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9日至31日，“纪念新红学100周年、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40周年暨2021年学术年会”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红楼梦学会、天津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国26个省市地区的160余位代表齐聚一堂，共襄盛会。
自1921年至2021年，“新红学”诞生已有百年。202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向世界展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风采之际，回顾百年新红学发展历程，赋予红学新思想与新生命，让《红楼梦》的文字与智慧鲜活地展现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之中，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与创新性发展，正是国家文化自信有力彰显民族精神命脉的坚实根基。香山，不仅是曹雪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更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的落脚点，此次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香山饭店举行，对推动红学事业的发展，引领红学研究的未来走向，具有独特意义。
一
7月30日上午9时，会议开幕。开幕式由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浙江工业大学教授梅新林主持，他对前来参加此次学术年会的各位代表致以热烈的欢迎。其后，他提议为2017年深圳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以来，先后去世的李希凡、胡文彬、郭豫适、张锦池、孙逊、周雷、凌解放、裴世安、周先慎、薛瑞生、曲沐、王湜华、邸瑞平、梁归智、朱永奎、林正义等著名红学家默哀，表达对老一辈红学家的深切怀念。
随后，由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钟英华，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韩子勇，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北京曹雪芹学会创会会长胡德平，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分别致辞。
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钟英华在致辞中表示，《红楼梦》以其深邃的思想深度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读者，造就了万万千千的“红迷”。一百年前，以胡适《红楼梦考证》问世为标志，以作者家世生平考证为主导的新红学，取代了牵强附会的旧红学，将红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改革开放后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一波波的“红学热”，催生出累累硕果。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是红学的一片热土，不仅有丰富的红学文化遗存，而且还走出过蜚声中外的红学大家周汝昌，更有源源不断的红学研究队伍。而天津师范大学作为天津红学的重镇，对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也予以大力支持，应将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进一步推向海外，讲好生动鲜活的中国古典文学故事，让这部伟大的文学经典进一步遍布世界。“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说不尽的《红楼梦》，如日中天的红学，必将再添异彩，感染世界，再铸辉煌!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韩子勇在致辞中表示，2021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红学也发展到了第100个年头，可以说此次会议的基调是红色的，是党史与红学史的“相映红”。此外，今年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建院70周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与新时期红学存在着紧密联系。197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在原国务院文化组《红楼梦》校订小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同年5月，《红楼梦学刊》编委会也在北京成立。40余年来，红楼梦研究所涌现出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等红学大家，为新时期红学的开拓和繁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红楼梦研究所的学术成果中，新校本《红楼梦》、《红楼梦大辞典》等都经久不衰，至今仍有极大的影响力，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建院后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之一。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红楼梦学刊》是红学领域最权威的期刊，多次被评为核心期刊以及最受欢迎期刊。《红楼梦学刊》不仅是学术发表、交流的平台，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红学作者队伍，见证着新时期红学的发展历程。《红楼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是我们民族心灵的深刻投射，已经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具有永恒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希望通过本次会议的研讨，能继续推进《红楼梦》的研究，加深人们对《红楼梦》的理解，丰富《红楼梦》的时代文化内涵，为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作出贡献。
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北京曹雪芹学会创会会长胡德平在致辞中表示，新文化运动的许多突破口是从提倡通俗的白话文开始的，“红学”从戏语演变为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红楼梦》一书的文学性质及对文本意义的阐发和曹雪芹家世文物的研究，有荣则俱荣，损则俱损之势。若以曹雪芹这个历史人物及其作品的研究为线索，系统梳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脉，能够对先秦诸子、司马迁，直至汤显祖、曹雪芹等人的文化、文学思想做认真的整理，将大大有利于锻造中华民族的现实自信心。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在致辞中表示，纪念新红学100年，不只是为了回忆、感谢、致敬，重要的在于总结、反思、研究。新时期红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都与中国红楼梦学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红楼梦学会从1980年成立至今，组织举办了20多次规模较大的学术研讨会，其宗旨就是团结联系组织全国的《红楼梦》研究者和爱好者，推动《红楼梦》的学术研究与当代传播。《红楼梦》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正确地认识其深厚内涵与文化价值，以便使我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与时代对话，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满足人们对美好精神生活的追求。“伟大的曹雪芹，不朽的《红楼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为《红楼梦》的当代传播，为坚定民族文化自信，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而努力奋斗。希望本次学术年会圆满成功，取得丰硕学术成果!
