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博

　　在中文语境中，加缪早已成为一位中国读者家喻户晓的法国作家，甚至将其称为中国最知名的20世纪法国作家恐怕也不为过。早在1960年代，《局外人》就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开始了小范围流传。到了1980年代之后，随着柳鸣九、郭宏安、李玉民、杜小真等专家的努力，加缪的各种汉译作品在中国迅速展开大规模传播，影响之大足以堪称“现象级”文学人物。不过，仔细观察加缪作品在汉语世界的翻译状况，不难发现，相比于《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话》、《鼠疫》等几部热门作品被各大出版社反复重译、再版的热闹场面，不少对于理解加缪思想至关重要的文本，例如《婚礼》、《夏天》、《时事评论一二三集》以及他的各种戏剧作品和《笔记》等等，翻译与出版次数就少了很多。至于他的社论、书评、访谈、书信等等，则更加显得冷门，包括之前出版的汉译《加缪全集》，以上内容也未见收录。这方面的翻译工作，必将成为日后加缪汉译领域的重中之重。

　　在中文学术界，关于加缪的论文与专著数量颇丰，与加缪有关的学术会议开展频繁，有价值、有深度、有新意的研究成果亦逐年递增。不过，一些认知方面的偏差和误解仍然客观存在。例如，依然有评论者会给加缪的名字简单地贴上“存在主义”的标签，并且仅仅依靠孤零零的作品本身去做出个人化的感性解读，既缺少横向的外围文献支持，也无法在加缪的一生创作内部梳理出纵向的内部线索。在这方面，翻译的空白与缺陷，对于学术探讨的进一步展开造成了限制，许多文献材料国人依然无缘得见，盲人摸象也就变得可以理解。毕竟，对于一位像加缪这样的世界性作家而言，其研究者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各大院校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的范畴。中国当代作家，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者，都在这个场域中发表着各自对于加缪的观点。而在译本准确的情况下，不懂法语虽有遗憾，却并非加缪研究的致命缺失。毕竟，加缪本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梅尔维尔的深入研读，借助的同样是法语译本。

　　翻译的空白与缺陷，对于学术探讨的进一步展开造成了限制，许多文献材料国人依然无缘得见，盲人摸象也就变得可以理解

　　所以，在对加缪的翻译与研究领域，依然有一些空白亟待弥补，有若干误会亟待澄清。《孤独与团结：加缪访谈录》的出现，从这个角度看，有其特殊的文学与文献价值。访谈作为一种直抒胸臆，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作家最直接的一手想法，了解到他自己根本性的创作态度和思维方式，让我们一步跨入加缪的人生现场。更重要的是，书中收录的访谈，一方面数量颇为可观，另一方面其中的大多数此前从未被译成汉语，因此不为中国读者和学界所知，而其中的许多内容，恰恰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加缪根本性的思想脉络，甚至发现一些加缪文学生涯中常常被人忽视的要点。

　　以加缪与存在主义的关系为例，这是纠缠了加缪一生的话题，即便在他依然在世时，也经常被外界称为“存在主义作家”。对于这样一个头衔，加缪的抗拒态度始终如一。翻开这本访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1940年代开始，一直到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访谈为止，加缪不断地强调着他与存在主义者、与萨特的区别，例如：

　　人们总是固执地认为我是存在主义者。(当然这是因为萨特是)然而我和萨特结识才仅仅几个月，我们两个对这种说法都付之一笑。我写过的唯一一本思想方面的著作，其目的就是为了反对那些存在主义哲学家。但这除了促使我保持谦逊之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访谈阿尔贝·加缪》，1945年)。

　　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萨特和我只要看到我们两人的名字被连在一起，总会感到震惊。我们甚至打算有朝一日一起发布一篇短小的公告，由两位签名者共同确认互相之间没有任何共通之处，拒绝为那些他们本可以各自承担的债务进行担保。因为说到底，这就是一个笑话。萨特和我在认识彼此之前，已经各自发表了大量著作，无一例外。等到我们结识之际，只是为了确认彼此之间的差异而已。萨特是存在主义者，而我发表的唯一一本思想类著作，《西西弗斯神话》，其目的正是为了反对那些被称为存在主义者的哲学家(《“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1945年)。

