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骏

　　内容提要:1973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组织新版《红楼梦》整理工作预案，并拟召开相关专家研讨会议，后因故中断。此次预案虽未落实出版，但已拟定了初步且较完整的整理方案，其中提出以庚辰本为底本进行普及读本的整理，是《红楼梦》出版史上的首倡；对于其后不久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的整理工作应有一定影响。本文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保存的相关档案为主要参考资料，阐述此次预案的过程与意义。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整理本为国人广泛阅读。人文社在不同时期发行的《红楼梦》整理本主要包括三种:(1)周汝昌、周绍良、李易校点，启功注释《红楼梦》(以程乙本为底本，1957—1981年发行)；(2)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前八十回以庚辰本为底本，后四十回以程甲本为底本，1982年发行至今，分别于1996年和2008年全面修订再版)；(3)俞平伯校、启功注《红楼梦》(前八十回以戚序本为底本，后四十回以程甲本为底本，2000年发行至今)。据该社总编室2021年3月统计数据，这三种《红楼梦》整理本(包括不同版次、不同装帧形态)累计印数分别为:2541815套、7649405套、1956600套。其中发行近四十年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简称“红研所校注本”或“新校本”)影响最为突出，1982年初版至1996年12月修订版(即第二版)问世前，共发行3412275套；1996年12月至2008年7月修订版(即第三版)问世前，共发行406900套；2008年7月至2021年3月共发行3830230套。据业内权威的开卷监控系统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数据，从2015年至今，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在国内销售量每年均位居同类图书榜首。

　　除了发行量巨大，为大众读者普遍阅读，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也成为红学及相关领域研究者据以征引、探析原文的重要版本。据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统计《红楼梦》原著整理本被征引量排名，2008年修订版红研所校注本位居第二，1982年初版红研所校注本位居第四，此排名与上文所列这两个版次巨大的发行量呈相应关系。综合来看，红研所校注本是当前红学相关论文征引原著最为通行的版本，对于红学研究有着显著的影响。

　　据冯其庸先生回忆，红研所校注本最早动议和立项，是1974年时任中宣部文化组副组长的袁水拍倡议的，1975年校注组成立，由袁水拍任组长，冯其庸和李希凡任副组长。此后七年，先后有冯其庸、李希凡、刘梦溪、吕启祥、孙逊、沈天佑、沈彭年、应必诚、周雷、林冠夫、胡文彬、曾扬华、顾平旦、陶建基、徐贻庭、朱彤、张锦池、蔡义江、祝肇年、丁维忠等二十余位学者参与校注工作，还有吴世昌、吴恩裕、吴组缃、周汝昌、启功等红学家担任顾问。校注组整理校记6000多条，成书时精简为1000多条；撰写注释3500多条，成书时精简为2300多条。此外，校注组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打下基础，这项工作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校注本身。1982年3月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正式出版，当时亦被称为新校本《红楼梦》。

　　红研所校注本是出版史上首次以庚辰本为底本进行整理的《红楼梦》普及读本，而在红研所校注本校注组成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有过一次重新整理《红楼梦》的预案，虽未落实到出版成书，但已经进行了整理方案的初步讨论和拟定，对于其后红研所校注本的整理工作应不无影响，同时也是《红楼梦》出版传播的重要史料。本文拟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保存相关档案为主要参考资料，阐述这次未出书的新版《红楼梦》整理计划的过程与意义。

一、古典小说出版的“开放”与恢复

对于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出版前的学术背景，已有研究者进行了专门分析。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21届许鎏源博士在学位论文《〈红楼梦〉铅印标点本(1919—1949)研究》“程乙整理本被红研所校注本代替的历史背景分析”一节中，回顾了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对于以脂本为底本整理《红楼梦》的建议和实践；提出冯其庸先生《论庚辰本》一书为红研所校注本选择庚辰本为底本奠定了理论基础，认为:“用庚辰本和程甲本分别作为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底本，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随着《红楼梦》研究不断推进而逐渐变化的结果。并且是在以程乙本为底本的整理本大规模出版的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由前文可知，大众阅读的《红楼梦》通行本的更迭，固然与红学发展相关，而出版机构的所为往往是更主要的因素，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图书出版集中在少数出版机构，计划性明显，有些图书甚至由国家层面直接进行组织出版。由此也形成了诸多“国民读本”，在古典文学领域尤其如此。例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作为“四大名著”概念的形成，即与人文社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发行这四种小说的整理本相关。

