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红学被称为20世纪显学，有关作者曹雪芹家世生平与文物遗迹的研究，一直深受重视。1949年以后，关于《红楼梦》及曹雪芹的相关研究注重发掘并发扬其中富有人民性、革命性的内容，推动了曹雪芹故居研究中资料学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也为曹雪芹故居研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期，《刑部移会》的发现与蒜市口十七间半曹家故居的发掘及复建成为曹雪芹故居研究的重要事件，也为其后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与现实依据。新世纪以来，曹雪芹故居研究呈现出多维视野与多元范式的交杂景象。
曹雪芹家世与生平的考证作为《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最初学者更关注其与《红楼梦》创作之间的联系，往往将其视为《红楼梦》研究之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红楼梦》中独特的“人民性”与“革命性”意涵被挖掘，成为红学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刑部为知照曹頫获罪抄没缘由业经转行事致内务府移会》的发现及蒜市口16号房屋的考古挖掘，围绕“蒜市口十七间半曹雪芹故居”(以下简称“曹雪芹故居”)的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互动、开放、带有自主性和能动性的知识生产过程。相关学者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口述、文字记录与图像结合等方式对曹雪芹故居展开交叉性研究。这不仅有助于理解不同时空维度的文本、图像之间的互文对话以及在这种相互作用中所构建的学术脉络，还能够更为清晰地凸显曹雪芹故居文化象征意义的生成过程。只有关注这种过程本身，我们才能更深入地阐释曹雪芹故居研究的发展脉络及其以何种方式关联着我们的世界和生命体验的问题。
一、曹雪芹故居研究之滥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深入，关于《红楼梦》及曹雪芹的相关研究更加注重发掘并发扬其中富有“人民性”“革命性”的文化遗产及其精神资源。其中，对曹雪芹故居的研究逐渐为学人所关注。1962年，北京市文化局为了配合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对曹雪芹故居、坟茔及后裔做了较全面的走访和调查，分别做了《北京市文化局关于曹雪芹故居后裔及坟茔的调查报告(1962年3月26日)》和《北京市文化局关于曹雪芹墓葬故居及后裔调查第二阶段工作情况汇报(1962年7月26日)》。此次调查以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八种》一书所提供的线索为参考，先后在“海淀区镶黄旗村”“镶黄旗营”“红石山”“正蓝旗村”“正白旗村”“兰靛厂火器营”“香山健锐营”等地及周边村庄进行调研，均未获得具体资料，但此次调研将曹雪芹故居问题作为曹雪芹家世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子项提出，并将其作为把握《红楼梦》及曹雪芹其人其事的一把“钥匙”，探讨曹雪芹故居位置之所在，研究本身即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此次调研工作中搜集到的虽然多为“间接的只言片语或道听途说”，但对十五个单位和八十余位干部及群众的访问，一千二百多处坟茔的“踏查”，不仅推动了其后曹雪芹故居研究中资料学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也为曹雪芹故居研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20世纪70年代末，短暂停滞的曹雪芹故居、坟茔及后裔等研究得以复兴。1979年1月文学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成立，同年5月《红楼梦学刊》和《红楼梦研究集刊》相继创刊，开启了“新时期红学的航程”。自此，围绕曹雪芹故居、坟茔及后裔等研究的相关论著开始大量发表，如蔡义江《目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易管《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补遗——康熙三十五年至五十九年的曹家奏折一一五件》、王春瑜《论曹寅在江南的历史作用》、曹汛《跋〈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记〉——曹雪芹家世碑刻史料的考证》、赵宗溥《曹雪芹的旗籍问题考释》等。此外，还有黄进德《曹寅与两淮盐政——读〈红楼梦新证〉有关章节书后》、任世铎与张书才《新发现的查抄李煦家产折单》、江慰庐《〈红楼梦〉与扬州》等。考证《红楼梦》作者各种文献及其文物资料的研究随着新时期红学的起航也开启了新的阶段。
