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刚

　　倘若为池上的小说梳理一条稍具历史感的写作脉络，我们其实不难发现，从她出版于2018年的小说集《无麂岛之夜》(译林出版社)到最新出版的《曼珠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其中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仔细读来，无麂岛、桃花渡、白苇镇，池上的小城小镇故事总是带有几分诗的格调，夹杂着令人怅然若失的文艺气息，这与接下来小说中“杭城”的喧嚣与忙碌，压抑和逼仄迥然有别。在她这里，从长乐镇到松木场，当然意味着叙述维度上从乡镇周边向城市空间的靠拢，毕竟，这不再是沉静凝滞的小镇故事，一种更加具象的城市地理坐标被清晰地建立起来。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意味着从想象中他者的世界，向更具经验化的个人叙事的转移。与此同时，一种更具流动感的城市气息，更加具象化的日常经验，也荡涤了写作中的犹疑、彷徨，以及虚幻的悬浮感，并在无形中不断锚定着一种更具质感的写作偏好。

一

大概是长期从事教师职业，对发生在学校里的各类古怪事件无比熟悉的缘故，池上在这部《曼珠沙华》中热衷于讲述一种作为行业经验的校园故事。在这类小说里，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无声发生的少年事件，本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小说情节在围绕少年的世界所展开的学校、家庭和社会等不同层面的铺陈中，极为详尽地展示了作者无比熟悉的行业经验。也正是基于这种熟悉感，小说似乎有意要扩大叙事的“信息量”，最大限度地囊括与此相关的各类人物，由此，叙事的枝蔓难免有些旁逸斜出。当然，这也终究折射出作者对教育行业里诸多所见所闻的思考与慨叹。确实如此，池上的小说世界里，在那些少年的故事被充分揭示之前，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教育行业中不同人物的诸种命运：这里有学校领导与骨干教师之间的倾轧与负气，有意欲改变的一线教师的进取与徒劳，有积极投身基层工作的支教者的默默奉献与意外死亡，当然，也有处于职业初期的年轻老师的困顿与艰辛，以及他们为了对抗这种艰辛所遭遇的世俗的凶险……

　　池上的小说往往就是这样，在以略显枝蔓的方式展现这些教育行业的“万花筒”之后，小说才重新将故事重心锁定在那些沉默而神秘的少年身上，不动声色却又令人震惊地揭示出发生在他们这里的各类“离奇”事件

　　池上的小说往往就是这样，在以略显枝蔓的方式展现这些教育行业的“万花筒”之后，小说才重新将故事重心锁定在那些沉默而神秘的少年身上，不动声色却又令人震惊地揭示出发生在他们这里的各类“离奇”事件。《创口贴》的最后程小雨头上的“创口贴”，以及《曼珠沙华》的结尾处许安琪身上的“曼珠沙华”纹身，都是这些事件的重要见证。小说当然也会通过叙事的铺陈来深入反思这些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此，一方面是老师们的自以为是，这使得他们始终无法走入孩子们的内心；而另一方面，家长们的过分期待，同样是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在《曼珠沙华》里，史云帆的妈妈为他安排了各类培训班：逻辑思维能开发智力；跆拳道可以培养男子汉气概；小提琴比钢琴好，优雅又不至于烂大街；还有识字、数数、背唐诗……“史云帆的每一天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美其名曰赢在起跑线上。”①在池上笔下，并不缺乏这类急切地希望“赢在起跑线上”的各类家长，只可惜这种急切所包含的脆弱其实一目了然。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之后，史云帆此前被寄予的各种前途和希望都化为泡影，一切戛然而止。甚至此时，他都不再被视为一位正常的孩子。这种急速的“降格”令史云帆真切地感受到被这个世界抛弃的痛苦。而“异类”的想象所带来的自卑感，以及由自卑而产生的自暴自弃，为小说最后的悲剧性结局埋下了伏笔。而所有这些，都使得原本所想象的“赢”的期待，不可避免地遭遇一败涂地的命运。

