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俞平伯“《红楼梦》的传统性”论述早于西方互文性理论，却与之不谋而合。 首先，俞氏的“传统性”揭示出《红楼梦》的几种互文手法，包括引用、改写、文化传统借用以及对前代作品的评论。 其次，俞氏的“传统性”体现“建构互文性”的本质，强调作者在创作中的地位，认为《红楼梦》是可读性文本而非可写性文本。 俞平伯的“传统性”无形中契合了西方现代文艺理论，也是其“以文学和哲学眼光研究《红楼梦》”方法的一个实践。
互文性理论产生于20 世纪60 年代，由法国学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依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强调文本之间复杂的联系与转换的关系。 半世纪以来，互文性理论不断得以深化与发展。
俞平伯在《读红楼梦随笔》和《红楼梦简论》中提出“《红楼梦》的传统性”这一概念。 他认为，《红楼梦》并非空穴来风，其诞生建立在继承前代文学作品基础之上，没有《庄子》《西厢记》《水浒传》《金瓶梅》等前代作品就不可能有《红楼梦》。 更指出，《红楼梦》在和前代作品互动的过程中少不了运用明引、暗引、仿写、改写、借鉴前代文学作品的文化传统和思想等手段。 通俗小说作为相对晚出的文学体裁，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必然离不开前代文学作品的参与，在文体、叙事手法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受到前代文学作品的影响势在必然。俞平伯提出的传统性，正是将《红楼梦》看作与其他文本进行互动的互文本。
一
俞平伯于1954 年1 月1 日至4 月23 日在香港《大公报》刊载《读红楼梦随笔》。 同年3 月在《新建设》上发表文章《红楼梦简论》，两处同时提出了“传统性”概念。 认为《红楼梦》接受、综合、发展了唐传奇和宋话本这两个古代小说传统。 俞平伯在文中针对《红楼梦》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互文借鉴手法进行了分析，大致可分为四大类:
第一，引用前代作品的文本。
俞平伯认为，《红楼梦》中有大量对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的文本引用，以《西厢记》最为明显。 他指出:《红楼梦》以“才子佳人”作为书中的主角，受《西厢记》(《莺莺传》的后身)的影响很深，称为《会真记》，引用有五六次之多，几成宝黛言情的“口头语”了。其后，俞平伯详细例举了三处引用《西厢记》的具体情形。 首先，第二十三回宝黛的对话就直接引用了《西厢记》的原文。 其次，第二十六回黛玉悲叹独吟的那句“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也是。 第三，节引了第四十九回宝黛有关《西厢记》“闹简”的讨论。 最后得出结论，《红楼梦》“可谓无一处不大引特引其《西厢记》了”。 此外，俞氏也注重《红楼梦》与先秦诸子散文的文本互动关系。 他指出:尤可注意的第七十八回的《芙蓉诔》，是本书里最精心结撰的一篇前骈体后骚体的古典文，可窥见作者的文学造诣。 ……主要的共十八条，却八引《离骚》、《楚辞》，六引《庄子》，已得十四条，占全数的百分之八十。 借这个数目字来表示《红楼》作者得力于什么古书，再明白没有了。通过比对，俞平伯指出《红楼梦》的诞生并非空穴来风，引用正是《红楼梦》的作者在进行创作时的必要手段之一。 也就是说，俞氏注意到了《西厢记》《庄子》《离骚》的文体、叙事文本、话语在《红楼梦》中被重复使用的现象。
第二，对前代文学作品进行仿写与改造。
除了引用，俞平伯引脂评指出，《红楼梦》对前代文学作品进行了仿写与改造。 例如，第二十五回的一段描写改写自《西厢记》中的“隔花人远天涯近”一句(源出《西厢记》寺警一折)。 此外，为了说明《红楼梦》与《金瓶梅》的关系，他特引甲戌本眉评，认为《红楼梦》中冯紫英、薛蟠饮酒可媲美《金瓶梅》中西门庆、应伯爵在李瓶儿家饮酒一段。 第二回贾雨村的演说“一丝半缕误而逸出者”又借鉴自《水浒传》第一回“一道黑气滚将出来”。 为了说明《红楼梦》的情节仿写自《西游记》，俞平伯更是将补天顽石与《西游记》的“天河定海神针”做了对比。 