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毅

　　内容提要:苏州织造李煦与曹寅同为康熙心腹，且两家联系相当密切，李煦族妹为曹寅继妻，两家同在江南生活近半个世纪。梳理李煦家族的历史，可以深入探考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所使用的大量素材及其人物原型与这个家族事迹的可能联系。

　　《红楼梦》开篇第一回，一僧一道初逢顽石，经不住石头的再四苦求，僧人最终答应石头:“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众所周知，《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即出自这样一个昌隆繁盛的世家大族——江宁织造曹家。满清入关以后，在明制的基础上，设置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主要负责皇室及官用纺织品的供给，隶属内务府。到了康熙朝，三处织造得到整顿，官制和组织机构基本确立，织造官员均由内务府包衣奴才担任，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三处织造关系密切，康熙曾直言:“三处织造，视同一体。”三处织造的家世兴衰，也确如《红楼梦》中所说之“一损皆损，一荣皆荣”。其中的江宁曹家，从曹玺到曹寅，再到曹颙、曹頫，三代世袭，在江宁织造任上，袭职长达五十余年。雍正五年，曹頫因骚扰驿站和亏空的罪名，被判抄家，曹家上下人口被迁至北京居住，百年望族“忽喇喇似大厦倾”，突然间分崩离析。曹雪芹系曹寅孙辈，这是目前学界的共识，曹家的兴衰荣辱，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则是二百年来红学研究中一个最大的共识，也是百年“新红学”着力深耕的主要方向。实际上，红学研究在曹寅家族研究的主线之外，始终有另外一条研究线索，如影随形地存在着，那就是关于苏州织造李煦家族对《红楼梦》创作影响的研究。

一、苏州织造李煦家族

关于李煦家族，王利器编有《李士祯、李煦父子年谱》，收录资料最为丰富详细；樊志斌有《修竹·清风——康熙荩臣李煦研究》一书，利用最新发现的李煦家世史料，对李煦生平、交游，做了相当细致的考辨。为探索苏州李家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关系，有必要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第一，苏州李家与皇室关系密切。首先，李煦生母文氏系康熙保姆。按清制，皇子乳母都要从内务府包衣女子中选拔，文氏同曹寅嫡母孙氏一样，都是康熙的保姆。康熙南巡曾当众称孙氏:“此吾家老人也。”在李煦所上密折中，有多封向康熙汇报文氏生活状况，在康熙五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所上《李鼎蒙允随哨鹿谢恩折》中，李煦表达了对康熙“圣恩”眷顾文氏的谢意:“奴才九十三岁之老母，复蒙万岁垂慈讯及，一家老幼叠受圣主天恩。”同年文氏病故，李煦又上专折奏报。满人有尊老的传统，康熙尤其推崇孝道，这层关系是李煦家族与皇帝之间最为牢固的一条纽带，故康熙后期虽对李煦行事作为有所不满，但仍一力帮扶，对其亏空，不厌其烦地提醒风险、表示关心。其次，李家与康熙存在姻亲关系。李煦嫡母侄女、舅表妹系康熙宠妃，即“密嫔”，后封为“顺懿密妃”。康熙四十八年，“密妃”之母病故，李煦有专折奏报；密妃之子十八阿哥早殇，李煦与曹寅均上折致哀，而对于其他王子夭折事，却未见二人专折上奏。这位“密妃”是李家与皇帝之间的另一条重要纽带，这层关系，与曹寅之女为王妃相比，要更加密切。最后，李煦与乃父李士祯均为康熙心腹重臣。李煦之父李士祯，字毅可，原系昌邑姜氏，壬午年兵变，被清兵虏至关外，成为正白旗包衣佐领李西泉义子，入旗籍，官至广东巡抚。正是在李士祯主政广东时期，康熙开放海禁，设广州十三行，扩大对外贸易。晚年致仕以后，李士祯退居北京通县，康熙北巡归来，曾亲临其第，“慰劳再三，……出尚方之膳以赐。”李煦则是康熙安插在江南的“眼线”，是皇帝耳目，“呼吸会能通帝座”，有时连康熙对地方督抚大员的谕旨，都由李煦转告；康熙南巡，李煦与曹寅多次主持接驾事宜。李士祯、李煦父子与康熙的关系，诚如王利器先生所说:“他们父子俩，李士祯以股肱元良，李煦以耳目亲近。”二人在康熙眼中的地位，不可谓不重。这样的家世地位，像极了《红楼梦》中的甄家、贾家。

