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伍德

　　宋尚诗 译

　　郭济飞 校

　　有时，一个教师给你留下的印象，可能仅是其声音——“一种发生方式，一张嘴”①。从未见过哈罗德·布鲁姆，但像他的许多读者一样，我想我是很熟稔他的声音的。布鲁姆，于本周一②故去，他一直像教师那样写作，似乎每句话都俨然出乎讲台——我总觉得，他如何授课，他就如何写作。这种质感无疑有强感染力，但存诸书页，却也不纯然是件好事儿。他不停地写啊写，文如泉涌，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变得可被预见(vatic)，不无空洞，在某些地方，冒险与莽撞并存。晚年布鲁姆一次又一次重复循环着他的痴迷，自我交叉引用，沉醉于一种不劳而获的满足之中。他其实很容易被戏仿；我对布鲁姆——欣赏有时，嘲讽亦有时，想俏皮模仿他的冲动令人技痒(我估计他的几代学生肯定也一样)：“只有堂·吉诃德才能与胖骑士约翰·法斯塔夫爵士(Sir John Falstaff)相媲美，即使是在爱默生最强的时候(甚至比他迟来的对手尼采还要强)，也不完全是其终极先驱者雅威(J’s Yahweh)③的对手，尽管我承认，耶稣之后最伟大的犹太天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不会赞同我这种异端观点。”④

　　他不停地写啊写，文如泉涌，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变得可被预见(vatic)，不无空洞，在某些地方，冒险与莽撞并存

　　所以，他还是写得太多太迅急了。由于某种陌生感和一贯性(consistency)，强有力的作家素来易被戏仿[想想布鲁姆激赏的戈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吧]；在这个意义上，布鲁姆是一个带有独创性的绝妙文体家。我的戏仿，也许只是钦佩的表现，只是这钦佩，令人挫败。你绝不会认错他：晚期布鲁姆的常用风格虽是一面褪色的蒲扇，但它仍是可识别的独属于他的老孔雀(old peacockery)。⑤你会感觉到，在他脑子里，一切都说得通：在其所建立的文学式繁复的俄狄浦斯家族中，每个人都与其他人有联系。这种跳跃式的联系、曲折缠绕的交叉引用以及有趣夸张的自我指涉，其实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被他早期作品的学理密度和得体的分寸感遮掩了而已。布鲁姆总操持自己的私人语言，并逐渐以他的独特措辞来展示这种私人性。可能这就是强力批评家(strong critics)该做的事儿。

　　这种跳跃式的联系、曲折缠绕的交叉引用以及有趣夸张的自我指涉，其实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被他早期作品的学理密度和得体的分寸感遮掩了而已

　　存在几个布鲁姆(several Blooms)，或更该称之为雌蕊和其花瓣之间的关系。在这些自我的中心，是那位在耶鲁大学开设了近五十年著名课程的老师。(作家娜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曾是布鲁姆的学生，她声称这些课程导致了意外的性挑逗；布鲁姆否认了这项指控)。从这个私人阅读和公共分享的核心中，产生了各种炽热的表演。比如，他是一位浪漫主义的早期拥护者，而是时(1950年代末)英语系仍被T.S.艾略特和新批评的审慎严苛所控制，不那么把雪莱和布莱克等浪漫“宗教”诗人太当一回事儿。比如，作为弗洛伊德派理论家，他有力地估测了作家如何与他们的前辈相斗争。又比如，作为批评家的布鲁姆，与罗伯特·阿尔特(Robert Alter)和弗兰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一起，改变了文学研究评估圣经的方式。同时，他还是一位普及者(mainstream popularizer)，一位凭借些许残余的洞察力就成效颇丰的敦敦说教者——他著有如下作品：《西方正典》、《给所有年龄段的极聪慧孩子的故事和诗歌》(Stories and Poems for Extremely Intelligent Children of All Ages)和《天才：创造性心灵的一百位典范》(Genius: A Mosaic of One Hundred Exemplary Creative Minds)。

