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海

　　内容提要:《聊斋志异》与《红楼梦》在清代中后期的百余年间经历了共同流行与经典化的过程。其间两部小说的并提现象十分普遍，围绕它们的批评阐释也出现了相互融通的态势。同时，两部小说续仿之作中的“二书互渗”现象，亦体现出其于清代接受史中的交互细节。20世纪初的语体变革，使两部小说的接受走向了分化。而有关接受交互的讨论，会为两部小说经典的再阐释带来参考与启示。

　　以今天学科化的文学史眼光来看，《聊斋志异》与《红楼梦》无疑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两部经典之作。它们分别代表着文言短篇小说与白话章回小说的最高成就。但近年围绕两部小说的共同研究，并不充分，且较难发现重要问题。事实上，在清代中后期的百余年间，《聊斋志异》与《红楼梦》的传播接受曾发生过明显的交互。其间二者关联，相比于《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阅微草堂笔记》等小说，亦更为紧密，而学界一直疏于探讨。本文拟从“并提”与“续仿”两个角度，揭示两部小说在清代接受史中独特的交互现象，以期还原更丰富的小说史细节，并为其当下的比较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参照视角。

一、二书并提与批评阐释的融通

《聊斋志异》与《红楼梦》成书之初，都曾在作者亲友圈中有过小范围的传抄与讨论，但传播规模有限。二书在清代真正意义上的普遍传播，都是以其付梓出版为标志的。《聊斋志异》的初刻本“青柯亭本”刊行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红楼梦》的首个摆印本“程甲本”刊行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经过乾隆后期到嘉庆年间的广泛传播，二书都快速流行起来，各种重刊本、评点本陆续出现。

　　至嘉庆、道光年间，《聊斋志异》与《红楼梦》逐渐成为读书人家常见的案头读物，时人谈及流行小说，亦多将二书并提。比如，嘉道间的熊士鹏曾指斥书生们不喜读经史，“回视其几案间物，则《红楼梦》《聊斋志异》诸小说也”。另一位文人张穆则称:“吾乡士习大率于仿行八股外，以熟读《聊斋》、《红楼》互相夸诈。”由此不难发现《聊斋志异》与《红楼梦》在当时的风靡程度，但熊士鹏与张穆这类“正统”之士对于二书的偏见亦可见一斑。不能否认，《聊斋志异》曾被四库馆臣斥为“委巷小说”，《红楼梦》自嘉庆年间至清末也经历了几次局部范围的禁毁。但在清代中后期的百余年间，这两部小说共同流行的局面始终未曾中断，其对清代社会生活的渗透也日益加深。从市井巷陌到宫禁衙署，二书踪迹皆可寻见。而这两部小说的受众群体也十分多元，文士之外，闺阁读者亦极普遍，如《清稗类钞》“婚姻类”即记一张桂姑于女红之外，“间阅《聊斋志异》、《石头记》以自遣”。

　　在这种流行性的背后，《聊斋志异》与《红楼梦》的并提，更反映了清人对二书价值的认可。比如，评点《红楼梦》的太平闲人张新之曾称“今日小说，闲人止取其二:一《聊斋志异》，一《红楼梦》。”舒其锳《注聊斋志异跋》亦认为《聊斋志异》与《红楼梦》是清人的“两大手笔”，可以并传于后世。同光年间在华旅居二十余载的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也直观感受到了《聊斋志异》与《红楼梦》在清代文学史中的重要性。他于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清代文学第一节标题即为“《聊斋》与《红楼梦》”。书中介绍这两部小说的篇幅，不仅在清代文学首屈一指，也超越了《诗经》《史记》等前代经典作品。同时期的清代文人们虽然还没有形成系统清晰的文学史观、小说史观，但他们已经十分自觉地将《聊斋志异》与《红楼梦》纳入到“才子书”“四大奇书”等经典序列中去。如幻中了幻居士《品花宝鉴》序称:“夫形声兼绘者，余于诸才子书并《聊斋》《红楼梦》外，则首推石函氏之《品花宝鉴》矣。”此序意在推重《品花宝鉴》，难免过誉，但《聊斋志异》与《红楼梦》的经典地位却被客观呈现出来。另如《续儿女英雄传》序称:“试观今之小说不啻千百局，传世者不过四大奇书以及红楼、聊斋各种。其他则半归零落焉。”