　　此外，原生家庭的各种变故，以及由此而来的诸多心理问题和性格缺陷，同样是各式各样的问题少年，各类离奇的暴力事件不容忽略的社会原因。在池上这里，少年之间惊心动魄的冲突与要挟，因无法说清的理由而产生的种种瓜葛，由家庭变故而滋生的各种问题，以及因阶层差异而产生的强势与欺凌，怯懦与讨好等等，正是各类事件产生的重要社会背景。尤其是这里所提及的阶层差异，问题少年背后最大的“问题”，恐怕正是来自这里。在《创口贴》里，令班主任罗珏颇感棘手的奇怪学生程小雨，这位华丰中学里的“异类”，她所有的“奇怪”，其实都来自她的阶层出身。当小说里的富家子弟潘家和将去往哈勃岛旅游视若平常时，家境平平的程小雨只能偶尔游玩一下西湖，对她来说，心目中的那座岛屿是如此遥远，“那片海滩就贴在程小雨房间的明信片上。她天天看，天天看，可她甚至还不知道它在哪，也从没想过原来有人真有一天会去那……”②这就是巨大的差异所在。与其他富贵的同学比起来，程小雨的家庭虽然并不贫穷，却谈不上有多体面，尤其是并不能在孩子的事务上做过多的投入，用老师的话说就是，搞不灵清的学生背后一定有个搞不灵清的家长。《摇太阳》也同样如此，小说中的宋晓艺、黎薇和郑瑶瑶，在这三位童年的玩伴之间，由“摇太阳”的歌曲表演所见证的少年之间的隔阂与恩怨，背后始终深藏着无法弥合的阶层差异。而因这种差异而来的同情与歧视，欺凌与讨好，不也正是小说所暗示的永远都无法触及的“人和人之间的某种真相”么？

二

就小说集《曼珠沙华》的整体来看，倘若说《创口贴》、《曼珠沙华》、《摇太阳》这前三篇作品体现的是更社会化，更倚重由个人行业经验所展开的对于家庭、社会和阶级差异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所引发的子女教育问题的关注，那么《仓鼠》和《松木场》这后两篇作品，其实更侧重于投射一种关乎个体成长和人生困境的感悟与想象。后者也正好对应的是小说集腰封上所提示的信息：“简单来说，我想过一种新的生活。”

　　在小说《仓鼠》中，年轻的郝丽面临着时下流行的所谓“丧偶式育儿”。丈夫对诸多事项不闻不问，做起了“甩手掌柜”，而郝丽本人又偏偏对子女教育过分关心，这便让她常常觉得无比辛苦。在郝丽这里，繁重而无趣的日常生活自然难以忍受，因此，她总会期盼一种从现实生活的庸俗与琐碎中逃离出去的契机。而每周三、周日晚上，她都要陪源源到瑞克英语来，这短暂的两个小时，正是郝丽为数不多的自由时间。这一点如小说所说的，“在瑞克英语下课前，她是一个个体——不是母亲，亦不是妻子，一个完完全全独立的叫郝丽的个体。”③从这一点来看，《仓鼠》里的郝丽与《松木场》里热爱培训的宜珍如此相似。事实上，宜珍并不喜欢培训，但作为中学教师，“多少次，宜珍发现只要她一脚踩出校门，她就和那群学生彻底划清了界限，她不用再来来回回地叫他们订正作业，又或者扯着嗓子命令他们迅速安静下来。总之，她成了人流中再正常不过的一个人，带着点新鲜、贪婪，若刚刚出锅的热气。这和她下班时的感觉完全不同”④。

　　对郝丽和宜珍来说，工作上的烦恼，家庭里的矛盾，以及生活那团“巨大的稀泥”，总是让人不得安宁。那些离开的冲动也会不断盘桓，甚至有时候，哪怕是想一想，都会有“一股难以言状的畅快感”。这也难怪，面对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逃离终归是一剂良药。从历史来看，逃离可以说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自古到今从未中断。对当代作家来说，“逃离”的最初意涵指的是从旧有的世界跨出去，寻找别样的生活。有时候，这种跨越可能仅仅是指一次旅行，或是更抽象的“到世界去”，抑或逃避毫无悬念的人生。然而，无论是旅行，还是“到世界去”，或逃避毫无悬念的人生，“逃离”的目的都是为了逃避庸常的日常生活，为沉重的生活寻找一个“出口”⑤，由此换取心灵的片刻宁静。这也就像齐格蒙特·鲍曼在《个体化社会》中所说的，“生活的固定格局在人的内心产生刺痛，风俗习惯和日常事务在这种刺痛中吞下了荒诞不经这剂毒药。”⑥正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之下，《仓鼠》里的郝丽和《松木场》里的宜珍，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象着平行世界里另外一种可能的生活，这大概也是她们曾经错失的“想过的一种新的生活”。不错，这种错失的“新的生活”，主要体现在那些理想中的男性形象那里。郝丽心目中的姚亚军和宜珍的少年挚友阿伦，都是作为过往岁月和个人回忆中错失的男性形象出现的。他们的再次出现，不约而同地勾起了女主人公关于往昔的美好回忆。而结合她们所共同深陷的生活那团“巨大的稀泥”，这些勾起美好回忆的理想男性，势必让当下的她们产生“非分之想”。这种出轨的冲动，其实并非关乎情欲，而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出口，由此体现出对于理想的“新的生活”的追逐和向往。

