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红

　　内容提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小说界革命”，为胡适对古代小说的系列考证提供了文化大语境；胡适在《新青年》上所刊的诗文及其与亚东图书馆的因缘关系，开启了汪原放对古代白话小说的标点、分段和出版历程，而胡适在推进“国语”和“新标点”使用于学校教育方面的努力，使得新标点的《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如虎添翼，全面进入青年学生的阅读视野；胡适附刊于亚东版小说的《红楼梦考证》，也藉此深入人心，其所建立的古代小说研究的新范式，引导并支配了《红楼梦》一百年来阅读方式与研究格局的形成。

　　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至今，已经一百年。此文一出，对《红楼梦》百年来的阅读与研究起了示范引领的作用。它的问世，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浓烈的时代氛围；而它的深入人心，也与亚东图书馆标点版《红楼梦》拥有庞大的读者群有重要的关系。

一、胡适考证古代小说的文化语境

中国古代小说每每被视为史余、史补而受轻视，大方之家每不屑道及。“戊戌变法”前后，一些较早接触域外文学文化的知识分子，基于小说可以化民成俗的认识，开始译介欧美及日本的小说，并充分肯定小说的社会价值和教化功用。严复曾言:“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这代表了当时士林的一种普遍认知。“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创《清议报》并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1902年《新小说》创刊，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强调“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认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小说关乎世道人心，本是一个传统话题。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强调小说的“载道”功用，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者，适应了晚清维新派改良群治的愿望，兼之借助日渐兴盛的报纸刊物等快捷面广的传播媒介，动摇和瓦解了以往歧视小说的正统文学观，使得小说的译印和创作风起云涌，“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这就改变了中国文学场域的格局，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语境。

　　不过，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乃是以否定中国古代诲淫诲盗的“旧小说”为前提的。其弟梁启勋(曼殊)却认为小说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民族最精确、最公平之调查录”，并且对《水浒传》《红楼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署名“侠人”的论者指出:“故有暴君酷吏之专制，而《水浒》现焉；有男女婚姻之不自由，而《红楼梦》出焉。”他进而指出，《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德小说”。1907年王钟麒连续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中国古代小说的社会政治价值，认为《水浒传》是社会主义小说、《红楼梦》是社会小说和哀情小说，推崇施耐庵、王弇洲、曹雪芹为中国小说三大家。

　　与这种以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等标准来肯定古代小说价值的方式有异，王国维则从哲学、美学的角度切入《红楼梦》的价值评判。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王国维是援引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系统性阐发研究的第一人。他的《红楼梦评论》以逻辑思辨的形式阐述《红楼梦》的艺术价值，象征着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开辟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性研究之路，引领了整个20世纪学术史阐发研究的主流态势。只是在用叔本华哲学美学理论来阐发《红楼梦》的价值时，该篇难免存在西方理论与本土作品之间的文化沟壑和思维罅隙，而这也正是20世纪采用这一范式进行文学研究的几乎所有著述的共性缺陷。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第二卷改名《新青年》。此后《新青年》便成为陈独秀、胡适发表“文学革命”主张的主阵地。1917年初，胡适发文抨击桐城派古文、选体和骈文，旗帜鲜明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提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认为“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是小道耳”，《水浒》《西游》《三国》等小说是“通俗远行之文学”。陈独秀正式标举“三大主义”的旗帜，发布文学革命宣言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并明确提出“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钱玄同也认为“戏曲、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一些有新思想、用新方法的学人开始以空前的热情对古代小说开展了学术研究。1918年3月15日，胡适首先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作了《论短篇小说》的演讲，讲稿先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修改后发于《新青年》第4卷5号。该文虽只6000余字，却昭示了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研究的系统性。不过让胡适付出更大热情的是中国章回小说的考证研究。1920年8月，上海亚东图书馆推出汪原放标点版的《水浒传》，胡适撰写的《水浒传考证》置于卷首作为前言。此后8年中，胡适先后为《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醒世姻缘传》《三国演义》《镜花缘》《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等章回小说撰写了20余篇考证及序跋文章。它们对相关小说的成书过程、版本之间的关系、作者以及续作者情况等作了较多的清理，对作品文本的艺术特点及其价值也作了初步的分析评价。

　　由于中国古代小说与20世纪初兴的现代文学主流在文体上具备“同一性”，也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语境，令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得以突破经学独尊的学术格局，在现代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起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早建立起来的学科之一。活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等人，以其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系列研究，成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学科奠基人。

