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汇群

　　内容提要:当下中国的国际传播需要打造国家文化资本，以增强国家软实力，提升国际话语权。打造《红楼梦》文化资本，构建中国国家软实力，也由此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议题。《红楼梦》文化遗产具有美学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象征价值、真实价值等多种价值，可以从传播主体、渠道、效果等层面着手，打造《红楼梦》文化资本，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

　　国家的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和硬实力相比，软实力更强调吸引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在中国周边乃至国际舞台上制造紧张氛围，对抗西方文化霸权，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亟需提上议事日程。2021 年5 月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改进国际传播工作，“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可见，深入挖掘中国文化故事，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成同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已经成为当下对外传播工作的当务之急。《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艺术成就最高峰的重要代表作，在世界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享有极高的文化声誉，如何以《红楼梦》为桥梁，向外传播优秀中国文化，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回应国家重大需求，也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议题。

一、国家软实力与文化资本

约瑟夫·奈指出，国家软实力主要来自三方面“文化( 在其能发挥魅力的地方) 、政治价值观( 无论在国内外都能付诸实践) 、外交政策( 当其被视为合法，并具有道德权威时) ”，文化包括迎合精英的高雅文化和侧重大众的流行文化，通过蕴含于其中的共同价值观念形成吸引力并影响国际受众，让其对源头国文化形成认同感，并做出主动了解、靠近的行为。

　　文化往往是无形的，而考量其传播效果，又必须落实到有形的行为层面，由此，或许可以考虑借鉴“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来进行衡量。“文化资本”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的理论基础上，布尔迪厄对资本进行了进一步细分，他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文化资本以三种形式存在: “( 1) 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 2) 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 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 ……( 3) 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在布尔迪厄看来，资本主义把一切都变成了商业交换，资本生产的特点是以同一和扩大的方式去获取最大利润，资本的介入改变了此前没有积累的单纯的竞争关系，资本在时间上体现了世界的内在结构，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实践成功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对个体而言，文化上的优势本身就是家庭文化资本投资的产物，投资和产出之间，呈现某种正相关关系。

　　布尔迪厄的理论，原本是以个体为研究对象而建立，但将其文化资本概念与国家相结合，也有相通之处。从文化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文化资本既包括经济价值，也包含文化价值，而文化价值以两种形式呈现，即有形的文化遗产资产和无形的内在群体共享价值等，两者都需要投入成本维护，随着时间流逝也都能产生服务流量。事实上，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传播学界提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批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传播技术上的优势，进行了文化资本的跨国运作，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倾销文化产品，获取了高额的经济利润，也进行了文化价值观的扩张。也就是说，凭借着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先发优势，西方国家积累并输出国家文化资本，在全球市场获得了经济、文化等多重利益，这种建立在不平等交流基础上的文化霸权模式固然应引起我们的警醒，但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建构更有影响力的文化符号，打造文化资本并加强国家软实力，已经成为刻不容缓、不容回避的时代重大需求。由此而论，重新审视西方国家运营文化资本的路径和模式，也能发现不乏借鉴之处。

　　文化资本如何转化为国家文化资本? 有研究者结合布尔迪厄和约瑟夫·奈的理论，从内涵上对国家文化资本进行了梳理，强调国家的文化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国家文化资本，但应更侧重于文化资源的市场化和商品化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国际传播中应选择在内涵上具有共同价值观念、能引起全球受众广泛共鸣的文化资源，对之进行开发投资，使其转化为国家文化资本，并在全球市场赢得认可。

二、《红楼梦》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文化自信的源泉，也是对外传播的重要支撑，而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适合国际传播的文化符号以打造国家文化资本，《红楼梦》可谓最佳选择。

