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小说史叙述大多以小说文体、题材类型或名著为小说史阶段性的界标，本文主张还可以引入小说批评的因素，将小说史的审视置于小说文本特点与接受相联系的角度进行综合考察，认为《儒林外史》评点中的歧见纷争昭示出这部小说文本的特殊性，亦即“《水浒》文法”与“《儒林外史》面目”的区别，而典故、素材、本事的运用与互文性的发掘、文化品味的提升与知识的揭示、主题的深化与思想的引申、内涵的多义性与评点的呼应和商榷等，正是文本与评点之间的联动，文本的特点激发了评点的新角度、新命题，后者又使前者在接受中得到更多的体认。这一小说创作与理论阐释互相生发的双重意义，其实质就是古代小说进入后金圣叹时代的体现。
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叙述有不同维度，大多是以小说文体、题材类型或名著为小说史阶段性的界标。本文希望引入小说批评的因素，将小说史的审视置于小说文本特点与接受相联系的角度进行综合考察。而《儒林外史》评点中的歧见纷争昭示出这部小说文本的特殊性，使得对这部小说及其评点的讨论很可能具有超出单一作品的意义。如果我们有充分地理由认定《水浒传》与金圣叹评点此书不可分割的历史意义，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尝试探讨清人《儒林外史》评点的小说创作与理论阐释互相生发的双重意义，也就是中国古代小说进入后金圣叹时代的体现。
一、“《水浒》文法”与“《儒林外史》面目”
金圣叹的代表性不只是小说批评史的，从本质上说是小说史的。金批的出现，意味着通俗小说的文体自觉达到了系统化的程度。这既是小说发展成熟、兴盛的结果，也为小说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如果我们把金批看成小说史的里程碑，那么，他产生前后的小说史，不妨描述为“前金圣叹时代”“金圣叹时代”和“后金圣叹时代”。这种描述并非绝对的，对一部作品的评论永远无法穷尽文本的内涵，批评家也不可能获得文本本身所具有的独立意义。但这不意味着不能进行这样的描述，因为我们可以结合小说的认知与阐释，把握小说史的演进。为了便于说明金圣叹的时代界标意义，我还想杜撰一个术语即“金式评点”，这指的是用金式理论意识、评点方式对小说所作的评点。这种评点萌蘖于明末“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崇祯本金瓶梅的评点”等，经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后，又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毛氏父子评点《三国演义》、脂砚斋评点《石头记》等。这些评点有明显的继承性，它们的核心命题都是围绕道德评判、人物性格、个性语言、结构章法等展开的，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这些评点者所面对的文本现象有着阶段性的相似性。尽管这些文本在题材类型、叙述方式等方面存在种种不同，但小说家未必充分意识和揭示了这些不同。故近代邱炜萲论及金批的集大成意义时指出:“前乎圣叹者，不能压其才；后乎圣叹者，不能掩其美。”其中“前乎”“后乎”金圣叹的说法表明了“金式评点”的时代意义。不过，后乎圣叹者，虽然不能掩其美，却不一定没有发展、变化。
重要的是，“金式评点”作为理论模式运用于不同文本的阐释，虽然会在一些特定作品的具体看法上产生分歧，但这些分歧在立场与思路上是一致的。即便是很多人参与同一部小说的评点，看法也不会有本质的区别。明代余象斗小说刊本中有“评林”的标榜，并非不同评点者评语的集评，更不是不同见解的有意汇集。清代开始出现了一些“集评”，如《女才子书》等，最典型的是《女仙外史》的评点，这部小说以回末评的形式，集结了刘在园、陈香泉、汤硕人、洪昉思等67人的评点，其中或有伪托，但也不尽然。众多评点者对同一小说进行评点，本来有可能形成众声喧哗的阐释现象，实际情形却是众口一词、同声相应地对小说的溢美。除了作者与出版商合谋的伪托、请托，我们也许只能从文本上找原因，也就是说，《女仙外史》本身还不具备激发与容纳不同声音的解读空间。
但是，从小说史的角度看，这种不同的解读空间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需要主动的发掘。例如关于《红楼梦》中宝钗扑蝶的描写，甲戌本有一条批语说:“可是一味知书识礼女夫子行止?写宝钗无不相宜。”在批点者看来，像宝钗这种身份、性格的人是不该扑蝶的。清初小说《五色石》卷六《选琴瑟》里也有“扑蝶打莺，难言庄重；穿花折柳，殊欠幽闲”的说法。耐人寻味的是，脂批此句后面的“写宝钗无不相宜”。在庚辰本中，这后一句与前一句间有一空格。如果这是两位评点者先后所批，则后一句似是对前一句的反驳。也就是说，在后者看来，宝钗扑蝶没有任何不妥。这种歧见在《红楼梦》评点中并不鲜见，本文大量涉及的《儒林外史》评点家黄小田，同时也评点过《红楼梦》，他对《红楼梦》的评点，在继承前人评点的基础上，也每有质疑与发挥。即使是最为传统的文言小说和最为传统的学者，也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如纪昀经常在《阅微草堂笔记》的篇尾引入或营造对叙事的不同评论，形成叙议相生、主从相伴的多元化结构，既彰显了叙述者主导的基本倾向，又通过不同议论者的评说，丰富了情节的阐释空间，是纪昀在文言小说创作中的重要贡献。
《儒林外史》及其评点的出现，使得小说的创作与阐释更自觉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后金圣叹时代，其思想的深邃与多义性、知识的密度与广度、情节的淡化与深隐的叙事等文本特性，都标志着《儒林外史》不同于传统小说的、新的小说品格，而对《儒林外史》的评点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谭帆曾指出:“《儒林外史》评点除了以卧评为唯一祖本外，各家评点在内涵上还有明显的传承性，因此，《儒林外史》的评点表现为在同一源头之下不断累积和聚合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累积和聚合不只是因袭，更在传承中有呼应、有分歧、有商榷。例如在第三十一回杜慎卿说杜少卿撒漫使钱，对此议论，天二评:“此等说话少卿安得而知之，而笔之于书。然则此书非少卿者所作，可知矣。”这自是基于杜少卿为吴敬梓自画像的质疑。但平步青却认为:“此等说话，未必出自青然，安知敏轩不能自撰自嘲?啸山似为作者、评者所愚。”这显然是对文本理解的另一种思路。也就是说，在大致认定杜少卿有吴敬梓影子的前提下，杜慎卿对杜少卿的议论，从文本上可以作两种解释，既可以是人物对杜少卿的非议，也可以是吴敬梓借人物之口的自嘲。正是文本具有这种不同的解读可能性，使得评点也随之产生了分歧。反过来，又正是这种分歧，印证了文本的多义性。
我们不妨再看《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的一段回末卧评及他人商榷评点。为了清晰，其他人的评点用黑体显示:卧评:庄绍光是极有学问的人，然却有几分做作。何以知其有学问?如向卢信侯所说数语，非读书十年，养气十年，必不能领略至此。此等学问，书中惟有虞博士庶几能之，若杜少卿尚见不及此。
黄评:少卿亦未必不见及。是以庄绍光断断推为书中之第二人。何以知其有做作?如见徐侍郎，居然不以门生礼自处，
黄评:何必定认门生?回复大学士，其言似傲而实恭，
天二评:如评者处此，将以门生礼自处邪?回复太保竟傲然不顾邪?正如鸿门宴上，樊哙噍让项羽，而羽不怒者，以其以盟主推尊之也。又如卢信侯被逮，绍光作书致京师要人以解释之，此岂湖中高士之所为?
