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

　　知道孙甘露正在从事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已经是数年之前的事情了。在期间，由于对他的小说创作充满期待的缘故，我曾经在有机会谋面的时候，多次询问小说的进展情况，但低调的孙甘露却只是不置可否地笑一笑，认为此事不值一提。等到这一次终于把《千里江山图》拿在手中的时候，我才彻底搞明白，原来孙甘露这部酝酿日久的长篇小说，竟然是一部聚焦20世纪30年代中共地下工作的间谍小说。从一位特别注重于以实验性的方式经营小说叙事艺术的先锋小说家，到《千里江山图》这样一部关注表现当年中共地下工作的带有一定主题写作特征的间谍小说，其间思想艺术转换的跨度之大，足以令人咋舌。孙甘露长期酝酿的如此一种巨变，直如“乾坤大挪移”一般，绝对称得上精彩绝伦。

　　所谓的“千里江山图”，乃是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必须要完成的一个重要政治任务的代号。“暗语”一章中，尽管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已被严重渗透，但是，陈千里却仍然强调：“‘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是计划中关键的一环，所以组织上临时决定，把我调来上海，要求我迅速肃清内奸，保证计划顺利实施。”面对着突然现身于自己身边的陈千里，通过暗语确证来者完全值得信任的前提下，特派员林石向陈千里和盘托出了“千里江山图”的计划内容：“首先，我要把‘千里江山图’的整个计划向你说明。中央早在‘八·七会议’上就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而我们这次的任务，简要地说，就是安全地把中央有关领导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为了保证撤离成功，同时也为了在今后更加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下，让红色血脉保持畅通无阻，中央决定重建绝密交通线。”“我们负责打通从上海到汕头这一段。从上海到瑞金，三千多公里，少山同志说，好呀，那我们就把这次行动称为‘千里江山图计划’。”但在我的理解中，“千里江山图”，除了是小说中必须完成的一个政治任务的代号外，最起码还隐含有另外的三层意思。其一，小说所集中描写的，虽然只是上海一个临时小组的地下斗争情况，但正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这个临时小组的斗争情况，却又与中国整个的革命事业紧密相关。诚如少山同志所言：“他说，这不仅是千里交通线，更是千里江山，我们撤离上海，就是要把革命的火种撒遍全中国。”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千里江山”乃可以被看作宏伟壮丽的革命事业代名词。这样，“千里江山图”也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其二，孙甘露之所以要把小说的主人公命名为陈千里，绝不是简单的无意之举。陈千里与“千里江山图”里的“千里”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如果没有胆识过人、精明干练、身手利落、训练有素的陈千里在关键时刻现身上海滩，以惊人的智慧和勇气力挽狂澜，那肯定也就不会有“千里江山图”计划的最终落实。就此而言，我们其实也不妨干脆把“千里江山图”理解为拥有陈千里的“千里江山图”。其三，尽管现实生活中的孙甘露一向特别谦虚低调，但是从“千里江山图”的命名过程中，我们却也不难窥见他内心深处所潜藏的某种艺术“野心”。那就是，他试图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也努力经营打造成如同王希孟名画一样的优秀作品。正如同王希孟巧妙地把渔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水磨长桥等静景穿插于捕鱼、驶船、游玩、赶集等动景之中，做到了动与静的完美结合一样，孙甘露也努力以一种貌似不动声色的方式尽可能客观冷静地呈示出地下工作者当年那种惊心动魄的斗争情形。

