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风

　　内容提要：吴敬梓、曹雪芹同样受到了江南文化的哺育，尤其是受到了魏晋风度的吸引。 他们都对康熙抱有好感，对雍正非常反感，对乾隆很失望。 吴敬梓关心的是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曹雪芹关心的是人生的意义。 家难对吴敬梓影响很大，而曹雪芹的家族则在一场政治风浪中骤然败落。 吴敬梓愤世嫉俗，但目光依然在现实之中。 曹雪芹则试图借助哲学的抽象逃往虚幻的彼岸世界，获得解脱。吴敬梓对功名富贵的否定中隐含着对现实政治的否定。 曹雪芹有否定一切政治的思想。 本是假恶丑，却自以为是真善美，或者是希望别人将其视为真善美。 这就是吴敬梓所紧紧地抓住的讽刺对象。 《儒林外史》写得最好的是秀才这一群体。 《红楼梦》写得最好的是大观园的少女们。

　　乾隆时期，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部文学巨著《儒林外史》和《红楼梦》。 这两部巨著丰富的思想容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给我们一种说不尽、道不完的感觉。 鲁迅谈到《儒林外史》的时候，曾经感叹地说:“伟大也要有人懂。”这句话显然同样适用于《红楼梦》。 在谈到《红楼梦》的时候，鲁迅曾经说:“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其实，自有《儒林外史》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也打破了。 这两部名著从内容到风格是那么不同，同时又具有很多的相通之处。 两书作者的家庭家族和经历虽然很不相同，但同时具有某种相似之处。 对于名著来说，风格即人，文如其人，作品与作者难以分割。 所以我在比较两部名著的同时，也时不时地要将两位作者进行比较。 吴敬梓和曹雪芹生活在同一个康乾盛世，面对着歌舞升平的盛世，吴敬梓看到的是虚伪和势利，曹雪芹看到的是真、善、美的死亡。 在封建社会回光返照的这一历史瞬间，18 世纪的两位文化巨人，更加深深地感受到一种“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悲哀，从而表现出艺术大师对时代本质和发展趋势的可贵敏感。

　　吴敬梓和曹雪芹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康熙的好感，对雍正的没有好感，对乾隆的失望。 当然，这种感情倾向是非常含蓄的，尤其是曹雪芹。 当时十分严酷的文字狱不允许作者有露骨的表达。 吴敬梓留下的资料比较多，我们读《老伶行——赠七十八叟王宁仲》，满是对康熙的颂扬。《金陵景物图诗》更是说明，吴敬梓直到晚年依然保持着对康熙的好感。 这些表达并非违心的颂圣之作，而是吴敬梓真实感情的证明。 吴家的兴旺发达是在顺治和康熙一朝的前期。 泰伯之祭，暗含着对雍正朝骨肉相残的讥刺。 吴敬梓并不迂腐，他并不认为复古是一条出路。 泰伯祠祭祀以后，不久就破败不堪，众名士风流云散。 泰伯的高尚在一个“让”字，雍正的惭德集中在一个“夺”字。 今人看到的是雍正的历史贡献，当时人看到的是骨肉相残。 雍正也没有电视剧中描写的那样高尚伟大。 雍正的整顿吏治，使他在政界树敌很多。 社会上沸沸扬扬的曾静一案充分说明:谴责雍正的种种传闻，由满而汉，由宫廷而市井，迅速扩散，形成了对雍正极为不利的社会舆论。 《大义觉迷录》的公布，越描越黑，使各种真真假假的小道消息，获得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聪明的乾隆一上台，亡羊补牢，立即禁止了《大义觉迷录》的传播。 嗣位斗争的失败者们，怀着怨恨和痛苦，到处散布雍正改诏篡位、毒杀父皇、逼死母后的流言。 而汉人则抱着旁观者的心态，观看着满族王室这一出骨肉相残的大戏。 从吴敬梓的经历来看，雍正的十三年，几乎集中了吴敬梓一生的不幸。 这是吴敬梓一生中思想最痛苦最矛盾的时期，也是他思想趋于成熟的关键时期。 吴敬梓的诗文中最沉痛的作品，都集中在雍正一朝。 曹雪芹对康熙的态度，我们从《红楼梦》中赵嬷嬷和王熙凤谈到南巡时的兴奋和钦羡中可以有所体会。 至于曹雪芹对雍正的态度，容我在后面再作进一步的说明。 吴敬梓和曹雪芹都是贫病交加，穷饿而死，他们对乾隆朝的失望可想而知。

