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光吉

　　今天，布勒东这个名字无疑已成为超现实主义的绝对符号。但布勒东是谁，他引领的超现实主义又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些问题，除了被文学史的常识所固化的术语、宣言和口号外，我们还能说出更多的东西来么？在成为专名和符号之前，布勒东当然有过一段鲜活的人生，而超现实主义也曾是一个在场的运动，因而对两者的真正认知无法绕开构成人生和运动的纷繁经历——身体的经历，思想的经历，还有言语的经历，甚至无言的经历。如尘埃一般，这些弥散的经历恰恰是最难捕捉的东西：每当回顾的光芒照去，它们会从打开的记忆之书中缓缓升起，并以其确乎可见、可感的缥缈形态，追随、包围着生命的重要动作，隐隐勾勒出运动的轨迹和界线，但它们始终不在聚焦的范围之内，甚至被当作无用的剩余物从历史的书写中预先排除出去，最终成为背景的杂音和絮语。那么，它们是无意义的吗？相反，在足够灵敏的耳朵听来，它们会以罗兰·巴特所谓“嗓音之微粒”的形式，塑造出生命的独一姿势。或者，如同自动写作，它们会保留运动的无意识痕迹，而这些未经预谋也不可预测的痕迹，就悄然吐露着运动自身尚未发觉的欲望，其隐秘的真谛……不过，当一部人物的访谈成为其经历的漫漫叙述时，访谈便开始具有了一种传记和史诗的性质。

　　布勒东的这部访谈是他人生的自述，他历险的自传。1951年，应《歌剧》杂志记者和广播制片人安德烈·帕里诺之邀，布勒东为法国广播电台录制了十六期访谈。次年2月至6月，这些访谈在电台的晚间节目中依次播出。7月底，广播访谈的文稿，连同1941年以来布勒东在法国内外接受的十一篇报刊访谈，一并以“访谈录：1913-1952”为题结集，由伽利玛出版社在勒内·贝尔特雷主编的“破晓”丛书中出版，共印了五千五百册。《访谈录》的最初计划成形于1950年，按帕里诺在该书出版前夕发表的文章中的说法，他恳请布勒东贡献“一份证词，用以重温超现实主义的燃烧岁月”，并提供“从这段名副其实的史诗中得出的教诲”。帕里诺所谓的“证词”就是后来的十六期广播访谈，它涵盖了布勒东从1913到1952年的生涯自述。至于《访谈录》的第二部分“其他问答”，布勒东在1951年末才想到把他过去十年间接受的零零散散的访谈整理出来，以扩充的形式添加到原定的广播访谈之后。故而，这部分访谈没有明显一致的主旨，其回答的问题虽多少与超现实主义相关，却不像广播自述一样着眼于超现实主义的运动整体，而是受制于一时的形势，要求布勒东给出即刻的看法。鉴于这种历史意味的差别，以及形式整一的要求，我们的译本仅选取1952年版《访谈录》的“广播访谈”部分，舍弃了所附的“其他问答”。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份完整且连贯的证词，来自超现实主义最资深的那位见证者和亲历者。

　　除了以超现实主义的历史进程为线索外，布勒东的证词在形式上自成一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完全掌控着访谈的问答内容。不同于采访者提问、受访者作答的一般访谈方式，布勒东的广播访谈从始至终都以布勒东为主导，记者帕里诺只是扮演一个辅助的角色。事实上，帕里诺的提问是根据布勒东事先拟好的发言内容设计出来的，他的所有问题都针对且服从布勒东为此精细准备的说辞。正是布勒东的一己之言决定着整个访谈的走向和问答的节奏，在他庄严、雄辩的独白中，帕里诺的提问有如承前启后、实现话题转折和跳跃的连通器。因而，布勒东的访谈录从一开始就具有一部成文之书的性质，其完成度绝不亚于他的其他文学作品。这也体现在其高度书面化的语言风格上：布勒东发言的措辞、语气、句法无不透露着一位精于文字的作家在写作中发挥的那种巧思和才情，有些地方的表述甚至接近学院化的论文语言。录制结束后，访谈的文稿自然也经过了布勒东本人的审阅、修订、删改、补充，其行文的成熟度和复杂性只会有增无减。如此种种，皆表明布勒东对访谈的重视，他不仅要在公众面前用他擅长的方式登台表演(尽管只有声音出场)，而且有心把这场回顾其生涯的演出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变成他自己的一部作品，永远地予以保存。

