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 超

一

第一次读沈大成，是她的小说《盒人小姐》。这个最初发表于2018年的短篇小说，在2020年被读者重新打捞。小说写的是一个病毒蔓延多年的疫区，人们努力忍受并防御着逐渐常态化的畸形生活——那么你一定懂了，这个小说时隔几年再度“翻红”的原因。

　　作家并不是预言家，但好的小说常常具有预言/寓言的特质。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见到伊丽莎白和达西，依然可以感受包法利夫人曾经的挣扎，甚至越来越陷入《1984》与《美丽新世界》所描绘的现实，简·奥斯汀、福楼拜或者乔治·奥威尔、赫胥黎，他们并不能预见百年之后的人类命运，更无法穿越时空，生活在我们身边，但是，他们早已提前写下了我们今天的生活。这是因为，作家在自己所处的有限时空中，洞悉了那些具有本质意义的问题——欲望、情感、人性，它们如此顽固，几乎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或空间的迁徙而出现变化。所以，好的小说对于当下与对于未来同样有效。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成为了预言家，《盒人小姐》与我们当下生活的种种对应，也并不仅仅是巧合。

　　作家并不是预言家，但好的小说常常具有预言/寓言的特质

　　当然，我相信，沈大成在写作这篇小说时，并不是以预见未来为目的的。《盒人小姐》中，女孩把自己植入到昂贵的透明盒子里生活，成了“盒人”，而男主人公“我”却只是个不得不继续对抗病毒的普通人。在这篇小说中，沈大成写的是爱情，她将爱情置于一种极端情况下，让这本已脆弱的爱情经历着种种外部的考验。进而，小说所写的又不止是爱情，更是爱情所折射出的人情与人性。小说最后，男青年放弃了自己爱慕的“盒人小姐”，因为他终于明白，“假如喷消毒水、抽血验血、湿空气全能忍受，不能忍受的是什么？青年想，是差别。”

　　通常来说，寓言的目的是输出观点，而观点本身常常是刻板、枯燥的，就像是一具干巴巴的骨架，坚硬、冰冷，甚至可怖。要将寓言编织成为真正的文学，需要为其输入血液，让它长出皮肤和筋骨，让它充满生气。沈大成小说中大量密实的细节、细微而贴切的情绪，让她的小说充满了这样的血液。詹姆斯·伍德在谈到小说细节时认为，细节的真实性来源于它的“特此性”，“所谓‘特此性’，我指的是那些细节能把抽象的东西引向自身，并且用一种触手可及的感觉消除了抽象，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它本身的具体情况”。沈大成的小说之所以极其虚幻又极其真实，正是因为其中充满了这样的“特此性”。《盒人小姐》搭建了一个想象中的虚拟世界，我们之所以将其指认为现实的寓言，是因为它向我们提供了种种细节的真实，让我们感到身在其中：“到处都安装着自动设备，监测人群密度，计算喷洒频率，以保证药水有效地沾到人们身上”；“人们一天之中要被针扎好几回，被扎时，有另一个电子声音会提示说，‘验血，请不要动。’小针和针筒从墙壁、桌子、椅子、树干或任何地方突然冒出来，神秘消失时带走采集到的一小管血”……我们没有去过小说中的疫区，但是，透过那些现实生活中并不陌生的检测器、针筒、电子声音，沈大成将她笔下的虚拟世界描绘得可触可感，无限趋向于实体。除此之外，这篇小说中更多的真实感，则来源于人物情绪的传递。当男孩看到自己所爱慕的女孩成了高自己一等的“盒人”时，“他一定是没把表情控制好，也管理不了身体，他向左边和右边分别转身，仿佛旁边站着一些智慧的朋友可以解答疑问，最后他终于转回去面对焕然一新的盒人小姐，结结巴巴地问她，‘你怎么，你为什么？’”接着，男孩重新整理好自己的情绪，尝试再度接近女孩，“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陪伴她走路，与她交换了几次位置，左边，右边，左边，在那过程中，盒子锋利的四条棱像刀刃似的切割了他好几次，身上很疼，但他说着‘对不起’，努力不表现出疼来。”即便隔着书本，我们也不难体会男孩的失落，从天而降的距离感、爱情中的“意外”、“阶级”的差别，不需要生活在小说中，也不需要变成“盒人”，所有读者都多少有所经历。最终，我们感同身受于男孩的沮丧：“外围，他想，现在真的是在外面。”