　　孙甘露也努力以一种貌似不动声色的方式尽可能客观冷静地呈示出地下工作者当年那种惊心动魄的斗争情形

　　《千里江山图》的文本中，除了正文部分之外，还附录有另外的三个部分(虽然第一部分并没有被明确地标记为“附录”，但它很显然不属于正文部分，从性质上看，似乎也只能被归类到附录之中)，一个是作为“龙华牺牲烈士的遗物”的“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龙华是上海的一个古老名镇，不仅有著名的龙华寺，而且还每到春天便会有绚丽的桃花盛开。从革命历史的角度来说，龙华还曾经是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所在地，与警备司令部紧密相关的，就是在1927年到1937年之间先后关押过大批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龙华看守所(又称龙华监狱)，其中的很多人甚至被杀害于此，所以也才会有“龙华牺牲烈士”之称。在这封没有署名的出自于某位无名烈士之手的信中，书写者在显示自身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的同时，也更是在以一种富有诗意的语言向收信人传达着一种真切的极富人性色彩的炽烈感情：“也许该用密写的方式写在纸上，或者用莫尔斯电码编成一段话，但是所有这些方式，都只是试图在万一被发现时无法破译。而我真正想对你说的并非秘密，可以写在云上，或者写在水上，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但那只是写给你的。”无论是“密写”的方式，还是“莫尔斯电码”，都是当年的那些仁人志士们从事地下活动时的惯用手段，写信者的身份由此可证。但他在这封信里所试图表达的，却是与地下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似乎更像是爱情的一种美好感情。尽管我们已经无法证明写信者就是曾经活跃于《千里江山图》这一文本中的哪一位革命烈士，但由此而得出的一个结论却是，即使是视死如归的革命志士，内心里也会有一个足称饱满的人性世界，也会有柔软的感情存活。另一个是保存于某省档案馆里一篇未曾发表过的口述记录稿的部分节录，标题为《我所了解的陈千里同志》，记录稿忠实地记录了记录者在1979年专门去水利局采访陈千里的经过。那一次，记录者对陈千里的总体印象是一种出乎意料之外的惊人冷漠：“因为他好像对人并不十分热情，一点也看不出当年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时刻，他在对敌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那种敏感和智慧。”当年，也即小说故事发生的主体时间的1933年农历新年前后，“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陈千里和他的战友们，不仅查清了内奸，建立了一条从上海绕道广东抵达瑞金的秘密交通线，还成功地营救了党中央重要的领导人浩瀚同志。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智慧啊”。这次采访过程中，记录者不仅提及了作为陈千里最主要斗争对手的叶启年，而且也还专门谈到了有争议的卫达夫其人。当记录者询问卫达夫到底有没有背叛革命事业的时候，陈千里给出的回答是毫不犹豫斩钉截铁的：“他是死间。是烈士。”所谓“死间”，乃是间谍领域的专有名词，最早出自《孙子兵法》，意思是指通过我方的间谍故意将假情报传递给敌间，诱使敌人上当，一旦事情败露，我方间谍难免一死。也有用死来达到迷惑敌人的目的。活跃于《千里江山图》中的诸多人物中，敌我双方的首领陈千里与叶启年他们两位都熬煎过了残酷的战争岁月，其生命一直延续到了后来的和平时代。还有一个则是“在相关行动中牺牲的中共地下组织成员”名单。被列入这一名单的成员分别是叶桃、无名氏、方云平、凌汶、林石、陈千元、董慧文、卫达夫、李汉、梁士超、田非、秦川安等十二位烈士。

　　但问题在于，除了主体事件与一众人物形象的真实之外，其中那些关键性的细节却都处于缺失的状态。而这，事实上也就为孙甘露充分地发挥他小说家的艺术想象力留下了足够开阔的施展空间。一般来说，如同《千里江山图》这样聚焦于国共地下争斗的间谍小说，很容易就会走上“传奇化”的叙事程式，但孙甘露的特出之处却在于，他所设想出的一招一式都尽可能地依循现实生活与人性发展的逻辑，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客观冷静地展开小说叙事。唯其因为人物的各种言行都特别切合于日常生活的逻辑，所以，