二、文字、图像和口述:曹雪芹故居的发现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刑部为知照曹頫获罪抄没缘由业经转行事致内务府移会》的发现，其中提到的“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被初步确定曹雪芹京城之寓所，具体位置由张书才等研究者结合清代档案、乾隆《京城全图》与实地勘探调查考证为“蒜市口16号院”。自此，围绕着“蒜市口十七间半”的研究作为新时期《红楼梦》及曹雪芹研究领域的学术“生长点”，在学术机构、刊物及学人的努力下，曹雪芹故居相关研究得以迅速发展。1981年，任世铎和张书才发表《新发现的查抄李煦家产折单》一文，并于前附言谈及新发现的《总管内务府奏查抄李煦在京家产情形折》和《查弼纳奏查明李煦苏州家产并请另行查办李煦亏欠折》是从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中翻译而来，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查弼纳有关查抄李煦家产奏折的原件”，对探讨曹雪芹的家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82年，在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张书才向大会介绍了有关曹家家世的十多篇新资料，多为满文。其中，一份记载着雍正七年七月刑部追查赵世显贪污一事的档案格外引人注目，其中提到曹頫获罪原因乃为骚扰驿站事，且明确提及“曹頫之京城家产人口及江省家产人口，俱奉旨赏给隋赫德。后因隋赫德见曹寅之妻孀妇无力，不能度日，将赏伊之家产人口内，于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张书才在大会发言《新发现的曹頫获罪档案史料浅析——在一九八二年全国红学讨论会上的发言提要》中提到这件刑部移会的发现，为研究“曹頫获罪的原因及其结局，以及曹頫家属回京后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史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张书才先生还提出了一种“当时人看当时事”的研究方向:研究《红楼梦》，不宜离开历史，离开产生《红楼梦》的那个一定的历史范围，而是需要首先了解研究一下康、雍、乾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阶级矛盾和典章制度，自然也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旗人内部的满汉关系及其生活思想状况，以及曹家的兴衰遭际等等。
这种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分析”的重视，将《红楼梦》置于历史语境之中展开研究，张书才亦在其后的研究中通过对清朝档案史料的梳理，阐述“实际的材料”在《红楼梦》及曹雪芹相关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1983年，张书才应《团结报》总编许宝骙先生邀约撰写《雪芹旧居，京华何处》一文，此文是有关蒜市口十七间半曹雪芹故居研究的第一篇正式文章，后收录至《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一书中，在书后的“结集附记”中，张书才自述:“我调查曹雪芹蒜市口故居遗址，经历了一个由面(地区)到线(蒜市口街)、由线到点(宅院)、逐步缩小范围的过程，此文记述了我最初调查的情况和认识。”其后，张书才在《新发现的曹頫获罪档案史料考析——关于曹頫获罪的原因与被枷号及其家属回京后的生活状况和住址问题》一文中提到“刑部移会的价值之四”即为明确记载了隋赫德“拨给”曹頫家属的房屋在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为“探讨曹雪芹的行踪提供了新的线索”。此文中，张书才对“蒜市口故居”的具体位置结合钱仪吉的《衎石斋记事稿·杭大宗蒜市杂记序》和乾隆《京城全图》做了初步设想，提出“曹雪芹回京后居住的曹家旧宅，最大可能是蒜市口街路北、崇文门外大街与抽分厂之间的某一院落”；根据碑刻和史料，曹家又与寺院渊源颇深，蒜市口街西北路边，自东而西，有关帝庙、泰山行宫、大慈庵等庙宇，故而香串儿胡同南口西侧与大慈庵之前的两座十几间房屋的三进院落，“似亦应包括在探寻曹雪芹旧居的范围之内”。其后，张书才又陆续发表了《关于曹寅子侄的几个问题》《八旗满洲》《再谈曹頫获罪之原因暨曹家之旗籍》《清代的盟旗制度》《漫谈〈红楼梦〉续书》等文章。
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1991年张书才在《红楼梦学刊》第2辑发表《曹雪芹蒜市口故居初探》一文，对其在《新发现的曹頫获罪档案史料考析——关于曹頫获罪的原因与被枷号及其家属回京后的生活状况和住址问题》一文“关于曹雪芹回京后的住址”中提到的故居位置之设想进一步“深入考察”，结合档案史料与乾隆《京城全图》的逐一对比与辨析，确认“蒜市口16号院”，即抽分厂西数第3号院为“曹家旧宅”。文中提到，自1982年以来，张书才多次到“蒜市口左近”访问考察，“自西而东依次踏看了蒜市口街路北的各个居民院落”，并对“16号院”的马允升进行访谈，由此了解此院落在嘉道年间的房屋变迁情况，结合院落形状及有“端方正直”四字的屏门、曹寅《楝亭诗钞》等资料，按图索骥，考证曹雪芹故居即为此处。