黄评:此评得之。余故曰:却有几分做作。
天二评:卢信侯惟失之好名，非身通叛逆之比，既由己处投监，义当为之出力。绍光本非山林隐逸，不当责以高士之行。作者于绍光无贬辞。评家吹毛求疵，失之过刻。此作者以龙门妙笔，旁见侧出以写之，所谓岭上白云，只自怡悦，原不欲索解于天下后世矣。
以上三家评点，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他们的相互辩难、补充，使小说有关庄绍光的描写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内涵。特别是卧评最后所说的，作者以“只自怡悦，原不欲索解于天下后世矣”，更为《儒林外史》昭示了一种不强作解人、也不求定解的开放式解读空间。
又如第四十八回王玉辉称要编纂《礼书》《字书》《乡约书》嘉惠来学，齐评:“此三部书真是布帛菽粟日用必不可少之物。”黄评:“迂而无当，是徽州人著述。”因为吴敬梓并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故评者可从自己的立场各申其说。同样在这一回，卧评称赞:“王玉辉真古之所谓书呆子也，其呆处正是人所不能及处。观此人，知其临大节而不可夺。人之能于五伦中慷慨决断，做出一番事业者，必非天下之乖人也。”而黄评则认为:“此评大谬。评此书者妙处固多，而错处亦不少，总由未会作者本意，且看书亦粗心之甚。可删。”究竟如何认识王玉辉，读者通过这些看似对立的评点，无妨自由发挥。显然，如果吴敬梓在叙述层面表明了自己明确的立场，评点者是不可能作出上述不同解读的。虽然“直书其事，不加论断，而是非立见者也”是中国古代史传的叙事传统，小说也屡见不鲜，但之前的小说评点更热衷于揭示作者虽然隐含却确定不移的意图，而我们在《儒林外史》及其评点中所看到的却是分歧之见，不只评点者可能有不同看法，甚至吴敬梓也不一定赋予特定叙事以单一的看法。这或许也是《红楼梦》评点中的分歧与《儒林外史》评点中分歧的差别所在，前者的众多评点在人物分析上也时有出入，尤其是钗黛之争尤为突出，但那种分歧很大程度是趋于或是或非不可两立的判断；而后者的分歧并不完全是排他性的。
正因为如此，《儒林外史》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叙述特点与文本面貌，这也是清人评点时意识到并力图揭示的。例如黄小田《〈儒林外史〉序》认为《儒林外史》“篇法仿《水浒传》”、张文虎《天目山樵识语》也说“《外史》用笔实不离《水浒》《金瓶梅》”，这表明《儒林外史》和对它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仍没有脱离小说史上“金圣叹时代”的惯性。但是，值得玩味的是，即便是在《儒林外史》最接近《水浒传》风格的段落，我们仍可以看到清代评点者对《儒林外史》文本特性的强调，所以，在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回有关萧云仙等人的情节，我们可以看到如下评点:黄评:故作此等语。前写郭孝子遇虎，一毫不犯《水浒传》诸书笔路，此段有意与《水浒传》相较，便笔路相近。然简洁雅驯，《水浒传》万不及也。黄评:此等处何减《水浒传》耶。黄评:又故意效《水浒传》。天二评:说到封妻荫子，仍是《儒林外史》说话。黄评:此等言语《水浒传》所无，且正是抹倒《水浒传》，以见非不能作此等书，不屑耳。天二评:又袭《水浒》文法，却又似梅三相声口。天二评:又是《儒林外史》本色来了。天二评:是《儒林外史》面目。
在这些评点中，评点者一方面指出了《儒林外史》对《水浒传》的继承，另一方面又强调了它对《水浒传》的超越，以致用“《儒林外史》说话”“《儒林外史》本色”“《儒林外史》面目”这些说法来提示读者辨识《儒林外史》的标志性特点。
实际上，关于“《儒林外史》本色”“《儒林外史》面目”之类说法，我们在清人的评点中，还能找到一些概括性的论断，如:第三十七回卧评:此篇古趣磅礴，竟如出自叔孙通、曹褒之手，觉集贤学士萧嵩辈极力为之，不过如此。黄小田《〈儒林外史〉又识》:……而世人往往不解者，则以纯白描，其品第人物之意，则令人于淡处求得之，卤莽及本系《儒林外史》中人直无从索解。第三十八回黄小田回末评:此篇略仿《水浒传》，未尝不惊心骇目，然笔墨闲雅，非若《水浒传》全是强盗气息，固知真正才子自与野才子不同。以前数十回淡淡着笔无人能解，聊以此数篇略投时好，且与从前演义人一较优劣，无关正旨也。解弢《小说话》:文章令雅俗共赏，诚非易事。若《红楼》可为能尽其长，上至硕儒，不敢加以鄙词，下至负贩，亦不嫌其过高。至《儒林外史》，则俗人不能读矣，故流传绝少。
上述评论中“古趣”“淡淡着笔”“俗人不能读”等，确实都触及了《儒林外史》与“时好”“从前演义”不同的时代特点，黄小田甚至提出了“真正才子”与“野才子”的命题，为《儒林外史》的时代特点确立了小说家主体因素。
事实上，当代研究者在评价《儒林外史》时，对它与之前古代小说不同的叙述特点强调得更全面、更彻底，如商伟的《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一书中，就反复指出:“和许多其它传统中国小说不同，《儒林外史》没有给寓言式的解读留下多少空间。”“他打破了以不变的人物类型来镜照永恒道德真理的传记传统。这未尝不可以说是一种新闻报道体的写作，也就是一种开放式的写作。”“吴敬梓和曹雪芹从不同的角度来处理白话小说的叙述传统，由此得到的不只是新的叙述方法和修辞策略，而是感知和呈现世界的新的范式。他们的作品宣告了中国小说史上一个全新时代的降临。”等等。虽然这些判断针对的具体文本现象还有讨论的余地，但已充分认定了《儒林外史》有别于此前小说的历史定位。因此，我们对清人的《儒林外史》评点，也可以或应该在这样一种历史定位下审视。
