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红楼梦》的叙事，有细密写实的一面，也有空灵诗性写意的一面。 在论及《红楼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方面，历来被重视的往往是写实的一面，对其“抒情”影响谈及较少。 将《红楼梦》和现代京派作家废名的小说《桥》进行对照观察可见，去欲望化的情爱言说方式、审美化的修辞意境、以“梦”为桥梁构筑的诗境，这些古典抒情“因子”通过隐约的渠道，成为以《桥》为代表的现代文学“抒情”一脉的内在滋养。
传统的影响，现代性启蒙，西方的资源，这是现代文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三个向度。 站在现代性的起点上，现代作家们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了向传统的回溯与致敬。 “不管是主动的，还是犹豫不决的；不管是有明确意图的，还是潜移默化的，他们纷纷从中国古代的传奇、杂录、戏曲、杂剧、明清章回体、小品等多种体裁吸取营养。”①在这样一条影响的脉络里，可以列出一长串现代作家的名字：鲁迅、茅盾、沈从文、废名、林语堂、萧红、师陀、张爱玲……家族叙事的继承、婚恋主题的揣摩、悲剧情怀的体认、人物描摹的借鉴，现当代作家从《红楼梦》中受到的影响是多元而丰富的，比如张爱玲就反复表达过《红楼梦》与自己文学创作的关系：“这两部书(指《红楼梦》和《金瓶梅》)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红楼梦》。”②另一方面，《红楼梦》如梦如画的场面调度、虚幻空灵的文本追求、诗意空间的塑造也为中国小说叙事留下了宝贵的艺术经验，特别是对现当代抒情小说(诗化小说)的发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废名是前期京派文学重要作家，其代表作《桥》被认为是现代诗化小说的经典之作。 虽然废名并没有直接论及《红楼梦》对自身创作的影响，但中国古典诗歌的空灵诗性之美如何进入小说叙事空间，《红楼梦》无疑为废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换言之，《红楼梦》对《桥》的影响并非具体而直接，而是一种整体性的抒情意识的影响。 这种影响里有经由古典诗词营造的意境空间、有对情感意识，特别是女性之美的确认，有对意象的追求。 以废名的小说《桥》为对象，探究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古典资源如何以或显或隐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学的叙事，对于回溯和梳理《红楼梦》对现当代文学、现代文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而对《红楼梦》和《桥》进行比较，也可以在多个层面显现出这种间接的、潜在的影响肌理。
一、“言”情的方式与情境的生成
美学家朱光潜曾说：“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 这些故事以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③作为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不仅“会讲故事”，而且也特别善于营造“故事以外的东西”，即小说的诗意。 作为一部堪称中国意境小说鼻祖的作品，《红楼梦》在诗意方面的表征首先表现在情感言说的方式上。 以泪水偿还生命的“至情”表达和葬花的“抒情”情绪所构建的古典情感寓意——象征着爱与生命纯净的情感意识——如同一条暗自流淌的河流，即使褪去故事的言说，其情感意识和抒情方式也在文学表达中隐约可见。 这样的情感意识和“言情”方式在现代文学中有很多相似的表现，如沈从文的《边城》《神巫之爱》，废名的《桥》等。“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④《牡丹亭记题词》中的这句话几乎是“情”到“至深”的状态：在不知不觉中产生(无条件的，不需要任何外在、具体缘由的生发)，一往情深，超越生死(绝对自由性)。 而“深情”的另一面则是情之“真”，情之“切”。 《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对“情”的确认过程，就是基于价值认同的“深情”书写。 贾宝玉和林黛玉相识于少年，从懵懂到相知，全文不着一个“爱”字，却将两人之间的“情意”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涉及异性的情感空间里，被当做对照的两名女性林黛玉和薛宝钗所寻求和追索的截然不同：林黛玉凭借属于自己的真情与眼泪，而薛宝钗则借助身外之物“金锁”从而“以金求玉”。 脂批将林黛玉的用情概括为“情情”，以“情”问“情”，寻求的是“情”的“真”与纯粹，是情爱中的心灵相通。 即使最终黛玉走向香消玉殒，金玉终成眷属，但“俺只念木石前盟”早已奠定《红楼梦》的情感旨归——“情”的生成当以人格价值的认同为前提，主张通过精神上的相互皈依，形成心灵深处的真切回响。