他认为:《红楼梦》开首说补天顽石高十二丈，方二十四丈，共有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跟《西游记》第一回说花果山仙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二丈四尺开阔，说法略异，观念全同……而且这块高十二丈，方二十四丈的顽石既可缩成扇坠一般，又变为鲜明莹洁的美玉，我觉得这就是“天河镇底神珍铁”(金箍棒)，塞在孙猴子的耳朵里呵。 又《红楼梦》有不大可解的“甄宝玉”、“贾宝玉”，这真假宝玉恐怕也从《西游记》的真假悟空联想得来的。俞平伯指出《红楼梦》对前代文学作品进行仿作的现象——《红楼梦》对前代文学作品以不同的文体以及艺术形式进行了借鉴。 法国热拉尔·热奈特在《隐记稿本》中依据巴赫金对“戏拟”的定义而提出了“超文性”的概念。热奈特认为，戏拟不是对前文本的直接引用，而是对前文本进行转化与挪用。 这是将乙文和甲文联系起来的一种关系。 在互文性手法中，戏拟是指作者吸收、借鉴、模仿他人文本或文体或其他艺术风格而达到其特定的效果。这样看来，俞氏传统性与巴赫金的戏拟理论、热奈特的超文性理论在某些方面不谋而合了。 它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红楼梦》与前文本《西游记》《水浒传》的某些派生关系。 但是，俞氏的传统性似乎与西方的互文性理论还略有差别。 蒂费纳·萨莫瓦约在《互文性研究》一书中提出:仿作者从被模仿的对象处提炼出后者的手法结构，然后加以诠释，利用新的参照，根据自己给读者带来的阅读体验效果，重新忠实地塑造这一结构。也就是说，仿作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仿写，它注重的是被仿写的文本在新的语境之下所产生的全新的效果。 而俞平伯所提出的仿写主要针对《红楼梦》对前代文学作品在形式上的继承。
第三，对前代作品文化传统的借用。
俞平伯指出，《红楼梦》一书不仅仅在表面上“片面地，枝节地”在字句上承袭前人，它更完成了对前代作品在思想上的“千载同心”。 例如，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而这色、空观念就是“明从《金瓶梅》而来”。再如，《芙蓉女儿诔》更是《红楼梦》与《离骚》在“思想上的千载同心，并不只是沿袭文字而已”。
由此看出，思想观念的继承，或者说是互文关系，也逐渐成为了俞平伯的关注点之一。 俞平伯认为，传统性并非仅仅指《红楼梦》对某一具体文本的借用，更指的是在这种文本传承背后存在着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红楼梦》与《金瓶梅》《离骚》等前代文学作品共享同一种文化传统。 在他看来，《红楼梦》背后所蕴含的诗学和美学意义，在之前的作品中已然出现。 然而，就强调意义而言，俞平伯将《红楼梦》和前代的文学作品看作是对同一种代码的贡献，这种共同的代码使得意指作用在不同的文本中产生出各自的效果。 这样，在俞氏看来，与其说《红楼梦》与《金瓶梅》《离骚》的关系是一种文本之间的互涉关系，不如说是它们在同一种文化的话语空间之中的共同参与。 也就是说，从俞氏对《红楼梦》传统性的分析来看，他已经初步关注到了文本与文化的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文本甲与为它表达出的那种文化的种种可能性的文本乙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四，对前代文学作品的评论。
除了对前代文学作品的引用、改造以外，俞平伯指出《红楼梦》更存在对前代文学作品的评论。 《红楼梦》对前代文学作品的评论是隐匿在人物对话之中的。 例如，曹雪芹借着第六十三回邢岫烟述说妙玉称赞“文是《庄子》的好”，俞氏认为，《红楼梦》“借书中人的说话，这当然代表了作者的意见”。 而《红楼梦》一书的笔墨、行文章法和结构，更是脱胎于《庄子》，《庄子》影响了《红楼梦》全书的风格和结构，这无疑是曹雪芹对《庄子》的无言肯定了。
俞氏对曹雪芹隐匿在《红楼梦》人物对话中对《庄子》评论的揭示，高度契合热拉尔·热奈特在《隐记稿本》中对“元文本性”的定义。 热奈特将一部文本对另一部文本的评论关系称之为“元文本性”，并指出这种评论不一定引用被评论的文本。通过妙玉的口说出曹雪芹内心深处对《庄子》的认可，这完全可以看作是《红楼梦》对《庄子》的评论。此外，俞氏认为“《红楼梦》的笔墨、章法结构脱胎于《庄子》”，更可以对应热奈特所提出的“承文本性”。 热奈特所谓“承文本性”，是指文本B 对文本A 的一种非评论性的嫁接。 文本B 不谈论文本A，但是却因A 而化现。 在俞氏看来，《红楼梦》与《庄子》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非评论性质的攀附。 没有《庄子》，《红楼梦》不可能呈现出我们看到的风貌。 俞平伯通过对《红楼梦》传统性的解析，一定程度上将《红楼梦》的研究带入了诗学范畴的互文性理论研究中去。