清末民初解弢在《小说话》中说:“小说评语，吾最取《儒林外史》。金人瑞之《西厢》《水浒》，其才过人，笔亦夭矫，然吾总嫌其过于张皇。”而箸超在《古今小说评林》中，阐述了与解弢不同的观点，箸超承认金批《西厢记》火气大盛，但反驳了“古今评小说家，以评《儒林外史》者为第一，而金圣叹尚在其次”的观点。不过，他反驳时抬举的《三国演义》评点，并非金批。无论解弢指出的金批之“张皇”，还是箸超承认的金批“有火气”，从本质上说，其实都不只是表达方式的“刻露”“竭声嘶态”，而是它背后强大的思维逻辑，即要揭示小说不可移易的主旨并将此酣畅淋漓地强加于读者。因此，至少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起，评点家首先会为自己评点的书写一篇《读法》，为读者设定各种阅读的规则，否则，便是“不会读”“不许读”，如张竹坡《金瓶梅读法》中就说“《金瓶》必不可使不会做文的人读”“读《金瓶》不可呆看，一呆看便错了”等等。而在《儒林外史》评点中，这种高高在上的霸权话语被一种更为持平的交流口吻所代替。如果说，金式批点是努力提供一种正确的观点，《儒林外史》的清人评点则在于提供个人的、独到的认识。重要的是，金式评点中的核心命题开始淡出《儒林外史》的评点，而由《儒林外史》文本特殊性生发出一些新的关注点或命题却开始显现。
需要说明的是，以金圣叹作为一个小说史和小说观念史的时代界标，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对《儒林外史》而言也是如此。它之前某些小说已经具有了一些与它相近的特点，并有可能在评点中也有所揭示；而另一方面，《儒林外史》本身也并不是对小说传统的完全背弃，对它的评点也同样没有完全脱离“金式评点”。
二、典故、素材、本事的运用与互文性的发掘
正如钱锺书在《小说识小续》指出的，“吾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但近人论吴敬梓，从所谓“渊源学”(chronology)出发，颇多过情之誉。因为所谓“渊源学”突出“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之类改变，往往会将评价的天平倾向于后继者的创新。然而，这不一定能揭示文本间的复杂关系。虽然在创作中有所依据是古代小说普遍的特点，但《儒林外史》中典故、素材、本事的运用不但是为了确立叙事的起点或基础，更是有意通过典故、素材、本事的运用，丰富小说艺术思维的现实针对性和历史纵深感。这构成了《儒林外史》的一个重要艺术特质，也代表了小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如果说之前的小说主要用心在于故事的借鉴与敷演，后金圣叹时代的小说对典故、素材、本事的运用，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如李渔小说中的一些所谓本事可能是莫须有的，他在《十二楼·合影楼》结尾处说:“这段逸事出在《胡氏笔谈》，但系抄本，不曾刊板行世，所以见者甚少。”所谓《胡氏笔谈》不过是为自己“胡编乱造”张本罢了；另一部话本小说集《生绡剪》第四回结尾说:“这一篇事，载在《吴太虚家抄》。”大概也反映了同样的狡黠；而《豆棚闲话》则以翻案的手法，对本事进行颠覆性改造。正因为小说家在典故、素材、本事运用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评点者对此的发掘，也应具有更为自由的眼光，一方面要揭示小说情节构造、人物描写的典故、素材、本事，另一方面还应引导读者经由这些典故、素材、本事，把握小说传承过程中的互文性。也就是说，当评点者揭示出小说家的本事依据时，不同文本间的复杂关系，可以丰富对后续文本的认识与欣赏。
就具体创作而言，《儒林外史》中的典故、素材、本事，与小说描写的关系有远近之别。从远的方面看，一些典故与小说的情节未必有直接的关系，但评点者的认定，仍然可以启发读者从更广泛的文化背景来把握作品的内涵，如第一回王冕拒绝县令的邀请。华约渔评:“王冕对翟买办一篇话，是从闵子翁(蹇)费宰一节脱来。”闵子翁事见《论语·雍也篇》载:“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吴敬梓描写王冕对翟买办所说的话，不一定是从此脱化来的，但约评的这种评点，指明了两者精神上的相通，有助于读者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理解小说的思想内涵。
《儒林外史》还有一些内容与典故、素材、本事可能有着直接的关系，但这种直接关系是一个发现与逐步认定的过程，评点者有时提出的只是一种推测，如第九回关于娄三、娄四公子的原型，评点家的说法有所不同。卧评认为“史文靖曾任本省总督，故疑娄乃史也。”平步青评补充道:“按文靖五子登科，著者长奕簪、奕昂(兵侍)、奕环(河东道)，其二俟考。此云‘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或琫(三)瓒(四)影写环字耶?金评以为桐城张氏，则文恪乃指文端，太保乃指文和，通政又是何人?观卣臣少名廷瓒，必不直举其名也。”