二、胡适与亚东出版社的因缘际会

毫无疑问，胡适对古代小说的系列考证工作，始于他1920年为亚东图书馆标点版《水浒传》所作的序言。汪原放标点出版《水浒传》、胡适作序，是一个改变中国古代小说阅读史、刷新中国人阅读方式和审美视野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它的出现并非偶然。

　　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汪孟邹(1878—1953)系安徽绩溪人，少时从近代著名的徽州教育家胡晋接(1870—1934)就学。彼时胡晋接年纪尚轻，很多教育思想尚未形成，但他在教历史地理之外，建议学生节衣缩食以购阅当时出版的新书新报，却对汪孟邹影响至深。1901年，汪孟邹随兄长汪希颜进入南京陆军水师学堂读书，结识章士钊；次年汪希颜与刚留学日本回来、途经陆军水师学堂的陈独秀结交，称之为皖城名士，写信给因奔父丧而回家乡的汪孟邹，汪孟邹又得以与陈独秀书信来往。1903年，在胡晋接鼓动下，汪孟邹由朋友出面借了1200元(银元)，来至江城芜湖，在当时的地理中心长街徽州会馆边开办“芜湖科学图书社”，并在上海开办了驻沪分销处“申庄”，附在群益书社。此时汪希颜已病逝，陈独秀遂致函胡晋接，希望科学图书社能出版《安徽俗话报》。汪孟邹与陈独秀神交已久，兼之业师推荐，随即应诺并付之实施。

　　1913年，在陈独秀建议下，汪孟邹前往上海，在四马路惠康里一家石库门门口，挂出了“亚东图书馆”的牌子，并发出《上海亚东图书馆宣言》。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虽由群益书社发行，却是出于汪孟邹的牵线，并由亚东图书馆代理销售。陈独秀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推荐亚东代理北大出版部书籍，还将自己创办的《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交由亚东销售。“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和胡适高举新文化的大旗，倡导白话文，亚东是坚决的支持者。胡适以白话翻译小说与诗，刊登于《新青年》，是该杂志发表的最早的白话文字；胡适创作新诗，后编为中国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亦交由亚东于1920年出版。亚东出版社在上海出版界的迅速崛起，以及不久之后步入它的黄金时期，与陈独秀、胡适等以其特殊的文化地位和时代声望所给予的鼎力支持密相关涉，也与汪孟邹对时代文化变革思潮的积极响应关系深切。

　　父叔辈能在思想上与新文化旗手同声共气，身为子侄的汪原放能浸染其间而与时俱进，乃是自然之事。汪原放蒙馆时期未曾学习《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本源于陈独秀的建议。汪希颜逝后，家境无力支持汪原放继续升学，只读完小学的汪原放于1910年来到芜湖科学图书社，在叔父身边当学徒。1913年他跟随汪孟邹到了上海，襄助创办亚东图书馆，随后在上海青年会的夜校学习了四年英文，了解并掌握了西式标点和分段符号。1918年虽已不上夜校，他仍坚持读英文版的报纸如《大陆报》以及《林肯传》《弗兰克林传》等英文书籍。1919年，他尝试翻译英文短篇小说。由于参与《新青年》前期的出版工作，汪原放一直为杂志刊文标点分段，获得了进一步的体验。

　　标点符号的使用始终是和白话文体的倡导相伴相随的。1904年严复在其《英文汉话》一书中第一个使用标点符号；1916年，胡适在《科学》杂志刊文，阐述他对传统句读和新式符号的积极思考，并创制了部分符号；1917年，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刊文，正面主张行文使用标点符号；1918年，胡适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对符号做了增删改易。1919年，以胡适为首的北大六教授向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呈交《请颁布新式标点议案》并获得通过。至1919年下半年，中国的白话文报刊已逾400种。1920年，在使用白话文已形成时代呼声的情况下，北洋政府教育部出文以白话为“国语”，并通令各中小学校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在中国文学文化由古代向现代逐步转型的进程中，“文学革命”为白话成为现代标准汉语奠定了坚实基础；20世纪初的文学翻译热潮，打破了中国文学自我封闭的格局，沟通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相关教育政策的施行，也使学校成为白话文学和标点符号普及教育的重要基地。这样的文化气候大力改变了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促使一批有志青年以开放的胸襟持续译介域外文学，形成了文学革命和文化转型的全国性大气场。标点符号就这样随着“援外用中”的文化潮流而来，逐渐进入国人的文化生活。