　　沈大成小说中的“血液”来源于生活本身。鲁迅先生早有名言：“一滴水，用显微镜看，也是一个大世界。”沈大成深谙这一点，她的小说写的都是显微镜下的人生。公园里的流浪汉(《知道宇宙奥义的人》)、工作乏味的小职员(《花园单位》)、大货车司机(《陆地鲸落》)、被植物种子附着皮肤的年轻人(《皮肤病患者》)，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多到让人无暇顾及，我们一一放过了他们，但沈大成却把他们叫住，请他们来自己身边坐下，然后用她的显微镜，去发现、放大他们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生活。在显微镜下，那些生活中的意外与奇特，所有凡人的欢欣、悲伤逐渐显露了出来。原来，公园里的流浪汉日日关心着宇宙，小职员不知不觉地延续着“前任”的生活，皮肤病的年轻人发现了人与自然的奥秘，货车司机洞察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议题……沈大成在一片混沌的生活中，悉心摘取那些具有独特意义的瞬间，并且在小说中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呈现出来，最终，那些或平庸或离奇的事件都指向了某种本质。

　　沈大成小说中的“血液”来源于生活本身。鲁迅先生早有名言：“一滴水，用显微镜看，也是一个大世界。”沈大成深谙这一点，她的小说写的都是显微镜下的人生

　　正是透过这样的显微镜，沈大成小说中的万物都生出了肉身的温度与鲜活的生命感。《漫步者》中，在城市夜晚缓慢行走的，是一座过街天桥。这个听起来无限接近谎言的故事，在沈大成笔下却成为了一则现代都市的浪漫童话。“天桥像小马似的漂亮地行走，片刻之后又改为精明地游荡，又改为懒散地漫游，又改为仿佛它一边听着进行曲一边朝气蓬勃地前行。随后，它首次改变了桥身方向，拧转了九十度，桥身从横跨道路变为与道路平行，以前一直算在横行的话，现在开始它采用更为优质的直行方式，他完全像一只身形很大的大动物了。……它一心一意地这样跑，金色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空隙往桥身上打出许多圆形光斑，它像是——他想到，他的搭档也同时想到——像一只豹。”漂亮、精明、懒散、朝气蓬勃，小说中的天桥如同豹子那样自由，也如同所有的城市漫步者，尽享着独属于自己的夜晚。经由想象，也经由大量细节的模画，沈大成赋予天桥以生命，也让我们在这个虚构故事中感到不可思议的内在的真实。