　　我更愿意把如同孙甘露这样一种看似寻常实则特别考验着作家艺术想象力的间谍叙事称之为“去传奇化”的艺术书写

　　我更愿意把如同孙甘露这样一种看似寻常实则特别考验作家艺术想象力的间谍叙事称之为“去传奇化”的艺术书写。事实上，如此一种“去传奇化”的间谍叙事有着极大的书写难度，那些重要的主干情节必须合情合理合乎艺术与人性逻辑之外，孙甘露另外一个值得注意处，就是对1930年代初期上海各种地名某种竭尽可能的真实还原。我们都知道，要想在将近一百年之后的现在，重新还原一幅哪怕是局部性的上海地图，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行文至此，应该提及的一个关于陈千里服饰的一个细节。从事地下间谍活动的同志，由于职业的需要，总需要进行一些服饰上的及时改变。那一次，陈千里身上穿着的就是一件貂爪仁内里的皮袍：“貂爪仁可不是普通的貂皮，是貂爪上指甲下面那一小截皮子，轻、软、暖，做这一件怕是得赔上几百头貂。不说那些貂，就是把那些小片子缝成一件袍子，还看不出针脚痕迹，现在也找不到能揽下这活儿的师傅了。”从叙事时间的角度来说，孙甘露通篇都是在贴着1933年农历新年前后的那个时间节点展开叙事，但只有这一个细节不经意间露出了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之间距离遥远的“马脚”。这一段叙事话语中的“现在”的所指，毫无疑问只能是孙甘露进行写作的当下时代这个时间节点。道理其实简单，既然陈千里可以把貂爪仁皮袍穿在身上，那就说明当时的上海滩的确有缝纫师傅可以拿得下做貂爪仁皮袍的活。所谓“现在也找不到能揽下这活儿的师傅了”，所说明的就是这一项高超缝纫技艺的无奈失传这一事实。在其中，我们所看到的，当然也就是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之间差不多一百年的客观距离)。其实，也不只是还原1930年代局部性的上海地图那么简单，倘若我们进一步联系陈千里身上的貂爪仁皮袍这一很是下了一番功夫的细节来加以推断，就不难发现，孙甘露并不满足于仅仅把《千里江山图》经营成一部精彩迭出的间谍小说。在间谍叙事充分展开的同时，他更是试图以简要传神的笔触勾勒描绘一幅明显带有烟火气的上海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图景。只不过或许与作家在这一方面投入的笔力不够有关，实际的艺术效果未必那么理想，不那么尽如人意而已。

　　回头再来看作为主体情节的那简直称得上是“步步为营”的“陈叶斗法”的间谍叙事。一方面是必须按时完成的“千里江山图计划”，另一方面却是看上去根本就不可能解开的困局，临危受命的陈千里到底采用怎样的应对方式才能够不辜负上级的信任，完成神圣的使命呢？具体来说，他所使出的招数，真正可谓是彼此间互有联系的连环脚。他首先想方设法与临时小组的负责人老方取得联系，以便了解整体情况。尽管由于叛徒的出卖，老方在那一次接头时不幸牺牲，但他的相关介绍却为陈千里下一步行动的展开打下了相应的基础。紧接着，在同样使用暗号与中央交通局特派员林石接上头，并了解到“千里江山图”的详细计划之后，由于时间特别紧迫的缘故，陈千里就开始不假思索，果断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了。第一步，是精心策划的银行巧取金条。那次，陈千里不仅抢先一步以“移花接木”方式顺利取走金条，而且还诱使叛徒崔文泰自我暴露。第二步，就是兵分两路(一路是易君年和凌汶，另一路则是陈千里自己和梁士超)南下广州，以开辟至关重要的地下绝密交通线。这一次，在任务完成的同时，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代号为“西施”的长期潜伏特务易君年(真名为卢忠德)真面目的暴露。这样一来，陈千里在完成任务的同时清除内奸的计划，也得以顺利实施。接下来，便是更为重要的第三步。但请注意，由于易君年(卢忠德)不仅已经事先设法骗取了交通员老肖的信任，获取了与党中央重要领导人浩瀚同志的联系方式，而且还极有可能随时抓捕浩瀚同志，陈千里尽管已经识破了易君年(卢忠德)的真面目，但却依然不得不装作若无其事地继续和他周旋。到最后，由于获取了易君年和叶启年们的信任，陈千里方才得以一边“明修栈道”，让秦传安、董慧文、田非、梁士超他们聚集在江边的小饭馆以吸引特务们的注意力，一边“暗度陈仓”，自己亲自跳入冰冷的江水里，以非凡的勇气杀死易君年(卢忠德)，及时从渡船上救下了浩瀚同志，“他要负责把浩瀚同志安全地送到瑞金去”，终于在惩处内奸的同时，胜利完成了他们这一群地下工作者所肩负的“千里江山图”神圣使命。就这样，陈千里硬是如同叶启年所预感到的那样，硬是“靠着一根危险的钢丝绳带领这些人走出困境”。为了这一重大任务的完成，上海的地下工作者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陈千里望着黄浦江右岸，天地变得越发黑暗。他知道那些同志马上就会被敌人逮捕，还有千元。为了‘千里江山图计划’，他们义无反顾，勇敢地让自己成为‘钓饵’，为了把钓饵下到叶启年、卢忠德的嘴边，卫达夫故意被特务抓去，假装叛变。在顾家宅公园门口，他心里忽然一动，让卫达夫不要再跟着卢忠德回去，他是想把卫达夫拉出魔掌，但卫达夫微笑着拒绝了那也许是唯一的逃生机会。”明明知道如此一种作为的结果肯定是被捕，以及被捕后的被处决，但这些地下党成员们却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自己的坚定选择。从根本上说，支撑他们义无反顾地作出这种大无畏选择的人生支点，只能是那种无怨无悔的坚定革命信仰。

