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井》是中国导演李杨拍摄的“三盲系列”电影的首部，于2003年上映，其他两部分别是2007年上映的《盲山》与2018年上映的《盲·道》。《盲井》上映之时，中国已经走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之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之下，社会经济不断崛起的同时，出现了一大批从农村涌向城镇的打工人群。改革开放这场“及时雨”在为广大人民创造机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盲井》中，唐朝阳、宋金明与元凤鸣三人同为贫穷与圈套的受害者，然而他们对生存困境却有着迥然不同的生存哲学。与此同时，导演也将自己的美学观、社会观以及人性观倾注在由这三人建构起的悲剧之中。群体再大也是由一个个的个体组成的，所以说，打工者个体的思想和认识决定了自身和群体的命运，并且决定了中国的未来。①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电影直至今日仍体现出深刻的文化反思精神。
一 声与色的交汇：《盲井》中的插曲与暗光
《盲井》中，声与色的交叠艺术可以成为观众欣赏这部电影的另一个切入点，与影片的主题一起，建构了简单而不失深刻性的独特美学意义。李杨曾说：“我的片子是一种对人性的批判”，他在《盲井》布光上的匠心独运体现出自己对剧本主题的思考。电影对暗光的运用，及其对黑暗现实的讽刺使观众可将其归入黑色电影的类别中。黑色电影是指那些在主题上很黑暗的电影，它总是关于圈套和绝望，这些电影的主角通常都是男性，并且他们总是处于绝望的状态中，要么就是不停地逃亡，总之，其命运多数倾向于毁灭。②这样类型的电影，自然是以暗光为主色调更彰显主题，而《盲井》就展现出导演对暗光的运用技巧。《盲井》的许多场景在私人煤矿实地拍摄，光线不足，照明也受极大限制，李杨有意识地追求景深短的画面，精心调度人物使其在相对模糊的环境中清晰地出现，既交代环境，又凸显人物，形成独特的画面感觉。③首先是影片伊始，在狗吠声中，一群煤矿工人低着头从低矮、破旧的灰黄色土窑房中走出来，当镜头拉远至中景时观众才知道，类似刚才的窑洞其实分布在四面八方，不断有睡眼惺忪的工人从这些窑洞中低头走出。他们一身军绿色或黑色的破旧衣裳，在凹陷下去的黄土坡旁有一堆堆银黑色的煤屑。电影这一幕的主图由灰黄、银黑几种暗色构成，一开始就从视觉上把观众带进压抑、荒凉的体验中。单调、破旧的衣裳，荒凉、恶劣的生存环境在这些没有生机的颜色映衬下，显得愈发具有悲剧意味。不断摇晃的镜头更体现出工人行走之路凹凸不平，给观众以身临其境之感。矿场上的居住环境尚且如此，那么矿井之下呢？跟随宋金明、唐朝阳的出工路径，观众也被带到了矿井之下。唐、宋两人带着安全帽和探照灯，坐上简易的电梯下井，随着电梯的不断降落，镜头越来越远离地面，于是电影整个光线变成黑色，就在此时，镜头突然向上，整个屏幕只有下井口的木板、绳索以及交错的钢筋透出来的光亮，黑暗中的这光源也越来越小，直至到达井底，屏幕重新由黑暗占据，这也暗示稍后在矿井之下发生的悲剧。来到井下后，黑漆漆的矿井之中，只有一盏盏黄色的探照灯和被这些灯照得发出青黑色光的工人脸庞。他们在黑暗中出现或消失，个体生命在矿井之下的无力和微弱在暗光之中得到渲染。导演善于利用暗黑的环境展示主角们心智迷失的状态。《盲井》除了极个别的街道场景之外，基本上是暗色系的，在矿井之下，角色总是带着探照灯从黑暗中出现，经过镜头后由消失在灯光之外的黑暗中。如果说对灯光的精心布局，体现出导演利用观众的视觉感受到矿井工人的危险、紧张的工作环境，那么作为一部深度写实的电影，主角宋金明反复哼唱的一首歌贯穿影片，则从听觉再一次深化了观众对人物、主题的认识。
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遵从最少配乐法则，镜头在各种角色间摇移，像早期纪录片一样。④《盲井》作为一部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电影，同样也没有多余的配音，但是电影中，主人公宋金明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他总会不自觉地哼起歌来，不管是吹口哨还是哼唱，他总是哼同一首歌——《离家的孩子》。从影片最开始，导演把观众带到矿井之下，阴森逼仄的井下环境就与宋金明哼唱着《离家的孩子》时的悠闲形成强烈对比；而当宋金明和唐朝阳联手杀死了元姓工友之后，他们搭大巴车来到另一座小镇，宋金明一边哼着这首歌，一边把装有元姓工友骨灰盒和其他遗物的袋子随手扔进了路边，凹凸不平的道路两旁是垃圾堆，唐、宋两人对生命的冷漠和肮脏的周边环境共存画面中。除此之外，宋金明不论在洗澡还是闲暇时间打牌，都会无意识地哼唱这首歌。
