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古齐·瓦·提安哥

　　钱佳楠 译

　　使用哪种语言成了关键的选择，这决定了人们如何定义他们自身和他们所处的自然及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非洲国家过去是殖民地，而今是新殖民地，他们一直用欧洲的语言定义自己的身份：英语区，法语区或葡萄牙语区

1

倘若不讨论相关的社会强力，非洲文学的语言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讨论。而正因为这些社会强力的存在，非洲文学的语言这一议题不仅需要关注，而且亟待解决。

　　一方面，我们面对着帝国主义的强力。在殖民和新殖民的阶段，帝国主义仍旧把着非洲的手来耕耙非洲的土壤，非洲还被蒙上了眼罩以至于我们对前方的道路义无反顾，这条道路由我们佩戴利刃、手捧《圣经》的主人制定。换句话说，帝国主义仍旧掌控着非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另一方面，我们有着非洲民众不懈的奋斗。他们争取把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从欧美的股掌中解放出来，争取迎来全面自治的新时代。这种奋斗还将持续很久，要从一段完全被他人定义和控制的历史里夺回我们的创造主动性并不容易。这一过程之中，使用哪种语言成了关键的选择，这决定了人们如何定义他们自身和他们所处的自然及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语言一直处在20世纪非洲这两股强力较量的风口浪尖。

　　较量始于一百多年以前。1884年，欧洲资本主义巨头在柏林的会议室里坐下，摊开地图，把一片不同族裔、文化、语言共居的大洲划割成一块块殖民地。非洲似乎总逃不出这样的宿命：她的命运总是在某座西方大都市的会议圆桌上被决定的。从一个个自治的部落到一系列殖民地，这是在柏林决定的。近些年，这些殖民地沿着这些边界被转化为新殖民地，则发生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和里斯本的会议圆桌上。柏林圈画的地图直到今天还决定着非洲的各个政治、经济板块，而且不管那些挥舞《圣经》的外交官怎么说，这些边界也是文化意义上的。1884年的柏林见证着非洲分裂成欧洲各大势力的语言区。非洲国家过去是殖民地，而今是新殖民地，他们一直用欧洲的语言定义自己的身份：英语区，法语区或葡萄牙语区。

　　作家本应反抗这些语言的圈定，协助他们的大陆寻回自身的定义，然而不幸的是，他们也用帝国主义者强加的语言来定义自己。即便他们采取最激进的姿态为非洲辩护，声情并茂地表达他们的情感并陈述非洲的问题，他们仍一致认定非洲文化的复兴必须依靠欧洲的语言来实现。

　　这一切，我早已稔熟在心。

2

1962年，我获邀参加在乌干达坎帕拉马凯雷雷大学举行的非洲作家峰会。与会者名单囊括了如今全世界大学学者论文的研究对象。那次历史性的会议叫什么？哦，叫“非洲英语作家峰会”。

　　我当时在马凯雷雷大学念英语系，这是伦敦大学的海外分校。我自然很激动，因为我肯定能见到著名作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本尊。我随身带着正在写的长篇《孩子，你别哭》(Weep Not, Child)的打字稿，想着给阿契贝过目。在此前的1961年，我完成了自己的首部长篇《大河两岸》(The River Between)并参加了由东非文学部组织的比赛。我追随着彼得·阿伯拉罕姆斯(Peter Abrahams)所开拓的传统，从他的长篇《雷霆之路》(Path of Thunder)到回忆录《自由的故事》(Tell Freedom)，这一传统后由阿契贝继承，后者于1959年出版小说《瓦解》(Things Fall Apart)。在非洲的法国殖民地里，有着和他们比肩的作家，塞达尔·桑戈尔(Sédar Senghor)和达维德·迪奥普(David Diop)那一代被收录在1947-1948年于巴黎出版的《黑人和马尔加什人法语新诗集》。他们都用欧洲语言写作，1962年坎帕拉马凯雷雷山上的与会者也是如此，无一例外。

　　那次会议的标题“非洲英语作家峰会”自动将以非洲语言写作的作家排除在外。如今，从我怀疑自我的巅峰期1986年回顾往昔，我能看出峰会的各种荒诞和讽刺。我当时只是一个大学本科生，只发表过两个短篇(《无花果树》发在一份叫《笔尖》的学生刊物上，《回归》则发在一本新期刊《过渡》)，但我却有资格参加会议。相反，那些重量级的作家却被拒之门外，比如早已用斯瓦希里语出版过多部诗文集的东非诗人夏巴尼·罗伯特(Shaaban Robert)和用约鲁巴语著有多部作品的尼日利亚作家法古瓦酋长(Chief Fagunwa)。

　　有关小说，诗歌和戏剧的讨论全都基于英语作品，峰会于是排除了用斯瓦希里语、祖鲁语、约鲁巴语、阿拉伯语、阿姆哈拉语和其他非洲语言创作的大量作品。尽管是大会排除这些用非语写作的作家在先，但“非洲英语作家”峰会的第一项主题讨论竟是：“非洲文学是什么？”

　　论争十分激烈：非洲文学究竟是关于非洲的文学还是关于非洲人生命经验的文学？作者是否必须是非洲人？那些由非洲以外的人书写非洲的作品能否纳入非洲文学？要是非洲作家把他的作品设定在格陵兰岛，这还算不算非洲文学？非洲语言应否作为衡量标准？如果是，阿拉伯语应否纳入，这对非洲来说算不算外语？法语和英语这些已经成为非洲官方语言的语言呢？要是欧洲作家用非洲语言写非洲，该不该算入？要是……要是……要是……提问林林总总，但有一项议题却无人提起：我们的语言和文化一直由欧洲帝国主义主导。与会者之中没有法古瓦酋长或夏巴尼·罗伯特或任何非语作家把大会带离抽象空洞的争鸣。最重要的问题从未被触及：在座各位写的作品究竟算不算非洲文学？我们的讨论从未涉及文学和语言如何对读者的民族和阶层进行筛选，整场论争更多围绕着我们的写作主题以及作家的族裔和地理成长背景。

