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林

　　内容提要: 在新红学的创立过程中，胡适《红楼梦考证》与俞平伯《红楼梦辨》前后相继，双璧辉映，一同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新红学体系，历经百年而不衰，至今依然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与影响力。俞平伯《红楼梦辨》承之于胡适《红楼梦考证》，激发于与顾颉刚的频繁通信讨论，在1921 年8 月9 日至1922 年7 月8 日期间经历了开篇、沉寂、重启、高潮与尾声等不同阶段，相继提炼为价值定位论、狗尾续貂论、结局矫正论、三重态度论、色空正反论、钗黛合影论、“葬花”渊源论、内外时序论、南北空间论、写生手段论、怨而不怒论、戚高版本论等12 个重要论题，由此彰显了从文献考据转向文本批评的学术取向与独特价值。其中又可大略分为延展、新创与缺陷三种不同情形。随着红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红楼梦辨》上述三方面也在不同历史时段得到了承传、重构与矫正。

　　新红学的创立是红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胡适、俞平伯与顾颉刚三人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胡适《红楼梦考证》( 1921) 与俞平伯《红楼梦辨》( 1922) ，堪称共同开创新红学的双璧，彼此的承变关系充分彰显了各自在偏重作者考据与文本批评的学术取向与独特价值。值此新红学历经百年之际，的确需要我们再次回到新红学创立之“现场”，重新审视新红学的缘起、进程与得失，对于百年之后红学的承传与创新，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本文拟重点聚焦俞平伯《红楼梦辨》，就其参与新红学创立的角色、进程、贡献与局限再作一番反思与探讨，目的是更好地以史为诫，总结过去，启思未来。

　　一

　　新红学缘起于1920 年12 月4 日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致函胡适，请其为新标点本《红楼梦》作序。至1921年3 月27 日，胡适完成《红楼梦考证》初稿，然后至11 月12 日改定《红楼梦考证》，载于亚东图书馆版《红楼梦》中。文中批评一向很流行的“附会的红学”的种种谬误，提出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注重从《红楼梦》的“著者”和“本子”两个层面作考证的研究，首次明确了曹雪芹的《红楼梦》著作权，率先还原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世与身世，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自传说”。文中最后提出: “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从而以“新考据学”奠定了新红学的学术根基，并为红学研究划出了一个时代——一个从“索隐红学”走向“科学红学”的新时代，称之为“新红学”。

　　在胡适撰写《红楼梦考证》的过程中，顾颉刚作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当胡适于3 月27 日完成《红楼梦考证》初稿之后，即于4 月2 日致信就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弟子顾颉刚，谓“近作《红楼梦考证》，甚盼你为我一校读。如有遗漏的材料，请你为我笺出”。两人就《红楼梦》的讨论与合作由此开始。顾颉刚在1926 年由朴社出版的《古史辨·自序》( 第一册) 就此回顾道:

　　《红楼梦》问题是适之先生引起的。十年三月中，北京国立学校为了索薪罢课，他即在此时草成《红楼梦考证》，我最先得读。《红楼梦》这部书虽是近代的作品，只因读者不明悉曹家的事实，兼以书中描写得太侈丽了，常有过分的揣测，髣髴这书真是叙述帝王家的秘闻似的。但也因各说各的，考索出来的本事终至互相特抵牾。适之先生第一个从曹家的事实上断定这书是作者的自述，使人把秘奇的观念变成了平凡;又从版本上考定这书是未完之作而经后人补缀的，使人把向来看作一贯的东西忽地打成了两撅。我读完之后，又深切地领受研究历史的方法。他感到搜集的史实的不足，嘱我补充一点。那时正在无期的罢课之中，我便天天上京师图书馆，从各种志书及清初人诗文集里寻觅曹家的故实。果然，从我的设计之下捡得了许多材料。把这许多材料联贯起来，曹家的情形更清楚了。

　　要之，胡适自3 月27 日撰成《红楼梦考证》之后，得益于弟子顾颉刚的查漏补缺，辨伪存真，至11 月12 日，最终完成《红楼梦考证》这一新红学奠基之作的改定稿。

　　俞平伯作为胡适的弟子，1921 年年初受胡适之托，为其删定第四版《尝试集》，可见胡适对其文学眼光与修养的充分信任。2 月，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俞平伯由杭州回到北京。3 月下旬，就在胡适撰写《红楼梦考证》、顾颉刚奉命校补史料之际，向来喜欢《红楼梦》的俞平伯也深受胡适和顾颉刚研究《红楼梦》意兴的感染，开始精心阅读《红楼梦》，又经常到顾颉刚寓所，探寻其搜访的材料，交流各自的阅红心得。4 月27 日，俞平伯在京致函因事南归的顾颉刚，首次通过书信往还探讨《红楼梦》问题，谓: “我日来翻阅《红楼梦》，愈看愈觉后四十回不但本文是续补，即回目亦断非固有。前所谈论，固是一证。又如末了所谓‘重沐天恩’等等，决非作者原意所在。况且雪芹书既未全，决无文字未具而四十回之目已条分缕晰。”又谓: “我想《红楼》作者所要说的，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宝玉如是，雪芹亦如是。出家一节，中举一节，咸非本旨矣。”5 月4 日夜，俞平伯致顾颉刚信，提出后四十回的回目定是高鹗补的，理由有三:( 1) 和第一回自叙的话都不合; ( 2) 史湘云的丢开; ( 3)不合作文时的程序。顾颉刚觉得这一质疑理由很充足，于5 月9 日将他的信寄给了胡适，于是引起胡适的重视。6 月18 日，俞平伯在给顾颉刚的信中写道: “弟感病累日，顷已略瘳;惟烦忧不解，故尚淹滞枕褥间;每厌吾身之赘，嗟咤弥日，不能自已。来信到时，已殆正午，弟犹昏昏然偃卧。发函雒诵，如对良友，快何如之! 推衾而起，索笔作答，病殆已霍然矣。吾兄此信真药石也，岂必杜老佳句方愈疟哉!”又说:“京事一切沉闷( 按: 新华门军警打伤教职员) ，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因每一执笔必奕奕如有神助也。日来与兄来往函件甚多，但除此以外竟鲜道及余事者，亦趣事也。”30 日，俞平伯致函顾颉刚，提出“将来如有闲暇，重印，重标点，重校《红楼梦》之不可缓，特恐我无此才力与时间耳。兄如有意，大可负荷此任也”。7 月上旬，俞平伯为研究《红楼梦》，到清史馆去查阅有关《红楼梦》的资料。12 日，俞平伯由北京回到上海。中旬，又由上海回到杭州。23 日，俞平伯致函顾颉刚，重提“重新标点之事更须在后，我们必须先把本书细细校勘一遍，使他可疑误后人的地方尽量减少，然后再可以加上标点便于诵读”。8月7 日，俞平伯致顾颉刚信，谈《红楼梦》多种版本校勘工作的重要性，“第一要紧是多集板本校勘。若不办到这一步，以后工夫都象筑室沙上，无有是处，我如今年不出国，拟徐徐着手为之，但大功之成不知何时耳”。8 日，俞平伯致函顾颉刚，提出“想办一研究《红楼梦》的月刊”的计划，并拟出所刊的内容分为两类: ( 1) 以历史的方法考证之; ( 2)以文学眼光批评之。10 月11 日夜，俞平伯致函顾颉刚，告知所买的《论红楼梦》汇编材料，又询问将所撰《论红楼梦风格》呈寄胡适审阅情况。概而言之，自4 月至此的数月间，胡适、俞平伯不断来信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因相与应和，或彼此驳辩，顾颉刚后将此次与俞平伯二人的往来信共27 封各订成二册。其中俞平伯18 封，顾颉刚9 封，原题为《与平伯讨论〈红楼梦〉的信》。顾颉刚与胡适、俞平伯三人的通讯，不仅记录了彼此讨论《红楼梦》的进程，而且成为相继成就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与俞平伯《红楼梦辨》的见证。按照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第一册) 的说法，就是通过彼此半年多的来信讨论，终于“成就了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和平伯的《红楼梦辨》”。

