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音洁

　　情意究竟要怎样去书写，才能在急遽改变的时代里始终拥有可信赖可感怀的质地？记忆又要怎样去存留，才能在一声又一声核酸声中生出一股不畏不惧，只求一汪春水逶迤而行的晤面？这三年以来，人似乎老成了很多，无法预料的各种状况对于生活和情感地貌的改造，使得我们面对寻常之事物也催生几丝别样的思虑。以致此刻浮现在我们面前的小说，也就徒添一些过去时日未有的难度：如何越过眼下内卷的喧嚣，自洽地赏一眼旧时月色？

　　眼前摆的正是萧耳最新的长篇《鹊桥仙》，她从自身经历出发，以故乡塘栖为原型，以自己的几位发小为底本，描绘了陈易知、何易从、戴正、靳天等几位人物三十来年的成长史。整本书的节奏是舟行时代的，以内河上行船的飘荡感为基准。从出现频率最高词“荡发荡发”就大致能感受到人在船舱中的体认。书中的人物，哪怕是步行，且走且聊间的节奏，也把自己扳成了舟行。每个人似乎都是一艘船，飘荡在内河的小船，不疾不徐，顺应时代之流转，自然而然地在自己生命的河流里荡发。书中写了无数次聚会，主要的四位发小聚在一起，无非是一起漫步。通常他们聚在小镇的中心——长桥，然后沿着运河，水南水北一路闲话荡过去。这整本书就是这样了，款步，闲扯，款步，闲扯，主人公们从童年到中年，栖镇则从繁华到寂落。为这一步一步的足音，萧耳调用了塘栖这个位居江南十大古镇榜首、自明清以来五百年的繁华旧梦，征用的象征资源之广博，实在只能应了奢遮二字(吴方言音译，大致意思是厉害，不明觉厉的厉)。但我们也看出萧耳对所及范围内的象征资源敏锐的直觉，在她从小生活的地界，在西横头枕水的老房子里，苏班(苏杭之间的轮船)夜航船的汽笛声、雨滴敲窗的密匝声、晨起马桶的洗刷声、船上人家的招呼声、老街廊道里走动的人声……声、色、食、性、风云掌故，各种事物交织震动，被萧耳自如调遣。然而却只用作谈资，只是充了她和发小无数次从轮船码头经长桥到里仁桥，短短两公里不到的足音。

　　这是萧耳的方式，也是她的气魄。人间万物，在她眼里一概平等俱在。工人、商贩、老人、青年、憨痴愚儿、鹅、蛇、桑叶……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地打开，是谈话里的等闲物。甚至各样态的生活，读书的、不读书的、异国的、本土的、城市的、乡镇的，也只是随船的浮沉，滑进乘船人的眼内。一出戏与另一出戏之间，根本不打一声招呼，一个转场的铺垫都没有，就发生了。比如写到四个主人公之一靳天重要的一段少年情事，从栖镇的航道线开始写，回忆几个少年初中毕业前地理兴趣小组的一次出游，栖镇坐船往杭州方向的首站，武林头丝织厂。初中的欢乐时光笔墨未净，下一笔手滑一宕，“姐姐”有个好听的名字，许湘柳。后来靳天在心里一直喊姐姐为“湘湘”。

　　本书最重要的一段故事，登场了。像极了普鲁斯特的斯万与奥黛特之恋的开场。已有许多评论认为《鹊桥仙》有《追忆似水年华》之风，此处不以此比较为目的多说什么。藏匿在物质性之中的逝去时光被作者唤醒，是这些小说共同的路径。但要说不同，则正在于一个舟行视角上，或者再往大里说，是散点透视的人生与定点透视的人生之区别。《鹊桥仙》通篇都是这样的处理，萧耳散漫的笔法，虽拢住了许多物象，厂区、河滩、桑田、野蜂、亲吻、云雨，但又不似普鲁斯特，会在某个物象上神经质地深入下去深入下去。深入需要定点的透视和观察，这和舟行船客的物理性视角是有悖的。萧耳的叙述方式是山水南宗的方式，这倒不是要追溯所谓的文化传统，而是想强调一点，作家或者画家创作的语言，远非理性和情感交流的货币，它与社会的地貌有重要的互惠关系。江南河网密布，少陆路，这种地貌加强了人们似舟行一般的感知尺度。一天的航行里，人的活动领域很难跨越出这个地貌赋予的“身体政治”，就像诗人潘维在《鼎甲桥乡》写的“白天是水，夜晚也是水”，流动的水道带来移动的视野，带来情意的恣意流畅和相隔无碍的乡党之谊。情总是不知为何而起，却又总有个去处，不粘着，不滞碍，就这样流经过古镇的子民。年轻的，年老的，都不会阻塞于权力和等级。别离似乎也是水流遇石，峰回路转的漂荡，不惨烈，不带有致命的伤痕。船客常看岸上的热闹，看见了，但是不近身，哪怕动容，也是有距离的。船遇船则招呼、避让，你过我亦过，这样的立足点，保证了整部小说叙事的自洽。因此等到二十四年后，不告而别的湘湘重遇靳天，两位中年人重燃旧情的第一次私会，竟然毫无挂碍，对接前缘，回到情窦初开的丝织厂。两个人隔着二十四年的光阴，情意不增不减，都在对方需要的分寸上。纳兰词写“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心人易变”，而在萧耳笔下，是他接得住她的念想，她兜得住他的怨伤。假若不是这流水一样的生命体感，作为一个刻薄见长的评论员，一定要揪住这个过于理想化的场景批驳一番。但我竟然完全放弃了，接受了这不可思议的中年“廊桥遗梦”设定，这里是栖镇，这是河上的爱情，陆客无权点评。

