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刚

　　在任何情况下，我相信我们时代的忧虑就本质而言与空间有关，毫无疑问，这种关系甚于同时间的关系。

　　——福柯

　　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心灵体验、我们的文化语言，都被空间范畴而非时间范畴所支配。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一

在进入郭爽的小说文本之前，我可能首先要做一点声明，即承认写作本身更像是一种空间化的艺术形式，而不完全是时间的记忆。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的空间混乱和时间焦虑中，一种绘图形式的小说写作方式似乎是某种可能的审美想象和叙事实践。

　　写作一定意义上源于困惑，源于我们在万物之间的迷失，而困惑和迷失似乎就是我们“存在着”的基本状态。或许正因为如此，郭爽在这本小说集的每一篇小说里，都给我们准备了一幅“地图”，以备这些迷失的人们按图索骥，寻找生命的归途。对郭爽来说，写小说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探索、寻找和旅行。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境遇，不同的结局。郭爽说，阅读小说，是独自一人的冒险。然而，小说创作，又何尝不是一个人的精神历险呢？

　　《月球》(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是郭爽的第二部小说集。2018年，她的第一部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出版，也是在这一年，她还写出了《我愿意学习发抖》——一本书写普通德国人心灵和童年生活之作。而更早的2013年，她以米亚这个笔名，出版了一本专栏集《亲爱的米亚——在广州遇到的七十九个故事》。事实上，从郭爽的这些写作中，我们已经感受到某种清晰的空间意识，从广州到德国，从生活之路到“童话之路”，郭爽在一段又一段的现实与想象相结合的旅行中，打开着生活的边界，开拓着生命的疆域。

　　郭爽的小说有一种独特的空间感。这种空间感在《正午时踏进光焰》中表现得并不明显，相反的，这本小说集流露着忧伤的时间记忆，正如郭爽在小说集的后记《要爱就爱活着的肮脏的人》中所写的：“我凝视他们，像声嚣之中，时间投下的影子。但说到底，影子因光而生，有了光，我们才能领受这世界。”①而到了小说集《月球》中，这种空间感逐渐鲜明起来。这本小说集共收录小说六篇，每一篇的篇名，几乎都和空间有关，《离萧红八百米》、《挪威槭》、《月球》、《换日线》、《消失的巨人》、《峡谷边》，尤其是《月球》、《换日线》、《峡谷边》诸篇，带给人一种醒目的空间感受和自觉的地理想象。

　　小说集《月球》的写作，恰如郭爽自己所言，是在生活的某些时刻的灵魂顿悟，但具体到写作本身，又俨然如同一场自身的生命修行。

　　海滩之旅结束，我很快写出《月球》，接着是《消失的巨人》、《离萧红八百米》。2019年11月，父亲再次入院，很快，新冠疫情暴发。内忧外困，我开始写《挪威槭》、《换日线》。小说写作的魔力在于，即使在困境中，它仍赋予写作者重建的能力。重建盼望，重建理想，重建美。写作小说这一持续的、长久的行为终究改变了我，即使在困难时刻，我仍在敲打键盘，靠写作支撑自己。直到某一刻，月球从心的湖面升起。它沉默自在转动，是庇护所，是心的终端，是界外(《月球·后记》第305页)。

　　郭爽的生活和写作困境伴随着现实的纠葛和情感的羁绊，但更多的是内心所受的压迫以及由此而来的片刻崩塌，而写作就是反抗、突破的过程，反抗自身、突破漩涡，就像那升起的月球一样，获得一种自由的空间，这是比物理空间更为广阔的心理世界、情感世界、想象世界。在这个意义上，郭爽的小说少有当下青年写作中肆意的灰颓，相反，她小说的情绪是上升的，就像那跃然升起的月球，给人以美和希望。

　　空间意味着边界，但空间同样提供了虚假、虚无、虚空和虚构的尺寸，一东一西，一南一北，一内一外，新世界和旧世界，纠缠在一种被刻意分割的空间里，现实和幻想，亲人和自我，有时候分明，有时候模糊，有时候清晰，有时候恍惚，处处是诱惑，处处是危机，也处处是希望。我在想，郭爽小说中这一独特的空间感源于何处呢？是源于自身记者职业的思维惯性，还是来自童年深处的某种刻骨记忆？是产生于全球化时代个体的变动不安，抑或是缘起于生命自身的某种不确定性？事实上，当我们读完郭爽的小说及其后记之后，这疑惑便也迎刃而解。