电影中，所有声音的使用方法都必须符合一条公理：必须以视觉元素为主、声音为辅，并由前者来承担传达关键信息的任务，⑤而“关键信息”所指的就是电影要揭示现实的物质层面。因此，电影自身的类型及表现主题决定了其选取的插曲和布光，而导演要反复让主角哼唱这首歌表明它对表达主题所起的重要作用。作为底层社会的工人，宋金明之辈并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其他爱好，正如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工人也都热爱不需要多少成本的音乐。《离家的孩子》发行于2000年，歌词“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辛勤的把活干，心里头淌着泪，脸上流着汗……”正是对宋金明这一类城市边缘群体——打工人的真实写照：为了生活背井离乡、四处漂泊，一边承受危险的工作，一边思念远方的至亲。借由这首歌，主人公的社会身份从另一个角度得到建构，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身心双重煎熬之下，社会上出现了像唐朝阳、宋金明这样走上谋财害命这一不归路的“异化”了的人物。于是，观众不禁要追问，究竟唐、宋等人经历了何种变故会异化成杀人的刽子手？作为“生死搭档”的唐、宋两人，又为何因为元凤鸣的出现产生分歧，直至相互杀害？宋金明这一人物的性格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二 灵与肉的冲突：宋金明的异化、觉醒与救赎
所有故事都必须建立在各种冲突——悬疑、紧张或者打破平衡——的基础之上，而每个故事、每本小说、每出戏剧中都根植着情节冲突、角色冲突以及主题冲突。⑥如果说《盲井》的主题是关于金钱与道德、堕落与救赎的思考，那么在一系列的暴力、血腥与圈套的情节进程里，宋金明这一人物不仅完美诠释对电影主题的反思，也拓宽了电影由角色带来的另一组矛盾性：灵与肉的冲突。总体来看，宋金明这一人物在电影后期一直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三番两次阻止唐朝阳杀害元凤鸣的计划体现出自己夹杂在“灵”与“肉”之间的犹豫、摇摆，经历了一个渐进的精神突围之旅：从异化到觉醒，再到救赎。首先是异化。正如美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写道，人之存在的关键因素在于它的在世存在，而他的在世存在的关键则无非是在世界中幸存下来，这正是对人的否定，因此异化就成了在世存在的基本样式，即人感到无家可归和畏(anxiety)。⑦人应当是灵与肉的统一体，然而，强调追求生存，忽视对精神层面的建构，无疑会形成一种悖论：人的灵与肉处于分离状态，人无法获得安宁，如此持续下去则会“进入了不在家的生存样式，也即异化”⑧。我们两亿多的打工群体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中：长期生活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家”，被称为自己“家”的地方是想象中老了以后才能回去的地方(养老院)，而这样的一种分裂不仅造成“生活不在当下”的精神痛苦，而且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因为很多打工者用一辈子的血汗只是为自己建设了一个回不去的“养老院”⑨。唐朝阳和宋金明就是这样一类人物，只不过他们在灵与肉的分离中，异化为漠视他人生命的杀人犯。
《盲井》开始五分钟，宋金明就和唐朝阳在井下联手杀害元姓工友，两人的恶行已经暴露出来。在此之前，电影并没有直接交代宋金明经历了什么，又是什么导致了他的异化。但反复细看电影，观众或许可以找到答案。造成唐、宋等人堕落为杀人犯的除了他们自身的因素之外，还有处于社会底层长期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这些外在因素同样成为唐、宋等人走上不归路的重要推手。例如，电影中，唐、宋两人拿到抚恤金后在街上晃荡，借由他们的路线，电影向观众展示边缘小镇打工人休息的一天。在这里，两人与一位轿车车主差点发生冲突，车主气势汹汹下车咒骂两人，唐朝阳当即转身要与车主争执，但是被宋金明拉住了，因为在他看来，有钱人是不好惹的。