　　《红楼梦》成书于清代中期，起初在满族贵族中传播，至清末民初，《红楼梦》已经成为人们所熟知的经典名著，从精英文化圈辐射到大众群体。在这个过程中，《红楼梦》相关文本被刻印并进入出版市场，为出版书商赢得了高额利润，可以说，伴随着《红楼梦》的成书和传播，其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始终互相嵌入，缺一不可。民国以后，借助现代电影媒介，《红楼梦》多次被搬上银幕，从20 世纪20 年代到70 年代，上海和香港的多家电影公司出品了多部《红楼梦》电影，使得红楼故事脱离文本局限，以视觉媒介的形式绽放光彩。此后，电视剧的改编传播，使得《红楼梦》的影响力辐射到大中华文化圈和更广泛的海外市场，成为更具知名度的中国文化IP。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移动传媒的兴起，移动音、视频变为传播主场，北京大观园、曹雪芹纪念馆、江宁织造博物馆成为新的打卡圣地，《红楼梦》的跨媒介改编叙事也进入全新阶段，经典文本在新的媒介时空下焕发出新活力，并展现出新的时代价值。梳理近三百年来《红楼梦》的传播历史，可以发现《红楼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意义，早已溢出了单一的文本局限，衍化出庞大独特的曹红文化遗产体系。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 年发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2003 年发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文化遗产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上所述，《红楼梦》文化遗产包括文学文本和在文本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媒介产品、建筑、纪念物等有形遗产以及内在的价值观念等无形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是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连接了历史和当下，也为将《红楼梦》转化为国家文化资本奠定了相应基础。作为国家文化资本，意味着要跨越不同民族文化差异架起沟通桥梁，在文化价值上，应当具有共同性和普适性。有学者曾将文化价值的测量标定为美学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象征价值、真实价值等六种价值，以此考量《红楼梦》，可以发现它确实在这六个层面展现了丰富的内涵和魅力。

　　美学价值:以美、和谐等为特征的美学价值，是文化价值的基本构成。《红楼梦》的美学价值，最重要的是文学之美，这体现在叙事结构、叙事描写、叙事体裁等方面。在叙事结构上，《红楼梦》采用了多条线索并行的网状叙事模式，人物出场有条不紊，叙事安排错落有致，建构了恢弘辽阔的叙事图景。在叙事描写上，《红楼梦》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和内心独白，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发掘深入刻骨，将古代小说的心理描写推进到罕有的深度。在叙事体裁上，《红楼梦》文备众体，在日常生活的平实叙事中插入诗、词、歌、赋、谚语、酒令、灯谜等多种形式的文字，小说充满诗性色彩，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辞令之美。《红楼梦》表现出来的艺术魅力，不仅使它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也征服了更多的异国受众。早在1812 年，《红楼梦》的英文节译已经出现，19 世纪甚至一度出现了一个用英语翻译、传播《红楼梦》的小群体。而1981 年法文译本出版后，法国《快报》周刊曾评论它“从而填补了长达两个世纪的令人痛心的空白，这样一来人们就好像突然发现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我们似乎发现，法国古典作家普鲁斯特、马里沃和司汤达，由于厌倦于各自苦心运笔，因而决定合力创作，完成了这样一部天才的鸿篇巨著”，将曹雪芹与世界级大文豪相提并论，可见《红楼梦》的文学之美跨越了不同文化区隔，足以跻身于世界经典名著之列。