　　回溯这段历程可知，胡适对新式标点的理论倡导和政策促进，与汪原放标点《新青年》刊文、翻译英文小说，几乎是共时并进的。胡适一向视绩溪人为“徽骆驼”，对给予了新文化运动以有力支持的亚东负责人汪氏叔侄尤为看重，每称“我的朋友汪原放”。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所收汪氏叔侄的书信看，汪孟邹最迟在1915年即已开始与胡适通信；汪原放信的最早时间是民国九年(1920)10月1日，讨论有关《儒林外史》出版的事，但他与胡适的交往显然远在此之前。叔侄俩在各自的信中均称胡适为“适之兄”，并十分关心胡适的身体健康。汪原放在同年12月6日的信中提出，胡适来信称他为“兄”，他表示不能接受，说不然就要改称胡适为“先生”了，“其实我早应如此称呼了”，而竟没有改之。叔侄俩的书信在形式上也有明显的区别:汪孟邹的六十通信，略见分段而不见任何标点；汪原放的二十九通信不仅分段合理，还将冒号、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引号、破折号、圆括号、书名号(波浪线)等符号运用得娴熟而规范。从这些信中亦可见出汪孟邹、汪原放与胡适彼此间既是同乡又是同道的那种信任、关切和情谊。它根植于汪希颜与陈独秀之间精神契合的交谊，也夯实于汪氏叔侄和陈独秀、胡适为张扬新文化理念而推进出版实务的进程。

　　1919年，汪原放大病一场。1920年2月病愈后，他决定出四部加新式标点符号和分段的古代小说:《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西游记》。不可不说汪原放“踩点”踩得非常之好。这是一个聚合了时代文化特征和个人体验因素的特殊时空的点:文化界对《水浒传》《红楼梦》等古代白话小说的极力推崇，白话文报刊的大量出版发行，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呼声强盛，且教育部《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业已于2月2日颁布，这些均已汇聚为时代的最强音；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观念的思想引领和青年汪原放对二人的信任追从，汪原放主动使用新标点所滋生的喜悦与欢欣，对读者之于新面孔小说的阅读期待的敏锐把握，对亚东出版新标点小说的获利局况的朦胧预判等，凝聚成汪原放的坚定信念。时代的感召与政策的施行，促使他迅速作出标点古代小说的决定。他要先做《水浒传》，做成功了再做其他三部。决定一出，行动紧跟:他只管去买了几种石印、铅印的《水浒传》和红银砂，即刻动手做起标点，同时用蓝色做分段记号。

　　即将付排时，汪孟邹忧心忡忡，顾虑颇多:他既担心删除金圣叹批语后读者不习惯，又担心标点分段的新书读者不接受，卖不动，亚东要亏本。于是去征求陈独秀的意见。陈独秀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并告诉汪孟邹，胡适正在写一篇有关《水浒传》的文章，自己已去信告知原放正在做《水浒传》的标点分段，提出让胡适成文后放在这部书前作序。汪孟邹完全放下心来，转而请求陈独秀也写一篇。胡适承诺一定送汪原放一篇三万字的考证文章。此时正值暑期，胡适在南高讲授哲学和文学课，他让汪原放先做一个样本，排几页标点分段的《水浒传》，再写个《校读后记》《句读符号例》排一两页附后，订成小册子寄给他。胡适面向青年学生散发了这些小册子，其受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8月中旬，新式标点分段、卷首有胡适《〈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和陈独秀《〈水浒〉新叙》的《水浒传》顺利出版，第一批400部书由汪原放全部带至南高出售，结果一售而空。胡适说:“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

　　《水浒传》的成功，大大鼓舞了汪原放。在同年10月间汪原放致胡适的信中，可以见到两人商讨标点《儒林外史》《红楼梦》有关事宜。陈独秀也时时关心新书标点的具体事务。新标点小说的阅读优势令亚东版小说的传播速度极快、受益面极广，1922年底，新标点小说版次已非常可观，亚东在前后10年内出版古代小说共16种。这也使亚东出版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可以这么说，胡适原已着手古代小说的考证工作，他愿意将成文置于亚东版各部小说卷首，明显带有为新标点小说增广告之益的主观动机；汪孟邹敦请陈独秀撰叙，源于出版家对名人效应与市场行销及利润空间重要关系的一种惯性思考与理性认知。而汪氏兄弟叔侄三人与陈独秀、胡适两位文化名人的原生态厚谊，徽州人看重乡情、互帮互助的文化传统，使得这种结合来得相当自然且十分快捷，效果显著。著名学者和有识书商的精诚合作，促使新式标点符号与古代白话小说联袂登堂，和“新文化”运动同气连枝，桴鼓相应，快速占领了社会大众的阅读市场，同时乘教育政策之东风，以席卷之势进入中小学校，换新了青年学生的阅读视野，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阅读方式，也改变了国人之于古代小说的研究方式。

