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明泊

　　内容提要:在《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钱锺书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做了深入讨论。 他从文学角度出发来把握悲剧概念，分析《红楼梦》不合悲剧概念的原因；又从叙事模式的角度比较冯小青与林黛玉形象的异同，以此来展现《红楼梦》的独特性，也折射出钱锺书“阐释循环”的批评理念。 而在具体的论述中，他兼采王国维“厌世解脱”说的合理意涵，分析人物设计的独到之处。 这些内容均为此前论者未曾论及，对于探索钱锺书小说观念，以及他对《红楼梦评论》的批评态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面对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褒扬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 然而，在众多针对《红楼梦评论》的批评声中，钱锺书的意见尤为显眼。 他在《谈艺录》一书中对王国维的评论多有指摘，认为以叔本华理论来阐释《红楼梦》的做法是削足适履，徒乱人意，没有把握到故事发展的本来脉络，并由此得出了“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厄”的意见。 钱锺书的论述到此即止，但和它相关的讨论并没有就此告一段落，有很多问题值得再去考察。 比如，钱锺书指出王国维附会叔本华理论是“作法自弊”，那么钱锺书自己的“法”又落向何方呢? 换言之，他对西方悲剧理念作何把握? 他会将《红楼梦》这一名著置于何处? 凡此种种问题，都亟待进一步的展开与讨论。

　　而笔者在翻看《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以下简称《札记》)时，就发现了与此相呼应的内容，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他对《红楼梦评论》的看法。 相较《谈艺录》，《札记》作为钱锺书的读书笔记，委曲详尽，心绪吐露得更加直白。藉由对材料的研读分析，我们可以管窥钱锺书的小说观念和他对《红楼梦》的艺术把握。

一、悲剧概念的文学体认

在《札记》第七九八则中，钱锺书提出了对王国维评论的批评，立场鲜明，态度坦率激烈。 如果说《谈艺录》中的钱锺书还是仅就阐释方法上对王国维表示怀疑，那么，在《札记》中的他则直截了当地批评其对悲剧概念把握得不严密、不准确。 文中指出:“按王观堂称《红楼梦》具‘厌世解脱之精神’，故为‘彻头彻尾之悲剧’，窃多疑滞。 观堂于西方哲学尚窥门径，于西方文学并未涉藩篱，故不知古今悲剧用意迥别。 如J.A. Symonds， The Greek Poets， 1st Series‘Ancient ＆ Modern Tragedy’ 之类老生常谈，亦似未闻。”在钱锺书眼中，王国维只不过略通西方哲学，对西方文学则是茫然不晓，所以才会导致对悲剧概念缺乏文学性的体认。为了证明该观点，他又援引一部英文典籍，以此来道出王国维在西方文论上的匮乏。 此处引用的著作为西蒙德(John Addington Symonds)的《希腊诗学研究》(Studies of the Greek Poets)，全书主要将希腊文学史分为五个时段，详述了各个时段的文学特征，并回顾该时段文学与历史的交互关系。然而，笔者翻遍了该书的各个角落，都没有找到文中所谓的“Ancient ＆ Modern Tragedy”(古代与现代悲剧)，想来是钱锺书在记忆上出现了混淆。 不过，在《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中，钱锺书也对该书做过记录与评价。 此记录应作于钱锺书英国留学期间，与《札记》写作时间相隔较远，并且较之于《札记》，写作更加简洁规整，基本上只是对所读之书进行摘抄与撮要。 在对该书的评价中，钱锺书写下这样的一句话，道出了西方古今悲剧的用意区别:“现代悲剧不像希腊悲剧那样，承担着解决问题的责任。”这句话，或许可以转作《札记》中“古今悲剧用意迥别”的注脚，从中也可以看出两点问题:一是王国维对悲剧的理解全然是借鉴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没有注意到一些老生常谈的文学常识，从而忽略了对悲剧概念的文学体认，以哲学上的洞见掩盖了文学上的不见。 二是钱锺书在写作时不经意流露出这样一种看法，即他对悲剧概念的厘定源自西方文艺理论。在他的批评观中，如果要论及某部中国著作的悲剧特征，则势必要牵涉到用西方文论阐释是否得当的问题。在钱锺书早年评论《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中，就对中国文学与悲剧概念做过细致的考辨。 值得注意的是，此篇的题目虽唤作“中国古代戏曲”，但钱锺书的关注范围始终着眼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 在他看来，真正的悲剧不该像王国维那般“厌世解脱”，反倒是:“顾曲既毕，全无激情过后的平静，或者像斯宾诺莎所谓对内在命运的默许(acquiescentia)。”也是基于此，钱锺书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结论——中国古代文学缺少悲剧。 《窦娥冤》《梧桐雨》《赵氏孤儿》等等剧目，都被钱锺书逐个否决，他认为这些均非悲剧。 钱锺书指出:“除了喜剧和闹剧外，我们那些严肃的剧目都应该被归为传奇剧。 这种戏没有表现单一的主导激情，却表现出一串松散地连续着的激情。”此处，他还打了个有趣的比方，说这样松散地连续着的激情就像“一层层红白相间的五花培根”。 纵观全篇评论，钱锺书援引了大量西方文论术语来界定悲剧，如“悲剧反讽”(tragic irony)、“过度悲剧”(tragic excess)、“伦理的真诚”(ethical seriousness)等等，一方面可见钱锺书对西方文艺理论足够熟稔，另一方面则表明钱锺书对悲剧概念审定上的精严，认为必须要契合西方文论中的种种条件，才能够称其为悲剧，然后方可去做文学上的比较，所谓“倾盖如故，天涯比邻，初勿须强为撮合”。 这样的批评方法，也贯穿了钱锺书整个的治学之路。 解乎此，我们就会明白为何钱锺书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怀有微词，那是因为王国维在分析时没有对悲剧概念进行文学性的体认，直接将尚待论证的内容视作前提，从而忽视了《红楼梦》本就难以用悲剧概念去框定的问题。

