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启祥

　　天丧文彬。从他得病到离世，是如此匆促，我像被雷电所击，失语、麻木，恍恍惚惚。

　　文彬比我小好几岁，年长的追思年幼的就不顺，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文彬是个名满红坛的人，那些人所共知的业绩用不着我在这里说。比如他对新时期红学的重大贡献，比如他最早打开窗户引进港台和海外的红学，比如他参与创办了已成品牌的《红楼梦学刊》并编辑了早年的多辑，比如他有力地促成了中国红学会的诞生和各地红学会的成立，比如他积极推动了红楼文化的普及，又比如他扶持和提携了一大批年轻的学人，还比如他本人出版和编就了一本又一本的红学著作和资料……当然，更不能忘记他参与并负担了一系列红学的基础工程，《红楼梦》新校本、《红楼梦》大辞典、《红楼梦稀见资料汇编》等。

　　这里，我只想说一点，即就我个人长期交往和感受，文彬是个性情中人，他的言谈话语，高谈阔论，有时急不择言、任情随性、欲罢不能，这当中有一个核心，就是忧心如焚、义愤填膺、嫉恶如仇，也就是包含着一颗赤子之心，一种急切心情，一种真性情。

　　我不会喝酒，不是文彬的酒友，我们居处相距甚远，也少有促膝谈心的机缘。文彬的此类谈论只偶尔在某些饭局酒后听到，多数是传闻，而且是经过了一些加工，但是到了我这里，会有一种过滤和还原，体察到他的初衷和本意，他的纵谈，他的牢骚，以至苛责于人，常由于求之切、望之深。

　　这里，不包括文彬在正式场合的致辞、发言或讲课、报告之类，这些经过了充分准备、考虑成熟、分寸得宜。而人们熟悉的文彬是十分亲和健谈的，即使在正式场合之外，他也是个爱说笑、擅言谈的人，能言善辩，滔滔不绝，语惊四座，一吐为快。他的信息多，闻见广，我尝听他对学术腐败、学术造假、学术失范之疾言厉色的抨击，对虚假繁荣、沽名钓誉、投机取巧之深恶痛绝的讨伐。对于社会不公等负面现象的敏感，体现了当代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

　　在学术圈子里，情形往往要复杂得多，有些是非曲直不是那么容易辨析，学术评价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短时段和中长时段的评估会有不同，对事物的良莠好恶更不能凭一时一事定音。心直口快的文彬往往容易抑塞不平，牢骚满腹。如我前面所言，需体察他的初衷和本意，忽略他的某些过当激愤之词。

　　对红学前辈，文彬多有接触，如吴恩裕、吴世昌、周汝昌、冯其庸等。他尊重前辈，但绝不迷信，比如周汝昌先生，他认同胡俞之新红学，周先生是集大成者。参加过诸多纪念周先生的活动。但他说，先生是红学家，而非《红楼梦》专家。周先生别号解味道人，周的解味与曹之解味两背，周先生掉进自己的坑里去了。对冯其庸先生更有直白的批评，不说学术观点，即以冯先生的地位和作风而言，文彬曾说我们不过是打工的，不要再做过多名不正言不顺之事了。他认为老冯胸怀欠宽，梯队欠妥，眼光欠远，类此均值得深思。更重要的是他用行动断然否定了外界不利学界团结的某些言行，维护了红学的尊严和稳定。

　　对下一辈，文彬支持提携甚多，京津的、河南的、贵州的、广东的，不可胜记，交友广阔。正是通过文彬，我才结识了北京的宋广波、河南的张胜利、贵州的郭征帆等。有一次他给我开了个名单，约十数人，说“都是我的学界朋友，也爱你的书，签名送给他们吧”。我依言照办。许多人我并不认识。对身边熟悉的人他常有批评甚至斥责，但总出于好心。举切近之例，他责赵建忠甚多，出言犀利，但为他写序出书，助天津开两次中青年学术会议和其他学术活动。可谓责得多，帮得也多。