三、胡适考证成果引领国人百年阅读

在胡适的系列考证中，影响最大的首推1921年5月置于亚东版《红楼梦》卷首的《〈红楼梦〉考证》。《红楼梦》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影响，可能难以与流播久远的世代累积型经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相比，但因其精神内涵丰富，艺术表现高妙，题材与格调更适合文人读者的口味，所以程甲本问世后，它便受到读书人阶层的群体青睐。中国的读书传统一向是文史不分家，读者习惯以史家笔法来阅读小说中的人和事。《金瓶梅》问世之初，即有诸多有关本事的传闻，《红楼梦》问世之后更是如此，因其开卷第一回写出甄士隐、贾雨村两个有符号意味的人物，脂批道是“真事隐”去、“假语存”焉，导致不少读者以“微言大义”的方式揣测《红楼梦》究竟隐去了什么本事，因此便有了“和珅家事”“张侯家事”“傅恒家事”“明珠家事”等各种说法。最初它们不过是民间茶余的传闻、文人酒后的谈资，直至1914年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发表，后又附《红楼梦》以刊行，“索隐”旗帜由此高张。1916年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次年又以单行本行世，将“索隐”往前又推进了一步。蔡元培是一位翰林出生的宿儒，有过留学德国的经历，曾是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7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当时教育界、文化界威望颇高，胡适亦以“领袖”称之。以蔡元培这样的身份、声望，论述《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赋予它以重大的内容，就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它的价值和影响。

　　“隐”本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写作策略，也是传统文学与史学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无论是孔子的春秋笔法，还是屈骚的香草美人，都有“隐”的成分在，因此《文心雕龙》专设“隐秀”一篇，与“比兴”“夸饰”等并举，以“文外之重旨”来解释“隐”的内涵。有文本之“隐”，也就有研究之索“隐”。“索隐”由此自然成为中国传统学术之于文本的一种解读方式。“隐”是作者层面的写作手段，“索隐”是读者层面的思维方式和解读途径。即此而言，《红楼梦》索隐派试图从小说文本表面的字里行间演绎、求索出文本背后的微言大义，实际上是沿袭了传统学术的解经思维。既然作者说“真事隐去”，那就一定有隐去的历史真相，索隐派孜孜以求的，就是要将这真相找出来，以使自己的阅读与接受符合传统学术的解经轨道。然而胡适的考证，却完全改变了这样的思维方式。

　　胡适对古代小说的考证，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世代累积型小说采用历史演进法，主要考察小说的历史演进情况；二是对《儒林外史》《红楼梦》这类个人创作的小说，则侧重考证其作者与版本。在20多篇古代小说考证及序跋文章中，胡适在很大程度上厘清了诸多作品的成书过程、版本之间的关系，考证了不少古代小说作者的生平事迹，大多数工作是开创性的。他对《红楼梦》的考证用力最勤，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

　　胡适《红楼梦考证》首先向索隐派提出批评。对早期所谓的“纳兰家世说”和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胡适用考证历史事实的方法予以批驳；对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则用“猜笨谜”的措辞指破它的牵强附会。《红楼梦考证》后一部分是对著者和本子的考证。他根据顾颉刚、俞平伯寻求出的文献，勾稽出与作者相关的六条结论，前五条关涉曹雪芹生平与家世，最后一条提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认为甄贾两宝玉是曹雪芹自己的影子，甄贾两府是当日曹家的影子。关于本子，胡适认为程高120回本的后40回是乾隆六十年(1795)高鹗在中进士之前补作的，这就是著名的“高续”说。胡适《红楼梦考证》的面世及其随后发生的与蔡元培之间的论战，在当时引起极大的轰动，一则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了蔡元培的身份背景，二则是因为胡适之说是附亚东版的《红楼梦》小说刊行的，小说读者面有多大，胡适观点的受众范围就有多大。虽然胡适的考证成果并未完全终结索隐派，但蔡胡论战确实是以胡适的胜利而告终。这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亚东版《红楼梦》的大行于世。

