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中荣

　　内容提要:《红楼梦》中大量的暮夜书写是儒家暮夜观念与古代小说“夜化”创作艺术的延续与升华，它凝聚了鲜明的儒家伦理道德意识，并凸显了叙事上的戏剧化建构，而且还吸收了暮夜诗词中营造诗境与描摹心理的书写程式，从而形成了兼具伦理性、戏剧性与诗性等多维度与多层次的暮夜书写形态，蕴含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是解读《红楼梦》深层寓意的独特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

《红楼梦》的小说叙事具有极其敏感的时间意识，以至有学者认为“《红楼梦》的阅读几乎给了读者以可能的对于时间的全部感受与全部解释”。据笔者所见，当前学界虽已对小说的这一叙事特征在形而上层面的生命意识的沉思，以及技术层面的时间叙事策略两方面已有深入探研，然却鲜有讨论小说在白天与夜晚时间分配上的独特匠心者。《红楼梦》中有大量以夜晚作为时间背景的相关书写，其中既包括除夕、元宵、中秋、婚礼等节庆化、仪式化的暮夜节俗；还包括诸如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第三十七回“蘅芜苑夜拟菊花题”、第四十五回“风雨夕闷制风雨词”、第一〇一回“大观园月夜感幽魂”等日常夜间生活的书写。尤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秦可卿之死、元妃省亲、抄检大观园、黛玉之死、贾府遭劫等与贾府兴衰相关的节点性事件也多发生在夜间。正如吴智斌所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叙事首先是一个时间体系，时间决定着人物的行为内容和行动方式、事件属性、叙事意图”。《红楼梦》中的“暮夜”包括了物理时间、伦理时间、心理时间、修辞时间等多个层次与维度，是具有相对独立文化意蕴的话语体系，对于理解小说的深层寓意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葛兆光较早从思想史视角探讨了白天与夜晚时间分配的意义，认为这一建立在传统农村生活基础上的时间分配，白天与夜晚被赋予了“合法”与“非法”、“正常”与“非常”的伦理意味，特别是黑夜往往与“杀人放火”“图谋不轨”相联系，古代法律、社会生活以及民众观念对其总是保持“严厉的批评与高度的警惕”。葛先生深刻透辟的论证，不仅指明了作为物理时间的暮夜所具有的伦理层面的象征意义，同时也道出易于对传统伦理秩序形成挑战的暮夜所蕴含的活跃的戏剧因子。运用暮夜的伦理性与戏剧性建构故事，是古代小说惯用的修辞手段。李桂奎较早注意到古代小说中暮夜书写的独特意蕴，并别具只眼地指出了小说创作中的“夜化”叙事特征。“夜化”叙事在文言与白话小说中均有体现，且在英雄传奇、世情小说等题材各异的小说创作中各有不同的侧重及表现。《红楼梦》中大量的暮夜书写可以说是儒家的暮夜观念与古代小说“夜化”创作艺术的延续与升华，它凝聚了鲜明的儒家伦理道德意识，并凸显了叙事上的戏剧化建构，而且还吸收了暮夜诗词中营造诗境与描摹心理的书写程式，从而形成了兼具伦理性、戏剧性与诗性等多维度与多层次的暮夜书写形态，蕴含了丰厚的文化底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红楼梦》中的“暮夜”书写犹如一双审视、窥探贾府与红楼梦中人的“黑色的眼睛”，向读者传达着小说深处的秘密。

二、暮夜与贾府伦理秩序的失控

详细梳理《红楼梦》中的暮夜书写文本，可见其有着鲜明的伦理特征。作为伦理时间的暮夜呈现于小说叙事具体主要表现在越轨淫乱、聚众赌博、鬼怪现身与强盗出没等方面。正如葛兆光所认为，由于古代“针对夜晚的管理很严格，关于夜晚混乱的传说也很多。由于这些传说都发生在夜晚，又更加使人相信夜晚与罪恶的关联。在古代口耳相传的故事和文字传播的传说里面，很多破坏秩序的事情，确实常常发生在黑夜”，“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夜里不仅是恶人犯案的时间，是伤风败俗的机会，也是狐鬼惑人的时候”。夜间活动由于违反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正常时间分配，以及作为不安定因素可能对正常生活秩序形成挑战，故而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均遭到钳制与反对，并由“非时”而延伸到“非法”与“非礼”的伦理层面。