　　有些情况下，因为非洲大陆族裔纷繁，语言博杂，欧洲语言甚至被认作具有凝结非洲各族民众的积极力量

　　我们从未问过自己：我们如何滋养自己的语言

　　和法语、葡萄牙语一样，英语被理所当然地认定为非洲国家内部或国与国之间乃至全球交流的文学语言，甚至政治斡旋工具。有些情况下，因为非洲大陆族裔纷繁，语言博杂，欧洲语言甚至被认作具有凝结非洲各族民众的积极力量。因此，艾捷凯尔·姆赫雷雷(Ezekiel Mphahlele)会在之后给第十一期《过渡》杂志的信上写道，英语和法语已经成为抵挡白种压迫者的民族主义语言，他甚至说，“在白种人已经撤离的非洲独立国家里，这两种语言仍能凝结各个民族。”在文学领域，欧洲语言常被视为一种救赎，即把非洲人从自己的语言里拯救出去。在为达维德·迪奥普的作品《阿曼都·贡巴的故事》(Contes d’Amadou Koumba，暂译)写的序言中，塞达尔·桑戈尔称赞迪奥普用法语解救了非洲古老神话寓言的灵魂和风格。“当他用法语书写出这些古老的故事时，他赋予了它们全新的艺术生命。他的写作不仅秉承了法语这一优雅且真诚的语言的曼妙，也同时保留了非洲语言的美德。”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成了我们的救赎，我们满怀感激地接受着这份不请自来的礼物。基于同样的理由，钦努阿·阿契贝在1964年一次题为《非洲作家和英语》的演讲中说道：

　　一个人是否应当为了他人放弃母语？这看起来是可怕的背叛，这样做的人会感到罪咎。但对我而言，我别无选择。我既然被给予这种语言，我就决定使用它。

　　其中的悖论显而易见：即便阿契贝使用诸如“可怕的背叛”、“罪咎”的词眼，使用母语至多触发的是犹豫或轻浮；然而使用外语却近于毫无保留的热情拥抱，阿契贝本人在十年之后会将其形容为“这是英语在我们文学中无可撼动的地位的合理延伸”。

　　事实上，我们所有选择欧洲语言的人(大会的与会者以及之后的那代人)都或多或少接受了这种“合理延伸”的说法。我们从小是被这么指引的，我们唯一担心的问题是要怎么借用这些外语最好地表达我们作为非洲人的生命经验，好比说，用它们“捕捉”非洲谚语或者其他非洲俗语及民间故事。对这个问题，阿契贝(《瓦解》、《神箭》)，阿莫斯·图托拉(《棕榈酒醉器》、《我在幽灵灌木丛中的生活》)以及加布里埃尔·奥卡拉(《声音》)常被视为提供了三种不同的范例。至于我们要在何种程度上把桑戈尔口中的“黑色血液”注入到外语的腐朽关节，滋润它们，唤醒它们，或许《过渡》转载的加布里埃尔·奥卡拉的文章是其中最好的表达：

　　作为一名坚信最大程度调用非洲主题、非洲哲学、非洲民间传说及意象的作家，我认为唯一有效的途径是：将其从非洲本土语言直译为作家书写所用的那门欧洲语言。我在自己的写作中力图贴近原初的非洲口语表达。这是因为，一个词，一组词，一个句子，乃至一个名字，这些在任何非洲语言中都代表一整套社会秩序，以及一整个民族的态度和价值。

　　为了能抓住非洲口语的鲜活意象，我必须舍弃自己首先用英语思考和表达的习惯。这一开始很困难，但是我必须学习这么做。我必须研究每个我所使用的伊爵语词汇以及发现其最恰当的使用语境，这样我才能在英语中重塑出最贴近它的意思。我觉得这项练习引人入胜。

　　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非洲作家(或者任何一个作家)为什么那么热衷于从母语中吸取一部分内容来滋养其他语言？为什么他会视此为他最重要的使命？我们从未问过自己：我们如何滋养自己的语言？我们如何从发生在他时他地，他人他族的抗争中“捕捉”丰富的人文和民主遗产来助力我们的抗争？为什么不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布莱希特、鲁迅、巴勃罗·聂鲁达、安徒生、金芝河、马克思、列宁、爱因斯坦、伽利略、埃斯库罗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引入非洲语言？为什么不用我们的语言来创建文学的丰碑？换而言之，为什么奥卡拉不钻研用伊爵语来构建文学图景，既然他承认伊爵语有着哲学的深度和广阔的经验及主题？我们对于非洲民众的挣扎负有怎样的责任？不，没人提过这些问题。我们更担心的是以下这个问题：就算我们费尽心机“捕捉”我们语言中的精髓，用它们赋予英语及其他外语以生命活力，我们的书写成果会不会被认作好的英语和法语作品？那些语言的拥有者会不会批评我们的使用？更多时候，我们是在声明自己使用这些语言的权利！比如钦努阿·阿契贝写道：

　　我觉得英语能够承载我的非洲经验的重量，但是我必须书写一种全新的英语，这种语言既能够完全与它的悠远传统对话又能适应新的非洲环境。

　　加布里埃尔·奥卡拉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更能代表我们这代人：

　　或许有人认为这种英语书写方式是对这门语言的亵渎。这固然是错误的认识。世间仍在通行的语言就像仍具生命的万物一样蓬勃生长，英语离死亡那天还很远。世界上有美式英语，西印度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加拿大英语和新西兰英语。所有这些都在滋养英语的同时反映他们各自的文化。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尼日利亚英语或者西非英语来表达我们的观点，来以我们的方式思考？

　　等一等，我们是怎么抵达这个历史节点的？我们怎么会把英语接受为“我们文学中无可撼动的地位的合理延伸”？从1884年的柏林到1962年的马凯雷雷再到如今的众口一词，我们经历了怎样的旅程？作为非洲作家，我们怎么会面对自己的语言如此羞怯，而在面对外语时却如此盛气凌人，尤其是那些殖民者的语言？

　　

　　在黑色的大洲上，人们很快知晓他们真正的权力不在于最初那个早晨的炮火，而在于炮火之后。于是，炮火之后有了新的学校。新学校具有炮火和磁石的双重本质。通过炮火，学校也像武器一样高效，但好过炮火的地方在于，学校让征服成为永恒的事实。炮火胁迫身体，然而学校吸附灵魂。

　　在我看来，权力吸附并囚禁灵魂的最重要途径是通过语言。子弹是武力征服，而语言是精神征服。让我用自己学生时代的经历，尤其是学习语言文学的经历，来解释这一点。

3

在我看来，权力吸附并囚禁灵魂的最重要途径是通过语言

　　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我家是个大家庭：父亲有四个妻子，大概有二十八个孩子。和当时的所有人一样，我还隶属于一个更大的家族，属于我们当地的社群。