　　需要强调的是，清人对《聊斋志异》与《红楼梦》的并提、并举，还体现出对语体与文体的包容。《聊斋志异》作为文言短篇小说集，《红楼梦》作为白话章回小说，它们本就存在着语体上的天然差异，但清人多不以此强分轩轾，反而能够看到其各自精擅之处。比如，著名《聊斋志异》评点家冯镇峦熟谙经史古文，对《聊斋志异》的文言笔法深有会心，而尤为难得的是，他亦欣赏《红楼梦》的白话语言。其《红椒山房笔记》之《山茶》条曾称:“前重午节，曾仿《红楼梦》小说作京师人语，俗情俗语，放手写出，且喜机趣盎然。”

　　林钧《樵隐诗话》则称:国朝著作脍炙人口者，“在诗话惟《随园》，文章惟《聊斋》，小说惟《红楼梦》，三部而已”。这里，我们仍然能看到《聊斋志异》与《红楼梦》的并提，但《聊斋志异》却被视为“文章”，而非小说。黄小田在《儒林外史又识》中有类似的表述:“予最服膺者三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石头记》也。《聊斋》直是古文，《石头记》为从来未(有)之小说。”黄小田为《儒林外史》《红楼梦》皆作有评点，而在他心中，“直是古文”的《聊斋志异》，实与这两部白话章回小说地位相当。

　　以上现象固然折射出清人文体观念不甚清晰的一面，但确也反映了其名著观与经典观的包容性。这与金圣叹将不同文体的经典之作合称为“六才子书”之举，颇具相通之处。

　　在《聊斋志异》与《红楼梦》共同流行与经典化的背景下，围绕二书的批评阐释，也出现了相互融通的现象。

　　一种最直观的表现是，小说评点家常结合二书相似的问题点进行发挥。比如，《红楼梦》第九回“顽童闹学堂”一段写得十分热闹，张新之评曰:“纸上真若鼎沸，较《聊斋》所述口技如何?”这是通过声势场面的精彩描写，建立了与《聊斋志异·口技》的比较。另如《聊斋志异·柳氏子》篇，徐康批注“主计仆”时称:“但看《红楼梦》一书即知其详。”因为“主计仆”涉及到清代“档房”“家生子”等问题，徐康即结合《红楼梦》中的赖大一家进行了说明。

　　从更微观的层面来看，一些批评用语的共享，也有助于揭示两部小说的共性问题。比如，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把《聊斋志异》定性为“孤愤之书”。二知道人蔡家琬则将之引至《红楼梦》的批评中去:“蒲聊斋之孤愤，假鬼狐以发之”；“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同是一把辛酸泪也”。又如蔡家琬解释《红楼梦》“意淫”一词时，将“色授魂与”与“肌肤之亲”相对；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娇娜》篇的“异史氏曰”中，谈及孔雪笠与娇娜独特的情感关系，亦云:“‘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由此不难发现两部小说中有关情感描写的相通之处。

　　在洪秋蕃的一些评点用语中，我们还可以察见两部小说人物间的相似性。比如《红楼梦》第五十八回，洪秋蕃评价芳官时称:“眉语目听，聪慧可人。”虽然清代以前，已有“耳视目听”“眉语目笑”的说法，但“眉语”与“目听”连用，应首见于《聊斋志异》中的《青梅》，该篇写青梅之慧即云:“能以目听，以眉语。”此句在《聊斋志异》的接受史上常为人称道，同光年间，《里乘》《夜雨秋灯录》《淞滨琐话》等《聊斋》仿作亦纷纷化用。同时期的洪秋蕃对“眉语目听”的出处亦必不陌生。他以《聊斋》之典，评《红楼》之人，也为两部小说间的人物比较研究带了来更多的可能性。

　　探讨《聊斋志异》与《红楼梦》批评阐释的融通，谢鸿申亦值得特别注意。他在《与惺斋》中曾称:“顾鄙人手批《聊斋志异》《红楼梦》，似校尺牍远胜。倘能假我岁月，悉心评注，或不至贻笑大雅。”谢鸿申应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个对《聊斋志异》与《红楼梦》皆作有评点的清代文人。虽然谢氏所云“手批”，今已不存，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其书信集《东池草堂尺牍》把握他宏观的批评面向。《东池草堂尺牍》涉及《聊斋志异》与《红楼梦》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女性形象与小说笔法两个方面。

