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一个大词,经由千万人言说而不竭,不竭却难有新意,诸如“东方巴黎”、“繁华魔都”等陈词滥调已难以表述日新月异的都市气象,如何书写上海成为横亘于写作者面前的一道难关,btr的《上海胶囊》是一次跨越难关的书写尝试。
“胶囊”是一个充盈着病理学与后现代生存境遇的妙词,既隐含病服效用,又可指涉胶囊旅社这一新兴旅居模式,小说由此铺展开来。望文生义,就标题而言,“胶囊”首先包含一份“治”之雄心,或治疗都市病症,抑或治愈都市中的破碎心灵与贫瘠的书写形态。前者指向人之生存环境,后者指向人之心理境遇与文学畅想,以胶囊包蕴城与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或有以艺术审美治疗现代都市隐忧之意。英国作家埃拉·伯绍德(Ella Berthoud)与苏珊·埃尔德金(Susan Elderkin)合著的《小说药丸》便属突出疗愈功能之作,
以药品名称、成分、性状、适应症对应小说标题、章节、内容,旨在将现代人类自身的病症投射至书本形式中,无论生理还是心理之疾都可在书中找到宽慰救治之道,表现文学艺术对现实生活的精神解救功能。其次,胶囊的成形需要经过压缩关卡,作为都市人口爆炸与土地利用率增高的产物,胶囊旅社生动准确地展现了当代都市嘈杂拥挤的面向,有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时空压缩”即视感。开设于大阪的“Capsule Inn”是全球第一家胶囊旅社,在充分利用有限空间的同时发扬低碳环保的风度,是城市化程度提升至一定阶段的产物。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安福路275弄16号楼的Capsule Shanghai(胶囊上海)则以现实地标与小说自身两相对应,扰乱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拓宽胶囊的现实指涉深度,形成真假莫辨的文本幻觉光晕。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胶囊”映衬着现代人相对封闭的心理空间,所谓茧居与“茧型人格”的现实表征。若将这颗上海的“胶囊”放置于文学史的脉络中,不难发现其接续了张惠菁的《蛾》与翁文信的《蛹》两组文本中以生活空间展现都市人群心理状态的尝试,当然,更为直接的传承路径则是上海特色:亭子间与“薄海民”。
亭子间是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建筑形态和典型景观,是石库门秩序,也是“蜗居”的前身,其间蕴含着房东的精明算计与租客的落魄辛酸,是洋场繁华的对立面,也是风情摇曳的海派特色之一。“亭子间作家”们更是为这一饱含窘迫的生存景观增添了不少人文气息,周立波文集《亭子间里》、郭沫若小说《亭子间中》都是文学与现实交互的生动产物,在不断地书写中亭子间成为上海的典型标识,正是:“也许住过亭子间,才不愧是科班出身的上海人,而一辈子脱不出亭子间,也就枉为上海人。”亭子间是淬炼上海作家的地界,也是腌渍上海文学风情的场所。在现实意义上亭子间是“乱哄哄的小世界”,《上海胶囊》中可在其中进食、购物、排泄、等待的“悬空的微缩世界”便是亭子间方寸精神的当代演绎。亭子间不仅是一种逼仄的现实指称,也是超脱于逼仄现实的象牙塔境况。btr致力于在二十一点四平方米内进行的朝圣之旅便是塑造胶囊精神面向的文本操作,肉身安于一隅,精神却跨越万水千山,借助发达的媒介与生动的图片文本完成在自己房间里的旅行,途经教堂、草原、斗牛场、城堡、广场等异域景致,到达目的地时也是完成精神漫游之旅时,以圣地亚哥勾连现实与想象,整合此地与彼处的空间联结,跨越世俗与神圣时间的沟壑。既不脱离都市市民的生活节奏,也不限缩于市民生活的反复循环,此举正是月亮与六便士的互搏,是逼仄现实中永不枯竭的精神泉水涌动,是面对繁琐人生与世俗烟尘时的超越与拔升。范伯群先生认为:“亭子间作家与他们所蔑称的‘封建’小市民是会存在‘隔阂’的”,由此可见二者之区别,亭子间固然存在于市民社会,但亭子间作家书写背后的立场并非等同于小市民立场,上海胶囊固然脱化于现实,但不囿于现实的维度,这正是btr所传扬的书写精神。
亭子间固然存在于市民社会,但亭子间作家书写背后的立场并非等同于小市民立场,上海胶囊固然脱化于现实,但不囿于现实的维度,这正是btr所传扬的书写精神