　　胡适对古代小说的系列考证工作最重要的学术意义，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中，促使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他在晚年曾这样评价:“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胡适的考证将长期受到贬抑、轻视的小说提高到与经学、史学等传统的“学术研究的主题”平等的地位，不仅实现了学术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突破，而且更重要的是借助新标点分段的亚东版古代小说席卷全国的运势，使考证的学术理念和全新的阅读方法渗入世人之心，换新读者的耳目，改变了传统学术研究的重心，大大推进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进而言之，胡适对《红楼梦》作者和本子的考证，建立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之上，对整个20世纪古代小说的研究起到了引领和示范的作用。1923年俞平伯《红楼梦辨》出版，顾颉刚在序言中道:“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这是“新红学”一词最早的出处。这一命名的出现，表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与以往索隐派红学完全不同的学术品质。

　　然而胡适的考证也存在学术走向上的偏颇。俞平伯和顾颉刚都参与了胡适的研究工作，俞、顾两人曾频繁通信，讨论《红楼梦》的问题。1922年夏初，俞平伯完成《红楼梦辨》三卷，1923年4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其内容是承续《红楼梦考证》，继续讨论《红楼梦》的版本和文本，但俞平伯提出要从文学的眼光来读《红楼梦》。1925年，俞平伯提出:“小说只是小说，文学只是文学，既不当误认作一部历史，亦不当误认作一篇科学的论文……《红楼梦》在文坛上，至今尚为一部不可磨灭的杰构。昔人以猜谜法读它，我们以考据癖读它，都觉得可怜可笑。”俞平伯对胡适思想方法上的继承和纠正，是古代小说研究逐渐深入的一种表现，对《红楼梦》研究有理论和方法的指导意义。但因为俞平伯的见识遮蔽于胡适的学术光芒之中，以致学术界很长一段时间内误以为俞平伯与胡适完全相同，这显然与史有所不合。

　　一般认为，胡适“新红学”有两块基石:一是作者身世的考证，二是后40回作者另有其人。但其真正的核心是他的“自叙传”说。“著者”和“本子”原本是历史考证的范围，但将《红楼梦》视为曹雪芹的自叙传，实际上将有待进一步考证的历史问题当成了毋庸置疑的事实。由于曹雪芹文献资料的缺乏，胡适有关作者身世的考证本身就有一定局限，“自叙传”说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需要证明的“假设”。到了20世纪下半叶，人们不得不承认:“从一般的(而不是严格的)考证标准来看，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说《红楼梦》是‘曹家的真实事迹’。”从学理上看，胡适将《红楼梦》当成曹家的历史实录，忽视文学层面的研究，仅得出“自然主义”的判断，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如果死守“自叙传”说，坐实小说原型，将《红楼梦》的文学研究变相为历史研究，就会与索隐派殊途同归，走到王国维所批评的以索隐方法附会、揣测小说文本的老路上去。索隐派将《红楼梦》所写认定为纳兰家事(或是其他家事)，胡适的自叙传说则是将《红楼梦》所写认定为曹家家事，内涵有异而其质相类。前贤时俊多有高论，此不赘述。

　　胡适作为20世纪现代意义上的古代小说研究的先行者和新的学术“典范”的创造者，其思维方式和解读方式，引导并支配了《红楼梦》百年阅读与研究的主流进程，成为“新红学”的重要构成。进入21世纪，胡适的“高续”说也终于在动摇许久之后宣告终结，其标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三版《红楼梦》封面已改“高鹗续”为“无名氏续”，扉页则标明“程伟元、高鹗整理”。笔者对“非高续”说曾撰专文论述，本文不再展开。胡适《红楼梦》考证隐含的问题不可避免地给20世纪古代小说研究带来了较多的负面影响，当然这不能归咎于胡适。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本是学术研究的规律，后世不能纠正前贤的偏颇和失误，甚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是没有理由指责先行者的。

　　注释

　　① 《本馆附印说部缘起》，1897年10月16至11月18日天津《国闻报》。

　　② 梁启超说此文“实成于几道、别士之手”，见《新小说》1903年第3号《小说丛话》。几道即严复，别士即夏曾佑。

　　③ 《新小说》创刊号，1902年11月14日。寅半生《〈小说闲评〉叙》，《游戏世界》，1906年第1期。

　　④ 《小说丛话》，《新小说》1905年第2卷第1号。

　　⑤ 分见天僇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月月小说》1907年第9号；《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月月小说》1908年第2期。时人多据旧本以为王世贞为《金瓶梅》作者。