　　第二，苏州李家与曹家关系密切。曹寅死后，李煦曾照管曹家十年。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李煦上《苏州织造李煦奏曹寅病重代请赐药折》，提及曹寅请李煦代奏求取“圣药”:

　　我病时来时去，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但我儿子年小，今若打发他求主子去，目下我身边又无看视之人。求你替我启奏，如同我自己一样。若得赐药，则尚可起死回生，实蒙天恩再造。

　　言语之中，除了对主子的恭维，不无曹、李二人同事一主的亲密之情。可惜的是，“圣药未到，曹寅遽尔病故”。李煦随即上折，奏请代管盐差，为曹寅补亏欠，康熙朱批为:“曹寅与尔同事一体，此所奏甚是。惟恐日久，尔若变了，只为自己，即犬马不如矣!”康熙的这条朱批，在无形的道义之外，又为李煦照管曹家增加了一条有形的束缚。自此，从补请曹寅亏空，到曹颙继任父职，再到曹颙卒、曹頫承祧诸事，李煦无不尽心尽力，直到十年后康熙驾崩，雍正元年李家被抄。

　　李煦之妹嫁与曹寅。曹寅正妻顾氏卒后，迎娶李煦之妹李氏。关于这位李氏的身份研究，我们很有必要做一个简单的梳理。1931年，李玄伯据曹頫奏折考证出“曹寅之妻姓李氏，即李煦之姊妹行”。1980年，徐恭时据曹寅《楝亭诗别集》中《吊亡诗》，考出曹寅之妻约丧于康熙十七年，李氏乃曹寅继室；又指出，杜臻撰李士祯墓志铭中，只提到李士祯有一女，嫁与周承韶佐领。故李煦奏折中所称“臣妹曹寅之妻李氏”，应为李煦的堂妹。2002年，胡愚据新发现朱彝尊佚文《光禄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参政李公墓志铭》，得知曹寅之妻为李月桂之女，而李月桂与李士祯家族的关系，没有相关资料，尚未考定。同时胡愚指出，二李为同榜贡生，并曾在一省内共事五六年，“其间必然有些交往”，且曹振彦可能也是该榜贡生。胡愚还指出李月桂与曹家之关系，似非比寻常:“李月桂的祖父是‘明中卫指挥使’，而曹玺的祖父曹世选‘令沈阳有声’。可见两家祖父同在沈阳作地方官，后归入满清旗籍为奴，且都隶属于正白旗下。”可知李月桂之族与曹家自有联系或为世交。2014年，王伟波在《李煦与曹雪芹祖母李氏兄妹关系再探》一文中，结合“联宗”“结义”等社会民俗现象，将李煦与李氏的关系由“族兄妹”修订为“义兄妹”。2016年，李学玲、单承彬的《昌邑李氏与〈红楼梦〉关系琐议》，在胡愚考证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曹李氏“大概是李煦的远房族妹”，但是可以确信“曹李氏的故里，已与山东昌邑无关”。我们从各方资料来看，李煦在其书启、奏折中称曹李氏为“臣妹”，凡书皆亲呼曹寅为“老妹丈”；在与曹寅的书信中，李煦称:“弟与老妹丈至戚骨肉，又同寮好友。”曹寅嗣子曹頫亦于奏折中称“母舅”；曹寅死后，李煦代其偿还亏空；曹颙卒后，李煦又奉命负责为曹寅挑选嗣子之事，照管曹家十年之久，实际上成为了曹家的“监护人”。虽然《虚白斋尺牍》中透露出，曹寅和李煦二人间有龃龉，但总的来看，两家整体关系仍然是相当之密切。在一封写给曹寅的书信中，李煦称一位去世的朋友是“吾两人之素称莫逆者”，能拥有共同的莫逆之交，两人关系一定是相当亲密了。实际上，曹、李二人共同的朋友并不少，比如尤侗、赵执信等等。而在另一封信中，李煦再次强调了曹、李二人之间的“至戚”和“同寮”关系:“弟与老妹丈重之以至戚之谊，加之以寮友之情，雷陈胶漆，其素相式好，已非朝夕矣。”至此，我们不妨推论:古人重宗族联系，《红楼梦》中贾雨村与贾家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拿着“宗侄”的名帖前去攀附，尚能顺利“夤缘复职”，何况曹李氏之族与李煦这一支，从李氏宗族上来说，其亲族关系很可能是在三代之内，并不遥远。另，曹玺与李月桂两家出身相似，均为由汉入满的包衣，且都在正白旗下，两家或为世交，本身即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在这两层关系之外，李煦与曹寅两家又属至交，且同为康熙心腹。所以，李煦与曹李氏的亲族关系、曹李氏一族与曹家的世交关系、李煦和曹寅同为皇帝心腹，这三层联系，使得曹李氏虽然只是李煦的远房族妹，但这条薄弱的亲缘纽带，已然经过了淬炼和提纯，足以得到李煦和曹寅的珍视，成为联系李煦和曹寅两家的重要纽带。实际上，李煦与曹寅交往颇勤，彼此既有书信相通，亦有诗歌唱和往来。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苏州织造李家之繁盛程度不输江宁曹家，且家世兴衰与曹家轨迹略同；2.李煦家族存在大量素材、原型与《红楼梦》小说吻合，如与“洋人洋货”之联系、皇妃亲戚、年高有德的老家长等；3.苏州李家与江宁曹家“视同一体”，关系十分密切，这些素材很有可能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所用。