　　在田里劳作时，我们讲基库尤语。家里家外，我们都讲基库尤语。那些我们围着篝火讲故事的夜晚还在回忆中栩栩如生。多数是大人讲给孩子听，但是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到了第二天，我们这些孩子会把故事重新讲给其他的孩子听，后者在田里为我们的欧洲或非洲地主采集除虫菊，茶叶或者咖啡豆。

　　那些故事都是用基库尤语讲述的，主角多半是动物。兔子个子瘦弱，但是聪明伶俐，它是我们的英雄。当它跟其他凶狠的野兽比如狮子、猎豹和鬣狗斗智斗勇时，我们把自己带入兔子的角色。它的胜利成了我们的胜利，我们得知表面上的弱者可以通过智慧战胜强者。我们追随这些动物对抗残酷的自然：干旱，暴雨，酷暑，狂风，这些抗争迫使不同动物并肩协作。不过，我们也对它们之间的冲突感兴趣，尤其是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冲突。对恶劣自然环境和捕食者的两种抗争折射出我们在人类世界中的现实处境。

　　我们没有忽视那些以人类为主角的故事。在人类作为中心视角的叙事里往往有两个物种：一种是真的人，他们勇敢，善良，慈悲，嫉恶如仇，关心他人；另一种是长着两张嘴的食人魔，他们贪婪，自私，个人主义，破坏相互协作的社群。协作是那些故事的永恒主题，也是社群的终极价值。因为协作，人类可以和动物团结起来抵抗食人魔和猛兽，比如有个故事讲述的是一只白鸽，在被喂了蓖麻油之后，他被派去接一个离家工作的铁匠，因为后者有孕在身的妻子正受到两嘴食人魔的威胁。

　　有人能把故事讲好，有人则讲不好。讲得好的人可以把同一个故事翻来覆去讲很多遍，但每次我们听还是像第一次听一样。他们可以把一个其他人讲烂了的故事讲得千回百折，活灵活现。这里的关键在于他们选用的语词，描述的图景，以及用不同的语调去模仿不同人物的声音。

　　我们也因此很早就懂得词汇的价值，不仅懂得词义的重要，还知晓词与词之间有着细微差异。语言不是一串词汇的组合。语言在切近和表面的语义之外还有着暗示的力量。我们之所以能品味语言的这种暗示力量，得归功于一系列童年游戏：猜谜语，讲谚语，给音节换位，或者通过用音乐把不相关的词汇编到一起。我们先认识了我们语言的音乐性，而后才懂得内容。语言有其自身独特的美感，它通过意象和象征为我们建构了世界的图景。家和农田是我们的学前教育，更重要的是我们晚间的学习(讲故事)。我们所属社群的语言和我们在田地里劳作时所使用的语言是一致的。

　　而后我去上学，是殖民者开设的学校，这种一致性被打破了。我受教育的语言不再是承载我的文化的语言。我最早念的是传教士办的卡满杜拉小学，而后转去曼盎古鲁小学，办校人是一群争取基库尤独立，团结于卡琳加学联周围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受教育的语言是基库尤语。我的文章第一次得到表扬是来自一篇用基库尤语写的作文。所以，在最初的四年里，我还享受着自己受教育的语言就是利穆鲁农民社群的语言。

　　1952年，肯尼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所有由民族主义者创建的学校都被殖民政府接管了，而后这些学校被纳入了由英格兰人掌管的地方教育委员会。英语成了我接受正式教育的语言。在肯尼亚，英语不仅是一种语言：它是唯一的语言，所有其他的语言都必须向它俯首称臣。

　　当时，最羞耻的经历之一就是在学校周围被逮到讲基库尤语。犯错的人要么受到体罚(脱下裤子，被藤条打三到五下屁股)，要么就得在胸口挂一块铁皮板，上面刻着“我是傻子”或者“我是蠢驴”。有时候犯错的人还会被罚钱，我们根本交不起。老师怎么会抓到学生讲基库尤语？老师会发下一枚纽扣，而后让学生传到偷讲母语的人的手里。一天结束，手里拿到纽扣的人会供出传纽扣给他的人，紧接着就是所有被举报的孩子都被带出教室。就是这样，孩子们成了告密者。学校教会他们：出卖自己的社群可以得到好处。

　　学校对于英语的态度截然相反：任何在口语或书面英语中取得的进步都能获得奖章，荣誉称号，表扬等等，这是晋升更高阶层的入场券。英语成了人文、科学以及其他学科中丈量智慧和能力的标尺。英语是一个孩子升学的主要决定因素。

　　你或许已经猜到，殖民体系外加种族隔离政策决定了教育呈金字塔分化的梯度：大部分人都能上小学，少数人能上中学，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才能上大学。从小学到中学的筛选通过一场考试完成，在我读书的年代这叫“肯尼亚非洲预备班考试，”我们必须通过英语、数学、自然常识和斯瓦希里语等六门考试。所有的试卷都以英语出卷。如果英语考试通不过，你没法上初中，不管你其他科目的成绩有多高。我记得1954年小学毕业的时候，同班的一个男生其他几门课都考出高分，但英语没有及格，他的整场考试被计为不及格。他后来成了公交公司的驾驶员跟班。我的英语成绩只是比及格线高了一个学分，但却收获了在联合中学的一个学位，这是英殖民时期肯尼亚最精英的学校之一。大学(马凯雷雷大学)的入学门槛也是一样：就算你其他几门考试都考出高分，要是你英语没有取得学分(不能只是踩线通过)，你就没法穿上本科生的红色校服。因此，整个教育系统里令人艳羡的金字塔顶端只属于那些英语好的人。英语是进入殖民时期精英阶层的官方通道和魔咒。

　　

　　就这样，语言和文学愈发将我们从自身带往他者，从自己的世界带往其他的世界。

　　语言和文学愈发将我们从自身带往他者，从自己的世界带往其他的世界

　　殖民系统究竟对我们这些孩子意味着什么？这种对我们本土语言文学的系统化压制以及对英语及英语文学的提升又造成了怎样的后果？要回答这些问题，容我先梳理语言与人类经验，人类文化，以及人类对现实的感知之间的联系。

4

任何语言都兼有双重属性：既是沟通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以英语为例，在英国、瑞典和丹麦，都有人讲英语。不过，对瑞典和丹麦人而言，英语只是和非斯堪的纳维亚人交流的工具，并非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的载体。对于英国人(尤其是英格兰人)而言，英语不仅是文化和历史的载体，而且这一属性和其作为沟通工具的属性不可分割。再以东非和中非的斯瓦希里语为例，这被广泛用作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对话的工具，但是对很多民族而言，斯瓦希里语并非他们文化和历史的载体。然而，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一些地区，尤其在桑给巴尔，对那些母语为斯瓦希里语的人而言，它不仅是沟通工具，也是文化载体。