　　如此，携带着“血液”，沈大成的小说在传达观念之外，更具有一种特殊的美学魅力。寓言小说、幻想小说与科幻小说的一些特质，多少可以在沈大成笔下找到，但是，她的小说又显然无法被这些概念简单归类。从《盒人小姐》开始，我们发现，沈大成的想象力通常与某个具体的意象相关，如同其中的“盒子”所暗示的被囚禁的、彼此隔绝的现实一样，这些“意象”构成了沈大成小说的母题。《葬礼》中，“甲客族”的机械“鳌肢”，代表着战后一代对技术的狂热，然而随着时代与审美的发展，技术崇拜迅速退出潮流，无法拆除的“鳌肢”成了甲壳族们烙印在身体上的耻辱。而当他们的生命走向尽头，“鳌肢”变成了死者肉身的延续，也必然引发重大的技术伦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葬礼”不仅指小说中的主人公埋葬了母亲最后的“鳌肢”，进而完整地埋葬了母亲；更暗示着一个被埋葬的时代，以及迅速更迭的、不断被埋葬的意识与信仰。《烟花的孩子》中的不明物体，曾经是一群孩子在烟花散尽后共同发现的“奇迹”。此后二十年，孩子们逐渐成长为各怀心事的中年人，他们各自过着自己寡淡的生活，彼此杳无音讯。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保留着多年前捡到的不明物体，那不仅是他们彼此相认的暗号，更承载着他们的童心与幻想。《沉默之石》由博物馆里的一件文物说起，面对眼前这个远古穿越而来的、无言的石头，讲解员们透过各自的想象与讲述，将其放置于不同的战争故事中，赋予“石头”以不同的意义，进而，这沉默的石头便构成了历史叙事的不同侧面。《养蚕儿童》中的小孩最初惧怕、厌恶养蚕，后来竟一点点地与蚕成为最好的朋友。小孩不舍他的好友有一天破茧成蝶，离开自己，于是千方百计地阻止它成长，但最终，他与它还是不可避免地面临告别……机甲、不明物体、石头、蚕，沈大成的每一篇小说中，几乎都能找到这样的核心意象。它们本身携带着美学，也包含着隐喻意义：机甲的冰冷残酷、不明物体的多义性、石头的坚硬沉默、蚕的多变与短暂的生命……这些意象笼罩在小说上空、贯穿于小说始终，进而逐渐超越了自身，代表着作者的意念与看法，最终与小说的主题融为一体。

　　从《盒人小姐》开始，我们发现，沈大成的想象力通常与某个具体的意象相关

二

在讨论小说结尾的不同方式时，托马斯·福斯特曾经提出，19世纪的小说基本都严格遵循线性叙事的原则，小说的故事具有一种完整性，结尾干净、利落，抵达彻底的终结；而20世纪之后，尤其是现代派出现以来，小说开始拒绝此前的确定性和完整性，现代派小说总是充满歧义，其结尾也常常走向七零八落，需要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福斯特认为，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时代背景的变化，“我生活在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之后的时代，生活在索姆河战役、长崎原子弹爆炸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的年代，生活在长征和红色高棉之后的年代。在所有那些事情发生之后，确定性——尤其事关结局——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沈大成的小说根植于21世纪的当下，她耐心书写着形形色色的都市人和都市生活。小说集《迷路员》中，沈大成的想象力及其出色的轻盈感，应该多少与现代派传统，尤其是以博尔赫斯为代表的幻想小说有关。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其中每篇小说的结尾，又会发现它们与前人的差异。比如，《知道宇宙奥义的人》的结尾，那个被宇宙吸引，进而颠覆了日常生活的主人公，正准备离开自己“流浪”了多日的公园，去寻找宇宙的奥义。

　　“宇宙奥义，我想去寻找表达它的方法。去哪里找？还不知道，先到处找找看吧。要是找到了……”他的话顿在这里，两人又踩着枯枝落叶依着树林的轮廓行走，彼此非常珍惜这最后几步路，过了一会儿，他向朋友亲切地说，“要是我能将宇宙奥义翻译出来，就来告诉你。”

　　过后，两人的身影呈两道弧线往不同方向分开，他走到星空下，流浪汉走进树林深处。

　　试想，如果这篇小说出自博尔赫斯，或者任何一个现代派作家之手，多半会在这里戛然而止。主人公是怎样去寻找宇宙的奥义，有没有找到翻译与表达的方法，又会不会如约把答案告诉流浪汉？现代派小说绝不给出答案，他们呈现的是一个谜团套着一个谜团，他们倾向于留给读者无限的未知，也是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沈大成并没有停留在这里，她要再进一步，她要给出自己的结尾。小说继续写到，主人公离开后，他的流浪汉朋友依旧在公园里感受着四季，直到有一天，公园里的电话响了，当他接起电话时，“一种全然陌生的、极其新颖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到耳边，向他倾吐、形容，或是讲解着什么。”——那个声称要去探索宇宙奥义的人果然没有食言，他发现了什么，并正向他唯一的朋友倾诉着。