　　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但是，《儒林外史》是在江苏的南京写成的。 吴敬梓在南京度过了他的后半生。 而曹雪芹的家族有四代人在南京、苏州、扬州等地生活了六十年之久。 吴敬梓对江苏很有感情，“生耽白下残烟景，死恋扬州好墓田”“生平爱秦淮，吟魂应恋兹”，这就是吴敬梓这位“秦淮寓客”给他最亲密的朋友留下的印象。 而曹雪芹的挚友敦诚说曹雪芹“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秦淮”与“燕市”同列，南京和北京并提，其中“秦淮旧梦”所指，显然是曹家在江南的那段生活。 清人富察明义《题红楼梦》中所谓“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也是指的南京。 不管大观园是南是北，里面有南京“风月繁华”的影子是不争的事实。 曹家的“鲜花著锦，烈火烹油之盛”，是在南京、扬州、苏州的事。 江南的人文地理对吴敬梓、曹雪芹的启迪是非常明显的。 吴敬梓和曹雪芹都喝过秦淮河的水。 《儒林外史》里说南京的“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吴敬梓非常欣赏六朝的名士风度，尤其欣赏阮籍、嵇康那种特立独行的作风和人格。 吴敬梓对南京、扬州的喜欢有诗为证，有小说中的描写为证。 从吴敬梓的诗文不难看出，他对六朝的典故是那么熟悉，又多么的喜欢，津津乐道。 而曹雪芹也被他的友人敦诚在诗中描写成“狂于阮步兵”“步兵白眼向人斜”。 这种狂傲正是魏晋风度蔑视世俗的神韵。 潇湘馆的竹梢风动，林黛玉的“我爱那几竿竹子”，不难使人联想到魏晋名士的“岂可一日无此君”。 江南地区是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地方，又是于朝政于政治高度敏感的地区。 这里是清朝统治者笼络知识分子的重点地区，又是文字狱的重灾区。 清王朝“博大而恶辣”的文化专制在江南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都孕育于此，绝非偶然。 明清的小说名著，一半以上与江浙有关，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笔者由此而联想到《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曾经在江南拜访过明末的遗民名士，获得过无数的灵感。 《长生殿》的作者洪昇是钱塘(今杭州)人。 “南洪北孔”都在或明或暗地感伤一个失败的王朝。