　　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有着三方面的特性。首先，这是“现实生活的语言”，正如卡尔·马克思曾指出的，这一特性关乎整个语言的概念，缘起以及发展。现实生活，换而言之，就是人们在劳动关系中建立的关系，是他们从个体走向集体过程中必须建立的联系，是他们作为一个人类社群共建财富或者共同生活(生产食物，制造衣服，搭建房屋)过程中形成的契约。人类社群在历史的初期确实是通过劳动分工在生产中相互协作。最简单的分工是家庭内部男性，女性和孩子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稍微复杂的分工好比生产的分支，有人单纯狩猎，有人单纯采集蔬果，还有人单纯打铁。而在现代工厂里有着最复杂的分工，一个普通的产品(如衬衫或鞋子)经过很多人、很多双手才制造出来。生产是协作，是沟通交流，是语言。语言是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表达，这是人类独有的。

　　语言作为沟通工具的第二个特性是口语，口语模仿现实生活(生产时相互交流)里的语言。口语里的标示不仅反映，而且促进交流，促进人类生产时各种关系的建立。作为一整个口语标示系统的语言让生产成为可能。语词之于人类的关系就好比手之于人类以及自然的关系。通过工具的使用，我们的手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媒介，而后形成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语词也是如此，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媒介，而后形成了口语系统。

　　语言作为沟通工具的第三个特性是书写符号。书写符号效仿口语。语言的前两个交流特性(通过手和语词)历史上几乎是同时演变的，书写特性的发生明显晚于前两者。书写是声音通过视觉符号的呈现，最初是牧羊人用来计数的绳结，基库尤吉康帝歌手和肯尼亚诗人所使用的象形文字，再到了今天世界上多个复杂的字母和象形文书写系统。

　　在多数社会里，书写和口语所用的语言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相互印证：如果我们把纸面上写的读给别人听，对方可以听懂，因为这和他从小长大讲的话区别不大。在那样的社会里，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三方面特性对于孩子而言是协调一致的。他和自然以及他人的互动通过书写和口语符号来表达，这些符号既是两种交流方式的结果也是其反映。孩子对生命经验的感知与其现实生活中的语言一致。

　　不仅如此，人际交流也是文化演进的基础和过程。在类似的情境下重复同一种行为，即便情境有所变化，我们还是迁移相似的行为，因为这样，特定的模式，手势，韵律，习惯，态度，经验和知识逐渐形成。那些经验由一代人传递给另一代人，而后成为他们面对自然或自身变化需要采取行动的经验基础。价值也是这样逐渐形成的，慢慢地，这些价值成了不证自明的真理，用来判断各种社群对内或对外关系中的善恶，美丑，勇敢还是怯弱，慷慨还是吝啬。久而久之，这些价值成为了一整套生活方式，与其他社群的生活方式有了区分。社群建立了与众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文化涵盖了那些道德、伦理以及审美价值，一整套窥视神灵和鬼魂的方式，也是从那些窥视中我们有了对自身和自身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看法。价值是民族认同的基础，是他们对于自己在人类中属于哪个社群成员的具体感知。语言是这一切的载体。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是人类历史经验的集体记忆库。语言和文化几乎难以区分，因为语言让文化的发生，发展，积累，表达，传承成为可能。

　　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同样具有三个重要特性。文化是历史的产物，也同时反映历史。换而言之，文化是人类在创造和控制财富的斗争中相互交流的产物和反映。但是文化不仅仅反映那部分历史，更确切地说，文化是通过构建自然与人类世界的图景来反映历史的。因此，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的第二个特性是作为孩子脑中构建图景的媒介。我们对自身的认同，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集体，都建立在那些图景和意象之上。那些意象和图景是我们最初与自然及人类世界抗争的真实现实的回应，这些回应可能准确，可能错误。然而，我们对世界的创造能力取决于那些图景如何回应(或回避)那些现实，取决于那些图景如何扭曲(或揭示)我们现实中的抗争。因此，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成了我和我自身，我自身和他人，以及我和自然之间的斡旋媒介。我的存在通过语言斡旋。这也把我们带到了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的第三个特性。文化通过一种特定的语言(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传递或传授那些世界与现实的图景。换句话说，言说和发号施令的能力都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这是全人类的共性，也是所有语言的共性。但不同的语言在发音、词汇、语词与句式的组织、语法等等有着截然不同的风貌。因此，特定的文化不是通过语言的共性传播，而是通过某一语言的特性，通过具有特定历史的特定社群的特定语言。书面以及口述文学是特定语言得以传递文化里蕴含的世界图景的主要方式。

　　作为沟通工具和文化载体的语言也是彼此的产物。交流创造文化，文化是一种交流方式。语言承载文化，而文化(尤其通过书面和口述文学)承载一整套我们用来洞察自身和自身在世界中所处位置的价值。人们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影响着他们如何看待他们的文化，看待他们的政治，看待财富的社会生产，看待他们和自然及其他生灵的关系。由此，语言与我们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类社群无法分割，特定的语言有特定的形式和特征，特定的历史，特定的与世界的关系。

5

那么，殖民主义者强加的外来语对我们这些孩子造成了什么影响？

　　殖民主义的实质目的是掌控某个民族的财富：他们的产出，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也就是说，殖民主义者力图掌控现实生活的语言的全部维度。殖民主义通过军事征服以及随后的政治独裁来施加其对社会财富的掌控。但是，最重要的统治领域发生在被殖民者的思想上。通过掌控文化，他们控制了人们如何看待自身及如何看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没有思想上的控制，经济和政治上的控制就无法完成。要掌控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掌控他们定义自身和他人之间关系的工具。

　　就殖民主义而言，这个过程包括两方面：一是解构或有意贬低某一民族的文化，他们的艺术、舞蹈、宗教、历史、地理、教育、口述以及书面文学；二是有意识地抬高殖民者的语言地位。由殖民者的语言来统治被殖民者的语言是统治后者思想的关键。