　　“文革”时期，国家的出版管理机构几经变化，实际工作一度中断。1970年5月，国务院成立出版口，负责全国出版工作，1973年9月，出版口改名为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根据人文社古典部保存图书档案显示，1971年11月，人文社起草了数份请示国务院出版口的报告，包括《关于开放几本中国古典文学书籍的报告》《关于重版四种中国古典小说的报告》等。

　　在《关于开放几本中国古典文学书籍的报告》后，还附录了一份“开放〈红楼梦〉‘致读者’稿本”。“致读者”提出:“因重新整理再版需要时日，现暂以旧版存书供应部分读者的需要，希望在阅读时能以批判态度对待《代序》及一切封、资、修的错误思想。”这里的“《代序》”指人文社1959年出版整理本《红楼梦》时以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论〈红楼梦〉》一文节略本作为序言，1974年印次时，这篇序言更换为李希凡所撰前言。由这份报告及附录可见，《红楼梦》在当时考虑图书恢复发行时显得更加突出。

　　《关于重版四种中国古典小说的报告》起草于1971年11月2日，摘录如下:出版口负责同志:根据出版会议纪要的精神、周总理接见代表的指示，和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准备在明年上半年内，将《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四种古典小说，斟酌情况，有步骤地重版印行。这四种小说，一个共同的关键问题是，需要有一个真正贯彻毛主席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革命文艺路线的序言。……总理指示除强调序言的重要性外，还曾说到“版本也要注意”。这四种小说，《水浒》和《三国演义》的版本，尚未发现有什么问题；《西游记》的版本问题也比较简单，即或存在某些校勘疏漏，也不难检核纠正。只是《红楼梦》一书的版本相当复杂，国内外的研究者(所谓“红学”家)争论不已，我们现在勉力把《红楼梦》的版本情况作一概略说明，初步提出几种可能的办法，并表示我们目前比较倾向于何种办法。(请参见附件)

　　这份报告最后还建议出版口负责同志召开一次专题座谈会，对这四部古典小说的重版问题进行讨论。虽然报告提出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序言，但对版本也十分重视，尤其是《红楼梦》，还附上了专门的版本说明。

　　由这份报告草案可见，对于《红楼梦》的版本问题，在人文社内部是有所考虑和讨论的。其时，周汝昌、戴鸿森等于古典小说——尤其是《红楼梦》学养精深的古典部编辑，已经回到社里工作。虽然笔者并未找到上引报告中提及的附录“关于《红楼梦》版本问题的简略说明”，但在档案中保存了周汝昌看过该报告草案(包括附录《红楼梦》版本说明)后提出的修改意见。

二、《红楼梦》新版计划的提出

从上文所举人文社向出版口的报告草案可见，在“文革”中后期恢复图书发行工作时，对于重新整理《红楼梦》，尤其是版本的改换，人文社已经有初步设想，而档案资料中1973年1月9日“召开关于《红楼梦》新版整理方案的座谈会节要”(下文简称“节要”)，则表明这项工作列入了正式的出版计划。