　　谢鸿申在《答周同甫》第二函中谈到:“来示天香国色汇聚于《聊斋》《红楼》。阁下属意者，《聊斋》则青凤、凤仙、珊瑚，《红楼》则湘云、探春、鸳鸯、平儿，因询弟属意者何在。”谢鸿申对周同甫的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也罗列出了自己欣赏的形象，即《聊斋志异》中的嫦娥、陈云栖、葛巾，《红楼梦》中的邢岫烟、薛宝琴、紫鹃。其人物评论，亦有可观处。如评邢岫烟称:“岫烟度之超逸，为诸美之冠，野鹤闲云四字，为问十二钗中当之无忝否?且夫同乐者易得，同忧者难求，岫烟宠辱不惊，气度胸襟，超出诸人之上，与寒士极相宜者也。”此评不仅概括岫烟允当，亦带出寒士身份的审美眼光，且其评岫烟之超逸，又与评《聊斋》陈云栖之“花艳冰清”有相通之处。

　　更重要的是，“天香国色汇聚于《聊斋》、《红楼》”的观念，凸显了两部小说中女性群像的经典化意义。这种看法，在后来的小说批评中时有回响，比如解弢《小说话》即称:“写美人以《红楼》《聊斋》为最擅长。”而在解弢的具体讨论中，甚至连两部小说的女性命名，都成为其关注对象:“《红楼》群婢命名为他书所不及，《聊斋》诸美人重字微多。”

　　在小说笔法方面，谢鸿申重点谈到《聊斋志异》与《红楼梦》中的伏笔。其《与惺斋》称:“《聊斋》气息深醇，妙在无笔不转，尤妙在伏笔草蛇灰线，无迹可寻。……至《红楼梦》笔力心思，一时无两。人谓其繁处不可及，不知其简处尤不可及。伏笔之灵巧，正与《聊斋》异曲同工。”对伏笔的关注，使得谢鸿申格外留心小说的情节关合与细节逻辑。因而，他也敏锐地发现了两部小说中的不合情理之处。比如《聊斋志异·贾奉雉》中作为见证者的仆人历经百余年不死，显系漏笔；《红楼梦》中的乳母们与宝玉等人年龄差距过于悬殊，亦是短处。

　　此外，谢鸿申谈伏笔提到“无迹可寻”的艺术效果，其实也指向了小说创作的一种纯熟状态。方玉润《星烈日记》在这个问题上有更进一步的讨论:“余尤爱其(《红楼梦》)叙事，明题暗度、实铺虚补、随起突收诸法，极为灵活，变换不测。惟黛玉之死、宝钗之婚二事交关处，颇费经营，形迹似未全化。此等处惟《聊斋》笔墨无痕，故《红楼》又次于《聊斋》也。”“形迹全化”“笔墨无痕”与“无迹可寻”类似，皆是精于笔法而不滞于笔法的理想创作状态。方玉润有很强的艺术感受力，他所言《红楼梦》中“形迹似未全化”的“黛玉之死、宝钗之婚二事”，恰恰出自程高本后四十回。如果搁置这种续补因素的影响，《红楼梦》与《聊斋志异》的精湛笔法是足堪比肩的。

　　谢鸿申对《聊斋志异》与《红楼梦》并举兼重，倾注心力亦较均衡，其手批细节虽不可见，但两种主要的批评方向对于二书今天的比较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聊斋志异》与《红楼梦》的经典化，还使它们的批评具备了代表性。在一些涉及中国古代小说共性问题的讨论中，清人亦惯于援引《聊斋志异》与《红楼梦》为例。比如路德《书王生杂体诗后》谈到:“稗官小说如《聊斋志异》《红楼梦》之类，其所载诸诗脍炙人口，岀自才人之手。而以风雅律之，其中多有可议，但可资笑噱，不可供披吟。傥误以为佳，而摹仿之，则贻误终身，不可救药矣。”这里体现的是对小说所载诗歌艺术水准的整体批评，其间《聊斋志异》与《红楼梦》并提，正是作为“稗官小说”的典型代表出现的。