　　存在主义具有两种形态：一种关系到克尔凯郭尔和雅思贝尔斯，借助对理性的批判，通向神性之中；另一种，我称为无神论存在主义，涉及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不久之后的萨特，它同样以某种神化收尾，不过仅仅是对历史的神化，历史则被视为唯一的绝对。至于我，我完全理解宗教解答的好处，而且我尤其看得出历史的重要性。但是在绝对意义上，我既不相信前者也不相信后者(《〈侍奉〉杂志访谈》，1945年)。

　　如果存在主义的逻辑前提是在帕斯卡尔、尼采、克尔凯郭尔和舍斯托夫笔下找到的(我也这么认为)，那么我赞同这些前提。如果说结论是我们那些存在主义者们的结论，那么我无法苟同，因为这些结论与前提矛盾(《最后的访谈》，1959年)。

　　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直观地发现加缪思想与萨特式存在主义之间的异同。要知道，1945年时加缪与萨特正处于亲密战友阶段，所以加缪的这类否认绝不是1950年代二人决裂后刻意的划清界限，而是有理有据的自我认定。加缪的思路提供了一个窗口，如果以此为依据重新阅读其早期作品，便可以看出其鲜明的独立性和思维特点，理解他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对于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胡塞尔、海德格尔的评论究竟有何目的。正如1959年《最后的访谈》所言，他与存在主义者共享了某些理解人生的前提，但对于最终的结论，却大异其趣。加缪本人的这一系列说法和态度，无疑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即便日后仍然将其置于“存在主义文学”的框架和脉络之内，也需要强调和突出加缪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而非简单地混为一谈。

　　纵观整本访谈录，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其中涉及戏剧的篇幅极多，不但谈到加缪作为剧作家和舞台导演的工作，甚至提及了他亲自上台演出的经历，演员—剧作家—导演的三重身份就这样在加缪身上完成了三位一体。当然，戏剧方面的访谈数量较多，这其中有一定的客观因素，作为戏剧大国，法国一直保留着一个传统，就是在戏剧作品上演前后，各大报纸杂志总喜欢与导演、编剧等等访谈一番，然后登载在首映式前后的刊物上。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加缪本人对于戏剧艺术的重视程度是极高的，戏剧艺术在其精神世界中的分量也是极重的。用他本人的话说：“戏剧工作将您从世界上拐走。一种排他的激情把您与一切隔绝开来，这就是我所谓的‘修道院’。这种激情与文学一起位居我生命的中心。”同时，加缪对于戏剧本身，也进行过许多本体论的思考：“我对于现代悲剧的问题进行了许多思考。《误会》、《戒严》、《正义者》，每次选择不同的道路，相异的风格，但都是为了接近这种现代悲剧而进行的一次次尝试。”在这其中，“现代悲剧”甚至可以视为一个超越文体的概念，尤其值得深思。这些内容作为加缪文学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很有必要也很值得与他的小说创作结合起来进一步观察和分析。而加缪的戏剧作品(包括他的一系列改编作品)在国内相对而言则显得小众了很多，访谈录中的相关篇目，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扇有效的窗口。

　　我们在阅读和研究加缪作品的时候，是否也过于重视“思想”，因而忽视了他作品中的“阴暗”之处，忽视了他“身上盲目与本能的一面”呢

　　“七星文库”版《加缪全集》在收录某些访谈时，有时会对提问者的文字进行删减，甚至发生过误删加缪原话的情况

　　除此之外，访谈录中还包含着许多出人意料的论述。例如：

　　——您认为，与热尔曼妮·布莱相反，法国批评家在您的作品中忽略了什么？

　　——阴暗之处，我身上盲目与本能的一面。法国批评家首先感兴趣的是思想。不过，相较而言，研究福克纳的时候能不去思考他作品中“南方”的意义吗？

　　我们在阅读和研究加缪作品的时候，是否也过于重视“思想”，因而忽视了他作品中的“阴暗”之处，忽视了他“身上盲目与本能的一面”呢？它们在加缪的作品中具体如何体现，产生过怎样的意蕴，传递出怎样的冲突呢？那种黑暗滞重与光明坚韧之间的搏杀，是否才是加缪创作世界真正的秘密所在呢？在这寥寥数语之中，蕴藏的内容引人深思。这些令人回味的只言片语，同样是这部访谈录的价值所在。