　　以语言作为交流工具为例。强加一门外语，并且抑制本土语言作为口头和书面交流的工具，这已经打破了语言作为非洲孩子交流工具的三方面特性之间的一致性。正因为新的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源于其作为其他地域“现实生活”的产物和反映，这一语言不可能恰当地反映或模仿当地社群的现实生活。这或许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总把现代科技视为外在的，是他们的产物，而非我们的。来自英语的“导弹”一词过去总有种遥远的，异己的声音，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它在基库尤语中的对应词，“鸠鲁库尼”(ngurukuhi)，对于后者的发现让我对这个概念有了截然不同的理解。对被殖民的孩子而言，学习只发生在思维领域，它和有血有肉的生命经验脱了节。

　　然而，因为这种强加的新语言不可能完全取代本土社群的口语，殖民语言最有效的统治领域作用于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第三个特性：书写工具。非洲孩子接受正式教育的语言是外语。他读的是外语书，他用外语思考。对他而言，思想本身就是通过外语形成。因此，孩子在学校里养成的书面语言(甚至包括他在学校范围内使用的口语)分裂于他在家里使用的口语。很多时候，孩子的书写世界(学校教给他的语言)和与他最切近的家庭及社区环境之间没有一点儿关联。对于被殖民的孩子，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三大特性之间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且无法恢复。这也决定了这个孩子的经验世界和他对这一世界的感知永远无法同步，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殖民异化”(colonial alienation)。这种异化通过历史、地理、音乐等等的教育强加给他，在这些教育中，欧洲的资产阶级永远是世界的中心。

　　如果你从殖民语言作为文化载体这一角度来看，这种从切近环境的脱离，割裂和异化显得更加清晰。

　　因为文化是某个民族历史的产物和反映，以上提到的那个孩子如今被抛入一种新的文化，而这一文化是他自身经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产物。他被迫站在自身之外看待自己。鲍勃·迪克森(Bob Dixon)所著的《从孩子抓起》(Catching Them Young，暂译)是探讨种族，阶级，性和政治的儿童书籍典范。“从孩子抓起”对于被殖民的孩子再真实不过。被植入孩子脑海中的世界图景以及他自身的位置需要很多年才能根除，有时候根本无法根除。

　　文化不仅仅用图景反映世界，更重要的是，文化是通过那些特定的图景来养成孩子看待世界的方式，因此被殖民的孩子被迫以殖民者的语言反映的文化来看待世界和他自身，也就是说，他眼中的世界和自身在其中所处的位置永远由殖民者来定义。

　　因为那些图景多数通过口述和书面文学传递，也就是说而今被殖民的孩子只能以外语来看待世界。从异化的角度看，这也就是从自身的外部看自己，就好比自己是一个他者。无论强加的文学承载着怎样伟大的人文传统，譬如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布莱希特、肖洛霍夫或狄更斯，这种异化都在发生。孩子用来想象的镜像必须是欧洲，是欧洲的历史和文化，世界的其他部分必须由那个中心出发去衡量。

　　当然，更糟糕的情况在于孩子的世界出现在殖民者的笔下，殖民者用其语言构建了由其视点出发看到的图景。在这些图景中，孩子的本土语言和低劣，羞耻，体罚，弱智乃至愚蠢野蛮联系起来。殖民者把这样的世界图景强加给孩子，通过让他接触那些种族主义文学天才的作品，譬如赖德·哈格德和尼古拉斯·蒙萨拉特(Nicholas Monsarrat)，还不用提在西方思想和政治领域富有盛誉的巨匠，比如休谟(“……黑人天生就劣于白人……”)，托马斯·杰弗逊(“……黑人……在身体和头脑两方面的禀赋都劣于白人……”)，或者黑格尔，他把非洲比作被茫茫黑夜笼罩的童稚之地，这还是在他用发展的眼光衡量历史的前提下。不客气的时候，黑格尔会说非洲人丝毫不具备任何人性品质。被殖民的孩子在殖民者语言所书写的文学作品里必须直面这些充斥种族偏见的图景，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因为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塞达尔·桑戈尔曾清楚地表明，尽管殖民者的语言被强加给他，倘若他有选择，他仍然会选择法语。他曾如此优美地表达他对法语的臣服:

　　我们用法语表达，这是因为法语有着全球化的使命，因为我们的信息可以同时传递给法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我们的语言【作者注：即非洲语言】，围绕语词的光环仅限于树液和鲜血。法语词汇则如钻石一般放射出万丈光辉。

　　桑戈尔如今已被法兰西学院选定，嘉奖并赐予宝座，而法兰西学院的使命则是捍卫法语的纯粹性。

　　

　　这所文法学校致力于培养学生未来申请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等世界名校，并保证他们有能力与世界各地的学生平等竞争。

　　总统先生已经指示，拉丁文必须在所有课程中占核心位置。所有教师必须具有拉丁语的教育背景。班达博士常说，如果不懂拉丁文和法语，就不可能完全掌握英语……

　　也就是说，没有马拉维人有资格在这所学校任教，因此所有的教师都必须从英国聘取。让马拉维人来教书只会降低水准，或说降低英语的纯度。你还能找到一个更明目张胆的例子如此憎恨本国文化，谄媚异国(哪怕是已经僵死的文化)？

　　在历史书和关于非洲的主流评价里，很多人都指出不同的殖民势力有着不同的殖民策略。英国人使用间接统治(或说在缺乏单一的文化政策下，让英国文化变为实用主义的代名词)，法国和葡萄牙人则有意识地施行文化同化政策。这些差异不过是细节与重心的差异，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桑戈尔把法语拥为具有全球使命的语言，钦努阿·阿契贝在1964年向英语致以感激(“我们中继承英语的人或许不该感谢这份无价的遗产”)。我们中这些放弃母语并选择欧洲语言来构建我们想象图景的人，每个人对自己行为所作出的解释或许都大同小异。

　　我们中这些放弃母语并选择欧洲语言来构建我们想象图景的人，每个人对自己行为所作出的解释或许都大同小异

　　因此，1962年的“非洲英语作家峰会”不过是证实这一现象，当然大会对这一现象持认同和自豪的态度。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选拔和严密监控，我们已经接受“英语在我们文学中无可撼动的地位的合理延伸”。这一逻辑如此深地扎根于帝国主义，我们在马凯雷雷没有检审的恰恰是帝国主义及其后果。统治体系全面胜利的标志就是被统治者一致歌颂统治者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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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凯雷雷峰会之后的二十年给了世界独特的非洲文学风貌：非洲人用欧洲语言创作小说、诗歌和戏剧，很快这也自成传统，伴随着相关的学术论文和研究领域。