　　1922 年3 月20 日，顾颉刚因祖母病重，故乞长假离京返苏。4 月中旬，俞平伯从杭州去苏州看望顾颉刚，商谈合作把1921 年的通信整理成一部《红楼梦》辨证的书。顾颉刚因为自己太忙，而俞平伯在去国之前尚有些空闲，于是劝他独立担当此事。俞平伯答应回去后立刻起草，果然在5月底再到苏州时已经做成了一半。5 月下旬，俞平伯由杭州到苏州。27 日下午，俞平伯带着已经完成了一半的《红楼梦辨》手稿，到顾颉刚寓所访谈。5 月30 日下午，顾颉刚、王伯祥和叶圣陶送俞平伯乘马车去火车站，返回杭州。在乘马车的途中，发生了《红楼梦辨》手稿失而复得的奇迹。顾颉刚在为《红楼梦辨》写的《序》文初稿中，略有记述。6 月16 日，俞平伯撰《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至7 月3 日撰《红楼梦》的《札记十则》，快速完成了《红楼梦辨》的另一半。9 日下午，俞平伯即将去美国，与顾颉刚、叶圣陶辞行，并将《红楼梦辨》手稿交给顾颉刚，委托他请人抄写并代为校勘。当晚，俞平伯作为浙江省视学、受浙江省教育厅委派，乘坐“吴淞中国号”船赴美国考察教育，刘延陵、朱自清、郑振铎送行。8 月11 日，俞平伯抵达华盛顿。15 日夜，俞平伯复顾颉刚信，谈《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地点问题。9 月25 日下午，俞平伯到哥伦比亚大学办理入学手续。然而至10 月9 日，因患皮癣，多次治疗均未有明显效果，遂决定回国。11 月19 日上午，俞平伯乘坐的“俄罗斯皇后号”船抵上海新关码头。下午，乘火车回杭州。11 月23 日上午，再乘火车赴北京。年底，俞平伯在北京校对顾颉刚寄来的请人抄写的《红楼梦辨》书稿。顾颉刚《红楼梦辨·序》曾述其中的原委: “夏初平伯到美国去，在上海候船，我去送他，那时他的全稿已完成了，交与我，嘱我代觅钞写的人，并切嘱我代他校勘。不幸我的祖母去世，悲痛之中，不复能顾及这些事情;虽是请人钞录，直等到近年底时方始钞好，我一点也没有校过。这时平伯又因病回国了，我就把全稿寄回北京，请他自校。”

　　然后至1923 年3 月5 日，就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顾颉刚为俞平伯《红楼梦辨》作序。6 日，顾颉刚将所撰简化版《红楼梦辨·序》并一函寄给俞平伯。4 月，《红楼梦辨》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卷首冠以顾颉刚序。序中叙述了从《红楼梦考证》到《红楼梦辨》的写作经过以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三人讨论辨析《红楼梦》主要成果，最后借祝颂《红楼梦辨》的出版提出三个愿望，其中第一个愿望是:

　　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从前人的研究方法，不注重于实际的材料而注重于猜度力的敏锐，所以他们专欢喜用冥想去求解释。猜度力的敏锐固然是好事体，但没有实际的材料供它的运用，也徒然成了神经过敏的病症;病症一天深似一天，眼睛里只看见憧憧往来的幻象，反自以为实际的事物，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这种研究的不能算做研究，正如海市蜃楼的不能算做建筑一样。所以红学的成立虽然有了很久的历史，究竟支持不起理性上的攻击。我们处处把实际的材料做前导，虽是知道的事实很不完备，但这些事实总是极确实的，别人打不掉的。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坚，为之百年而不足者，毁之一旦而有余。现在既有正确的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我们正应当善保这一点便宜，赶紧把旧方法丢了，用新方法去驾驭实际的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做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

　　在此，顾颉刚不仅首次提出“新红学”“旧红学”两个对应性概念，而且以《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为核心标志，正式宣告了新红学的诞生，并由此划分为新、旧红学两个不同历史阶段。总之，如果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石，那么俞平伯《红楼梦辨》的问世则标志着新红学创立的最终完成。尽管两者都未署上顾颉刚之名，但实际上是顾颉刚以其强有力的学术支持，不仅成就了《红楼梦考证》，而且也进而成就了《红楼梦辨》。俞平伯曾在《红楼梦辨》之《引论》中明确表示: “颉刚启发我的地方极多，这是不用说的了。这书有一半材料。大半是从那些信稿中采来的。换句话说，这不是我一人做的，是我和颉刚两人合做的。”就此而论，应是由胡、俞、顾三人一同创立了新红学。

　　二

　　就俞平伯《红楼梦辨》的写作进程观之，主要经历了开篇、沉寂、重启、高潮与尾声等不同阶段。1921 年8 月9日，俞平伯在杭州撰成《石头记底风格与作者底态度》，为其《红楼梦辨》的开篇之作。此文旨在“祛除社会上对于《红楼梦》底谬见”。其中上篇继承胡适的“自传说”，同时也接续了胡适的文献考证与学术批评之路，比如此文开宗明义地提出: “大家都喜欢看《红楼梦》，更喜欢谈《红楼梦》;但本书底意趣，却因此隐晦了近二百年，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其实作书底意趣态度，在本书开卷两回中已写得很不含糊，只苦于读者不肯理会罢了! 历来‘红学家’这样懞懂，表面看来似乎有点奇怪，仔细分析起来，有两种观察，可以说明迷误底起源。”所谓“两种观察”:第一类“红学家”是猜谜派; 第二类“红学家”是消闲派。俞平伯强调“这两段题外的文章，却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红楼梦》作者底真态度，可以排除许多迷惑，不致于蹈前人底覆辙”，实际上具有某种学术史总结与批判之意义。然后再从两种路径探讨“作者底态度”: 第一，是从作者自己在书中所说的话，来推测他做书时的态度。第二，是从作者所处的环境和他一生的历史，拿来印证我们所揣测的话。由此可以归结为《红楼梦》“作者底态度”的三层意涵:( 1) 《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 2) 《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 《红楼梦》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下篇重点探讨《红楼梦》的“风格”，正如作者开篇自谓“上篇所说有些偏于考证的，这篇全是从文学的眼光来读《红楼梦》。原来批评文学底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可见在上下篇之间存在着分别注重“考—论”“承—变”之不同，但作者在坚守胡适“自传说”的基础上，重在讨论《红楼梦》作者主旨与艺术风格以及对于后四十回的几乎全盘的否定，则成为赴胡适新红学核心观点的新拓展。尽管此文为俞平伯进入红学研究的“初试牛刀”，但对此后撰写《红楼梦辨》却具有先导性与奠基性意义。