在谈到传统影响时，废名言及更多的是古典诗词对自身的影响，但也还是留下了关于《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等小说的只言片语。 在谈及《红楼梦》时，废名说：“只可惜中国小说于男子妇人间的事情总写不好，此盖是民族精神的致命伤，缺乏健全思想，无可如何也”，“《红楼梦》的空气要算好的……《红楼梦》尊重女子人格这一点，又怎不令我们佩服。”⑤与《红楼梦》中对女子人格的尊重、对“真情”的认同一致，废名在小说《桥》中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诗化的情感世界。 废名曾说孔子的“思无邪”是“了解文艺一个很透澈的意见”。 所谓“思无邪者”，指的就是“诚”，面对情感世界要以纯粹的、严肃的、审美的态度去对待，是不能趋于“色”和“欲”的。 所以，废名说，我们所理想的文艺是要“使人得其性情之正”；并且批评中国的小说家：“在这些事情(男女问题、恋爱问题)上面都缺乏诚意，就男子说自己不尊重自己的人格，也不尊重女子的人格。”⑥
而《桥》便和《红楼梦》一样是一部在情感上认同和尊重女子人格的作品。 废名的《桥》以小林－琴子－细竹三者的关系为故事线索，不同于黛玉和宝钗价值观上的反差，琴子和细竹仿佛分别是“善”和“美”的化身，从两个维度将女性的价值得以彰显。 “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⑦李贽在《童心说》中将“自然纯真”作为人性本来具有的属性，小说《桥》中的琴子和细竹就是具有“自然纯真”人性的女儿形象——“琴子一走走到水泉边，有着说不出的喜悦，便好比流水无心照不见倩影一样，却是冷冷成音”(《桥·荷叶》)；“这是她(细竹)个人的意境。 立刻之间，跑了一趟马，白马映在人间没有的一个花园，但是人间的花，好像桃花。”(《桥·路上》)——两个来自乡间的女子，活脱脱是融入自然的一幅画、一首诗，一个关于“美”的意念和想象。 在小林－琴子－细竹这组三角关系中，矛盾和冲突虽偶尔见诸琴子的眼泪，但男女之间的情与爱仿佛已经褪去了个体与私欲意义上的两情相悦，更多的是在小林的视角中呈现出的对这种“女儿之美”的情感认同和心灵皈依。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清爽可人。 在《红楼梦》中，女儿以出嫁与否为界，从无价之珍宝到蒙上世俗的尘埃，体现的是对女子以贞洁为代表的“洁”的人格的认同。 林黛玉喜读《会真记》，喜听《牡丹亭》，却斥贾宝玉借《会真记》言情为“该死的胡说!”是弄了“淫词艳曲”，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她。 在林黛玉的眼中，《会真记》《牡丹亭》中崔莺莺、杜丽娘的少女天真烂漫情怀让人艳羡，但“才子佳人”式的情欲表达却类乎调情。 情之深在于情感本身，而当情“堕落”成欲望的表达，就已经失去了情的“至情”“至深”，这是《红楼梦》情感叙说的最深层逻辑——在情欲的两端游走，却最终完成了对情的认同与对欲的遗忘。
《红楼梦》中涉及的情欲描写实际上有很多，但宝黛之间的基于价值一致的“真情”、去欲望化的情感书写才是曹雪芹对“言”情的真正认同。 与《红楼梦》中浓艳的少年之情相比，废名在《桥》中涉及的是更清澈、纯粹的“儿童”之情。 《红楼梦》将贞洁作为女性“洁”与“美”的化身，废名在《桥》中却是将女性的善美与孩童的天真作为人性中的净化之幽思——“母亲同小孩子的世界，虽然填着悲哀的光线，却最是一个美的世界，是诗之国度，人世的‘罪孽’至此得到净化”。 无论是琴子、细竹还是在《桥》(下卷)中出现的大千、小千，一个个女子的形象仿佛天地间最生动而自然的表达，充满了天真而美好的气息。 无论是对小林、琴子未婚夫妻关系的善意试探，还是对陌生男子小心翼翼的好奇与窥探，《桥》所书写的“女儿国”里建构的人物存在的空间剔除了现实世界的尘埃，凸显出心灵与情感世界的纯净。
舍弃两性之间的“欲望化”叙事，转而探寻与心灵皈依、价值认同相关涉的纯粹质地，这意味着情感的书写已经从“私人化”的个体对象书写中流溢出来，而转向追问人性的天真与美好。 一条纯净的、去欲望化的情感书写与表达方式经由《红楼梦》流淌到近代以来的文学之中，幻化成《边城》里翠翠的纯真，《桥》中琴子的至善、细竹的至美，这也是《红楼梦》在故事言说之外，留给现代文学的精神内核。
二、意境中的梦幻属性与审美意识