　　在这部访谈录中，编译者以法国伽利马出版社2006年至2008年出版的“七星文库”版四卷本《加缪全集》为基础，核对了一系列原始报刊、杂志进行补充修正，对存世的加缪文字访谈进行了全面搜罗，并加入了一些加缪的音频访谈资料作为扩展。其中，有一篇1955年加缪与让·莫甘的访谈录音，长约二十分钟，在其中加缪详细谈论了他对于荒诞和反抗的思考以及关于《鼠疫》、《戒严》的创作问题，尤其显得重要，提到了许多访谈录中其他文章未曾涉及的内容。加缪在其中提到，他在写作《鼠疫》时使用过两种紧密交错的风格，“个体风格”与“集体风格”，并且直白地指出，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之前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我接下来要对您讲述的内容被揭示过”。而这些内容在中文世界中也和当年的法国批评界一样从未被人提及，它对我们如何理解《鼠疫》具有重要的启发。

　　仅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这部访谈录的编纂也同样有其价值：“七星文库”版《加缪全集》在收录某些访谈时，有时会对提问者的文字进行删减，甚至发生过误删加缪原话的情况。其中，有的提问，比如收录于《时事评论集》中的《三次谈话》首篇《与加缪相遇》，最初发表于1948年6月第111期《开罗杂志》，后来在收入《时事评论集》时，由于篇幅原因，提问者的陈述在集结出版过程中被加缪本人进行了删减。事实上，这篇文章与其称之为“访谈”，不如称其为“对话”，其中不仅加缪详细谈论了自己的观点，提问者本人也充分地亮出了他的态度，两人之间多有冲突和交锋。因此，删除提问者的相关评述，不但会导致文本的连贯性出现问题，更会在阅读这份问答时产生一些隔阂，看不清加缪某些意见的具体所指。所以，还原文本是有必要的，读者由此可以看到提问者的详细论述，看到他在各个问题上的理解和态度，也因此更能理解加缪究竟在针对什么、回应什么。除了加缪本人的删节之外，《加缪全集》的编者在收集文献时偶尔也会进行自主删改。例如《关于〈修女安魂曲〉的几次访谈》，在《加缪全集·第三卷》、《修女安魂曲》的《附录》中，原题便叫做《几次访谈片段》。其中第一篇《阿尔贝·加缪与威廉·福克纳的相遇能否为我们带来第一出现代悲剧？》，便删去了《世界报》记者在访谈内容之前的背景铺垫，而这一部分内容对于中国读者理解文意和背景显然有其价值。又比如其中的第二篇《阿尔贝·加缪：“这个悲剧的世界尚未找到属于它的剧作家”》，不但删去了《战斗报》开头的一些铺垫文字，甚至误删了原文结尾加缪本人的谈话。《阿尔贝·加缪：“福克纳把古代的宿命带回了剧场”》一文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还有《文学新闻报》上的《阿尔贝·加缪对我们说：“福克纳是最伟大的当代作家”》一文，原始报刊上该访谈共分左右两栏，在全集中仅剩左半部分，右边一栏内容被整个漏掉了。又比如发表于《洛桑日报》的《与阿尔贝·加缪访谈》，其中不但提问者的陈述部分在收入全集过程中遭到了大面积删节，原文的分节方式也遭到了破坏。凡此种种，都必须通过核对原刊加以增补。除以上种种删节之外，《加缪全集》在收录文献的过程中还存在个别遗漏。例如1945年10月17日《歌剧报》上的访谈。在这篇加缪早年的访谈中，他不仅谈到自己对于“存在主义”这一标签的拒绝，而且明确指出了他从荒诞走向反抗的思想脉络：“一个断定人类的生存处境颇为悲观的思考者，为什么不能感到与他那些被奴役的同伴们团结一致，并且从中发现行动的理由呢？”这对于我们理解加缪的思想演进，具有深切的启发性。

