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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的绝笔诗

时间:2023/11/9 作者: 上海文化(新批评) 热度: 11373
秦晓宇

  在鲁迅留存的少量报纸中,有一份1935年7月5日的《申报》,内刊一篇关于瞿秋白在福建长汀“伏法”的通讯报道。篇首提要为“临刑前晚梦行山中”,“绝笔诗一首并有序文”,随后略叙瞿被俘后的囚押生活,并提及“所写小册一本,题为《多余的话》,颇多幽愤语”。这篇报道记录了绝笔诗成诗的整个过程:

  十七日,奉中央电令,着将瞿就地枪决……廖连长示以命令,瞿颔首作豪语:“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廖连长询以有无遗言留下,瞿答:“余尚有诗一首未录出”,当即复返囚室,取笔书诗一首,并序如下:“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山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方欲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云:‘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消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末署秋白绝笔。

  1950年,诗人臧克家读到翻译家李霁野纪念瞿秋白的文章所附《偶成》后,撰文反驳,称此诗“如果出自一个‘坐化’的释教徒还差不离”,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烈士的死是多不相称”,他推断《偶成》是敌人阴险的“暗箭”。瞿秋白遗孀杨之华亦致函报社,支持臧克家的观点。现在已确知,《偶成》的确出自瞿秋白手笔,只是对于这首诗究竟表达了什么,仍然莫衷一是。要读懂这首诗,我们先需了解瞿秋白走到生命尽头时的心境。

  幸好他留下了《多余的话》,一部旨在“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小册子。而其“内心的真相”,说穿了是一种二元对立、自我冲突的精神状况。瞿秋白回顾一生,认为自己只是个酷爱文艺的“读书种子”,并没有“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却阴差阳错走上了革命道路,进而成为中共领袖,在这个过程中,离他热爱的文学越来越远,内心也在二元对立的冲突中备受折磨——除了文人与政治家的对立,还包括“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地位”,再加上党内斗争与严重的肺结核,迫使他早萌退意,他甚至自认为精神上早就退出了革命队伍,身心俱疲,只渴望休息,说完这些“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他就可以“永久去休息了”。

  这些毫不留情解剖自己、充满矛盾痛苦的肺腑之言,很长时间像《偶成》一样被视为敌人伪造,“文革”中又成了叛徒的证供。从瞿秋白身上,我们感受到的不是正反合的辩证法,而是无法统一的统一性。对于这种自相矛盾的分裂之感,尼采认为是现代人的本质特征。他说:“现代人展现出一种价值矛盾,他处于两难状态,一口气同时说‘是’和‘不是’。我们所有人都与知识和意志相抵牾,身上具有来源截然不同的价值、词语、套话和道德”(《瓦格纳事件》)。

  这种自相矛盾的两难状态,在瞿秋白笔下早有流露。《赤都心史》写到在他身上,浪漫派与现实派“两派潮流的交汇,湍洵相激,成此漩涡”,“‘我’,——是欧华文化冲突的牺牲,‘内的不协调’,现实与浪漫相敌”。1932年,与鲁迅初次见面后不久,他便抄录了自己早年的一首诗送给鲁迅:

  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

  瞿秋白不会无缘无故抄赠此诗,他很可能想借这首旧作,抒发当下襟怀。“江南”是他的故乡,也是浪漫与文学的象征,只是这“旧梦”已如烟散去,宛若乡愁;与“江南”不同,“长安”是政治中心,末二句化用了杜甫描写李白醉眠那句“长安市上酒家眠”,一个同样在文学与政治之间进退失据、佯狂买醉的矛盾形象。“雪意”、“天寒”意味着时代的肃杀,或党内外斗争的残酷。瞿鲁会面前一年,国民党发动了三次针对共产党的“围剿”,而瞿秋白在中共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围攻,被开除出政治局,留上海养病;他开始基于个人威望与文学、理论造诣,而非组织任命,比较直接地领导了“左联”的工作,由此与鲁迅结下深厚的友情。两人相识时,瞿秋白的内心是“凄其”与“惘然”的,不过,虽思绪纷乱,矛盾重重,失意消极,他仍然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梅花”暗示了这一点。