　　还是个孩子时，我就着迷于房屋的剖面图。我喜欢看到铺着桌布、整饬一新的客厅隔壁，热气未散的床铺。早餐煎蛋在平底锅里“滋滋”作响，而水池里堆着前一晚狼藉的酒杯。等我长大了一些，明白了“家中院墙藏匿的秘密，比中国长城还要多”时，这种想象与观察就有了更多的意味。②

　　十七岁时，我考上大学离开家。老家房子里，我的房间四壁写满字、画满画。离家这么多年，房间还是老样子，家人保留了它的原貌，也让我得以审视，从父母家里自己的房间，到伍尔夫所说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我走了多久、走了多远，而又是什么让我跟四壁上的文字和图画，跟这个房间里曾经的我紧紧相连(《月球·后记》第305-306页)。

　　这两本书的后记，几乎已经昭示了郭爽生命中那种根深蒂固的空间感受和地理意识。此时，作为作家的郭爽成了一名绘图者，而叙事是绘图的一种文学形式。对于郭爽来说，“在许多方面，绘制地图就是讲故事”③。郭爽十分喜欢使用“地图”，包括地图这个词本身，这在她的六篇小说中都有所表现。几乎每当她要触及一个事物，想象一个空间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词。

　　“我看看啊，喏，地图提示，直线距离八百米。”琳琳的脚丫在空气中磴了两下，翻身朝向他，“我们离萧红八百米”(《离萧红八百米》第17页)。

　　儿子又穿上了铠甲。从头盔看出去，这次开的地图是中国(《月球》第107页)。

　　“界限失控了。地图画出来，是为了能让人既形象又抽象地认知，但地图一旦无限接近现实世界，人的认知和现实之间的界限，或者说秩序，就被打破了”(《换日线》第210页)。

　　此时，地图是郭爽小说写作的一个载体，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是生活的开端，是“心的终端”，同时也是想象本身。也由此，《月球》可以看作是郭爽依托于地图之上的一次次精神旅行。

二

当然，任何的写作可能都无法与空间进行割裂。但对于空间的感受和阐释却也会因人而异，而人存在的意义有时候又深深地依赖于这一由空间感受建构的“地方感”。在我有限的观察中，当下青年小说写作的弊病之一，就是空间的封闭性——物理和心理空间的双重封闭——以及与此相伴的“地方感”的消失、“现实感”的顿挫，和更深重的阔大情感的缺位。一个铺天盖地的信息化时代，我们自身却不得不处于一个密闭的混沌空间之中，而同样的，这一境况反映在小说之中，就是人始终无法翻越不停垒建的信息和心灵围墙。郭爽的小说，似乎试图推倒遮堵了人们视野的这面坚固墙壁，也因此，她的小说，呈现出一种空间的张力和开放性，在小说集《月球》诸篇中，我们能看到地理意义上的边界渗透，也能感受到边界视域中的情感融合。郭爽是一个强大的“空间”制造者。这个空间有现实的，也有想象的，有虚构的，也有虚拟的。比如《离萧红八百米》的开头：

　　没有鸽子，没有云，也没有飞机、飞艇或热气球刮起一丝风。天空只是空白无物的拟象。可以猜测蚁群的呓语或城市下水道的呜咽，但千万人口及鸟木走兽的声响都只来自想象。从几万公尺的高空直坠，道路、河流与房屋高倍扩大，从色块变成高清像素颗粒。比例尺拉回1：1000公例，又瞬间跃升太空，大天使或超级英雄的飞翔也不过如此(《离萧红八百米》第3页)。

　　这是一个完全虚拟的游戏空间，小说借由这个虚拟空间进入接下来的现实空间。而现实的空间则是：

　　他所住的小区在城市北面，城里地势最高处。往南一路下坡二十公里，去到最低处就是珠江边。今天他没有往南边去，鼠标在自己家附近逡巡摇摆。再往北些，往城外围去些，三万一平米的价格是不是就能降到两万？可银河园横亘在公路对面，截去了北去的风景。银河园是墓地，再往北一片荒凉(《离萧红八百米》第3-4页)。