　　吴敬梓和曹雪芹都对乾隆的盛世流露出深深的失望，但吴敬梓还没有达到绝望的程度，而曹雪芹则已经走到怀疑人生的地步。 经历了家庭家族的沧桑之变以后，他已经把一切看透，一切都已想明白，真正是看破红尘。 在曹雪芹的思想深处，人生不但无常，而且没有意义。 所以贾宝玉常常会说出“化灰化烟”的“胡话”，而一句戏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会惹得这位怡红公子嚎啕大哭。 曹雪芹唯一的留恋是大观园的少女们，《红楼梦》中最欢乐，写得最放松的场面，就是第四十回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大观园儿女们东倒西歪的“群笑”镜头。 有关她们的回忆安慰着他，也折磨着他。 他必须把这种回忆写出来，才能获得解脱。 吴敬梓虽然不谈忠，但他批判的武器依然没有超出儒家学说的藩篱。 而曹雪芹则明显地受到老庄的影响和佛学的吸引，充满了浓郁的“人生如梦”的虚无思想。 他知道佛老足以“移性”，却依然难以拒绝它们的诱惑。 他也不是如何地信老庄信佛，只不过是借此麻醉自己，减轻一下巨大的痛苦而已。 吴敬梓愤世嫉俗，但目光依然在现实之中，至少有一个儿子和一群朋友值得他牵挂；而曹雪芹则试图借助哲学的抽象逃往虚幻的彼岸世界，获得解脱。 曹雪芹不但是不谈忠，而且有否定一切政治的思想。 在曹雪芹看来，政治上的斗争，不过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而已。 曹家是在满族王室残酷的内斗中受牵连而瞬间败落的，曹雪芹对雍正登基以后的风风雨雨应该是有切肤之痛的，是所谓“不是情人不泪流”；但在这场噩梦过去以后，曹雪芹已经对这场内斗的是是非非，乃至于谁胜谁负没有兴趣。 政治风云变幻，起伏无常，从雍正到乾隆，打击以后的安抚，安抚以后新的打击。 社会腐败如故，家族的衰败已经无可挽回，个人和家庭日趋贫困，最后到了一餐一饭都难以为继的地步。 这样的政治，又如何能够引起曹雪芹的兴趣。 他唯一的财富已经只剩下回忆。 他必须在回忆中寻找往日的欢乐和咀嚼难忘的痛苦。 文字狱的严酷和曹雪芹自己对政治的冷漠，使他在《红楼梦》的欢乐和痛苦中彻底地过滤掉了那一场宗室骨肉相残的一切内容。 连一点暗示都没有。 贾政如何为官，元春在宫中是获宠还是失宠，作者都没有丝毫的兴趣去写。 写贾雨村的判案，主要也不是为了写官场的腐败，而是要突出四大家族的权势，给故事一个背景，为了引出薛家，带出薛宝钗这一重要人物。 作为一个汉族知识分子，吴敬梓对雍正时期满族宗室残酷的内斗抱着一种旁观的态度，他不会有感同身受的痛苦，不会像曹雪芹那么敏感和讳莫如深。 他和努尔哈赤的后裔们，也没有什么来往。可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他会对一场骨肉相残的内斗非常的反感。

　　吴敬梓和曹雪芹都是出身富贵人家，后来家道中落，经历了世态炎凉，增加了对人生的体验，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 但是，吴敬梓和曹雪芹的“家道中落”又有很不相同的地方:吴敬梓的家产是在他自己的手里一点一点败掉的。族人哄抢遗产的一场家难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使他变得愤世嫉俗，他从此变得放荡不羁。 在肆意的挥霍之中，加上周边无良小人的哄骗，他的家产很快地消耗殆尽。 而曹雪芹的家庭是在一场急剧的政治变动中，迅速地没落下来，昨天还是“鲜花著锦，烈火烹油之盛”，忽然之间，“忽喇喇似大厦倾”，“家亡人散各奔腾”。 贾府不是一般的衰败，而是一种急剧的、当事人毫无思想准备的衰落。 甄士隐对《好了歌》的解读中暗示了衰落的瞬间性，“昨日”与“今宵”，“昨怜”与“今嫌”，不是文学的夸张，而是惊心动魄的现实! 昨为人所妒，今为人所怜。 昨天还是座上宾，今天就成了阶下囚。 惟其如此，我们才在《红楼梦》里感受到那种浓郁的梦幻一样的氛围。 昨天和今天，恍若隔世，犹如大梦一场，噩梦一场。 往事不堪回首，不如将它看作一场大梦。 一个爱情的悲剧，一个婚姻的悲剧，还不足以造成《红楼梦》那么沉重的感伤和悲哀，还不足以造成那么浓郁的梦幻之感。

　　对于家族的没落，吴敬梓和曹雪芹同样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 吴敬梓从一个科举世家的后裔，成为“乡里传为子弟戒”的叛逆，产生“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感慨，成为讽刺巨著的作者，经历了长期的痛苦的思想斗争。 吴敬梓的一生，始终在一种愧疚自责的痛苦和愤世嫉俗的激情中煎熬着。 贫穷的生活和感情的煎熬促成了他的英年早逝。 尽管他最后抛弃了功名富贵的追求，鄙视了来自本阶级的“鄙视”，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境界；但是，那种“生儿不孝”、对不起先人的念头始终像鬼魂一样纠缠着他，心情非常沉痛。 曹雪芹也是一样，《红楼梦》开首所谓“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不是“故弄狡狯”之笔，不是烟幕弹，而是一种真实的忏悔之情。 人的思想就是这样的矛盾，伟人也是人，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平常心去看待伟人思想中的矛盾。 吴敬梓和曹雪芹的家族很不相同，吴家是安徽全椒的科举世家，吴敬梓的朋友圈是江南地区的汉族落魄文人。 曹家是包衣出身，从曹锡远到曹寅，经历了先满化又汉化的复杂过程。 曹寅是江南地区的风雅主持，是满族统治集团联络汉族文人的关键人物。 从曹雪芹的朋友圈来看，多宗室后裔。 满族特重礼节，贾府规矩特多，看吃饭的规矩就很多。 贾母吃饭时，李纨捧饭，王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 宝玉进屋，探春、惜春、贾环都站了起来。 黛玉进贾府，生怕触犯了贾府的规矩，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 宝玉顽劣，但贾母依然称赞他懂礼数。 索隐派说《红楼梦》反满是没有道理的。