　　“节要”全文如下:一、主要内容:听取与会者意见，集思广益，明确《红楼梦》新版整理的基本要求和工作方法、注意事宜。附带征求关于中国古典文学今后如何出版的意见。借此先打个招呼，为以后另开专门性座谈会作准备。二、主持者:由我社负责同志主持会议；由文研所《红楼》整理小组的负责同志作一口头情况介绍。——由我社出面请人，实际上与文研所共同主持。三、邀请对象:李希凡、袁鹰(以上人民日报)，吴组缃、魏建功、赵齐平、费振刚(以上北京大学)，沈从文(故宫历史博物院)，吴恩裕(政法学院)，陈仲竾、丁瑜(北图)，启功(中华书局)，杨宪益(外文出版社)，邵宇(人美)，冯其庸(人大)。此外，拟通知以下几个单位，由他们的组织指派人参加: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光明日报、首都图书馆、中华书局、天津南开大学、文物出版社。四、时间:暂定本月下旬。具体日期待与文研所商谈就绪，正式发出通知之后一周至十天。——因需留必要时间供与会者做准备。五、地点:借人民出版社新楼小礼堂。六、其他事宜:知照食堂，届时准备三四十人的午餐；知照司机同志，届时可能要用车接送某些道远交通不便的来客。此外，准备茶水，请管理部门协助解决。七、报请出版口负责同志批准，并请届时出席指导。以上，待领导同意后，我们即与文研所具体联系，抓紧进行。七三，一，九“节要”中提到的“文研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身为创建于1953年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1956年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文社建社初期出版的许多古典文学、外国文学整理作品均是与文研所合作完成的。1955年文研所致人文社副社长王任叔信(现保存于人文社古典部图书档案)中提到:“过去谈过，我所整理的古典文学作品，均由你社出版。”1953年，俞平伯调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不久，即开始了“红楼梦八十回汇校本”的工作，1958年由人文社以《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全四册，包括前八十回校本两册、八十回校字记一册、后附四十回一册)的面貌出版。因此，此次《红楼梦》新版整理的工作，人文社拟与文研所合作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主要由俞平伯与其助手王佩璋(署名王惜时)完成，文学研究所的邓绍基、刘世德也曾参与工作，总体来看还是以俞平伯先生个人为主导；而此次拟定的《红楼梦》新版整理方案，由“文研所《红楼》整理小组”担任具体工作，并且计划召集人民日报等媒体、北京大学等高校、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的相关专家共同讨论具体整理要求和工作方法，更具规模也更受重视。

　　据周汝昌先生回忆，他早年即与胡适争论认为其倡导印行的“程乙本”是最坏的本子，并与兄长祜昌计划进行《红楼梦》版本的大汇校工作。70年代初他从干校回京后，还曾经写报告请求完成《红楼梦》“大汇校写定真本”的工作。同事戴鸿森曾经“对我说:他原先以为《红楼梦》不就是《红楼梦》(按:指坊间流行本，包括上述‘程乙本’等)，还要搞什么版本?!这时他偶然看了影印的‘庚辰本’(脂批抄本)，拍案大惊，对我说:‘原来俗本子这么坏，与真本这么不同，一直被他骗了!’我见他悟了，遂有了‘共同语言’，乘机与他商量:我们应出一部好本子了。他很同意，且很积极，马上要与社科院文研所联系，要他们校注一个新本。当时社方临时领导人也点头了，我自不便再提我的大汇校的事情。文研所很高兴，很快由邓绍基等二人持函，到社办理手续。”

　　由此可见在人文社古典部推进《红楼梦》新整理版计划的主要是戴鸿森和周汝昌。在人文社古典部档案资料中存有一封周汝昌致时任编辑部主任杜维沫的信件，也印证了这一点，信中提到:老戴所拟座谈会方案十分周详妥善，再无其他意见了。望即照此报领导。至于会上除由文研的同志负责口头讲解之外，是否要预先寄发他们所拟的“整理方案”打印本，想来此事应由文研负责办理，可俟和他们联系时说定规了，我们的这份报告就不必提及了，但是不要忘记让文研尽早准备打印件。

