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9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红学再出发(2021):《红楼梦》的经典化及其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海洋大学(长峙岛校区)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召开,会议为期一天。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浙江海洋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台州学院、江苏省徐州市作家协会、温州大学、中南大学、广西教育学院、浙江农林大学、福州大学、浙江树人大学的专家学者、学生约44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围绕“红学再出发”的中心议题,对新红学百年总结与学科建设、《红楼梦》与文学创作、《红楼梦》传播与整本书阅读、《红楼梦》与其他文学的关系等话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开幕式由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院长韩伟表教授主持。浙江海洋大学副校长徐汉祥在开幕致辞中介绍了浙江海洋大学的基本情况,以及学校近年在教育教学、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进步与跨越式发展,他特别指出:“在建党百年之际,中央发布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浙江继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之后,再次勇担再出发的使命。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我们学校共同组织召开这次‘红学再出发(2021)’学术研讨会,可谓正逢其时,深得其旨。相信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的专家学者们,一定会碰撞出新的红学思想火花,形成新的红学研究成果。”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在开幕致辞中称,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刊》编辑部这两年举办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活动,目的是为了加强与各高校的联系,征求对《红楼梦》研究以及《红楼梦学刊》的意见和建议,扩大《红楼梦学刊》的稿源,增进《红楼梦》学科作者队伍建设。红楼梦研究所和《红楼梦学刊》是冯其庸先生、李希凡先生等前辈创建的,在新时期红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也应该继续在红学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成为联系全国《红楼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纽带,也希望能够得到全国红学界的关心与支持。
张庆善会长同时指出,在新红学百年的时间节点,确实需要认真总结反思,为“红学再出发”做好充分准备。《红楼梦》的经典化正是新红学百年的重要成果,以致于《红楼梦》的研究能够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红楼梦》今天已经成为中国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但在新媒体时代,索隐派的沉渣泛起与大众文化快餐化的消费,使很多解读都偏离了《红楼梦》的经典价值。因而,我们要坚持红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要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来研究。阅读和研究红楼梦不是为了还原作家本事,更不是为了猜谜,而是重在阐释人文价值及深厚的文化内涵,重在欣赏、审美、感悟,重在品味经典之美。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梅新林在致辞中表示,新红学百年是一个里程碑,“红学再出发”又是一个新起点,对学界同仁来说,也是新的期待与考验。“红学再出发”需要解决五个问题。第一、再出发的起点在哪里?我们需要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第二、要往哪里走?如果方向不清楚,努力就有可能白费。第三、方向确定了,要思考有哪些路径,从何处入手。第四、我们会面临哪些问题?要有“问题导向”。第五、就是成效问题,即如何检验再出发的成果。此外,梅新林教授还谈到了他正在进行的民国学术史编年工作,并结合扎实的文献史料,细致介绍了新红学建立初期,俞平伯、胡适、顾颉刚三位学术大师的交游与研究状况。他重点指出,俞平伯继承了胡适的三大问题,又发挥了自己的三大问题。继承的三大问题是:《红楼梦》的世界定位论、作者自传论、高鹗“狗尾续貂”论。自己发挥的三大问题是:三重态度论、“怨而不怒”论、南北地理论。我们今天的研究可以继续丰富对俞平伯红学成就的认识。