二
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随后进行学术探讨。会议分为大会主题发言和分会场发言。大会主题发言共两场，第一场发言的与会代表有: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北京曹雪芹学会创会会长胡德平，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吕启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俊，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应必诚，浙江工业大学教授梅新林，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熙中。
胡德平回顾了百年红学和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他指出，在亚东图书馆出版新式标点本《红楼梦》的过程中，陈独秀是一位核心人物，他借新版《红楼梦》推广白话文，却开启了“新红学”研究的考证路径。学界以往对陈独秀的贡献关注不多，因此他就陈独秀在曹雪芹、《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观点谈陈独秀与“新红学”的关系，以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吕启祥回顾了她与《红楼梦》、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情缘。她表示，《红楼梦》是一部易于进入却难以穷尽的书，它启示人以真假、正反、当下与久远、瞬间与永恒的微妙关系，悟得生生不已、求索不息的至理大道。中国红楼梦学会是一个学术团体，以学会友，以学结合，聚合了各层面、各地域的红学爱好者和研究者。至今，红学呈现新局面，学会应当恪尽其为学术的服务精神。
张俊从学术操守、问题意识和学术贡献等方面，表达了对胡适、俞平伯、伊藤漱平和聂绀弩四位红学前辈的敬佩之情。他认为，胡适自1921出版《红楼梦考证》至1962年逝世，始终表现出一个学者对学术的坚持；俞平伯从未停止过对红学的思考与探究，其红学观点也在不断修订；伊藤漱平在治学过程中，始终秉持强烈的问题意识；聂绀弩特立独行，在《红楼梦》版本的出版、传播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应必诚在“关于周汝昌先生中国小说历史本体论”的发言中，将周汝昌的红学观点归纳为三点:其一，周汝昌提出了中国小说的“历史本体论”观点，认为小说是历史的支流，《红楼梦》的研究就存在着“本体”和“外衣”的关系，周汝昌则是用历史代替了审美；其二，周汝昌认为红学研究是探索本事的学问，这是红学的本义与大方向；其三，周汝昌认为进行本事还原的方法就是考证，其目的是为了还原本事，如果考证不为此，那便不是红学，而只是一般的文史考证。
梅新林以“俞平伯与新红学的创立”为题展开讨论。他表示，俞平伯、胡适与顾颉刚被称为“新红学”的“三驾马车”。如果说胡适是考证大家，顾颉刚是“幕后英雄”，那么俞平伯则是侧重于文学批评的大家。俞平伯提出的众多观点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比如“钗黛合一”论、“三重主题”论等，更多的是建立在文学角度来阐释《红楼梦》。但他评红也存在一定缺陷，如“贬高说”“贬后四十回说”等。
陈熙中针对《红楼梦》的校注问题提出了三点建议:其一，要仔细比勘各种版本的异文并找出其产生的原因，从而恢复小说原文；其二，要注意吸收他人的校注成果。校注属于世代累积型的学术研究工作，任何个人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但应尽可能做到“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其三，建议红楼梦研究所或红楼梦学会在适当时候组织举办有关《红楼梦》校注工作的专题研讨会，集思广益，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欧阳奋强探讨了有关《红楼梦》普及和传播的问题。他表示，四十多年前，一群对《红楼梦》带着敬畏之情的电视工作者，在王扶林导演的带领下拍摄了电视剧《红楼梦》。87版《红楼梦》被无数观众评价为经典，离不开老一辈学术专家对电视剧给予思想性和学术性上的指导，因此要感恩中国红楼梦学会的各位专家学者，红楼梦学会就是教室，专家就是恩师。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际，要不忘初心，继续做好《红楼梦》的传播者和弘扬者。
第二场发言的与会代表有: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魏崇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维昭、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陈岗龙、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俞晓红、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段江丽、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曹立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石雷。
魏崇新总结了夏志清阐释《红楼梦》的特点。他指出，夏志清以西方的视角拓宽了当时红学的认识视野，但以历史视角反观，可发现他“以西律中”，受西方文学本位思维的影响，带有片面性及强行阐释的局限性。
陈维昭梳理了百年红学发展史，将旧红学的整体格局分为文献研究和文本阐释两大板块，并总结了新红学“实证与实录合一”的贡献与局限。他表示，“新红学”范式的积极意义是以可靠的历史文献对《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进行考证；其消极意义则是将这种考证引向了“自叙传”说，由此激发“曹、贾互证”研究理念的产生。
陈岗龙表示，《红楼梦》中探春大丫鬟在脂本系统中有“侍书”“待书”的异称，而哈斯宝的译文虽以程甲本系统为主，却将其统一为“待书”，并从原来的“琴棋书画”结构中脱离出来，让“待书”与黛玉的命运产生重要关联。他认为，其“待书”为等待之“待”，代表着哈斯宝对“木石之盟”的认同，更表达了译者对原著中宝黛二人结局的不满和期盼。
俞晓红通过梳理编年史料，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胡适和汪原放出版的标点本程乙本《红楼梦》的产生过程。她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小说界革命”提供了文化大语境，使得古代小说研究突破经学独尊的学术格局，跻身于中国现代学术之列。而胡适在《新青年》所刊的诗文及其与亚东图书馆的因缘关系，开启了古代白话小说的标点、分段和出版历程。而他在学校教育中推进“国语”和“新标点”的使用，使得新标点本小说全面进入青年学生的阅读视野，进而影响了古代小说研究新范式的确立，引导了《红楼梦》一百年来阅读方式与研究格局的形成。