　　清末民初之际，《聊斋志异》与《红楼梦》的“并提”及批评阐释的融通现象依然在延续。比如上海有正书局先后刊行了《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与《原本加批聊斋志异》，这种“原本”出版策略，使两部小说再一次并受瞩目。同时，《聊斋志异》与《红楼梦》也作为清代小说经典，参与到时代话语中去。受革命思维影响，围绕《聊斋志异》与《红楼梦》的讨论皆出现了以“排满”为旨归的索隐化倾向，问恨生的《聊斋发微》、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即皆具代表性。有正书局主人狄平子为《红楼梦》与《聊斋志异》所作评点，亦体现出这方面的特征。

二、续仿之作中的二书互渗

随着《聊斋志异》与《红楼梦》经典地位的确立，它们在创作层面的示范作用也逐渐体现出来，清代中后期围绕二书的续仿之作大量出现。以往研究，多是沿着《聊斋志异》与《红楼梦》各自的传播接受脉络，较为孤立地探讨其影响。但在《聊斋志异》与《红楼梦》双峰并峙的小说史背景下，其续仿之作多不能完全绕开另一部经典的浸染，而常常呈现出“二书互渗”的现象。这亦能反映《聊斋志异》与《红楼梦》在清代接受史中的交互细节。

　　清代《聊斋》仿作多为笔记小说，它们在借鉴《聊斋》志怪特质的同时，也充分反映着清代中后期的社会文化生活。《红楼梦》对这类小说最直观的介入，便是作为文化现象被表现出来。比如《耳食录》二编卷八之《痴女子》，载一女因嗜读《红楼梦》而死，并就《红楼梦》的“情书”主旨大发议论，此即折射出《红楼梦》深受闺阁青睐的社会现象。又如有“后聊斋志异”之称的《淞隐漫录》，在《三十六鸳鸯谱中》篇记妓女胡薇卿为:“月貌呈妍，星眸夺媚。或有以《红楼梦》中薛宝钗称之，比拟允当。”此则直观反映了晚清沪上好以《红楼》形象比况青楼女子的狎邪趣味。

　　《红楼梦》对《聊斋》仿作更深层次的影响，体现为《红楼》元素与《聊斋》叙事模式的结合。一些《聊斋》仿作会在细节描写上借鉴《红楼梦》。比如《小豆棚》卷九的《刘祭酒》，就整体架构而言，是《聊斋志异》中常见的人狐遇合型故事。但该篇在具体描写中，细致刻画了刘公幼年与狐女“深相投契，如形随影”的种种情状。其间诸如“有时或说新奇小传，令人听之娓娓不倦”的描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宝黛共读《西厢》的场景。作者曾衍东在篇末自评亦云:“近日《红楼梦》中小儿女情景，有此等别致否?”此评既反映出该篇与《红楼梦》在“小儿女情景”描写中的情节相似性，又流露出作者欲与《红楼梦》争胜的意味。

　　李庆辰对《聊斋志异》与《红楼梦》皆极为欣赏，曾作《读〈红楼梦〉偶志》《痴人说梦》《评梦呓话》等论《红》笔墨，又撰有“聊斋体”的《醉茶志怪》一书。在该书卷一《说梦》篇，李庆辰自道梦中受一丈夫相邀，代其修润宝玉吊黛玉之作。李庆辰梦醒后，辨不清那丈夫究竟是贾宝玉还是曹雪芹，但却从书簏中捡得故纸，“乃代宝玉吊黛玉之作，因删润存之”，附于文末。而在《聊斋志异·绛妃》篇，蒲松龄亦曾自叙梦中被花神相邀，代作讨封檄文，梦醒之后，同样附录此文。二者的情节架构是一致的，目的亦皆为借梦异存己作。而李庆辰在模仿《聊斋》故事的同时，其吊黛玉文，又构成了对《芙蓉女儿诔》的模仿。《聊斋志异》与《红楼梦》的二书互渗，在这篇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林黛玉是《红楼梦》中极受清人欣赏与同情的人物形象，清代的《聊斋》仿作中还出现了一类以思慕林黛玉为缘起的奇异故事。