　　不同于采访者提问、受访者作答的一般访谈方式，布勒东的广播访谈从始至终都以布勒东为主导，记者帕里诺只是扮演一个辅助的角色

　　如果不掌握话语大权，受访者的任何言论都有可能遭到任意的篡改和歪曲，甚至被虚构出一些不实的信息来

　　布勒东想必熟谙表演和演说之道。早在“达达”时期，他就已经是那群在公开场所乱哄哄地进行表演的捣乱分子中的一员。而在他的一生中，他又有多少次站到讲台上慷慨陈词，或是为朋友辩护，或是抨击敌手，他念过的宣言、声明、檄文、通报已然太多。不过，这一次，他已过知命的年纪，从初出茅庐的叛逆青年成为了超现实主义的“教皇”，其表演的姿态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如果三年前，他从精神病院归来的好友阿尔托还能借着广播剧疯疯癫癫地批判上帝，那么此时的布勒东，在话筒面前则不得不保持他的成熟和威严，老老实实地用沉稳且铿锵的口吻来叙述，或不如说诵读，他的过往和经历。对于布勒东这一按部就班的演说，帕里诺倒是颇为满意：“布勒东完美地回应了我的期待。他的语言，他精准的记忆，他的慷慨，他的清醒，时常释放出一种不难发觉的情感和一种真正的诗意。”帕里诺愿意在访谈中交出自己的主导权，把言词的空间留给布勒东来规划和表演，除了他对布勒东由来已久的敬仰外，或许也是因为此前对科莱特的访谈中，科莱特对其提问的频频拒绝使他感到挫败，于是在布勒东面前，他索性放弃了对绯闻八卦的主动刺探，任由对方决定他愿意讲述的细节。而对布勒东来说，拥有帕里诺这样一个忠实的同谋当然是他能够顺利完成访谈的必要条件，但他对访谈言语的支配首先是出于他本人要为超现实主义正名的意志。或许他太清楚所谓的访谈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不掌握话语大权，受访者的任何言论都有可能遭到任意的篡改和歪曲，甚至被虚构出一些不实的信息来，毕竟他年轻时就炮制过这样的访谈。正如他在第六期广播中略带悔意地交代的，他在1921年拜访弗洛伊德后所写的报道《采访弗洛伊德医生》就充满“贬低的口吻”。而在后来收录该报道的文集《迷失的脚步》里，还有一篇针对纪德的访谈，其嘲弄的手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篇声称在格勒纳勒街糕点店进行的访谈写得头头是道，实则全是布勒东的杜撰。虽然纪德本人在1925年的日记里承认，布勒东记录的言语确实出自其口，但布勒东呈现它们的方式已彻底扭曲了本来的意思，以至于纪德感慨自己的声音遭到了伪造，“一种不忠的机智”给他画了一幅“面目狰狞的肖像”。所以，轮到布勒东自己讲述他领导的这场纷纷嚷嚷、争议不断的运动时，他必定要竭力避免那样一幅肖像被敌对者戴到他身上。

　　确实，布勒东在广播里的说辞没有给那些等着看他笑话的人留下什么可乘之机。他几乎闭口不谈他的私人生活，尤其是感情生活，那总是传记作者和小报记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于是，赋予他灵感的缪斯被他留在了阴影里：西蒙娜没有出场，大名鼎鼎的娜嘉只是一个书名，雅克琳娜藏在女儿背后，艾丽莎只是《秘术17》的一个创作动机……虽然布勒东自称“我受邀前来说明一场精神历险的编年史进程，而它一直是并且仍然是一场集体运动，所以我不得不相对抹掉一些自己的痕迹”，但对运动本身影响重大的一些事件，尤其是标志着团体内部动荡的除名事件，他仍一笔带过，尽管他也在某一刻为其曾经的过激举动表示过歉意。显然，他是有意为之，目的是要确保他一直深信的超现实主义理念不因个人的过失或现实的缺憾而失去生机和效力。自创始以来，超现实主义的精神纵然勇猛不羁，可在1950年代的文化背景下，布勒东对此精神的近乎纯净的坚守，仍不免有几分悲壮的意味。在法国，布勒东不乏追随者，超现实主义还有它的信徒，但运动本身早已今非昔比，不再居于精神的主流。1940年代的战火让他离开了法国，也迫使他的声音一度在欧陆沉寂。等他归来后，国内的形势已发生剧变。一方面，战后的思想界是存在主义的天下，知识分子大多簇拥在萨特、波伏娃和加缪周围，相比之下，布勒东已是一个老人。另一方面，得益于抵抗运动的胜利，外加马歇尔计划的美元攻势带来的不安，斯大林主义成为了众多文人和艺术家的政治信仰，而与托洛茨基过从甚密的布勒东自然成为另类，遭到孤立。不过，更深的危机来自思想界内部对于超现实主义的评价。透过那些试图给超现实主义盖棺定论的历史判断，布勒东意识到，昔日超现实主义所向披靡的锋芒已有被钝化的危险。