　　实际上，针对中国古代文学是否有悲剧的问题，一直以来争议者众。 比如穆勒(Herbert J. Muller)从宗教视角出发，指出中国文学何以缺少悲剧。 穆勒认为:“中国人对始终的问题不重视，对死亡话题的谈论表现冷淡。”还比如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论及悲剧共通性时说:“悲剧作为戏剧形式来看，不是西方独有的。 东方艺术也有暴力、苦痛与各种灾难，日本戏剧就充斥着暴力以及死亡的仪式。 但如果谈到表现痛苦与个人主义的悲剧，那就是西方传统中独有的。 这种观念与它所暗示的人生观，明显受希腊影响。 至其衰亡的那一刻，悲剧中各类形式是希腊化的。”凡此种种，皆是以西方中心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古代文学，认为悲剧的缺席乃是由于中国缺乏相应的文化心理和思想意识。 不过笔者认为，此处将悲剧概念拔得过高，显然是在制造某种理论上的焦虑。 虽然在文学创作上，中国缺少西方意义上的悲剧作品，但在表述上却有相应思想的流露。 悲剧的存在与否，决不能简单归因为中西方文化心理和思想意识上的差别。 这种评判，隐含着西方中心式的傲慢。 钱锺书在《札记》中就指出:“《四牡》:‘岂不怀归? 王事靡盬’；毛《传》云:‘思归者，私恩也；靡盬者，公义也’；郑《笺》云:‘无私恩，非孝子也；无公义，非忠臣也。’按分疏明确。 后世忠孝不能两全之说，已见端倪……Hegel论悲剧中恩义(die sittliche Substanz)彼此水火冰炭(Kollision)， 正举恋家( die Familienliebe) 与谋国 ( das Staatsleben)为例。”可见，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完全可以找到契合悲剧概念的表达，在文化心理上存有类似的特征。所以在评判中国古代文学与悲剧概念时，需要考虑更为复杂的既定因素，不可简单拿所谓文化心理来搪塞了事。