　　如杨凤辉《南皋笔记》卷一《桂十三娘》篇，记一楚南士人因景慕林黛玉而自号“潇湘生”。后有一鹦鹉精桂十三娘，假托林黛玉之名与潇湘生交往。这种精怪化作书生意中人的情节，《聊斋志异》中的《阿绣》《花姑子》等已有先例，而此篇以林黛玉为意中人的设计，不仅借经典形象增加了小说的文化蕴含，也使细节描写生色不少。如小说通篇意象从绿色着眼，写桂十三娘衣着“绿衣翠衿”，能令读者联想到《聊斋志异》中的绿衣女、鹦鹉精阿英一类形象。至写桂十三娘所居之处为:“绿阴森翳，苍翠欲滴，竹影窗纱，参差掩映。壁间嵌绿玻璃，案上陈绿玉屏，旁列绿琉璃灯。”读者更会强烈感受到其与《红楼梦》中潇湘馆环境的相似。也正因有了这样的氛围铺垫，当桂十三娘自道为“潇湘馆主人”之时，潇湘生便没有产生任何怀疑。而更有趣的是，在《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潇湘馆本就豢养着一只鹦鹉，《桂十三娘》中鹦鹉精的构思是否存在这一层面的对应关系，亦显得耐人寻味。总之，《红楼》元素的注入，为《桂十三娘》这篇聊斋体的小说增添了独特的艺术美感。

　　邹弢是晚清“拥林派”的代表人物，他自号潇湘馆侍者，曾与好友许伯谦为争钗黛优劣而“几挥老拳”。邹弢同样喜读《聊斋志异》，作有志怪小说集《浇愁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谈及《聊斋》仿作时，曾列及此书。在该书卷八的《梦述》篇，邹弢亦仿《聊斋》痴情书生，与黛玉梦里相会。黛玉称:“君今日深抱痴情，故吾等偶一相示然。”邹弢感激，并自陈志向，终引林黛玉为闺阁知己。可以说，聊斋体故事的超现实性，为邹弢思慕黛玉之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精神寄托。

　　而在《浇愁集》其他故事中，我们亦能频繁发现《红楼梦》的影响。比如，《镜里姻缘》篇直接借风月宝鉴敷衍色空故事。篇末梦仙馆主人又径引《红楼梦》之言作评:“《石头记》云:‘镜里恩情……那美韶华去之何迅?’又云:‘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皆悟澈之言。”

　　除了《红楼梦》对《聊斋》仿作的影响，在邹弢这里，我们还能够看到《聊斋志异》对《红楼梦》仿作的渗透。邹弢的白话长篇小说《海上尘天影》即仿效《红楼梦》而作，如书中顾兰生对待女性的态度，便极似贾宝玉，一众青楼女子聚居的绮香园亦有大观园的影子。第二十一章兰生讲述梦见双琼、雪贞坠水一事，雪贞又以《聊斋志异》中溺水的晚霞自喻。这是对《聊斋志异》经典女性形象的直接联想。

　　在《红楼梦》的续仿之作中，还出现了对《聊斋志异》故事内容的直接套用。比如兰皋主人《绮楼重梦》第三十回，众人吃酒行令时，小钰讲了一个“偏之为害”的低俗笑话，此事即完全袭自《聊斋志异·单父宰》篇的附则。

　　《儿女英雄传》对《红楼梦》的借鉴仿效，已毋庸多言，而此书在细节描写上，亦有化用《聊斋志异》之例。如第二十八回写何玉凤与安骥成亲拜堂的段落，何玉凤听到“跪”字后，“只觉自己上首有个人咈哧咈哧的已经跪下了，自己不由得也就随着他跪下”。关于这一处笔墨，作者文康借助何玉凤的心理活动交代了其创作渊源:“原来姑娘平日也看过《聊斋志异》，此时心里忽然想起，说道:‘怪不得蒲柳泉作《青梅传》，说那个王阿喜，道是他“遂不觉盈盈而亦拜也。”这句文章真算得留人的身分，知人的甘苦。敢是这桩事挤住了，竟自叫人没法儿!’”

　　有一些《红楼梦》的续仿之作，还从更深细的层面，借鉴了《聊斋志异》的修辞笔法。比如在花月痴人《红楼幻梦》第二十一回中，湘云称黛玉“这个重身的状元郎要躺着养相度”，探春道:“你的调侃，大有聊斋手笔。”此处故事背景是，群钗评定容貌等第，黛玉夺魁，被誉为“状元”。而此时黛玉已有身孕，湘云便顺着“状元”的比喻，将“养胎”称为“养相度”。这种有趣而雅致的联喻修辞，在《聊斋志异》中亦很常见。如《嫦娥》篇，婢女效杨贵妃起舞，构成一层比喻，后来婢女死去，蒲松龄将之写为“马嵬薨”。当然，这种联喻修辞并非《聊斋志异》所独有，但《红楼幻梦》中“大有聊斋手笔”一句，还是能够看到作者对于《聊斋》文句的精熟，以及《聊斋志异》对此处创作的直接影响。