段江丽通过对比胡适在1921年撰写《红楼梦考证》、开创“新红学”前的涉红文字与《红楼梦考证》的修订版，指出胡适在“新红学”前后对《红楼梦》的关注点、研究方法和研究旨趣发生了明确的转变。胡适的考证意识虽具有开创红学新纪元的意义，但也带来明显的消极影响，即采用“曹贾互证”的方法错误地将《红楼梦》小说当作历史著作、片面坚持“写实自传说”，从而忽视了《红楼梦》的思想与文学价值。
曹立波表示，《红楼梦》作者和原型问题，因研究立场与方法不同，所带来的诗史矛盾问题或可借助系统论或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得到各美其美的缓解。从版本来看，通过梳理版本演变的过程或能得到存在的合理性解释；从文本的前瞻性角度来看，以更具诗化的开放性的理念来拓展对“原意”“原本”的理解，或能获得更立体、全面的理解。
石雷从日本文学史与日本文化史的大环境中，考察了《红楼梦》文本的接受、阐释和再建构问题。她指出，《红楼梦》由于题材的日常性和白话的文字表达，长时间内并没有得到日本主流社会认可。即使后来有学者提炼“物哀”观，并将其与《源氏物语》比较，试图以二者的相似性解释、接受，在本质上都与《红楼梦》有很大差别。
三
分会场发言分为四组，共十六场。与会代表发言涉及如下论题:“新红学”百年与红学史；《红楼梦》作者家世生平交游及文物研究；《红楼梦》脂批、版本及成书研究；《红楼梦》文本与文学研究；《红楼梦》的艺术改编研究；《红楼梦》与当代文化建设及其研究；《红楼梦》文化及其相关研究；《红楼梦》翻译研究及域外红学；《红楼梦》阅读、评点、接受与传播研究。与会代表展围绕上述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探讨，并对红学未来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一)“新红学”百年与红学史
1921年胡适发表的《红楼梦考证》，以实证主义的科学结论抨击了索隐派的“旧红学”，开启新的红学研究范式，彰显现代科学精神，是“新红学”诞生的重要标志，指引着《红楼梦》研究向自觉、自为阶段迈进。此次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回顾百年新红学的发展历程，对胡适开创的“新红学”进行总结和评判。
邢台学院法政历史系教授乔福锦从方法论角度对“新红学”进行了总结与反思。他以考据与索隐为中心，围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深度考据等核心展开论述，重新审视了新红学的内涵及其启发意义。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安裴智指出，百年红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二律背反”现象，《红楼梦》文本自身的特殊性表明它是不同于普通古典小说的奇书。但在缺乏文献证据的条件下，要揭开隐藏在谜团背后的秘密，则会滑向“新索隐”的陷阱，因而他呼吁学界要回归《红楼梦》的文本研究，坚守文本阐释的根本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广波与航天工程大学讲师李健韬皆从历史视野评价并反思“新红学”的特点与意义。宋广波梳理了红学史上对相关问题的讨论，试图明晰“新红学”的概念内涵，并从新红学运动、新思潮运动、现代学术的建立讨论胡适新红学的文化史意义，以此彰显胡适《红楼梦研究》等系列古代小说考证的理论内涵。李健韬则从胡适创立“新红学”存在贡献与问题的双重性，着重分析了百年前胡适创立“新红学”的文化史意义。她指出，虽然胡适创立的“新红学”为《红楼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始终存在问题和矛盾，但“新红学”却为中国新文化的科学发展起到了关键的定性与定向作用。
会议中，与会代表还关注到了胡适之外对“新红学”产生过影响的其他学者。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王振良以民国时期通俗文学家宫白羽为对象，梳理其红学的相关论述，探讨其研究的特殊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文学创作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同时，将这种特殊关联的讨论辐射至天津通俗文学家与《红楼梦》传播之间隐现的社会和文化及文学价值，试图探寻研究《红楼梦》传播研究的另一种途径。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研究员石中琪梳理了顾颉刚的《红楼梦》研究，并从“新学科”的提出与学科建立、学术方法的改进与传播、红学史料的发掘与运用等方面，论述其在红学领域的拓展及范式意义，从而客观地分析了其“新红学”的局限及影响。他主张回到历史语境，从“新红学”创立之基础——顾颉刚与胡适、俞平伯的红学讨论通信考察百年“新红学”的影响与功过得失。
白山出版社原总编辑董志新以何其芳《红楼梦》研究为考察对象，梳理了其研究所彰显的方法论价值。他指出何其芳的《红楼梦》研究其将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和新红学辩证法有机融合，成为其《红楼梦》研究及其古典文学研究的内核，也成为其美学理论的一大特色。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周宝东则钩沉了一段周汝昌与沈从文之间就“ 瓟斝”与“点犀 ”的注释展开商榷、论辩的红学往事。他整理了此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对其发生的原因做了分析。
“红学”范围的界定关系到红学的健康发展。辽阳博物馆副教授郭明强调了《红楼梦》的文学特质，并围绕作家与作品关系、对后四十回的态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以及对贾宝玉形象研究五个部分，阐释了《红楼梦》小说本体是红学的研究对象，小说主要人物则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广西省海洋地质调查院的高级工程师胡联浩通过梳理“红学”的概念和范畴，将其分为学术与非学术两个部分，并表示真正的红学以逻辑性、理论性、系统性为判断的标准，没有逻辑性的读书心得、读后感都不是学术性的。
(二)《红楼梦》作者家世生平交游及文物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知人论世”的鉴赏方法，“新红学”的研究对象也离不开对曹雪芹家世与相关清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此次学术年会议题之一依旧围绕作者的生平家世问题展开讨论，既有对老材料的全新阐释，又有对新材料的发现和介绍。
曹寅的《楝亭集》为研究曹雪芹家族文化传承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詹颂考释了《楝亭集》中的“三峰事”“眉毛挂剑”“雪天三种僧”等禅宗典故，认为曹寅是曹氏家族思想文化传承谱系中的核心人物。她指出《红楼梦》对贾宝玉悟禅、谈禅情节的描写，不仅表现了曹雪芹的佛旨佛趣，还与曹寅的佛学修养密相关涉，其实质是家族文化基因在文学书写中的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夏薇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楝亭集》与《红楼梦》的互文关系，从思想与文学意象方面揭示了二者的关联。她分析了作者思想与写作文脉的联系，表示红学研究在尽量避免索隐的同时，也不能完全放弃对具有相近思想内涵作品的比较研究。