又如对权勿用的原型，第十二回天二评指出:“阮葵生《茶余客话》云:江阴是镜，诡诈诞妄人也，胸无点墨，好自矜饰，居之不疑。海宁陈相国为其所惑，高东轩相国亦信之；尹健余侍郎督学江左，因二公之言造庐请谒，结布衣交。镜遂辟书院，招生徒，与当时守令往还，冠盖络绎。常州守黄静山永年亦与过从，其后因嘱托公事，不复往。镜因于书院静室供陈、高、尹、黄四木主，俗所谓长生禄位也。”在第十三回有关萧山县审尼僧心远被权勿用奸拐霸占在家一案。天二评也据董潮《东皋杂钞》，指出是镜“近为胞弟告发其三十余款，多有不法事……奸拐案盖即三十余款之一也。”
再如第二十回天二评指证牛布衣的原型:“《江宁府志》:朱卉，字草衣，芜湖人。依吉祥寺僧为童子师。性喜吟咏，游他郡，访诸名宿，与之讲切，遂工今体。中岁侨居上元，无子，依一女以终。自营生圹清凉山下。按袁简斋集有《题朱草衣课女》诗云:‘草衣山人四壁空，绕膝吟哦惟一女。’即此所谓牛布衣也。”
上述这些说法，有的也许有点根据，有的可能并不确切，无论如何，人物有原型是吴敬梓创作的一个特点，而对原型的探讨既是一种研究的结果，也可以是一种阅读的思路。也就是说，努力发现历史上某些精神品质乃至言行事迹与小说人物的相似之处，其实也是印证所谓“无往而非《儒林外史》”的角度。
不但人物有原型，《儒林外史》中还有许多情节与细节也有所本，如第十回叙鲁编修家婚宴飞鞋事，天二评指出:“《宋书·刘敬宣传》尝夜与僚佐宴集，有投一芒屩坠敬宣食盘上，寻为司马道秀所杀。变异之来诚有之。”吴敬梓的描写，符合生活逻辑，铺垫充分，穿插得当，不一定要远袭前人，而《宋书·刘敬宣传》所述，也自有其特定情景。但评点者点出此一故事，两相对照，衬托出《儒林外史》细节描写的历史深度。
第十五回论及马二先生误信点金之术时，天二评指出:“《太平广记》引《桂苑丛谈》云:‘护军李全皋遇道人通炉火事，求一铁鼎容五六升以上者，黄金二十余两为母，日给水银药物，火候既满，开视，黄金烂然。李信之。三日之内添换有征。一日，道人不来，药炉如旧，启视之，不见其金矣。’又:他小说亦有载此等事者。”因为点金骗术非人人得而识之，评点者指出其古已有之，也能进一步衬托马二先生的孤陋。
《儒林外史》情节与细节的有所本，与小说的艺术表现有关。第二十回匡超人说到“先儒匡子之神位”时，有潘世恩评:“丁守存亦尝如此说，其人号心斋，其八股刻本甚多。”因评点语焉不详，不知丁守存原话如何?但这也说明吴敬梓的讽刺，并非过度夸张。
无论是间接关系，还是直接关系；也无论是人物原型，还是情节素材，评点对《儒林外史》中典故、素材、本事的发掘，使读者有可能从互文性的角度，认识这部小说的旨趣。虽然前人并无今之所谓“互文”的意识，但作为一种文本间的现象，却是客观存在、甚至被有意运用的。如第九回叙及一首七言绝句:“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后面一行写:“枫林拙叟杨允草。”对此，各家评点有不同观点，齐评:“乐天知命是贤者胸襟，究非村学究可比。”这是肯定杨执中的。天二评:“盖亦隐寓吃官司收监事。”从这个角度看，这种诗还贴合了人物与情节。但萍叟评:“诗见《辍耕录》，但改七律为绝句，借以点缀。”平步青也说:“见《辍耕录》，但改七律为绝句耳。”黄评进一步指出:“诗系元人作，见《辍耕录》，老阿呆攘为己有，改七律为七绝，得谓之呆耶?”如果一般读者都知道此诗是元人所作的话，那么杨执中的攘为己有就与牛浦郎冒占牛布衣诗稿相似了。不过，由于吴敬梓并没有说明这一点，不排除他随意借用这首诗的可能。评点者揭示出这首诗的出处，显然丰富了这一细节的解读空间。
又如第十二回“天二评”指出《桂苑丛谈》中张祜受伪豪侠蒙骗为张铁臂本事。两相对比，张祜故事与《儒林外史》中张铁臂故事的相似性不只在猪头革囊，还在于“张祜下第”后这一情节缘起，正与娄三、娄四公子相似。而除了心理基础、滑稽意味的相似，吴敬梓又将二娄的侠客梦，置于他们访杨、慕权等连贯情节中，更深刻地挖掘了此一故事的精神内涵。
第三十八回叙郭孝子深山遇虎，天二评:“《太平广记》引《朝野佥载》云:唐傅黄中为诸暨县，有部人饮大醉，夜中山行，临崖而睡。有虎嗅之，虎须入鼻，喷嚏声振，虎惊跃落岸。此借为郭孝子事。”这样的经历不是吴敬梓所能拥有的，将前人描写，顺手拈来，无可厚非。而且，在看似郑重的描写中，插入这一细节，又略有诙谐意味，与原文的传奇性相映成趣。
第五十三回叙陈木南要输之时，聘娘将手里抱的猫，望上一扑，搅乱了棋局。齐评指出“用杨太真故事恰好”。接着又描写他家那些娘娘们房里，一个人一个斗大的夜明珠挂在梁上，照的一屋都亮。天二评:“王铚《默记》:宋平江南，大将得李后主宠姬，夜见灯烛辄云烟气。问:宫中不燃灯耶?曰:宫中每夜悬大宝珠，光照一室如昼日。此用其事。”聘娘是一个妓女，却一心想做官太太。杨太真或李后主宠姬故事，与她的身份都不相合。熟悉相关的历史文本，也许可以从评点所揭示的故事中体会出一点反讽的意味。
当然，评点者对所谓本事的揭示未必都贴切，如第三十八回叙郭孝子买通了道人，日日搬柴运米，养活父亲。天二评、平步青评都认为是“用后汉姜诗妻事”，但比较而论，二者实不相似。如果说有意义，那就是在事亲尽孝、尽其在我这一点上略有共同点。
实际上，互文性的形成，有赖于作者、接受者的文化修养。因此，在一些评点中，评点者会提到一些与《儒林外史》并不直接相关的文本，用以揭示、衬托小说叙事的意义，如第二十二回叙董孝廉来拜访牛浦(牛布衣):董孝廉下轿进来，头戴纱帽，身穿浅蓝色缎圆领，脚下粉底皂靴；三绺须，白净面皮，约有三十多岁光景，进来行了礼，分宾主坐下。董孝廉先开口道:“久仰大名，又读佳作，想慕之极!只疑先生老师宿学，原来还这般青年，更加可敬!”牛浦道:“晚生山鄙之人，胡乱笔墨，蒙老先生同冯琢翁过奖，抱愧实多。”董孝廉道:“不敢。”卜信捧出两杯茶，从上面走下来，送与董孝廉。董孝廉接了茶，牛浦也接了。卜信直挺挺站在堂屋中间。牛浦打了躬，向董孝廉道:“小价村野之人，不知礼体，老先生休要见笑!”
