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与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领域之一，《红楼梦》的英译及相关研究向为研究者所重。 通过对近十年具有代表性的《红楼梦》英译研究论著予以梳理，可以总结目前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红楼梦》英译研究予以展望，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作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与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领域之一，《红楼梦》在国际汉学研究领域向为诸多研究者推重，其外文译本及与《红楼梦》外译有关的研究成果迭出。 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英译的研究方兴未艾，诸多其他译者作品进入学界视线，予以探析、研究的论著接踵而至，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综述类文章也为学者寻找《红楼梦》英译资料、勾勒梳理《红楼梦》外译史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与导向。 但迄今为止所见最为晚近的《红楼梦》英译研究综述截至于2010 年，2011 年以来的《红楼梦》相关研究尚未得到爬梳。 为更好地推动其研究，笔者对目前的研究现状作了一次梳理，并予以述评。 囿于闻见所限，本文评述的主要是大陆学者的研究，偶尔涉及港台及国外学者。 综合考虑到文章来源与价值、作者群体的代表性等情况，以2011年以来《红楼梦学刊》《中国翻译》《外语学刊》《外语教学》《外国语文》《国际汉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外语》和《明清小说研究》共计9 种期刊刊载的104 篇相关文章为样本予以探析，以期为相关领域提供参考。
一、近十年《红楼梦》英译史与英译本文本研究
《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最早可追溯至1830 年，至今已有一百九十年的历史，在这百年历史中英译成果迭出，凝聚着国内外诸多学者的辛勤耕耘。 近十年来对《红楼梦》英译史进行研究的论著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翻译史相关问题的考证和对前代学者翻译史研究著作的再考察，另一类则是对重要译者的生平经历、在《红楼梦》传播史上的地位与贡献等问题予以个案式研究。江帆以英语世界“接受性”译介为研究主体，国内译介机构“输出性”译介为参照，分析《红楼梦》百年译介历程。这种将译介学与比较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可以为中国文学外译的行为方式提供启示和借鉴。郑锦怀考察了1830—1933 年间的10 种《红楼梦》英文译作，向读者展现出《红楼梦》在英语世界始自德庇时的早期传播路线。此外，葛锐、冯全功也对《红楼梦》的英译历程予以关注，从多个角度就当下研究的现状与不足予以探析，对未来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红楼梦》英译本种类众多，而对这些译本进行的本体研究也是当下《红楼梦》英译与传播研究成果中为数最多的部分。 纵观近十年来的《红楼梦》英译本研究，可以依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其大致分为《红楼梦》节译、摘译本研究和《红楼梦》全译本研究。
《红楼梦》的节译本数量众多，且往往时代较早，除了因牵涉到《红楼梦》英译史发端问题而广为人知的马礼逊、德庇时外，还有众多外译版本存于天壤。 但全译本出现之后，节译本被其取代，这也使得众多节译本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不为人知，对这部分节译本的研究成果自然颇尠，《红楼梦》百年翻译史历程中这部分内容长期处于缺席的地位。近年来，对早期《红楼梦》节译本的探索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兴趣，发掘了一大批《红楼梦》早期英译节译本，以这些新见材料为基础，对其进行研究的专论也多有新见，值得予以重视。 学界一般认为《红楼梦》英译史的开端为传教士德庇时于1819 年发表在《评论季刊》上的文章。 但葛锐指出1816 年便有传教士马礼逊的《红楼梦》英语节译，打破成说。赵长江进一步探讨马礼逊《红楼梦》英译本价值，指出其在对外传播、对外汉语教学和翻译教学方面的积极作用。虽然德庇时在《红楼梦》英译史上的肇始地位受到诸多新见材料的撼动，但其作为《红楼梦》诗词英译的较早尝试者，为后来译者在翻译《红楼梦》中诸多诗词韵文时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指导，因而在《红楼梦》英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吸引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