心有不甘的唐朝阳随即开展了阿Q式的复仇，他对着发廊小姐撒气，找老板投诉小姐。可以预见，在一次次被人欺凌之后的工人，内心会不断产生逆反心理，这种心理只能向更弱者发泄，而这些更弱者通常就是和他们命运同样悲惨的女人。再如，当元凤鸣正式登场后，此时的唐、宋两人正在一家餐馆点了两份“保健羊肉汤”，宋金明说，“炖羊肉就炖羊肉吧，还成了保健羊肉汤了”，唐朝阳答道，“骗你呢，现在除了孩儿他妈，啥都是假的”。可以看出，至少从他们的角度来讲，这些工人对社会带着极强的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这些印象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跟随导演的镜头，观众或许又可以找到蛛丝马迹。两人吃饭的餐馆正在播放惩处贪污受贿官员的新闻，宋看到后说：“乖乖，贪了几百万呢，崩了他一点都不亏！”，而唐朝阳则说：“这跟俺村的支书一个球样！”这些情节、台词的设计无不巧妙地体现出导演对人性的洞察：唐朝阳沦为彻底异化了的反派人物，有符合逻辑的现实依据。相较宋金明而言，其所接触到的社会黑暗面较宋金明更早，也更为根深蒂固，所以在电影中，不论是对白还是举止，唐朝阳都更为冷酷无情。尤其是宋金明竭力阻止他以元凤鸣这个十六岁的孩子为诱饵时，他怒吼着对宋说：“我管他大人小孩儿呢，能挣钱就中。哎，你要是没钱，你孩儿不是照样要出来打工？你可怜他，谁可怜你呢？”这一句道出了唐朝阳金钱至上的生存法则，其冰冷的人性展露无遗。
从元凤鸣出现后，电影的情节冲突逐步升级，唐、宋两人一次次的因为杀害元凤鸣的计划发生争执，而争执的根源就在于宋金明内心深处的道德意识逐步苏醒，灵与肉的斗争逐步展开，至此开始，他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影片最后他奋不顾身保护元凤鸣，可谓完成了对自己的精神救赎。其实，电影的很多细节早就为宋金明的觉醒埋下了伏笔。宋金明除了是杀人犯、打工人之外，还有一层身份是非常疼爱、关心孩子的父亲。电影很多场景中，唐、宋的对白都体现出两人截然不同的父亲身份：唐朝阳给家中汇去钱后电话也不给家里打，而宋金明则站在电话亭前焦急询问儿子的学习成绩；宋金明自责找小姐后浪费钱的行为，后悔这笔钱没有花在孩子身上，而唐朝阳则不以为然……总之，元凤鸣的出现催化了宋金明的觉醒，或许是将自己对儿子的爱投射在了元凤鸣身上，又或许宋金明真的被元凤鸣的乖巧、懂事、好学所打动，元凤鸣向他借钱捐给路边的失学儿童后，吝啬的他也给这个孩子留下了一笔钱；在预备杀害元凤鸣的前一天，两人再一次带他来到镇里，凤鸣走散后，两人焦急寻找，宋金明找到凤鸣之后气急败坏地揍了凤鸣，而凤鸣则满脸委屈地说：“二叔，我给你买了个鸡”，此时镜头给了宋金明一个特写，他表情微妙，显然内心被这个孩子感动，却又不能让唐朝阳看出来。以及矿上工人聚在一起喝酒时，宋金明对凤鸣说：“凤鸣，二叔要是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可别生二叔的气啊，干了！”而此时另一个同事则说：“老宋，矿上谁不知道你对凤鸣好！”类似的这些情节都足以证明宋金明其实人性未泯，也为电影最后他的救赎行为预设了可能性。
电影的高潮往往是结尾，因为它不仅仅关系到故事情节和人物结局，更关系到影片蕴含的主旨和思想。在《盲井》的尾声，宋金明完成了自己的精神突围，实现了自我救赎。唐朝阳将井下的一个巡逻人员捶死，并对着宋金明说，“谁挡我的财路，我就收拾他”！其实，这不仅仅是一种警告，也是预言。终于到动手这一刻时，唐朝阳不断给宋金明暗示，而宋金明一直闪躲。已经失去耐心的唐朝阳当着元凤鸣的面，一锤砸晕了宋金明，并慢慢逼近元凤鸣，准备杀害他，而正在此时，恢复意识的宋金明站起身，他挥舞手中的锤子，砸死了唐朝阳，自己也倒在肮脏黑暗的矿井下。宋金明奋不顾身地保护元凤鸣，不仅是导演对积极、正面价值观的提倡，也是对光明终将战胜黑暗的宣扬。诚然，根据电影的暗示，宋金明过去背负着许多人命，但在最后一刻他的良知和道德终于战胜了内心的阴暗面，散发出人性光辉，而这场介乎灵与肉之间的交战，也在宋金明举起钉锤挥向唐朝阳的瞬间停止。
三 电影与现实的互动：底层社会的生存困境与个人选择