三、“垂成之际”的中断

1973年2月初，新版《红楼梦》整理方案(征求意见稿)已经拟定并打印，预备座谈会讨论。方案全文如下:一、目的:根据比较接近曹雪芹原著的几个早期抄本(旧称脂批系统本)，整理出一部普及的《红楼梦》新版本。二、任务:此次整理不是大规模的全面会校。现存抄本不下十来种，全面会校工程很大，旷日持久，不能适应当前需要。但也不是只取某一个抄本加以整理标点，因为现存诸抄本都有不少问题，或残缺不全，或虽全而实由拼凑而成，各有讹误凌乱之处。此次是利用几个主要的早期抄本来作会校，并参考现有其他的早期抄本，吸取诸本之长，以冀整理出一种较好的本子。整理工作包括校订、标点、注释等。三、底本和校本:前八十回为整理重点。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存七十八回本(旧称庚辰本)作为底本；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存十六回本(旧称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存四十回本(旧称己卯本)、戚蓼生序《石头记》八十回本(旧称戚本，有正书局石印)，作为校本；以梦觉主人序本《红楼梦》(旧称甲辰本，存八十回)、舒元炜序本《红楼梦》(残存四十回)、蒙古王府旧藏本《石头记》(前八十回为脂批系统抄本，存七十四回，另六回据程甲本抄配)、文学研究所藏《红楼梦稿》(前八十回的底本——即未经改动的正文部分——为脂批系统抄本，存七十回，另十回据程甲本抄配)等作为参考本。四、校订:以校本校底本，凡有异文，均编写卡片，相当于校勘记。底本有讹误及文义不可通之处，得据校本改正。如校本文字较底本为好，可斟酌采用。校本之间有异文，择善而从。如底本及校本均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使用参考本。如诸本皆讹，须经过考订，慎重处理。凡属改动底本之处，均应作出校记(明显的讹字及异体字可不作校记)，列明底本原文及改动根据。五、后四十回:高鹗续著的后四十回，采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萃文书屋活字本《红楼梦》(旧称程甲本)作为底本，以《红楼梦稿》作为校本，选择程甲本系统的本子若干种，以及乾隆五十七年壬子萃文书屋活字本《红楼梦》(旧称程乙本)，作为参考本。六、注释:此次整理，作较详细的注释，特别注意有关政治、阶级关系及社会历史方面。其他凡有助于一般读者理解原著的地方，均酌量增加注释，如南北土语、古代名物制度及重要诗词(如《芙蓉诔》)的用典等，并从脂批中选取少数有助于了解作者思想和艺术的批语。七、标点等:全书校订后加以标点，并附插图。为便于广大读者，注释附在每页底下。考虑到校记数量较多，可另行单印，供需要者参考。全书原则上采用简体字，横排。八、前言:由整理小组集体撰写一前言。以毛主席思想为指导，贯串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帮助读者了解原书的思想及艺术，并附必要的整理工作说明。九、人员和时间:此次整理工作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红楼梦整理小组》担任，实际工作时间暂定一年左右。十、其他:《红楼梦》的早期抄本如:残存四十回本(旧称己卯本)、梦觉主人序本(旧称甲辰本)、蒙古王府旧藏本等均归北京图书馆收藏，需要取得他们的协助，解决调用书籍及拍摄显微影片等问题。插图请美术部门协作。

　　这份征求意见稿的手稿写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稿纸上，即如周汝昌所言由文研所拟定。随后手稿打印数十份，与“《红楼梦》新版整理座谈会”邀请函一起被陆续发送给参会人员。档案显示，此次会议最终邀请的名单与上文所引“节要”基本一致，而“节要”中提及的文研所《红楼》整理小组的负责同志具体为何其芳、吴世昌、俞平伯、邓绍基、陈毓罴等。

　　就在会议即将召开时，人文社紧急通知会议暂停。通知非常简短:“关于《红楼梦》新版整理座谈会，因故暂不召开，特此通知。”大部分已邀请参会学者，是由人文社编辑部人员电话通知或登门面告，少数京外的单位，如南开大学中文系，系发加急电报通知(2月26日)。据周汝昌先生回忆:“此事垂成之际，忽因社外某位同志得知后激烈反对所邀人，不容实行。当时杜维沫新回社担任古典部的主任，他须向文研所‘打退堂鼓’；那天晚上他到我家诉说风波内情，表示十分为难:‘约请了人家，又要变卦食言，这多么尴尬!’”虽然周先生的回忆有更多细节，但那位“社外某同志”和其反对的“所邀人”具体为谁，并未说明。但可以推想，能够在一切就绪时强行阻止这次会议的召开，这位“社外某同志”地位应该非同小可，并足以影响出版社的工作进程。