二
俞平伯的传统性体现出了建构互文性的本质。 依据上文，不难发现，除了特别地提出“思想上的千载同心”以外，俞氏在“《红楼梦》的传统性”中揭示出的互文性基本上与解构主义互文理论家所关注的社会历史、意识形态、意义指涉无关，他依旧把兴趣点放在文学文本之上，他指出的互文性只是一种特殊的写作手法。 这是一种建构在文学和诗学范畴之上的互文性理论，俞氏传统性所揭示出的互文性特征，实质上关注的是文学文本之间的文际关系。 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反对“作者已死”，作者的地位被强调。
俞氏的传统性揭示了《红楼梦》互文性的建构本质，其一是反对“作者已死”，认为曹雪芹本人对《红楼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这区别于解构主义互文性学者提出的观点。 以罗兰·巴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所谓的作者是近代社会的产物。 而在当代社会，作者的思想不复存在，写作行为的本身就是一种简单的动作。 作者，或说是写手，在写作中被中性化，逐渐被潮流淹没。 这是罗兰·巴特作为解构主义互文理论学者的核心观念之一。 反观俞平伯，他的传统性虽然涉及到了文本间的互动关系，但是他在主观上却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地位在《红楼梦》写作过程中不容侵犯。
《红楼梦》一书对前代文学作品的选择、引用、改写等一系列行动离不开作者的高度参与。 在分析《西厢记》对《红楼梦》在文学文本上的影响以后，俞平伯又引用了两条脂批对其进行佐证。 他说:
我近来颇疑脂砚斋即曹雪芹的化名假名。 不然，作者作书时的心理，旁人怎得知。
很明显，俞平伯对《红楼梦》作者的创作心理是极其注重的。 在他看来，《红楼梦》并非是文本的自身运作，而是与作者的创作思想息息相关。 他认为:
《红楼》、《水浒》两书的关系虽比较是间接的，但看上引第二十四回的脂评，《红楼》作者心中目中固以《水浒传》为范本。
这足以说明作者在《红楼梦》创作中的重要性。 依照俞平伯的观点，《红楼梦》固然是以前代文学作品为参照进行改写的，但是这样的改写本身少不了曹雪芹的二次创作。虽然《红楼梦》对补天顽石的描写与《西游记》对花果山仙石的描写极为相似，又与《西游记》中的定海神针具有相似的功能。 但是，俞氏认为这些改动都是曹雪芹为了创作独一无二的《红楼梦》所做的工作。 《红楼梦》虽受《水浒传》《西游记》等作品的影响甚深，但依旧是独一无二的奇书，不同于《水浒传》和《西游记》。 而第六十三回邢岫烟述说妙玉对《庄子》的赞美，其实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本人在赞美《庄子》，作者的意见又一次被重视起来。 俞氏反复强调《红楼梦》作者在创作作品时的地位。 在《红楼梦》的传统性这一节的最后，俞氏更发表了这样的结论:
自然它不是东拼西凑、抄袭前文，乃融合众家之长，自成一家之言。 所以必须跟它的独创性合并地看，才能见到它的真面目。 若片面地、枝节地只从字句上的痕迹来做比较，依然得不到什么要领的。
《红楼梦》是一家之言，虽然她拥有前代文学作品的血脉，她却是由曹雪芹所独创的。 她是曹雪芹精心思考，酝酿和筹划的结晶。 俞平伯在提出《红楼梦》的传统性概念的同时，强调了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并提炼为“《红楼梦》的独创性”。 他甚至认为，《红楼梦》的传统性和独创性是一体两面的。
其二，《红楼梦》是可读性文本。
俞平伯的传统性所揭示出《红楼梦》建构互文性本质的另一个方面是强调《红楼梦》的可读性。 在罗兰·巴特以《s/z》为中心的论述中，可读性与可写性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它们不同于克里斯特娃以作家的角度对文本的本质进行解读。罗兰·巴特的这种划分是建立在读者的立场之上的，前者偏向于固定的现实文本，其中的意义、所指、先验的关系是明确的。 后者偏向于以无限多的方式表达和传达意义，其中的意义、所指、先验的关系并不明确。 前者的文本所提供的意义指向均由某种特定的意义生产者——即批评家或作家提供，读者并非意义的生产者，而是消费者。 而后者是一种可以反复书写的文本类型，它可以被书写、创造、再书写、再创造，其意义和内容可以被无限地扩充。 显然，俞平伯的传统性理论虽然涉及到了文本间的互动关系，但是俞氏在主观上却认为《红楼梦》的意义是由曹雪芹和以脂砚斋为首的脂评派评点家所提供的。 读者可以看到《红楼梦》的文本引用，复制前代作品文本的现象。 但是，无论如何，跳出作者和评点家的观点而对《红楼梦》文本进行再解读都是困难的。
