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时代的不断加速，我们丧失了个体生命的成长、成熟成熟与时间的关系，失去了智慧与时间最为本源的生命关联，而在德意志文化晚熟但却自觉的苏醒时刻，从早期浪漫派开始的所谓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尤其在歌德集大成的形象威廉·麦斯特那里，我们能看到一个漫游求学的年轻人如何聚集时代的精华而成为大师，塑造出一个希腊式完美的典型形象，进入德意志人所梦想的高贵单纯与静穆伟大之中。
但进入现代性，如此的想象遇到了危机，当然，此危机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初就已经被发现。随着尼采的虚无主义颠覆了一切价值之后，尤其其是对德意志精神的激烈抨击，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他甚至认为德国人，一个好的德国人，只有“去德国化”，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欧洲人之后，接着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以严酷的历史形态学再次诊断出该结论后，20世纪的德国文化人，不得不在现代性一开始，就试图从西方自身没落的危险中寻求拯救的可能性，开始建构另一种文化想象的生命空间，重新发现另一种人性。
一方面，这以托马斯·曼重构犹太化的约瑟家族，以及从《魔山》到《浮士德博士》，唤醒西方自身的魔灵精神及其克服为代表，如同卢卡奇与本雅明在小说理论中发现的现代西方人的生命形式。但同时还有另一个方向，这就是转向东方，不是相对于西欧那古典的希腊亚细亚与俄罗斯斯拉夫精神，如同格奥尔格圈子对荷尔德林隐秘德国的重构，如同存在主义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罪与罚的神学拷问，而是转向印度与中国，以佛教、禅宗和道家(不同于法国启蒙时代以儒家孔子为主导)。在这个东方化的方向上，早在德国浪漫派已经开始，在受到1910年代布伯(Martin Buber)翻译庄子影响的《王伦三跳》(DiedreiSprüngedesWang-lun)那里，在卡夫卡1917年的转向之后，通过黑塞的《悉达多》最终明确为“亚洲人的特性”。
一
《悉达多》的出现，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事件，还是一个文化事件，甚至是一个民族精神转化的事件：德意志人已经亚洲化了？成为了一个印度人？或者德意志人已经成为了一个中国人？黑塞的写作，以1922年完成《悉达多》为标志，几乎与同时代的英语世界诗歌《荒原》，德语犹太化小说《城堡》，法国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一道，在伟大之年，也确立了一个现代生命的伟大范例。《悉达多》以一个欧洲化了的个体生命如何与远东智慧对话，从内在灵魂的转化上，即生命转化的智慧上，建构了一个新的个体生命转化的现代叙事模式。当然，这与歌德对于世界文学的期许，与尼采对于“去德国化”或“去本种族化”，与荷尔德林的本己陌异必须“习得”等都内在相关。一个现代德国人以一个异域的印度人物为原型，塑造出一种东西方混杂的智慧，这是西方试图学习他者而自由运用本己的最早实验，也启发现代个体生命成长的真理性！
就如同克尔凯郭尔在19世纪中叶就指出的，真正的信仰不可能依靠先天遗传与直接教导获得，每一个个体生命必须自己去活出来，自己活出自己的生命，从自己活生生的经验中重获自己的尘世面容