值得注意的是，张书才在此文的第三部分“曹雪芹居住蒜市口的意义”中提及“证实了曹雪芹曾寓居卧佛寺传说的可靠性”。此故老传说流传已久，据张次溪在《记齐白石谈曹雪芹和〈红楼梦〉》一文回忆，他早先听沈太侔先生说过:相传《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在家道中落之后，一度曾在卧佛寺里住过。到了1931年秋天，齐白石同他专诚去该寺寻访曹雪芹遗迹，但遍问庙里庙外一带的老住户，都“瞠目无所知”，返家后心有戚戚然，张次溪作《吊曹雪芹故居》诗五首。其一云“都护坟园草半漫，红楼梦断寺门寒”，由目之所及的张园想到雪芹一度寄居崇文门外卧佛寺中的萧瑟与悲凉，此句与其五中的“荒园颓壁市南街，废址难寻玉篆牌”相互呼应，齐白石感其诗中之情，取“红楼梦断寺门寒”之意，画得一幅《红楼梦断图》相赠，并于图上题诗云:“风枝露叶向疏栏，梦断红楼月半残。举火称奇居冷巷，寺门萧瑟短檠寒。”诗前系以小引云:“辛未秋，与次溪仁弟同访曹雪芹故居于京师广渠门内卧佛寺，次溪有句云:都护坟园草半漫，红楼梦断寺门寒。余取其意，为绘《红楼梦断图》，并题一绝。齐璜白石。”后此画不慎遗失，汪慎生、陈封可、俞剑华及齐白石五公子良巳，又为其补画。补画之作上，除补录白石老人的原题外，齐良巳又增添一段小跋:“辛未秋日，次溪六兄同先子谒曹雪芹故居，先子为绘《红楼梦断图》，次兄失于南中，兹命补作，勉应呈教。白石五子良巳谨。”张书才据此资料结合清代档案认为曹家回京后，既住蒜市口，就近访游诸寺，日久与寺僧交契，或在孀母故去、贫穷难耐之时，寄居卧佛寺中之传说当为可信，此传说亦可作为佐证曹雪芹蒜市口故居具体位置之材料。
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张书才又陆续发表了《雪芹故居今安在 崇文门外蒜市口》《曹雪芹家世档案史料补遗》《曹雪芹蒜市口故居》《曹雪芹生父新考》《内府包衣世家 旗籍包衣汉人——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析之一》等文章，并出版《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一书，对曹家旗籍家世等都有系统论述。此外，宫中《蒜市口当有曹雪芹故居》、张元《曹雪芹北京城内故居考证》、马允升《曹雪芹故居(原蒜市口16号)变迁之回忆》、赵书的《满族习俗与蒜市口曹雪芹故居》等论述都对曹雪芹故居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曹雪芹故居研究通过特有的研究路径，结合档案史料、景观图像、口述资料等，“以共同的理解与情感”为基础，逐步建构了完整、连贯的论述框架，同时它又与“当时人”“当时事”紧密勾连，进而奠定了新世纪曹雪芹故居研究的坚实基础。
三、曹雪芹故居研究之发展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北京旧城改造的推进，“十七间半”曹雪芹故居遗址保留还是拆除的问题一时成为讨论的热点。1999年8月，北京崇文区政协、北京市政协、中国红楼梦学会在龙潭公园龙吟阁联合召开“曹雪芹故居遗址研讨会”，确认蒜市口曹雪芹故居遗址并建议北京市及崇文区政府和文物部门，结合市、区的规划建设，在蒜市口修建曹雪芹故居纪念馆。蔡义江在《曹雪芹故居遗址记》一文中谈到在召开此次会议之前，杜春耕与其相约，去实地走访一次当年的曹家故宅——原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十七间半”的16号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张书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俊、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北京出版社副编审曹革成等也与之同行。走访归来后，蔡义江写了“曹家馀此宅，春梦了无痕”的诗句，取东坡诗中“人似鸿雁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之意，其叹惋之情可见一斑。2000年10月，广安大街扩建改造工程已经推进至蒜市口16号院的周围，11月初，施工队开始全面拆除地面建筑。2001年1月1日，曹家旧宅最终化为“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经过拆除过程中的考古挖掘发现，“现存前院正房3间、东西厢房各3间的基础确是清代前期所建，虽经过翻建，但格局不曾改变”——自此，蒜市口16号院基本可认定为乾隆《京城全图》蒜市口街北侧东起第三个院落之所在。蒜市口16号院房屋基础的发掘，进一步推动了新世纪以来曹雪芹故居研究的发展。研究者从不同维度及视阈出发，对曹家蒜市口十七间半旧宅的坐落和布局情况提出了众多新见，使曹雪芹故居研究渐趋丰盈，逐步形成符合自身的研究范式与理论体系。学界对曹雪芹故居研究的焦点集中在“蒜市口街”的地理范围及故居确切位置的考证上，相关讨论一直延续至今。