　　早期作品，包括《诗歌与压抑 》(Poetry and Repression)和《影响的焦虑》，炮制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术语词汇表(比如，克里纳门，⑥阿斯克西斯⑦和艾根⑧)。布鲁姆当时以一种不负责任的信心不亦乐乎地使用着它，就像一些英国贵族，坚持在任何地方使用他的蹩脚法语，而且嗓门儿还挺大。随着他写下更流行的书籍，如《西方正典》和《莎士比亚：人的创造》，这些技术性语言逐渐消失，但支撑这种修辞的思想结构却没有消失。我想起了他的一个最有魅力的表述，一条洞见：莎士比亚的伟大独白者通过“偷听自己”而得以改变和发展。然布鲁姆却没能改变和发展，他并未足够用心地去偷听自己的声音，这是可被指摘的。但我们这些观众还是很幸运，至少有机会聆听他那慷慨激昂的陈词。

　　就拿布鲁姆绘制的弗洛伊德式“误读图示”理论来说，几十年来，他一直在精心地完善它。像大多数好的发明一样，它简单、易用，最重要的是，它明显是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每个人都仍在使用“影响的焦虑”这一术语，并且，还知道其含义，哪怕没读过布鲁姆一个字。作家通过阅读和改编他们的前辈来学习写作；真正的原创者是非常罕见的，这也是为何批评家们如此热衷于谈论“传统”和“影响”的原因所在。在布鲁姆的青年时代，文学研究倾向于发展出一个相当平滑的线性观念，它事关继承与创造——作家们在扬弃其伟大前辈。你可以在继承者身上发现前辈的蛛丝马迹，即使继承者断然否认“继承”的存在。这就是新批评的弗洛伊德式极限。

　　但布鲁姆显然走得更远，毋宁说他感兴趣的正是这类蛛丝马迹。在他的体系中，文学就像争吵的家庭，而批评家则是弗洛伊德式的分析者，从一个残缺的结构中理出“压制和反抗”。在伟大诗人之后降临(正如诗人阿诺德在华兹华斯和济慈之后出现)，这一事实不幸产生了焦虑。年青诗人通过“强误读”其更强大的前辈来疗愈这种焦虑，以便躲闪后者——障碍性的庞大存在。而弱的误读者则是屈服于这种“影响的焦虑”的诗人。不过话说回来，所有诗人，不论强弱，其实都是对他们前辈的误读，因为从来不存在一种简单且客观的方式来阅读我们的祖先，就像一个孩子也没法以简单客观的方式去面对父母。正如许多人指责的那样，该理论在父权式正典中最翼翼生风。但是这时，你就可以提出一个完美的布鲁姆式案例予以反驳，比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自己的房间》中拒绝将任何伟大的名号(any greatness)给予其前辈乔治·艾略特(在这本书中，简·奥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是唯二被称赞为，作为完全自由的女性，以自己的身份写作的作家)，这一事实恰恰展露了她在心理和文学上的巨大迂回(swerve around)，试图绕开那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作家，一个支配式的存在，伍尔夫仰慕且必须超越的对象。

　　那么布鲁姆又强烈地误读了谁？如果对布鲁姆进行一次布鲁姆式的阅读，我们会注意到他对T.S.艾略特的强烈敌意。我们会注意到艾略特在他1919年的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中阐述了一个关于新作家与前辈关系的理论。艾略特认为，当一个新的艺术作品被创造出来时，之前的传统就被迫发生了一些转变：“(新艺术作品)成为一个事件，以前的全部艺术作品就同时遭逢了一个新事件。”⑨布鲁姆和艾略特都将传统视为某种家庭。艾略特看到的是我们如何规制祖先，而布鲁姆看到的是我们的祖先如何苛责我们。在这个意义上，青年布鲁姆一直被那时的新批评所缠扰，这就是为什么“强大”这个词在他的作品中如此暧昧。布鲁姆以弗洛伊德的方式使用它，指的是一个作家与父亲这一形象摔跤的能力。但他似乎也用这个词来表示审美能力之类的东西，这时，“强”(strong)只是指“伟大”(great)。莎士比亚是马洛的“强误读者”，因为……他是一个更“伟大”的诗人。的确，随着布鲁姆年龄渐长，以及他为更多读者写了更为普及性的文字，“强”成了他认可一个作家的相当偷懒的描述。正是在此种情况下，新批评的旧体系(比方说，莎士比亚只是被认作比米尔顿“更伟大”的作家，或者华兹华斯被视为比雪莱更“妙”不可言)可以藉着布鲁姆的弗洛伊德式术语而被听到。