所谓“薄海民”其实为外来音译词——Bohimia,原指生活于捷克斯洛伐克地区的波西米亚人,后也以此指称流浪的吉普赛人,并逐渐演化为生活放荡行为潇洒的流浪艺术家之代称。此词在国内最早由瞿秋白阐释演绎,“‘五四’到‘五卅’之间中国城市里迅速的积聚着各种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知识青年”。瞿秋白将此类人视为知识阶层和早期士大夫阶级的“逆子贰臣”,他们身上的清醒现实主义与都市的摩登相伴相随,和农村联系稀薄且缺乏务实的理性。这一判断包含明显的政治思想倾向,基于时事背景对此类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思想观念进行贬低批评。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演进发展,后世学者们从多方角度对此概念进行分析阐释,乐黛云认为薄海民与旧家庭分离,靠脑力劳动为生,是自由流动资源(Free Floating Resource),对社会文化发展起着重大作用。陈思和将现代知识分子划分为流浪型与岗位型,前者便是薄海民,他们身上的流浪性作为群体行为构成了左翼知识分子反抗的起点,具备的激进、批判特质。吴晓东认为薄海民丧失与土地、农村的联系,乡土的失落于他们而言也是心灵故乡的失落,由此成为“在路上”的寻梦者。不难看出,“薄海民”这一群体与都市紧密关联,具有鲜明的个体精神,这一精神在指向自由的同时也指向漂泊,指向浪漫也指向伤感。
在《上海胶囊》中,穿梭于巨兽腹中即地铁车厢中的“我”与在人民公园游荡的古尔布之状态可视为都市中的漂泊流浪;小说中涉及陆平原、小说家和编辑沈大成的片段则标明当代亭子间内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状态。这群浪迹于都市空间中的当代薄海民与城市既亲密又疏离,亲密之处在于他们的生活由都市景观和商品世界连接塑造,地铁、剧场、咖啡馆、网红店是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场所,也是小说中随处可拾的景观;疏离之处在于,小说中的人物虽不像旧时亭子间文人那般潦倒匮乏,但是他们亦是社会的边缘人,他们在时代的夹层中左右为难,既不愿放弃自我与世俗的关联,也不愿进一步加强自我与外界的联系。在精神层面选择与外界社会、外部人群保持距离,谨慎地遥望“非我”的世界。在这种亲密与疏离中,btr笔下的这群人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茧房,也打造了自己茧居的都市生活状态,由此新的薄海民与新的亭子间一并诞生于“上海胶囊”之中,物理生存空间有限,但是艺术精神空间无限,反抗世俗,浪漫漂泊,颓丧忧郁,沉醉艺术,放大自我。薄海民们依旧停留在自己狭窄的亭子间内,也依旧在都市的街道上寻梦。居于上海胶囊中的他们张扬着唯美主义的旗帜,他们不是社会实践中的人,而是“审美的人”。btr与《上海胶囊》中的众人皆如此,薄海民式的生活是将酒神精神中的放纵、迷狂、自恋注入日常生活实践的杂糅,相比生活本身,他们更在乎艺术,艺术可以疗愈心灵,生活仅仅是完成艺术的条件之一。因而小说中充斥着大量的书籍、电影、画作、展品,以孜孜不倦的全方位“掉书袋”之方式裸露地展现都市生活中的精神场地与艺术追求。
薄海民与都市漫游者有可通约之处,漫游者是本雅明从波德莱尔身上所提炼出来的一类人物形象,在行走中体验都市、审视现代性。《夜迷宫》中在地铁与托马斯的公寓之间游走的小恰、《阔论漫游厅》中“打造流调”的凯以及《玫瑰的维度》中的沈大成,就其本质而言皆是漫游者,这些人物孤独、疲倦、凝视、思考、被束缚在都市的生存逻辑中,接续了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漫游性人物特色,如施蛰存的《梅雨之夕》中为躲避旁人的雨衣摩擦而爱带着雨伞在马路上闲行的青年、叶灵凤的《流行性感冒》中在街道漫步并对着购物橱窗沉醉幻想的“我”,此乃“上海人”书写的延续也是上海都市精神的传扬,他们一路漫步而来,凝视现代都市的存在,感受都市景致带来的惊颤,用自己的目光与反思将都市巨兽切割为分布于不同时空中的碎片,及至btr以胶囊之名收拢这些碎片。同时,漫游并不只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特色,也是《上海胶囊》的阅读方式。关乎上海的生命经验与生活经历已然被“策展人”的布展行为与权力预设、限定,变动的都市空间与个体生命复杂的心灵空间媾和,人物成为展览中的装置,读者亦如此,展览需要通过观看来完成,不同视野、不同角度、不同页码的观展阅读制造了层叠隐秘的阅读心理体验,为生活流溢的可能性创造阅读可能。btr致力书写的小说是近乎博物馆的展览形式,他不断收集城市生活的碎片,擦拭、整理,放置于文学字符所构造的展馆之内,引导读者观展。