研讨会分为三场,第一场由梅新林教授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陈大康教授回顾了自己阅读红学经典论著以及参与红学活动的经历。谈到“红学再出发”,他认为现在难以明确具体问题,但可以提两条再出发的精神。第一、要破除定式思维。在文学史教学中,我们习惯了先讲时代背景、作家生平,再讲思想倾向,后讲艺术特色。几年下来,学生知识掌握了很多,但是一种研究方法的模式也被固定在头脑中。《红楼梦》的研究也存在类似情况。从1950年到2000年古代小说研究的论文中,有近一半都是关于《红楼梦》的,但这里面存在大量雷同的模式,难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第二、要敢于提问题。在定式思维的影响下,有时候有问题意识也提不出问题。陈大康教授表示他读《红楼梦》就总是会有奇怪的问题。比如,曹雪芹为什么找了一个最坏的人贾雨村去给林黛玉当老师?书中写贾母、贾政都很喜欢贾兰,可为什么不写王夫人对贾兰的感情呢?明明写贾兰的年纪不需要奶妈了,可为什么迎春等人的奶妈还留着?此外,《红楼梦》的主题众说纷纭,也不断有人质疑。总之,打破定式思维,要敢于质疑,现在虽然无法预测后面的红学研究前景,但是这两个精神要保持。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俞晓红教授近年在《红楼梦》整本书阅读领域用力甚多,她也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分享了诸多心得体会。俞晓红教授指出,以前的中学语文应试教育导致了很多片段阅读和片面阅读,大数据时代也滋生了很多碎片化、浅表性的阅读。教育部提出整本书阅读,就是针对这些现象而来的,更突出阅读的完整性和整体性。她认为可以通过九大情节来呈现全书的主要故事脉络。九大情节周围又有很多小故事,构成一种局部的整体性。俞晓红教授主张事先设计题目,课堂上请学生发言,分组研讨,教师进行指导。这样就能以问题为驱动,引导学生进行积极而主动的阅读。至于如何设计题目,俞晓红教授举例说明应该注重解决主线问题、前五回纲领问题、主要人物形象问题等;语言鉴赏的问题也可以与九大情节群联系起来。最后,俞晓红教授强调,整本书阅读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应该具备学术上的鉴别能力,不要被一些“标新立异”的歪解带偏。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葛永海教授谈到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功能性叙事现象。他归纳了功能性叙事的四种基本属性,即重复性、共同性、功能性、包容性。具体而言,功能性叙事又体现为六个维度,即人物维度、情节维度、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物象维度、题旨维度。功能性叙事的文本形态有单一性、重复性;叙事篇幅有整体性、片段性;笔法意义层面有直笔性、曲笔性,功能层面有明线递进和草蛇灰线。功能性叙事的涵盖面非常广,也是研究《红楼梦》经典化问题的一种路径,可以观照《红楼梦》的类型化与个性化问题。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高玉海教授一直很关心《红楼梦》俄译本的问题,之前也进行了很多相关研究,但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1959年出版的一部俄语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收进了两回《红楼梦》,其底本尚不明确。高玉海教授举例分享了他的初步调查结果。第二回贾雨村转述甄宝玉之言,称“女儿”两个字比“阿弥陀佛,元始天尊”还珍贵。程甲、程乙本将“阿弥陀佛,元始天尊”改作“瑞兽珍禽、奇花异草”。这个俄语作品选的翻译与程本相同。但其底本的更多信息,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刘天振教授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点设想。他认为当下的《红楼梦》研究,大多停留在思想艺术层面,较难推进。而近年小说知识学的研究逐渐兴起,这或许能为《红楼梦》的研究打开一条新的思路。虽然以往红学研究中,已经有涉及饮食、服饰等知识性内容的讨论,但我们可以更加系统地从明清时期的民间文献、日用类书入手,去观照《红楼梦》的艺术世界。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崔小敬教授也关注到《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现状,并结合自己的听课体验,反思如何为中学生讲好“栊翠庵茶品梅花雪”的情节。