“新红学”重视材料的挖掘、用材料说话，当前家世研究的发展轨迹依旧沿袭着“新红学”的研究路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张立敏探讨了由红学引发的一个误解，即《千家诗》的选编者为刘克庄。他认为简单处理刘克庄、曹寅《楝亭十二种》及其所收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即《千家诗》)的关系是导致《千家诗》署名错误出现的原因。南开大学文学院讲师张昊苏对《枣窗闲笔》的相关文献做了穷尽式的梳理与分类，并参照现有文物、文献判断裕瑞表述的准确性或争议性，进而指出了研究对象呈现的正、讹混杂的独特面貌。
1982年，张书才先生发现了记载着曹家蒜市口十七间半房产的《刑部移会》，为曹雪芹故居研究打开了新的关节。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张歆分期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曹家蒜市口故居的学术脉络、学术沿承，总结了不同时代分期的研究特色，指出《刑部移会》的发现对曹雪芹故居研究的转折性意义，并以此为背景，提出了“历史文献”“田野调查”“民间故事”三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师胡铁岩则展示了近期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两件相关档案。其中明确记载了“崇文门外”“十七间半”这两个关键词，为寻找“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的具体位置、推进曹家故居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首钢长白机械公司原党委书记雷广平介绍了田家英“小莽苍苍斋”涉红藏品的新发现。藏品中除曹寅手书诗轴、周春致吴骞信札外，还有涉及与曹寅、曹雪芹及《红楼梦》流布过程中有密切关联的清人墨迹40余件。他表示，收藏者对红学的偏爱、撰写清史的需要以及试图关联曹雪芹与清史关系的意向是田家英收藏涉红藏品的原因。
(三)《红楼梦》脂批、版本及成书研究
《红楼梦》版本众多，可谓浩如烟海。研究《红楼梦》的各种版本，不仅有文献学上的贡献，更具有文学层面的意义。
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朱萍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文化数字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周文业分别通过文本细节对《红楼梦》的脂本系统及程本系统的修订问题提出见解。前者围绕《红楼梦》中的戏曲语词异文探讨了《红楼梦》程乙本对程甲本的修订。她指出程乙本修改了18处程甲本的戏曲语词，显示出程乙本戏曲词语中的北方文化背景以及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也体现出程乙本的用词特点。后者通过辨析甄士隐女儿的名字是“英莲”还是“英菊”，探讨了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的关系问题，认为《红楼梦》原本应是甲戌本的“英莲”，而己卯本、庚辰本的“英菊”是对共同祖本的修改。他表示，由于《红楼梦》版本的复杂性、传抄者的随意抄写及文字修改导致其改动原因尚不能确定，给版本研究造成极大困难。
四川省自贡市歌舞剧团的邓遂夫在论及《红楼梦》的版本研究时呼吁研究者要改变版本研究的思维逻辑，比如对《红楼梦》程甲本和程乙本的比较研究中，不能过分看重程本，也要适当地关注脂本。单纯对二者对比研究会发现其改动很大，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靖本“迷失”是红学中的一大公案。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李鹏飞针对最近被重提的靖批伪造说，指出重提靖批造伪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俞平伯的“脂、畸二人说”，而对于靖批的真伪问题有待继续探讨。此外，即便不依靠靖批，也还是可以证明“脂、畸二人说”更具可能性。脂批中被前辈学者所忽略的证据，足以证明“脂、畸二人说”未可轻易推翻，仍有较大的合理性。原《红楼梦研究辑刊》主编萧凤芝梳理了靖批出现的时序，指出毛国瑶给俞平伯的靖批并非1959年原抄，并判断1964年给俞平伯的批语才是首次从有正本中誊抄出来的文字。
与会期间，研究者们还通过讨论版本问题，试图为还原作者的成书过程提供自己的见解。
南通大学教授徐乃为关注到脂批对曹雪芹第一首诗的提示与之前正文中已有的三首诗作者有矛盾。他指出，既然脂砚斋指出小说中哪些诗属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就有可能不是全部诗的作者。他据此猜测，曹雪芹的身份可能是批阅增删者，是用回前批的形式评批《石头记》，创建“前为散文批语，后以诗作结”的定式。
暨南大学研究员甄道元从《红楼梦》中的空间描写出发，认为后四十回为《红楼梦》增删之底稿。他表示，文本有关贾母居所的文字保留了后期版本中改到全府西端的位置，却未改变某些活动路线的相关细节，因而名西实东，有内在矛盾。
北京曹雪芹纪念馆研究馆员樊志斌细致而全面地探讨了宝玉生日夜宴中存在的多种问题。他提出了曹雪芹创作时有草图参照的看法，并指出细读作品的重要性，为《红楼梦》文本细读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参照，为解决夜宴人物和座次的问题提供了一种解答。
(四)《红楼梦》文本与文学研究
《红楼梦》文本研究是红学的重中之重，本次大会涉及《红楼梦》文本中的各个方面，分别从人物形象、诗词、故事情节、叙事手法等方面展开讨论。这些探讨从不同层面反映出研究者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深刻认识和深入理解，有助于拓宽小说研究的空间。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霍现俊把《金瓶梅》和《红楼梦》中主子对待女奴的态度和行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对比。他以下层女性为中心，分别从侮辱手段、被谴责的原因及结局、叙事立场、叙事态度等角度，阐释了《金瓶梅》对《红楼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进而探讨了《红楼梦》如何借鉴并超越《金瓶梅》。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薛海燕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在明末清初的文化大背景下探讨了《红楼梦》的文体渊源问题。她认为《红楼梦》既有拟唐之处，也有拟晋之处，表现出“书兼二体”的特征，这种“拟晋唐”的特征与《红楼梦》的精英文化观有着密切的关系。