从现代文学的抒情一脉回望，我们可以追溯到一条隐约的古典抒情传统，正如梁秉均先生所认为的，“现代文学主流和写实小说以外，也有一抒情叙事的线条，其表现更合于中国传统戏曲小说的虚实相生手法”⑧。 废名的《桥》就属于这一抒情叙事线条中的一个代表。 从《西厢记》《牡丹亭》到《红楼梦》，中国传统戏曲、小说(《红楼梦》在书写过程中也吸收了大量的戏曲元素)将虚实相生作为一种修辞方式，同时也作为一种“言情”的方式——充满精神性和情感性的“实境”与具有超越性和追问性的“虚境”共同构成小说的空间世界。 这个空间世界的属性在更大的程度上指向在虚实相生中所建构的意境，指向审美空间的生成。 意境化的小说审美空间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古典小说留给现当代小说家的精神空间。宗白华在论述“艺术境界”时曾言，艺术境界主于美，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⑨而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化实景为虚境，最终达到“艺术境界”呢?《红楼梦》和《桥》给出了相似的答案——借由梦境、神话等方式，将审美与现实两个分别指向虚和实的世界隔离开来，形成独特的审美空间。 “从来传奇小说，多托言于梦。 如《西厢》之草桥惊梦，《水浒》之英雄恶梦，则一梦而止，全部俱归梦境。 ……《红楼梦》也是说梦，而立意作法，别开生面。”[10]《红楼梦》从一个神话故事开篇，在第五回宝玉梦入太虚幻境，“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珠帘绣幕，画栋雕檐，说不尽那光摇朱户金铺地，雪照琼窗玉作宫。 更见仙花馥郁，异草芬芳，真好个所在”，幻境之风景，恰如脂批所言：“一篇《蓬莱赋》”。 而幻境中的人物——警幻仙子“蹁跹袅娜”，众仙姑“荷袂蹁跹，羽衣飘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 无论是托神话而起的故事，还是托梦境描摹的如梦如幻的多情幻境，无不使这部世情小说在写实的空间之外增添了一层令人神往、缱绻，带有梦幻旖旎之美的虚境，让人在掩卷之余不免追问——情生何处? 情归何处? 也正是在追问之余，男女之情，大观园里的女儿命运在现实的纤绳之中又生发出了一些新的质地：在哲学层面上，梦就是警幻情悟，醒就是人生的觉解，人生如梦，梦构筑起人生的审美意境，但梦终归会觉醒，于是人生再添几多感慨与彻悟。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红楼梦》的主线是家族叙事，个体的性情、个人的情感、个人的命运随着家族的兴衰而沉浮，勾勒出的是一部让人感慨喟叹的家族兴亡史。《红楼梦》以降，家族书写主题，社会描摹的书写手法，成为现代作家创作的滋养，如巴金的《家》、张爱玲的《金锁记》等。 “一部大书，起是梦；宝玉情是梦；贾瑞淫又是梦；秦之家计长策又是梦；今作诗也是梦，……故红楼梦也。”[11]但《红楼梦》的影响又远远不止这些，在梦与幻，情与幻中，文本所要表达和传递的是一种基于审美的抒情意识，是对现实空间的审美建构。
与《红楼梦》基于现实底色的梦幻表达不同的是，废名更倾向于“造梦”，他认为，创作就是“做梦”，而梦是“与当初的实生活隔了模糊的界。”[12]《桥》正是这样一个由无数繁复的意象构成的童真之梦：红花之山若“彼岸之美满”；由一面镜子所起的情思，让人恍若“到了这样的忘我之境”；合衣而寐的琴子，让小林“参透了‘夜’的美”；春草的绿意，“又真是一个Silence”；想像中的雨“是一件袈裟”……这样的意象在小林、琴子、细竹，仿佛是信手拈来，萦绕在每一个生活的场景、景致，成为与现实生活遥远的距离，成为另一重空间所在。 “《桥》的世界是镜花水月的世界。 它的田园牧歌般的幻美情调，正是通过女儿国、儿童乐园、乡土的日常生活与民俗世界等几个层次的诗性观照来具体体现。 从整体上说，它们由此都具有了一种乌托邦属性，最终使《桥》生成为一个东方理想国的象征图式。”[13]
“我是一个站在前门大街灰尘中的人，然而我的写生是愁眉敛翠春烟薄。”[14]面对现实生活保持一定的艺术距离，保持对生命的追问意识，保持对美的感受能力，这是废名为生活与艺术划开的一道深刻的界限——这样的一种意识见于庄子的梦蝶，见于苏轼的“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见于蒲松龄对狐仙花妖的美好想象，也见于《红楼梦》或真或幻的女儿国。 在这种意义上，无论是沈从文对古典抒情的追求，还是废名《桥》中建构的镜花水月的世界，无论是萧红记忆深处的呼兰河，还是张爱玲于冷静处流露出的颓废之美，这种在虚实之间，梦与醒之际，幻与觉之中生发出的独特东方式审美意识是文学表达中始终不曾消散的气息。
三、诗境与生命的顿觉
对诗词意境的化用，是《红楼梦》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正如脂砚斋所批：“余所谓此书之妙皆从诗词句中翻出者，皆系此笔墨也。”[15]诗词的运用和化用，一方面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小说中营造出了独特的境界。“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 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16]大量使用诗、词以及韵文，诗歌的抒情性与小说的叙事性不断融合与协调，同时寄寓了作者对人生的种种领悟，《红楼梦》成功地将诗歌的手法杂揉进文本的结构，将作者深沉的情感融入其中，展现出文本的诗性之美，建构起诗意的审美境界，完成了对生命的体悟。《红楼梦》的“诗格局”[17]中，有着众多充满诗意的意象以及具有诗人气质的女性形象。 