　　对于中国红学会，文彬的支持不可或缺。张庆善作为会长深明此义。我曾在微信中对文彬说:“你于庆善，亦师亦友，近在咫尺，支撑影响力远胜他人。”他回答道: “你说的是，尽力吧!”他还向我表示: “庆善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我甚清楚! 今后我亦会尽力支持他的工作! 无论从公于私我不会作旁观者!”文彬与庆善相识相知甚早，但有一段时期误解甚多，记得大约2009 年或者2010 年秋某天清早，庆善忽来电，其时他任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已有年日。我感到事态严重，马上给文彬打了电话，请他无论如何听我一言，体谅庆善公私交瘁，你虽为长者，屈尊主动与他面谈，任何矛盾当面解决胜于辗转传闻。万幸，危机得以化解。我十分感谢文彬能听我奉劝，终于化险为夷。

　　多年以来，我也曾尽力化解冯胡心结。记得有一年冯先生为文彬书写毛泽东诗词: “风物长宜放眼量。”文彬曾高兴地挂在室内显眼处。听说冯重病期间曾找胡坦诚对谈，彼此都满意。2014 年冬，冯先生委托庆善和文彬负责1990 年版《红楼梦大辞典》的修订，其后李希凡先生更以书面形式强化了这一委托，足见二老对他的信赖和厚望。

　　上面提到文彬早期对《红楼梦学刊》创建之功，然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在本世纪的长时段里，文彬的意见、建议以至一些点子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实施。他却一直是文化部办公厅聘任的学刊审读人，他常忧心于一个时期里学刊的质量问题，表达对这一品牌刊物的严重关切。他在谈及审读中“看到希凡老文章的故意安排，令我愤怒不已。此情此景令我担忧!”这是作为一位正直学术工作者的应有品质，作为审读人做到监管有力、不徇私情。“恨铁不成钢”是文彬对红学中许多人和事的基本情结，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

　　都说红学水深，碰触不得。我身在漩涡之中，深感红学界人个性鲜明，各持己见，不易协调，但若真心待人，体谅他者，换位思考，并非不能共事。数十年来，我作为一个安全阀，真心实意，顾全大局，固辞各种职衔。文彬知我，对我多有信任，在人面前说我好话较多，传来一则，谓宁府混浊，惟有石头狮子干净，吕姐乃红界石狮子也。我有自知之明，不过是个凡人，亦深感文彬之情，他之较能听我之劝，或即源于此。

　　我以性情中人视他，包容他的纵情出格之处，和而不同，体之谅之，维系着一份虽淡泊却真诚持久的情谊。他关心我出自真情。当我被误解和伤害时即仗义执言。他常能对我说些肺腑之言，随性之感，他曾发微信给我说: “我心中焦虑，有时真的烦躁不安。我把你当作唯一的老大姐说说心里话!”我很珍视这份情谊和信赖。我曾说: “没有棱角和义愤，就不是胡文彬，世上没有完人。”他说: “我这辈子是东方不亮西方亮，谁也挡不住。因为我没有坏心眼儿，日久见人心。你对我呵护，我心知之。”他多次表示: “你对我保护爱护我心知之，为不辜负你的心意，我将努力协助庆善的工作，完成这次( 《红楼梦大辞典》) 的修订工作。”“我会积极支持庆善的。”

　　文彬走得太仓促，尚有宏愿未了。近年得知，他计划还将推出三本书: ( 一) 《历史的真相——高鹗与红楼梦》;( 二) 《一桩历史迷案的终结——〈废艺斋集稿〉的伪造》;( 三) 《千年的呼唤——红楼梦中的曹寅映像》。他将在有生之年“尽全力而奋斗，留给历史”。这些著作，天若假年，当能如愿以偿。

　　遥想曹会中兴，文彬有缔造之功，他曾商之于我，建议力请高校张、段两位先生出山，曹会用力不小，得以形成“四老”局面。世事往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文彬是“四老”中最少的一位却先走了，使他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直到2020 年6 月，他还在微信中说过: “《大辞典》修订、校注本修订两件一直是心头大事，近年放弃自己写作和许多外地邀请，集中读卡片，然而……”无论他怎样的憋气，却总是牵挂着这两件事。我始终相信红学的基础工作，是他心头深深的挂念，永久的眷恋。

　　著述业绩，是有形的，泽惠后人; 性情中人，是无形的，启示我们去倾听那热忱激越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