德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认为，一个国家的电影总比其他艺术表现手段更直接地反映那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因为影片不是个人产品，需要面向大众，所以影片主题应该具有一定的群众性。⑩电影绝不仅仅只是一门想象力的艺术，它更是反映时代脉搏的窗口，体现人民群众喜乐的重要媒介。克拉考尔还认为所谓“电影的”特性就是记录和揭示现实。因此，电影创作者仅仅将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灌注作品之中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在电影中呈现出自己对所处的社会现实、群众趣味等等方面的体悟，这样才能拍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经典之作。从中国电影的拓荒者张石川到现阶段的陆川，这些著名导演执导的作品无不体现出他们对各自所处社会的洞察与反思，而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李杨同样如此，他的《盲山》展现了新旧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现实，尤其以纪录片式的拍摄手法，聚焦于中国农村，电影与反映的现实成为影片呈现出的另一层面的矛盾性。社会边缘群体一直是现实主义风格电影的重要关注对象之一，比如张良执导，1995年上映的电影《白粉妹》，将主角设定为吸毒人士；再如由陈果执导，2000年上映的《榴莲飘飘》关注的是香港妓女；又如许鞍华执导，2009年上映的《天水围的夜与雾》则反映了家暴对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盲井》这部电影于2003年上映，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电影主要反映了这样两个社会现实。
首先，作为城市边缘群体的打工人，他们的真实处境远比想象中的艰难。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就是工作难找。《盲山》上映时，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已经近二十余载。改革开放虽然为打工人创造了机遇，但在过去也存在一些派生的社会问题。《盲山》中，导演借元凤鸣的出场向观众展现了当时的打工人实况。跟随镜头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了火车站门口，这里有一群在原地或站或蹲的工人，聚集在火车站附近表明了他们的背井离乡，而元凤鸣清早从火车站内出来，则暗示他是在火车站过夜的。这些人来自不同地方，都穿着朴素、陈旧的衣服，而且每一个都四处张望、神情焦急，期待自己能够揽到活。然而正如唐朝阳对元凤鸣所说，“你才来三天，有人等了十几天呢”，没有一技之长和学历背景的农村人，想要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做矿工成为这些等候多时的打工人的出路之一。第二，则是打工人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电影总共刻画了两位矿长，他们都有同一个特点，就是藐视打工人。第一位矿长在面对矿上出人命时，丝毫没有流露出对受难者的同情和愧疚，相反他催促着唐、宋两人赶紧将尸体处理掉，因为“快过年了，矿上躺着尸体不吉利”；而第二位矿长面对来找工作的唐、宋、元三人明显流露出一种不耐烦和藐视，当元凤鸣追问为什么试工不算工资时，矿长厉声说，“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随手将他们三人的身份证扔在地上。电影中的打工人生活在尊严随时可能被践踏的状态中，而在此种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的情形下，也难怪会出现异化了的唐朝阳等人。再如，电影中同样刻画了另一类的打工人士——小姐，虽然着墨不多，但是她们和唐朝阳、宋金明等人一样，都是城市的边缘人，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