　　以上提及的这些文献学内容足以说明，被全世界学人视为权威的“七星文库”版《加缪全集》也并非无懈可击。其中涉及的这些文献学错误，此前在法国学界从未被发现和提及。因此，随着中文版加缪访谈录的问世与传播，相关内容必然能够反哺法国学术界，为后续的修订工作提供切实的参考。

　　中国的年轻学者有能力也有必要与外国学术界展开更深入、更核心的对话

　　作为一部由译者编选的单篇访谈合集，它与那种专人之间的对谈如丛书中的布勒东访谈、杜尚访谈等等自然存在巨大的差异，其中最根本的区别，就是缺乏一条明晰、连贯的逻辑主线，涉及的话题难免纷乱，各篇访谈之间多少显得有些零散。甚至各篇访谈之间的文风也充满差异：有的访谈，是记者与加缪直接交流后的记录；有的访谈，是加缪收到相关问卷后的书面回复；有的访谈，则是现场对话的录音录像；还有少数一两篇，根本就是加缪的自问自答。有一些偏口语，有一些更书面。有一些复杂套嵌的长句极多，有一些则以短小的分句为主，还有一些则充满了口语的打断和插入。不过，这样的形式也并非没有特殊的优势，那就是破除了单一提问者可能存在的过度主观性以及片面的预设，以包罗万象的方式全方位凸显出一个在“孤独与团结”之间挺身直立的人物形象，立体而丰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荒诞世界中生存的个体不屈的抵抗及其对于统一性的不懈追寻。对于理解加缪其人，理解其世界观、美学观与价值观以及他的生活与创作态度，访谈的内容都颇有意义。

　　加缪的这些访谈，跨度长达十五年，提问者各不相同，每一篇都可能指向特定的时事、背景、经历。在问答中，涉及的人物、事件、情境等更是丰富庞杂。对此，编译者以详注的方式为读者补充相关信息，帮助读者增进对访谈内容的理解。对于每一篇访谈，都有一段题注，交代相关知识背景和历史语境。关于问答中涉及的人名，则重点阐述了他们与加缪的关系，让读者充分了解该人物与加缪的交往、对加缪的意义，尤其是此人出现在具体上下文中的主要原因。对于同一个人物，涉及不同的访谈背景，可能有不同的注解，帮助读者进一步查明背景、理解文意。关于问答中涉及的各种作品、事件、经历、背景等等，也都从加缪的视角做出相应的解释和点评，其中许多内容，其实是对访谈的补充，因为在访谈的原始语境下，许多内容在提问者与对话者之间不言自明，但这种不言自明性对于中国当代读者而言并无效力，因此需要阐释清楚。由此，注解的存在，不仅仅是在阐释正文，更为其提供了一个更加开阔的知识空间，还原出加缪壮年期真实的生活世界，值得加以细读。

　　在世界上，包括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在内，有单行本的加缪《演讲集》、《书信集》、《散文集》、《笔记集》，也有庞大的作品全集，却从未单独编纂出版过任何《访谈集》，而这份工作，已然由中国学者完成了。在外国文学领域，过去我们似乎习惯于去做单纯的评价与分析，而把文献层面的整理工作视为原作者母国学者理所应当的任务。但在我看来，中国的年轻学者有能力也有必要与外国学术界展开更深入、更核心的对话。以与我们比邻的日本学者为例，在19世纪法国诗学领域，日本学者早已在文献层面成为了法国学界的重要征引对象，甚至直接参与了一些诗人“七星文库”版作品全集的编写工作。在索邦大学的文学课堂上，经常听到法国名师们引用日本学者的学术观点。在法国出版的各种加缪研究专刊中，也常常见到日本学者的论述。这个曾经研习中国学术的国家，如今已经在欧美进入了对方的学术主流视野，这值得我们反思和努力。如何在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研究共同体中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是我们正在面临的挑战。文化自信与文化输出，不仅仅包括我们自己灿烂的中华文明，同样包括我们对于西方文化的真正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