太虚幻境中有女子歌曰：“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尔后黛玉《葬花辞》有“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之句。 流水、落花、春梦醒，女儿的情愫带着哀感，让人扼腕叹息。 “流水落花春去也”，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春固然是“赏心悦事”，但象征着青春与美好的春天也终将逝去，这是文人们面对大自然季节更替生发出的对生命的思考，也是将大自然的一花一木纳入文化考量中的诗意所在。 《红楼梦》将诗词曲赋的艺术手法活用在白话叙事之中，形成了一个个美丽的意象：如“黛玉葬花”“湘云眠芍”“龄官画蔷”……从林黛玉到薛宝钗，从迎春、探春、惜春，到史湘云、香菱等人，大观园里的花容月貌终归会如花事凋谢般有无可觅处之时，此情此景，岂不让人伤感? 但即使是稍纵即逝，美丽的留存却在感伤与悲情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葬花吟》集中体现了林黛玉诗人般的敏感。 “落花”作为花，其本身并不具备比“花”本身更美的东西，那么“落花”的价值又在何处? 残破不全的“落花”为何比盛开的花簇具有更加特殊美感与诗意? 宇文所安将这种特殊的孤寂的美感称之为“断片”，“断片的美学同一种独一无二的感受力是密不可分的，一种通过诗歌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最为优秀的个人的能力。 在这样的诗歌里，诗人植入了他自己的形象，他希望别人能看得见他。”[18]通过《葬花吟》，我们看到的正是林黛玉将个人命运、个人形象灌注到一朵残落的花中，“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以一片净土作为花的最终归宿，同时也是作为命运的最终归宿——走向毁灭的同时却保持着生命的本质，这是诗者的生命最后的抗争。
《红楼梦》将这种诗的感受能力缠绕在叙事之间，形成故事之外的另一种氛围。 这样的一种以诗意推动叙事的方式，也成为现当代诗化小说一脉的滋养。 运用诗词营造一种小说氛围，诗性写意成为推动叙事的“情绪”，废名是继承这一影响的典型代表。 在回顾自己的创作时，他说：“就表现的手法来说，我分明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19]将小说当成诗来写，这是废名在创作上的主动追求。
废名评价温庭筠《河传》“荡子天涯归棹远。 春已晚。莺语空肠断。 若耶溪，溪水西。 柳堤。 不闻郎马嘶。”认为这首词第一句所写的“船”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女儿眼下实看见了一只船，只是荡子归棹此时不知走到那里”，于是“一只船儿是女儿世界矣。”废名认为，这一类的词，“善于描写女子心理”，把女子的个性、安静而寂寞的闺中之情境表达得委婉而动人。 “委婉而动人”，这是废名眼中女儿的形象，也是《桥》中琴子、细竹的形象，琴子是委婉，细竹则更动人。 “我仿佛女子是应该长在花园里，好比这个桃林。”(《桥·桃林》)不同于沈从文笔下“大自然生养”的翠翠，琴子和细竹的身上浸润的是诗意和禅意，是能从“打起伞到湖里坐船”的生活场景中拥有“宛在水中央”艺术感受能力的美的化身。 《桥》的下卷以小林、琴子、细竹三人去天禄山的经历为主要线索，故事的情节仿佛是无足轻重的一抹轻烟，却处处留下诗情画意的氛围。
“《桥》之类小说重感兴不重情节，重情景不重故事，重生活情趣不重命运性格。 废名在创作过程中侧重点在于抒情造境，以传达人生感受、生命情怀及其背后的意义蕴含。”[20]的确，《桥》的非故事性叙述方式使小说在言说中多了一层诗性结构。 在小林、琴子、细竹的一路相处中，沉默是大千世界的“灵魂之相”；头发可以成“林”；纤手捻红便是一首诗；山上的竹叶是尊前之酒，叶叶相接便是一个莲花境界——“绿酒一卮红上面”的诗境也不过如此罢；一只雁，一株树，一个池塘，空灵的世界里渗透着一个好看的灵魂…… “中国文章本来不以表现情节见长，而诗人伟大的怀抱却是可以以同样的尺度去度量的了。”[21]感知大千世界的一花一木，体悟心灵深处的每一个细微的声音，浮生如梦的诗性之美成为《桥》的抒情底色。
“诗的境界是理想境界，是从时间与空间中执着一微点而加以永恒化与普遍化。 ……在刹那中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千古，在有限中寓无限。”[22]或者可以说，无论是《红楼梦》还是废名的《桥》，小说文本在诗性上的追求，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叙事对文学性的追求。 换句话说，无论是诗词的化用，还是意境的融入，正是经由《红楼梦》的成功实践，中国古典诗歌的空灵诗性之美，进入到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 而《桥》又将这种空灵诗性的一面推向了极致——故事被氛围所取代——在氛围的推动下，情节已经是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留下的是一个镜花水月的乌托邦世界。