近年来研究者发掘了一批《红楼梦》早期节译本，丰富了对红楼西传过程中的内容、种类、译者队伍的探究，揭示了英译研究史中长期以来被忽略的如J.T.多尹、艾约瑟、翟楚父子、张心沧、吴宓的英译等。在《红楼梦》英译史上，还有诸多编译本，但较之于忠实于原书章节进行翻译的节译本，这些编译本对原著的体量进行了缩减，某些情节或进行压缩，或进行改写。 然而学界更多将视野聚焦在全译本上，且对各个编译本的关照程度不同，忽略了其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的历史价值，缺乏系统性的爬梳与汇总，因而对编译本的重新认识及历史定位亟待弥补。 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是否翻译过《红楼梦》，是学界聚讼纷纭的问题，近年来相当数量的学者如李平、张丹丹等人尝试解决这一问题。2014 年，宋丹在日留学期间于日本某市立图书馆发现林氏英译原稿，并于2016 年发表《日藏林语堂〈红楼梦〉英译原稿考论》一文，基于实地调查研究对林氏原稿进行深入考论，考察了原稿的面貌与篇章结构，考证了林语堂的翻译时间和使用底本以及论述了林语堂的翻译策略和翻译风格。目前林译《红楼梦》的原稿尚未公开出版，这一手稿保留了林氏翻译《红楼梦》的诸多细节，在《红楼梦》翻译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予以关注。 张丹丹曾对缩译本的历史进行梳理，厘清十三种缩译本的概况包括译者、译文内容、篇幅和出版时间、地点，最后指出目前学界对《红楼梦》缩译史料的挖掘和研究均有待进一步提升， 以及对今后《红楼梦》或其他典籍缩译复译之借鉴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例如缩译难点、未来导向、抄袭和策略等多方面。
与节选原著部分章节予以翻译的节译本相比，全译本因其内容丰富、语言风格连贯而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对《红楼梦》全译本的研究向来是《红楼梦》英译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学界对乔利、霍克思、杨宪益的英文全译本进行了多维度、立体化的研讨。 近年来，学者在对当下流行的三个版本的《红楼梦》英译本进行比较分析时，既有以译者为主体的考察，又有转换视角、将读者的接受放在第一位的研究成果，可见研究热度至今仍未消退。此外，2004 年香港大学图书馆公布了英国传教士布拉姆韦尔·西顿·邦斯尔于20 世纪四十年代翻译的《红楼梦》全译本，这是目前所见首个《红楼梦》全译本。 刘泽权等从译本时间、译文体例、词汇、句子和翻译方法等方面阐释了其风格特点。继而刘艳红等从译本和译者两方面探讨邦斯尔译本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翻译过程中译者知识结构、教育经历的关联。
总体来看，近年来对节译本、摘译本的相关研究涌现出一大批重要成果，特别是对此前不为人知或流传颇尠的节译作品的发掘与绍介，为学界提供了一大批值得重视的新材料，也将成为《红楼梦》英译研究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同时，这部分新见的材料往往被发现于海外旧报纸，特别是某些发行量小、名气不大甚至近于籍籍无名，因而长期以来不为人关注的小报中。 在海外图书馆的旧藏中也或有新见，如上文曾提及的林语堂译本《红楼梦》的发现便是其中之一。 因此对《红楼梦》节译本、摘译本的文献搜集与创获，也可为传统文献学中的辑佚方法和新兴的域外汉籍研究在《红楼梦》翻译领域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张目，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指导意义。 而2011 年来，关于全译本的探讨则较少，这或许与始自20 世纪末的全译本相关研究成果丰硕、视角全面，因而难有新见有关。 但以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对全译本进行探赜，仍可得出新的结论，因此值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考虑新思路、新方法在《红楼梦》全译本研究中的应用，进而得出新的创获。