　　《儒林外史》的描写指向社会，描写的中心是知识分子的生活、精神状态和历史命运，特别是秀才这一群体。 写得最好的，也是秀才这个群体。 因为吴敬梓对这个群体最熟悉，观察最仔细最深入。 可以说是感同身受。 而《红楼梦》的中心是爱情和婚姻，曹雪芹写得最出色的是少女和少妇这两个群体，尤其是金陵十二钗。 真正写得跃然纸上。 吴敬梓喜欢用功名富贵去考验他笔下的人物，而曹雪芹则更多地借爱情、亲情去考验大观园乃至荣、宁二府的人物。 曹雪芹的气质比吴敬梓更加敏感，对细腻的感情和微妙的心理有深刻的观察和体验，他简直是一位出色的心理学家。他的这份敏感和对细腻情感的把握能力，更适合去描绘女性，特别是少女的性格。 三个中心人物(贾、林、薛)，两位(贾、林)都是典型的诗人气质。 《红楼梦》里描写得最出色的人物就是大观园的少女们，唯有王熙凤是一个例外。 但作者对王熙凤的出色描写，同样体现出曹雪芹刻画女性的天赋。 王熙凤虽然是一个“脂粉须眉齐却步”的女强人，但同样不乏女性的特点，同样地充满了女人味。 读者不会把王熙凤混同于孙二娘和顾大嫂。 吴敬梓对女性的刻画比较一般。 杜少卿好施舍，时不时被人骗了去，他的夫人对此是什么态度，我们不得而知。 沈琼枝明摆着是嫁给盐商去做妾，她自己是怎么想的。 她从盐商那里逃出来，拿了些金银首饰，穿了7 条裙子，她又是怎么想的，我们也不得其详。王玉辉的女儿做了烈女，她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介绍得不是很细致。

　　曹雪芹对势利和虚伪并没有吴敬梓那样的敏感。 金钏之死这一事件中，王夫人和薛宝钗的表现都很虚伪，但小说没有往这方面去用力发掘，反而是有所掩饰。 从贾府对刘姥姥的态度来看，一点也不势利，真正是怜贫惜老。 虽然是拿刘姥姥取乐，但我们没有理由去夸大这一点。 秦可卿出身贫寒，但贾母、凤姐并没有怠慢她。 湘云的处境并不富裕，邢岫烟的家境更是窘迫，但贾府对她们并不冷淡。