　　而紧接着这个空间的，是小说主人公所住的房子。郭爽在这篇小说的开头，以扎实的小说技艺为我们展现了她的空间构造能力。从虚拟到现实，再到具体的人物现场，空间关系也层层推进，由外向内，由开放渐趋收缩，直到聚焦点击穿人物的内心。人被空间包裹，被空间影响，更被空间封锁。人的所有的快乐、忧伤、痛苦，都被这空间之网笼罩着，八百米之外的萧红，是历史和现实碰撞之后，在人的内心深处结出的心灵之网，它就地重生，试图摆脱孤独，并承托住和她发生命运关联的人的沉重肉体。《离萧红八百米》体现出了我之前提到的那种空间的开放性，虽然萧红生活的时代和当下已经相去甚远，但过去和当下之间的壁垒是如此的粗糙，以至于充满了空隙，让彼此的渗透成为可能。因此，《离萧红八百米》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以一种新颖的绘图方式来斟酌生命、重塑现实、理解世界。

　　这个空间，在《挪威槭》中变成了远渡重洋的莫斯科，女儿带着父亲开启一段俄罗斯之旅。郭爽对生命的理解，就是置身于流动的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之中。小说中，一组组莫名其妙的人物关系，在“她”看来，确实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但是因为在异国他乡，这样的关系又变得格外复杂多义。“几乎瞬间发生的边界跨越和再跨越，伴随着眼花缭乱的金融和交流模式的发展，导致了一种在世界中的空间焦虑感。”④而这种焦虑感是关乎人的内心的。就像“她”在小说中的自我发问：“她问自己的皮肤、头发和心：人和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真正的对话可能吗？如何在各自的特性不受损失的同时，彼此自由地沟通？”(《挪威槭》第84页)。因此，在郭爽的小说中，空间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场所，它更像是人的依存之地，是人的内心的敞开之所。

　　到了小说《月球》中，这个空间变得更加虚幻和飘渺。它一会儿呈现为虚拟的游戏世界，一会儿转换为现实的人生世界，而一会儿又切换到遥远的想象之域——月球，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广阔的空间地图。在小说中，月球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但是在现实中，它正在代替那个真实的世界——一个适合小说主人公安置自身的地方。“她继续画图，画月相。上弦月，望月，下弦月，朔月。四轮月亮周围环绕着更多不规则形状的小月亮，不受阴晴圆缺的说法可以想象和概括的。一切都来得及”(《月球》第136页)。“一切都来得及”，几乎赋予了整篇小说一种积极而铿锵的能量。郭爽的所有小说中几乎都有这样一种充沛的抒情能量，阔大、深厚，而又生机勃勃。但这抒情中，也有冷静，甚至于冷峻，就像“月球”这个意象本身，除了美丽、希望、永恒的象征之外，还有一种冰凉的感觉。而这种冰凉的感觉，又使得郭爽的小说具有了一种“冷峻的风格”。我想，冷一定是比热更容易持久的，就如同那个内在的自我，一定会比外在的自我更强大一样。在《月球》中，我们可以看到面目不同的自我：一个自我，在巨大的现实和溃退的时光中不断地退缩，最终，隐没在一片虚假的符号后面，还有一个自我，在陌生之地进行着某种可疑的抵抗，只为达成一种虚妄的希望。由此，“月球”在小说中具备了一种形而上的象征意义。

　　《换日线》这篇小说，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最能体现郭爽小说对于空间的迷恋。全球各地都以自己所看到的太阳位置作为确定“一天”的标准，把自己所在地方相应的地球另一面的一条经线作为“日期变更线”，这样就有许多条“日期变更线”，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规定了一条全世界共同的、可供对照的“日期变更线”，这条“日期变更线”就叫“国际日期变更线”。换日线就是国际日期的变更线，也就是地球仪上的180°经线，也叫日界线。《换日线》的名字即来源于此。《换日线》中，令曦和盈盈在香港、日本、北京、法国等诸多地区和时区穿梭，显示出了复杂的时空转换。“上一次联系时，跟往常一样，令曦给她发来的照片里，还是世界各地不同的风景。令曦仍在地图上移动，在国界、边界上不断往返，是她确认的令曦这十年来的生活态度”(《换日线》第142页)。但是，这些人为制造的时间边线，终究无法给人一种安全感。而她们的漂泊、游走，则已经预示了当今时代人的关系的内在裂变。“流离失所，或许比扎根于一个地方，更能强调空间关系在我们试图解释和改变世界时的至关重要性。”⑤郭爽的小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对空间的敏感性，她在日常和理想的边界上探索某种隐匿而虚空的真相。正如小说结尾所写：“火车过罗湖时减速，车厢近乎静止，窗外的风景像超低速播放的录像，时间并非匀速，而她们再一次靠近边界”(《换日线》第214页)。福柯说，“空间生产了我们”，而我们也终要在空间的弥散中确认自身，就像小说中，令曦通过自身流动的生活来定义自我一样。