《红楼梦》英译史上的重要译者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其中英国汉学家霍克思在推动介绍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走向欧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与闵福德首次完成《红楼梦》全文英译。 张婷考察了霍克思《红楼梦英译笔记》中包含的翻译《红楼梦》具体细节，指出其学术意义，对了解译者生平及其作品有重要价值。鲍德旺也对这一笔记予以关注，从作者研究、文本研究、翻译过程、翻译手段四个方面对其进行详尽多元的探讨，还原霍克思在《红楼梦》英译过程中所寄予的心血与努力。目前学者对霍克思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其译作本体，而对记载翻译过程的《红楼梦英译笔记》未予以较多重视。 实际上，作为霍克思个人书写的这一笔记，记载了霍氏翻译过程中的诸多细节，可以籍此研究霍译《红楼梦》的翻译与成书，也可以作为今后研究的关注点与学术增长点，值得予以深入梳理。 同时，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中国译者在中华文化传播史上的突出贡献不容忽视。 王际真是较早将《红楼梦》译为英文的中国译者，因此管兴忠对王际真英译《红楼梦》海外传播与接受予以考察，指出其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方面的作用。翻译家宋淇曾引领学者探讨《红楼梦》翻译研究，李晶一文便关注宋淇对霍译《红楼梦》的研究与商兑，考察宋淇对霍译本的评价分析，对宋淇《红楼梦》研究特色与成绩予以归纳。
二、近十年《红楼梦》英译本翻译研究
作为小说的《红楼梦》除去叙事文本主体外，还包含有诗词、戏曲、骈文等丰富多彩的文体形式。 且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红楼梦》一书内容芜杂，具有大量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相关内容。 因此《红楼梦》的英译实践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对诸多《红楼梦》英译本中所反映的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策略进行研究，是《红楼梦》译介研究中最早的几个研究领域之一，也向来是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侧重点。汪庆华从传播学视阈探讨中国文化走出去与翻译策略选择的关系，认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以异化为主的观点忽视了读者文化接受能力和立场，认为需要中西译者适度采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翻译策略。同时，王丽耘、侯羽、杨柳川等便是对全译本中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进行了具体化的分析，特别在中西方文化大背景下对译本与读者的考察实有必要，例如厘析“归化(assimilation)”概念中西差别，并以“归化法”分析霍氏译本评价问题；认为我国传统的归化、异化概念是立足于两国语言、文化平等的基础上；而韦努蒂提出的归化/异化说，其论域“以强势文化为预设背景的，以弱势文化文本译入强势文化为讨论对象”，存在疏失之处。
《红楼梦》中还包含有诸如灯谜、酒令、判词、星相以及某些语带机锋的双关语，这些往往和汉语的语音、词汇关系密切，难以离开具体的汉语语境予以阐释。 此外，某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特殊语词，如名物词、用典等，也往往难以寻找到合适的英语词汇予以翻译。 这些在《红楼梦》的英译过程中对译者是巨大的挑战，因此对译者在翻译这些难点问题时的翻译方法与技巧进行分析探讨，既可以见微知著地考察译者的翻译水平，又可以为其他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提供借鉴与参考。 任显楷以包氏《红楼梦》英译本为研究对象，统计前八回诗词翻译，指出其保存了原文典雅风格和完整特征，对读者了解原著内涵、感受曹雪芹语言风格大有裨益。