　　作为伦理时间的暮夜在古代小说中常被作为艳情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月下偷期、私奔等有违礼法的“越轨淫乱”，在小说中虽不乏如《虬髯客传》中的“夜奔”或《西厢记》中“待月西厢”等才子佳人“月下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风流韵事，但更多的是作为惩戒对象来树范立型。例如《金瓶梅词话》中的孙雪娥与《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八“两错认莫大姐私奔再成交杨二郎正本”中的莫大姐，均因夜间淫奔而最终导致被卖到妓院，作为其“不学好应受的果报”。在此类小说叙述中，作为时间背景的夜晚，不仅赋予了“非时”之事以“非礼”的意味；同时，“越轨淫乱”等挑战传统伦理秩序的事件常发生于夜间，反过来又促使暮夜具有了伦理上的紧张感。

　　在这一文学与文化传统中孕育而生的《红楼梦》当叙及艳情故事时，亦常把时间设置在夜晚。例如，小说第十二回中贾瑞趁天黑潜入贾府去赴王熙凤之“约”；第二十一回中贾琏在“二鼓人定”后与多姑娘苟合；第六十五回中贾珍在夜间与尤三姐越礼饮酒；第七十一回中司棋与潘又安趁天黑在大观园无人处私会；第九十回中夏金桂夜间在窗外勾引薛蝌等，均不同程度地带有书写传统的烙印。这一系列故事虽情节各异，但其蕴含的伦理指向与“惩戒”意味却相当一致。俗语云“奸近杀”，贾瑞、多姑娘、尤三姐、司琪与潘又安、夏金桂等人的死亡均与夜间的“越轨淫乱”直接相关；通过大量的死亡叙述，我们也可见在《红楼梦》中作为物理时间的暮夜鲜明的劝惩色彩，以及曹雪芹在小说叙事中明确的道德取向。在夜间，艳情故事蠢蠢而动，也暗示了礼法森严的贾府伦理秩序的失守。

　　其次，“夜赌”也暴露了贾府伦理秩序的混乱。在古代小说中，夜间聚赌是叙事上的惯例，比如李绿园《歧路灯》中的涉赌描写与《二刻拍案惊奇》卷八“沈将仕三千买笑钱王朝议一夜迷魂阵”中的设赌局“扎火囤”等，几乎都安排在充满伦理隐喻的夜晚，而“夜赌”也是丧家或破财的前奏。《红楼梦》第七十五回中贾珍在守丧期间开局“夜赌”，正是“肇衅开端实在宁”的伦理秩序混乱的冰山一角。另外，“赌近盗”的文化观念也赋予了“夜赌”书写强大的叙事张力。在此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大观园上夜人的“夜赌”问题。虽然上夜人的“夜赌”在小说中没有直接的叙述文本，但小说第四十五回中林黛玉与婆子的一段对话实已侧面写及:

　　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还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们忙。如今天又凉，夜又长，越发该会个局，痛赌两场。”婆子笑道:“不瞒姑娘说，今年我大沾光儿了。横竖每夜各处有上夜的人，误了更也不好，不如会个夜局，又坐了更，又解闷儿。今儿又是我的头家，如今园门关了，就该上场了。”

　　上夜人在《红楼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大观园的守护者，故而小说时常提点上夜人对大观园日常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在小说第七十三回，上夜人的“夜赌”第一次对大观园构成威胁，这也是大观园遭劫的伏笔与预言。贾宝玉为了逃避功课，谎称被“墙上跳下的黑影”吓到:

　　贾母道:“我必料到有此事。如今各处上夜都不小心，还是小事，只怕他们就是贼也未可知。”……探春出位笑道:“……先前不过是大家偷着一时半刻，或夜里坐更时，三四个人聚在一处，或掷骰或斗牌，小小的顽意，不过为熬困。近来渐次发诞，竟开了赌局，甚至有头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吊三百吊的大输赢。半月前竟有争斗相打之事。”……贾母忙道:“你姑娘家，如何知道这里头的利害。你自为耍钱常事，不过怕起争端。殊不知夜间既耍钱，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免不得门户任意开锁。或买东西，寻张觅李，其中夜静人稀，趋便藏贼引奸引盗，何等事作不出来。”……查得大头家三人，小头家八人，聚赌者通共二十多人……

　　从后续来看，此次对“夜赌”的整饬并不彻底，大观园上夜人的“夜赌”随着贾府的衰落日益猖獗，“藏贼引奸引盗”之事接踵而来。第七十四回中绣春囊流入了大观园，第一一一回中周瑞的干儿子招引强盗劫掠了大观园。奸盗之事的接连发生，不仅说明了上夜人的职责失守，贾府的夜间安全问题堪忧；同时，治安问题的凸显，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正可视作贾府伦理秩序松动的表征。

　　再次，鬼怪出没也是贾府气运将终的先兆。在《红楼梦》中，鬼怪出没发生在贾府即将显出衰败气象之时，家庙祠堂中的“悲音”可认为是先祖眼见家族败落时无奈的喟叹，有趣的是，事件恰发生于“中秋”这个“圆极而缺”的夜晚(第七十五回)。后四十回，小说也通过夜间鬼怪的频繁出没渲染贾府的衰败，第一〇一回中的“大观园月夜感幽魂”是对第十三回中秦可卿所托之梦的呼应，秦可卿魂魄的再现，无疑宣告了预言的兑现——贾府果真如秦可卿此前所警告的那样一败涂地了。特别是，小说还刻意营造了鬼怪出没时的凄凉气氛，如第七十五回中“只觉得风气森森，比先更觉凉飒起来；月色惨淡，也不似先前明朗”；第一〇一回中“只见园中月色比着外面更觉明朗，满地下重重树影，杳无人声，甚是凄凉寂静。刚欲往秋爽斋这条路来，只听唿的一声风过，吹的那树枝上落叶满园中唰喇喇的作响，枝梢上吱喽喽发哨，将那些寒鸦宿鸟都惊飞起来”。笔者认为，这一写法虽源自鬼怪出没的书写传统，但仅就此处而言，它正与第七十六回中的“凸碧堂品笛感凄清”相似，试图通过气氛的“凄凉寂静”来为贾府命运的悲凉写照。

　　如果说艳情、夜赌、鬼怪的出没，是贾府“从内里杀起来”而衰败的因素；那么强盗出没则是“从外面杀进来”，令贾府进一步毁灭的标志。“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暮夜是强盗出没的“非法”时间。贾府的家奴勾结强盗，劫掠大观园、掳走妙玉，导致大观园走向了彻底的荒芜。

三、暮夜与私密情感的流露

“暮夜”不仅是伦理时间，同时也是私人时间与休闲时间。对大观园中的青年男女而言，与白天在礼法前的“步步留心，时时在意”相比，暮夜作为休闲时间与私人时间就成了可以释放自由情感、表达真实内心的时刻。在《红楼梦》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小说第六十三回中的“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他们查上夜的人来了。这一出去，咱们好关门了”。这次是大观园“群芳”齐聚的高光时刻，“晚间吃酒，大家取乐，不可拘泥”，青春的活泼与欢乐，在夜间得到了尽情释放。