　　打从这一非洲文学概念的孕育之时，它就是由殖民大中小学所培养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它无法拥有其他面目，这是由它的教育内容和语言媒介所决定的。这一概念的发展壮大反映的是这一受教育阶层逐渐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掌控话语。然而，非洲的小资产阶级是个庞大驳杂的阶层，有着众多不同分支。其中有一类人期待扮演西方大都会的资产阶级和殖民地民众之间的中间人角色，并永久地与帝国主义结盟(我在回忆录《拘禁生活：一个作家的狱中日记》里将这类人形容为“小资产积极买办”)；另一类人把非洲的未来视为充满活力的独立经济体，或许是资本主义，或许是社会主义，我在此把这些人姑且称为“民族小资”或“爱国小资”。这些民族小资是以上提到的非洲人用欧洲语言书写的文学的创造者，写作对象以及读者群体。

　　在世界范围内，这一非洲文学扶助民族小资在政治、商业、教育各领域取得统帅地位。无论是新近脱离殖民统治的独立国家，还是仍在争取独立的国家，这一非洲文学都把控着主流声音，是它在为世界解释非洲：非洲有着充满尊严的历史和文化，有着人性的复杂多面。

　　

　　二战之后的世界迎来了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潮，中国和印度都驱逐了殖民者，迎来了解放，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都发生了武装起义，加纳和尼日利亚都在名义上取得独立。因此，上述提到的这一非洲文学原本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群岛的反帝反殖民浪潮的一部分，是全球的政治觉醒启发了它，它从农民阶层(他们的谚语、语言、故事、字谜、箴言)获取了力量乃至形式，它受到一次又一次打击，但是民众抱着对未来的乐观愿景，百折不挠。然而之后，当买办小资掌握政治权力，在对非洲明显不公平的新殖民政策下，他们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巩固了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经济纽带。上述的这一非洲文学继而转变了语调，更加愤世嫉俗，幻灭，怨怼，充满谴责。这些作品对非洲背叛独立初衷的描绘几乎千篇一律，只存在细节、重点和图景清晰度的差异。但是，这一文学的指向性非常模糊：谁该为这一列错误负责？谁犯下了这一系列罪行？谁忽视了民众的怨愤？谁又该负起道德革新的责任？他们是在谴责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还是掌权的小资产阶级？还是从属于统治阶层的军队？这一文学试图谋求另一个阶层的读者，谋求被普遍认为是“人民”的农民和工人阶层。对新读者和新方向的追寻决定了文学必须寻求更简单的形式，采取更直接的笔调，常常需要直接号召行动。这一走向的变化也反映在内容的变化上。非洲过去在文学中被视作一整片大陆，不同民族的人被不加区分地看成被历史残酷对待的黑人，而今，文学里终于出现了一些阶层解析以及对新殖民社群的考察。但这种新的探寻仍旧受限于欧洲的语言，并且如今仍使用这些语言的非洲作家不再具有过去那种自信和底气。因而，这种语言选择阻碍了文学的诉求，文学在流向民众，倘若语言不改变，文学至多抵达和民众有着紧密联系的那部分小资产阶级(如学生，教师，文秘)，但文学会在那里停滞，不再往前，被语言镣铐拴在殖民主义的遗产上。

　　这一非洲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致命弱点：因其语言选择，它的读者只会是小资产阶级。因为小资产阶级在相互争斗的各种社会阶层中经济地位模糊，他们发展出了一套摇摆的心理机制作为补偿。一如变色龙，小资产阶级很容易披上与其接近，并同情其处境的主流阶层的外衣。在革命浪潮里，它也会被民众卷入抵抗运动；而在反革命浪潮里，它或许陷入沉默，恐惧，愤世嫉俗，或者退而自省，挣扎于存在的痛苦，或者和掌权的阶层合作。在非洲，这一阶层始终在两股力量之间摇摆，一边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掌权的新殖民主义买办，另一边是农民和工人阶级(群众)。小资产阶级缺乏社会或心理意义上的阶级认同，这一点也反映在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里：马凯雷雷峰会的标题早已泄露了这一阶层的身份危机。在文学和政治领域，这一阶层似乎宣告：它的身份或身份危机正代表了全社会的身份危机。它用欧洲语言书写的文学被冠以非洲文学的身份，就仿佛此前从没有非洲语言所书写的非洲文学一般。然而，倘若不直面语言这一议题，这种非洲文学显然批着虚假的身份外衣：它只是在觊觎非洲主流文学的宝座。詹海因茨·雅恩(Janheinz Jahn)所称的“新非洲文学的实践者”试图用各种手段摆脱上述的困境，他们要么坚称“欧洲语言就是非洲语言”，要么就是把英语或者法语的使用非洲化，但同时让这种语言能被辨认出是英语或法语或葡萄牙语。

　　是在这一过程中，这种非洲文学诞生了，虚伪乃至荒诞地呈现出一个说英语(或法语或葡萄牙语)的非洲农民或工人阶级，这是对历史进程和真实现实的否定或虚饰。这个讲欧洲语言的农民或工人阶层仅仅存在于小说或戏剧里，他们时而也显示出摇摆的思想态度，闪烁其词的自我审视，对人类的存在本质感到痛苦，或者挣扎于两个分裂的世界之间，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姿态，而非农民和工人阶层的。

　　事实上，要是一切都由小资产阶级决定，那么非洲语言在独立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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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这一过程中，这种非洲文学诞生了，虚伪乃至荒诞地呈现出一个说英语(或法语或葡萄牙语)的非洲农民或工人阶级，这是对历史进程和真实现实的否定或虚饰

　　无论有多少内部或外部压力期冀我们的语言消亡，因为书籍，本土语言得以永存

　　然而非洲语言拒绝灭亡，它们不愿步拉丁语的后程，成为亟待考古学家挖掘、分类并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讨论的语言化石。

　　这些语言，这些非洲的国家遗产，仍然在农民阶层活着。农民们可以一边说着自己的母语，一边归属于更大的国家或洲际地理区域，两者之间毫不矛盾。他们不觉得归属于自己切近的民族，归属于柏林会议划分出的多民族国家，以及归属于整片非洲大陆之间，有任何冲突。他们乐于讲沃洛夫语、豪萨语、约鲁巴语、伊博语、阿拉伯语、阿姆哈拉语、斯瓦希里语、基库尤语、卢奥语、卢西亚语、绍纳语、恩德贝勒语、金邦度语、祖鲁语或者林加拉语，他们从不会觉得说不同的语言会分裂这些多民族的国家。在反抗殖民的斗争中，哪个领袖或党派能够最好最持久地表达反帝国主义的立场，他们就会以不懈的努力团结在这个领袖或党派周围。如果这里面有任何分裂势力，它们来自于小资产阶级，尤其是买办，后者操着他们的法语、英语、葡萄牙语，充满民族沙文主义，彼此之间锱铢必较，他们时常把这些分裂变作内战。不，农民们对他们所承载的语言和文化不存在任何心理负担！