　　⑥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5号，1917年1月。

　　⑦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6号，1917年2月。

　　⑧ 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新青年》第3卷1号，1917年3月。

　　⑨ 1918年5月15日出版。

　　⑩ 胡适专门为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标点版章回小说作的考证和序跋文章主要有:《〈水浒传〉考证》(1920年8月)，《吴敬梓传》、《吴敬梓年谱》(1920年11月)，《〈红楼梦〉考证》(1921年5月)，《〈西游记〉考证》(1921年12月)，《〈醒世姻缘传〉考证》(1922年1月)，《〈三国志演义〉序》(1922年5月)，《〈镜花缘〉引论》(1923年5月)，《〈水浒〉续集两种考》(1924年2月)，《〈儿女英雄传〉序》(1925年12月)，《〈老残游记〉序》(1925年12月)，《〈海上花列传〉序》(1926年12月)，《〈官场现形记〉序》(1927年11月)，《〈宋人小说八种〉序》(1928年9月)等，参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实业印书馆1942年版。

　　[11] 胡晋接于1913年受命创办安徽省第五师范学校(后改为第二师范学校，今休宁中学前身)，任校长15年。

　　[12] 芜湖乃是鱼米之乡，素有四大米市之称；1876年中英签定《烟台条约》，芜湖增辟为通商口岸。长街是一条颇为繁华的商业街，南沿青弋江，西接长江码头，西北方向1.5公里处是1877年2月设立的海关。街面青石板铺就，道旁商铺鳞次栉比。科学图书社装有电灯，门面不阔而长，店门外开，主要印制、出售新书新报。

　　[13] 因芜湖此时尚无印刷厂，陈独秀遂请章士钊帮忙在他主办的上海大东书局印刷厂印刷。《安徽俗话报》第1期于1904年3月21日面世，虽只出23期而止，但它思想先进，内容厚重，影响巨大，销售量一度超过3000份。

　　[14] 建馆之初，汪孟邹出版了胡晋接等编纂的《中华民国四大交通图》《中华民国自然图》《新编中华民国地理讲义》等，陈独秀专门撰写《新体英文教科书》以襄助，章士钊将名气已大的《甲寅》杂志交由亚东发行。

　　[15] 1919年孙中山创办的《建设》杂志亦由亚东出版发行。

　　[16] 胡适《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科学》1916年第1期。

　　[17] 刘半农《我之文字改良观》，《新青年》1917年5月号。

　　[18]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影印，第490页。

　　[19] “南高”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东南大学的前身。

　　[20] 胡适《〈水浒传〉考证》，《水浒传》第1页，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

　　[21] 1922年底，《水浒传》已印4版14000部，《儒林外史》业已印4版13000部，《红楼梦》印2版7000部，《西游记》印2版5000部，《三国演义》印2版5000部。至1928年，这些小说重印版数有的达到5版甚或10版之多。

　　[22] 亚东版古代小说共出16种，其中10种为汪原放亲自标点，其兄汪乃刚完成《醒世姻缘传》等3种，其妹汪协如完成《官场现形记》等2种，另《三侠五义》1种系俞平伯完成。

　　[23] 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提要》发表于1914年《中华小说界》第6、7期，1916年以《红楼梦索隐》之名附上海中华书局《红楼梦》刊行。

　　[24]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1916年先载于《小说月报》第七卷1—6期，商务印书馆于1917年出版单行本。

　　[25] 1922年蔡元培为《石头记索隐》第6版所作的序中加副标题为《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同年5月亚东版《红楼梦》的第2版，卷首增加了蔡元培之《商榷》一文，同时增加了胡适的《跋〈红楼梦考证〉》及《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两文。

　　[26]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9—230页。

　　[27] 顾颉刚《〈红楼梦辨〉序》，俞平伯《红楼梦辨》，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11页。

　　[28] 俞平伯《〈红楼梦辨〉的修正》，1925年2月《现代评论》第1卷第9期。

　　[29] 余英时《眼前无路想回头》，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77年2至5月号，后收入胡文彬、周雷主编《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0页。

　　[30] 陈维昭对此有较多思考，参见陈维昭《考证与索隐的双向运动》，《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5辑；《新红学百年祭》，《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1辑。

　　[31] 余英时借用库恩的理论，认为胡适是“红学史上一个新‘典范’的建立者。这个新‘典范’，简单地说，便是以《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其具体解决的途径则是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来说明《红楼梦》主题和情节。”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原载《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见胡文彬、周雷主编《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

　　[32] 俞晓红《〈红楼梦〉后40回非高鹗续写说》，《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