四、影响与意义

1973年初人文社这次《红楼梦》新版整理座谈会因故取消，随之的整理工作也成为“泡影”。两年后，由袁水拍倡议并主持的新校本《红楼梦》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李希凡任副主持者，冯其庸任校勘小组组长，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等任顾问，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仍作为将来的出版机构参会。此后，冯其庸先生组织成立校注组，展开长达七年的新校本《红楼梦》整理工作。

　　回顾1973年人文社整理新版《红楼梦》的预案，对于新校本《红楼梦》应该是有一定影响的，或者说提前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首先，参与人员有所交集。李希凡、冯其庸由受邀参与讨论、提供建议的学者成为校注工作的具体组织者，吴恩裕、吴组缃、启功等学者均受邀作为指导工作的顾问专家。出版社方面基本是相承接的，均由编辑部主任杜维沫主导，只是具体工作编辑由戴鸿森、周汝昌(1979年调至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变为王思宇。参与人员的延续很可能使整理工作的理念与方法得到延续的讨论，乃至落实。

　　其次，整理的目的一致。1973年人文社新版《红楼梦》整理方案“征求意见稿”第一条“目的”提出:“根据比较接近曹雪芹原著的几个早期抄本(旧称脂批系统本)，整理出一部普及的《红楼梦》新版本。”“接近曹雪芹原著”这一理念，同样是新校本《红楼梦》整理工作的最重要的主旨和目标。1982年初版新校本《红楼梦》的前言中提到:“在上述这些抄本中，庚辰本是抄得较早而又比较完整的唯一的一种，它虽然存在着少量的残缺，但却保存了原稿的面貌，未经后人修饰增补，因此本书在校勘过程中决定采用庚辰本为底本。”据新校本校注组成员吕启祥先生回忆:“当年校注组得以组建具有凝聚力，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有一种共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信念，那就是:努力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比较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经过整理的普及本。”可见，“一个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普及读本”，是两次整理工作的终极目标，这一点是完全一致的。

　　再次，将“征求意见稿”与1982年初版新校本《红楼梦》的凡例对照来看，一些整理工作的具体原则是一致的。底本与校本方面，前八十回底本均选定庚辰本，参校本均包括甲戌、己卯、戚序、甲辰、舒序、蒙府、梦稿本；后四十回底本均选定程甲本，并以程甲本系统其他版本和程乙本参校。校勘方面，对于底本明显讹误文字，均以校本改正，并作出校勘记。注释方面，“征求意见稿”说得比较简略，且强调政治、阶级关系的内容，但注重注释的详细和方言语词、古代名物制度及重要诗词用典的解释，与新校本注释理念相契合。新校本《红楼梦》出版四十年来成为国人阅读的首选经典版本，其注释的详细精准、包罗百科是重要原因。

　　当然，因为“征求意见稿”仅是供会议讨论的方案草稿，远不如新校本成书的凡例完善，甚至有些整理的基本理念也有所不同。如对于底本与各参校本之异文，“征求意见稿”主张“如校本文字较底本为好，可斟酌采用”，而新校本凡例主张“凡底本文字可通者，悉仍其旧”，这一点似乎也使新校本在出版后的被阅读、研习中受到一些争议。另外，“征求意见稿”并不打算在成书中保留校记，而新校本则选择重要的校记一千余条，附于每回正文之后，这一点无疑也是新校本并不止于作为普及读本广泛发行，而成为可供学者进行《红楼梦》版本研究参考文献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1973年初人文社《红楼梦》新版整理的动议和相关预案，对新校本《红楼梦》(即红研所校注本)的整理工作应有一定的影响。而厘清这次未能落实的新版《红楼梦》计划的始末过程，也有助于丰富对新校本《红楼梦》出版背景的了解。20世纪70年代初期，与许多其他行业一样，出版业也在寻求恢复，具体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小说的重版被列入计划，而版本复杂的《红楼梦》是其中的重点，同时也提出了以脂本代替程本作为重新整理工作底本的具体方案，且明确了以庚辰本为底本，有首倡之功。由此可见，新校本《红楼梦》作为首次以庚辰本为底本整理的普及读本，除了版本材料的发现和红学研究发展的学术背景，出版机构的推动作用也值得重视。