  再看《偶成》,确乎是一首绝笔诗,仅从字面看,“夕阳”、“落叶”、“空”,已流露出死亡意味。而要真正理解这首诗的深意,我们还应结合诗句所出自的唐诗原作,在一种深刻的互文中,细细体味他“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言志写作。《偶成》并非孤例,瞿秋白临终前还写过一首《寄内》,也是集句之作,同样必须结合四首原作,方能体会到他对妻子杨之华微妙而深的情意。

  《偶成》第一句来自韦应物的《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以下简称《寄僚友》),第三句出自杜甫的《宿府》,第二句与第四句集自郎士元《赠钱起秋夜宿灵台寺见寄》(以下简称《赠钱起》)。这三首唐诗,全都写于安史之乱后,这绝非巧合。安史之乱是这样一段历史:列强环伺,蚕食国土,党争激烈,军阀割据,胡人入侵,上层统治阶级腐败无能,阶级矛盾愈演愈烈。瞿秋白想必是以此来喻写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

  《寄僚友》从题目可知是写给同事的,《宿府》乃抒怀自况之诗,《赠钱起》很显然是写给知己好友的。而《偶成》一诗同时包含了这三个向度,既写给党内的同志们,又自抒心曲,最后向知己好友遥致诀别之意。

  韦应物《寄僚友》原句为“夕阳明灭乱流中”,写舟行黄河之景,而瞿秋白被拘押在福建长汀,乃武夷山南麓一座小小的山城,于是他改“流”为“山”,不仅更应景,而且把生命般流动的河水换成了死亡般静止的山峦。无论“乱流”还是“乱山”,整个诗句表达的都是世积乱离的时代景象。《寄僚友》尾联写道:“为报洛桥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心同。”这是向洛阳同僚诉说心志。“不系之舟”在中国文化中与归隐意识有关,典出《庄子·列御寇》“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封建士大夫在世道幽昧或官场险恶之际,往往便生出辞官归隐的念头,以为那样可以获得“不系之舟”的解脱和自由。写《寄僚友》前,韦应物两度辞官,两居寺庙,在出世入世间犹豫不决,虽怀抱强烈的归隐之心,但始终未能离开仕途。这种心境同样属于瞿秋白,这是他从《寄僚友》截选诗句的深心。

  第二句“落叶寒泉听不同”,又有两处改动。《赠钱起》原诗为“落木寒泉听不穷”,“落木”为秋天萧瑟的落叶,而瞿秋白被拘押时正值盛夏,又在福建这样的南方,称“落木”并不合适,可见他炼字之精。“听不穷”,声音不绝于耳;“听不同”则意味着,瞿秋白希望他的知音能从《偶成》中,“听”出他与其他共产党员的“不同”。

  这“不同”首先是“明”与“灭”即生与死的不同。“落叶”有死亡意味,“寒泉”亦有黄泉、九泉之意,当瞿秋白的同志们还在热火朝天的战斗时,他已落叶飘零,黄泉路近。这“不同”也是指他的脾气秉性、性格情趣与同志们迥然有别。瞿秋白有着“落叶寒泉”的文人性格,一如《多余的话》里的自我评价:“优柔寡断,随波逐流”、“仁慈礼让”、“隐士思想”、“波西美亚”等等,而他的同志们,用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的话说,“这是些勇将,从头到脚都是纯钢打成的”。正是这种深刻的“不同”,让他在《多余的话》中向同志们这样喊话:“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瞿秋白的性格,也与他的身世有关。