杨、霍译本中的诗词话语翻译与文化背景、文化传播相关联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这样的研究由小见大，从文化层面探讨古典白话小说西渐过程中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对于小说翻译与跨文化研究的融合比较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当下，语料库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日渐突出，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讨论《红楼梦》英译中的相关问题正越来越为研究者所熟知并运用。 选择语料库这一研究切入点，不仅能在单一文本中比较前后行文的差异，更可以在多个译本之间寻觅异同变化，反映译者的翻译方法、风格等问题。例如刘泽权应用语料库检索软件将《红楼梦》的四个英译本在词汇和句子层面的基本特征进行数据统计和初步的量化分析，比较和探讨邦译本、杨译本、霍译本和乔译本四个英译本在风格上的异同。这一系列的研究不仅对不同英译本在翻译方法与技巧上的不同做出了直观的区分，对长期以来困扰《红楼梦》译学研究的问题如乔译本的译者数量问题提出新的证据，而且将语料库这一工具运用到《红楼梦》英译研究中，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语料库语言学在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中的工具价值，拓宽了语料库的适用范围。
西方学者奈达( E. A. Nida) 与泰伯( C.R. Taber)提出“文化翻译”理论，认为“文化翻译与语言翻译相对，是信息内容遭到改变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顺应接受文化的翻译，并且/或者是原作语言并不包含的信息却得到引介的翻译”。 文化翻译学常以文化视角关照翻译问题，是站在学科交叉的前沿点，以期横跨文化差异而促进文化交流。 这一理论因其在理论层面的合理自洽，和在翻译实践中收到了卓有成效的结果，因而被广泛应用于翻译学界，已成为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基础理论，被誉为“是综合文化学、跨文化交际学和文化语言学来研究翻译活动的一种角度、一种思路”。 近年来，在运用文化翻译的理论与视角考察《红楼梦》英译问题的学者中，彭爱民先生的成果数量和质量颇为人称道，如析出《红楼梦》中的“龙”文化相关桥段的出现次数，并对比霍译本和杨译本中的“龙”文化相关内容的不同翻译方法。 此外，赵璧、陈述军、党争胜等人同样就杨氏、霍氏译本为研究底本探讨某些文化词语在二人之间所采用的翻译表现，具体而微的角度不仅解决了几个名物词的翻译问题，更提供了一种思路，说明从事外译者必须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语言学特质有精准把握与理解，才能在翻译名物词时游刃有余。当然，翻译某些更深层次的文化特色、社会心理描写时如何贴合原意，在具体翻译实践中难度更大，例如“男风问题”、“钗黛之争”、中医文化等也是研究者进行思辨的一大角度。前人的研究实践表明，翻译作品文本所反映的表层差异，实质上是杨宪益与霍克思二人深层文化差异的外化表现，“只有忠实于源语文化和原著上下文语境的翻译才是值得欣赏和借鉴的”，这为中华文化外译与译者传统文化素养之间的关系提出值得重视的阐释。
以跨学科研究的视野观照《红楼梦》英译，往往可以得出新的结论，成为新的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上述语料库与文化翻译范式皆可视作跨学科研究视野下的实践，这种翻译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考察突破了原本单一的研究领域，使得《红楼梦》的译介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增加了研究的活力，也使得《红楼梦》英译研究突破了既有的红学研究和翻译研究的藩篱，在语言学理论、文艺美学等领域的研究中也可见到《红楼梦》英译的身影，扩展了其学术影响力。
近年来冯全功以广义修辞学角度探入《红楼梦》英译的实践已取得显著成果，他指出“翻译修辞学旨在借鉴修辞学(特别是广义修辞学)中的各种理论资源，如修辞认知、修辞能力、修辞原型、论辩修辞、同一修辞等，同时结合其他相关学科，如哲学、美学、文体学、叙事学、语义学、语用学、句法学、文化研究、认知科学等，扩大翻译研究的理论视野”，以新视角实现了翻译学与修辞学的学科互动。 其次，早在上世纪就已有借鉴叙事学理论探析《红楼梦》叙事艺术者。 然而对《红楼梦》英译本的叙事方法与技巧的探讨，直到近年来才被学界所重视。 运用叙事学理论考察《红楼梦》译本的叙事艺术，和早已为翻译研究界所熟知的语料库语言学方法两相结合，催生了为文本分析提供重要视角的语料库叙事学。 这一方面，刘泽权、秦静都借助语料分析霍氏、杨氏、乔氏三个英译本的叙事差异，他们的实践不仅解决了《红楼梦》英译本叙事风格比较与不同译本之间叙事方法、叙事角度差异比较的问题，还拓展了语料库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方法。