如此一来，现代小说写作就必须成为一种生命转化的“智慧”表达，成为一种历史人性现代性转化的典型“形态”，这可能是西方小说，无论是现实主义小说还是意识流写作都还缺乏的一种要素，让小说经过德国浪漫派的元文学提升之后，还必须具有智慧的形态。就如同卡夫卡的写作，不仅仅是关于某个现实的突发事件，还是一种文学想象本身的寓意，同时还具有弥赛亚来临的暗示——小说成为一种虚无的智慧，尤其体现在那些短篇写作中。小说的哲学化，还是与叙事的东方转向相关，因为无论是古希腊的神话原型还是圣经叙事，被现代性的虚无主义破坏之后，已经无法成为救赎叙事的核心，需要发明一种新的个体生命救赎的现代叙事，东方的智慧，不是哲学与神学的体系与教义，就成为一种现代世俗化的参照模式。当然在卡夫卡《中国长城建造时》中，其实已经出现了如此的隐秘想象，但在黑塞的《悉达多》这里才得到了最为个体“形象”的明确表达。
这就是小说中最为核心的现代性个体化的教义，就如同克尔凯郭尔在19世纪中叶就指出的，真正的信仰不可能依靠先天遗传与直接教导获得，每一个个体生命必须自己去活出来，自己活出自己的生命，从自己活生生的经验中重获自己的尘世面容，并且提取出自我成长的普遍教义：
你已经找到了解脱死亡之道。你从自己的寻求中，通过自己的道路，运用思维，借助禅定，透过认识，经由觉悟而成就你自身的。并不是透过教义而成就你自身的!啊，世尊，这便是我的想法，没有人能经由教义而获得解脱!啊，世尊，没有这样的人，你也无法用语言并且透过教义将你在开悟一刻所发生的事情传授于人，并讲给人听。大觉世尊的教义包含着诸多的内容，教诲了很多人，要过正直的人生，要避恶向善。但有一点并不包含在这一如此明了，且令人崇敬的教义之中:并没有包含作为数十万人之一的世尊自身经历的秘密。这是我在聆听你的教义时，所想到和认识到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要继续游历的原因了——并非是要去寻找一个另外的、更好教义，因为我知道不存在这样的教义，而是要离开一切教义和导师，独自达到自己的目标，要不就死去。
在译者之“信达雅”的任务之外，必须增加一个新的要素——“释”，即把“解释学”的前见带入到翻译理论中
但就《悉达多》这部小说的历史效果意识上而言，却有着很大差异：首先，这成为黑塞自己写作成熟的起点，一个施瓦本人四十不惑的智慧起点，在《玻璃珠游戏》那里抵达极致(无疑不同于曼与阿多诺式的浮士德博士的贝多芬晚期风格)。但在德国文学史却被排挤，被粗暴地当作某种异国情调的浪漫主义流俗想象，而不被重视。却又在1960年代美国垮掉一代的文学反抗中成为行动的经典。而一旦被翻译到日本，尤其是反刍到中国时，这部小说成为东西方文化具有深度转换的最佳范本，尤其以道家智慧替换佛教之后，得到中国学人与读者的广泛青睐。
而且，其翻译的版本之多，从大陆到台湾，以日文或英文作为母本翻译，当然还有直接从德语翻译的，各种版本竟然互补而并不排斥，在坊间一直再版，这在中国出版界实属罕见，李雪涛教授对此各个版本的出处背景都有仔细分辨。也许一句话就可概括此种现象：既然这部小说如此伟大，如此关涉中国文化，那就任各种版本存在，重要的是是否体现了《悉达多》广泛的影响力。
但经过了几乎一百年之后，这部体现东西方文化深度对话的经典文学作品，到了重新翻译，重新注解与重新解释的时候。因为那些看似众多的译本，还是缺乏从德语原文而来的准确性，尤其还缺乏从德国文学、佛教教义与文化比较多个层面深入研究之后的准确性，一个好的译者，必须兼具这几种能力，否则就难以驾驭多个文化层面深度交织的文学作品，一旦文学咬合着文化，文学成为了互文本写作，文学也就成了文论本身，文学已经是解释，文学之为文学已经具备了某种去民族化的普遍性，继而成为世界文学，这就对文学作品的翻译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在译者之“信达雅”的任务之外，必须增加一个新的要素——“释”，即把“解释学”的前见带入到翻译理论中。
进入21世纪，难道不是重新解释这种世界文学与文学翻译的时刻？有幸在今年，在新冠病毒全球肆虐的历史时刻，几个月的隔离，让深沉的人更为深沉，让夙愿可以完成，让一个人可以完成几十年未了之心愿，我们就看到了李雪涛教授准备了几十年而完成的新译本出版，在《悉达多》发表近一百年之际，这个新译本的出现，也是一次深情的致敬。