　　同时，暮夜作为私人时间也是人与人之间私密情感交流最集中的时刻，如小说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中花袭人在“良宵”用柔情蜜意劝说宝玉改了“毛病儿”，这番“夜话”与《林兰香》第十六回中燕梦卿的“规夫”叙述颇为神似；且《林兰香》较《红楼梦》而言，更是把“良宵”进一步坐实——是时乃“九月中旬，清商淡淡，良夜迢迢，桂魄一庭，菊香满座”，在这充盈着浓郁诗意的夜晚，又有几个人能不为贤妻美妾温情脉脉的劝说打动呢?细读小说可见，宝黛二人夜间的互通情愫最为频繁。如小说第三十四回“天色将晚”时黛玉探望挨打的宝玉，既写出了黛玉对宝玉的关切，也写出了黛玉作为少女的羞涩，黛玉对宝玉的情感在夜色的遮蔽之下涌动；而宝玉也体会到黛玉的感情，故令晴雯趁着夜色送去两条旧手帕，暮夜在此作为时间背景恰是二人情感世界暗流的象征。第二十六回“林黛玉听见贾政叫了宝玉去了，一日不回来，心中也替他忧虑”，至晚饭后方去怡红院探望，小说之所以设置为“晚饭后”，不只因为林黛玉难以禁受暑气，更多还是利用夜色遮饰林黛玉感情上的敏感与羞涩。

　　在小说中，暮夜也是关系亲密的人交谈私密之事的时间，如王熙凤与平儿、贾宝玉与袭人、林黛玉与紫鹃等常在夜间谈心。以小说第五十七回中紫鹃与黛玉的夜间交谈为例，“慧紫鹃情辞试忙玉”后，认为“宝玉的心倒实”，向黛玉吐露所见、所感。这种私密的谈话，只能在“夜间人定后”“宽衣卧下之时”才和黛玉“悄”言之。有趣的是，黛玉“不答”，但我们知道，紫鹃的话句句都传到黛玉耳中，只是其羞于承认而已，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林黛玉虽羞于和紫鹃谈论其和宝玉的“大事”，但紫鹃却说到了黛玉心底最关切之处，“口内虽如此说，心内未尝不伤感，待他睡了，便直泣了一夜”。作为物理时间的暮夜，在此具有重要的修辞作用:一方面，夜晚是私人时间，故而紫鹃向黛玉吐露私密之事，夜色也是避免私密泄露的天然保护色；另外，对于林黛玉而言，她对宝玉的感情，表面看似黑漆漆一片没有波澜，但却在黑暗中汹涌澎湃地涌动着。

　　除此，暮夜作为私人时间也是人物的心理时间，故而暮夜往往是摹写人物真实心理的重要时间背景。例如，描写林黛玉的心理，多数即在夜间。暮夜作为时间背景，阻挡了外来视线的窥视与威胁，人物的真实心理得到宣泄与释放。小说第四十五回中林黛玉在冒雨到访的贾宝玉离开潇湘馆、收到薛宝钗送来的燕窝后，“自在枕上感念宝钗，一时又羡他有母兄；一面又想宝玉虽素习和睦，终有嫌疑”。在大观园中，“步步留心，时时在意”的林黛玉在白天、在人前是不会轻易流露自己的真实情感的，林黛玉的情感是私密性的，这些情感正如小说第八十二回中所说的，“当此黄昏人静，千愁万绪，堆上心来”。在《红楼梦》中，我们发现敏感的林黛玉总是失眠，如第二十七回中她“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第三十四回中她“如此左思右想，一时五内沸然炙起”，“上床睡去，犹拿着那帕子思索”等。小说如此设置，虽源于黛玉的“不足之症”，然亦受“暮夜多思”文学与文化传统直接与深刻的影响。在此前的文学创作中，“静夜思”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黄景仁《癸巳除夕偶成》)，在暮夜中涌动着的是诗人思乡、思人、思考人生等丰富而多彩的心灵世界。如此来看，暮夜在人物隐秘心理的刻画方面具有重要的修辞功能，在传统文化观念中用来“安身”的夜晚，视觉上的遮蔽、活动范围上的受限，本就具有心理上的收敛与反省意味，暮夜使人物从五彩斑斓的带着伪装面具的外在世界走向自我审视的内心世界。