　　在1921 年8 月9 日俞平伯完成《红楼梦辨》的开篇之作《石头记底风格与作者底态度》之后，直至次年春一直处于沉寂阶段，没有一篇新作问世。然后至1922 年2 月因受胡适与蔡元培之间红学之争的激发而重启红学研究。早在1921 年胡适撰成《红楼梦考证》后，由于文中对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索隐派观点采取全盘否定，批评蔡元培等人的“索隐红学”“走错了道路”，是“绝无道理的附会”，是猜“笨谜”，“完全是主观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最无益的”，于是在北大知名教授胡适与校长蔡元培之间发生了一场有关《红楼梦》的君子之争。据9 月3 日《胡适日记》记述:“与蔡先生谈话。前几天，我送他一部《红楼梦》，他复信说:‘考证已读过。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墅轶事等，甚佩。然于索隐一派，概以附会二字抹煞之，弟尚未能赞同。弟以为此派之谨严者，必与先生所用之考证法并行不悖。稍缓当详写奉告。’此老也不能忘情于此，可见人各有所蔽，虽蔡先生也不能免。”1922 年1 月30 日，蔡元培撰成《〈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分别从两个方面为索隐作辩护; 又从两个方面对胡适考证诘难。胡适随后致函蔡元培索要此文。2月17 日，蔡元培复函胡适，其中谈到“承索《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奉上，请指正”。然后至2 月21 日、22 日《北京晨报》“副镌”率先刊出此文，再刊于2 月28 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俞平伯读此文后受到触动，于是撰写了《对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刊于3 月7 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俞平伯在加入胡、蔡之争中明确站在胡适一边，对蔡文一一进行了批驳。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这样写道:“蔡先生此文是对于他底北大同事胡适之先生来求商榷的。我非胡先生，却无端来岔( 插) 嘴，实在是冒昧啊! 故我此文，只曰‘批评’，不曰‘质疑’，胡先生想必另有意见，做他自己底辩解。”此外，俞平伯红学研究的重启，还与4 月28 日郑振铎来信的诗化激发息息相关，郑振铎信中说:“我们底泪流了，但人间是顽石，是美的悲惨的雕刻呀!”是夜，俞平伯梦见自己似俯首在不识者的墓前，慨然高歌《红楼梦》祭晴雯文中语: “天何如是之苍苍兮?……地何如是之茫茫兮?”热痛的泪一时倾泻，浪浪然不可止。醒后犹有余哀，却不知其所从来。他以为“因人间底冷酷，故泪改流向温馨的梦中”。然后于4 月30 日在杭州作第二首以《梦》名篇的诗，刊于5 月11 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37 期。这一独特的梦幻经历对俞平伯阅读《红楼梦》与著述《红楼梦辨》产生潜在的重要影响。就在郑振铎来信的第二天即4 月29 日，俞平伯撰写了《后三十回的〈红楼梦〉》，主要探讨在“戚本评注中考定”一种30 回佚本。这意味着俞平伯在沉寂8 个多月之后终于重启了《红楼梦辨》的著述。

　　然后至1922 年5—6 月间，《红楼梦辨》的写作进入了加速期，这一方面缘于胡、蔡红学之争与郑振铎来信的再度激发，另一方面则缘于即将赴美教育考察的时间逼迫。5月6 日，俞平伯撰《所谓“旧时真本〈红楼梦〉”》，主要探讨载于上海《晶报》( 1921 年5 月18 日) 的臞蝯《红楼佚话》所论的另一个《红楼梦》补本。13 日，俞平伯撰札记《唐六如与林黛玉》，刊于1923 年1 月1 日上海《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60 期，后作为“附录”，收入《红楼梦辨》。文中指出《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系受唐六如的暗示，谓“《红楼梦》虽是部奇书，却也不是劈空而来的奇书。他底有所因，有所本，并不足以损他底声价，反可以形成真的伟大。”16日夜，俞平伯撰《〈读红楼梦杂记〉选粹》，后作为“附录”收入《红楼梦辨》。此文认为《读( 红楼梦) 杂记》的作者江顺怡对《红楼梦》的评论很有卓见，“在举世附会的‘红学’盛行之时，他能独树一帜，开正当研究《红楼梦》底先路:他屏去一切的传说，从本书上着眼，汇观其大义; 虽寥寥的几页书，已使我们十分敬佩了”。18 日，俞平伯作《〈红楼梦〉底年表》讫，收入《红楼梦辨》。作者谓这年表“原是草创的，既不完备，也不的确，只是一种综括研究的初步”。

　　大约到了5 月底，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已完成一半。但由于赴美考察在即，所以6 月间著述《红楼梦辨》后半部的速度明显提速，简直进入了一个加速度的冲刺阶段。6月16 日，撰《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初收入《红楼梦辨》，又收入《红楼梦研究》。17 日，撰《论续书底不可能》，初收入《红楼梦辨》，又收入《红楼梦研究》。18 日，撰《高作后四十回底批评》，刊于8 月10 日《小说月报》第13 卷第8期，收入《红楼梦辨》，题为《后四十回底批评》。同日，撰《记〈红楼复梦〉》札记，后作为“附录”收入《红楼梦辨》。19 日，撰《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文中略述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无论研究什么，必先要把所研究的材料选择一下，考察—下，方才没有筑室沙上的危险。否则题目先没有认清，白白费了许多心力。岂不冤枉呢?”此文初收入《红楼梦辨》，后收入《红楼梦研究》时改题目为《辨后四十回底回目非原有》。上述诸文，重点都在探讨和批评高鹗续书的问题。