浙江师范大学刘永良教授对林黛玉《葬花词》的诗句异文进行了分析。他表示，由于《红楼梦》版本的不同，《葬花吟》在诗句上出现了一些异文，从思想和艺术等方面进行对照和品读，可以提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新见解。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师刘紫云从小说演变史的角度，梳理了“相思病”作为一种古典“文学病”从发明、演变到消亡的过程，并尝试将《红楼梦》中曹雪芹对宝黛爱情的表现以及王熙凤毒设相思局等情节纳入这一传统中加以重新理解，从而探寻古典文学所蕴含的认知方式及其叙事范式。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审任少东以“掉包计”与“黛死钗嫁”两段情节为对象讨论了后四十回情节安排的合理性。他人物的行为逻辑、情节安排先后及艺术性等方面，指出这两段情节破绽百出。“宝玉失玉”与“掉包计”是构成“黛死钗嫁”的前提，而后四十回中“黛死钗嫁”有关情节的不合理，损害了全书的思想价值，与原著水平不匹配。
在艺术手法方面，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教师张明明对《红楼梦》高潮结构艺术的研究史进行了总结述评。她表示，学人们对《红楼梦》高潮艺术的体认实现了“点—线—面”的变化轨迹，对高潮的论断实现了从无主线、高潮概念模糊的萌芽阶段发展到单主线、单高潮阶段，进而发展到单主线，多高潮，多主线多高潮的成熟阶段。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龙光海关注到了《红楼梦》中的预叙手法。他表示，《红楼梦》在预叙方面的运用具有突出表现，是小说故事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小说的故事情节，还增强了文章的悬念感，有助于解析后四十回的人物命运结局。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李丽霞分析了“信物”在《红楼梦》中的叙事作用，主要有对情节设置、人物个性的塑造以及对主题凸显等诸多方面的功能。浙江树人大学教师李雨泽针对《红楼梦》中的游戏活动展开论述，揭示了游戏活动对小说环境气氛的烘托作用以及对情节发展的推动作用。
《红楼梦》中的人物历来颇受研究者青睐，本次会议共有6位与会代表从不同侧面分析了《红楼梦》中的薛宝钗、邢岫烟、秦可卿、李嬷嬷、刘姥姥等人物，主次兼顾，为人物研究提供了新的阐释方法。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董梅从显性文本和隐性文本两个方面分析了薛宝钗的人物塑造。她认为“针黹家计”四字，是理解宝钗形象的关键所在。“家计”构成其动机，是宝钗的现实处境和最深层的心理、行为动机；而由“针黹”意象衍化的一系列编、结、络、绣等符号，构成了薛宝钗的形象、人格和行为的隐喻符号。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张洪波从邢岫烟的风骨说起，探索《红楼梦》人物塑造的艺术特色，其中提出的“远方异域”“自由意志”等西方化的概念与中国文学的本土概念对读，为人物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角度。
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乃良和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祝喜都从比较研究的视野解析人物形象。前者将迎春与《红楼梦》中贾环、刘姥姥等人对比，指出迎春的“无才无德”特点，并进一步阐释作者对“才”的崇尚以及对才庸者的同情。后者则扩展到现当代文学，将秦可卿与《白鹿原》中的田小娥对比，分析两位女性形象的家庭、婚姻、性欲与死亡，寻求作者关于女性生命的哲学、美学以及诗性的建构。
天津师范大学教师朱锐泉对《红楼梦》中人物的结局问题进行了学术史梳理与反思，从中总结出不同的治学思维与路径；同时还借用经典化理论，评估《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功过，推进了古代小说名著的缺陷问题的探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李华基则选取小说第八回插曲“李嬷嬷劝酒”，从小说整体布局与情节推进的角度，分析人物的心理活动，诠释人物间心理活动体现的行为关系。
(五)《红楼梦》的艺术改编研究
《红楼梦》的传播研究是近年来红学研究中较为热门的学术话题。根据传播媒介的差别，可分为曲艺音乐再创作、影视改编和绘画再创作等多种路径。
在曲艺音乐的改编与传播方面，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郑秀琴介绍了民国期间梅兰芳的三种“红楼戏”出现的文化背景，并对三种“红楼戏”的特殊性作出了细致的分析，对京剧表现题材领域的开拓和《红楼梦》的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副秘书长王焱介绍了《古本红楼梦传奇二种附散套》，指出“红楼戏”已经独立于《红楼梦》小说，具有自己的思想内涵、艺术魅力和美学特质。它的独立不仅丰富和充盈了戏曲内容，还能让人们更加直观地体悟《红楼梦》的魅力。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吕笙结合乐理知识，以《秋窗风雨夕》不同演唱版本的比较和其他曲艺唱段对小说原著第四十五回的改编为切入点，探讨了音乐学视域下《红楼梦》的传播问题，阐释了歌曲《秋窗风雨夕》被广为传播的内在原因。
在影视剧改编与传播方面，天津理工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王丽文结合消费文化语境与新媒体传播平台，对《小戏骨·红楼梦》现象进行了客观评价，对其利弊得失加以分析，阐释继承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径。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刘继保针对红楼IP的开发，建议应以影视作品、动漫游戏的改编为基础，向上游文学产品、漫画作品以及下游主题娱乐业、周边衍生消费品产业延伸。天津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薛颖则针对故事、选角、拍摄手法等方面，对重拍电视剧《红楼梦》提出了许多积极有益的建议。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张玉明以两岸三地全本《红楼梦》电视剧为研究对象，分别对比了1977版、1987版、1996版、2010版电视剧，尝试挖掘其背后的编导动机，并总结了电视剧传播与接受的相关策略。
本次会议特设了《红楼梦》绘画艺术展，分别展出了: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艺术与文创委员会主任委员彭连熙的金陵十二钗人物画，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艺术与文创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贾万庆的《大观园图》，《红楼梦学刊》编辑部谭凤嬛的《红楼梦与张家湾》及红楼人物画，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平儿的扮演者沈琳根据87版人物造型绘制的红楼人物油画，以及云南财经大学现代设计艺术学院教师陈志伟与中央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许军杰的新红学人物画若干幅。在分组会议中，这些创作者分别回顾了他们的红楼因缘，并分享了他们创作《红楼梦》绘画的经验和心得体会。