四、暮夜与小说叙事的展开

暮夜书写作为小说修辞，亦具有一定的叙事功能。首先，体现于对叙事节奏的掌控。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时间观念中，暮夜是休息时间，落实在小说叙事上，表现为叙事的暂停、加快或转向。例如，第三回中林黛玉欲看“宝玉”，小说巧妙地利用“夜已深了，明日再看不迟”来打断“观玉”的叙事进程，从而避免与后文宝钗“观玉”形成重复，黛玉“观玉”与宝钗“观玉”一隐写一显写，是“犯”与“避”叙事技巧的妙用；第二十回中“一宿无话”、第四十回中“早又掌灯时分，一夕无话”、第四十四回中“掌灯后方散”等形成的结尾的感觉，也是“夜而息”在小说叙事上的具体表现。

　　其次，由于夜色对视觉的遮蔽，视觉上的受限容易导致误认，而误认与巧合能够成为诱发故事链的契机。夜间的误认，在《红楼梦》中有多处体现，例如小说第十二回中贾瑞在黑灯瞎火的空房子里“误认”贾蓉为王熙凤，此处“误认”不仅是小说制造喜剧效果的叙事技巧，更是王熙凤利用夜色本容易造成误认的契机，特意安排贾蓉、贾蔷先不点灯来制造让贾瑞“误认”的机会，等到贾瑞上钩骑虎难下时，才“灯光一闪”照破局面，进而拿住敲诈贾瑞的把柄。第三十一回中晴雯因琐事和宝玉斗气，两人都正处在犯拧的关头，如何打破僵局是对小说叙事技巧的考验。曹雪芹特意设置宝玉“晚间回来，已带了几分酒，踉跄来至自己院内，只见院中早把乘凉枕榻设下，榻上有个人睡着”，误认晴雯为袭人而上前“搭话”，此处虽写宝玉原欲与袭人说话，却句句落在晴雯身上；“误认”在此对处于僵局的宝玉和晴雯正是一个和解的“台阶”，借着“误认”以及暮色的遮掩，使二人避免了和解的尴尬，也让宝玉与晴雯的关系得到妥帖自然的缓和。值得关注的是小说第七十一回“鸳鸯女无意遇鸳鸯”，小说刻意强调时间背景为“此时园内无人来往，只有该班的房内灯光掩映，微月半天”，鸳鸯“也不曾提灯笼”，虽“趁月色见准一个穿红裙子梳鬅头高大丰壮身材，的是迎春房里的司棋”，然却由于视觉被遮蔽，没有看清另一人为潘又安，误认作“他和别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见自己来了，故意藏躲恐吓着耍”，不想却无意间道着司棋的“海底眼”，而这从故事的发展逻辑来说，也为后文的司棋之死埋下了伏笔。

　　第三，暮夜能够增强小说人物的视听聚焦效果。暮夜虽易于形成视觉上的遮蔽，但在视觉受限的情境中，视觉的能动性却可以得到最大的调动，尤其是借助于灯、月等光源，形成视觉上的极力而视；同时，视觉的遮蔽也能促进听觉等对外界的感知能力，人物凭借敏锐的听觉以及朦胧模糊的视觉，亦能形成视听上的聚焦效果。美国文艺理论家阿恩海姆认为，光线作为揭示生活的因素之一，“几乎是人的感官所能得到的一种最辉煌和最壮观的经验”，灯光、月光等光源在暮夜书写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除了如《聊斋志异》卷四《花姑子》中安幼舆“暮归，路经华岳，迷窜山谷中，心大恐。一矢之外，忽见灯火，趋投之”等作为叙事的指引，以及营造“月明林下美人来”“春江花月夜”等诗意的情调外；灯光、月光还是“偷窥”叙事中的关键意象，如《金瓶梅》第八十三回中的秋菊“打窗眼里望里张看，见房中掌着明晃晃灯烛，三个人吃的大醉，都光赤着身子，正做得好”等，具有极强的“目击”效果。关于此，《红楼梦》有多角度的叙述，如第六十五回中贾琏来到外宅后“只见窗内灯烛辉煌”，贾珍与尤三姐“正吃酒取乐”，在此，灯光犹如聚光灯一般，贾珍与尤三姐越礼“吃酒取乐”的场景通过灯光的聚焦被最大限度地放大，具有很强的舞台效果与视觉上的冲击力，毕现于读者的阅读想象之中。与之相似的是，小说第七十五回中尤氏偷窥薛蟠、傻大舅等人在宁国府“夜赌”，尤氏暗处“偷看”明处时，灯光的聚焦效果尤为明显；而且“偷窥”还能够通过小说人物的视线，对被窥视者进行“目击式的追摄”，从而增强读者“身临其境的质感”。特别是，小说第五十二回中的“勇晴雯病补雀金裘”，“病补雀金裘”的极强的画面感，正是通过灯光的聚焦实现的；不止关于晴雯补裘的绘画、影视均多强调灯光的作用，小说也不忘强调“移过灯来”这一细节。灯光在此的聚焦效果，是通过灯光把场景凸显出来，让晴雯补裘处于夜色中的最亮处，对读者造成阅读场景视觉上的冲击力。