结语
从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中国传统小说不断实践着将诗词曲赋引入叙事文本，诗歌的抒情性使得小说在叙事艺术中具有了诗意性，这样的一种诗性传统在《红楼梦》中达到了顶峰。 近现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现当代作家在西方文学的冲击下开始探索更加复杂的小说叙事方式，所带来的是以语言为中心的传统小说观念慢慢瓦解，而以叙事为中心的现代小说观念逐渐确立。 但在这股“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中，却同样涌动着一股暗流：“诗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倾向被以废名为代表的现当代作家传承下来，他们自觉地从传统小说中的诗性表达中吸取养分，将意境、氛围、境界、感觉等抒情性因素引入小说，使得小说在故事之外生发出新的质地，具有了诗的特质。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对《桥》的影响是整体的抒情意识的影响，是间接的经验的沉淀，同时也是现代小说面对古典资源的一次沉吟与回望。
?本文系2020 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自我’观念的形成与嬗变：废名文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XSP20YBC418)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格非《中国小说的两个传统》，《小说评论》2008 年第6 期。
② 张爱玲《红楼梦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版，第5 页。
③ 朱光潜《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年版，第488 页。
④ 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第1093 页。
⑤⑥[12][14][21] 废名著，王风编《废名集》(第3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356、1421、1154、1265、1461 页。
⑦ 李贽著，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卷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第92 页。
⑧ 梁秉均《中国现代抒情小说》，陈炳良编《中国现代文学新貌》，台湾学生书局1990 年版，第135 页。
⑨ 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第358 页。
⑩ 王希廉《红楼梦总评》，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569 页。
[11]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批语》，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456 页。
[13] 吴晓东《镜花水月的世界》，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238 页。
[15]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影印本，第356 页。
[16]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华书局2015 年版，第4 页。
[17] 周汝昌、周伦芩《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工人出版社1989 年版，第2 页。
[18] 宇文所安《断片》，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版，第364—365 页。
[19] 废名《〈废名小说选〉序》，见《冯文炳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394 页。
[20] 杨经建《“抒情传统”的新质与母语文学的“创格”——重论废名小说》，《厦门大学学报》2018 年第5 期。
[22] 朱光潜《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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