二、 叙事模式的斟酌比对

既然钱锺书不满王国维借叔本华悲剧说来阐释《红楼梦》的做法，那么钱锺书是如何看待《红楼梦》的叙事架构呢? 在《札记》中，钱锺书给出了自己的示范:“林黛玉者，与冯小青代兴者也。 写才色女子欢寡愁殷，情深命薄，读而使人肠回心结，代之饮恨者。”在这里，钱锺书将冯小青与林黛玉的形象捉置一处，认为这二者形象具备某种承接意味。 关于这个问题，此前已有不少学者论及，并考辨二者间的关联。 钱锺书采取的方法则是转换角度，通过打破既有的叙事模式来把握其独特性。 钱锺书指出:“《红楼梦》文词通俗，易于传布；事迹繁富，饶有趣味。 黛玉与宝玉齐心耦意、钩心斗角，非若小青之夫婿土木偶而纨袴者。 《传》谓其‘性嘈唼憨跳不韵’，即无悍妻亦同驵侩，不足比于风流人物。 且宝黛心意相悦，才地相当，昕夕相共，而既不成美眷，亦未遂幽欢。 举数千载佳人才子刻板活套，粉碎而扫空之。 读者耳目为新，惆怅莫释。”从中不难看出，钱锺书评价《红楼梦》是回到了当时的文化现场，用盛行的冯小青故事来斟酌比对，以此发现其艺术上的独创性。 他认为《红楼梦》的独特就在于打破了当时盛行的叙事窠臼，造就了别样的故事安排，由此引发了读者的追捧与喜爱。

　　对待《红楼梦》，王国维与钱锺书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批评风貌。 前者借西方哲学理论来评价剖析，而后者则回归到对当时同类作品的比较研读，以此来勾画《红楼梦》在既有模式上的突破。 那么钱锺书为何会采取这种有别于王国维的批评观念呢? 这同钱锺书提出的“阐释循环”说密不可分。

　　钱锺书“阐释循环”说的提出，起自他对乾嘉汉学的批判。 钱锺书认为乾嘉汉学那种“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的读书技法，只是着重于琐碎的字句释读，并不能从整体上把握文意，难免失之于偏颇。 有鉴于此，他引出了著名的“阐释循环”说:“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者是矣。”在这段论述中，他打通了传统古籍释读与西方阐释学之思想，勾勒出阐释方法中交互往复式的特征。 并且，阐释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文本内部的语言循环，而是更进一步扩展到文本外部“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关注二者间的内容循环，使理论的应用更具普适性。 可见，钱锺书评判作品，必然会关注到文本外部的文化风气，并由此把握二者间的对话特征。

　　在对《红楼梦》的评价上，钱锺书就延用了这一批评方法。 他对《红楼梦》的批评不满足于单个的文本鉴赏，而是将它放置到一个更为弘广的背景中去，对当时的流行风尚进行考察与探究，以此来品鉴作品独到的艺术魅力与价值。在比较分析的过程中，他看出《红楼梦》对既往经典作品的吸收与借鉴。 比如除了之前论及的冯小青形象外，他还认为该书受到《水浒传》与《金瓶梅》的影响。 钱锺书解释道:“《红楼梦》以前，吾国小说之伟为巨著，抗伍《左》《史》者，唯《水浒》与《金瓶梅》……故稗官家与古争强，见贤思齐；心目中辄思与之骖靳鼎足。”随后，他列举出多项例子说明《红楼梦》在内容上多取法于《水浒传》与《金瓶梅》，指出前代作品对该书形成的深远影响。 伽达默尔在论及“阐释循环”时说:“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可见，任何一种文学经典的形成，不单是依托其本身的艺术价值，更是由文化风尚、时代风气等多种因素层累堆积而成，任何一种文本的读解与阐释都逃离不掉“效果历史”的影子。 所以钱锺书在批评分析时，也是先从大的历史整体性上关注《红楼梦》文本独特性，强调文化环境对其施加的影响，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品读它背后所处的文化语境。