　　第四，暮夜还是变故、死亡的时间背景，强化了慌乱、恐怖的叙事氛围。例如，小说中秦可卿、晴雯、尤二姐、黛玉等均死于夜间。其中，第十三回中秦可卿的死亡之夜最为典型。乱敲的云板，“府门洞开，两边灯笼照如白昼，乱烘烘人来人往，里面哭声摇山振岳”的现场，尤其在灯笼的照耀下，晃动的人影、凄怆的哭声都极力营造了慌乱、恐怖的气氛。另外，如小说第七回中焦大在“天黑”时的醉骂(有趣的是，小说特意为焦大的夜骂设置了“灯烛辉煌，众小厮都在丹墀侍立”的具有聚焦与围观效果的舞台场景)；第八回中贾宝玉夜间酒醉后摔茶杯、撵奶母；第三十四回中贾宝玉被烛油烫了脸；第七十四回中的抄检大观园，几乎都发生在夜间。除此，较为典型的还有小说第一回中元宵节英莲的丢失所带来的慌乱，特别是这种慌乱情绪又与紧接而来的火烧家宅相互激荡，暮夜的慌乱、灯火的明暗闪烁以及大火蔓延的恐慌感，无不营造了慌乱的叙事语境。这一情调与其说是事件本身的，毋宁说更是作为当事人的甄士隐的内心幻化，体味“好防元宵佳节后，便是烟消火灭时”的由“烈火烹油”的慌乱到“烟消火灭”的沉寂的人生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元宵节丢孩子是明清小说中常见的故事情节，如《水浒传》第五十一回中的“美髯公误失小衙内”、《二刻拍案惊奇》卷五“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中的“襄敏公元宵失子”等，故事的时间背景均为元宵看灯之夜。探究此类故事的成因，很大程度上缘于观灯的喧闹扰攘本就容易发生“丢孩子”的事件，而且也易于在人群的扰攘与喧哗、灯火的跳动与明暗中营造躁动不安的叙事氛围，凸显人物寻找孩子时急躁、慌乱的心理，达到心境与情境的契合。暮夜对于气氛的营造，也体现于元妃省亲的元宵之夜。“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诸灯上下争辉，真系玻璃世界，珠宝乾坤”，极尽繁华之能事，特别是在灯光的照耀下，更加一倍。有趣的是，元春“早见灯光火树之中，诸般罗列非常”，告诫“万不可如此奢华靡费了”。贾府的繁华，是在夜间灯光的照耀下显现出来的，正如张竹坡在《金瓶梅》第七十九回夹批所云，“一部炎凉书，屡次写灯。盖以灯之热无多时，且尽属虚花，以比其炎热不久也”，“灯光火树”只是“瞬息的繁华”。这让我们想到癞头和尚对甄士隐的警告——“好防元宵佳节后，便是烟消火灭时”，或许这也是贾府“盛筵必散”命运的谶语。