　　以上诸例所谈影响，尚停留在局部，陈少海的《红楼复梦》则从更全方位的角度，反映出《聊斋志异》的渗透。该书开篇凡例即称:“此书本于《红楼梦》而另立格局，与前书迥异。”陈少海指出了《红楼梦》原书及续书《后红楼梦》的诸多不足，并确立了一些新的续写原则，其中一则即云:“此书仿《聊斋》之意为花木作小传，非若小说家一味佳人才子，恶态可丑。”此处所言“为花木作小传”，即指为《红楼》群芳写照，使“琪花瑶草，香色常存”，而所仿“《聊斋》之意”，固然包括那种与《红楼梦》相通的惜芳、怜香意识，但更鲜明的表现，则为神异、传奇化的写法。

　　陈少海对袭人的处理最具代表性。在《红楼复梦》中，袭人被王夫人收为义女，又改回原名“珍珠”。后珍珠溺亡，经如意匠留形换体而复生。所谓“留形换体”，即仿照《聊斋志异》中陆判之例，为珍珠换头换心。而珍珠的真实身份，也被设计为“昙花仙子”下凡。类似的例子，还有妙玉变为狐仙，宝钗受天书降魔等。这些都与《红楼梦》原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形成了巨大差异。

　　除了人物的神异化处理，《红楼复梦》对《聊斋志异》的借鉴还表现为语言与情节单元的模仿。比如第十九回写秋瑞“生得艳如桃李，而性若冰霜”，即是对《聊斋志异·侠女》中“艳如桃李，而冷如霜雪”一句的化用；而第十五回“俏郎君梦中逢丑妇”的情节，又与《聊斋志异·章阿端》中戚生遇丑鬼的段落极为相似。

　　有时，陈少海还直接借人物之口表达对《聊斋志异》相关篇目、人物的联想。比如第九十五回，汝湘见到神鸦时称:“《聊斋》所记汉产之母曰竹青，想不虚谬。”又如第九十二回，桂堂救下一只白狐，抚问道:“你是《聊斋》之青凤耶?婀娜(笔者按:此处当指“娇娜”)耶?凤仙耶?”后桂堂与狐女飞云交往，又问:“《聊斋》所载诸仙，果有其人否?”飞云道:“妾与郎君今日即可载入《聊斋》。知其事，即有其人；不知人，即无其事。如凤仙乃我家中表姑，婴宁是母姨之女，此时虽在瑶池，偶有暇，亦尚往还。”如此种种，直欲将《聊斋志异》与《红楼梦》的故事背景打通了。

　　《红楼复梦》“仿《聊斋》”写法的出现，并非偶然。在《红楼梦》之前的《金瓶梅》《续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等世情之作，都或多或少带有怪异元素，程高本《红楼梦》后四十回亦朝此方向大幅倾斜，这都为《红楼》续书的“异化”埋下了伏笔。与《红楼复梦》成书时间接近的秦子忱《续红楼梦》，亦是鬼神杂处，仙界、人间、地狱场景纷繁交互，致有“鬼红楼”之称。《红楼复梦》中游历地狱等情节段落，即与秦续《红楼》存在极大的相似性。而《红楼复梦》是通过“仿《聊斋》”，为神异化写法找到了一个更实在的落脚点。

　　《红楼复梦》保留了《红楼梦》原著的人物、背景与世情底色，同时又向《聊斋志异》借鉴、融通，似乎是欲兼二书之美，以图别开生面，但实际上却呈现出“两不像”的割裂效果。故自裕瑞以来的诸多论者，对此书评价普遍偏低。方玉润《星烈日记》曾称:“《红楼》专描俗情，《聊斋》多记怪异，以俶奇之笔写怪异之事，自觉无迹可寻，而以世俗之情遇意外之事，实难自圆其说。”此论虽据程高本后四十回而发，却具有普遍的批评意义。《红楼复梦》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没有处理好“俗情”与“怪异”的矛盾。