二、曹雪芹与李煦家族存在交集之可能性

现在知道，李家许多“事迹”都与《红楼梦》中所写相似，且李煦家族与曹家关系密切，李煦为曹雪芹的舅祖。那么，曹雪芹与李煦家族存在怎样的交集?我们必须面对两个问题:1.曹雪芹出身；2.曹雪芹生卒年。关于前一问题，雪芹出于曹颙还是曹頫，又或者是曹家的哪一支?这个问题是判定李煦为曹雪芹之“亲舅祖”还是“表舅祖”的关键，决定着两人血缘上的远近，也将影响两人之间交往的深浅；后一问题则直接决定李煦与雪芹祖孙二人的时空交集。这些都是事关李家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影响程度的重要问题。然而，这两个问题由于缺乏铁证支撑，不啻为红学研究中的“格尔迪奥斯绳结”，迄今无人能解。这里我们姑且拿出亚历山大剑斩绳结的勇气，不做细考，依据现存史料，以求做出可信的推论。

　　雪芹密友敦敏《懋斋诗钞》中有一首诗，诗题中记载了一段往事:

　　芹圃曹君霑别来已一载余矣。偶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

　　显然这里才华横溢、多情善谈的曹雪芹是主角，高谈阔论地“话旧事”，那么这“旧事”所指为何?诗中有“秦淮旧梦人犹在”之句，秦淮往事正如一段旧梦，而梦中之人就在眼前，原来雪芹谈论的是自己早年在江宁生活的往事，且令敦敏十分感慨。雪芹的朋友圈中，多有家族煊赫一时的失意之人，时常聚在一起感慨往昔，这也是常情。在敦敏的另一首诗《赠芹圃》中，有“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之句，慨叹雪芹经历过的秦淮风月、繁华往事。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有赖于亲友的支持，这是学界共识，抄本《石头记》中的多家批语便是明证。有的研究就此方向深化了亲友支持的程度，从生卒年和出身等角度开展“外部研究”，愈走愈远，走到最后甚至推翻了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其实，我们从雪芹密友的这些诗作中，便可得知，曹雪芹是有江南生活经历的。古人在诸多文体中特重于诗，故书面唱和以诗相赠，私下闲聊，则以小说消遣。故雪芹谈论“旧事”之余，论及他创作的《红楼梦》，这也是有可能的。另外，从“内部研究”角度出发，如一些研究所论，《红楼梦》前若干回是雪芹某长辈所作，后由雪芹接手删补而成，台湾学者赵冈即主张前二十回出自雪芹长辈手笔。即便如此，二十回后数十回甚至上百回中那些精彩绝伦、写实如话文字，如没有亲身经历，仅靠长辈的回忆指导，任凭曹雪芹才华绝代，也无法写出《红楼梦》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