再者也可运用校勘学方法研究《红楼梦》的英译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第一种是对英译所用底本文字，以及译文遣词造句包括印刷错误等问题的修正。 第二种则是由英译本面貌反推翻译者所采用的中文底本，以及对中文底本的处理特点。 范圣宇属于第一种类型，他对上海外教社出版的五卷本汉英对照版《红楼梦》进行补正。对中文底本中部分字句予以校改，而后对原译本英文译文进行修订，实际上是对原书“校勘说明”的补充。徐艳利对霍克思译本中第十三回的探讨，则属于校勘学方法与《红楼梦》英译结合研究的第二种类型。 由于第十三回的回目与其他版本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可由英译本翻译试图还原其翻译工作底本面貌，而后通过与现存版本的比勘推出霍氏译本所依照底本，可以被视为校勘学思想在《红楼梦》版本研究中的应用。
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也在《红楼梦》翻译研究中得到了应用实践。 体认语言学是跨学科的语言理论，它不仅是单纯的(英语)语言学，更关涉哲学、逻辑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生理学、认知科学、汉语语言学等学科。 运用这样的思路对《红楼梦》外译予以观照，是近年新兴的研究策略。当然，跨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并不局限于以上几种，如生态翻译学、女性主义、符号学等方法的引入，拓展了《红楼梦》英译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为今后以跨学科式的目光研究具体问题的可行性提供了实证支持，也是今后的研究中可以予以考虑的方向之一。
从事《红楼梦》英译研究者数量众多，所关注的具体问题与领域也较为广阔，采用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研究结论也数量丰富、种类多元，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研究态势。 近年来，在《红楼梦》英译研究中还有其他的一些研究成果，无法被归入上述几种较大的类型中，但仍然值得我们予以关注与借鉴。
三、十年来《红楼梦》英译总结与展望
总体看来，学界对《红楼梦》的关注仍如火如荼。 具体到《红楼梦》的英译研究，近年来相关的论著数量不断增加，目前所见研究成果日益丰硕，足能佐证《红楼梦》英译是常研常新，具有充分的包容性和学术自由度，可以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吸收、借鉴海内外各类新兴的研究方法，并与《红楼梦》文本研究、翻译研究、文艺学理论研究，乃至语言学、符号学理论研究等形成良性紧密互动的广阔天地。近年来学界对《红楼梦》译本、译史的整体研究不断拓宽，对《红楼梦》多种译本的内容、特色、价值皆有关注，对不同时代、作者、翻译深度与广度的译本都有涉及。 这种概观综论研究范式仍是当下研究重点，特别是对文化、诗词、字句翻译的考量。 较之以往，近年来研究者更加注重考究其深层意义，重视文化背景、文化现象相关词汇的合理翻译。 就研究方法看，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和跨学科意识在《红楼梦》外译研究领域中得到充分实践，研究视角趋向多元，但偶尔难以跳出套用理论的桎梏。 事实上，《红楼梦》英译实践，可以作为研究依傍的译文为检验与修正相关翻译理论提供了材料来源。 充分挖掘红译对翻译领域的贡献与价值，准确合理运用理论，是近年来《红楼梦》外译研究得到诸多创获的客观原因，也是未来值得努力的方向。 此外，未来《红楼梦》英译研究的着力点可以从研究材料、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寻求着力点。