　　《消失的巨人》好似和空间无关。但事实上，也是一个关于空间的故事。我猜想，这个故事可能是在郭爽的德国之旅中就早已开始孕育。那个现实中的巨人，和想象中的巨人，其实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想象中大。故事在城市和山里来回穿梭，我和吴珍珠也在这两个空间中来回穿梭，然而，我们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我的朋友吴珍珠，她既是我想象中的巨人，但也是现实中的无奈之人。尤其是当大家慢慢长大，内心渐渐封闭，心灵渐渐枯萎，巨人也随之消失。那巨人消失的地方，其实是人心的边界。

　　在《峡谷边》中，这个空间变成了巨大的梦工厂。“我起身，光脚在房间里走了一圈。房东贴在墙上的世界地图已有些泛黄，但并不妨碍我在上面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坐标。在珀斯，语言、季节甚至色彩，都提醒我这是国外，但有些时候，比如现在，我又会因珀斯跟北京处于同一时区而恍惚。在刚才的梦中出现的所有人，包括被隐去的我和母亲，此刻都应在睡梦中。自然，除了父亲。我不确定他现在是否需要睡眠，或者他所在的世界还有没有睡眠这回事”(《峡谷边》第277页)。郭爽通过梦境，通过梦境中自我的恍惚，充分发展了她对于空间的审美认知，可能对她来说，这一变化的轨迹并无多少科学的依据，但正是基于这样独特的世界视角，郭爽的小说体现出别样的内在经验性和对话性，以及一种与此相应的“关系的诗学”。

　　空间是关系的总和，是网状结构的世界。而梦意味着恍惚，预示着空间的稳定性在遭受破坏，而这也显现出了它的脆弱，一种虚空的状态也伴随而来。因此，郭爽的小说的空间性还体现在它要人们紧密关注生活的每一个时刻，而生活本身就是由那一个个转瞬即逝的时刻组成的。无法把握那些时刻，人也便无法把握自身。由此，即便是回到现实中，我们也同样无法摆脱站在这虚空边缘的怅惘宿命。当然，这虚空的边缘不是世界的终结之处，相反，它是世界开始延伸的地方，是走向更为宽广的世界的开端。《月球》这部小说集的另一个意义就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我们与周围世界的某种新的联系。

三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网格化时代，网络四通八达，信息铺天盖地，但由这些密集的网络系统所构建的物理空间，貌似并没有加深和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关系，相反的，人与人之间、人的内心世界似乎比以前更加收缩和封闭了。而这种自我的封闭，导致了想象空间的受挫和受限——我们可能依然能够发现各自道路上的障碍、陷阱，但已然无法建立和达成某种生活的共识。

　　郭爽小说中的空间建构和相关叙事，则是在努力摆脱这种逼仄的局促感，它是跨越性的，是开放而统一的，给人一种走出封闭的希望。这个空间得以让我们有呼吸的自由，也带我们体会远离焦虑的牢笼的美妙时刻。《月球》中的每一篇小说，都流露出郭爽对于封闭空间的对抗，并试图在反抗中建立可信赖的“空间”的诗学——一种开放的、流动的“广阔性”。“广阔性就在我们心中。它关系到一种存在的膨胀，它受到生活的抑制和谨慎态度的阻碍，但它在孤独中恢复。一旦我们静止不动，我们置身别处，我们在一个广阔的世界中梦想。广阔性是静止的人的运动。广阔性是安静梦想的动力特征之一。”⑥一个作家的孤独，其强烈往往超出想象。但也正是作为一个作家，他必须竭力保持和信赖这种孤独——一种难以被理解的感觉。写作就是孤独的自我绽放——以一种外向的、广阔的优美姿态。