其次，我国踏步走向21世纪之际，社会弥漫着利益熏心、金钱当道的不良风气。马克·吐温在《百万英镑》中抨击美国社会的拜金现象，因为他早已看透了贪婪的人性以及拜金的风气将给社会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以2002年为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经历了“经济导向型政府”管理期和“社会服务型政府”治理期，政府在该时期给予了公民社会一定的自由，适度地限制了自己的权力，使自己从“全能国家”抽身出来，但其最终目的仍然以发展经济为中心，是一种利益驱动下的权力限制，一种为了发展经济的被动状态。《盲井》就是反映了这一过渡时段内，社会上有人甘愿为了金钱沦为杀人机器的现实。人的毁灭不只是命运使然，也是其自身存在的一个重要部分，人的堕落并非是完全由因果法则支配的、充满敌意的自然世界的过错，而是已然潜藏于人的自然天性。因此，不良的社会风气虽然是出现唐朝阳这类人的理由之一，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他们的价值观和个人选择造成。
那么，作为有自由意志的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生存困境和不良社会风气之时，应当做出何种选择？《盲井》在揭露现实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解答：最佳的解决方法绝对不是自杀或者杀害别人，而是努力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新的意义，在人性的各种矛盾中找到生活的平衡点。作为新来的打工人，元凤鸣的出现为我们还原了中国劳动者应当有的美好形象：诚实、善良、孝顺。他虽然生活在唐、宋之间，却依然能够不被世俗习气污染，洁身自好；他和其他工人一样，在贫穷、卑微中生活，却并不自轻自贱，而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理智、坚守道德底线。人，通过理智认识了自己之后，如果觉得种种变革是混乱的而不是理性的，那他就将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他只有多于理智或者不及理智这两条道路可以选择：要么，摧毁已经认知的东西，堕落下去，听命于生机冲动(TriebhaftigkeitderVitalitat)，并且再用一种无思想的(盲目)服从当作拯救之道来摆脱生机冲动；要么，凭借理性来克服上述危险，因为，理性会把一切已经认知的真理重新融合而转化成为正在出现的真理。元凤鸣的生存哲学就是即便面对无能为力的境地，仍体现出超越物质层面的、对纯净灵魂的追求。《盲山》的结尾，等待唐、宋尸体火化的元凤鸣神色不安，他抬头看看巨大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影片也在焚烧尸体的机器的运作声中戛然而止。元凤鸣的死里逃生，不仅是导演李杨给暴力和诡计的黑暗现实画上的句号，也是善良战胜邪恶、道德战胜金钱的预言。
结 语
在德国文艺理论家爱因汉姆看来，电影的再现功能是通过隐喻去净化和美化所表现的世界，这一观点和导演李杨的不谋而合，他曾说：“一部电影，一个悲剧，如果能给观众带来一点点思考和震撼的话就够了”，《盲井》的意义不仅仅是单纯地揭示社会现实，其中蕴含着经久不衰的文化反思深度。更是凭借对声与影的营造，探讨人之灵与肉，金钱与道德，乃至电影与现实这多重矛盾性的互动关系。导演以一出悲剧启迪观众：究竟什么是现实？人应当如何在自己所理解的现实中自处？而其最终旨归则是通过对丑恶现实的揭示，传达出对美好人性的向往。中国打工人所处的迷失状态是一种痛苦的状态，但是希望这痛苦带给我们的是思考和觉醒，希望思考让我们找到自己的主体性，因为只有让我们先找到“我是谁”，然后才能找到我们的家。如今，距《盲井》上映已经过去二十年，唐朝阳、宋金明、元凤鸣等打工人在二十年前面临的现实困境，早已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有了根本性的突破，但当初他们所奉行的不同生存哲学及最终命运，对二十年后的影片观众，同样有警世作用。? 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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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汉娜·阿伦特：《什么是生存哲学？》，陈高华译，《现代外国哲学》，2020年第1期，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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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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