彭连熙认为画出好的作品需要三个条件，即充足的时间、散淡的心态以及高远的目光。贾万庆回顾了周汝昌先生为其界画《大观园》题字的往事。他表示，在周先生的指导下，他对大观园有了全新的认识。谭凤嬛从“构图设计”“服饰设计”“情节设计”三个方面分享了她绘制《红楼梦》故事的感悟。陈志伟表示，绘画的主体是文化生命，每一个文化大家都是文化的续命者。在绘制人物画时要把握人物个性，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通过个体生命精神境界的表现最终表现文化生命。许军杰通过整合孙温《红楼梦》画册现有画面里所隐含的纪年藏款推考画册的创作过程，对创作时长、创作分工、创作特点、创作借鉴等问题，综合了方志史料及田野考察所获，重考绘者生卒年，并对当下流传甚广“孙温历时36年绘成画册”的说法进行了商榷。
(六)《红楼梦》与当代文化建设及其研究
1980年7月，中国红楼梦学会正式成立，成为红学事业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自此中国红楼梦学会、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刊》成为研究《红楼梦》的重要学术阵地，在凝聚红学研究队伍、提供红学研究资源、促进红学传播等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领军与示范作用。如今，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已逾40年，各地红学会也在中国红楼梦学会组建后纷纷成立，足见《红楼梦》的文化建设实践取得的成就。在此次学术年会中，各地红楼梦学会就近年来的工作发表了述职报告。
井绪东汇报了贵州红学会近年的工作以及发展态势。他主要从贵州红学会的成员结构、年龄结构及已获成就三个方面，总结了甘肃贵州红学会成立37年来的学术影响、学术交流活动及突出研究者的成果。范瑞琦简要描述了甘肃清水县的地理环境概况，并介绍了清水县红楼梦学会成立的契机，梳理了近十年清水县红楼梦学会的工作内容及取得的成绩。郝新超则从《红学研究》期刊的创办、与当地政府的合作及当地红迷情况等方面介绍了邓州红学会举办《红楼梦》相关活动的情况，预告了今年冬季将在邓州举办的“《红楼梦》诗词大会”。
冯其庸先生是中国红楼梦学会创始人之一，以“冯其庸”命名的学术馆也正成为传播《红楼梦》研究成果的基地之一。冯其庸学术馆名誉馆长冯有责与冯其庸学术馆馆长沈宏从学术馆运行的实践层面出发，总结了学术馆通过“请进来”结合“走出去”的方式，加强与学术型团体、政府部门、地方媒体的合作，以“红楼文化”打造前洲文化亮点的经验。
北京曹雪芹纪念馆荣誉馆长李明新从“红学是红学家的红学还是大众的红学?”和“当代红学的传播问题”两个命题，阐释《红楼梦》的社会功能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指出短视频等新媒体路径形成的新生代网络语言对促进红学的学术交流和传播具有当代价值。
正定荣国府是为拍摄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而修建的国内第一座影视拍摄基地。河北省正定县荣国府管理处副主任杜立敏阐明了正定荣国府修建的原因及背景，指出荣国府的建成对当地经济发展、文化旅游活动的正面影响，并对未来正定荣国府对红楼文化的宣传及传承作出了新的规划。
《红楼梦学刊》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国家级核心学术刊物，是《红楼梦》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平台，长期以来深受专家学者和红学爱好者的欢迎。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张美琪总结了《红楼梦学刊》刊发内容的四点特征，即强调对《红楼梦》传播的研究、在正确的学术规范下倡导不同学派观点相互证明、重视《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和理论阐发、注重培养红学的新生力量。
曹雪芹与《红楼梦》文化建设也体现在具体的空间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毛巧晖从地方叙事、地方建构、地方体验三个层面，阐释曹雪芹传说文化认同体系的形成提供的生命经验与情感纽带。她以具体的文化实践，展现了曹雪芹传说的产生、传播及通俗化实践与地域和时代的关联。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李汇群以北京植物园的“曹雪芹小道”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北京曹红文化遗产的空间生产实践。她结合西方“空间生产”理论，梳理了作为符号的小道连接现实空间、文本空间、历史空间及数字空间的交织扩展功能，并阐释了小道建设的差异空间、日常空间、交流空间对抵抗同质空间、抽象空间以及隔离空间的意义。
红学资料的汇编有助于拓展红学研究领域。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虹介绍了由朱恒夫、刘衍青编订的《红楼梦俗文艺作品集成》(全八册)。该书由上海大学出版社最新出版，分戏曲卷、说唱卷、话剧卷，收录清代以来改编自《红楼梦》的俗文艺作品，为学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铜仁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郭征帆介绍了由他编纂的《贵州红学研究辞典》。该《辞典》的编纂不仅是对百年来贵州红学的全面总结与推介，更是立体地呈现了贵州学人在红学研究、文化继承方面的精神追求，或为今后深入研究贵州红学奠定基础。
(七)《红楼梦》文化及其相关研究
《红楼梦》文本内容包罗万象，堪称封建社会末期“百科全书式”的文学著作。其思想内涵博大精深，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对其思想来源进行阐释。此次会议涉及到《红楼梦》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展示了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曹雪芹及《红楼梦》的认识和理解。
会议中，有5位与会代表分别立足于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思想的不同侧面，阐释了《红楼梦》中蕴含的深厚思想，体现了其思想的多样性。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陶小红以佛家的“无常”观阐释《红楼梦》的总纲。她从重要情节、主要人物等多角度解读《红楼梦》文本中的“无常”，并指出“无常”观是成就《红楼梦》不同寻常的悲剧艺术魅力的重要理念之一。
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裘新江认为《红楼梦》坚持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元气论”。《红楼梦》中的“气”意象有着传统文化渊源和哲学基础，曹雪芹将其运用于小说人物的性格塑造与情节构思，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红楼梦》独特艺术魅力的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子彦从文本的具体情节与人物关系出发，认为“爱而不得”是《红楼梦》“大旨谈情”的构成元素之一。他分析了《红楼梦》中“爱而不得”的典型人物表现，进而阐释《红楼梦》中的“爱而不得”展现了末世的道德沦丧、社会失序与体系崩溃。