　　所以，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问题，不论其具体时间为何，都可以基本确定曹雪芹在江南生活过。既然曹雪芹有在“南边”的生活经历，且这段记忆相当深刻，就不能排除他与舅祖李煦家族之间存在交集的可能。徐恭时先生即认为“李煦和曹雪芹还相见了八九年”。那么，曹雪芹与李煦家族具体有着怎样的交集?现存有一些口碑资料，传说雪芹曾随祖母李氏去过苏州，游览姑苏名胜，还在苏州的拙政园住过。无独有偶，冯其庸、吴恩裕等学者也发现相关资料，传说李煦对这个聪明伶俐的甥孙颇为喜爱。裕瑞在《枣窗闲笔》中，记载了曹雪芹身胖头广色黑的外貌特征和健谈的特点，而这些特征正是其“前辈姻戚”口头流传下来的。明琳为裕瑞舅舅，算是其“前辈”了，上文敦敏诗中记与雪芹在明琳家中饮酒畅谈事，隔院即听到雪芹的高谈声，可证裕瑞所记是真。故而，在曹雪芹研究中，流传下来的一些口碑资料实在值得我们重视。退一步说，即便这些口碑资料不可靠，李煦与曹家关系实在太密切，雪芹自幼聪明伶俐，得到这位老舅祖的垂青，也是很有可能的事。另外，抄家之后，曹、李两家，均迁至北京居住，两家后辈亦存在交往的可能。

　　总之，曹雪芹与李煦家族存在交集，曹雪芹受到李煦家族事迹影响，并将其家族素材运用到《红楼梦》的创作中去，这是可能性非常大的。

三、《红楼梦》中李煦家族的素材、原型

周汝昌先生认为，史湘云家族的素材可能出自苏州李家。赵建忠先生提出“家族累积说”，认为曹雪芹的亲族为其创作《红楼梦》提供了素材，而且《红楼梦》“聚合了曹雪芹之前江宁织造曹氏家族甚至亲属苏州织造李煦家族的生活素材和相关原型”。台湾学者皮述民似乎更为“激进”，提出“苏州李府半红楼”和“脂砚斋即李鼎”等论断，甚至呼吁打破“唯曹说”和“自传说”的限制，开辟“李学”研究之路。这个与曹家一起被“视同一体”的苏州李家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影响，在《红楼梦》文本内部，确实能发现不少证据，《红楼梦》中存在大量李煦家族的素材、原型。

(一)人物原型

贾宝玉的原型是谁?若算在曹雪芹头上，很多问题不好解释。皮述民先生在专著《苏州李家与红楼梦》《李鼎与石头记》对“李鼎即贾宝玉说”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其核心观点为“李鼎、脂砚斋、宝玉三位一体”，认为李鼎草创了《石头记》前若干回，后由曹雪芹接手删补完成。此说虽属推论，却言之有理、论之有据。下面这条例证，似可佐证其说。《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骂贾宝玉“将来色鬼无疑了”，贾雨村“罕然厉色”地制止，接着开始了那段经典的“论气”之说，认为贾宝玉身上有正邪两赋之气。同出于康熙朝的《南山集》，序言开篇为:

　　五岳之气，皆能出云雨，产金玉，而其灵者常郁结盘魄，而发为伟人，或以德业，或以文章，卓卓有垂于天地，而与为不朽。

　　贾雨村的“论气”，比之《南山集》序，要更高一层。《南山集》一度盛行于江南，李煦人称“藏书万卷”，亦曾藏有此书。该书于康熙四十一年刊行，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发，此时李鼎已经19岁，对于这样一部如此流行的“畅销书”，李鼎很有可能看过且对卷首这篇序印象深刻，于是或自撰或通过雪芹借贾雨村之口，加以深化发展，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即便抛却以上假设，从小说创作角度来看，按照鲁迅“杂取种种，合为一个”的塑造人物之规律，这个贾宝玉形象也摆脱不掉曹雪芹表叔李鼎的影子。这个李鼎与贾宝玉相似之处实在太多了:年轻时享尽荣华，三十岁被抄家时仍“一技无成”，未受任用；都是乃父老来得子；有一个宠溺他的老祖母文氏；“好串戏”而“不通庶务”等等。李鼎与贾宝玉最大的相似就是“无材补天”。

　　李煦正妻韩氏仅育一女，康熙三十三年，李煦四十岁，妾詹氏生长子李以鼎，妾范氏在三年后生子李以鼐。(盖“以鼎”为族名，在李煦的奏折中，均以“李鼎”称之。)李煦与曹寅均为康熙的包衣奴才，按照惯例，两人之长子成年以后，都应送到老主子身边效力，这也是延续包衣奴才特权地位的必要手段。曹寅自幼伴读玄烨，十六岁入宫充当康熙亲随侍卫，后又担任康熙京畿行宫畅春园首任总管；李煦亦年少有为，二十四岁即外任韶州知府。到了李煦和曹寅的儿子辈，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曹寅死后，未满二十岁的曹颙随即补任江宁织造职务。曹颙病故以后，康熙传谕旨给内务府总管:

　　曹颙系朕眼看自幼长成，此子甚可惜。朕所使用之包衣子嗣中，尚无一人如他者……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他在织造任上很谨慎。朕对他曾寄予很大的希望。

　　能让皇帝做出如此之高的评价，足见曹颙之才力不输乃祖乃父。而与曹颙比起来，李鼎这位与之同辈的“包衣子嗣”，却好像很不受老主子待见。康熙五十三年，李煦正妻顾氏临死对李煦留下遗言:

　　“但受恩深重，不及亲见儿子以鼎当差效力，我死了魂魄也是不安的。我自愿来生世世犬马，报答万岁隆恩。你要具个折子，把我感谢的意思，代奏一奏。”又“反复叮咛，嘱臣(李煦)必要具折”。

　　这分明是借亡人之口，力求康熙赏给李鼎差事。朱批“知道了”，便再不见下文。康熙五十八年，李煦进京面圣交差，奏折中称:

　　奴才之子，理该在京当差效力，复蒙万岁殊恩，念奴才病尚未经全愈，奴才母亲年老，须得照摄，仍命一同回苏。

　　李煦携子进京，按常理李鼎应该留下给老主子当差，但是康熙并未对李鼎加以留用，而是借口照顾父亲、祖母，命李鼎返苏，就连李煦之母文氏亦“讶孙之速返”。次年，李鼎终于收到一份往热河运送丹桂的差事，康熙加以召见，并允其“追随哨鹿”，赏赐“克食”(即准其随同康熙围猎，并赏赐茶果一类食物)。此时，李鼎已经27岁，这个让老祖母文氏临死还在念叨的李鼎再未受到任用，直到两年后李家被抄，李鼎亦遭拘捕夹审。李鼎之经历，诚如皮述民所言:“综看曹、李两家，只有李鼎才是唯一曾经‘锻炼’过，而又‘无材补天’之人。”