张秉旺、兰良永、黄一农、杨泠、樊志斌等研究者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张秉旺在《红苑杂谈》中收录的《雪芹故居何处寻——〈曹雪芹蒜市口故居初探〉辨析》《“蒜市口十七间半”补说》《鲜鱼口与曹家》等文章中对推断“蒜市口16号院”为曹雪芹故居的考证材料逐一辨析，提出蒜市口街南侧的一个小院的房间数量正合“十七间半”之数。兰良永在《曹雪芹蒜市口故居再议》中提出“曹家的‘十七间半’是基于产权学概念而言”，乾隆《京城全图》“基于建筑学概念而绘”，不可混同而论，据此，他推论“蒜市口街可从崇文门外大街南口向西延展，曹雪芹故居并不局限于崇文门外大街南口东侧”。黄一农《曹雪芹“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旧宅新探》一文对“蒜市口”也做了重新界定，认为:“北界为手帕胡同与东茶食胡同，西界为香串儿胡同与娘娘庙胡同，南界为西利市胡同，东界为汪太医胡同与石板胡同”，杨泠《曹家蒜市口旧宅新考》中对“蒜市口的变迁及其广义性”结合清代至民国地图对“蒜市口”所处位置做了系统梳理，并推论“蒜市口地方”范围极有可能具有行政区域意义，且涵盖区域至少在“三里河”与“广渠门”之间。樊志斌《蒜市口 蒜市口大街 蒜市口地方:谈曹雪芹崇外故居研究中的几个概念——兼及曹雪芹的北京城市交游、成长与纪念》承袭上述学人的研究成果，提出学界对“蒜市”“蒜市口”“蒜市口街”“蒜市口地方”的理解为曹雪芹故居研究的关键所在。他认为“蒜市口地方”涵盖以“蒜市”“蒜市口”为中心的周边一片区域，“南至西利市营，北至香串胡同、石虎胡同一带，甚至更远”，据此，他将“鲜鱼口空房一所”与“蒜市口故居”相联系，且认为曹家旧宅距离鲜鱼口、蒜市口距离相近，即草场胡同附近。2021年7月30日，在“纪念新红学100周年、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40周年暨2021年学术年会”上，胡铁岩提交的《新发现的曹家蒜市口“十七间半”地点考略——以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发现的档案文献为主要依据》一文中提出以“市政管理区域定位法”来确定“十七间半”的具体位置。此外，《红楼家世——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观》(2003)、《红楼长短论》(2004)、《曹雪芹在北京的日子》(2008)、《追踪石头——蔡义江论红楼梦》(2006)、《追踪石头2——蔡义江论红楼梦》(2014)等相关著作均涉及曹雪芹故居研究。随着理论自觉性的提高，可以看到学者尝试推进曹雪芹故居研究的努力。
新世纪以来，曹雪芹故居研究的“学理性”“思想性”得以凸显，同时也开始注重对故居研究以往成果的回顾和总结。但是，总体而言当前关于曹雪芹故居研究的成果还是略显单薄，与当代文化建设紧密相关的应用性研究更是缺乏。为了促进曹雪芹故居研究乃至红学研究的学术自觉与范式转换，从学术史角度对其进行全面而清醒的思考，就显得尤为重要。
注释① 如顾颉刚在为俞平伯所著《红楼梦辨》(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一书所写序言中提及此前一百年间的“旧红学”时谈到:自从有了《红楼梦》之后，“模仿”“批评”和“考证”的东西如此的多……在这一百年之中，他们已经闹得不成样子，险些儿把它的真面目涂得看不出了。② 如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八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曹雪芹的故事》(中华书局1962年版)、《有关曹雪芹十种》(中华书局1963年版)；周汝昌《曹雪芹》(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李希凡《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等等。③④ 具体参见《1962年北京市文化局关于曹雪芹生平的调查报告》，北京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史料》四，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8—79、62页。⑤ 论文如冯其庸《曹雪芹的时代、家世和创作——读故宫所藏曹雪芹家世档案资料》，《文物》1974年第9期；冯其庸《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文物》1976年第3期；吴新雷《关于曹雪芹家世的新资料——〈康熙上元县志·曹玺传〉的发现和认识》，《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6年第2期；曹汛《有关曹雪芹家世的一件碑刻史料——记辽阳喇嘛园〈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物》1978年第5期；吴恩裕《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残篇的新补充》，《沈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等等。