　　事实上，当农民和工人阶级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被迫接受主人的语言，他们自动把欧洲语言非语化，毫无桑戈尔和阿契贝提到的那种对欧洲语言血统必须持有的敬意。农民和工人阶层对欧洲语言的改动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创造出全新的非洲语言，好比塞拉利昂的克里奥尔语，或者尼日利亚的皮钦语，这些语言的语法和韵律都来自于非洲本土语言。所有这些语言都仍然生机勃勃。在日常对话，宴会庆典，政治运动，更重要的是在口头文学(谚语、故事、诗歌和字谜)的传承中，你都能听见它们。

　　农民和城市里的工人阶层中常常涌现歌者。他们或是唱旧歌谣，或是创作新的歌曲来表达新的生命经验(工厂，城市生活，工人阶级的挣扎，工会组织)。这些歌手延展了语言的边界，他们造出新的词和短语，激发了语言的活力，让语言能够容纳当代的非洲和世界。

　　

　　此后，在说欧洲语言的非洲小资产阶级中，终于诞生了一批拒绝大合唱的作家，他们不再接受欧语作为我们文学语言的“合理眼神”。其中一位，欧比·瓦利(Obi Wali)，他用一篇发表在《过渡》(1963年9月10日)的檄文抽去了1962年马凯雷雷峰会的釜底之薪：“不经审视就接受英语和法语为非洲的书写语言只会引我们入歧途，它不可能推进非洲的文学和文化。”瓦利还写道，倘若非洲作家拒绝承认真正的非洲文学必须用非洲语言书写，他们只会走向穷途末路。

　　我们希望未来的非洲文学会议能够致力于讨论非洲语言书写的非洲文学，这个议题以及如何建立真正的非洲人对自我和世界的感知，才是真正重要的议题。

　　欧比·瓦利有他的先驱者，好比塞内加尔作家达维德·迪奥普就曾用更激进的态度反对继续使用殖民者的语言。

　　非洲的创作者曾被无情夺去他们的语言，被迫割离他们的族人，而今他们仅仅成为宗主国的某支文学流派的代表(这也是通过抗争获得的)。他们洋溢着想象力和艺术风格的作品成了殖民时期同化政策的完美例证，也无疑能收获某一类批评家的热情欢呼。然而事实上，这些赞誉几乎只会倒向殖民主义，当后者无法再奴役他们的臣民，就把这些臣民转化为温顺的知识分子，效仿西方的文学传统，这是把殖民地“杂种化”的一种更隐晦的方式。

　　达维德·迪奥普也很准确地指出英语和法语的使用只会是暂时的历史现象。

　　当然，只有非洲真正走出压迫之时，作家才会觉得只有用重新发现的本土语言才能表达自己和族人的感受。

　　达维德·迪奥普的介入重要而且及时。这篇文章发表于1962年“非洲英语作家峰会”召开后不久，文笔犀利，极富挑衅意味，对英语和法语的使用报以无情地嘲讽，同时立场坚定地呼吁使用非洲语言。可以想见，迪奥普树敌无数，而后则被无视。非洲历经了二十年不间断的欧洲语言文学的统治，而后发生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反殖民浪潮，而今仍在苦苦探寻如何打破新殖民僵局，这一切都推动着作家们抚摸自己的灵魂，也再次提出这个问题：非洲文学究竟应以何种语言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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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看起来最激进的坚信要把非洲出卖给欧洲的政客，恰恰是非洲语言的大师；而最狂热的坚信要把非洲从自身解救出来(包括净化其庞杂的本土语言)的欧洲传教士，恰恰也是非洲语言的大师

　　问题的关键是：没错，我们身为非洲作家始终在抗议非洲与欧美的政治经济关系仍处于新殖民的格局之下。然而，当我们仍然继续用欧语写作，向他们致敬，难道我们不是在文化层面上延续着新殖民格局吗？我们继续作为卑微、阿谀的奴仆向主人俯首？我们中有的作家说“不依附欧洲语言，非洲难以为继”，这和政治家说“不依附帝国主义，非洲难以为继”有什么区别？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在和统治阶层论战的时候，我们使用的语言天然地排除了农民和工人阶层。幸而，在这个过程中，帝国主义文化和非洲本土的抵抗运动都迎来了胜利的一天：连最少人使用的非洲语言如今都有了基督教《圣经》的译本，且向民众免费发放。统治阶层买办也很高兴能把农民和工人阶级拉到自己的阵营：前者趁机把歪曲的事实、专权的政令、腐朽的价值全都册封为“非洲文化”；所有封建教条、迷信、谎言以及更多倒退的元素如今可以通过群众的语言传达给他们，任何不同的明日图景都被封装在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里。讽刺的是，看起来最激进的坚信要把非洲出卖给欧洲的政客，恰恰是非洲语言的大师；而最狂热的坚信要把非洲从自身解救出来(包括净化其庞杂的本土语言)的欧洲传教士，恰恰也是非洲语言的大师。这些欧洲传教士对征服非洲的使命深信不疑，所以情不自禁地要用民众最熟悉的语言传达这一感召。而非洲作家则对“非洲文学”的愿景深信不疑，所以拒绝用农民们口中太过乡土、驳杂、原始的语言写作！

　　

　　不过，二十年前欧比·瓦利振聋发聩的吼声已经喊醒了不少人，我们开始看到他的结论是不争的事实：非洲文学只能用非洲语言书写，也就是说，用非洲农民和工人阶级的语言。非洲文学可以凝结我们每个民族里占据民众最多数的社会阶层，也会催化势在必得的我们与新殖民主义的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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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用基库尤语，肯尼亚语，非洲语言创作的作品是肯尼亚和非洲人民反帝国主义抗争的一部分。在大中小学，我们的肯尼亚语言(即肯尼亚的众多民族语言)被认为是落后的，原始的，羞耻的，且当受体罚。我们之中历经殖民教育体系的人被驯化成憎恶我们的族人，反过来尊敬每日羞辱及体罚我们的那门语言。我不想看到肯尼亚的孩子在类似的环境里成长，不想看到帝国主义迫使他们蔑视承载他们社群和历史的交流工具。我希望他们不再遭受殖民异化。