　　吴敬梓思考的焦点是知识分子的出路，曹雪芹思考的中心是人生的意义。 吴敬梓的长处是对世态的描绘和讽刺，曹雪芹的强项是描写爱情，他特别善于用爱情去考验他笔下的人物。 而吴敬梓则是处处用功名富贵去考验人物的灵魂。 吴敬梓对于虚伪和势利的现象特别敏感，时时地抓住，加以揭露和抨击。 吴敬梓讽刺的对象是什么呢? 是热衷功名富贵的名利之徒，是围绕功名富贵所呈现出来的炎凉世态。 这种讽刺应该说有非常悠久的传统。 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倡舍生取义，儒家从来都鄙薄名利之徒。 那么，吴敬梓的独特贡献又是什么呢? 独特就独特在吴敬梓提供了一种高层次的讽刺。 他笔下的名利之徒，个个都有良好的自我感觉。 本是假恶丑，却自以为是真善美，或者是希望别人将其视为真善美。 这就是吴敬梓所紧紧地抓住的讽刺对象。 他并不直揭其丑，而是用白描的手法，有时候带一点夸张的方法，描绘、渲染其近于自我陶醉的精神状态，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其中恶毒的讽刺。 这种手法很高明，很含蓄，同时又非常深刻。 鲁迅之所以那么地钦佩吴敬梓，其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吴敬梓针对的是围绕功名富贵所暴露出来的假恶丑。 吴敬梓的讽刺如此了不起，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天赋。 作为讽刺家，吴敬梓对世态炎凉非常敏感。 这种敏感同样具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可是，吴敬梓对虚伪的敏感却是他的独特之处。 他之欣赏性情中人，欣赏魏晋风度，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为人是否坦诚是吴敬梓衡量人物、褒贬人物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在《儒林外史》中被赞美的人物，有所肯定的人物，无不具有这一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吴敬梓的这一标尺施用于小说中的各种人物，而不论其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 牛老、卜老、匡超人的父亲，都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穷人，但是，他们的为人，都非常坦诚。 吴敬梓对他们的刻画，充满了温馨的呵护之情。 秦老小康人家，为人很诚恳，作者对他的描写也是正面的。 向鼎的为人也比较坦诚，作者对他的描写，也给人正面的印象。 马二先生的崇拜科举，被作者讽刺，但他的古道热肠，又被作者肯定。 他的真诚甚至感动了企图讹诈他的衙役。 历史上对虚伪的讽刺，远没有对势利的讽刺那么引人注目，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伦理，充满着悖论，礼教中隐藏着潜在的虚伪。 儒家是入世的政治伦理学，虽然儒家也说穷则独善其身，但达则兼济天下是主要的。 兼济天下是积极的，独善其身是消极的，不得已的。 儒家的理想道路是把个人道德的完善与做官统一起来，是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可是，时至明清，主流的意识形态已经走到了末路，散发出陈腐的气息，兼济天下成为追求功名富贵的遮羞布。 世界上的一切好东西都被官占了，可是，当官的偏偏满口都是仁义道德。制定规范的人就是带头破坏规范的人。 这种现象对社会的信仰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官场的风气蔓延到全社会，造成了普遍的虚伪。 真正信仰孔孟的人，必定不能发达，必定被人看作笨伯。 杜少卿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之受到高翰林背后的嘲笑，反映了信仰崩溃的社会现实。 吴敬梓看准了世态的炎凉，施以攻击，使读者产生“无往而非《儒林外史》”的感觉。 由小说的讽刺而觉悟到现实生活无往而不在的讽刺性的存在，这正是对讽刺巨著最大的肯定和赞扬。

　　吴敬梓对势利和虚伪的现象特别敏感，而曹雪芹则表现出对死亡的敏感，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 他常常写到的是真善美的死亡。 曹雪芹把大观园的一大群少女视为真善美的象征。 愤世嫉俗激发了吴敬梓的创作激情，使《儒林外史》处处迸发出讽刺的火花，而一大群纯真善良、美丽聪明的少女的悲惨命运则成为《红楼梦》作者的创作动力。曹雪芹把描写她们的命运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 与此同时，他对“大不近情”“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才子佳人小说表示出极大的蔑视，对自己的文学才华表现出强大的自信。 他要把闺阁中的人物写出来，将她们的可爱展示在人们的面前，不致泯灭。 她们是美丽的，又是非常真实的，是一个个各有其面目的鲜活的生命。