著作及资料汇编如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曹雪芹生平家世资料专辑》，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1979年；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胡文彬编著《红楼梦叙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等等。⑥ 1980年，“文学艺术研究院”更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⑦ 张庆善《新时期红学四十年——为红楼梦研究所建所、〈红楼梦学刊〉创刊四十周年而作》，《红楼梦学刊》2019年第3辑。⑧ 蔡义江《目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辑。⑨ 易管《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补遗——康熙三十五年至五十九年的曹家奏折一一五件》，全文分上、中、下三篇，分别刊于《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2辑、1980年第1辑、1980年第2辑。⑩ 王春瑜《论曹寅在江南的历史作用》，《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辑。[11] 曹汛《跋〈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记〉——曹雪芹家世碑刻史料的考证》，《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2辑。[12] 赵宗溥《曹雪芹的旗籍问题考释》，《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4辑。[13] 黄进德《曹寅与两淮盐政——读〈红楼梦新证〉有关章节书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14][17][18] 任世铎、张书才《新发现的查抄李煦家产折单》，《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15] 江慰庐《〈红楼梦〉与扬州》，《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16]“崇文门外大街南端尽头东侧，路北西起崇文门外大街南端东侧，东至抽分厂南口，路南西起磁器口北口，东至石板胡同北口，长约200米。”参见张书才《曹雪芹蒜市口故居初探》(《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2辑)。[19] 1982年9月22日至29日在上海师范学院举行。[20]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档案》，《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文末注史料编选者为:张书才、王道瑞、俞炳坤。[21][22] 张书才《新发现的曹頫获罪档案史料浅析——在一九八二年全国红学讨论会上的发言提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23] 此言引自俞平伯《红楼梦辨》“顾序”，张书才“当时人看当时事”的研究路径，承袭了顾颉刚在《红楼梦辨》序言中提出的把实际的材料“做前导”，“实际的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做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之谈，且在具体研究中有了进一步的推进。具体论述参见俞平伯《红楼梦辨》(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顾序”，第12—13页)。[24] 此文后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红楼梦研究》1983年第4期。[25] 张书才《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白山出版社2009年版。[26] 张书才《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白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27][33] 张书才《新发现的曹頫获罪档案史料考析——关于曹頫获罪的原因与被枷号及其家属回京后的生活状况和住址问题》，《历史档案》1983年第2期。[28] 张书才《关于曹寅子侄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84年第6期。[29] 张书才《八旗满洲》，《文献》1985年第4期。[30] 张书才《再谈曹頫获罪之原因暨曹家之旗籍》，《历史档案》1986年第22期。