　　精神价值:内在的、为全人类所共享的精神价值是文化价值的另一层含义。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最后的文学杰作，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既包含了尊重生命、仁爱和睦等传统文化理念，还蕴含着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等宝贵的现代价值因子，其精神格局远超于作者所处时代，能引起现代人更多共鸣，给予全人类更多精神滋养。《红楼梦》以“梦”为源起，讲述青春故事，以“千红一窟”“万艳同悲”表达了对挣扎于不公平命运中个体的深切同情，以及作者对“大观园”世界的憧憬。曹雪芹勾勒的那个桃花源，是不被世俗玷污、不被偏见遮蔽的理想王国，是个体可以全面充分发展的自由世界，是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友爱互敬的美好家园，表达了对人类普遍命运的超越性思考。美国学者马克·范多伦曾评价《红楼梦》“这部小说价值极大，其本质特点终将得到认可，因为它关于人的思想与心灵，无论时间或空间都不能改变这一点”，点出了《红楼梦》的精神高度。从这个角度来看，《红楼梦》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和升华，也可以成为当下我们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源泉，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加强和世界的交流沟通中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价值: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从本质上来说，是能够凝结、固人们的集体记忆，唤起社会认同。法国学者哈布瓦赫认为人类记忆建立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集体记忆的框架把我们最私密的记忆都给彼此限定并约束住了……为了恢复这些记忆，我们必须沿着他人假如处于我们的位置也会沿循的相同道路前行”，人们必须从集体记忆的框架出发去共享经验、寻求理解，社会认同由此形成。《红楼梦》本身带有很明显的记忆痕迹，是作者根据家族和自身记忆进行再加工写成，而《红楼梦》的阅读者、接受者们，往往也必须从自己所处时代的集体记忆框架出发来解读它，“对同一事实的记忆也可以被置于多个框架之中，而这些框架是不同的集体记忆的产物”。自《红楼梦》成书以来，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红楼梦》的学术研究，从传统文化出发，在新时代再次回归传统，“大体上经历了一条由学术研究经典到文学经典、再到文化经典的演进之路”，多种集体记忆框架叠加，折射出中国社会心态的变化，也进一步强化了受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无独有偶，西方学术界对《红楼梦》的解读也呈现出多种集体记忆框架叠加的局面，有研究者梳理了20 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的《红楼梦》收录情况，发现其历史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上半叶以宝黛爱情为主线，六七十年代则多角度展示了《红楼梦》的文学性，90 年代受“重写文学史”思潮影响，《红楼梦》被去中心化。英语世界对《红楼梦》解读的变化，反映了西方对中国认知的改变，也折射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某种认同。如白之在其出版的《中国文学选集》前言中提到《红楼梦》与女性主义的关系，彼时女权运动在美国风起云涌，白之在遥远的东方古代社会里寻求某种文化共享，生成了全新的文化认同。

　　历史价值:历史价值指的是文化遗产承载、反映具体历史生活环境的价值。中国古代小说本身就和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被视为正史之余，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而《红楼梦》更被誉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它涵盖了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饮食、服饰、养生、医药、建筑、礼仪、习俗等，涉及人物近千人，上至贵族缙绅，下到贩夫走卒，对18 世纪的中国社会进行了全景式描绘，堪称彼时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更难得的是，《红楼梦》成书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作者于有意无意间敏锐地感受到传统社会秩序即将坍塌的末世混乱，捕捉到个人处于历史转型时期的茫然和痛楚，并以艺术的形式，将历史横切面进行了生动的还原展示。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曾经评价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尔王》，认为“《李尔王》通过中世纪的布道－说教或归纳式推理以展示全新的文艺复兴式生活运动的疯狂和悲惨”，但是“除非在艺术视角里，否则这一蜕变和剥离的过程需要漫长的时光”。换言之，莎士比亚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了欧洲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种种裂变，而《红楼梦》也以写实的笔墨提取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原生态史料，为世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财富。

　　象征价值:文化遗产的象征价值包括象征符号和象征意义。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在国际文化领域寻求更多话语权，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再审视，这一过程也被称为“再东方化”。在国际传播中，意味着要选择最具代表性、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象征符号展开话语权竞争。就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而言，《红楼梦》的象征价值格外突出。从书名来看，《红楼梦》又名《石头记》，红色、梦、石头等意象，洋溢着浓郁的东方文化色彩，建构了诗性的写意世界;从语言来看，《红楼梦》采用了标准的北京官话，粗通中文即能大体读懂; 从内容来看，《红楼梦》展示了贵族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充满人间烟火气息，受众可以从多种角度切入，寻找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和领域。更重要的是“红楼梦现象”，一本成书于数百年前的文学名著，何以能历久弥新，不断引起中国人的狂热阅读兴趣? 接触《红楼梦》，可以让西方更好地和中国展开对话，了解“中国人想什么”和“为什么如此想”，建立更好的沟通渠道。

