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善

　　(本文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邮编: 100029)

　　这本书的基础是李晶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书稿修改完毕即将出版之际，作为她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自然有一些话要说。

　　李晶本科是山东大学外语系，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时专业则是中国现代文学，但她似乎与《红楼梦》有一种割舍不掉的情缘，尤其对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红楼梦》始终抱有极大的兴趣。 在读博士研究生前她就对杨、戴英译本《红楼梦》进行了研究，因此她考上了博士研究生，在选择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时候，自然而然就选择了杨、戴英译本《红楼梦》研究。

　　我不懂英语，但我对《红楼梦》的外文译本及其研究一直很关注，尤其人们对杨、戴译本与霍克思译本的比较研究，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我是从拜读宋淇先生的相关文章而引起我对《红楼梦》“西游”的关注，后来也看过香港洪涛先生的有关文章。 最初只是想知道英语版的《红楼梦》是怎样讲述《红楼梦》故事的，也很想知道杨、戴翻译与霍克思翻译有什么不同。 当我知道霍克思把“怡红院”翻译成“快绿院”、把“平儿”译为“忍耐”，而他苦思冥想，也无法把“红楼梦”三个字翻译为书名，而选择了“石头记”为书名时，我感到翻译竟是这么有趣。 当然，我同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英语世界里的《红楼梦》还是中国人读的《红楼梦》吗?

　　记得当年吴组缃先生在一个会上(可能是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会)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吴老说曾有一个外国留学生跟他学习，很用功，学得很好，吴老很喜欢这个外国学生。 后来这位留学生毕业要回去了，请吴老吃饭，在吃饭时向吴老提了一个问题:“吴先生，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地相爱，他俩为什么不跑呢?”吴老幽默地说，当我听到这位学生提这个问题，差一点晕过去。 他说如果贾宝玉和林黛玉为爱情而私奔，那还是贾宝玉、林黛玉吗? 那还是《红楼梦》吗?吴老说，尽管这个学生是那样地热爱中华文化，是那样喜欢《红楼梦》，但还是没有真正读懂《红楼梦》，没有真正了解宝黛爱情。 吴老强调:我说这个故事是想说，文化的差异的确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一个外国人要真正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不容易的。 吴老讲的这个故事，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对《红楼梦》译介的兴趣，主要是想了解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红楼梦》会是什么样?

　　李晶确定博士论文题目写杨、戴英译本《红楼梦》后，我就问过她:杨宪益、戴乃迭先生翻译《红楼梦》是用哪个本子为底本呢? 因为我看宋淇先生的文章，他虽然对霍克思英译本《红楼梦》评价很高，但却对霍克思翻译《红楼梦》时选用程乙本为底本提出了批评，认为霍克思选用程乙本为底本是“最大的缺点”。 因此我想到杨宪益、戴乃迭先生翻译《红楼梦》采用的是哪个底本的问题。 而李晶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发现过去人们在评价杨、戴译本时对底本选择的忽略。 “梳理过去四十年来的研究历史，可以发现:迄今为止，杨译《红楼梦》的研究都限于对片段文本的解读，缺乏对三卷本译作的整体关注，对杨译《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与成书过程也缺乏细致完整的考察。 此外，由于《红楼梦》英译的研究者以外语教学与研究界学者为主，研究者的理论支持主要为国外翻译理论和英语语言学理论，较少见到有学者从古典文学的文献学、版本学等角度对《红楼梦》英译本展开研究。 ……既往的研究成果中对原著底本问题的忽视，导致对杨译《红楼梦》的种种误读与误判，即是过去长期研究状况的一个反映。”(引言)由此可见，她在当时确定以杨、戴英译本《红楼梦》的底本研究为博士论文题目，是很必要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确定这个题目时，我们明确过这个课题的研究重点，不是将杨、戴译本与霍克思译本做比较，更不是评论两个译本的优劣，而是通过杨、戴译本底本的考察研究，“重在探索杨译对底本的选择与处理，从而厘清杨译在传统文化精神的阐释与传达方面的特色及其意义，进而探索杨宪益、戴乃迭两位译者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坚持的文化理念与创作立场，为后来者如何观照文化传统，如何将传统经典文本介绍给世界人民，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引言)