　　同样，“阐释循环”的批评特色就在于不光要从整体推及部分，还要从部分反观整体，以此来构成一种循环。 帕尔默(Richard E. Palmer) 在分析“阐释循环”说时，就认为:“一部文学作品总会附带着包含自身理解的相关语境，而个人视域与作品视域如何能够相融合，这便是阐释学研究中的重点。”所以反过来，钱锺书也从个人视域与作品视域融合的角度上，谈到了《红楼梦》对此后创作技法及社会文化的影响。 在《札记》中，他列举《文章游戏初编》《越缦堂日记补》《香饮楼宾谈》诸书事例，指出自乾嘉以来，《红楼梦》已成文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其诗文中也有一些对《红楼梦》故事的引用与戏仿。 甚至有人还不满足于只在诗文里抒发，在日常生活中也效仿《红楼梦》的人物行为。 《札记》载:“(时人)谈讲不已，进而师法，乃至娈童姹女亦挦撦黛玉。 聊举二例以供笑枋:张亨甫《金台残泪记》卷一《王小庆传》云:‘未陨先虞，不寒犹怯；年知如水，意常如秋。故才人必早衰，美人亦然；美人必善病，才人亦然。 然而情天多陷，无石可填；情海多沉，无鹊可渡，是又有思殉者焉。’清末沪上一妓，迳黛玉其名而林其姓，所作《林颦避难始末记》光绪庚子五月二十八日云:‘早忽咯血一器，血作深碧色，忽鼻衄大至，即将盛咯血之器盛之。 一碧一红。 惊视既久，不觉泪涔涔亦化赤也。’盖八十二回病潇湘‘满盒子痰中有血星’之踵事增华。”从这两件事上便可一窥《红楼梦》在当时所造成的文化影响，并由此看出钱锺书“阐释循环”的批评方法——从《红楼梦》所处的文化语境看待作品，再从《红楼梦》产生的文化影响反观其意义。

三、 “厌世解脱”说的合理意涵

此前曾有学者对钱锺书之于《红楼梦评论》的批评做过梳理与讨论，但可能是囿于材料的限制，只看到钱锺书对王国维笼统的批评，却没有看出他在批评处留有细腻的吸纳；只看到钱锺书对王国维哲学思想的批评与不满，却没有看出他对其文学体悟的珍视。 比如邓晓芒指出钱锺书对王国维评论的否定是建立在对叔本华哲学的理解上，“按照叔本华的观点:意志自相矛盾导致互相抵消，最后我放弃意志，这就是悲剧了。”故而王国维对悲剧概念的理解实际是中国式的，带有对叔本华理论的“活剥”。 汪荣祖认为钱锺书对王国维的批评道出了中西方文化之隔，叔本华理论与《红楼梦》本事与结局不同，“强同必然不通”。 王人恩认同钱锺书的论断，也就此指出了叔本华尚属“玄谛”，算是理论的抽象，从而认定王国维在文学分析的不合理处。总而言之，学者们聚讼纷纭，争议的落脚点仍是扣在哲学问题上的，对钱锺书的论断也只看出大而化之的否定，缺乏细腻的、文学性的观察。

　　实际上，钱锺书虽然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抱有批评，对借叔本华理论来阐释的做法微词甚多，但是一如前文所说，他批评的出发点始终扎根于文学。 所以，对钱锺书的批评分析若只停留在哲学层面，而不对一些细致幽微处进行考辨，匆忙之间，定会错失掉不少风景。 尽管在《札记》中，钱锺书对王国维评论的批评不可谓不严苛，但他还对其理论有所借鉴，其开篇就承认王国维以“厌世解脱”把握《红楼梦》是“持之不为无故”。 所以在后续的论述阶段，他并没有表现出对王国维评论一味地否定，也兼采“厌世解脱”说的合理意涵。 如《札记》记载:“附记小青临殁，尚顾影自赏，命画师写照。 与某夫人书云:‘其诗集小像，托陈媪好藏，觅便驰寄。 身不自保，何有于零膏冷翠乎?’殊关心身后之名。 遗稿之焚，罪在妬妇。 黛玉于身名了无顾藉，至自焚其稿，极凄凉惨痛之致尽者。”从中可见，不同于冯小青对身后名的挂念，林黛玉的焚稿更突显其内心的寂灭，而钱锺书在比较冯小青与林黛玉事迹的着眼点便在其解脱处。 钱锺书在对王国维评论后发表这一看法，也足证王国维说法对他产生的影响。

　　对于“解脱”二字，钱锺书在《札记》中也着墨甚多，如其在分析《老子》第十三章“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时，就对其中“有身”“无身”二词发表看法，认为后世道士追求保生养身的做法，实在有违老子身为大患的原意。 他总结道:“欲求解脱，唯有不惜其身，甚且自盲其目，以求不盲于心。”钱锺书认为通往解脱的道路就是不惜其身，追求人的毁坏寂灭，唯此方可断绝诸种妄念。 而林黛玉以焚稿的行为，将生前身后事归于尘土，就契合了这样的解脱方式。 并且，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去讲，这样的行为安排方式也确实比冯小青要高出许多，通过一个具体的行为描写，就把人物内心中的枯寂难言点了出来。