对此，天二评提到《左传》昭公十六记载一件事:晋韩起聘于郑，郑伯享之。子产戒曰:“苟有位于朝，无有不供恪!”孔张后至，立于客间，执政御之；适客后，又御之；适县间。客从而笑之。事毕，富子谏曰:“夫大国之人，不可不慎也，几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礼，夫犹鄙我。国而无礼，何以求荣?孔张失位，吾子之耻也。”
天二评的意思是因“不知礼体”而贻笑于人，“有位于朝者且然，况乡人乎?”这是只有那个时代熟悉《左传》的读者才能有的联想。在这一回两个秀才打“乌龟王义安”时，天二评:“《雷峰塔·金山》一折有此奇观。”当时熟悉此剧演出的读者，也可以通过评点者的提示，活化自己的阅读想像。
当然，互文性也不是无条件的。第四十回卧评:“昔者阮籍登广武而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书中赏雪一段，是隐括此意。云仙与木耐闲闲数语，直抵过一篇《李陵答苏武书》，千载之下，泪痕犹湿。”对于这种互文性关系的构建，天二评却讥之为“不伦”。
三、文化品味的提升与知识的揭示
在明清小说中，《儒林外史》由于题材的特殊性与作者的艺术追求，文本的知识含量有了较大的增加，这对接受形成一定的挑战甚至障碍。因此，有不少评点是针对《儒林外史》的知识性作必要的解释与揭示的。第十二回叙权勿用的高孝帽子被卖柴乡民的扁担尖挑去，杨执中取出一顶旧方巾来与他戴了。对这一描写，天二评:“孝服而戴方巾，奇矣!而二公子不以为非，更奇。”黄评也说:“考了十数回不进学，无故却孝服戴方巾。”后来，娄三公子见他没有衣服，取出一件浅蓝绸直裰送他，天二评:“浅蓝绸直裰乃与方巾相称，程朱学问的人不以夺情为嫌。”通过这些评点，读者可以更细致地体会吴敬梓通过权勿用不相称的服饰，讽刺其做作的行为。
实际上，《儒林外史》中一些日常生活知识也需加注才能明白吴敬梓的遣词造句或用心所在，如第二十一回见到牛布衣(实为牛浦郎)时，小说写“郭铁笔慌忙爬出柜台来”，对此，黄评:“吉祥寺山门下，开小铺面大半用柜台自圈在内，防人走入窃物，故曰‘爬’出来，非错字也。”一旦我们了解了那种柜台的特点，便能明白作者用“爬”字之妙。
对于《儒林外史》描写的地方色彩，清人评点也经常指出，如第二十一回描写“卜信端了一个箱子，内里盛的是新娘子的针线鞋面；又一个大捧盘，十杯高果子茶，送了过来，以为明早拜堂之用”，“侄女儿打扮着出来拜年。拜过了，留在房里吃酒，捧上糯米做的年团子来”，黄评都指出为“芜湖风俗”。
地方色彩还包括方言的使用，如不加说明，外地人有时未必能明白其中的确切意思，如第五十四回有一段精彩描写:丁言志道:“陈思阮，你自己做两句诗罢了，何必定要冒认做陈和甫先生的儿子?”陈和尚大怒道:“丁诗，你‘几年桃子几年人’!跳起来通共念熟了几首赵雪斋的诗，凿凿的就呻着嘴来讲名士。”丁言志跳起身来道:“我就不该讲名士，你到底也不是一个名士。”两个人说戗了，揪着领子一顿乱打。和尚的光头被他凿了几下，凿的生疼。
黄评指出:“‘跳起来’是土语，犹言算起来。‘凿凿’亦土语。”后面“凿了几下”黄评也说明:“此‘凿’字是以拳头指骨打头，如木匠之凿也，亦土语。”假使评点者不指明，“跳起来”犹言“算起来”，实非外地人所能体会，而在明白其意后，对接下来丁言志“跳起身来”的又能别有会心，作者顺势描写，变化莫测，将语言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
还有些知识来自书本，有更高的文化含量，如第二十九回杜慎卿道:“列位先生，这夷十族的话是没有的。汉法最重，夷三族是父党、母党、妻党。这方正学所说的九族，乃是高、曾、祖、考、子、孙、曾、元。”黄评指出“此竹垞翁之论”，见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二《史馆上总裁第四书》。一般读者不一定知道或需要知道这是朱彝尊的观点，但评点者说明其思想来源，作为一种知识，是有助于了解吴敬梓的创作特点的。又如第三十回杜慎卿道:“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天二评指出:“《南史》梁萧詧恶见妇人，相去数步遥闻其臭。慎卿乃又过之。”杜慎卿此语是否虚伪姑不论，评点者指出其用《南史》萧詧事，与前面所指其言论与朱彝尊相同一样，都表明了这一人物的文化内涵颇为深邃。
第三十四回杜少卿讨论《诗经》的一段话，文化内涵也很丰富，读者要明了这一议论，至少有三方面的知识:一，对《诗经》有所了解；二，对朱注有所了解；三，对杜少卿可能依榜的观点出处有所了解。诸家评点正是围绕这几点展开的:齐评:通儒之论。天二评:五十多岁想嫁也未必无。然《孟子》:言亲之过小则非，此之谓。范家相《三家诗拾遗》引赵岐《孟子》注云:莫慰母心，谓母心不悦也。范云:不悦盖有心苛虐，少慈恩。此与少卿意合。黄评:以上数条并是竹垞翁之论，作者借作少卿说诗。
上述评点反映出《儒林外史》思想化、知识化的特点，无疑有助于读者对小说描写的认识。
对小说而言，知识并不是单纯的知识，而是与人物、情节相关的一种构成要素。因此，即便是一种口吻，一个语气词，评点者也会提醒读者关注其中细微的意味，如第二十六回叙及有人撮合鲍廷玺与胡家女儿王太太，鲍家打听其人，沈天孚道:“哦!你问的是胡七喇子么?”黄评:“一‘哦’字便妙，加以喇子之称，便知有许多妙文在内。”沈大脚则摇头道:“天老爷!”黄评:“又是天老爷，与前‘哦’字合起来，此人娶得娶不得?”而“哦”字之妙，体现在恰当的发音上。这一发音不是字典上的标准音，而是与特定情景关联的语气。所以，在第二十八回，写到“说金老爷的字，是在京师王爷府里品过价钱的”，黄小田特意提到:“品当读作去声，俗作上声读。”——从本质上说，对小说中知识的领会，不是对学问的了解，而是一种欣赏能力的获得或提高。
四、主题的深化与思想的引申
《儒林外史》不只是一部知识化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思想性极强的小说，深刻的描写要求读者努力体会作者的用意，清人的评点往往也以揭示作者的意图为目标，不但如此，有时评点者还会进一步发挥，使作品的思想内涵通过合乎逻辑的引申得到提升和扩大。《儒林外史》第三、四回间叙范母把细磁碗盏和银镶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不觉欢喜，痰迷心窍，昏绝于地。黄小田对此加了句哲学化评点:“其实人生世上哪一件是‘自己的’?必以为‘自己的’，则痰迷心窍矣。”这一评点，使一个范母之死有了更广泛的意义。有趣的是，第三十五回，天子允令庄绍光还山，并将南京元武湖赐与他著书立说，鼓吹休明。一日，庄绍光同娘子凭栏看水，笑说道:“你看这些湖光山色，都是我们的了!”天二评:“与范太太看见家赀什物都是自己的同此一喜，而有仙凡之别。”表面看，都是将外物视为己有，用语也颇相似，但境界却截然不同，评点者将此点出，使读者自去品味。
应该说，这样的引申在《儒林外史》之前的作品评点中也有，如二知道人评《红楼梦》中贾瑞之死:“风月宝鉴，神物也:照鉴之背，不过骷髅；照鉴之面，美不可言。但幻由心生，仙家亦随人现化。贾瑞为凤姐而病，照之则凤姐现身其中；浸假而贾赦照之，鉴中必是鸳鸯矣；浸假而贾琏照之，鉴中必是鲍二之女人矣。至于鉴背骷髅，作凤姐之幻相可，作鸳鸯、鲍妇之幻相亦无不可。”但比较起来，《儒林外史》评点中这样的思想引申性评点更为多见。如第四回回末卧评:上席不用银镶杯箸一段，是作者极力写出。盖天下莫可恶于忠孝廉节之大端不讲，而苛索于末节小数。举世为之，而莫有非之，且效尤者比比然也。故作者不以庄语责之，而以谑语诛之。
此评即将范进守孝之礼时的拘泥虚伪上升到对同类社会现象的批判。第七回卧评也对薛家集中世态炎凉的描写作了发挥:阅薛家集一段文字，不禁废书而叹曰:嗟乎!寒士伏首授书，穷年矻矻，名姓不登于贤书，足迹不出于里巷，揶揄而讪笑之者比比皆是。一旦奋翼青云，置身通显，故乡之人虽有尸而视之者而彼不闻不见也。夫竭一生之精力以求功名富贵，及身入其中，而世情崄巇，宦海风波，方且刻无宁晷。香山诗云:“宾客欢娱童仆饱，始知官宦为他人。”究竟何为也哉!