雪涛教授则由此提取出智慧融合相通的基本准则：“纯净——光明——统一”的基本模式。这个三段式的自我转化过程，也是一个默化的过程，这个默化过程也许是我们这个加速时代最为缺乏的“教义”
但这并非只是一个新译本，雪涛教授不仅仅重新翻译了小说，而且给出了自己几乎与原作同等长度的解说与研究文本，在我这个并非翻译家也非德意志小说研究专家的外行，也看出了其划时代的价值。
二
因为雪涛教授的工作确立了一个新的范例：重译——重注——重释，面对一个已近一百岁的文学经典作品，进入21世纪之后，当我们重新反思全球化进程，面对当下的世界危机，东方与西方有待于重新理解自身的未来，去再次学习现代性开始之际，伟大的文学家与思想家们是如何尝试通过个体的生命经验来建构文化对话的远景。翻译的处境已经全然不同了，仅仅从文学的可读性与语文学的能力来理解已经不够，而是必须兼具三个方面，翻译——评注——解释。译、注、释，三者为一体！这就是摆在读者们面前这本新译《悉达多》与众不同之处：
1，重译：雪涛教授的重译，参照了不同语种的译本，这也体现了雪涛兄在德语，日语还有英语，当然还有他自己在德国波恩学习过梵语的学术修养，从而使新译本在语文学上，在极度苛刻的准确性上，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我们从其对于张佩芬译本，从词到语句到段落及其理解的多处“挑剔”与“苛责”中，可以看出一个受过严格日耳曼学与佛典研究训练的学者的功底，还有几十年的酝酿，真可谓厚积薄发！如此重译，才让一个经典文学文本获得了可靠的研究基础，当然也没有减少文学的可读性。我们这里不详细展开雪涛教授这个译本与其他译本的差异，他自己对此有着异常详细的语文学分析，这种分析几乎就是一次经典的德语课！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谈，而是真正的一字一句的斟酌，这是真正的翻译战场的搏斗，翻译并非仅仅是个体与文本之间的默默对话，还是一场场翻译效果的历史扫荡与修正。翻译有着自身的伦理品格，这就是对于原文的执念之爱，直到有一天译者被这个文本“爱”上，这是爱的相互馈赠。
2，重注：雪涛教授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译者，而且给出了自己对于文学文本的评注，这些评注(Anmerkungen)让人想到了荷尔德林在1804年重新翻译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与《俄狄浦斯王》时，必须给出自己何以如此翻译的评注，这些评注深深影响了整个现代性反思，以及对于自然性与技术理性关系的反思。而雪涛教授借助黑塞所描绘的悉达多的成长历程，指出了人类存在的不确定性与开放性，也指出了一个三段式的生命转换过程，黑塞融合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苦行、佛教的修行还有中国道家的修炼，雪涛教授则由此提取出智慧融合相通的基本准则：“纯净——光明——统一”的基本模式。这个三段式的自我转化过程，也是一个默化的过程，这个默化过程也许是我们这个加速时代最为缺乏的“教义”(Lehre)——生命转化，是对福柯所梦想而不得的自我关心技术之“生命形式”的深化。
3，重释：雪涛教授也自觉地面对了翻译本身隐含的解释学问题，任何的翻译已经是理解，需要解释，这是解释学的所谓“前理解”，因此，需要译者有着相当完备的解释学训练与自身理解。比如对于小说中人名的翻译，雪涛对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人物“劬嫔陀”的佛教还原，彻底打开了一个更为深广的理解层次，名字从来都是小说的秘密签名，不可小看。尤其是小说中看似简单的动作姿态，都需要在佛教式生命转化的目光下重新观照，因为这已经经过了佛教修行的转换，经过了个体内心的熬炼，经过了自己日日践行的过程，就不再是简单的日常动作了，而是生命姿态修行而出的普遍型态(Gestalt)，甚至带有救赎的指向。雪涛教授把这些带有佛手印一般的姿态准确地翻译出来，这是之前的译本都没有意识到的背景，让我们可以从小说的细节中，反思自己生命的情状，就如同本雅明在阅读卡夫卡式寓言，其中有着一种姿态的诗学，对于姿态的纠正，其中还有着救赎的密码。