　　20 日，撰《〈红楼梦〉底地点问题》，初收入《红楼梦辨》，后收入《红楼梦研究》时改题为《〈红楼梦〉地点问题底商讨》。21 日，撰《论秦可卿之死》，初作为“附录”收入《红楼梦辨》，后经修改，方以正文收入《红楼梦研究》。23日，将去年发表的《石头记底风格与作者底态度》分为《作者底态度》《〈红楼梦〉底风格》两篇。是日，改定《作者底态度》。25 日，改定《〈红楼梦〉底风格》。又撰《八十回后底〈红楼梦〉》。文中论述了《红楼梦》八十回后应有的面目，认为虽然“《红楼梦》研究是学问界中底沧海一粟，无有甚深甚广的价值;我总认定搏兔得用狮子底全力，方才可免兔脱的危险”。又谓“我总时时觉得《红楼梦》一书底价值，很当得有人来做番洗刷底事业。我便是一个冲锋者啊!”此文初收入《红楼梦辨》，后又收入《红楼梦研究》。

　　7 月3 日夜，撰《红楼梦》札记十则，作为“附录”收入《红楼梦辨》。其中第九则谈《红楼梦》的语言“用的是当时的纯粹京语，其口吻之流利，叙述描写之活现，真是无以复加”，并认为“方言的，非欧化的作品，也自有他底价值，在现今文艺与民众隔绝的时候尤为需要”，提出“反对用文艺来做推行国语统一底招牌”“文学仍以当时通行的言语为本，不是制造言语底工场。”在第十则中，针对“有人以为《红楼梦》既是文艺，不应当再有考证底工夫”，指出:“考证虽是近于科学的，历史的，但并无妨于文艺底领略，且岂但无妨，更可以引读者作深一层的领略。”至此，《红楼梦辨》正文全部完稿。

　　再至7 月8 日，俞平伯撰《红楼梦辨·引论》毕，相当于《红楼梦辨》的一篇序跋。就在当日下午，顾颉刚、叶圣陶、朱自清等在上海一品香为俞平伯赴美饯行。9 日下午，俞平伯与顾颉刚、叶圣陶辞行，并将《红楼梦辨》手稿交给顾颉刚，托他代请人抄写校对。当晚，俞平伯乘坐“吴淞中国号”船，赴美国考察与留学。由此可见《红楼梦辨·引论》正赶着出国前夕加速完成的，所以行文显得有些匆忙。《红楼梦辨·引论》提到顾颉刚曾于4 月7 日来函这样告诫俞平伯:“既有兴致做，万不可错过机会; 因为你现在不做，出国之后恐不易做，至早当在数年以后了。”可见留学美国的时间逼迫，反倒成为《红楼梦辨》成书的“加速器”。《红楼梦辨·引论》作为全书的总结，作者重点谈到了如何进入红学之门、《红楼梦辨》成书经过以及全书3 卷17 篇的内容与宗旨:“上卷专论高鹗续书一事，因为如不把百二十回与八十回分清楚，《红楼梦》便无从谈起。中卷专就八十回立论，并述我个人对于八十回以后的揣测，附带讨论《红楼梦》底时与地这两个问题。下卷最主要的，是考证两种高本以外的续书。其余便是些杂论，作为附录。”并承接顾颉刚4 月7 日来函所言: “有了这篇文字，不独使得看《红楼》的人对于这部书有个新观念，而且对于书中的人也得换一番新感情，新想象，从高鹗的意思，回到曹雪芹的意思。”又提出:“我只希望《红楼梦辨》刊行之后，渐渐把读者底眼光移转，使这书底本来面目得以显露。虽他所谓，从高鹗的意思，回到曹雪芹的意思，我也不能胜任，却很想开辟出一条道路，一条还原的道路。”这既是对新红学的简要总结，也是对未来红学的殷切期待。

　　三

　　俞平伯《红楼梦辨》3 卷17 篇论述所涉《红楼梦》研究，包括承续胡适《红楼梦考证》的与自己新开辟的两个方面，大致可以归结于以下12 个重要论题，这些重要论题不仅支撑起了新红学的学术大厦，而且深度影响于后世的红学进程。

　　(一)价值定位论

　　俞平伯同时从“传统—近代”与“中国—世界”的时空双重维度对《红楼梦》加以定位和评价。其《〈红楼梦〉底风格》谓:“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红楼梦》底态度虽有上说的三层，但总不过是身世之感，牢愁之语。即后来底忏悔了悟，以我从楔子里推想，亦并不能脱去东方思想底窠臼。不过因为旧欢难拾，身世飘零，悔恨无从，付诸一哭，于是发而为文章，以自怨自解。其用亦不过破闷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至于在现今我们中国文艺界中，《红楼梦》依然为第一等的作品，是毫无可疑的。”“《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我虽以为应列第二等，但雪芹却不失为第一等的天才。天下事情，原有事倍功半的，也有事半功倍的。我们估量一个人底价值，不仅要看他底外面成就，并且要考察他在那一种的背景中间成就他底事业。古人所说‘成败不足论英雄’，正是这个意思了。”概括起来，就是《红楼梦》为中国一流作品，世界二等作品，未能臻于近代文学之林。

　　(二)狗尾续貂论

　　俞平伯尤其推崇八十回本《红楼梦》，而特别贬斥高鹗后四十回续书，认为是狗尾续貂之作，并以《论续书底不可能》《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高鹗续书底依据》《后四十回底批评》等文加以重点探讨与论证。首先，在《论续书底不可能》中提出一个前置性的核心观点:“我以为凡书都不能续，不但《红楼梦》不能续;凡续书的人都失败，不但高鹗诸人失败而已。”其次，在《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中不仅提出《红楼梦》前八十回为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而且认为后四十回回目也是高鹗所拟，又反过来证明后四十回非曹雪芹所作。其结论是: “八十一回以后各回之目都是高氏一手续的。”再次，俞平伯在《高鹗续书底依据》中进一步探讨了高鹗续书的依据，并指出高鹗续书之大病:“并不在凭空结撰，却在文笔拙劣，情事荒唐这两点上。”最后，在《后四十回底批评》中就高鹗后四十回续书作出全盘否定的总体评价。此外，俞平伯在《八十回后底〈红楼梦〉》中撇开高鹗后四十回续书而另行推测《红楼梦》八十回后的结局，并以此矫正人们的惯性错误认知，这实际上也是对高鹗后四十回续书的全盘否定，而且文中再次作出“狗尾续貂”的批评，谓:“现存的《红楼梦》虽只有八十回，而《红楼梦》却不应当终于八十回; 换句话说，即八十回以后应当还有《红楼梦》。只可惜实际上却找不出全璧的书，只有狗尾续貂的高鹗底一百二十回本，这自然不能使爱读《红楼》的人满意。”