俞平伯认为，尽管《红楼梦》继承了前代文学作品的血脉，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与前代作品对话的性质，但是这部作品的意义指向却是很明确的。 依照俞平伯的观点，这部小说的意义生成来源并非完全出自文本本身，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作者曹雪芹赋予，再由以脂砚斋等转述而产生的。至于脂砚斋其人是否和曹雪芹是同一个人亦不得而知，但是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在论述《红楼梦》与《西厢记》的关系之后，俞平伯把重心放在了《红楼梦》与《水浒传》《金瓶梅》的互文关系上。 俞氏强调:在“脂评”里也有两条明说《红楼梦》跟《金瓶梅》的关系的。 一、即在第十三回买棺一段上，脂砚斋庚辰本眉评:“写个个皆到，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壸奥。”二、第二十八回，冯紫英、薛蟠等饮酒一节，脂砚斋甲戌本眉评，“此段与《金瓶梅》内西门庆、应伯爵在李桂姐家饮酒一回对看，未知孰家生动活泼。”……这显然都是作者自己满意的口气。俞氏的论述重点是:第一，《红楼梦》和《金瓶梅》确实存在着文本互涉的关系，两书的情节和叙事手法的相似性不应该被忽略。 第二，作者和脂评都先后提及了两书相似的部分，而这一点尤其要注意。 俞氏认为，正是因为他们特意提到了《红楼梦》和《金瓶梅》在第十三回和二十八回相似的地方，使得《红楼梦》的这两回被赋予了某些特殊的含义。 读者应该顺着作者曹雪芹和脂评派所提供的意义指向去解读作品。 这样，作者曹雪芹和脂砚斋就成为特定的意义生产者，而读者自然而然就是意义的消费者。 在论及《红楼梦》与《楚辞》《离骚》的关系时，俞平伯强调:宝玉在这有名的诔文里把他的意中人晴雯，比古人中夏禹王的父亲叫鲧的。 宝玉说:“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作者原注:“鲧刚直自命，舜殛于羽山。《离骚》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这是特识、特笔。 像晴雯这样的美人儿拿她来比自古相传四凶之一的鲧，够古怪的。 ……赏识这样婞直的鲧本是屈原的创见。这样，《芙蓉女儿诔》在《红楼梦》中的特殊意义就浮上水面了。 《红楼梦》与《离骚》之间存在着文本互涉的关系，这样的文本互动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 正是因为《红楼梦》的作者精心选用了屈原所赏识的四凶之一的鲧作为颂赞晴雯的特笔，晴雯“刚烈”“婞直”的人物形象在《芙蓉女儿诔》中才被特地凸显了出来。 作者的原注对解读《芙蓉女儿诔》具有意义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俞氏提及，忽视了作者的原注，单从字面上去理解以四凶之一的鲧来比喻晴雯这一奇特现象，自然觉得古怪，也会产生偏差。 很明显，在俞氏看来，读者和作者的关系就是典型的意义消费者与意义生产者之间的关系。 小说的意义生成来源并非文本本身，而是作者和评点家。 尽管俞氏认为《红楼梦》与前代文学作品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文本互涉关系，但是对《红楼梦》的正确解读却离不开作者和评点家。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把俞平伯看成是一位具有后现代主义思想的解构派互文理论家。 他的互文性解说仅仅是建立在文学文本之上，以分析《红楼梦》与前代作品在文本上的相似性为主，不牵扯解构派互文性理论的社会历史层面。他强调《红楼梦》的意义产生完全在于作者，而非读者，认为《红楼梦》是可读性文本而非可写性文本。 因此，可以说他属于建构主义互文派理论家。 这就是为什么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中反复批评俞氏形式主义的根本原因。当然，李、蓝二人也相信《红楼梦》的意义是由曹雪芹赋予的。 但是他们二人却时时关注隐藏在《红楼梦》与前代作品的文本互涉背后的意义指涉，并反复强调《红楼梦》的社会历史意义，他们关注的并非只是《红楼梦》与前代文学作品的文学文本互涉。