  他出身于江南士绅家庭,母亲金衡玉是一位大家闺秀,能诗善文,教他背诵了大量诗词,算是他文学的启蒙老师。然而家道中落后,她被沉重的债务逼得走投无路,在瞿秋白十七岁那年吞服虎骨酒与火柴头自尽了。这件事给瞿秋白留下深重的创痛,他那消极悲情的性格无疑与此创伤记忆有关。他深爱着母亲,《赤都心史》写道:“我的母亲为穷所驱,出此宇宙。只有他的慈爱,永永留在我心灵中”。而“寒泉之思”即指对母亲的思念之情,《诗经·凯风》:“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后世便以“寒泉”喻指母爱以及对母亲的怀恋。母亲死后,瞿秋白先去了武昌,后赴北京投奔堂兄,本打算考北大学习文学,因为贫穷,去了北洋政府开办的免费俄文专修馆学习,又以《晨报》记者身份,经哈尔滨远赴俄国。可以说,他的青春就是在四海漂泊中度过的,而“落叶”正是游子飘零的象征。典出隋孔绍安于国破家亡后所写的《落叶》:“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客心。翻飞不肯下,犹言惜故林。”这些“落叶寒泉”的经历,使得瞿秋白一步步接受了“不同”的主义,也造就了他“不同”于其他共产主义战士的“二元人物”的性格。

  1925年1月,瞿秋白在中共“四大”被选为中央执委,并进入五人中央局,成为中共领袖之一,后来更是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取代陈独秀,担任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到1935年就义,算起来整整十年。如果说《偶成》第二句蕴含了瞿秋白年少青春的经历,那么第三句“已忍伶俜十年事”,便是对自己人生最后十年的感慨。“伶俜”有孤独、漂泊、凋零、艰难诸义,《多余的话》对此有更充分的描写,如“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厌[压]”,尤其“这十几年的辛劳,确是算起来,也不能说怎么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可以说就是这句诗的白话译文。

  杜甫的《宿府》写于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当时严武保荐杜甫做了自己的参谋,这段幕府生涯,杜甫不仅受到其他幕僚的诽谤排挤,而且干得非常辛苦,每天很晚才下班,他家又在城外的浣花溪,往往不得不留宿幕府,这便是《宿府》之题的由来。本诗对于幕府工作,对于孤独的自我,对于时局,对于故乡一一抒发了浓郁的苦闷和悲愁。杜甫早年确有政治抱负,但经历了安史之乱,他的理想渐渐破灭,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就弃官不做了。如今再做严武的幕僚,并非政治热情的复苏,相反,他的心境格外颓唐,常常有种身不由己的感觉,《宿府》末句“强移栖息一枝安”之“强移”,表达了这一点。而他就像栖息在“幕府井梧”上的鸟儿一样,渴望得到自由与解脱。所有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瞿秋白最后十年的心境。

  末句“心持半偈万缘空”更改了一字,原诗为“僧持半偈万缘空”。这已说明瞿秋白并非臧克家所误读的“释教徒”,他是借此来比喻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同时偈子乃佛家诗语,所以“心持半偈”正如《多余的话》的自我评价,一方面指他自认为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识”,另一方面指“我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这两方面不断斗争,却无法统一。“万缘空”,类似陆游的“死去元知万事空”,瞿秋白临终前的诗作之一《梦回》,亦写到“何事万缘俱寂后”,涵义庶几近之。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一个无神论者,瞿秋白无疑认为根本没有天堂或来世,死亡就是“万缘空”。除此之外,“万缘空”还有“心中空无所有”之意。《多余的话》:“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密[蜜]的’休息,以至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钱起写过一首《夜宿灵台寺寄郎士元》,尾联是:“万里故人能尚尔,知君视听我心同。”而郎士元回赠他的这首《赠钱起》结尾写道:“更忆双峰最高顶,此心期与故人同。”他们都表达了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以及与对方心意相通的知己之感,这种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便是中国文人交往的最高境界了。鲁迅曾赠给瞿秋白一幅字,系清人何瓦琴从王羲之《兰亭集序》中集字而成:“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说明鲁迅把瞿秋白当成人生唯一的知己,以及一母同胞的兄弟。当鲁迅帮瞿秋白找到新的避难住所后,瞿秋白把这幅字挂在了客厅。所以很有可能,鲁迅便是瞿秋白“此心期与故人同”的那位“故人”。