　　注释① 195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副牌“作家出版社”名义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红楼梦》普及读本，系以程乙本为底本，由时任人文社古典文学编辑的汪静之标点，参与注释工作的有俞平伯、华粹深、李鼎芳、启功等人。据该社总编室记录，1953年到1957年，这一版《红楼梦》共印行60余万套。但因其整理工作并不完善，存在一些舛误，1957年即被周汝昌、周绍良、李易校点，启功注释《红楼梦》取代。1957年至1981年，周汝昌等点校、启功注释的这个《红楼梦》整理本，经过了1959年和1964年的修订再版，是这一时期国内比较通行的《红楼梦》读本。② 该版本简称“俞校启注”本，系人文社古典文学编辑部为适应读者需要，征得俞平伯先生后人和启功先生本人同意后，于2000年将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附后四十回，1958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正文部分，与周汝昌等点校、启功注释《红楼梦》的注释部分，组合而成的新版本。③ 开卷监控数据来自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全球最大规模中文图书市场零售数据连续跟踪监测系统。目前一般用户通过其客户终端可查询近七年的中文图书销售数据。④ 该数据显示，排名第一者为黄新渠编译《红楼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出版)，该书为英文缩写本，实际上并不属于本文讨论的原著整理本范畴。⑤ 参见冯其庸《〈红楼梦〉校注本再版序》(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版)、《怀旧空吟闻笛赋——〈红楼梦〉新校注本25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2辑)。⑥ 1958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是以戚序本为底本整理的，是首次以脂本系统版本作为整理底本。⑦ 参见许鎏源博士学位论文《〈红楼梦〉铅印标点本(1919—1949)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2021年，第158—160页)。⑧ 参见艾江涛《重看“四大名著”:国民读物如何形成?》(《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1期)。⑨ 参见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4卷《本卷编辑说明》(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⑩ 据周汝昌《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倡导校印新本〈红楼梦〉纪实》一篇回忆，1970年9月周汝昌和戴鸿森已经从干校回到北京。[11] 周汝昌《倡导校印新本〈红楼梦〉纪实》，《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230页。[12] 档案显示，1973年2月19日，人文社发出通知变更会议地点，由原定的人民出版社小礼堂改为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并说明会议需开一天，请参会人员自备粮票等细节事项。[13] 周汝昌《倡导校印新本〈红楼梦〉纪实》，《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第230页。[14] 据周汝昌先生回忆，会议召开时已入秋季，参见《倡导校印新本〈红楼梦〉纪实》。但新校本《红楼梦》的首批“征求意见稿”(前五回)，完成于1975年6月，此次会议似应早于周先生所记。[15]《红楼梦》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16] 吕启祥《感恩·忆旧·图新——写在〈红楼梦〉新校注本出版25周年之际》，《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2辑。[17] 这一点在当时是比较常见的，新校本《红楼梦》最初注释征求意见稿也有明显的政治、阶级关系内容。如第一回“女娲氏炼石补天”的注释，1975年6月的征求意见稿中有“作者借这个故事暗示封建社会的‘天’已塌坏，虽然他主观上想补这个‘天’，但是也看出这个‘天’是补不起来了”的词句，1975年12月的征求意见稿中有“作者借这个故事暗示封建社会的‘天’已经塌坏了”的词句，在1982年成书出版时，这些内容有所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