也许，任何一个具有如此跨文化内涵的经典文本，进入21世纪，都需要按照如此的方式重新来过，这也是李雪涛教授这部“作品”的范本价值
如此三重性的重新纠正，也就确立了一个新的“范式”：也许，任何一个具有如此跨文化内涵的经典文本，进入21世纪，都需要按照如此的方式重新来过，这也是李雪涛教授这部“作品”的范本价值，这已经从翻译黑塞的小说而生成为他自己个人的著作了。如同荷尔德林对于希腊悲剧的翻译评注已经成为他自己思想的核心部分。
如果一个人一生有什么可以藏之名山的著作，我相信雪涛兄会把这部几十年内心熬炼出的译本与评注当做自己的代表作，少年的感念最为真切，经过岁月的沉淀与熬炼后也更为周密，从个体的心性到学识的修养，从知识的累积到修养的提纯，雪涛兄是我见过的罕见自律与严格要求的学人，德意志的严谨，佛教式的虔敬，道家式的安宁，不仅仅留在翻译的字里行间，也可以在他个人的生命风格上体现出来。
三
“告诉我你如何理解翻译，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伽达默尔与海德格尔让历史解释学上升为存在论解释学，并成为人性自我理解的准则时，反复提及这个命题。对于雪涛教授而言，悉达多不仅仅是黑塞个体的生命智慧的成长塑造，也是雪涛兄自己从十几岁开始初次阅读的感念与惊讶，到后来几十年的默默关注与阅读，这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还伴随个体内心的精神熬炼，雪涛兄自己也写古典诗，坊间已有出版，可以看出他如何在与古典的心性对接、如何与西方思想对话中，唤醒潜藏在自己内心中的东方性，这是一条在暗中涌动的河流。悉达多的教义，乃是恒河的教义，乃是永恒生命之河倾听与观照的教义，雪涛兄对此了然于心，因此他翻译出了智慧之河流动所给出的生命理解与美妙。其中，最为美妙的则是河流所给出的笑容。
这是小说最后劬嫔陀给出的顿悟：
“他不再看见他的朋友悉达多的脸，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其他的脸，有很多，有一大长串，一条川流不息之河的脸，有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脸，它们全都出现了又消失了，同时似乎又都显现了，所有这些脸都在不断地变化着，更新着，然而却全都是悉达多的脸。”
当然，这不仅仅是一张脸，也是各种动物的脸，各种凶恶、各种魔性生命以及各种死去生命的脸，由此也看到了诸神与黑天，看到了生命之间的内在关联，而领悟到：
“他们彼此爱着，恨着，毁灭着，获得新生，每一个都抱着死亡的愿望，都有一种对无常的激烈而痛苦的告白，但却没有一个死去，每个只是自我转化着，随时得以新生，又不断得到一张新脸，在不同的脸之间并没有时间的存在——所有这些形体和脸都静止着，流动着，再生着，漂浮过去，又相互流入彼此之中，而在这一切之上，持续存在的是一种薄薄的、虚幻的而又存在的东西，就好像罩上了薄薄的玻璃或冰层，就像是由水形成的一层透明的薄膜，一个外壳，或者一个模子，或者一个面具，这一面具微笑着，这一面具正是悉达多微笑的脸，正是劬嫔陀在那同一瞬间用嘴唇触碰过的那张脸。”
但同时，劬嫔陀看到了这一面具微笑所体现的时间的合一：
“超越一切流动形体之上的统一的微笑，看到了超越无数生死的同时性的微笑，悉达多的微笑正是这同一个微笑，也跟乔答摩佛陀的微笑完全一样，这一微笑他曾怀着敬畏之心看见过上百次，是那么平静，那么高尚，那么不可思议，也许还带着慈悲，也许还带着嘲讽、智慧的千重微笑。”
劬嫔陀最终明白这是成就圆满者的微笑！这最后的观照也是最高的智慧之观，当然既有着佛教一念三千的顿悟，也有着道家即刻幻化的形态学玄观，也还与基督教神秘主义相关的：
“此外，劬嫔陀最终在河中看到有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脸，也让人马上会想到埃克哈特大师所描述的涌入自身的河流图景。”