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陈国学从道家的角度，认为《红楼梦》文本中呈现出两种老子之学的基本样态，即以宝玉为代表的老庄之学及宝钗为代表的道术之学。贾宝玉与薛宝钗的人生态度都体现了与老子的渊源关系，但宝玉是老庄一脉，宝钗则是老韩一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裴云龙从理学视域中阐释《红楼梦》的意义。他对于理学持续关注并着力解释的人性、情感、知行等基本问题，《红楼梦》在其叙述与议论中都有深入思辨。然而《红楼梦》并没有将理学观点进行图示化再现，而是表现出理学所不能化约的复杂性与微妙性。
陇东学院文学院教授杨海波借用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反抗时间》中所运用的“百科全书式”的叙事策略，从神话原型、“循环—剖析”的结构安排以及四维时空组合叙事三个方面，论述了《红楼梦》是一部全方位思考和探索人类生命的、反抗时间的百科全书式作品。
此外，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相雨、淮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孟宝跃、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师李远达与《天津日报》编审罗文华皆从文化层面探讨了《红楼梦》文本中的名物与社会现象。刘相雨讨论了《红楼梦》中的赌博活动。他通过列举小说中的赌博描写概况，指出赌博与贾府抄家的关系，认为赌博活动是加速贾府衰败的原因之一。并且，赌博活动也是判断人物品质的标准，是情节突变的重要因素。孟宝跃对比了《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中有关书法活动的描写。他表示，因题材、内容等各方面差异所致，两部小说的书法活动描写折射出迥然有别的书法文化，可加深对书法文化意义的理解，展示跨学科的交互补充性。李远达选择《红楼梦》中的补药叙事进行阐释，重点讨论了《红楼梦》中的人参进补，论述了《红楼梦》中的补药对之前世情小说中补药叙事的超越，并强调了《红楼梦》中的补药叙事与明清时期温补风俗的关系，认为补药构思从结构上与补天、补裘以及补恨相互照应。罗文华征引文物及文献资料，从如意的起源、形制、功能的发展变化以及乾隆皇帝对于如意的特殊喜好，展开对《红楼梦》写作背景及其带有的文学意蕴的讨论。
《红楼梦》是满汉文化交融的结晶，对《红楼梦》的原型研究不能忽视曹雪芹的满族身份。吉林省红楼梦学会的陈景河近年来一直在推动《红楼梦》与满族文化及与长白山的渊源的探讨。他从《红楼梦》的满族文化背景与东北地域背景等多个方面对《红楼梦》的长白山渊源进行阐释，认为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的描写与曹家祖居之地——长白山有密切关系。吉林省红楼梦学会的马孟寅评述了陈景河先生上述研究的意义，并以历史文献与文本内容加以佐证，指出陈景河的“长白山说”为《红楼梦》研究和普及拓宽了路径。
(八)《红楼梦》翻译研究及域外红学
《红楼梦》翻译研究自进入红学的研究范围后，一直展现着《红楼梦》小说本身的文字魅力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审美共通性。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唐均宏观考察了近四十年以来《红楼梦》多种外文译本及其研究的总体状况，涉及法语、西班牙语、世界语、俄语、捷克语、保加利亚语，以及德语、缅甸语、泰国语、韩语、日语等诸多“非通用外语”语种。
英译本《红楼梦》一直是“《红楼梦》译介学”研究的重点。本次会议中，有3位与会代表都从《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接受角度，探讨《红楼梦》的英译本。1929年王际真的《红楼梦》英文节译本问世，成为20世纪60年代前英语世界主要流通的译本。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任显楷以上个世纪40年代出版的英文版《中国幽默文选》为考察对象，从编辑导言和译文文本两个角度，对其收录王际真翻译的“刘姥姥进大观园”选段进行考察。他认为该文选主要目的在于凸显“刘姥姥”故事的“滑稽”特征，对于故事的深刻内涵有所忽略。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王金波以英文《中国文学》杂志为例，结合文本细节与逻辑论证，探讨了杨译本《红楼梦》在具体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诸多《红楼梦》版本问题。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晶选取诗词英译文为研究对象，讨论《红楼梦》霍译本与杨译本中第七十回“柳絮词”的译文差异，说明译文因底本选取导致差异。她列举了不同译者对诗词中文化典故的理解，重点对比了黛玉与宝钗诗作在两译文中的不同面貌，并分析了成因。
《红楼梦》的俄文翻译经历了1843年柯万科的摘译、1958年帕纳秀克和缅什科夫的全译、1959年鲁德曼的选译、1995年帕纳秀克和戈鲁别夫的重译四个阶段。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高玉海通过对三种译本内容的细致比照，认为1843年柯万科的摘译底本为程甲本、1958年帕纳秀克和缅什科夫的全译底本为1953年作家出版社整理出版的程乙本，而1959年鲁德曼的选译底本可能是“列藏本”或1955年影印出版的“有正本”。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刘名扬同样以1843年柯万科对《红楼梦》第一回部分的摘译为考察对象，从译者生平、翻译策略、译文底本、译文特色等方面评价该片段译文的知识普及性和介绍性作用，并指出对德语及其他欧洲语言《红楼梦》翻译的直接影响。
《红楼梦》的跨文化阐释并不仅限于英语等官方语言。清代蒙古族文人哈斯宝将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翻译为四十回的《新译红楼梦》，成为《红楼梦》翻译史上第一本少数民族语言的译本。本次会议中，《中国文化报》内蒙古记者站的阿勒得尔图提简要介绍了《红楼梦》与蒙古族作家与文学关系的影响。他记叙了《红楼梦》对蒙古作家哈斯宝译作的影响，认为《红楼梦》对蒙古作家伊湛纳希及其《一层楼》《泣红亭》均有影响，呼吁学界要加快研究蒙古语《红楼梦》研究的进程。
《红楼梦》的外译与传播离不开各国热爱《红楼梦》的学者们的努力。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奎通过长期的搜集和整理，梳理并分析了马来西亚学者依藤《红楼梦》研究近100余篇资料，深入探讨了依藤的生平经历及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
(九)《红楼梦》阅读、评点、接受与传播研究