[31] 张书才《清代的盟旗制度》，《文献》1987年第4期。[32] 张书才《漫谈〈红楼梦〉续书》，《古典文学知识》1989第1期。[34]《曹雪芹蒜市口故居初探》一文中收入部分马允升口述资料。[35][37] 张次溪《记齐白石谈曹雪芹和〈红楼梦〉》，香港《文艺世纪》1963年6月号。[36] 张园为晚清民国著名学者张柏桢故居，园内建有袁崇焕幻念堂。张次溪为张伯桢次子。[38] 此研究路径有顾颉刚将“古史当作传说变迁来看待”之意味。[39] 张书才《雪芹故居今安在 崇文门外蒜市口》，《文史选刊》1997年第12期。[40] 张书才《曹雪芹家世档案史料补遗》，《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2辑。[41] 张书才《曹雪芹蒜市口故居》，《文史知识》2003年第12期。[42] 张书才《曹雪芹生父新考》，《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5辑。[43] 张书才《内府包衣世家 旗籍包衣汉人——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析之一》，《曹雪芹研究》2016年第1期。[44] 宫中《蒜市口当有曹雪芹故居》，《北京档案》1993年第4期。[45] 张元《曹雪芹北京城内故居考证》，《北京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46] 马允升《曹雪芹故居(原蒜市口16号)变迁之回忆》，《文史选刊》1997年第12期。[47] 赵书《满族习俗与蒜市口曹雪芹故居》，《满族研究》1999年第4期。[48]《“十七间半”曹雪芹故居遗址再成热点》，《光明日报》1999年6月24日第2版。[49] 大部分专家认为，根据乾隆《京城全图》所绘蒜市口街两侧各院落的房屋间数，及祖居蒜市口16号院已一百七八十年的住户马允升老人提供的此院房屋格局、变迁情况与匾额、屏门、水井等物，结合《楝亭诗钞》《红楼梦》的有关描写考察，16号院应为曹雪芹故居遗址。部分古建专家认为，具体确认曹氏故居十七间半房遗址，尚需进一步踏勘查证。[50]《北京蒜市口曹雪芹故居遗址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历史档案》1999年第3期。[51] 蔡义江《追踪石头2——蔡义江论红楼梦》，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页。[52] 红建设《蒜市口16号院房屋基础发掘纪实》，《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3辑。[53] 张秉旺主编《红苑杂谈》，军事谊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190页。[54] 兰良永《曹雪芹蒜市口故居再议》，《曹雪芹研究》2014年第3期。[55] 黄一农《曹雪芹“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旧宅新探》，《红楼梦研究辑刊》2015年第10辑。[56] 杨泠《曹家蒜市口旧宅新考》，《红楼梦研究(壹)》2017年，第53—75页。[57] 如嘉庆五年(1800)《京城内外首善全图》、道光五年(1825)《京城全图》、同治四年(1865)周培春所绘《北京地里全图》、同治九年(1870)《京师城内首善全图》、光绪三年(1908)《最新北京精细全图》、1914年《北京地图》、1921年苏甲荣编制《北平市全图》、1928年京师警察厅总务处编制《京师内外程详细地图》等。[58] 樊志斌《蒜市口蒜市口大街蒜市口地方:谈曹雪芹崇外故居研究中的几个概念——兼及曹雪芹的北京城市交游、成长与纪念》，《北京文博文丛》2018年第3期。[59] 胡铁岩认为蒜市口的具体位置与南城指挥署同在南城三里河的清化寺街，隶属于南城正东坊，而“十七间半”位置则与香串胡同相同，在崇文门外大家路西，隶属于南城正东坊第三铺。见《纪念新红学100周年、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40周年暨2021年学术年会论文集》，中国红楼梦学会2021年7月。[60] 周汝昌著、周伦玲编《红楼家世——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观》，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61] 胡文彬《红楼长短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62] 吴恩裕、端木蕻良等著《曹雪芹在北京的日子》，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63] 蔡义江《追踪石头——蔡义江论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64] 蔡义江《追踪石头2——蔡义江论红楼梦》，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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