　　杨宪益先生是大翻译家，更是一位大学问家。 在杨、戴先生确定翻译《红楼梦》前后，文化部《红楼梦》校注组已经成立，在冯其庸、李希凡先生的带领下，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批专家学者确定以庚辰本为底本，校勘整理一个新的通行本，这就是1982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校本”。那个时候为什么要校勘整理一个新的本子呢? 就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通行本是程乙本，而这个本子经过后人“整理”时，对早期的脂本文字有许多改动，甚至是人物形象的改变，已离曹雪芹原著的面貌越来越远。 那个时候人们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及其认识较之以前大为提高，对早期脂本的价值更为重视。 人们一般认为，早期抄本即脂评本优于程本，而在两种程本里程甲本又优于程乙本，这几乎是那个时候学术界的共识。 为了恢复曹雪芹原著的面貌，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更接近于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普及本，所以要校勘整理一个以早期脂本为底本的普及本。 而杨、戴两位先生开始翻译《红楼梦》的时间，与文化部《红楼梦》校注组成立的时间差不多。 杨宪益、戴乃迭先生翻译《红楼梦》，负责审校的则是吴世昌先生，他早在六十年代撰写《红楼梦探源》时，就对《红楼梦》的版本特别是早期脂本深有研究，这些无疑都会影响到杨宪益、戴乃迭先生对底本的选择。 选择一个更接近于曹雪芹原著面貌的底本，翻译出一个更忠实于原著的英文版《红楼梦》，忠实地传达中华文化精神，这也正符合杨、戴的翻译理论与原则。 而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代，翻译《红楼梦》选择底本也不完全是杨、戴两位先生自己所能确定的，种种因素决定了当时选择早期脂本为底本是不二选择。

　　李晶虽说不是第一个提出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译底本问题的，但却是第一个以杨、戴《红楼梦》英译底本研究为博士学位论文的，也是第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底本的人。

　　探索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译本的底本，是一个需要细心、耐心才能干的活，更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这个课题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 经过艰苦努力，可以说她已对杨、戴英译本《红楼梦》的底本问题有了一个清楚的答案。 李晶的研究结论是: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既不是单纯依据有正本，也不是单独根据庚辰本，而是经过译者对两种底本文字的判断与选择，结合了两种底本的长处，翻译出的一个独特的《红楼梦》文本。 这个结论是李晶在细心梳理对照以后得出来的，以往从没有人说过，这对科学地评价杨、戴英译本《红楼梦》，进一步推动杨、戴英译本《红楼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搞清楚了杨、戴英译本《红楼梦》的底本问题，无疑是《红楼梦》译介研究的重要收获，其意义在于将杨译《红楼梦》的底本考察纳入《红楼梦》英译史的研究中，通过与霍克思等其它经典英译的对比，着重从底本选择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方面，阐明杨译对于《红楼梦》在英文世界中的传播具有的特殊意义:“相较于其它英译，杨译的底本从内容的完整性、文化内容的准确性、对曹雪芹原意的把握与传达等几个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长之处。 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杨译是最忠实于曹雪芹原意、最贴近《红楼梦》原貌、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一个英译本。”(引言)