　　真实价值:真实价值指文化遗产的原创性和可验证性。《红楼梦》是一部作者以家族故事和本人生活经历为本事进行再创作的自传体小说。20 世纪初，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学者对曹雪芹的家族往事做了初步考证，曹学由此成为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曹家在江南经营六十余年，返回北京后先后居住在蒜市口、西山一带，留下了相关历史遗迹和口头传说。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和开发，一方面能进一步对《红楼梦》成书的具体环境展开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则能为受众接触、体验、沉浸于红楼故事和中国文化提供抓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跨国交流活动频繁增多，中国的曹红文化遗产将在真实性、可感性等方面，为国际受众释放更多的真实触感。

三、打造《红楼梦》文化资本:讲好中国故事的再出发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进入全球市场分工晚于西方国家，在文化资本的运作方面尚处于早期阶段。但中国实力的提升，使得全世界都更加关注中国，而选择从《红楼梦》这样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名著入手，来了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和中国文化的本质，是最有效可行的选择。文化沟通的外部条件已经成熟，如何打造《红楼梦》文化资本，在国际大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也已成为当下红学的重要挑战。而对文化资本的积累运作，在部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运营得比较成熟，可以选择参照，成为《红楼梦》文化资本开发的他山之石。

(一)莎士比亚文化资本:他山之石的启发

莎士比亚是享誉全球的大文豪，从文艺复兴时期至今，他的文学作品已经风靡世界四百余年而不息。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曾推动了莎剧在英国和欧洲的流行，而此后大英帝国的海外扩张和相应建立的英语霸权，则进一步推动了莎剧在海外世界的推广。而作为全球最早提出“创意产业”的国家，英国在20 世纪90 年代就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国家重点产业予以支持，莎士比亚IP 也由此上升为英国的国家IP，成为英国对外推广的文化符号。

　　2012 年，英国启动了“非凡英国”( Britain is Great) 项目，以提升英国的领导力和创意力。该项目将莎士比亚视为英国最重要的“文化资产”( cultural asset) 和“软实力资产”( soft power asset) ，从非凡旅游、非凡教育、非凡外交等多方面对莎士比亚品牌进行了开发和建构。

　　非凡旅游:英国旅游局将莎士比亚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资本，采取诸多措施来吸引海外游客，包括和美国、加拿大的皇家莎士比亚公司合作，吸引北美游客访问“莎士比亚的英格兰”。英国旅游局还运用数字营销来推广莎士比亚旅游，包括在雅虎旅游频道首页放置广告，为莎士比亚故居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小镇提供详细的旅游手册，还开发了专门的旅游促销网站，鼓励游客访问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小镇和周边地区等。

　　非凡教育:国际市场都在激烈竞争国际学生，英国也巧妙利用莎士比亚品牌吸引国际学生。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策划了“莎士比亚风格”项目，鼓励国际学生在英国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其中相当部分材料选自莎士比亚的作品。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网站覆盖了49 个国家的80 个英语学习中心，开发了“学习英语”APP，专门设置有“非凡文学”视频学习板块，将莎士比亚作品和文化遗产作为学习内容。

　　非凡外交:莎士比亚作为英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符号，被英国外交部视为不可或缺的外交资源。英国外交部出面协调，通过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合作的外交文化网络将莎士比亚输出到全球多个国家。在俄罗斯，莎士比亚环球剧场在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剧院演出以庆祝契诃夫国际艺术节;在中东，英国于“卡塔尔—英国文化年”期间举办了一系列以莎士比亚为主题的文化和经济活动。此外，在南美洲、非洲、亚洲，英国都通过莎士比亚符号打造了有创意的外交活动。而在东欧捷克，英国大使甚至在《第十二夜》中亲自出演奥利维亚的角色，她的表演在布拉格引起了轰动。

　　综合来看，“非凡英国”项目将莎士比亚视为重要的软实力符号，通过它在全球提取故事，进行创意改造后，再输出到全球，形成完整的文化产业链，并获得了巨大的市场和文化影响力回报。