　　(三)结局矫正论

　　俞平伯认定《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著，所以在全面否定高鹗的续书为狗尾续貂之作，又借助《红楼梦》前八十回对其后的可能性结局作了大胆推测。俞平伯认为八十回后的《红楼梦》原有三方面可以讨论: ( 1) 回目之数;( 2) 结构;( 3) 事实。关于回目之数，俞平伯认为《红楼梦》应至少一百六十回甚至一百八十回，已可见现行的一百二十回本和已佚的一百十回本都是后人的手笔，决非原书;关于结构，俞平伯认为结构却因不见原书，简直无从悬揣，即使可以悬揣，也总是不可靠的。所以关于八十回后的结构问题，愿付缺如，只可消极地说一句，决非是高鹗的一百二十回本的样子，虽然或者许有相似的地方。关于事实，可依照八十回大略分为四项: ( 1) 贾氏; ( 2) 宝玉; ( 3) 十二钗;( 4) 众人。其中的重点在贾氏，文中又从本书、曹家、雪芹身世三方面加以观察，借以断定“书中贾氏应怎样衰败”这个问题，“以为《红楼梦》中的贾氏，在八十回中写的是渐渐枯干，在八十回后便应当发见抄家这一类的变局，然后方能实写‘树倒猢狲散’‘食尽鸟投林’这种的悲惨结果，然后宝玉方能陷入穷境，既合书中底本旨，也合作者底身世，然后方完成‘按迹寻踪不失其真’的《红楼梦》。这样看来，原书如叙贾氏底结局，大致和高本以外的两补本差不多;和高本也差不多，只是没有贾氏重兴这回事。我们本来还有一点没有正式提到，就是衰败以后怎么样? 这可以不必讨论，从上边看，读者已知道，衰败便是衰败，并没有怎么样。高鹗定要把贾氏底气运挽回来，实在可以不必。”

　　(四)三重态度论

　　俞平伯《作者底态度》旨在从作者本旨或意趣的维度作还原性探索，提出作者三重态度之论:( 1) 《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雪芹为人是很孤傲自负的，看他底一生历史和书中宝玉底性格，便可知道; 并且还穷愁潦倒了一生。”所以在本书楔子里说道:“当此日……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石头自怨一段，把雪芹怀才不遇的悲愤，完全写出。( 2) 《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雪芹底原意或者是要叫宝玉出家的，不过总在穷途潦倒之后，与高鹗续作稍有点不同。这层意思，也很明显，可以从《红楼梦》一名《情僧录》看出。”所以原书上说: “空空道人遂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文中还论及“书中甄士隐，智通寺老僧，皆是宝玉底影子。这些虽大半是我底空想，但在书中也不无暗示”。( 3) 《红楼梦》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除掉上边所说感慨身世、忏悔情孽这两点以外，书中最主要的人物，就是十二钗了。“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又题曰《金陵十二钗》。”此文最后总结道:“作者做书底三层意思，我这几段芜杂的文字里已大致表现清楚了。作者底真态度虽不能备知，却也可以窥测一部分。那些陈袭的误会解了许多，也替作者雪了许多冤枉。”

　　(五)色空正反论

　　俞平伯《八十回后底〈红楼梦〉》及先行发表的《石头记底风格与作者底态度》论《红楼梦》以梦幻为本旨，谓“因《石头记》以梦幻为本旨，必始于荣华终于憔悴，然后梦境乃显”。继而再论《红楼梦》色空正反论，谓:“《石头记》本演色空( 见第一回) : 由梦中人说，色是正，空是反; 由梦后人说，空是正，色是反。所以道士给贾瑞的风月宝鉴，有正反两面，其实骷髅才是镜子底真的正面。作者做书时当然自居为梦醒的人，故《石头记》又名《风月宝鉴》，正是这个意思。既晓得《石头记》中底色是书底反面，那么，现存的八十回不过一段反跌文字，正文尚在其后。依文格推断，反跌文字已占了八十回，正文至少亦得八十回方能相称。不然，岂不头重脚轻呢? 况且前八十回备记风月繁华之盛，若无后文一振便味同嚼蜡;惟其前荣后悴，然后方极感叹无聊之致。”尽管俞平伯在此重点论述《红楼梦》八十回后高鹗续书的不可取，但已明确论及《红楼梦》本旨的“梦幻”说与“色空”说，而且彼此又是息息相通的。

　　(六)钗黛合影论

　　俞平伯《作者底态度》论十二钗与钗黛关系，谓“作者在《红楼梦》引子上说:‘悲金悼玉的《红楼梦》。’是曲既为十二钗而作，则金是钗玉是黛，很无可疑的。悲悼犹我们说惋惜，既曰惋惜，当然与痛骂有些不同罢。这是雪芹不肯痛骂宝钗的一个铁证。且书中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但还没有明确提出“钗黛合影论”。然后至《论秦可卿之死》进而提出“钗黛合影论”，谓“可卿之在十二钗，占重要之位置; 故首以钗黛，而终之以可卿。第五回太虚幻境中之可卿，‘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则可卿直兼二人之长矣，故乳名‘兼美’。宝玉之意中人是黛，而其配为钗，至可卿则兼之，故曰‘许配与汝’，‘即可成姻’，‘未免有儿女之事’，‘柔情缱绻，软语温存，与可卿难解难分’。此等写法，明为钗黛作一合影”。尽管《论秦可卿之死》一文的主题重在对秦可卿之死的疑惑作出解答，但其中“此等写法，明为钗黛作一合影”却已率先明确亮出“钗黛合影论”。

　　(七)“葬花”渊源论

　　俞平伯《唐六如与林黛玉》谓“《红楼梦》中底十二钗，黛玉为首，而她底葬花一事，描写得尤为出力，为全书之精彩。这是凡读过《红楼梦》的人，都有这个经验的。但他们却以为这是雪芹底创造的想象，或者是实有的经历，而不知道是有所本的。虽然，实际上确有其人、其事，也尽可能;但葬花一事，无论如何，系受古人底暗示而来，不是‘空中楼阁’‘平地楼台’”。然后溯源至明代四大才子之一的唐寅，并从“事”与“诗”两个层面加以确证。关于“葬花”之“事”方面，由《红楼梦》追溯《六如居士外集》卷二:“唐子畏居桃花庵。轩前庭半亩，多种牡丹花，开时邀文徵仲、祝枝山赋诗浮白其下，弥朝浃夕，有时大叫痛哭。至花落，遣小伻一一细拾，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作落花诗送之。”只要“读者逐字句参较一下，便可恍然了。未有林黛玉底葬花，先有唐六如底葬花;且其神情亦复相同。唐六如大叫痛哭，林黛玉有呜咽之声，哭得好不伤心”。关于“葬花”之“诗”方面，由《红楼梦》追溯《六如集》卷一《花下酌酒歌》: “今日花开又一枝，明日来看知是谁? 明年今日花开否? 今日明年谁得知?”《六如集》卷一《一年歌》: “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冬寒夏热最难当，寒则如刀热如炙。春三秋九号温和，天气温和风雨多。一年细算良辰少，况又难逢美景何!”彼此多有相通之处。通过上述“葬花”之“事”与“诗”的相互参照，俞平伯由此得出如下结论:《红楼梦》中雪芹写黛玉葬花事，系受唐寅的暗示;《红楼梦》中黛玉的葬花诗系从唐寅《六如集》脱胎而来。

　　(八)内外时序论

　　