五、暮夜与小说诗意情调的营造

日本学者今道友信认为，“夜晚不只是艺术之乡，在那里艺术得以形成；它也是艺术现象的拓展，并具备着艺术欣赏的尺度。夜晚是审美经验的故乡”。在《红楼梦》中，暮夜也是作为“艺术欣赏”的对象，作为曹雪芹的“审美经验”来书写的。具体言之，《红楼梦》中的暮夜书写具有较为浓郁的诗意情调，相对于白昼书写的多用散笔，暮夜书写常用诗笔。“诗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次:首先，小说人物创作了大量以暮夜为即景主题的诗歌，如小说第二十三回写及宝玉住进大观园后所作的几首“即事诗”——《春夜即事》《夏夜即事》《秋夜即事》《冬夜即事》，以诗笔写“真情真景”；第四十五回黛玉灯下“拟《春江花月夜》之格”赋兼具纪实与写心的《秋窗风雨夕》；以及如第七十六回黛玉、湘云凹晶馆夜间联诗中有即景赋成的警句“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等。

　　其次，《红楼梦》中的诗词还有较为明显的“暮夜入诗”特征。暮夜被横插入诗歌，往往并非写实，而只是为了营造诗境，渲染情绪，具有“兴”的功能；或者可以说，被横插入诗的暮夜，很多时候只是“审美经验的故乡”，是纯粹的“艺术欣赏”的表达。在小说中，此方面的例证颇夥，如第二十三回下场诗“妆晨绣夜心无矣，对月临风恨有之”、第二十七回《葬花吟》中的“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第三十七回黛玉诗中的“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以及第三十八回中钗黛等所题菊花诗中的“寥寥坐听晚砧痴”“口齿噙香对月吟”“半床落月蛩声病”等。月、青灯、夜雨、更漏、蛩声等，均是古代文学暮夜书写中的常见意象。如秦观《何满子》中的“蛩声夜雨蓬窗”、贺铸《蓦山溪》中的“月侵窗，灯映户”、《聊斋志异·连琐》中的“玄夜凄风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帷”等，《红楼梦》的相关书写正是承袭这一书写传统而来。

　　第三，以浓郁诗意的散笔书写暮夜也是《红楼梦》中暮夜书写的突出特点。当然，以浓郁诗意的散笔营造小说情调是古代小说中的常见修辞策略，如《林兰香》第二十七回中耿朗与妻妾的元宵夜饮即以“是时纤云不作，素月停空，画栏边萤火低飞，芳径里蛩声迭奏”等诗笔写出；《女才子书》卷一《小青》也极力渲染暮夜的诗意情调，力图营造与人物心理相近的感伤情绪:“时已半夜，但闻雨声淅沥，乱洒芭蕉；风响萧疏，斜敲窗纸；孤灯明灭，香冷云屏。而愁心耿耿，至晓不能成寐。”但在《红楼梦》中，这一小说叙述却能够跳出“画栏边萤火低飞，芳径里蛩声迭奏”等尚带有骈俪化、程式化叙述特征的窠臼，而以更为细腻与多元的笔法创设诗境。如小说第二十六回黛玉夜访宝玉被阻门外，“越想越伤感起来，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的带有冷意的环境衬染，“墙角花阴”的带有收敛与遮蔽意味的空间象征，都烘托与强化了林黛玉的“伤感”情绪及其“感伤美”；与之相似者还有，小说第四十五回中林黛玉强烈的暮夜体验，“日未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且阴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窗外竹梢焦叶之上，雨声淅沥，清寒透幕”，小说此处的散笔书写正与其此夜所赋的《秋窗风雨夕》形成语言与意境上的“文本互涉”，而且与之形成“互文”关系的更是温庭筠《更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等“夜雨”书写传统。跨文体的“互文”亦使此处的散笔充满了浓郁诗味。在《红楼梦》中，小说第七十六回中对林黛玉和史湘云在凹晶馆联诗时的夜景也进行了一番纯粹写景的诗化描写，“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轮水月，上下争辉，如置身于晶宫鲛室之内。微风一过，粼粼然池面皱碧铺纹，真令人神清气净”，联诗的行为本身就浸润于诗情画意之中，真可谓有此景方有此诗，有此诗方不负有此景。