崔小敬教授认为,这段内容需要把握四点:第一、妙玉接待贾母十分得体,这反映了她孤僻性格外能够融入尘世的一面;第二、黛玉坐到了妙玉的蒲团上,意味着妙玉与黛玉的关系,比宝钗更近一层;第三、小说写妙玉说黛玉是个“俗人”,是以黛玉之雅正衬妙玉之雅。第四、宝玉知道妙玉嫌刘姥姥用过的茶杯脏,是因为宝玉与妙玉在性情上存在相通之处。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的李相银教授聚焦《红楼梦》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他结合正定荣国府、北京大观园、上海大观园介绍了《红楼梦》文化产业的现状,进而指出,当下红楼文化产业的呈现主要是物质可视化,大多流于形式,内涵体现不足,基本停留在旅游参观的层面,游客满足感也不强。他认为打造《红楼梦》文化体验园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中可以融入场景娱乐、红楼餐饮、主题民宿、音乐金曲、文创产品等诸多元素。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王慧副研究员早在2013年就思考过青少年阅读《红楼梦》的问题,对于当下的《红楼梦》整本书阅读,她指出,整本书阅读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找到一个可靠的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校本《红楼梦》完全适合中学生阅读,市面上的一些改写本会影响学生的阅读体验。此外,王慧副研究员还以北京、山东两地为例,说明了中学《红楼梦》教育的方式、方法、投入程度其实存在很大的地域差异,这是我们推进整本书阅读时需要注意到的问题。最后,她还强调,今天很多孩子真的很难喜欢上《红楼梦》,而《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能帮助孩子们培养出一个终身阅读的习惯。
第二场研讨由韩伟表院长主持。
浙江外国语学院的赵红娟教授是研究《西游补》的专家,去年出版了由她点校的《西游补》。她认为从家世背景来看,董说和曹雪芹的家族都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两部作品也因而表现出浓郁的哀愁和强烈的梦幻色彩。两部小说的总体框架和寓意也存在极大的相似性,都可以通过神话空间的调动与回归诠释出由情悟道的主题。此外,两部小说在“补天之恨”、镜子、色彩等内容上也存在相似的象征性;其女性人物的命名,亦有可类比处。
台州学院人文学院的张天星教授在近代史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颇有心得,本次研讨会他便关注到晚清禁毁《红楼梦》的现象。他通过丰富的史料呈现出晚清禁毁《红楼梦》的整体面貌,进而结合史料辨析,指出晚清禁毁《红楼梦》的主要原因并非出于政治,而是由于《红楼梦》被视为“诲淫”之书。围绕这一结论,张天星教授又谈了两点启示:第一、我们在进行文学研究的时候,简单直接的观点或结论,可能会更接近真相;第二、《红楼梦》因情感描写细腻感人而遭到禁毁,这反而是对《红楼梦》艺术魅力的认同。
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杨宁副教授谈了三点感想。首先,他回顾了自己阅读、学习《红楼梦》的经历,并指出随着阅历的积累,他对《红楼梦》的体悟也在逐渐加深。其次,新红学百年之际,探讨“红学再出发”的议题很有必要。本次研讨会在浙江海洋大学举办,能够为本校中文专业的科研打开新的方向。再次,浙江海洋大学近年在进行教学改革,非中文专业的同学也能通过学术讲座、公共必修课、大学语文等途径接触《红楼梦》,本次研讨会能进一步丰富浙江海洋大学的校园文化内涵。
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的倪浓水教授既是学者,也是作家。学术研究与创作经验的结合,使他对《红楼梦》产生了一种独到的认识。倪浓水教授主张将《红楼梦》分成两部书来读,一部是纯叙事层面的,以表现小说中的人物情节为主;另一部是象征层面的,可借以深究《红楼梦》的寓意及其反映的清代史实。前者便于一般读者接受,后者则很大程度上属于学术研讨的范畴。
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的胡世文教授是语言学的专家,他指出语言学在语音、语义、词汇、语法等方面都能和文学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本次研讨会,胡世文教授即从《红楼梦》中生发了三个语言学问题。第一,我们今天常说“请假”,《红楼梦》中则为“告假”。汉语中的“告假”为什么发展成“请假”,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第二,“落后”一词,在《红楼梦》后四十回是“落在后面”的意思,而出现在前八十回时,则表示时间意义的“后面”“后来”的意思。这种语义差异,能够辅助说明两部分作者语言风格的不同。第三,一些地区的方言中有“解手”一词,胡世文教授则认为“解手”应该看作一个短语,《红楼梦》即能提供相关例证,这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点。