　　(九)南北空间论

　　俞平伯《〈红楼梦〉底年表》专说“时”的问题，之后又以《〈红楼梦〉底地点问题》转到“地”的问题上来，可见作者对于《红楼梦》时空问题的重视，但俞平伯同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底解决，很有困难，就在本篇也只罗列各种可能的揣测，略就我个人底倾向而已，并不能有很确定的断案”。在未入正文以前，俞平伯先行提出一个根本的假定:“就是《红楼梦》所叙述的各处，确有地底存在，大观园也决不是空中楼阁。这个假定所根据的有两点: ( 1) 《红楼梦》是部‘按迹寻踪’的书，无虚构一切之理。( 2) 看书中叙述宁荣两府及大观园秩序井井，不像是由想象构成的。而且这种富贵的环境，应当有这样一所大的宅第、园林。既承认《红楼梦》确有地底存在，就当进一步去考订‘究竟在那里’这个问题。”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寻绎，《〈红楼梦〉底地点问题》聚焦于南北空间问题，认为“书中说京都、都中，皆指北京;于南京必曰石头城、金陵、南京。叙述时必曰原籍，自称必曰老家。这可见《红楼梦》底地方，是在北京”，并引北方特有的“炕”“临窗”“窗格”等加以印证。另一方面，俞平伯也注意到了《红楼梦》“本书中有些光景，确系在江南才有的。若径断为北方之事，未免不合”。对此，俞平伯倍感困惑:“因为只辨明或南或北，已使我们陷于迷惑底中间，更不用说进一步的话。”“从本书中房屋树木等等看来，也或南或北，可南可北，毫无线索，自相矛盾。此等处皆是所谓‘荒唐言’，颇难加以考订。”主要问题亦在于俞平伯为“自传说”所困，将《红楼梦》等同于历史文本而非虚构的小说，但其率先提出《红楼梦》的南北空间问题，其意义与问题的解决一样重要。

　　(十)写生手段论

　　

　　(十一)怨而不怒论

　　俞平伯《〈红楼梦〉底风格》将《红楼梦》的风格概括为“怨而不怒”:“我们又知道《红楼梦》全书中之题材是十二钗，是一部忏悔情孽的书。从这里所发生的文章风格，差不多和那一部旧小说都大大不同，可以说《红楼梦》底个性所在。是怎样的风格呢? 大概说来，是‘怨而不怒’。前人能见到此者，有江顺怡君。他在《读红楼梦杂记》上面说:‘……正如白发宫人涕泣而谈天宝，不知者徒艳其纷华靡丽，有心人视之皆缕缕血痕也。’他又从反面说《红楼梦》不是谤书:‘《红楼》所记皆闺房儿女之语，……何所谓毁? 何所谓谤?’这两节话说得淋漓尽致，尽足说明《红楼梦》这一种怨而不怒的态度。”在俞平伯看来，“刻薄谩骂的文字，极易落笔，极易博一般读者底欢迎，但终究不能感动透过人底内心。刚读的时候，觉得痛快淋漓为之拍案叫绝;但翻过两三遍后，便索然意尽了无余味; 再细细审玩一番，已成嚼蜡的滋味了。这因为作者当时感情浮动，握笔作文，发泄者多含蓄者少，可以悦俗目，不可以当赏鉴。缠绵悱恻的文风恰与之相反，初看时觉似淡谈的，没有什么绝伦超群的地方，再看几遍渐渐有些意思了，越看得熟，便所得的趣味亦愈深永。所谓百读不厌的文章，大都有真挚的情感，深隐地含蓄着，非与作者有同心的人不能知其妙处所在。作者亦只预备藏之名山，或竟覆了酱缸，不深求世人底知遇。他并不是有所珍惜隐秘，只是世上一般浅人自己忽略了。”通过与其他诸多名著的比较，俞平伯得出结论: “怨而不怒的书，以前的小说界上仅有一部《红楼梦》。”“哀而不怒的风格，在旧小说中为《红楼梦》所独有。”

　　(十二)戚高版本论

　　俞平伯《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旨在对高鹗所续一百二十回本与戚蓼生所序八十回本作一番比较，这里所说的“高本”，现在通行称为“程本”; 这里所说的“戚本”，又称戚序本，全名为“戚蓼生序本”，为《红楼梦》早期的一个八十回抄本。原由乾隆进士德清戚蓼生所藏，以其卷首有戚蓼生的一篇序，故称“戚序本”。学界认为此本的缺点，是经过过录、整理之后，文字多有改动和失真之处，批语也有不少移动位置，比如把眉批、旁批都改成了双行夹批或回前回后批，并删去了原署的年月、名号，失去了本来的面目。《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本是一个八十回与一百二十回两种版本的比较研究，但基于对高鹗续书的贬斥，俞平伯在具体展开比较之前即下了这样的断语: “我们既承认戚蓼生那时所见的《红楼梦》，回目本文都只有八十之数，就不能不因此承认程伟元所说原本回目有一百二十，是句谎话( 程语见高本程序) 。程氏所以说谎，正因可以自圆其说，使人深信后四十回也是原作。其实‘回目只有八十’，极易证明，决非程氏一语所能遮掩得过。”继之就两种版本各自的优劣作出总体评价，其总体意见是:“我想《红楼梦》既是未曾完稿的书，回目想是极草率的，前后重复之处原不可免。到高鹗补了后四十回，刊版流传，方才加以润饰，使成完璧。所以高本底回目，若就文字上看，实在要比戚本漂亮而又妥当，正是因为有这番修正底工夫。而戚本回目底幼稚，或者正因这个，反较近于原本。”但又强调“我们要搜讨《红楼梦》底真相，最先要打破‘原书是尽善尽美的’这个观念。否则便不免引入歧途”;同时又屡屡批评高鹗的臆测:“最可笑的，他对于自己做的后四十回，反装出一副正经面孔，说什么‘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他自己底大作，已经改了又改，到自以为尽善尽美了，方才付印，如何再能臆改呢?这真是高氏欺人之谈，无非想遮掩他底补缀的痕迹，无奈上文已明说后四十回无他本可考，所谓‘欲盖弥彰’了。”此与上文指责程伟元的话一样，不乏固有偏见的成分。

　　上述所归纳的12 个重要论题，涵盖了《红楼梦辨》的各个重要方面，充分彰显了《红楼梦辨》的学术理路与价值。

　　四

　　在新红学的创立过程中，胡适《红楼梦考证》与俞平伯《红楼梦辨》前后相继，双璧辉映，一同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新红学体系，历经百年而不衰，至今依然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与影响力。