(二)“洋人洋货”素材

《红楼梦》中存在不少洋货:凤姐房内的自鸣钟、宝玉的怀表、玫瑰露、贾母点戏时所戴眼镜、各种洋布料等等。甚至还有“洋人”描写:宝玉鼻烟壶内的洋天使，薛宝琴随父亲到“西海沿子”上所见“真真国的女孩子”。恰恰苏州李家与洋人洋货接触相当不少，这些素材很可能取自李家。

　　康熙二十四年，距李士祯卸任广东巡抚还有两年，清朝开放海禁，设广州十三行。若论李士祯与当时的对外贸易没有联系，其家族没有受到洋人洋货这股新风的影响，那是说不过去的。实际上，康熙对西洋之风亦大有兴趣，南巡也曾传外国传教士接驾，受其贡品。此外，李煦与洋人、洋货亦有联系，至少有三点:1.康熙三十一年，李煦奉命陪同比利时教士安多和意大利教士殷铎泽到杭州，又陪同安多到澳门迎接意大利教士闵明我进京见驾，路途如此漫长，李煦与洋人相处必久；2.在康熙三十七年李煦上奏请安折的包封中，有《进果酒单》一份，记桂花露、玫瑰露和蔷薇露各一箱，据方豪所考，这些物品当为洋货，另康熙三十二年进漆器单中，有八样“洋漆”器物；3.康熙南巡途中，在苏州、江宁、杭州等处，均有传教士接驾，这些地方是李煦和曹寅最常活动的范围，且江宁、杭州在开放对外贸易的四大海关之列，那么一来“上有所好，下有所效”，两人与西洋人、物当存在交集，二来曹、李二人作为康熙心腹，必会受命对这些传教士加以关照或监视，往来交往自是难以避免。

　　关于薛宝琴口中的“西海沿子”到底所指何方，也有争论。《熙朝定案》是记录玄烨于康熙二十八年接驾南京传教士的教会文献，其中写西洋教士进奉贡品时称:“今之所献，不过西海土物。”可见“西海”是时人对西洋的一种称呼，所以，“西海沿子”很可能指当时与西方开展贸易的中国沿海口岸，李士祯巡抚时期的广州亦当在“西海沿子”之列。

(三)情节素材

《红楼梦》中很多情节也与李煦家族事迹吻合。

　　第十三回中，秦可卿托梦于凤姐，嘱托她多置祖产:

　　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产，房舍地亩……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

　　同样，李煦非常重视祖产的维护，乃父李士祯在通州“王瓜园”所置祖产，分与李煦三弟，“不料三弟尽行售卖，竟不克保留尺寸之土”。后李煦将其赎回，却又被诸弟索要殆尽。于是，在与京中诸弟的信中，李煦说:“至于置立祭田，计图永远烝尝弗替，愚亦久存此念。”但诸弟皆不尽心，李煦又远在苏州为官，政事、家事缠身，焦头烂额，“求一安闲之日而不可得”，只能俟后再图。结果是，王熙凤很快把秦可卿的话抛往脑后，一心只为自己谋取私利；李煦在京诸弟坐吃山空、无所作为，只顾享受李煦这棵大树带来的阴凉，最后李煦突然成了罪臣，遭到抄家，也是落得个树倒猢狲散的结局。

　　《红楼梦》中贾府败落的原因，借探春之口说了出来:

　　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贾府各房子孙无不劣迹昭彰:长房的贾珍，整日唯知吃酒赌钱；荣府的贾赦则好色不足，只顾花钱买妾；贾琏偷养尤二姐，出手就是一所宅院。至于贾宝玉，整日泡在女儿堆里，得过且过，从不考虑家族的前途。李煦家族的“一败涂地”，当然是由于亏空，但这亏空却也离不开家里“自杀自灭”。李煦晚年，深受家族拖累，私费太多，导致任上亏空不断，内囊尽上。康熙朝最后五六年，李煦生计困难，甚至连幕僚工资都发不出。李家之衰败，首先是因为李煦长子李鼎的挥霍。顾公燮《顾丹五笔记》记载:

　　织造李煦莅苏三十余年，管理浒关税务，兼司扬州鹾政，恭逢圣祖南巡四次，克己办公，工匠经记，均沾其惠，称为李佛。公子性奢华，好串戏，延名师以教习梨园，演《长生殿》传奇，衣装费至数万，以致亏空若干万。吴民深感公之德，惜其子之不类也。

　　负责抄家的两江总督查弼纳在奏折中也提到:查得，李鼎在其父任所内，肆意挥霍糜费，以致亏空钱两。此外，还有家族的拖累。李煦在京诸弟“颇多不肖”:

　　每年管事家人受各位爷们之索诈，应之则欢天喜地，不应则非打即骂，以致下人不敢违拗，而侄之债负之重实从此来。

　　李煦不得不给京中的二叔去信，求其管教，以免“萧墙起变”。然而诸弟的劣行似乎并无多少改观，甚至变本加厉。除上述卖当祖产之恶行，诸弟以为李煦在两淮巡盐任上占尽官利，对这位整日如履薄冰的老兄毫无体谅之情，不断向李煦索诈银钱，甚至假借李煦名号出去借贷。约两年之后，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李煦在另一封信中终于忍无可忍，向他的兄弟们发出了警告:

　　皇上洞悉从前五任盐差不能清完积欠，皆由亲友索需、弟昆饕餮所致，故奏折批开“再以银钱馈送亲朋、分给兄弟，以致钱粮积欠不得补完，罪不容于死。决不饶恕”等谕。

　　此后数年，李煦的亏空断断续续，始终未曾补清。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在上折求兼税职遭拒一年后，李煦再次上折，称“历年应酬众多，家累不少，致将存剩银两借用”，而所欠银两纵“粉骨碎身，亦难抵补”，求主子准他再兼税关之职，康熙没有回复。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康熙驾崩，雍正继位。次年元月，李煦因亏空被撤职抄家。雍正五年，判李煦“奸党”罪，发往打牲乌拉。两年后，75岁李煦在孤独和严寒中死去。

　　李煦死后三年，曾经的幕僚李果为之作传，记李煦死时“亲识无一人在侧”，发配出关时:

　　方行，牛车出关，霜风白草，黑龙之江，弥望几千里，两年来仅与佣工二人，相依为命，敝衣破帽，恒终日不得食，惟诵天子不杀之恩，安之怡然。

　　这与《红楼梦十二曲》中“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恰相映照。

(四)生活文化素材

《红楼梦》描写了勋臣国戚贾家丰富多样的贵族生活，更是反映了清代世家大族的生活文化。比如《红楼梦》中诗歌酬唱、结诗社等，这既是康熙朝文人流风，也是曹、李两大家族生活的反映，这里面除了曹寅，还有李煦的素材。曹寅举办的很多文化活动李煦多有参与，李、曹之间也有酬唱诗存世。李煦还有《李煦四季行乐图》和《竹村居士小影》传世，小影上有包括曹寅、尤侗在内的13家文人名士的题诗，足见李煦也有文人的风流雅兴。在生活文化方面，与苏州李家关系最密切的是戏曲。

　　贾府最重要的文化活动是听戏，逢生辰、归宁等喜事，无不有戏。第十八回写元妃省亲也有点戏环节，甲戌本回前脂批:“借省亲事写南巡。”而康熙南巡，李煦确为康熙准备了好戏，《圣驾五幸江南恭录》记李煦在苏州接驾，“沿途河边一带数里，设戏台演戏恭迎”。第十六回，为了迎接元妃归宁，令贾蔷负责“下姑苏聘请教习，采办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等事”。苏州是戏曲之乡，当时流行的昆腔和弋阳腔均以苏州为重要“基地”。康熙最爱昆、弋两腔，李煦因此曾为康熙“采办过女孩子”，并聘请教习、贡献戏班。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李煦奏折有记:“念臣叨蒙豢养，并无报效出力之处，今寻得几个女孩子，要教一班戏送进，以博皇上一笑。切想昆腔颇多，正要寻个弋腔好教习……”李煦长子李鼎更是个“资深戏迷”，听习、养戏，“演《长生殿》传奇，衣装费至数万”。