　　要做到与地貌这般的互通款曲，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中介物是方言。《鹊桥仙》非常鲜明的一个特征是方言入书。虽说方言小说也不算新鲜，远的有《海上花》近的有《繁花》，但究竟怎么用，能使方言既作为风格的表识系统，又不影响普遍读者的接受度，确实很费思量。《繁花》作为当代方言小说的大获成功，毕竟借助了沪语和沪文化这样相对强势的力量，而塘栖，这个小小的运河古镇的能量，是否能够加持萧耳的叙事呢？专治音韵训诂的郁镇宏老师对《鹊桥仙》做了一个有趣的批注，说小说的方言应用频率是恰到好处。他将之与楚辞《离骚》做对比，《离骚》一共三版七十三句，九句出现楚国语言，出现的频率是百分之二点四，而《鹊桥仙》中的方言使用率大约也是百分之二点四到百分之三左右。使用的频率刚好，使之不会成为理解和传播的障碍，又成为小说独特的文体风格。在《鹊桥仙》的中部，“少年游·杀狗”这一章，萧耳方言白描了整个栖镇的风俗画，两三代的栖镇人悉数出场。从河埠头淘米，写到廊檐下打老婆，黄梅天钓癞蛤蟆，毒鬼范小姐，张家四千金……但光让我们看到市井江湖是不够的，她更让我们看到了城邦生活的协商：每一个小民都有该活在那地界里的理由，他们与环境是互相协商着生存下来的。尤其是栖镇这样应水运而兴盛的码头，定居的是各路来人，有家底的苏州人，养鱼的绍兴人，做杂役的江北人……萧耳说“不论男女，都有工作要做”——都协商来一个栖身和居住的权利，介入和居有的权利。这是城邦相当良好的状态，就算是最底层的民众，他在昏黄灯光下喝的“枪毙老酒”(镇上最便宜的散装白酒，酒性烈，俗称枪毙烧)也是被他的欲望腌透的物件，再扔回到小镇的空间里，扔回到作家的笔下，构成小镇生活不可磨灭的一笔。这样的写法意味着语言必须直接而具体，作者写在自己的经验里，每一笔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每一个说出的名字，都冒着热气，跳动着，就像小镇上的子民，知道衣服找谁做，布料从哪里来，老酒是哪里酿，鳝鱼从哪里抓，哪一座庙管哪一桩事。一个外人可以掌握一门语言，像我们学会任何一件新技能一样。但能学会骑马，学不会游牧骑手不言而喻的下意识动作，这些下意识就包孕在方言里。譬如在湘湘与靳天第一次单独相处时，两人一路说着话，一大段对话后萧耳写“过了一歇，湘湘问……”一个歇字，就把初相遇的少男少女那种矜持姿态和满腹心事，唤了出来。

　　乔治·斯坦纳在评点卡夫卡的小说时曾这样提及，“语言整合了远古情感的反射和扭曲，整合了超越个体回忆的行为记忆，整合了集体经历的轮廓，如同天地一样微妙精确。在这片天地中，一种文明得以成熟”。

　　世网婴身，这婴身感多半是来自语言。在一声又一声的乡音里，他们确信他们的来处，他们的去路，他们的交流方式不是二手的、抽象的。生动直接的语言保证了个体与周遭事物的自然联系，保证了萧耳将这方圆三十公里(从塘栖长桥到杭州武林运河码头，恰好三十公里)的人类生活纳入诗性的话语。这也很好地呼应了德里克·沃尔科特的话“一个诚实的诗人，方圆三十英里就是他写作的界限”(虽然三十英里还要略大于三十公里)这正是德里克和萧耳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