(二)打造《红楼梦》文化资本

迄今为止，《红楼梦》的外语翻译至少已有二十多种，早已在海外世界奠定了初步的传播基础。囿于时代隔阂、文化差异，目前《红楼梦》的海外传播更多局限于精英知识分子圈层，大众普及率较低，接触面较窄。从莎士比亚文化资本的运作经验来看，要讲好红楼故事，必须兼顾跨文化传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从传播主体、渠道、效果等层面着手，打造适合国际受众的文化产品，输出中国文化。

　　1. 主体:打造多元的讲故事队伍

　　在莎士比亚文化资本的海外推广中，英国政府是主导，企业界、学术界、民间组织等都全力加入，讲莎学故事的队伍阵营相当庞大。中国国际传播的主导权一直掌握在主流媒体手里，但当下国际环境的变化已经对国际传播主体提出了更多要求，构建多主体、立体式的对外传播格局已经势在必行，完全可以打造一支多元的讲故事队伍，从多个角度来讲述红楼故事。

　　讲故事的队伍可以大致分为“走出去”和“请进来”两类。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性名片，《红楼梦》在对外交流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 年访问印尼、2014 年访问法国、2015 年访问美国期间，都向对方提到、推荐了《红楼梦》，总书记的“红楼梦”外交是大国外交的有机组成，也彰显出《红楼梦》作为中华民族对外传播思想源泉的重要性。又如孔子学院是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阵地，在日常工作中，可以通过举办讲座、演出、教学等方式向所在国受众介绍《红楼梦》，如2013 年莫斯科语言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红楼梦》主题活动，2017 年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专题讲座，邀请著名学者赵振江主讲《堂吉诃德》和《红楼梦》，2019 年泰国曼松德孔子学院举办“手绘名著，再现经典”四大名著配图比赛，这些活动都说明《红楼梦》在海外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中华文化代表性名片的重要作用。

　　“请进来”指创造机会条件，让来华外国人士接触了解《红楼梦》。在这方面，以往多局限于学术交流等领域，但近年来，来华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完全可以考虑培养专门师资，为留学生开设《红楼梦》的中文课程和其他语种课程，引导他们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增强对中国的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同，并培养《红楼梦》对外传播的意见领袖，促进中国文化在其母国的进一步传播。

　　2. 渠道:打造全产业链

　　莎士比亚文化资本覆盖图书出版、影视改编、舞台演出、主题公园等多个环节，其产业长尾足以在国际市场获得充足的市场回报。以《红楼梦》而言，目前的海外传播主要集中在图书出版这部分，对产业链的其他环节涉及不多。在新媒体网络连接全球的当下，传统的图书出版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加强数字出版、影视产品出口、鼓励跨国艺术交流等，应该成为打造《红楼梦》文化资本的题中应有之义。

　　和传统出版相比，数字出版能通过多重数字平台、多种数字形式，更有效地抵达受众。如2014 年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跨超本《红楼梦》，一本1 厘米厚的口袋书，其内容可以通过纸质书、iphone、ipad、kindle、android、googleglass 等多种平台访问。扫描书中附有的多个二维码，可以欣赏到与《红楼梦》相关的多媒体内容，包括广播剧、音乐、动画、插图、游戏等。这种耳目一新的改编形式，使得《红楼梦》的阅读变得更便捷，而且更适合当下受众的碎片化阅读习惯。该书的首发式上，就被欧洲出版社签下发行10 万册，并获得了“中国最美的书”称号，说明经典名著的数字出版在海外市场还有更多可供发掘的潜力。

　　和图书相比，影视产品能以更直观的视觉符号吸引受众。《红楼梦》是古典小说，古代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知识点相对密集，抬高了国际受众的阅读门槛，将之进行视觉转化后，画面和声音能将故事诠释得更立体，直接抵达受众。尤其是新媒体兴起后，全球受众可以通过视频网站观看影视产品，进一步拓展了传播面。在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油管( YouTube) 上，截至2021 年9 月15 日，1987 版《红楼梦》和2010 版《红楼梦》总点播量都超过千万，根据英语评论来看，海外受众提到视频的画面和色彩都非常打动人，期待这些视频能配上西班牙语、英语等字幕，并表示观看视频激发了他们阅读《红楼梦》小说的兴趣。