　　除了以上分析，《红楼梦》中还有许多情节、素材与苏州李家难解难分。比如雍正元年李煦先遭抄家，雍正五年因“奸党案”李煦再次受罚，同时曹家被抄，这与《红楼梦》中甄家、贾家抄家先后顺序相一致；李煦有二子李鼎、李鼐，《红楼梦》中就有史湘云的两个叔叔忠靖侯史鼎、保龄侯史鼐；《红楼梦》开头是从苏州写起；戴不凡提到的吴语因素等等。李家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之间的关系，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密切。

结 语

从《红楼梦》问世不久时人读者的稗抄笔记，到标志着新红学之确立的《红楼梦考证》，再到俞平伯与周汝昌的经典著作，乃至新时期红学王利器、冯其庸、皮述民等等，对苏州李家与《红楼梦》关系的研究，从来都没有中断过。既然有这样一个与曹家经历如此相似、关系如此密切的世家大族，曹雪芹受其影响，将其家族素材运用到《红楼梦》的创作中，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在现有资料条件下，无论是外部的历史考证，还是对内部文本素材的实证分析，苏州织造李家都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注释

　　①④ 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50页。

　　② 祁美琴《清代内务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页。

　　③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页。

　　⑤⑥⑦⑩[11][26][27][28][32][41][44]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78、72、63、98、100、165、262、262、3、287、4页。

　　⑧⑨[25] 王利器《李士祯、李煦父子年谱》序言，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序言第5、1、445页。

　　[12][33] 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77、1362页。

　　[13][20][21] 徐恭时《红学缤纷录》，阅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179、188、418页。

　　[14] 胡愚《曹雪芹祖母李氏家世新考》，《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5辑。

　　[15][16][17][34][35][39][40] 李煦撰，张书才、樊志斌笺注《虚白斋尺牍笺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3、156、36、485、504、400、524页。

　　[18][19] 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7页。

　　[22] 赵建忠《“家族累积说”:红楼梦作者的新命题》，《河北学刊》2012年第6期。

　　[23] 《苏州李家与红楼梦》于1996年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李鼎与石头记》于2002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

　　[24] 参见樊志斌《修竹·清风——康熙荩臣李煦研究》，阅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65页。

　　[29] 皮述民《李鼎与石头记》，文津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30] 方豪是研究《红楼梦》中西洋物品与西洋人物最着力的学者，他利用自己中外文化交通研究的专业特长，对《红楼梦》的西洋器物进行了颇为细致可靠的研究。方豪在《李煦和西洋人直接交往的红楼梦人物》一文中(参见方豪《红楼梦西洋名物考》，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153页)，据《熙朝定案》和《正教奉褒》两种记载清朝传教士活动的史料，考出李煦有“办洋差”的经历。

　　[31] 参见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稀见资料汇编》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04页。据徐光启家书所记，西洋教士庞迪我曾以制露之法传徐光启；南怀仁《西方药记》述药露尤详，其中就有玫瑰露的记载；雍正四年，葡使贡品中，有“水晶箱一个，内装各品药露五十四个小玻璃瓶。”《正教奉褒》所记康熙二十八年，西班牙教士利安宁即上贡“水晶箱一对”。则康熙所收之水晶箱，亦当为西洋药露。

　　[36] 高振田《查弼纳奏报查抄李煦家产及审讯其家人史料》，《历史档案》1985年第4期。

　　[37] 吴新雷《苏州织造府与曹寅、李煦》，见吴新雷、黄进德《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38] 张书才《李煦获罪档案史料补遗》，《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2辑。

　　[42]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97页。

　　[43] 引自徐恭时《那无一个解思君——李煦史料新探》，见《红学缤纷录》，阅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