此举呼应了声势浩大的“感官转向”,逼迫读者充分调动思觉感知那个已被言说了千万次的熟悉又陌生的上海,试图击碎“第四堵墙”引导读者与小说中人一同漫游虚构的实体空间。这势必是一场沉浸的阅读,阅读途中读者必须跟随由作者所发出的“展览继续”的指令进一步深入展览空间,参观过程中btr编码、布置展览,观众抑或读者解码、参观,双重的游历与漫步勾勒都市多重记忆交织的线索,缔造都市不同景别的共时在场,以个人体察的微观感受抵御业已刻板的宏观印象,人的内心空间在此过程中不断被放大强调。小说精心设置的展览形式,其背后所蕴含的艺术形式之庄重与严肃溶解在现实空间的聒噪与繁复之中。首先,切割生活;其次,将切割后的生活锚定在展览的框架中;最后用文字、图像等载体表达展览,将艺术与现实杂糅出镜厅般的效果。既是将日常生活提炼为可被展览的美,又是借此粘合美学与日常世界的撕裂之举。萃取、过滤、压缩之后一个崭新的当代都市面孔浮现,于是上海在btr笔下不仅作为一个审美乌托邦而存在,而且作为一个饱含生活经验的混沌空间在生成,虚拟与真实,虚构与记录的融合渗透,从现实迈入胶囊,再从胶囊返归现实,大隐隐于胶囊。笔尖的上海在被展览的过程中以片段、局部、甚至碎片的形式分离、破裂、重组,进而生成了一组逃离现实的艺术存在与生活样本,刷新了读者对于现实的刻板印象,击碎了唯美思潮影响下艺术与现实的二元对立。汉姆林·加兰(Hamlin Garland)早在1984年的《文学预言》中指出:“未来的小说将会挑战旧有传统,在叙事方面,不再是通过冗长的阐述和叙述,而是像艺术家那样将生活的事实展现在读者面前。”btr的尝试似在努力回应与昭示:作为母体的上海具有无限的增殖能力,在虚构与非虚构的撕扯之间,在想象与现实的缝隙之间,在过去与未来的摇摆之间,上海分裂开来,其中一裂即是作为展览的上海胶囊,可视,可感,可展,可折叠,可旋转、可凝固。
在过去与未来的摇摆之间,上海分裂开来,其中一裂即是作为展览的上海胶囊,可视,可感,可展,可折叠,可旋转、可凝固
这是btr作为小说家的游戏精神,也是借助发音形式塑造小说人物与事件深层关联的巧妙构思,文本、字符、发音的相互嵌套反复印证着小说本身浓烈的“迷宫”气质
最后,不妨借用布克奖评委会主席露西·休斯·哈雷特的说法:“当然,在我们读过的许多书中,有你可能称之为好的、直截了当的、老式的小说它们从头到尾都在讲述故事。但总的来说,我们发现最令人兴奋的是做了一些稍有不同的事情的小说。”btr所做的正是稍有不同之事,《上海胶囊》正是这样令人兴奋的小说。
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起飞时,可携带一颗胶囊。
? (英)埃拉·伯绍德,苏珊·埃尔德金:《小说药丸》[M].汪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木心:《哥伦比亚的倒影》[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35页。
? 鲁迅:《上海的儿童》,收录于《鲁迅全集第四卷: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第580页。
? 范伯群:《从“亭子间作家”与“封建小市民”的关系谈起——读〈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有感》[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01):50-55.DOI:10.13317/j.cnki.jdskxb.2009.01.008.
? 瞿秋白:《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544页。
? 乐黛云:《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1,第196页。
? 参见陈思和:《行思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选编》[M].颜敏选编,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11,第300-301页。
? 吴晓东:《文学的诗性之灯》[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1,第182页。
? 转引自刘英:《书写现代性 美国文学中的地理与空间》[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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