　　以舞剧、音乐剧演出的形式进行跨国交流，也应是《红楼梦》走出国门的另一种方式。演出现场的互动，能营造具体的交流情境，让受众切身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如2016 年英文版歌剧《红楼梦》在旧金山歌剧院公演6 场，上座率高达97%。2017 年，旧金山歌剧院与香港艺术节联合推出该剧，以“西方语言”演绎“东方之梦”，《洛杉矶时报》评价华人作曲家盛宗亮“对交响乐拥有敏锐的嗅觉和极佳的品味。他中西结合，巧妙且富有想象力地运用了铜管、吹奏乐和打击乐。音符交融迸发，听似特技一般令人难以置信。中国民族曲调变换成富有表现力的新音乐形式，五彩斑斓”。从国际受众的反应来看，将《红楼梦》推入全球文化市场，需要从形式、语言、情境等方面对之进行国际化的转化，赋予更多现代价值，能实现更好的交流沟通。

　　3. 效果:打造中国文化的在地感

　　考察《红楼梦》国际传播的效果，最终要落实到国际受众对中国文化的认可接受上，从接触中国文化到亲自前往中国体验本土文化，这种态度到行为的具体转变，可以视为重要的考量标准。“在地”是英文local 的中译，任何国家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必然是源于本土、落于本地的。这意味着文化资本固然要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攻城略地，但在文化气质、文化内涵上，它却始终需要保持某种在地感。以莎士比亚故里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小镇为例，它立足于文豪故里的定位，通过建立故居体系、采用丰富展陈方式、开展推陈出新纪念活动等多种措施，打造了独属于小镇的核心魅力，也进一步巩固了莎士比亚文化资本。

　　以《红楼梦》言之，书中固然有意隐去了具体地点背景，但考证曹氏家族往事，他们在南京、北京等地都留下了活动印记。近年来，北京极力打造“大师故里”，2011 年“曹雪芹传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市随即启动了“曹雪芹西山故里”、白家疃红学小镇、北京植物园曹雪芹小道、通州张家湾“红学文化之乡”等文化空间的建设。在北京范围内，从海淀到东城、通州、怀柔，曹红文化景观的系统建设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在北京城外，辽宁辽阳、铁岭、河北正定、唐山、江西南昌、安徽宁国等地都开展了城市红楼主题文化活动; 此外，大运河沟通南北，从扬州、南京到苏州、杭州，相应的《红楼梦》文化景观的建设也方兴未艾。综合来看，当下《红楼梦》文化遗产的空间生产为国家文化资本的转化提供了丰富的积累。贯通京城、跨越南北的曹红文化景观体系已经初呈规模，为发展跨国旅游，强化国际受众的中国认同奠定了初步基础。从海外受众的反应来看，参观红楼文化景观激发了他们阅读《红楼梦》的兴趣，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部分景观存在英文翻译较少、商业化严重、交通不便、门票贵等问题，还需做更多改善维护工作。加拿大学者伊尼斯曾将媒介分为偏倚时间和偏倚空间两种类型，前者不便于移动，更容易形成权威。换言之，当受众克服空间的障碍，前往媒介所在地与之进行近距离接触时，对媒介所承载文化的认同往往于无形中确立。作为参与者与地方融为一体，建构记忆框架，从而形成共同的地方记忆、地方情感、地方认同，已在国内被证实为有效，在国际传播中亦值得期待。

　　综上所述，开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为增加国家软实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开拓更多空间。中国应从悠久璀璨的历史传统中寻找合适的文化符号，尤其是像《红楼梦》这样的经典名著，打造文化资本，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也为传播多元中国声音，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探索更多路径。

　　注释

　　①③ ［美］约瑟夫·奈著，马娟娟译《软实力》，中信出版社2013 年版，第XII、15—16 页。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 年6 月2 日，第01 版。