　　意大利艺术史学家吉利奥·卡洛斯·阿尔根在其《欧洲的都城，1600-1700》中早有对新都市空间概念的阐释和理解，他说，“在都城，现代人不是生活在熟悉的、一成不变的不安静中；相反，他们被卷入一个关系网络，一个视角交叉的综合体，一个交流系统，一种永不停歇的运动与反运动的游戏。在这一超出他们所知范围的连接于一体的空间中，他们的位置既是中心又是边缘；同样，在‘世界舞台’上，个体既是主角，又是临时演员”。而两种身份的意义影响各不相同。每个人都喜欢作为主角的成功和愉悦，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当自身处于边缘之时，我们是否依然懂得热爱生活和生命，是否还会承认我们与这个世界之间那种几乎无法阐释的矛盾关系。巴什拉说，“对每个对象来说，遥远的就是在场的，边缘和中心具有同样的实存”⑦。这一深刻的看法，在现实中，能否被我们认同和采纳呢？其实，不管是在地图上，还是在具体的空间里，角落和边缘不计其数，有些角落总是很容易被人遗忘，而人的存在的意义往往在边缘上被确认。比如《离萧红八百米》中的萧红墓，现实中又有几人能记起呢？萧红，一个现代文学的精神遗产，一个偏于静态和边缘的文学传统，侵入当下的空间之中，并与当下生活中的人们形成一种情感的共鸣，这是她与普遍人性的某种亲缘关系。此刻，她既是边缘的，也是中心的，是实在的，也是虚空的。而我们，就站在虚空的边缘上，努力去感受作者这想象和虚构的一切。

　　当然，小说不是要穷尽空间的事物和人情，但毫无疑问的，小说是小说家内心空间无限性的延伸，它在地理和精神的层面上，都应具有一种宽广的品质。郭爽的小说有着巨大的空间，她的小说世界和思想世界通过这个空间达成某种愿景。当然，这种空间的巨大，最本质的来源还是内心，一种不可测量的生命景深。郭爽的小说并不拒绝时间，它是一种时空的综合，抒情的灵魂在宽广的世界里游走，并自得其乐。读郭爽的小说，你会体会到“人是一个宽广的存在”(波德莱尔语)。这种宽广更大程度上还是和空间有关，这在《换日线》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虚构的地理学线条让他们陷入奇妙的氛围，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带领他们突破时空，去更自由的地方(《换日线》第186页)。

　　所幸。列维提供了空间，让她可以安置自己远未定型的人生。或者说他提供了一个答案，让她明白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她开始认真考虑要不要留下来，这样松弛的关系给她安全感，打消掉对未来的诸多顾虑(《换日线》第192页)。

　　在《换日线》中，郭爽把意象、异乡和人生之间的空间张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想象的旅行是诗的灵魂，表达了把地点和时间结合起来的独立自主性。它证明了他对所有此处和现在突破者的灵感幻想的力量。”⑧空间的变化，预示着感知时间方式的变化，也预示了人——终将要置身于一种流动迁徙的状态。但不是“流荡”，更不是“流亡”——更多的时候，更像是一种分裂的聚合，一种让人生疑的存在。

　　空间的开放和宽广，也会关涉人的情绪和心态，郭爽笔下的人物，很少有那种情绪爆发式或极端化的倾向，它总是制造或维持着一种平静、一种平和、一种安详。《月球》的开始，有一种宽广的视角，而结尾，又给人一种崭新的明亮。一个人追逐着一个巨大的梦想。一种遥远的事物从月球发来信号，它穿越了非现实的空气，尽显光芒、温柔和智慧。“当梦想者真正体验到广阔这个词的时候，他就会看见自己摆脱了他的烦恼、思想和梦想。他不再禁锢于自己的体重。他不再是自己的存在的囚徒”⑨。

　　小说是诉说，是痛苦的诉说、情绪的诉说、内心的诉说、思想的诉说。而一切的诉说，又必然包含着某种难以启齿的心事浩渺。郭爽小说的忧伤可能即来源于此，难以言说，又不得不说，有一点冷峻，有一点冷酷，但似乎又有一点令人温暖的冷静。仿佛这忧伤并不是要让人痛苦和落泪的，相反，它是敞开的，指向某种奇妙而清醒的幻想。这让我想起对郭爽小说写作产生影响的波兰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他的《横渡大西洋》就是一部幻想的故事。“除了所讲述的故事，《横渡大西洋》没有什么主题。这只是一部小说，只是一个得到述说的小世界——这个小世界也许值得注意，因为它显得滑稽、色彩斑斓，有揭示性质，有启发性——这是某种具有光泽、闪亮的、不断变化的世界，有多重的意义。”也因此，郭爽的小说，并不过度专注于对自我的审视，在她的小说中，过去，并不是抵抗当下的绝对，相反，它是自我妥协的源泉。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了解，能到达什么程度？就算是跟她共同生活的父亲，她又了解多少呢(《挪威槭》第43页)。