　　同时也要注意到，钱锺书虽然激赏《红楼梦》“厌世解脱”式的描写，但在“解脱”一词上，带有他先入为主的理解。 实际上，王国维所谓的解脱更是别有深意。 在王国维看来，解脱之道不应归为身心的毁灭，这样反倒是对意志的屈服。 面对人生苦痛与欲望的两难，唯有选择直面苦痛、拥抱苦痛，用苦痛来证明自我的存在，方能不让自我沉溺于生活之欲中，绝对不能一死了事。 正如叔本华所说:“一切痛苦对于意志既是压服作用，又是导致清心寡欲的促进作用，从可能性上说还有着一种圣化的力量；所以由此就可说明何以大不幸，深创巨痛本身就可以引起别人的某种敬重之心……达到无欲无求的境界。”换句话说，正是为了追寻所谓的解脱之境，人生的苦痛遭遇才不可取消，需要人们“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 这一观点显然与钱锺书以有身为患的看法不同，王国维是把人身视作了对苦痛的重要担负者。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在文学评论中探讨不惜其身的钱锺书，看待人生却是乐天且达观的，并没有做出过激的行为；反倒是一直强调以自身体察苦痛的王国维，在面对人生的抉择时，走向了自沉与毁灭。

　　总的来看，钱锺书虽然对王国维《红楼梦》的评论采取了批评态度，但并非一味地否定。 他在一些文本幽微处，仍吸纳了王国维部分的意见与看法。 所以在分析钱锺书的批评时，不能因为抓到一些模糊的轮廓，便轻易得出二人在阐释方法上不可调合，这种结论颇显草率。 同时，一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钱锺书对悲剧概念的厘定完全是仰赖西方文论上的定义。 这种批评范式面对《红楼梦评论》还说得通，因为其间的悲剧概念要与叔本华理论相对应。 但这是否意味着它在评判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时，仍可以畅通无阻? 或者说得更直接一些，西方的悲剧概念能否成为界定中国古代文学有无悲剧的标准，那些突显“伦理价值”的作品是否永无判为悲剧的可能? 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古代与西方文体形式并未产生过实际的对话，所以借西方悲剧概念来评判中国古代文学时，自然不免形成像钱锺书那样的结论。 有学者指出:“在涉及到的中西方已建立的二分法中，中国术语不管是作为负面的类型遭受批评还是作为正面的价值受到赞颂，一种含蓄的有时甚至是明显的偏见实际上早已深深铭刻于它们的内在结构中，中国体系在其中总是处于低下的位置。”而当我们看待中国古代文学的悲剧问题时，能否跳出这种粗糙的中西二分法，从文体形式上给予所谓中国式悲剧以定义，让中西方文体形式有更多的对话空间，这或许是一个需要更进一步观察的问题。

　　注释

　　① 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93 年版，第351 页。②⑨⑩[14][17][21][22][23] 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2550、2404、2549、2550、2549—2550、2549、2549、2506 页。③ 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2)》，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5 页。 原文为:Modern tragedy do not undertake，like the Greek， to apply the solution as well as the problem.④⑤ Chi’en Chung-shu， “Tragedy in Old Chinese Drama”，Tien Hsia Monthly1. 1935.⑥[11][12][13] 钱锺书《管锥编》，三联书店2007 年版，第720、281、281、281 页。⑦ Herbert J. Muller， The Spirit of Tragedy， New York: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65， p.213.⑧ George Steiner， The Death of Tragedy， London:Faber ＆ Faber， 1961， p.3.[15][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年版，第385 页。[16] Richard E. Palmer， Hermeneutics: 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chleiermacher， Dilthey， Heidegger， and Gadamer， 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25.[18] 邓晓芒《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338 页。

　　[19] 汪荣祖《读史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307 页。[20] 王人恩《钱锺书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评论》，《红楼梦学刊》2015 年第6 辑。[24][德]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2009 年版，第539—540 页。[25] 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第11 页。

　　[26] 顾明栋《原创的焦虑——语言、文学、文化研究的多元途径》，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3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