谓的“下”，却是满怀热情，相与提携。文彬不是学校的教师，在籍的学生不多，但他的“弟子”却是“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无论职业、学历、年龄，只要是红学爱好者、研究者，有求于他，则必然会得到他的鼓励、帮助、指导。很多在读的大学生、研究生，凡有求教者，他都会与之切磋，提供资料，甚至修改文章。全国各地的红学会、红学刊物、红迷活动，也都与文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大家都愿意听取他的建议，得到他的支持。而文彬为此也付出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直到暮年，一如故我。他认为，这是一个学者应尽的职责。

　　与同辈朋友的共事，文彬更是很好的“搭档”。早年的“文雷”，就是一例。近年来，张俊先生和我，也正是在文彬的“邀约”下一起参与了北京曹雪芹学会的工作。文彬与我个人也曾有过多次共同的活动，那些往事，至今历历在目。我们曾一起在铁岭、辽阳、洛阳、邓州等地应邀讲座。特别是有两次非常有趣的安排，今天想起来，不禁老泪潸潸。在我们头两天分别讲课之后，主办方又有一次特意的安排，即让我们两人同时坐在台上，与听众互动。那笑声掌声不断的生动活跃的场面，恍如昨日……有一位听众问:“两位先生，在宝钗、黛玉两人中会选择谁?”这提问本身就引起了大家的笑声，而文彬竟脱口而出: “我当然选择宝钗，因为黛玉的医药费我负担不起!”这样的回答，立刻引起全场哄堂大笑。我也乘兴而言，说胡先生言不由衷:“你不会选择宝钗，因为你和宝钗不是一路人……”没想到，文彬突然站起来，和我热烈握手，并大声说:“知我者，段先生也!”台上台下，掌声笑声，听众兴奋达到顶点……我们的老胡，就是这样一位“性情中人”!

　　文彬几十年来身处学界，特别是红学的圈子里，自然无法摆脱种种“人事关系”。从他与朋友的闲谈中可知，他对某些人、某些事，是很有看法的，有些看法还相当激烈。他的有些看法，我是有同感的，但我毕竟是圈外人，所谓“真相”更不了了。因此，听他说说，也就劝劝而已。但文彬又绝非仅凭意气的莽撞汉，在不同的场合，他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以顾全大局，维护团结。而对于“有恩”于自己的师友，他更是念念不忘。比如，他多次谈到某年重病住院手术，得到李希凡先生自始至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周到的就医安排。对此，他是真诚地铭记于心的。我清楚地记得，他不止一次说，要没有老李的关心和安排，我这小命早没了……

　　文彬性格中有很强的“自信”力，作为朋友，我是很佩服的。但他同样又是一位很容易接受别人意见、不固执、不矜持的人。近十多年来，在曹雪芹学会的活动中，我们的接触比较频繁。在参与学会刊物《曹雪芹研究》的编委会工作期间，对每一期的稿件都逐篇讨论。文彬对很多稿件及其作者的情况都有所了解，故而常常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对编辑工作很有帮助。但编委们毕竟会有一些不同看法，提出来与他商榷。而文彬则总是与之坦然协商，绝不固执己见。在讨论过程中，有些小事，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朋友们都知道，老胡的“话”特别多，在酒席宴上，在朋友闲聊时，他的话最多。即使在讨论工作的会议场合，他一旦打开话匣子，也会有很多话说，而且越说越来劲，还不免跑题。不过，没关系，这时，不论是会议的主持者或在座的其他与会者，都可以随时提醒他，打断他，甚至给他一个暗示，他都会毫不介意地立刻打住，还会愉快地说:“哎呀，说多了，说多了，你说，你说……”是的，文彬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这虽然是小事，但在我亲历过的有些场合，却发生过因主持人打断发言者的发言，而造成了冲突，使会议不欢而散的事。

　　我与文彬共同参与的最后一项工作，即近年来编注北京曹雪芹学会策划的《曹寅全集》。文彬先生作为主编，对全书做出了整体规划。我和其他几位先生分别负责各自的分卷。在探讨曹雪芹家世的问题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当然也是大家的共识，即关于曹寅的研究，是重中之重。因为，曹氏家族文化的最主要的特点，无疑是形成、体现在曹寅的“时代”，曹寅的“身上”，并进而作为“传统”深深地影响到曹雪芹。因此，编辑一部曹寅“全集”，应该是一项必须完成的工作。几年来，我们参与此项工作的全体人员都把这项任务看得很重，文彬作为主编，自然付出的更多。在我所负责的分卷中，有两件原始资料，正是文彬慷慨提供的。而在几年来的编注过程中，他却又完全不予“干涉”，完全“放手”。有时我在电话中向他( 主编) “请示”，他的回答也就是两个字:“你定!”既提供具体的帮助，又饱含对同道朋友的信任，这或许正是文彬的工作态度和方法。

　　今年春节前的2 月6 日，我们在曹雪芹学会拿到了排印出来的样稿，并获知这套书于今年内可以出版。大家自然是很高兴的。而借此机会，也正是春节前的一次小聚，学会还特意请来了张俊先生，大家一起迎接新春，彼此拜年。当时文彬还说，等《全集》出版时，咱们老哥几个好好喝一杯! 然而，有谁能想到，这2021 年的2 月6 日竟是与谈笑风生的文彬的最后一次相聚! 仅仅过去了两三个月，一切竟变得有如梦幻般的不可思议。老胡，将要出版的《曹寅全集》，你看不到了; 咱们说好了的那杯酒，也不能与你同饮了! 如今唯有无尽的思念，萦绕心头，“往事后期空记省”，“何须更赋山阳笛”……

　　2021 年6 月9 日

　　注释

　　① “往事”句，见宋代张先《水仙子》。后期，指日后的约定。

　　② “何须”句，见唐代许浑《同韦少尹伤故卫尉李少卿》。山阳笛，晋人向秀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