从研究材料看，杨译本和霍译本仍是首要研究对象，节译本、缩译本、编译本等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新材料发掘与考释仍然呈现出分散凌乱状态，有待加强整合。 以中国学者红学译介努力与尝试为例，林语堂译本的发现、吴宓对《红楼梦》部分章回改译本的发现等已有相当时间，但对相关材料的搜集、相关史实的考辨，乃至这些作品的整理刊行等都还没有获得新的实绩，可以作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从研究主题看，要拓宽深度。 作为“文备众体”的“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红楼梦》不仅展现了“中国文学和中国艺术以及中国文体的主要特征”，亦是中国古代文化和社会的集大成者。 目前研究的焦点仍以文化与语言为中心，对其他方面，如民俗、服饰、中医、建筑、典章制度等的关照力度仍然不够。 这也导致了《红楼梦》英译研究中中国传统特色、社会经济史相关名物等内容的研究在数量与质量上都逊色于起步早、成果众多的文化与语言翻译研究。
从研究方法看，要进行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往往可以发现深层特点与规律，进而解决单独、孤立研究所难以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要纵向比较，对前人研究进行厘析爬梳，在此基础上寻找不足与突破。 目前全译本研究多对杨译本和霍译本进行对比，缺乏对其他全译本的深挖；另一方面要横向比较，在不同文化背景影响下，译者翻译技巧、方式，甚至后世研究者关注视角都有所差异。 中西红学界所取得的成果应互相观照汲取，全面完整继承优秀成果，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参照。
从研究视野看，要打通学科壁垒。 目前跨学科研究视角较为散乱，缺乏系统性，因而要加强跨学科研究、交叉研究，注意吸收总结相关学科最新研究成果。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翘楚，其英译研究不应局限于文学与翻译领域，而应充分融会贯通宗教学、文献学、语言学、叙事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新成果、新理论，掌握最新动态，进行交叉研究。
李绍年先生曾指出，“建立‘《红楼梦》翻译学’已刻不容缓……‘《红楼梦》翻译学’，具体地说，就是专门研究有关翻译《红楼梦》的学问，其内容主要应包括《红楼梦》翻译史、《红楼梦》与文化、翻译内容、翻译理论、翻译技巧与方法、翻译理论与实践等。”红学译学体系仍在建设发展之中，虽然不是全新的研究领域，但因其自身所具有的交融性特质和充分的文献材料依傍，这一学科仍然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在将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应充分借鉴其他新领域研究中的先进经验，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进行研究，将文本考证与思想探求结合起来以寻找解决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疑难问题的方案，在《红楼梦》英译研究这块学术富矿上发掘出更多、更新颖的研究成果，为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增强民族自信与文化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
注释
① 文章统计日期截止到2020 年4 月25 日。② 江帆《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甲醇（色谱纯，美国Merk公司）；乙腈（质谱纯，美国Merk公司）；甲酸（色谱纯，阿拉丁公司）。对照品橙皮苷（纯度：95.3%，批号：110749‐201316，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供含量测定用）。③ 郑锦怀《〈红楼梦〉早期英译百年(1830—1933)——兼与帅雯雯、杨畅和江帆商榷》，《红楼梦学刊》2011 年第4 辑。④ 葛锐、李晶《道阻且长:〈红楼梦〉英译史的几点思考》，《红楼梦学刊》2012 年第2 辑；冯全功《新世纪〈红楼梦〉译学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基于国内学术期刊的数据分析(2000—2010)》，《红楼梦学刊》2011 年第4 辑。⑤ 葛锐《英语红学研究纵览》，《红楼梦学刊》2007 年第3 辑。⑥ 赵长江《〈红楼梦〉英译之嚆矢——马礼逊〈红楼梦〉英译研究》，《红楼梦学刊》2016 年第5 辑。⑦ 吴永昇、郑锦怀《J.T.