　　④⑤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192—193、190 页。

　　⑥⑧ ［澳］大卫·索罗斯比著，张维伦等译《文化经济学》，台北典藏杂志社2003 年版，第56—57、36—37 页。

　　⑦ 参见许德金《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文化:国家文化资本论》(上) (《江淮论坛》2013 年第5 期)。

　　⑨? 参见［美］葛锐著，李晶译《道阻且长:〈红楼梦〉英译史的几点思考》(《红楼梦学刊》2012 年第2 辑)。

　　⑩ 参见张仕英、翁家慧《百年红学 携手世界——红学家张庆善先生访谈》(《亚洲文化》2021 年6 月)。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161 页。

　　??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94、93 页。

　　? 林郭、严丹《从“历史文本”到“经典文本”——史学视野下〈红楼梦〉经典化历程的回顾与考察》，《红楼梦学刊》2020年第6 辑。

　　? 参见张丹丹、范兴萌《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集所呈现的〈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20 年第4 辑)。

　　?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杨晨光译《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76—80 页。

　　? 参见李向振《作为文化事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外价值实现》(《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21 年第5 期)。

　　?? 参见孙金爱《体验式学习在美国大学〈红楼梦〉教学中的探索——分析“通过阅读〈红楼梦〉理解中国”项目案例》(《曹雪芹研究》2020 年第4 期)。

　　? 参见张庆善《这里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地方》(《红楼梦学刊》2021 年第5 辑)。

　　? 参见刘江《〈莎士比亚的文化资本〉评介与思考》(《外国文学》2017 年第4 期)。

　　? 参见Dominic Shellard，Siobhan Keenan(eds). Shakespeare’s Cultural Capital: His Economic Impact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2016，p. 148－162.

　　? 参见孙伟科《从伟大经典〈红楼梦〉走向新时代的文化自信》(《红楼梦学刊》2018 年第3 辑)。

　　? 参见《莫斯科语言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红楼梦〉主题活动》，https: //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Du3W，2021年9 月15 日。

　　? 参见《沟通中西文化 重现红楼梦境——西班牙格拉纳达孔子学院举办专题 讲座》，https: //sfl.pku.edu.cn/wswj/kzxy/62489.htm，2021 年9 月15 日。

　　? 参见《曼松德孔子学院举办“手绘名著再现经典”四大名著配图 比 赛》，http: //jyxb.tjnu.edu.cn/info/1195/2877.htm，2021 年9 月15 日。

　　? 参见杜志军《2014 年〈红楼梦〉图书出版述评》(《红楼梦学刊》2015 年第1 辑)。同时可参见人民网报道:http: //culture. people. com. cn/n/2014/0925/c172318－25735834.html，2021 年9 月15 日。

　　? 韩显阳《歌剧〈红楼梦〉为何能在美国火》，《光明日报》2016 年10 月11 日，第12 版。

　　? 参见北图票务《英文原版歌剧〈红楼梦〉:“西方语言”演绎“东 方 之 梦”》，https: //www. sohu. com/a/164623223 _99937017，2021 年9 月15 日。

　　?? 参见毛巧晖《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知识生产》(《红楼梦学刊》2020 年第6 辑)。

　　? 参见肖波、陈泥《陷阱与突围:论莎士比亚故里的保护与开发》(《山东大学学报》2016 年第4 期)。

　　? 参见张云《对“曹雪芹与北京西山”的思考》(《曹雪芹研究》2015 年第2 期)。

　　? 参见毛巧晖《文学想象与地域民俗认同的构拟:基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中国红学文化之乡”构筑的思考》(《暨南学报》2019 年第4 期)。

　　? 参见何卫国《〈红楼梦〉的当代传播与城市文化名片》(《红楼梦学刊》2011 年第3 辑)。

　　? 参见金洁《〈红楼梦〉文学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研究——基于TripAdvisor 外国游客在线评论分析》(《红楼梦学刊》2019 年第1 辑)。

　　? 参见［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2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