　　《儒林外史》被视为洞察世态人情的教科书，《红楼梦》被誉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同是伟大的写实的文学巨著，《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又有种种的不同。 《儒林外史》是一种冷峻中包裹着热情的散文风格，是鲁迅最欣赏的内热外冷的风格；《红楼梦》则是一种哀感顽艳中渗透着哲理的诗的风格。 《儒林外史》的内容、趣味和语言更接近雅俗共赏的标准，而《红楼梦》描写的生活和使用的语言更加的高雅。 前者写到了三教九流，后者写的是一个几乎封闭的、关起门来什么都有的贵族大家庭。 大观园里的生活，也就是吟诗、赏花、看戏、下棋、过节、玩牌、听曲、画画、猜谜、刺绣、婚礼、葬礼、过生日、庙里还愿、吃药看病……从人物的名字也可以看得出来。 《红楼梦》里的人物，尤其是少女们的名字，都非常艳丽而又雅致。 连奴仆的名字也是那么充满诗意:袭人、晴雯、紫鹃、鸳鸯、茗烟、引泉、扫花、挑云、伴鹤……比较俗气而又暗含讥刺的名字送给了那些曹雪芹不喜欢的男性:单聘仁(善骗人)、詹光(沾光)、张如圭(如鬼)、卜世仁(不是人)、王仁(忘仁)……在艺术手法上，《儒林外史》更多地表现出史家那种皮里阳秋、春秋笔法的潜在影响，他基本不用象征的手法。 而《红楼梦》则不时地流露出诗人的气质和习惯。 他大量地采用暗示象征手法，“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惹得后来一大群索隐派心痒难耐，想落天外，走火入魔。 曹雪芹大量地运用诗谶的手法来暗示人物的命运。 这一手法在第五回达到了极致。诗歌那种联类不断的思维方式也帮助曹雪芹加强了《红楼梦》全书的凝聚力。 处处有诗一般的暗示，使人物与人物、情节与情节，人物的生活片段与她(他)的结局或明或暗地勾连着。 这是将诗歌的思维方式运用于长篇小说结构的成功范例。

　　吴敬梓描绘人物的外貌穿戴，纯用白描，抓住其传神之处，一般没有面面俱到的描绘。 譬如写夏总甲的出场:“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而曹雪芹写起来，则极其铺张，特别是重要人物的外貌穿戴，不厌其详。 譬如宝玉、凤姐的出场，头上戴什么，有什么首饰，脖项上戴什么，身上穿什么，外面罩的是什么。 名目繁多，一一详细地介绍，绝不含糊其辞。 对于居室的布置，也常有详尽的介绍。 大观园的各处院落，里里外外，娓娓道来，纹丝不乱。 笔者由此而想到，曹雪芹的记忆必有过人之处，他对穿戴服饰、居室布置、园林结构有惊人的记忆力。 他不是依靠逻辑来记忆，而是一种摄影般的形象的记忆。 《红楼梦》的创作是在家族破败以后、“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条件下开始的，此时的曹雪芹早就离开了那个钟鸣鼎食的家庭环境，要详细地描写那个烈火烹油般的繁华风月，需要一种多么不同寻常的记忆力。

　　吴敬梓选择连环短篇式的结构来展开一幅幅的风俗画，他没有在结构上花太多的精力。 或许他认为这种结构最便于表现他的主题，发挥其描写世态的特长。 曹雪芹则不然，他像一个围棋高手，每下一子，都考虑着全局，又照顾着局部。 一个人物、一个情节、一个细节、一段对话的设计，都考虑得非常长远，照顾到方方面面，真正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精心布局，而又那么自然天成。 在中国古代的小说中，《红楼梦》的结构是最出色的。 特别是金钏的死、宝玉的挨打、抄检大观园，都是借一件事，把许多的人物卷进来，让她们(他们)一一地对此表态，以此展示她们(他们)各自的思想性格。 《红楼梦》真正把人物写成了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吴敬梓没有盯住一个个人物的命运去写，他关注的是知识分子整体的命运，全篇的结构靠主题去凝聚。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红楼梦》过于文雅，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写完。 前八十回中，金陵十二钗里只有一个秦可卿有了结局。 到收尾的部分，本来应该对前面的暗示一一地加以呼应，但曹雪芹贫病交加，想完成全书，已经力所不及。《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写的都是日常的生活，很少出现离奇的情节。 这些都是两书吃亏的地方。 所以就一般的民众来说，两书的普及程度，都不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 对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文人来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处在更高的层次上。 他们能够容忍《儒林外史》的散，能够欣赏《红楼梦》的雅，他们对故事是否具有传奇性没有很高的要求。

　　在一个蔑视小说，写作小说与名利毫无关系的时代，吴敬梓和曹雪芹那么一丝不苟、呕心沥血地进行着他们的创作，这种精神是多么地令人感动! 非常之作，需要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具有非常之天赋，非常之经历，非常之境界。《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吴敬梓和曹雪芹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