　　莫里斯·纳多于1944年出版的《超现实主义史》就代表了一种认定超现实主义已经终结的学识态度。纳多整理了超现实主义的重要文献，并剖析了该运动蕴含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最终得出了“它已过时”的结论。在纳多看来，超现实主义者是一群天真的梦想家，但他们的梦想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一旦“最可爱的幻觉褪去，蜃景的边缘就会留下一个愈发绝望的人，因为他曾瞥见乐园，又失去了它”。纳多的书写于法国被占领时期，在其摒弃超现实主义乐观精神的姿态背后，不难看到战争阴霾下普遍的悲观心理。存在主义的盛行不无道理。当反抗的自由被困入宿命的牢笼，圣杯骑士的梦幻传说就成了西西弗斯的残酷神话，而欲望的精神分析转向认知的意向性解释时，梦境的美好也就破碎成存在的恶心。如同超现实主义曾经抛弃达达主义一样，此刻轮到存在主义撇开超现实主义了，甚至不惜对超现实主义的理论遗产进行无情的清算。萨特高举“介入文学”的大旗，在其代表作《什么是文学？》里，把超现实主义者称为一群妄图超越人类、挥霍世界的富家子弟：他们向往精神的革命却拒绝行动，暴露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原形”，其与无产阶级的接近不过是一种脱离历史的空想尝试。另一位思想大师加缪在《反抗者》里也批判了超现实主义的诗学反抗，认为超现实主义者对非理性的捍卫导向了一种神秘主义，而其坚守的关于不可能性的梦想只能沦于虚无，因为他们“并不试图用行动来实现幸福的城邦”，对他们来说，“革命并非日复一日在行动中得以实现的目的，而是一个绝对的神话和慰藉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布勒东接受了广播访谈，重提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基本观念和发展历程。不管在世人听来，这是为已经入棺的思想举行招魂所念的咒语也好，还是在其行将就木之际演奏的哀歌也罢，布勒东早已习惯了一切，他的口吻中充满了超现实主义不被历史浪潮湮灭的信心。

　　它起初是一种文学的冲动，一种艺术的索求；然后又激烈地投身于政治，追求人类解放的宏伟梦想；最终，在诗学和政治的交汇处，它遇见了神奇，重建了一座精神的乌托邦

　　《访谈录》见证了这个空间，用言语的形式铭刻了这个空间，甚至让书化成了这个空间本身

　　他为何还持有如此的信心，难道不是因为他已洞悉了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和真理吗？可到底什么是超现实主义呢？马塞尔·雷蒙曾说：“从最狭窄的意义上看，超现实主义是一种写作手法。从广义上说，它是一种哲学态度，同时又是一种神秘主义、一种诗学和一种政治。”布勒东的访谈所展现的超现实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广义的多元运动。它起初是一种文学的冲动，一种艺术的索求；然后又激烈地投身于政治，追求人类解放的宏伟梦想；最终，在诗学和政治的交汇处，它遇见了神奇，重建了一座精神的乌托邦。这就是为什么，身为诗人和批评家，布勒东在访谈中并未对超现实主义的文学和艺术创作进行过多的讲解，而是把重心放在了他所结识的人物和参与的活动上。由此，他不仅做到了“抹掉自己的痕迹”，而且把超现实主义真正地变成了一场错综复杂的集体历险，它要求从各个方向上打破枷锁，调动一切可用的资源，来完成社会和人性的深度试验。诚然有一批光彩夺目的文学先驱为超现实主义开辟了道路，那是洛特雷阿蒙、兰波留下的反叛的足迹；诚然有一批特立独行的艺术怪才塑造了超现实主义的美学姿态，那是达利、毕加索发明的全新的目光；但让布勒东感怀不已并滔滔倾诉的，是那些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经历的放浪旅程：审判巴雷斯的公演、失控的通灵游戏、圣-波尔-鲁宴会的骚乱、莫斯科之旅的后果、爱伦堡风波……超现实主义不只是纸页上的书写或画布上的涂抹，或者说，如果它有一张待写的纸页，那会是人生的纸页，任由未知的命运所执的冒险之笔来写。或许，这才是极限的“自动写作”，一种以生命本身为对象的书写：面对前途的神秘之门，超现实主义者从一个让现实与梦幻、理性与非理性达成统一的“至高点”上执掌他的笔，让不受意识支配的神秘机运引领他完成命运的写作。就这样，生命与书写生命的经历之间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关系：经历永远外在于生命的意志，它以偶然的方式降临，而降临的一切最终会成为确定的事实，成为不可更改的命运，但重要的不是既成的命运，而总是促成命运的那些经历，那些偶然。从这个角度说，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发明的不是一种制造幻觉的写作方法，而恰恰是一种追求真实、崇尚体验的人生姿态。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人们应感谢布勒东“发现了一个空间，不是哲学的空间，也不是文学的空间或艺术的空间，而不如说是体验的空间”。

　　《访谈录》见证了这个空间，用言语的形式铭刻了这个空间，甚至让书化成了这个空间本身。布勒东把阅读的钥匙交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不辜负人类的历险”：这是他最后的结语，也是开启空间的通行暗号。超现实主义就借着这个暗号把它的历史托付给了今日，它还远没有随布勒东的离世而被画上句号；相反，它一直以其无止尽的历险来召唤生存的勇气，并用这勇气所生成的对偶然和未知的欲望来超越它过早被人宣告的死亡，拯救其失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