　　联系《聊斋志异》与《红楼梦》续仿之作的整体面貌来看，它们虽于局部的借鉴与模仿中不乏亮点，但就整部作品而言，实难与原著相提并论，更不必谈二书兼采兼擅了。而两部小说续仿之作中的二书互渗现象，又使我们切实看到了《聊斋志异》与《红楼梦》对清代中后期小说创作的共同滋养，这也更凸显了两部小说的经典地位。二书互渗现象是《聊斋志异》与《红楼梦》在清代接受史中交互的重要表征，也是两部小说高度流行与经典化背景下的必然结果。

　　清代以后，我们偶然还能看到《聊斋志异》与《红楼梦》二书互渗的余绪。比如，由晚清入民国的郭则沄，既作有被称为“民国聊斋”的《洞灵小志》系列，又作有《红楼》续书《红楼真梦》，且《红楼真梦》亦多承袭“鬼红楼”情节。但这种个案已不能以现象视之了，因为《聊斋志异》与《红楼梦》的传播在20世纪迎来了不同的走向，它们在清代中后期接受史上的密切交互，亦不免随着文学史的进程翻页。

余论:二书接受的分化

《聊斋志异》与《红楼梦》在清代接受史上的交互，与其流行性及经典化密不可分，但这都是以较长时期内相对稳定的文化背景为前提的。而进入20世纪后，剧烈的社会变革亦引发了文化语境的深刻变化，小说的功能与价值也面临着重新审视与评判。

　　1902年，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以小说为改良工具，提升了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的地位。《聊斋志异》与《红楼梦》作为旧小说，与政治化的“新小说”尚存在较大差距，它们仍能在先前的接受脉络中惯性前进。但白话小说顺应时代的发展潜力，这一时期已显现出来。

　　至1919年，白话文运动正式兴起，同年胡适又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红楼梦》作为“国故”中白话小说的经典，自然成为宣扬“国语的文学”的重要范本。更重要的是，胡适倡导“输入学理”，实践科学的学术方法，也是从研究《红楼梦》等白话小说的问题入手的。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出现成为“新红学”建立的标志，《红楼梦》研究也具有了引领现代学术潮流的意义。

　　而在这种以白话文学、俗文学为本位的观念影响下，《聊斋志异》的处境便可想而知。胡适评价《聊斋志异》时，曾明确表示:“文言不是能写人情世故的利器。”钱玄同甚至因为《聊斋》语言不够平易，直斥其“全篇不通”。郑振铎则进行了更全面的否定，认为:“蒲留仙之《聊斋志异》，在中国小说中并不算特创之作，事实既多重复，人物性格亦非常模糊。”他的《中国文学史》对《聊斋志异》亦只字不提。而在郑振铎文学演化论的考察视野中，《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当之无愧的顶峰。

　　前文所论清人经典观念中对语体、文体的包容性，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已难以寻见。语体变革及其伴生的评价差异，也直接导致了《聊斋志异》与《红楼梦》在20世纪接受史上的分化。

　　对于读者而言，《聊斋志异》的接受难度越来越大。鲁迅即认为《聊斋志异》“用典太多，使一般人不容易看下去”。其实不止一般人，现代以来的很多知识分子在阅读《聊斋志异》时，也逐渐感受到了隔阂。冯镇峦曾称:“读古书不多，不知《聊斋》之妙。”但书面语体与知识结构的改变，使20世纪的接受者很难像清人那样对蒲松龄的下语用典深有会心。《红楼梦》则显然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在20世纪《红楼梦》的传播接受中，我们总能够感受到普通读者对于红学的讨论与参与热情。这固然与《红楼梦》本身的艺术魅力及阐释空间密不可分，但其白话语体的易于接受，始终是不容忽视的原因。《聊斋志异》与《红楼梦》在接受度上的较大差异，也使二书并提失去了支撑。20世纪中叶以后，《红楼梦》进入“四大名著”的经典序列，其与《聊斋志异》之并提，亦几不可见。

　　从创作层面来看，《红楼梦》更是对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在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张恨水、林语堂、张爱玲、萧红、端木蕻良、白先勇、王蒙、王安忆等20世纪重要的小说家笔下，我们始终能够寻见《红楼梦》的痕迹。比较而言，《聊斋志异》的影响则显得十分失衡。很少有现代作家会在创作中主动借鉴《聊斋志异》。这与20世纪前半叶的语体变革及《聊斋志异》价值评价失当，皆存在很大关系。而直至当代作家笔下，《聊斋志异》中的一些文学基因才开始被重新激活，莫言、汪曾祺、高晓声、梁晓声的创作即颇具代表性。当然，在整个现当代文学史中，我们也能够注意到如孙犁等个别对《聊斋》《红楼》兼采的作家，但清代续仿之作中那种普遍的“二书互渗”现象，在现当代文学史中已变得极为罕见。