多尹与〈红楼梦〉在美国的最早译介》，《红楼梦学刊》2015 年第5 辑；王金波《〈红楼梦〉早期英译补遗之一——艾约瑟对〈红楼梦〉的译介》《〈红楼梦〉早期英译补遗之二——梅辉立对〈红楼梦〉的译介》，《〈红楼梦〉早期英译补遗之三——务谨顺对〈红楼梦〉的译介》，分别见《红楼梦学刊》2013 年第4 辑、2014 第2 辑、2018 年第3 辑；许明武、王烟朦《翟楚与翟文伯父子对〈红楼梦〉的译介研究》，《红楼梦学刊》2016 年第6 辑；郑中求《节译与改写的交织:〈红楼梦〉英译史上的一篇轶文》，《红楼梦学刊》2017 年第1 辑；唐均、薛傲霜《英籍华裔汉学家张心沧英译〈红楼梦·花冢〉桥段研究》，《红楼梦学刊》2017 年第3 辑；马红军《吴宓留美期间译介〈红楼梦〉考述》，《红楼梦学刊》2017 年第1 辑。⑧ 李平《林语堂与〈红楼梦〉的翻译》，《红楼梦学刊》2014 年第4 辑；张丹丹《林语堂英译〈红楼梦〉探》《林语堂英译〈红楼梦〉再探》，分别见《红楼梦学刊》2015 年第2 辑、2016 年第2 辑；刘泽权、石高原《林语堂〈红楼梦〉节译本的情节建构方法》，《红楼梦学刊》2018 年第2 辑。⑩ 张丹丹《被忽视的〈红楼梦〉缩译本》，《红楼梦学刊》2017年第3 辑。[11] 季淑凤《H.B.乔利与〈红楼梦〉翻译——一位晚清英国外交官的文学英译》，《中国文化研究》2019 年第2 期；徐艳利《从可卿托梦看霍克思〈红楼梦〉英译的底本选择》，《外国语文》2015 年第5 期；李晶《杨宪益、戴乃迭的〈红楼梦〉英译本底本研究初探》《外部环境对杨译〈红楼梦〉底本选择的影响》《〈红楼梦〉三种英文全译本底本差异性管窥》，分别见《红楼梦学刊》2012 年第1 辑、第6 辑、2017 年第6辑；陈述军《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红楼梦〉副文本指误》《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红楼梦〉正文疏漏研究》，分别见《红楼梦学刊》2015 年第1 辑、2016 第1 辑；刘迎姣《〈红楼梦〉英全译本译者主体性对比研究》，《外国语文》2012 年第1 期；刘朝晖《评〈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可接受性——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学生的抽样调查为例》，《中国翻译》2014 年第1 期。[12] 刘泽权、刘艳红《初识庐山真面目——邦斯尔英译〈红楼梦〉研究(之一)》，《红楼梦学刊》2011 年第4 辑。[13] 刘艳红、张丹丹《邦斯尔译本及之前的〈红楼梦〉译本》，《红楼梦学刊》2014 年第3 辑。[14] 张婷《霍克思〈《红楼梦》英译笔记〉价值研究》，《中国翻译》2013 年第4 期。[15] 鲍德旺、梁佳薇《霍克思〈《红楼梦》英译笔记〉研究》，《国际汉学》2019 年第1 期。[16] 管兴忠《王际真英译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外语教学》2016 年第3 期。[17] 李晶《从原著歧异到霍译得失——试论宋淇〈红楼梦〉研究的特色》，《中国文化研究》2018 年第2 期。[18] 汪庆华《传播学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与翻译策略选择——以〈红楼梦〉英译为例》，《外语教学》2015 年第3 期。[19] 王丽耘、熊谊华、程丽芳《“归化”与霍克思〈红楼梦〉译本的评价问题》，《外语学刊》2015 年第1 期；葛校琴《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阈——对国内归化/异化论者的一个提醒》，《中国翻译》2002 年第5 期；侯羽、刘泽权《汉译英文学翻译中主语位置名词化的使用和成因研究——基于〈红楼梦〉英译本》，《外语教学》2012 年第4期；杨柳川《超越时代的文体意识——〈红楼梦〉中自由直接引语的运用及其英译策略》，《红楼梦学刊》2013 年第5 辑。[20] 葛校琴《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阈——对国内归化/异化论者的一个提醒》。[21] 任显楷《包腊〈红楼梦〉前八回英译本诗词翻译管窥》，《明清小说研究》2011 年第3 期。[22] 赵长江、李正栓《汉语散体译为英语诗体转换研究——以霍译〈红楼梦〉为例》，《中国翻译》2011 年第2 期；初良龙《〈红楼梦〉霍克思译本中的古诗词增译策略及启示》，《红楼梦学刊》2019 年第4 辑；陈琳《〈红楼梦〉 “看官”英译与中国古典白话小说西渐》，《红楼梦学刊》2011 年第1 辑。[23] 黄勤、王佳怡《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中的元话语“不过”与其两英译本对比研究》，《外国语文》2013 年第5 期；张丹丹、刘泽权《〈红楼梦〉乔利译本是一人所为否?