　　从胡适《红楼梦考证》到俞平伯《红楼梦辨》的承变关系，最为重要的是彼此在聚焦作者考据与文本批评的学术取向与路径上的不同。鉴于胡适《红楼梦考证》文献考据的集成之功，俞平伯《红楼梦辨》学术转向，固然出于俞平伯主观上的学术偏好，但同时也缘于胡适考据之路的难以为继。顾颉刚在《红楼梦辨·序》中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我对于《红楼梦》原来是不熟的，但处在适之先生和平伯的中间，就给他们逼上了这一条路。我一向希望的辩论学问的乐趣，到这时居然实现。我们三人的信件交错来往，各人见到了什么就互相传语，在几天内大家都知道了。适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发见; 但我和平伯都没找着历史上的材料，所以专在《红楼梦》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鹗的续书。平伯来信，屡屡对于高鹗不得曹雪芹原意之处痛加攻击; 我因为受了阎若璩辨《古文尚书》的暗示，专想寻出高鹗续作的根据，看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如何的联络。我的结论是:高氏续作之先，曾经对于本文用过一番功夫，因误会而弄错固是不免，但他绝不敢自出主张，把曹雪芹意思变换。平伯对于这点，很反对我，说我是高鹗的辩护士。

　　这就可以很好解释俞平伯与顾颉刚有关《红楼梦》讨论的重心转向。然而更准确地说，俞平伯在主观上具有明显的自觉意识，从撰写第一篇长文《石头记底风格与作者底态度》开始，即力图将文献考据与文本批评有机地融为一体。此文下篇专门谈道:“上篇所说有些偏于考证的，这篇全是从文学的眼光来读《红楼梦》。”而更为直接、深入的论述考据与批评的正向辩证关系，则以1922 年7 月3 日的《札记十则》第十则为代表。文中首先提出驳论与立论:“有人以为《红楼梦》既是文艺，不应当再有考证底工夫，我以为他是太拘泥了。考证虽是近于科学的，历史的，但并无妨于文艺底领略，且岂但无妨，更可以引读者作深一层的领略。”然后从不同方面加以阐述: 一是认为“天下事物全是多方面的，而综合与分析，又是一件事底两面，是相成而不相妨的。这个道理浅近得很，随处可求，不必证明。我们可以一方作《红楼梦》底分析工夫，但一方仍可以综合地去赏鉴、陶醉。不能说因为有了考证，便妨害人们底鉴赏”。“所以考证和赏鉴是两方面的观察，无冲突底可能。以我私见，觉得考证实在有裨于赏鉴”。二是认为“文学底背景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真正了解一种艺术，非连背景一起了解不可。作者底身世性情，便是作品背景底最重要的一部。我们果然也可以从作品去窥探作者底为人;但从别方面，知道作者底生平，正可以帮助我们对于作品作更进一层的了解”。“知识底进步，正可以使情感底传染力快而更深”。三是认为“文艺之有伪托、讹脱等处，正如山林之有荆榛是一般的。有了荆榛，便使游人裹足不能与山灵携手;有了这些障碍物，便使文艺笼上一层纱幂，不能将真相赤裸裸地在读者面前呈露，得有充份的赏鉴。我们要求真返本，要荡瑕涤秽，要使读者得恢复赏鉴底能力，认识那一种作品底庐山真面”。鉴于此，作者提出融合考证与鉴赏的两种责任:“考证正是游山底向导，地理风土志，是游人所必备的东西。这是《红楼梦辨》底一种责任。”“做一个扫地的人，使来游者底眼，不给灰尘蒙住了; 这是《红楼梦辨》底第二责任。”如此，则“已足以祛除‘考证与赏鉴不能并存’这个迷惑而有余”。上述三点，显然有助于更好把握和理解《红楼梦辨》的学术转向及其与胡适《红楼梦考证》的承变关系。

　　正是基于而又超越胡适《红楼梦考证》的考据学方法论，俞平伯方能从胡适的偏重作者考据走向更为广阔的文本批评，方能广泛涉及上述归纳的12 个重要论题。比较而论，其中又可大略分为延展、新创与缺陷三种不同情形。

　　先就《红楼梦辨》的延展而论，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对于胡适“自传说”的继承与发展。《作者底态度》谓“《红楼梦》是本于亲见亲闻按自己底事体情理做的，他们却以为《红楼梦》是说的人家底事情。《红楼梦》是一部自传，这是最近的发见”。《〈红楼梦〉底风格》更明确提出: “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从这一个根本观念，对于《红楼梦》风格底批评却有很大的影响。”这些观点都源自于胡适《红楼梦考证》的“自传说”。但《〈红楼梦〉底风格》却据此新提炼为“写生手段论”，并依次发展为“镜子”说、“平凡”说、“打破窠臼”说、“问题小说”说，这四个层面，既是对“写生手段论”本身的具体论证与阐释，同时也是对胡适“自传说”的继承与发展，尤其是在艺术手法方面的细化与深化。再如《红楼梦考证》论及上海有正书局石印的八十回戚本《红楼梦》，认为“自程氏两种百二十回本出版以后，八十回本已不可多见。戚本大概是乾隆时无数展转传钞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种，可以用来参校程本，故自有他的相当价值”。俞平伯或许受此启示，专门撰写了《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重点对高鹗所续一百二十回本与戚蓼生所序八十回本作一番具体比较，所论较之《红楼梦考证》更为系统，也更为详实。

　　次就《红楼梦辨》的创新而论，上述12 个重要论题中的三重态度论、色空正反论、钗黛合影论、“葬花”渊源论、内外时序论、南北空间论、怨而不怒论等皆可纳入此范围，包括论题本身的创新性以及为后人留下重释空间的创新性，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其中得到后人普遍认可当是三重态度论，因为这是从《红楼梦》第一、二、五回文本本身推绎出来的，诚如《作者底态度》文中所言:“《红楼梦》底第一第二两回，是本书底楔子，是读全书关键。从这里边看来，作者底态度是很明显的。”文中所归纳的三重态度，即: ( 1)《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 2) 《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 3) 《红楼梦》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既意指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三重本旨，也可以理解为《红楼梦》的三重主题，后来学者在探讨、阐释《红楼梦》的主题尤其是多元主题多会溯源于此，所以也未尝不可以视为《红楼梦》的多元主题说之发端。《作者底态度》还批评了“一种很流行的观念，虽较上一说近情理一点，但荒谬的地方，却并不减少。他们以为《红楼梦》是一部变相的《春秋经》，以为处处都有褒贬。最普通的信念，是右黛而左钗。因此凡他们以为是宝钗一党的人——如袭人凤姐王夫人之类——作者都痛恨不置的。作者和他们一唱一和，真是好看煞人。但雪芹先生恐伯不肯承认罢”。再如由色空正反论引发的有关佛道思想的渊源研究;由钗黛合影论引发的有关钗黛比较研究;由内外时序论引发的叙事时间研究; 由南北空间论引发的叙事空间研究，几乎都成为后来红学的热点。其中内外时序论、南北空间论之不同于三重态度论、色空正反论、钗黛合影论、“葬花”渊源论、怨而不怒论等，是因为内外时序论、南北空间论本身还存在着种种缺陷。内外时序论最大的问题是将曹家与贾府、曹雪芹与贾宝玉合二为一，然而受此启发，可以分别编制曹氏家世年表与《红楼梦》文本年表，其中后者的时序梳理在《红楼梦》研究中同样至为重要，可以进而融入叙事学理论与方法展开叙事时间研究。同样，《〈红楼梦〉底地点问题》中南北空间论最大的问题，亦在于小说与历史空间的混淆，对此，胡适在作于1928 年2 月12—16 日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倒有相当清醒的认识，谓:“平伯与颉刚对于这个地点问题曾有很长的讨论，他们的结论是‘说了半天还和没有说一样，我们究竟不知道《红楼梦》是在南或是在北’。我的答案是: 雪芹写的是北京，而他心里要写的是金陵: 金陵是事实所在，而北京只是文学的背景。至如大观园的问题，我现在认为不成问题。贾妃本无其人，省亲也无其事，大观园也不过是雪芹的‘秦淮残梦’的一境而已。”此论当比俞平伯、顾颉刚的南北空间困惑更为高明，或有指点迷津之功效。当然，尽管俞平伯南北空间论的困局未解，但也同样可以启示后人的叙事空间研究。