　　殖民异化有两种形式，两种形式互为表里：一是主动(或被动)地把自己与周遭现实相隔离；二是与完全异于自己切近环境的世界建立身份认同。这一切始于语言的分裂，当接受正式教育和进行逻辑思维的语言异于家中或社区里日常交流的语言。这就好比把精神和肉体一分为二，让两者在同一个人身上占有毫无联系的两个语言界域。从更大的社会层面看，这就好比制造出一整个社会的无头人和无身人。

　　我想借此谈一谈如何修复语言各个特性之间的统一和平衡，以此来弥合肯尼亚孩子和他切近环境之间的鸿沟，让肯尼亚的孩子完全理解他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样他将来能够为更多的人改变现状。我希望看到肯尼亚人的母语(我们的民族语言！)承载的文学不仅反映给孩子启蒙的声韵，更是他和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抗争。当他的日常口语和接受教育的语言相互统一，当他拥有母语和周边环境作为起点，他完全可以学习其他语言，享受各国文学和文化中积极的人文、民主、革命元素，这样他不会产生对他自己的语言，自身及所处环境的疏离和怀疑。肯尼亚的全国语言(斯瓦希里语)，其他的民族语言(卢奥语、基库尤语、马赛语、卢希亚语、卡兰津语、卡姆巴语、索马里语、加拉语、图尔卡纳语、阿拉伯语等等)；其他的非洲语言比如豪萨语、沃洛夫语、约鲁巴语、伊博语、祖鲁语、齐切瓦语、林加拉语、金邦度语；还有外语(对于非洲而言属于外语)：如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汉语、日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这些语言会在肯尼亚的孩子的生命里找到合适的位置。

　　钦努阿·阿契贝曾经批判非洲知识分子常常遁入抽象空洞的普世主义，他的这番话或许用来形容“非洲文学的语言”这一议题更加合适：

　　非洲在世界上陷于这样的宿命：连最普通的形容词“非洲的”都会引起人的深深恐惧，我们害怕遭到拒绝和否定。还是切断跟这片家园的一切联系更明智，一刀两断，而后一跃成为世界公民。我真切地理解这种焦虑。但在我看来，逃离自我根本解决不了这种焦虑。要是作家们都选择逃避，谁来应对挑战呢？

　　确实，谁来应对挑战？

　　我们非洲作家有责任为我们的语言做贡献，正如斯宾塞、米尔顿、莎士比亚为英语所做的，如普希金和托尔斯泰为俄语所做的。全世界的历史都是如此，先是作家应对挑战为他们各自的语言创造出一种文学，这个过程把语言的大门开启给哲学、科学、技术以及其他人类创造领域。

　　然而，用我们的语言写作(尽管作为正确方向上必须迈出的一步)本身不会带来非洲文化的复兴，文学还应当包括我们的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争斗，以此把他们的创造力从外国殖民者的控制中释放出来，我们需要文学来团结各民族的工农阶层，鼓舞我们从内部和外部的寄生虫手里夺回我们自己创造的财富。

　　换而言之，用非洲语言写作的作家面对的传统应当是非洲的工农阶层反对帝国主义的抗争传统，应当是我们和世界各地的民族一起创建更完善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政体。要是我们能在抗争中团结，我们就能在多语言多民族的现实里团结。我们还能找到和亚洲、南美洲、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各族人联系的真正纽带。

　　但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应对这一最大的挑战，是打开非洲语言的容量给工农阶级的抗争。因为对于统治阶层的买办而言，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工农阶层。书写抗争的作家会希望传达给民众的这一语言本身就具有反动的力量。也是这样，用非洲语言写作本身就成了一种反动乃至叛国行为，如此实践的作家面对着入狱，流亡乃至被杀的可能。这些作家眼前没有“国家层面的”嘉奖，没有荣誉头衔，只有统治阶层编织的谎言、污蔑和亵渎，这一统治阶层代表的是美国领衔的帝国主义利益，他们视民主为真正的威胁。这是如今非洲的现实：民众用他们相互理解的语言讨论并决定他们的生活，这被那些看起来正义的国家及其政府视作威胁；用非洲语言描述非洲民众生活的作家成了新殖民国家的敌人。

　　? 此文写于1986年，后收录于恩古齐·瓦·提安哥著《为思想去殖民化：非洲文学语言中的政治》(Decolonising the Mi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后者也是提安哥英语写作的告别之作。此篇的翻译和发表已获得提安哥本人授权。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所加。

　　? 恩古齐·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 1938-)，肯尼亚作家、文化学家，被视为东非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一粒麦种》，《大河两岸》，《十字架上的魔鬼》等，在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等多所高校教授比较文学。

　　? 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1930-2013)，尼日利亚著名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他的成名作《瓦解》是非洲文学中被最广泛阅读的作品。

　　? 彼得·阿伯拉罕姆斯(Peter Abrahams，1919-2017)，南非小说家，其作品《矿工》(Mine Boy)、《雷霆之路》等真实地反映了种族隔离政策下非白人的悲惨生活，他被认为是最有影响的南非作家之一。

　　? 塞达尔·桑戈尔(Sédar Senghor，1906-2001)，塞内加尔诗人、政治家、文化理论家，1960年至1980年任塞内加尔首任总统，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非洲知识分子之一。

　　? 达维德·迪奥普(David Diop，1966-)，法国小说家与学者，父亲为塞内加尔裔，母亲是法国人，主要研究18世纪法国与非洲法语文学，2021年凭借第二部小说《灵魂兄弟》(Frère d’ame)与其英语译者安娜·莫绍瓦斯基一起获得英国布克文学奖。

　　? 夏巴尼·罗伯特(Shaaban Robert，1909-1962)，又译夏班·罗伯特，坦桑尼亚斯瓦希里语诗人、小说家、语言学家，代表作有诗集《非洲人之歌》和小说《可信国》及《农民乌吐波拉》。

　　? 丹尼尔·O·法古瓦酋长(Chief Daniel O. Fagunwa，1903-1963)，尼日利亚约鲁巴语作家，代表作有《魔鬼的森林》。

　　? 阿莫斯·图托拉(Amos Tutuola，1920-1997)，尼日利亚作家，用英语写作，最著名的作品是《棕榈酒醉器》(The Palm-wine Drink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