　　陶叔叔走后，父亲再没有一起消磨，不，浪费时间的朋友了。成年人守着自己的堡垒。她现在多少可以理解父亲的沉默。从某个时候开始，跟最亲密的朋友巨细靡遗的分享，似乎被年龄或其他更钝重的力截断。她也一样(《挪威槭》第71-72页)。

　　现在她的某些能力却丧失了，包括在父亲面前哭出来。他们能看见彼此的局部，更大的部分却被淹没。就像一根笛子上的孔洞，他们各自敞开、闭合，却栖身于同一根笛管之上，由同一株竹子所造(《挪威槭》第81页)。

　　此时此刻，郭爽小说的空间是向人的内心拓展的，而这种强烈的拓展则预示了人的存在的一种强度。在约翰·伯格看来，“是空间，而不是时间，使我们无法看见各种结果。今天，若要对事物作出预知，唯一必要的，是需要了解男人(和女人)，因为他们在整个世界内并不平等。对这一方面的紧迫性熟视无睹的任何当代叙事，都是不完整的，其结果就是导致对一个故事的性质的过分简单化”。因此，郭爽的小说经常会指引我们不得不去思考自身与世界之间那错综复杂的“边缘”关系，以此指向我们对新的生活的反思和重塑。“现代生活的这种重构牵涉到对‘叙事方式’的一种基本重组，这是因为产生了一种新的意识，即我们必须考虑‘诸种事件和诸种可能性的同存性和延伸性’，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自己所观察到的事物。”

　　郭爽小说的空间性，决定了她写作视角的开阔。她的小说总有一种静观的诗情和快乐。这种快乐有时候会扩张，但有时候也会收缩，就像一个人心脏的跳动，由此，郭爽小说的外在空间和内心空间都是有弹性的。也是在这个广阔的空间里，种种情感被释放和表达出来之后，悲伤得以缓解，沉重得以减轻。因此，读郭爽的小说，你能感受到一种“势不可当的慰藉”(苏珊·桑塔格语)。当然，她的小说并不输送廉价的温暖和鸡汤，相反，她也揭示，也批判，也深深地自省，但从不放弃赞美和希望，哪怕生活已经千疮百孔，哪怕世界已经面目全非。正如她所畅想的：“每个人都可以去自己的月球，只要你开始想象它”(《月球·后记》第306页)。

四

最后谈谈郭爽小说的语言。郭爽很在意语言的把握，尤其是不太喜欢使用那些受小说习惯限定的词语，她语言的精细，不知道是记者生涯写作的“后遗症”，还是她细心斟酌之后的刻意为之。郭爽的小说语言，有一种优雅的轻松，但却极为准确，她善用比喻，且不时地为我们抛出美妙的金句。

　　她的五官并未移位，只稍稍显出苦相，曾经的甜美和灵动被锈层覆盖，像不知为何扔在小区草丛里的一口铁锅，被雨水与暴晒过早做旧(《离萧红八百米》第9页)。

　　狮鼻女人声音又高了起来，倚着老人撒娇，五官挤在一起像揉皱的漫画(《挪威槭》第41页)。

　　月光镀人，人如新铸成的银币(《月球》第130页)。

　　而正常人们，在几十年里，间或被钱冲散家庭，走向他们没有想过的离婚或噩运。如白炽灯泡里的钨丝，某一刻忽地断裂、暗哑了(《挪威槭》第42页)。

　　他被令曦迷住、改造自己的那段时间，像被时空的吸尘器吸走了(《换日线》第142-143页)。

　　醒来即意味着梦的结束，也就是我被踢出了那个世界。它觉察了我的企图，像拖动一个文件夹一样把我放进别的磁盘分区(《峡谷边》第266-267页)。

　　几乎在郭爽的每一篇小说中，都能发现这种金光闪闪的漂亮语句。在这些令人惊叹的修辞中，有的比喻是惊人的探险，它们在逃避一切有害的模仿，而给读者以措手不及的审美打击，而有的比喻则透露出朴实无华的井然，只依赖于最基础的生活感受和情感经验，以此告诉读者，这就是语言本来的样子。郭爽的小说语言十分凝练、干净，但又不是一种过度和刻意的简洁含蓄，那种恰如其分有一种天然的朴素，由此而显得真纯、清澈。