这是真正的东西方至高生命觉感的合一，而且，雪涛教授也给出了自己的内心感悟，这已经是他自己的生命经验：
“悉达多已经了解到，人生的智慧并非仅靠教义和记忆，重要的是要运用眼睛、心和胃来证悟这一切。劬嫔陀在佛陀那里尽管聆听到了世间法、出世间法等一切言诠，但这些并未使他获得最终的解脱。而是悉达多冲他微笑的一瞬间，才是他的生命得到了升华。悉达多的这一微笑，相当于禅宗祖师接引弟子的当头棒喝。”
这人世间已经不再有笑，尤其是一个男人的笑容，也许我们可以从电影明星的脸上偶尔看到那表演出来的笑，或者偶尔看到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但要在人世间看到一幅清澈又神秘的笑容，恐怕不再可能了。
现代性最大的失败，对于人性而言，也许就是丧失了此微笑的面容，以至于需要犹太哲学家列维纳斯特意强调“脸”(visage)的绝对性、外在超越性与神秘性。对于文学而言呢？黑塞转向了东方——印度和中国，试图在佛教与道家的智慧中重新发现一幅文学的脸，一幅尘世救赎的最后面容，这就是悉达多那微笑的脸，这是伟大小说留给我们的永恒记忆，这是东西方的人性最高提纯后展现的可能面容，这是有待于我们每个人自己去发现与重塑的我们自己内在灵魂的面容，这才是这部表达“亚洲人特性”的伟大小说所再次发出的内在召唤。
到底什么是亚洲人特征？阅读雪涛教授研究数十年的这部评注杰作，这个问题给了我深深的刺激，这也是这部黑塞的小说值得我们再次重新阅读的时刻。这个我们中国文化现在几乎遗忘了的问题，随着2020年新冠病毒的全球化，随着隔离的日常化，也许我们中国人该重新面对我们自己历史的人性？我们可以从那微笑的面容上重新修复当下已经被毁容的自我形象？
笔者作为一个当代比较哲学与神学的研究者，又有了新的发现，这是雪涛教授所再次剖析的西方人的亚洲化，即，所谓的“亚洲人特色”：
之后他认识到中国思想，将之看作是印度思想的解毒药，并且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后，他重又赢得了自信。他用这种方式创造了他个人的亚洲人特色。——不过我也注意到，这一亚洲的智慧要经受多少磨难和压抑的混乱，隐藏着苦修和被神话了的戒律，这些黑塞全都承担了下来，几年来他都以豁达的品格予以忍受。
他还找出黑塞本人在1922年《悉达多》出版后写给茨威格(Stefan Zweig, 1881-1942)的信:
我的圣者穿着印度式的外衣，但他的智慧更接近老子而非乔答摩。老子眼下在我们实在可怜的德国特别时髦，不过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从根本上讲是吊诡的;而他的思想恰恰并非吊诡，而是具有严格双极性的，也就是说超出了一个维度。我常常在这一源泉中畅饮。
就如同海德格尔在1945年德意志的西方遇到最为根本的危机时，通过庄子的无用智慧来召唤德意志成为一个“无用的民族”，似乎也是在回应德意志民族的去本己化。①但中国人在20世纪现代性的革命进程中，却一直要成为一个总体“有用的”民族，整个现代性的教育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成为一个有用可用之人！这岂不是最为悖谬的颠倒？我们从哪里再次去寻找到一副“解毒剂”？20世纪的中华民族一直在“去中国化”，但却又并没有获得“西方人特征”——无论是理性还是灵性，无论是启蒙还是信仰。
吊诡的是，我们还得再次重新寻找自身文化中已经有过的“解毒药”？但这智慧藏在哪里？也许还得再次去西方人的想象中去寻找，这是李雪涛教授的三重解译带给我们的重大启发，这也是那尘世最后的笑脸所隐含的变容形态学，这就是文学想象力的秘密。
? 对此处感兴趣的读者请参考拙著：《一个等待与无用的民族：庄子与海德格尔的第二次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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