又如第二十一回卧评提到“牛浦想学诗，只从相与老爷上起见，是世上第一等卑鄙人物”，天二评进而说:“世上此等诗人不少，马岂偶然肿背耶?”同回卧评又说:“牛、卜二老者，乃不识字之穷人也，其为人之恳挚，交友之肫诚，反出识字有钱者之上。作者于此等处所，加意描写，其寄托良深矣。”这几条评语都由小说中对具体人物的描写与态度，引申到更广泛的社会批评与寄托。
第二十四回有一段对鲍文卿的卧评:鲍文卿之做戏子，乃其祖父相传之世业，文卿溷迹戏行中，而矫矫自好，不愧其为端人正士，虽做戏子，庸何伤?天下何尝不有士大夫而身为戏子之所为者?则名儒而实戏也。今文卿居然一戏子，而实不愧于士大夫之列，则名戏而实儒也。
鲍文卿是小说中的一个下层人物，吴敬梓在描写他的所作所为时，屡借人物之口将他与儒林人物对比评论，因此，卧评提出了“名儒而实戏”“名戏而实儒”，得到黄评“评的好”的响应，在第二十五回黄评还更明确地指出:“写鲍文卿不惜笔墨，所以深愧士大夫而为戏子之所为者，醒世之心岂寻常小说所能梦见。”
第二十五回卧评指出:“自科举之法行，天下人无不锐意求取科名。其实千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过一二人。不得手者，不稂不莠，既不能力田，又不能商贾，坐食山空，不至于卖儿鬻女者几希矣。”天二评就此评论说:“选举无善法，即不用八股文，亦岂能人人得意?”虽然天二评没有给出进一步的答案，但提出的问题却是发人深省的。实际上，这还牵涉到《儒林外史》对科举制的基本态度问题，吴敬梓否定八股取士，但未必从根本上否定整个科举制度，同时，正如天二评中所说的，即使不用八股取士，换成别的标准，也同样不可能解决选拔的性质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儒林外史》指出了问题的所在，却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
同样，第三十四回庄绍光说:“国家承平日久，近来的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虚应故事。像这盗贼横行，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指出了社会政治的弊端，但也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良法”。天二评又进一步引申:“有治人无治法。今无治人虽有治法，亦无如之何也已!‘弭盗安民’亦‘文章里词藻’。”
第四十回叙萧云仙坐在中间，拔剑割肉，大碗斟酒，欢呼笑乐，痛饮一天。天二评:云仙又经济，又风雅，又豪爽，我以为在虞、庄、杜三人之上。作者于大祭之后叙郭孝子萧云仙，非无意也，而评者以为余波，岂其然乎?
同一回回末的卧评，也说:萧云仙在青枫，能养能教，又能宣上德而达下情，乃是有体有用之才，而限于资格，卒为困鳞。此作者之所以发愤著书，一吐其不平之鸣也。
上述两条评语，涉及了萧云仙及其言行在小说中的地位与性质，又与作者的创作动机有关，是否正确，值得思考，评点者显然有意拓展《儒林外史》的思想空间。
正是由于评点者的引申，使得阅读《儒林外史》不但是一种审美活动，也是一种思想活动，并导致评点中出现了许多呼应、商榷声音。
五、内涵的多义性与评点的呼应、商榷
《儒林外史》的人物描写、情节叙述虽有倾向性，但与此前小说观念上的鲜明、统一有所不同，吴敬梓经常让读者在全书的制约性思想(如“这个法却定的不好”等)与开放性思维之间获得一种解读上的自由，因此，多义性的阐发使得对《儒林外史》的评点也自然有不少是呼应性的或商榷性的。呼应性的评点主要是对之前的评点表示赞同、补充或发挥，如第一回描写了胖、瘦、胡子三个人在柳树下的吃喝闲聊，回末的卧评称:“不知姓名之三人是全部书中诸人之影子，其所谈论又是全部书中言辞之程式。小小一段文字亦大有关系。”黄小田认为这一卧评是“妙批”，因为三人看起来“何其风雅，但不可开口耳”，这符合吴敬梓注重通过人物外表与言行的对比，表现人物的精神心理的叙述习惯。所以，当那胡子说道:“听见前日出京时，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着手走了十几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方才上轿回去。看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黄评曰:“阅此能不喷饭否?一部书皆用此诀。”黄评与卧评在这一细节上的呼应，抓住了小说的思想艺术的一个命脉，也就是卧评所谓的“书中言辞之程式”和黄评所谓的“一部书皆用此诀”，可以说从第一回起，便提示读者把握《儒林外史》的叙事特点。
事实上，黄评对卧评的回应很多，如第七回卧评:此篇文字分为三段。第一段是梅三相考四等，令阅者快然浮一大白。然三相既考四等之后，口若悬河，刮刮而谈，仍是老友口声气息，恬不为耻，世上固不少此老面皮之人。吾想梅三相与严大老官是一类人物，假使三相出了岁贡，必时时自称为乡绅，与知县为密迩至交；大老官考了四等，必仍然自诩为老友，说学台为有意卖情也。
第九回卧评:娄氏两公子，因不能早年中进士、入词林，激成一肚子牢骚，是其本源受病处。狂言发于蘧太守之前，太守遂正色以拒之；不意穷乡之中，乃有不识字之村父，其见解竟与己之见解同，虽欲不以为知言乌可得已?一细叩之，而始知索解者别有人在。此时即有百口称说杨执中为不通之老阿呆，亦不能疏两公子纳交之殷也。
黄评对上述二评都称之为“妙批。”
又如第十一回卧评:娴于吟咏之才女古有之，精于举业之才女古未之有也。夫以一女子而精于举业，则此女子之俗可知。盖作者欲极力以写编修之俗，却不肯用一正笔，处处用反笔、侧笔，以形击之。写小姐之俗者乃所以写编修之俗也。
……老阿呆才进相府，便荐出一位高人。阅者此时已深知老阿呆之为人，料想老阿呆所荐之人平常可知，然而不知其可笑又加此老一等。譬如吴道子画鬼，画牛头，已极牛头之丑恶矣；及画马面，又有马面之丑恶。吾不知作者之胸中能容得多少怪物耶!