　　再看《烟花的孩子》。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不明物体究竟是什么，直到二十年之后也没人说得清。但正是这样的不确定，给烟花的孩子们留下了任意想象、大胆解读的空间。小说中的女同学将它指认为“烟花之卵”，以此解释了女儿的身世之谜，这是一个母亲为自己女儿编织的善良的谎言。到这里，小说已经完成了一次对“不明物体”的阐释。但沈大成没有就此画上句号，借由男主人公的思索，她继续追问着：

　　果真是烟花之卵吗？

　　

　　无需再多举例了。沈大成的小说，几乎都是以这样的基调收束。如果我们认可福斯特的判断，那么，沈大成的小说无疑是在20世纪现代派所止步的地方，继续向前迈了一步。这种结尾方式让人感到一种幻梦中的真切感，一种巨大的不确定之后的短暂确定。

　　应该如何形容沈大成小说的结尾呢？我想到一个上海话中常用的词：“清爽”。沈大成是上海作家，她一定理解这个词在上海话以及上海人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在我看来，沈大成的小说拒绝完满，但同样反对混沌与杂乱，她试图在一片废墟中梳理脉络、寻找方向，希望在有限的范围内给出尽可能完满的答案。这种“清爽”感，也恰好与她的小说语言、她的叙述方式相契合。沈大成的小说基本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者的声音超然、冷静，整体上营造出一种讲故事的氛围。但是，这种冷静与超然并不同于现代派的冷峻，更不是“零度叙事”，它有一种微弱的温度和情感，它柔和、低缓，介乎于透明与不透明之间。即便是在最具有批判色彩的《经济型越冬计划》、《星战值班员前传》、《刺杀平均体》中，沈大成的叙述依然充满温情与关怀。因此，她的小说“清爽”，但绝不冰冷。读她的小说，既像是在人间漫游，又像置身一场未来的梦境。

　　应该如何形容沈大成小说的结尾呢？我想到一个上海话中常用的词：“清爽”

　　或许我们应该像沈大成那样继续追问：如果说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完满性，来源于当时宗教信仰所提供的是非黑即白的截然判断，来源于人们对于世界的同一性认知；而20世纪以来，当“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之后，小说只能提供碎片，因而多义性与复杂性越来越受到追捧——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沈大成小说背后的“时代性”？

　　

　　陈春成与沈大成两位作家，几乎都是经由读者的喜爱而进入文学界视野的，与所谓的“纯文学”相比，他们的作品应该更能代表当下大众读者的趣味与需求。两人的小说除了美学风格相似，还不约而同地最终走向了相对安稳、确定的落脚点——这或许多少表明了今天写作者与读者的精神追求。在今天，当我们已经习惯了所有的冷漠、残酷、支离破碎之后，如果我们依然需要小说，那么，我们需要的正是小说所提供的“确定性”，即便它微弱、有限甚至徒劳无功，但却可以成为几近崩溃的世界上最后的慰藉，在杂乱的现实中、在慌张而毫无头绪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期待小说能够为我们创造一个“盒子”，或者经由小说洞察彼此心灵的宇宙，又或者，在小说中找到那个可以藏匿自己内心钥匙的角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读沈大成，就是为了在小说的世界中做一场清爽的幻梦。

　　如果我们依然需要小说，那么，我们需要的正是小说所提供的“确定性”

　　? 沈大成《小行星掉落的下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1，第140页。

　　? 【英】詹姆斯·伍德著，黄远帆译《小说机杼》，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5，第48页。

　　? 沈大成《小行星掉落的下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1，第140页。

　　? 沈大成《小行星掉落的下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1，第141页。

　　? 沈大成《小行星掉落的下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1，第142页。

　　? 沈大成《小行星掉落的下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1，第145页。

　　? 沈大成《迷路员》，台海出版社，2021.8，第167页。

　　? 【美】托马斯·福斯特著，梁笑译《如何阅读一本小说》，南海出版社，2015.4，268页。

　　? 沈大成《迷路员》，台海出版社，2021.8，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