　　这里有必要说说“杨译本”或“杨戴本”的称呼问题。过去人们都是说杨宪益译本(简称杨译本)，尽管人们都知道这个译本是杨宪益与戴乃迭合作翻译的，戴乃迭先生为这个译本的翻译所付出的心血一点也不比杨宪益先生少，但人们长期以来还是习惯于称这个译本为“杨译本”。 我一向认为，“杨译本”应该更确切地称作“杨、戴译本”，而李晶在撰写与修改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从版本的角度出发，提出应该把“杨译本”称为“杨戴本”，对此我是非常赞成的。“杨戴本”的提法，决不是简单的一个“提法”问题，这与对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红楼梦》的评价有重要关系。 一是这个提法更符合这个《红楼梦》英译本的文本事实，杨宪益先生就曾说过，翻译《红楼梦》时戴乃迭先生花费的时间比他还多，因此这个《红楼梦》的英译本在称呼上，应该有戴乃迭先生的名字——这也是对把一生献给中国的戴乃迭先生表达尊重和崇高的敬意；二是以往翻译界在对杨、戴译本评价时，往往忽视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红楼梦》时的合作，甚至认为霍克思先生翻译《红楼梦》有母语的优势，从而得出霍译优于杨译的结论。 这些评论者似乎忘记了戴乃迭先生也是以英文为母语，并在牛津大学接受过系统而正规的教育。 由此可见，从“杨译本”的提法改为“杨戴本”的提法，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很重要的。

　　我前面已经说过，李晶完成这篇博士论文是很不容易的，是下了苦功夫的。 记得她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有一个中期检查，一位对《红楼梦》很有研究的老师听了李晶的中期报告以后，不客气地说，这个题目怎么能写博士论文呢? 翻译《红楼梦》与版本有什么关系? 当时让李晶很是紧张。 后来我们分析原因，我说这位先生是大专家，连这位先生都不知道《红楼梦》版本对译介的重要性，恰恰表明你的研究有多么必要和重要。 这个插曲并没有对李晶的研究产生消极的影响，反倒是激发了她争强好胜的劲头，她更加重视写论文时的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寻找答案的追求。 果然，她在博士论文完成以后请这位先生批评指正，这位先生看过后大为赞赏，说这样论文不评为优秀，还能评什么文章为优秀。 李晶的研究获得了红学界、翻译界的充分肯定。 现在在《红楼梦》译介研究中，不仅如何评价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不能忽略底本选择的问题，就是评介其它的《红楼梦》译本也不能忽略《红楼梦》版本问题，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这与李晶这些年来的研究不无关系。

　　一部伟大的文学经典，就是展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窗口，就是一个伟大的文化使者。 伟大的文学经典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红楼梦》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它优美的语言、神奇的结构、动人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为世人展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的社会风俗画卷。 打开了《红楼梦》艺术的大门，你就会进一步了解中国、读懂中国。 因此，《红楼梦》及红学不仅应该，而且一定会成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清末大诗人黄遵宪出使日本，他在与日本友人笔谈时说:“《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至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恨贵邦人不通中语，不能尽得其妙也。”(《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迄今，日本已经有好几种日文全译本《红楼梦》，涌现出伊藤漱平等等著名红学家，不知道日本朋友是否已经尽得《红楼梦》之妙了呢?

　　当然，真正能认识《红楼梦》的不朽和伟大，也不是那么容易。 文化的差异，令人望而生畏的方块字，特别是《红楼梦》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都使得许多外国朋友面对《红楼梦》，就如同站在喜马拉雅峰脚下、面对巍峨的高峰一样，充满了敬仰、迷惑，以至于望而却步。 而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红楼梦》与霍克思、闵福德英译本《石头记》的出版，使得英语世界有了两个全本《红楼梦》。两种英译本对《红楼梦》的阐释各具特色，都为《红楼梦》的世界性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些年来，《红楼梦》的译介研究似乎越来越受到翻译界和红学界的重视，《红楼梦学刊》发表过不少研究《红楼梦》译介的文章，这是值得肯定的。 而李晶这本书的出版，无疑是《红楼梦》译介研究的重要成果，值得庆贺。 我衷心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进一步推动对杨、戴英译本《红楼梦》的研究，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做出积极的贡献。

　　是为序!

　　2020 年1 月7 日于北京惠新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