三
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在20 世纪50 年代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其中，他对《红楼梦》传统性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红学呈现出和史学、经学研究完全不同的风貌。 传统性也不同于一般视文本为封闭自足的《红楼梦》意义阐释和小说批评研究。
解析俞平伯传统性的意义和价值，可以发现:首先，俞平伯传统性概念的提出，最大的贡献是将文学文本互涉性质的互文性理论运用于古代小说研究领域。 虽然他在提出传统性概念时没有明确提出并总结什么是互文性，但他却在论及传统性之时，无意间使用了它，使得红学呈现出和以胡适为代表的史学和注经学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
其次，俞平伯对传统性的研究，区别于在结构主义视域下将文本视为封闭自足主体的《红楼梦》意义阐释和小说批评研究。 传统性强调的是通过发现和建构文学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来阐释《红楼梦》这部作品，并发掘这部作品的深层意蕴及其与前代作品之间的文化血脉传承关系。 因此，和一般的小说批评派研究相比，传统性的提出，丰富了《红楼梦》小说研究的内涵。 由于俞氏传统性这一概念具有互文性的性质，因此，它具有了与一般的小说批评理论所不具备的延展性和包容性，为其后的小说批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直至20 世纪80 年代，互文性理论才被正式引进内地并广泛运用于小说批评领域，而俞平伯很早就开始对其进行初步的运用。 这也充分说明，俞平伯本人非常注重实践他所倡导的以文学和哲学眼光研究《红楼梦》的方法。
再者，俞平伯对传统性这一概念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古代小说研究特别是《红楼梦》研究中对形式表层互文研究的缺憾。 不可否认，互文性概念通常关注的是文本内涵、意义指涉层面上的相互关系。 但是，对互文性的研究却不能忽视艺术形式存在着的相互借鉴、相互改造的情形。 《红楼梦》如何对前代文学作品在艺术形式上的借鉴和改造具有全面探讨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俞平伯对传统性的论述具有一定的学术史意义。
注释①[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著，祝克懿、宋佩珠译《词语、对话和小说》，《当代修辞学》2012 年第4 期。② 王凌《互文性视阈下古代小说文本研究的现状与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2 期。③ 俞平伯《红楼梦简论》，《新建设》1954 年第3 期。
④ 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六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 年版，第207 页。 下文同一出处引文恕不另注。
⑤⑧ 参见王瑾《互文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19、68 页。⑥[法]蒂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47 页。⑦[法]热拉尔·热奈特著，史忠义译《热奈特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年版，第68 页。⑨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红楼梦问题讨论集》第1 集，作家出版社195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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