　　当下小说写作的弊病之一，是语言与经验、叙事的脱节。语言就像一个人的呼吸，它要与自身的生命相和，小说的语言与自身的经验世界同样要相互匹配。写作《月球》的郭爽，像是一位词语的调解员，试图让每一个词语都有合时宜的自由。而《月球》诸篇，共同形成了郭爽小说轻快明晰、精炼简短的词语风格，以及与此种语言风格相匹配的明确、扼要、干脆的叙事方式。她正在努力放弃那些矫揉造作的华丽修饰，用她自身的生命情感和生活经验来支撑和丰富她的一切表达。

　　此外，郭爽的语言还是一种充满生机的空间话语。

　　这算是他的长进吗？在漆黑中慢慢看清了自己？正如在电子图中不断缩小又可无限放大的那个黑点，那属于他的坐标，是片刻，对他却是永恒(《离萧红八百米》第34-35页)。

　　……河流和瀑布像地球本身一样古老，靠近它们，琐碎的哀喜似乎能被时间的绵长带走(《月球》第110页)。

　　我把视线放在山起伏的绿色线条上，追寻着风或时间的脚踪。山峦在上升，跟随这上升不止的灵魂(《消失的巨人》第262页)。

　　郭爽的语言带有一种悲喜交加的特质，让人读来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语言里既能催生出某种悲伤的情绪，但也升腾着一种活泼泼的希望。从郭爽早期的小说和非虚构作品中，我们其实已经能够觉察出这种内在的张力，而正是这种张力驱动了她的想象和审美。与空间相对应的，郭爽的小说语言，还有一种纯正的性质。事实上，在一个单词日趋贫乏和枯燥的社会里，一种精确而纯正的语言努力本身，就足以证明生活和生命中有着某种绝对的意义值得写作者去坚持。

　　但是这些纯正的语言，并不是生活简单化和单纯化的旁敲侧击，相反，它们一起指向某种复杂性。生活、生命、生存的各种无法辩驳、无法定义、无法预料的复杂性。卡尔维诺说：“在任何空间，我们都可以碰到迷宫。我们不要忘了，迷宫是一部为了走出去的机器，可以说它是一扇有点复杂的门，是我们必须要穿越的某种东西。”而为了做到这一点，郭爽寻找的一定不是一个词语、一个意象，或者某种局部的意义，她要想办法用语言来弥补这突如其来的生活断裂，从而实现对某种不确定性的穿越。

　　每次当我们自以为和置身的世界更亲近的时候，郭爽就用小说告诉我们，那种无意义(虚空)的感觉其实一直存在，甚至于这种感觉慢慢地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空间自身并没有意义——除了能将这种无意义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那些置身空间中的人们，不管是得意者，还是失落者，不管是中心者，还是边缘人，都不过是虚空世界中的一张时光剪影。但活着的意义可能依然在于，人们总是有机会超越自身的境况，让自我的生命得到扩展，一切的拆开和重组，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不再仅仅限于重复，也不再仅仅是一种将过去无限拉长的有限和有隙。

　　或许，从一个生命降临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人生就充满了某种原发的意义，既无法拒绝，又无法解脱。而一切的生活，包括写作，不过是通过人物和情感的不断闪现来映照人所面临的最深刻的问题，以及面对这些问题时所做的自省和追求。

　　? 郭爽：《正午时踏进光焰》，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296页。

　　? 郭爽：《我愿意学习发抖·后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81页。

　　? [美]罗伯特·塔利：《空间性》，方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

　　? [美]罗伯特·塔利：《空间性》，方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

　　? [美]罗伯特·塔利：《空间性》，方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

　　? [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页。

　　? [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页。

　　? [德]约亨·施密特：《荷尔德林的诗(代序)》，见荷尔德林《荷尔德林诗集》，王佐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 [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