　　逃离可以说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自古到今从未中断。对当代作家来说，“逃离”的最初意涵指的是从旧有的世界跨出去，寻找别样的生活

　　当然，对于这些越轨的念头，我们的女主人公们也只能想想而已，现实秩序不可能让她们如此“放肆”。相对于《仓鼠》中郝丽当年勇敢的辞职，逃离了那个不断骚扰她的李副经理；而《松木场》则不断强调宜珍的隐忍，父母的离婚让她很早就领会了生活中“忍”的真谛，包括初三时胎死腹中的出走计划，便是这种忍受与顺从的生动体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最后，宜珍在公交车上那段分不清是被冒犯还是在享受的遭遇，恰恰是对这种隐忍和顺从的巨大嘲讽。

三

通过人与动物的比附，来表达一种人到中年的疲惫与慨叹，这在刘震云的小说里我们能经常看到。如其所感慨的，人到中年，有点像“玩把式的猴子”，面对主人无情的皮鞭，常常有一种翻不动跟头的无奈。这种有关中年猴子的疲惫和忧伤，并非寓言式的表达，而是一种朴素的人世感慨。这种感慨在池上的小说里也并不少见。比如在《在长乐镇》里，想去远方的唐小糖在小镇留了下来，然而，在逼仄的小镇上，所有的人都像“脸盆中的瘦鲫鱼”一样，总也长不大。在此，无处可逃的鱼儿，只能在狭窄的脸盆里游来游去。而小说里的唐小糖，正是那条“寂寞的鲫鱼”。同样，在小说《仓鼠》里，最富意味的显然是小说一开篇便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玻璃橱柜里那只肥硕的仓鼠。这个每天吃完饲料只知踩着跑轮的家伙，像极了我们可怜的人类。而后者不正是在一座更大的牢笼里，如西西弗斯一般无意义地劳作，并且为了一口吃食而无尽奔忙吗？当然，《仓鼠》里最残酷的一幕其实在小说最后。同样是那只可怜的仓鼠，被人发现时却已死去多时，然而这么长时间却一直无人察觉。这似乎同样是在诉说人类的命运：那些无意义的奔忙者，他们活着抑或死去，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里特别有意思的地方还在于，在仓鼠之外，小说讲述了主人公郝丽童年养鸭的故事。在此，鸭的隐喻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如小说所呈现的，刚开始的时候，小鸭子嫩黄嫩黄，毛茸茸的，无比可爱。然而过一阵子再看，同样是这群令人心生欢喜的小家伙，长大之后的样子却让人“惊讶、愤怒，根本不能接受”。“湿的灰白的脏兮兮的毛，肥大的每走一步便一撅一撅的屁股。”⑦而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变化仿佛是一夜之间发生的，等到发现时，它们已然变得无可救药了。更加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每每到了这个时候，鸭子们一直无法逃脱的终极命运——宰了做酱鸭——就即将登场了。小说在此显然暗示出了养鸭与个体成长的隐喻，成长既意味着理解和领悟，也意味着丑陋与死亡。我们所有的人，终会褪去年少时的纯真，最后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这种成长和蜕变，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任何端倪，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宣告完成。而当这样的成长已然完成时，那些儿时的纯真与善意，那些曾经的欢乐与美好，就再也难觅踪迹了。这大概也意味着个体在符号意义上的死亡吧！这些思考和慨叹，也正是池上小说中特别有意思，也特别有深意的地方。

　　? 池上：《曼珠沙华》，《曼珠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101页。

　　? 池上：《创口贴》，《曼珠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54页。

　　? 池上：《仓鼠》，《曼珠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203页。

　　? 池上：《松木场》，《曼珠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204页。

　　? 徐刚：《逃离，或无处可逃——青年写作的一种主题》，《当代文坛》2019年第2期。

　　? [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序言第2页。

　　? 池上：《仓鼠》，《曼珠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