　　再就《红楼梦辨》的缺陷而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大问题，且与上述延展、创新相伴相生、相辅相成。一是“价值观”的问题。从胡适到俞平伯以及当时诸多学者，普遍对《红楼梦》评价不高。胡适《红楼梦考证》认为《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不晓得《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所以他们偏要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所以他们偏要用尽心思去替《红楼梦》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似乎略高于俞平伯《〈红楼梦〉底风格》所作的中国一流、世界二等、未能臻于近代文学之林的定位与评价。就其原因，并不在于胡、俞等文学眼光和识见问题，而缘于当时普遍崇尚西方、贬抑本土的文学价值观导向。二是“自传说”问题。俞平伯的“自传说”信仰承之于胡适而更趋极端化。其实，胡适所首创的“自传说”之初旨，于文史之别还是有一定分寸的，《红楼梦考证》由《红楼梦》开端“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提出: “《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 即是书里的甄贾( 真假) 两个宝玉的底本! 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又其所总结的六条结论之第六条曰:“《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故贾府在“长安”都中，而甄府始终在江南) 。”所谓“化身”“影子”，都在有意无意保持小说与历史之间的距离。然而到了俞平伯的《红楼梦辨》，进而将曹家与贾府、曹雪芹与贾宝玉、历史记载与文学文本混为一体，包括《〈红楼梦〉底年表》的内外时序论、《〈红楼梦〉底地点问题》的南北空间论，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三是“贬高论”的问题。鉴于《红楼梦》作者、文本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明显落差，“贬高论”与“崇曹论”一样无可厚非，俞平伯强调从高鹗回归曹雪芹，更有超越时人的洞见，但问题在于其“贬高论”的极端化、普遍化、惯性化，因而几成一种难以逾越的偏见与成见。相比之下，胡适尚有充分肯定续书悲剧的眼光、悲剧的结局，“居然打倒了后来无数的团圆《红楼梦》，居然替中国文字保存了一部有悲剧下场的小说”的“平心而论”，而顾颉刚与俞平伯却趋于两极:顾颉刚因为不时为高鹗续书辩护，而被俞平伯称为“高鹗的辩护士”; 与之相反，俞平伯不仅高度聚焦高鹗的续书，而且“屡屡对于高鹗不得曹雪芹原意之处痛加攻击”，其《红楼梦辨》从《论续书底不可能》《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高鹗续书底依据》《后四十回底批评》等的专题研究，到《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八十回后底〈红楼梦〉》等的局部论述，再到散见于其他诸文相关观点，有关高鹗续书的篇幅几占半壁江山。而更为重要的是俞平伯对于高鹗续书后四十回的全盘否定与猛烈攻击，斥之为“狗尾续貂”，而且还由此推断“程伟元高鹗两人底话，全是故意造谣，来欺罔后人的”，以及对于《红楼梦》八十回后一百六十回乃至一百八十回结局的另类推测，实已带有更多的情绪化与臆测性成分。其中《八十回后底〈红楼梦〉》已属于探佚学的范畴，甚至已滑向索隐派的边缘。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随着百年来红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红楼梦辨》上述三方面在不同历史时段得到了承传、重构与矫正。而俞平伯本人也在自我矫正上付出了诸多努力。其中最先扬弃的是“自传说”。1925 年1 月16日，俞平伯撰《〈红楼梦辨〉的修正》，刊于2 月7 日《现代评论》第1 卷第9 期。文中对于先前深信不疑的自传说作了深刻的反思，强调《红楼梦辨》一书首先要修正的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观点，谓“我从前写这书时，眼光不自觉地陷于拘泥。那时最先引动我的兴趣的，是适之先生的初稿《红楼梦考证》;和我以谈论函札相启发的是颉刚。他们都以考据名癖的，我在他们之间不免渐受这种癖气的熏陶”，并重点检讨“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的小说的界线”，进而希望“净扫以影射人事为中心观念的索隐派的‘红学’”。这是俞平伯之于胡适《红楼梦考证》自传说的自我扬弃，是一种自警警人、自纠纠人的自觉与反拨，旨在摆脱由此导致的种种困惑和困局。关于“价值观”的问题，因为在当代逐步摆脱普遍崇尚西方、贬抑本土之西化价值观之后，对《红楼梦》的价值评判逐步回归理性、回归本位，其作为中国小说之冠、世界经典名著的地位已牢固确立，再也无法撼动，所以这一“价值观”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至于“贬高论”的问题，鉴于俞平伯既定的成见太深，而为学界沿承太久，直至晚年他老人家终于幡然醒悟，以一副奇特的对联为发端于《红楼梦辨》的极端贬高论“忏悔”，诚为难能可贵。

　　注释

　　①???? 胡适《红楼梦考证》，北京出版社2016 年版，第50、38、28、39、49 页。

　　②④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上册)，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59、59 页。

　　③ 本文所引胡适、顾颉刚、俞平伯有关《红楼梦》讨论通信内容，俱参见俞平伯整理《俞平伯和顾颉刚讨论红楼梦的通信》，《红楼梦学刊》1981 年第3 期;顾颉刚《红楼梦讨论通信》，《中华文史论丛》1981 年第4 期。下文同。

　　⑤⑥⑦?? 顾颉刚《红楼梦辨·序》，载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第4、5、6—7、3、3 页。

　　⑧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第9 页。本文所引《红楼梦辨》皆据此版，下同。

　　⑨ 参见孙玉蓉编《俞平伯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俞平伯整理《俞平伯和顾颉刚讨论红楼梦的通信》，《红楼梦学刊》1981 年第3 期;顾颉刚《红楼梦讨论通信》，《中华文史论丛》1981 年第4 期。有关顾颉刚的新红学活动与贡献参见石中琪《顾颉刚与新红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艺术研究院，2008 年。

　　⑩ 以上参见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 参见孙玉蓉编《俞平伯年谱》(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 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载胡适《红楼梦考证》，北京出版社2016 年版，第8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