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的朱永香副教授也就青少年的《红楼梦》阅读状况进行了反思。她指出,虽然本次研讨会已有多位专家论及此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但现实情况可能比大家已经谈到的还要严峻。现在很多中学生都对《红楼梦》心存畏惧,他们不仅存在语言上的障碍,在内容价值层面也无法产生认同感。比如宝黛的爱情模式,他们就无法理解、共情。而且,据她了解,杭州很多高中是禁止学生课外阅读《红楼梦》的,浙江农林大学的大学生读过《红楼梦》的也寥寥无几,且数量逐年下降。在快节奏的智能时代,B站、短视频中的《红楼梦》元素,反而成为他们了解《红楼梦》的主要途径。这种脱离文本的接受,很令人忧虑。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魏颖副教授的《红楼梦》研究多是围绕文本细读展开的,本次研讨会她专门提出了《红楼梦》的对举互文性。她认为,《红楼梦》的文本客观呈现出很多成对出现的人物、场景、意象,并存在场景、意象的关合,人物形象的相互影射,以及前后文本的相互指涉和比较等现象。她强调,《红楼梦》在艺术结构中的对举互文性现象,体现了其叙事笔法的精妙,这是《红楼梦》能够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因。
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的中文系主任李学辰对《红楼梦》与狄更斯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比较研究。她提出《红楼梦》与狄更斯的创作都存在掌管钥匙的女管家形象。《红楼梦》的代表性人物是平儿,狄更斯笔下的形象则有《大卫·科波菲尔》中的艾格尼斯与《荒凉山庄》中的埃斯特。她们都具有管家才能与处理人事关系的圆融技巧,且都体现出引导与救赎的意义。不同之处在于,平儿的引导救赎更多表现为世俗性;艾格尼斯与埃斯特的引导救赎具有宗教性,但最终落脚点在世俗家庭。
第三场研讨由《红楼梦学刊》副主编胡晴副研究员主持。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李虹副研究员勤于《红楼梦》版本文献的查考,本次研讨会她分享了自己最近的一些调查成果。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有193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根据清抄本摄影而成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也就是后来周绍良、周汝昌、曹立波等先生提到的“晒蓝本”,前人曾仔细比对过该摄影本与北师大本之间的异同,但对其来历背景一直不甚清楚。根据现有资料,庚辰本在1932年出现,1933年时,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蔡元培曾经与上海商务印书馆签订了一份“准予筹印善本图书办法”的契约,写明“甲方所藏善本委讬乙方影印陆续发行”。但由于书目不详,该摄影本是否在此契约背景下产生,尚需要进一步考索。
徐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淑娟以作家视角探讨了自己阅读、感悟、品评《红楼梦》的过程。她认为《红楼梦》是思想深刻的朋友、品味独特的老师,也是联系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最有质感的桥梁。《红楼梦》文本与社会现实之间相互映衬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卜喜逢副研究员指出,新红学的建立,是以胡适发表的《红楼梦考证》为标志的。这篇文章的影响不只在观点上,更主要体现为对后来学者的引领作用,使考据成为研究《红楼梦》的主要方法。事实上,考据本身是治经史的学术方法,胡适所作的《红楼梦》研究,方向仍然是“本事”研究的范畴。胡适的研究范围,在很大的程度上固化了红学的研究领域。研究曹雪芹的目的,是为了《红楼梦》的文学研究。回归文本研究,应该是未来红学研究的方向。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石中琪副研究员认为《红楼梦》的当代传播缺乏足够的学术引导。无论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都很容易被索隐派的观点误导,相信《红楼梦》写的就是宫廷秘事。某些学科比较成熟的学者,甚至还对《红楼梦》作者为冒辟疆一类看法深感兴趣。这说明我们红学界同仁对大众的正向引导,仍任重道远。此外,他根据学术史的演进,梳理出《红楼梦》经典化的阶段性特点。总体来看,《红楼梦》经历了一个从经典之补到学术研究经典,再到文学经典,最后到文化经典的过程。
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上官文坤把《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归纳为三种主要模式:第一种为真心人,包含纯真之人、认真之人、率真之人;第二种为深情人,包含多情之人、痴情之人、纯情之人;第三种为清净之人,包含离世孤零之人、灵秀脱俗之人、风流清雅之人。他的分类与解读,使《红楼梦》人物研究展开得更为细致。