　　李庆西认为，“氛围虽然是艺术的形式手段，但它对于作品的整个主题思维方向也可能具有某种直接的制导作用”。细读《红楼梦》中的暮夜书写文本，即可对其中蕴含的感伤情绪有着深切体味，特别是小说中关于元宵节、中秋节等夜间节日的书写，往往有一以热闹开始，以凄清伤感结束的叙述程式。闲愁、感伤与凄凉是夜晚的底色，如曹植《杂诗五首(其二)》中的“太息终长夜，悲啸入青云”、韦庄《浣溪沙》中的“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阑干”，以及元代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中的“斟量来这一宵，雨和人紧厮熬。伴铜壶点点敲，雨更多泪不少。雨湿寒梢，泪染龙袍；不肯相饶，共隔着一树梧桐直滴到晓”等，“写夜”也是古代各体文学表达感伤情绪的一种较为普遍的修辞策略。笔者认为，《红楼梦》中的暮夜书写正可视作是对这一文学与文化传统的呼应，以及对小说浓郁的“色空”思想所流露的感伤情绪的独特表达。

　　综言之，暮夜在《红楼梦》中虽占据了小说时间总数的一半，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作为“与白天的现实截然不同的一个丰富多彩且充满活力的文化”，《红楼梦》中大量的暮夜书写不仅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因子，值得我们对之展开深入细致的探讨，而本文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注释

　　① 王蒙《红楼启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06页。

　　② 相关研究颇夥，参见王慧《〈红楼梦〉里的时间与空间——以大观园为中心》(《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6辑)、张洪波《〈红楼梦〉中的叙述时间问题》(《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5辑)、李英然《〈红楼梦〉的时间叙事策略》(《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2辑)、詹丹《〈红楼梦〉叙事与时间问题》(《都市文化研究》2017年第2期)等；值得关注的是，翟明刚《宇宙图式与〈红楼梦〉的时间悲情》(《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4期)对《红楼梦》中“黄昏和夜晚两个时辰的时间悲情感受”有较为具体的阐述，但此有趣且值得关注的问题，却未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③ 吴智斌《〈海上花列传〉“夜”叙事时空的近代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0期。

　　④⑦ 葛兆光《严昏晓之节——古代中国关于白天与夜晚观念的思想史分析》，《台大历史学报》2003年第32期。

　　⑤ 黄霖等《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166页。

　　⑥ 参见李桂奎《〈水浒传〉的“夜化”叙事形态及其文化意蕴》(《南开学报》2009年第1期)、张玉莲《古小说中的“夜间”叙事研究——以人鬼冢墓遇合故事为例》(《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董定一《夜幕下隐秘的欲望呈现——〈金瓶梅〉的“夜化”叙事初探》(《聊城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等论文的相关阐述。

　　⑧ 凌濛初著，陈迩冬等校注《二刻拍案惊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84页。

　　⑨[11] 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1、1009—1010页。

　　⑩ 参见孟羽中《〈红楼梦〉中的上夜人——兼谈贾府安全治理》(《红楼梦学刊》2016年第1辑)。

　　[12][20] 随缘下士编辑，于植元校点《林兰香》，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211页。

　　[13] 参见拙文《〈红楼梦〉中“黛玉失眠”的文学与文化史考察》(《红楼梦学刊》2018年第2期)。

　　[14] [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著，滕守尧 等译《艺术与视知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0页。

　　[15][17] 兰陵笑笑生著，王汝梅等校点《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1339、1273页。

　　[16] 李桂奎《〈水浒传〉时间设置的“夜化”与叙事效果的强化》，《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18] 参见詹丹《城市狂欢的传统表现和〈红楼梦〉的元宵节庆》(《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3辑)的相关阐述。

　　[19] [日]今道友信著，谢绍君译《夜晚对于审美经验的意义》，《美术史论》1991年第4期。

　　[21] 鸳湖烟水散人著，马蓉校点《女才子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22] 李庆西《论氛围——小说和其他叙事文学的一个特殊表现范畴》，《文艺评论》1984年第2期。

　　[23]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12页。

　　[24] 参见翟明刚《宇宙图式与〈红楼梦〉的时间悲情》(《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3期)。

　　[25] [美]A·罗杰·埃克奇著，路日俊、赵奇译《黑夜史》，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