　　就学术史的脉络而言，20世纪的新红学经历了建立、发展，到繁荣、充实的过程，并赫然成为一门显学，在学术方法、学术范式、学术体系等层面都体现出了引领与示范作用。但受语体变革的影响，《聊斋志异》在现代学术建立之初，就处在了较为边缘的位置。与20年代对《红楼梦》投入充分的研究热情不同，胡适直到晚年才零星写了一点关于《聊斋志异》的考证文字。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历史批评的兴起，使沉寂已久的《聊斋志异》研究重新焕发了活力。而无论是和社会历史批评结合的广度、深度，还是同时代政治的联系，《聊斋志异》与同时期的《红楼梦》显然都无法相提并论。80年代以来，《聊斋志异》与《红楼梦》都在繁荣的学术背景中，收获了诸多研究成果。但由于《聊斋志异》研究起步较晚，其版本文献的整理出版，及文本与小说理论阐释等诸多方面，都较红学研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近几年，“聊斋学”的概念在讨论与研究实践中逐步确立，“新红学”则迎来了100周年的纪念。在这样的时间节点，重新揭示它们在清代接受史中的交互现象，并不意味着对其传统接受形态的留恋，也不代表着要在二书研究中刻意求同，而是为了认清来时的路，为它们在新时期的“再出发”做好准备。《聊斋志异》与《红楼梦》在清代曾互相见证过彼此的经典性，而《聊斋志异》在20世纪初期的接受困境更凸显了“新红学”对于《红楼梦》的重要意义。在《聊斋志异》和《红楼梦》未来的接受与研究中，必然会面对更多的未知与可能，而它们曾经的交互细节，对于两部小说经典的再阐释，总会带来有益的参考与启示。

　　注释

　　① 熊士鹏《耄学集》卷一，道光十六年刻本。

　　② 张穆著，王俭编注《张穆书信辑存》，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③ 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096页。

　　④[12] 曹雪芹、高鹗著，张新之评《妙复轩评石头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63、351页。

　　⑤ 蒲松龄著，何垠、何彤文注《注聊斋志异》跋语，道光十九年花木长荣之馆刻本。

　　⑥ 参见[英]翟理斯著，刘燕译《中国文脉》，华文出版社2020年版。

　　⑦ 陈森著，尚达翔校点《品花宝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⑧ 不题撰人，徐振宗点校《续儿女英雄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⑨ 转引自王利器《〈红楼梦〉是学习官话的教科书》，《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辑。

　　⑩ 转引自钱仲联《清诗纪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9页。

　　[11] 朱一玄、刘毓忱《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1页。

　　[12][13] 蒲松龄《青柯亭本聊斋志异》第八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版，第41页。

　　[14] 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3页。

　　[15][17][39][48] 蒲松龄著，任笃行辑校《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0、637、302、2382页。

　　[16] 洪秋蕃《红楼梦考证》卷九，上海印书馆1935年版，第41页。

　　[18][19][20][23] 谢鸿申《东池草堂尺牍》卷四、卷一、卷一、卷四，光绪十七年申报馆印本。

　　[21][22] 解弢《小说话》，中华书局1919年版，第6、52页。

　　[24][43] 方玉润《星烈日记》卷七十、卷七十，稿本。

　　[25] 路德《柽华馆杂录》，光绪七年解梁刻本。

　　[26] 王韬著，王思宇校点《淞隐漫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3页。

　　[27][28] 曾衍东著，盛伟校点《小豆棚》，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150、151页。

　　[29] 李庆辰著，金东校点《醉茶志怪》，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39页。

　　[30] 杨凤辉《南皋笔记》卷一，进步书局民国印本。

　　[31][32] 邹弢著，王海洋校点《浇愁集》，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87、179页。

　　[33] 文康《儿女英雄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29页。

　　[34] 花月痴人撰，陈杏珍点校《红楼幻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3页。

　　[35][36][37][38][40][41][42] 陈少海撰，张乃、范惠点校《红楼复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211、1041、999、1001页。

　　[44][45] 胡适《胡适文集》第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30页。

　　[46] 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六册，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4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