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讲师李雨泽指出,在《红楼梦》大众普及的过程中,无论是传统的传播形式,还是现在的新媒体途径,都存在片段化或碎片化的呈现。所不同的是,传统的片段演绎,以对《红楼梦》文本的整体观照为前提,表现出来的内容也与原始文本相差不远。而当代的片段改编,往往脱离文本。这种与小说文本背离的设计,对观众是很不负责任的。我们只有先细读精典、贴近经典,才能谈“致敬经典”。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大海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接受者与文本的互动去激活《红楼梦》文本研究的新问题。就小说评点而言,以往的研究多是比较孤立的,缺乏回归文本的一环。比如,陈其泰、洪秋蕃等评点家都认为史湘云这个人物形象不重要,传统研究可能停留在对这个看法的简单否定上。但如果顺着他们的思路反观文本,就能发现这一误解实由版本差异造成,且其中牵涉到小说人物出场描写的理论问题。由这个问题出发,又能关联到《红楼梦》打破传统写法的大命题。从接受者反观文本的研究路径,应值得充分重视。
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讲师张明明作为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联络人,也向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达了诚挚的谢意。她对于《红楼梦》的叙事节奏、高潮艺术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希望未来能在红学研究中继续精进,并逐渐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等领域。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红楼梦学刊》主编孙伟科教授对大会进行了学术总结。他首先指出,浙江人杰地灵,这里的很多专家学者都为红学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堪称红学研究的重镇,今天在这里开会是一种必然。同时,湖南、江苏、福建等地学者的到来,又使会议呈现出一种全国性的面貌。其次,这次会议内容十分开放,诸位专家学者的谈话都不落空,能很有针对性地落到实处,体现出很高的学术水平。再次,这次会议充分显示了学术民主,几乎所有的参会老师都有智慧贡献、话题共享,这是红学研究一种崭新、积极的气象。
为增进与会专家学者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与《红楼梦学刊》编辑部的了解,孙伟科教授还补充了两点。
第一、本次研讨会,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红学论坛”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学论坛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专项设立,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刊》编辑部主办,研究生院艺术学系、中文系联合主办的学术高端论坛。该论坛以《红楼梦》为对象,站立学术前沿、注重学科建构、关注跨学科发展、促成学科体系完善,使红学话语具有民族特色、自成体系,其宗旨在于推出学术话题、活跃思想、引领发展,为红学研究者与爱好者提供精神营养,寻绎文学经典价值,为红学的再出发开辟道路。去年红学论坛已经做了六期,社会影响非常好。本次研讨会则是今年红学论坛的第一期,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孙伟科教授希望能充分发挥红学论坛的学术引导与示范作用,也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与广大《红楼梦》爱好者能多多支持红学论坛的发展。
第二、当下确实是《红楼梦》传播的兴盛期,《红楼梦学刊》依然拥有大量的读者。但在新红学百年之际,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反思如何使红学发展再次腾飞。前些年,梅新林教授曾提出建构“红学新批评”,即追求红学的新方法、新境界、新视域,这个观点很重要。相比上世纪80年代红学的巨大影响力,今天的红学已趋于平淡。如果不求“新”,红学就会停滞,失去读者。所以,红学的重新振作,还得靠大家在学术上不断创新。现在《红楼梦学刊》上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中规中矩的,看起来很规范,但读完却感觉思想苍白。站在学术高地发挥引领作用,既是要求也是挑战。《红楼梦学刊》一直希望起到培养人才,推出成果,形成队伍,提供平台的作用。希望大家都有变革意识,一起推动红学发展的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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