  瞿鲁相差十八岁,个性迥异,却又有太多相似之处。譬如都出身于江南士绅家庭,儿时家道中落,十几岁就出入当铺,看尽世态炎凉,青年时代都远赴异国,怀抱救民之志与文学理想,都有肺病,也都擅长不留情面地解剖自己,人生均跌宕于文学与革命之间,遭受了很多明枪暗箭……两人未见面时,瞿秋白已在信中称“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1932年6月,他们在冯雪峰的安排下会面了,开启了一段近两年的密切交往。瞿秋白曾三次寓居鲁迅家中,他模仿鲁迅的风格撰写了十几篇杂文,被鲁迅拿去以其常用的笔名发表,后收入自己的杂文集,这种情况只有《新青年》时期鲁迅与周作人的合作可堪一比。瞿秋白还选编了《鲁迅杂感选集》,他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立场,撰写了一篇让鲁迅大为叹服的长序,堪称鲁迅及其杂文真正的知音。

  鲁迅1932年就写过一首感叹“左翼”作家伙伴之凋零的《偶成》,是否给予瞿秋白命题的灵感?还有,鲁迅是喜欢钱起的,他是否跟瞿秋白聊过这一点,已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鲁迅曾抄录钱起的《归雁》赠予日本友人;而瞿秋白死后,鲁迅在《“题未定”草(八)》中纵论钱起诗歌。他对朱光潜捻出钱起“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大赞其“静穆”不以为然,因为该诗中间四联“颇近于‘衰飒’”,并不“静穆”。随后鲁迅提出了他读诗论文的方法论:“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我们最好采用鲁迅的方法,来阅读瞿秋白。

  瞿秋白就义后,鲁迅花费大量时间心血用于编校出版亡友遗著,直到去世前两天,他还在书信中跟曹靖华讨论瞿著出版事宜。值得注意的是,《多余的话》结尾部分提到鲁迅、茅盾等人的小说“很可以再读一读”,这当然是真心话,不过这似乎也是作为“匪首”的瞿秋白,以不给好友带来麻烦的最恰当的方式,和他们公开道别呢。

  在生命的尽头,瞿秋白坦率地说出了他与党内同志们的“不同”,他希望鲁迅这样的知己能洞悉这一点,与此同时,他又多么希望能与鲁迅这样的故人“相同”,可以去从事心爱的文学,只是人时已尽,万缘俱空,再无可能了。那么,如何认识生死之际的瞿秋白?

  在行为上,他既未接受国民党的劝降,也未变节告密,出卖任何一位同志。鲁迅保留的那份《申报》,如此描写瞿秋白的从容就义:写完绝笔诗,他“步行中山公园,在园中凉亭内饮白干酒一斤,谈笑自如,并唱俄文《国际歌》及《红军歌》各一阕……及至刑场,盘坐草地上,尚点头微笑,俄顷,砰然一声,饮弹而殒矣。”无论按照孟子“大丈夫”的标准,还是革命党烈士的标准,抑或鲁迅“中国的脊梁”的标准,他都当之无愧。

  但在精神上瞿秋白与他的同志们分道扬镳了。在生命的最后时日,他从政治性的乌托邦转向了文学性的桃花源。所有被前者否定的,都被后者所尊重;所有在前者中难以安置的,都在后者那儿被尽情挥洒。他因此迎来了人生中最后一个创作高峰,那些自传性的诗文,在生命的尽头立言,用饱含情感而又无情剖析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极为真诚也极度矛盾的形象,或许不像其他烈士作品那样英雄豪迈、自洽统一,却无疑更具有现实与人性的深度,以及更大的文学价值。最令人震撼的是,他以一种近乎“可怕”的真诚,在临终前撕下面具,彻底袒露真我,正如晚清一代鸿儒俞樾在绝笔诗《别俞樾》中所写的那样:此后独将真我去,任它磨灭与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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