黄评更是连下二赞语:“此评确矣。”大表肯定。
但是，后续评点者对此前评点也不是一味呼应，商榷性的评点在《儒林外史》诸家评点中也随处可见。如第一回叙王冕与吴王即朱元璋晤谈后，对秦老也不曾说就是吴王，只说是以前相识的一个将官来访。对此天二评:“非瞒秦老也，盖有难言者。”但约评却认为:“非难言也，只因乡间眼界小，恐哄动众人耳，如此才是真隐。”应该说，两个评点都有道理，也并非截然对立的，但约评从王冕“真隐”的品格分析，比天二评只从人情世故着眼要深刻些。
还有些商榷性评点的对立意识就极为明显了，如第四回有这样一段卧评:关帝庙中小饮一席话，画工所不能画，化工庶几能之。开端数语尤其奇绝，阅者试掩卷细想，脱令自己操觚，可能写出开端数语?古人读杜诗“江汉思归客”，再三思之不得下语，及观“乾坤一腐儒”，始叫绝也。
“关帝庙中小饮一席话”指的是严贡生招待张静斋、范进时的吹嘘，确实活灵活现，极为传神，但引杜诗作比，却有些不当。因此，黄小田毫不客气地指出:“此拟不伦，此君批语惯有此等毛病，然好处却多。”值得注意的是，黄小田的批驳并不是简单否定，他同样认可卧评“好处却多”，而且紧接这一批驳之后，针对卧评有关严贡生的评点，黄小田就肯定道:“妙批，一部书多用此诀。”
第八回蘧太守谈到孙子时说:“近来我在林下，倒常教他做几首诗，吟咏性情，要他知道乐天知命的道理。”对此，齐评:“天怀恬淡，可敬可师。”天二评却作诛心之论，认为蘧太守:“沽名钓誉有之，乐天知命未必。”而黄评则认为:“做名士便是乐天知命。”对蘧太守仍表示肯定。
潘三曾帮助过匡超人，第二十回叙潘三入狱后，匡超人却打官腔，不愿以朋友身份探监，甚至夸张地说，如去看望，“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对此，卧评说:潘三之该杀该割，朝廷得而杀割之，士师得而杀割之，匡超人不得而杀割之也。匪惟不得而杀割之，斯时为超人者，必将为之送茶饭焉，求救援焉，纳赎锾焉，以报平生厚我之意然后可耳。乃居然借口昧心，以为代朝廷行赏罚，且甚而曰，使我当此，亦须访拿，此真狼子野心，蛇虫螫毒未有过于此人者。
天二评很不认同这种说法，指出:“此过意。忍心作此言，以明不能进监探望之故，其实为出脱身体，惟恐累及耳。评者切齿谩骂，全未中窾。”多少有对匡超人有点理解之同情。不过，对于卧评引申所论“昔蔡伯喈伏董卓之尸而哭之，而君子不以为非者，以朋友自有朋友之情也。使天下之人尽如匡超人之为人，而朋友之道苦矣。”黄评却以为“此评确当”。
又如第二十六回向道台为鲍文卿题铭旌“皇明义民鲍文卿之柩”，天二评:“何不竟题老友某人之柩。义民未甚妥。”而黄评认为:“义字足以该之。”与上面的商榷相似，也是天二评不同意卧评，而黄评却表示赞同。
有时，评点者甚至会虚拟一个讨论者，如第二十一回叙牛浦郎看到牛布衣诗稿，未曾署名，便欲“刻起两方图书来印在上面”，冒“牛布衣”之号占为己有。天二评:“狐精变人形尚须戴髑髅夜夜拜月，此乃只须刻两方图书，岂非捷径!或云牛浦因看了此诗以致变坏，不知本具贼性，即不见此稿亦必作穿窬。”其中“或云”就是天二评虚拟的一个讨论者，表明商榷的方式体现了评点家的态度。
从类型上看，商榷性评点的侧重各有不同，有的涉及小说的基本思想，如第十一回卧评:“书中言举业者多矣，如匡超人、马纯上之操选事，卫体善、隋岑庵之正文风，以及高翰林之讲元魁秘诀，人人自以为握灵蛇之珠也，而不知举业真当行，只有一鲁小姐。陆子静门人云:英雄之俊伟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作者之喻意其深远也哉。”对于卧评所引陆子静门人云，黄评说:“引书不当，评此书者往往有此病，可删。”因为书中对鲁小姐的描写是怜悯的而非赞许的，卧评所引“英雄”云云，确有牵强之处，并不符合作者的本意。
也有的商榷性评点涉及人物的不同看法，如第六回回末卧评提到“严老大一生离离奇奇，却颇有名士风味”，黄小田即认为:“此批不合。如此混帐那得以名士例之?即曰讥之，亦不合也。”
第八回卧评:“二娄因早年蹭蹬，激成一段牢骚，此正东坡所谓‘一肚皮不合乎时宜’也。虽是名士习气，然与斗方名士自是不同。”而天一评却认为:“斗方名士借幽雅以博荣名，两娄因蹭蹬而激为幽雅，毕竟异流同源。”这里，天一评的“异流同源”说，对于认识《儒林外史》中不同名士的精神品质，确有启发。
第十九回卧评为潘三辩护，说“此篇专为写潘三而设。夫潘三不过一市井之徒，其行事本不必深责。然余独赏其爽快浏亮，敢作敢为，较之子曰行中鄙琐沾滞之辈，相去不啻天壤。读竟不觉为之三叹曰:嗟乎，作者之命意至深远矣!”并进一步发挥，认为潘三等钻科举的空子，是“其中一二狡黠者，既挟其聪明才智，自分无可为出头之地，遂不得不干犯当时之文网，巧取人间之富厚。法令滋张，而奸盗不息，岂尽人之自丧其天良欤?抑亦上之人有以驱之使然也?”对于这种过度引申，黄小田不以为然，认为卧评“所言不切潘三，评者往往有此败笔”，“潘三舞弊岂止此一事?文前后不合。此书评者妙处固多，然谬亦不免”。
第三十一回卧评:“慎卿、少卿，俱是豪华公子，然两人自是不同。慎卿纯是一团慷爽气，少卿却是一个呆串皮。一副笔墨，却能分毫不犯如此。”黄评认为:“加慎卿以‘慷爽’字大谬，加以‘呆’字正合。少卿可谓呆矣，然纯是慷爽，其呆亦不可及。”
第四十回卧评:“才写过萧云仙，接手又写一沈琼枝。云仙，豪杰也；琼枝，亦豪杰也。云仙之屈处于下僚，琼枝之陷身于伧父，境虽不同，而其歌泣之情怀则一。作者直欲收两副泪眼，而作同声之一哭矣。”对此，黄评认为:“沈琼枝何得与萧云仙并论?此评大谬。书中沈琼枝者，取其聊备一种人，《春秋》所谓‘杂羁’也，岂许之耶。”天二评也认为卧评有比拟“不伦”之处。
还有的商榷性评点涉及艺术方面的商榷，有助于读者更全面深入地体会小说的叙事技巧，如第一回叙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天二评:“据《曝书亭集·王冕传》，父命牧牛陇上，潜入塾听村童诵读，暮亡其牛，父怒挞之。不云早孤。此处不可以诬先贤。岂传闻异耶?《明史》传与朱集略同。”平步青的评点对此却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如本传，则叙次不能一线。故云父殁，非诬先贤，亦非传闻异也。”也就是说，吴敬梓在利用本事进行人物设置、展开描写时，不仅要考虑人物品行，还要兼顾线索的清晰、叙事的流畅等艺术上的需要。
第八回提到王惠“各上司访闻，都道是江西第一个能员”。天二评:“阳明先生不闻乎?亦以为能员乎?”这里将王惠当成了真实人物，所以，平步青评:“王惠事本子虚，此评可删。”他还认为，王惠“作者本写得支离”，评论时不必“粘滞”。