《红楼梦》的评点数量繁多，除脂评外，还有后来流传过程中的诸家之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研究员胡晴从文法讨论、人物评论、评点家站位和隔空对话四个方面对黄小田评点《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评语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指出受限于社会身份、性格性情与个人能力，黄小田更加偏爱《儒林外史》，他不擅长处理《红楼梦》所独具的超越常情常理的深层内涵。
新乡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梁琨对清代《红楼梦》的序跋作者进行了整体观照。他表示，序跋作者兼具文本接受者与文本推介者的双重身份，只有认清小说序跋作者的构成及其创作心态的背景，才能把握小说序跋的整体面貌并理解小说序跋的多元化格局，有助于深化理解序跋创作体现出的价值意义。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大海从“并提与批评阐释”角度，探究《聊斋志异》与《红楼梦》在清代接受史中的关系。他认为两部小说在清代传播圈、文学地位、语体与文体观、批评阐释、小说笔法等方面存在的独特交互现象，可以从语体变革、读者接受、创作层面、学术史脉络等多个方面，进一步阐释了两部小说在20世纪的接受分化现象。
自教育部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写进中学语文课标，并将《红楼梦》列进阅读书目后，有关《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活动在近几年的讨论中显示出较高的关注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研究员马思聪以“整本书阅读”活动为研究对象，指出《红楼梦》的经典本质与文本特性是红学与教育学在“整本书阅读”活动中相遇的必然条件。她表示，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语境中，从基础教育到大众阅读的经典传播途径呈现出多方合力共建的特点，是推进《红楼梦》文本阅读与经典价值当代建构的重要趋势。
“整本书阅读”离不开《红楼梦》阅读版本的确定，由红楼梦研究所校注和整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是其重要的文本基础。但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审胡文骏指出，在《红楼梦》校注组成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曾有过一次重新整理《红楼梦》的动议。他回顾了新校本《红楼梦》出版前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学术背景，并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保存的相关档案为参考，阐述了红研所校注本出版前的新版《红楼梦》整理计划，说明了1973年人民出版社动议对新校本《红楼梦》整理工作的意义。
新媒体特殊的时代环境下，《红楼梦》作为经典在不同传播媒介下，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征，读者对传统纸质文本日益减少的关注度引发了关于《红楼梦》传播的新讨论。
辽阳市红学会秘书长夏晓宁从传播实践的角度，例举了网络文学、影视剧改编、电视栏目、讲座直播等《红楼梦》的传播形态，提出将《红楼梦》中经典审美文化样态转化为元素是适应当前碎片化、去经典化时代的全新路径。她以具体的方法论内容，提出扩大《红楼梦》大众传播影响力的可行性方案，试图找到经典读本与当下受众的衔接渠道。
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彭莹通过多样化的统计数据，考察并总结了当前读者对《红楼梦》的文本改编及文本研究态度。她认为，传媒技术的革新对传播行为的影响远远大于传播内容，而《红楼梦》去经典化的幻象只不过是数字阅读过程过于开放所造成的错觉，《红楼梦》在当代依旧拥有广泛受众。
四
7月31日下午，“纪念新红学100周年、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40周年暨2021年学术年会”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闭幕式。闭幕式由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教授孙伟科主持，他对前来参加此次盛会的与会代表致以最诚挚的感谢。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朱萍、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詹颂、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师刘紫云、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任显楷四位代表对分组讨论内容依次进行了总结。
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沈治钧作了大会总结。他表示，百年来，前辈红学家一代接一代，胡适、俞平伯、顾颉刚之后，以冯其庸先生为代表的新时期中坚力量，开拓进取，留下了一串串光辉的足迹。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已超过40周年，从旨趣、方法、实践与业绩上看，中国红楼梦学会是新红学的延伸、延续，是新红学的组成部分。此次香山会议的与会代表提交论文逾百篇，其中，新红学百年专题最为应景合情，涉及新红学的得与失，胡适与俞平伯的异与同，既有回顾，也有展望。此外，作者家世与生平、作品版本与成书，以及思想、艺术、形象、翻译、改编、阅读、评点、接受、传播、红学史、文化建设、文物考辨等，均有华章宏论，真可谓百花齐放。面对神秘的红楼之梦，面对伟大的曹雪芹，面对纷繁复杂的红学，每个人的观察角度自有差异，具体见解难免参差，但大家都是虔诚的，都是带着敬畏之心的，让我们踏着前辈的脚印，将百年红学在整体上当作一个新的起点，向着真知、真相、真理，努力奋进!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作大会闭幕致辞。张会长指出，中国红楼梦学会已经成立41年了，几十年来，几代红学家砥砺前行，始终坚守中国红楼梦学会的宗旨，为团结全国的《红楼梦》研究者和爱好者，推动红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红楼梦学会是一个自愿结合的以从事学术研究为己任的社会团体，它肩负着推动红学事业发展的历史使命。每一位研究《红楼梦》的学者，都应该珍惜时代赋予的责任，自觉地维护红学界的团结。尤其中青年一代，更要自强、自尊、自律、自信，像前辈们那样，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为开创红学新的百年辉煌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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