　　的确，随着布鲁姆年龄渐长，以及他为更多读者写了更为普及性的文字，“强”成了他认可一个作家的相当偷懒的描述

　　那么，布鲁姆是艾略特和新批评的弱误读者，还是强误读者？他的作品最后会怎样？当然，“影响的焦虑”确实丰富了我们对文学因袭的认识，它的持久性似乎已得证明。但布鲁姆的弗洛伊德式转向也可被视作文学批评中更大运动的一部分。尽管他声称与解构主义(耶鲁大学英语系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负盛名的输出)毫无瓜葛，尽管他对女权主义、纯理论和“政治正确性”的谴责令人厌烦，但布鲁姆的阅读方式与解构主义之间却有天然之共性，二者都在搜寻文本中的秘密，这些秘密无法被成功地压抑住。布鲁姆有关宗教的作品(他在1992年出版的《美国宗教》一书，是卓越且疯狂的)，以及对希伯来圣经的研究，产生了具有决定性的广泛影响。就算在其草就的通俗性写作中，在批量制作的导读中(所有那些切尔西出版社的版本)，在对心爱的“西方正典”无休止的轻省编排中(这就像有人痴迷于拍打、蓬松他的坐垫，以使其喜爱的座位更舒适些一样)，也总有一些走失的洞见和易逝的珠宝被发现。布鲁姆喜欢爱默生的一句话(这句话非常弗洛伊德)：在伟大作家的身上，我们识别出曾被自己拒绝的思想，“它们以某种异化的庄严感(majesty)，回到我们身边”。这未尝不是布鲁姆的真实写照，在其最好的时候，他既是电光火石般灵感迸发的分析者，又是那些“被拒绝的思想”的雄辩者。

　　? 出自奥登《悼叶芝》一诗，原文为“a way of happening, a mouth”。中译本《奥登诗选：1927-1947》翻译为：“是现象的一种方式，是一个出口。”见W.H.奥登：《悼叶芝》，《奥登诗选：1927-1947》，马鸣谦、蔡海燕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这里依据文脉，以字面义译。

　　? 本篇文章刊于2019年10月16日(周三)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

　　? Yahweh即希伯来圣经中耶和华神的名字，“自有永有”、“我是”之意，英文是I am who I am。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希伯来圣经的原作者是一位名为J的贵族女性，具体可参见布鲁姆的两本书：《The Book of J》和《Jesus and Yahweh: Names Divine》。

　　? 引号内的文字，当是詹姆斯·伍德戏仿布鲁姆的句子。

　　? 褪色的扇子(a faded fan)与老年雄孔雀(old peacockery)形成精准对应，扇子的形状与雄孔雀的尾巴相仿，而“褪色”则对应“年老”的孔雀羽毛“不再亮泽”。但依据Merriam Webster大词典的解释，peacockery还有如下意思，the dress or mannerism of a fop: proud and ostentatious display，意为“纨绔子弟的衣着与言行：傲慢且夸示”。这里或指布鲁姆有繁复炫技之意。根据语境，这样的推断有其合理性。但仅字面翻译，难以传达，故在此处注释。

　　? Clinamen，见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第一章，“‘克里纳门’或诗的误读”。《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徐文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 Askesis，见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第五章，“‘阿斯克西斯’或净化和唯我主义”。

　　? Agon，见布鲁姆《Agon: Towards a Theory of Revisionism》，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西方正典》把该词译为“竞争”，见该书第18章“乔伊斯与莎士比亚的竞争”，《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这里为与前面两个词的译法保持一致，采音译。Clinamen, Askesis, Agon均是希腊语词。

　　? 这里采用卞之琳的译笔。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卞之琳，李赋宁，方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