　　“恋地情结”这个概念最早由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于1957年提出，后来由段义孚在《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观的研究》里做了系统性发展。段义孚在书中对此概念下了定义 “‘恋地情结’是人与地方(place)之间的情感纽带”；是“人类对地方的爱”。它与以往的地理学研究相比，更是指人与环境之间一种爱与依恋的情感关系，研究者只能从人施加于外在环境可观察的过程，和可被度量的回应里去认知这种关系，这样“恋地情结”就成为了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爱与依恋关系的一个有效概念。因此段义孚作为一个地理学家，他的研究却是像小说家似的，将目光缩聚在儿童、树木、草地、房屋、街道这些具体而微的事物上，也在性别、年龄、五感这些习以为常的个体属性上做文章。“恋地情结”的核心是“理想”，因为存在理想，才产生出欲与环境建立联系的冲动，所以“人类追求理想环境的脚步从没有停止过”。在过去，段义孚认为，城市来自于仪式的需要，人们聚集起来，把城市或者说城邦打造成仪式活动的中心，用宇宙的永恒和秩序对抗自身的脆弱性。城市出现的目的，在于非工具层面，而是符号和象征层面地“解决”人的生老病死和大地的混乱。换言之，通过构造理想城邦，人类方能可视化地去理解从生到死的人生旅途，理解环境里的缺陷，象征性地扭转恐惧与死亡，获得慰藉与安息。一段水域，一处沿河空地，因为人类交流和生存的需要获得商贸发展的大机会，带来栖镇人沿着运河铺展开的生活。长桥是栖镇的图腾，但它直到今天亦是实用的交通工具。这样处世与入世一体的精神，准确标示出了萧耳笔下理想镇邦的活态样貌。对这个昔日商贸大码头“生活方式”的描述，意味着对“生活世界”(life-world)的研究。在生活世界里“理想”才得以脱胎而出，它围绕和烘托住了“理想”。那么一个早已祛魅的世界里，普通人的生存意义该如何重建呢？形而上学又该如何重建呢？萧耳试图在生活世界的地理里去挖掘出意义的土壤，如果没有这样的写作，那些声音，气味，乡愁，又怎可能光凭官修的地方志或者影像去复活呢？当城市失去了宇宙的观照与关怀，失去一层形而上的认知能力，失去一整套象征符号辨识系统，普通人身处其中，是不是只能在无根与区隔的状态下去寻求伪地方感伪乡愁了呢？萧耳给了我们一个理想的不以礼法秩序而以栖居权利为尺度建立的镇邦，她竖起恋地主义的经幡用力召唤，她为现实注下的一道“长长斯远”的投影。接下来的一部《天仙配》，萧耳说将会探讨镇邦的“失序”，这令我非常期待了。

　　行笔至此，似乎该有所转折，该抛出应有的批评意见。 其实在此前我已给出了些许非议，比如人物的完美设定。几位男生完美到明知他的行为不合道德，但却又觉得合乎情意。而每一位栖镇的美人，又总是该动情处绝不吝啬，该收手时洒脱大度。这教我们这些同为中年人的俗物情何以堪！我们明明不是被工作、家庭、kpi考核拨弄得死去活来吗？不是在内卷的社会环境里停歇不下吗？我们还承受着中年危机、更年期抑郁，为什么这群栖镇儿女他们似乎是大观园的子民，还在如此真挚地爱着要好着呢？我的问题其实已经无关写作的技巧，而是在拷问作者的思想意识。这又回到我开篇所提的疑虑，这个时代，我们如何自洽？我们的自洽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欺哄？身处一个沉郁的时代，我无力拷问萧耳，更无力拷问自己，正如陈嘉映老师曾在访谈里说“过度反思有伤生机”。我宁愿相信那是萧耳写给我们这些经历了最蓬勃发展时期的一代人的情书，是给予自己的一种生机，从我们过往的好光景里，炼丹一样，炼出一味“生命谎言”(life lie)。这是易卜生写在戏剧《野鸭》里的话，

　　如果我们从普通人身上拿走了他的“生命谎言”，那么我们就拿走了他的幸福。

　　至于我，我读了数遍小说里陈易知写给何易从那封未寄出的信。1985年，念高二的陈易知写“我在哪儿读到过一句话：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在一起。我很喜欢”。2022年的我也很喜欢，很喜欢在这封信的陪伴下，满心欢喜，好像在自己家门口，遭逢十六岁的自己到来，重新爱上这个曾经是“我”的陌生人，把心还给爱了我一生，却不时被我忽视的她。再安静坐下来，享用一下人生中难得的细腻情思，虽然惆怅，也是明亮的，准备着，用无尽的力气去爱和愁。这一份浅淡的少年情怀，与时代无关，只留给我心底最深的惦记，无论江南江北，四海八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