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考察》，《中国外语》2014 年第1 期；侯羽、贾艳霞《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人称指示视点翻译转移比较研究》，《红楼梦学刊》2018 年第2 辑。[24] 刘泽权、刘超朋、朱虹《〈红楼梦〉四个英译本的译者风格初探——基于语料库的统计与分析》，《中国翻译》2011 年第1 期。[25] E.A. Nida ＆ C.R. T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p201.[26] 彭爱民《〈红楼梦〉中龙文化及其英译评析》《再现红楼风月——〈红楼梦〉性文化英译赏析》《论典故文化的再现——〈红楼梦〉典故英译评析》，分别见《红楼梦学刊》2011 年第5 辑、2012 年第1 辑、2013 年第2 辑。[27] 赵璧《“玉”文化在〈红楼梦〉中的体现及其英译》，《红楼梦学刊》2012 年第1 辑；陈述军、陈旭芳《“ 瓟斝”与“点犀”新解——兼论中国典籍中名物词的英译》，《红楼梦学刊》2019 年第2 辑；党争胜《民俗文化词的翻译问题探微——从〈红楼梦〉英文版中“压岁钱”等词的翻译谈起》，《外语教学》2015 年第1 期；曾国秀、朱晓敏《〈红楼梦〉霍译与杨译对“六部”官制之翻译考辨》，《明清小说研究》2013 年第3 期；王丽耘、吴红梅《〈红楼梦〉霍克思译本“红”英译问题辨析》，《国际汉学》2020 年第1 期。[28] 赵明永《〈红楼梦〉“男风”文化英译对比研究》，《红楼梦学刊》2014 年第4 辑；刘晓天、孙瑜《〈红楼梦〉霍克思译本中习语英译的跨文化阐释》，《红楼梦学刊》2018 年第5 辑；张惠《当代美国红学界右钗右黛之文化思辨》，《中国文化研究》2013 年第4 期；王银泉、杨乐《〈红楼梦〉英译与中医文化西传》，《中国翻译》2014 年第4 期；包玉慧、方廷钰、陈绍红《论〈红楼梦〉英译本中的中医文化误读》，《中国翻译》2014 第5 期；冯全功、张慧玉《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红楼梦〉英译研究》，《红楼梦学刊》2011 年第6 辑。[29] 冯全功《〈红楼梦〉书名中的修辞原型及其英译》《〈红楼梦〉中的俗语修辞及其英译》，分别见《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4 辑、2014 年第1 辑。[30] 冯全功《翻译修辞学论纲》，《外语教学》2012 年第5 期。[31] 刘泽权、谷香娜《冷眼看世界:叙述视角关照下的〈红楼梦〉英译》，《外语学刊》2013 年第2 期；秦静、任晓霏《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叙事翻译研究——以主述位理论为视角》，《明清小说研究》2015 年第4 期。[32] 范圣宇《汉英对照版霍克思闵福德译〈红楼梦〉校勘记》，《红楼梦学刊》2015 年第2 辑。[33] 徐艳利《从可卿托梦看霍克思〈红楼梦〉英译的底本选择》，《外国语文》2015 第5 期。[34] 王寅《体认语言学发凡》，《中国外语》2019 年第6 期。[35] 王寅《体认语言学视野下的汉语成语英译——基于〈红楼梦〉三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中国翻译》2019 年第4 期。[36] 刘艳明、张华《译者的适应与选择——霍克思英译〈红楼梦〉的生态翻译学解读》，《红楼梦学刊》2012 年第2 辑；岑群霞《女性主义翻译视角下〈红楼梦〉麦克休英译本探析》，《中国文化研究》2019 年第2 期；程春兰《〈红楼梦〉在英语世界中的三重符号学意义》，《外国语文》2014 年第3期；刘婧《〈警幻仙姑赋〉英译的社会符号学阐释》，《外国语文》2018 年第1 期。[37] 王慧《2018 年度中国红学发展研究报告之二——以〈红楼梦〉改编及翻译传播等为中心》，《红楼梦学刊》2019 年第3 辑；王鹏飞、刘淳《论霍克思、闵福德英译本〈石头记〉中秦可卿形象的消解》，《红楼梦学刊》2018 年第6 辑；刘晓天、孙瑜《〈红楼梦〉霍克思译本中的比喻添加研究》，《红楼梦学刊》2019 年第6 辑；党争胜《霍克思与杨宪益的翻译思想刍议》，《外语教学》2013 年第6 期；洪涛《“大国崛起”之论与明清小说对外传播的问题——〈水浒传〉〈红楼梦〉的译论与研究伦理(research ethics)》，《红楼梦学刊》2014 年第5 辑。[38] 李绍年《〈红楼梦〉翻译学刍议》，《语言与翻译》1983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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