第二十五回鲍文卿把过继倪老爹之子的事向乃眷说了一遍，小说写“乃眷也欢喜”。对此，天二评:“此时是欢喜。”黄评则说:“此喜非真，观后文自知。”联系鲍文卿死后，其妻对继子的态度，“此时是欢喜”而又“此喜非真”的微妙态度，确实值得玩味。
第二十六回提到向鼎升了福建汀漳道。天二评:“明时布政司有左右参政、左右参议，按察司有副使、佥事，皆即今之道员。既托名明官，不当径称今制，此亦疏忽之过。”对此，平步青认为:“此等皆稗官家故谬其辞，使人知为非明事。亦如《西游记》演唐事，托名元人，而有銮仪卫明代官制；《红楼梦》演国朝事，而有兰台寺大夫、九省总制节度使、锦衣卫也。江秋珊《杂记》嫌其芜杂，亦未识此。此评可删。”平步青的评点更切合小说的本质。
《儒林外史》伟大也要有人懂，不意味着一味的吹捧。所以，在一些商榷性评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清代评点者追求持平之见的努力，如第二十六回卧评:金次福初来说亲，其于王太太，盖略得其概，故但能言其奁资之厚，箱笼之多，盖此事已七八年，而次福新近始知之，其意不过怂恿成局以图酒食而已，本无他想。沈天孚即能知其根底，是以历历言之，然犹是外象三爻。至沈大脚，然后识其性情举动，和盘托出。作三段描写，有前有后，有详有略，用意之新颖，措辞之峭拔，非惟稗官中无此笔，伏求之古名人纪载文字，亦无此奇妙也。
天二评似乎不认可这种过于褒扬的艺术分析，认为没有抓住要害，故加以“浮话”的批评。
针对沈琼枝的描写，第四十一回卧评说:“名士风流忽带出一分脂粉气，然绝不向绮罗丛中细写其柔筋脆骨也。想英姿飒爽自是作者本来面目，故化作女儿身为大千说法耶!”也有夸饰过度之嫌，所以黄评说:“此评似是而非，前文谓之‘豪杰’亦是此意，实未解作者用意。”天二评也有“浮谈”之讥。
总之，商榷性的评点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小说内涵与艺术的认知，如第二十五回倪老爹叹气道:“我从二十岁上进学，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对于他的这一感慨，齐评:“一语伤心。”黄评:“书是死的，人却是活的，甘死于书下，不得怪书。”天二评:“张静斋云礼有经有权，乃是活书。”三个人三个角度，正体现了《儒林外史》广阔的解读空间。关键在于，它启发读者以一种宽容而不封闭、灵活而不拘泥的态度面对小说文本。
综上所述，典故、素材、本事的运用与互文性的发掘、文化品味的提升与知识的揭示、主题的深化与思想的引申、内涵的多义性与评点的呼应和商榷是《儒林外史》与评点之间的联动，文本的特点激发了评点的新角度、新命题，而后者又使前者在接受中得到更多的认同。虽然《儒林外史》文体上的新变还没有达到充分自觉的程度，清人对它的评点也没有形成更为系统的理论意识，也就是说，后金圣叹时代可能还只是小说史研究的一种判断或描述，而非小说史已经卓然成型的姿态或流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隐约可见的新变没有意义，相反，即使不从小说发展的角度而只从小说创作多元格局的角度看，对《儒林外史》及其评点特殊性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乃至给予更高的评价，也是有足够的理由和必要的。
2017年7月2日于奇子轩
注释① 邱炜萲《菽园赘谈》，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5页。② 参见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③《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4页。④ 笔炼阁主人著，萧欣桥校点《五色石》，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⑤ 兹据影印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09页。⑥ 参见宋庆中《红楼梦黄小田评点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第114、134页)。⑦ 参见刘勇强《“言”、“曰”之间:〈阅微草堂笔记〉的叙事策略》(《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1期)。⑧ 参见刘勇强《儒林外史的文本特性与接受障碍》(《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⑨ 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另外，石麟《中国古代小说评点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7页)曾指出评点中“后评”言及“前评”的现象，并指出在《儒林外史》《红楼梦》评点中最多见。⑩ 本文所引《儒林外史》正文、评点及评点简称(如“天二评”“黄评”等)，均据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下文不再赘注。[11] 黄小田不同意卧评的“此篇古趣磅礴”的说法，认为“此评甚迂，不过相题立言而已，何必过赞?”[12][14][15] 朱一玄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1、464、468页。[13] 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93、207、265页。[16] 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0、443页。[17] 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7—151页。[18] 李渔《十二楼》，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19] 佚名《生绡剪》，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20] 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0—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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