　　尽管说《千里江山图》作为一部间谍叙事的长篇小说，似乎带有一点类型小说的意味，但孙甘露却毫无疑问是以纯文学的思想艺术标高来严格要求自己的。这一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人物形象多样化和内在人性世界的深度挖掘与展示。在这里，我们且以敌我对立双方为界详加分析。首先，是以陈千里为代表的我方阵营。其中令人印象深刻者，主要包括有陈千里、叶桃、卫达夫、凌汶等。凌汶的公开身份是一名作家，曾经创作有一部名叫《冬》的小说。虽然丈夫龙冬已经在广州起义后为革命牺牲(实际上的龙冬之死却另有缘由)，但凌汶的革命意志却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的动摇。她不仅把自己对丈夫的满腔感情都化入小说《冬》之中，而且还一个人硬是强力坚持到易君年在她身边的出现。正是通过易君年，她才得以重新找到了组织，“是老易把她带回了家”。或许与她的作家身份有关，凌汶最突出的性格特点，就是有着很好的直觉，往往能够借助于直觉直抵事物的本质。对此，易君年的感受可谓相当真切：“最让易君年害怕的就是她那些毫无由来的直觉，多年来他一直也没有战胜过它们。她好像总能提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刚想对她说一句什么，还没等他说出来，她就开始打岔。她的那些直觉——你也不能说她不对。”正因为如此，所以，小说刚刚开始不久，第一次出场的易君年才会貌似无端地生出这样的一种感觉：“易君年看着凌汶走进下楼的电梯。她的直觉总是很好，他应该更加谨慎一些。”这些叙事话语很显然有着一箭双雕的艺术效果。一方面，固然是在通过易君年之口揭示凌汶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却更是在巧妙地暗示易君年的心怀鬼胎。只有到了小说的后半段，在易君年潜伏特务的身份暴露之后，我们才能够搞明白，易君年之所以能够认识到在直觉很好的凌汶面前一定要小心谨慎，主要是为了更好地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很大程度上，正是依凭着如此惊人的一种直觉，凌汶才不仅感觉到崔文泰身上存在问题，而且还一步紧逼一步地硬是逼迫着易君年露出了原形。尽管说凌汶最后惨遭易君年杀害，但如果没有她和易君年的广州之行，易君年(卢忠德)这个潜伏已久的“西施”，未必就能彻底暴露自己的真面目。公开身份为房屋经租员的卫达夫，生性机敏，意志顽强。他在小说中最出彩的部分，就是在卖破绽被捕后以真假掺合在一起的方式“出卖”我方秘密行动计划，因而把敌人诱入歧途。一方面是他在被捕后所遭受的那些酷刑折磨。因为如果在没有遭受任何折磨的情况下就主动“和盘托出”并不可能赢得敌人的信任，所以，他便只能在遭受各种酷刑折磨后貌似抵抗不过去时才被迫“招供”。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以所谓“假招供”的方式把狡猾的对手诱入歧途，正是卫达夫人性最闪光的地方。身为特工总部头子叶启年的爱女，叶桃以背叛父亲的方式积极投身于自己所热爱的革命事业。叶桃思想的根本转变，发生在她离开父亲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正是在北京读书求学期间，她因为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而走上了彻底反对父亲的道路。尽管叶启年一直一厢情愿地认定是陈千里使自己的唯一爱女误入歧途，但实际的情形却恰恰相反，是叶桃引导陈千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借助于叶启年女儿这一特殊身份的掩护，叶桃得以长期潜伏在国民党的党务调查科，为党组织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到最后，由于被叶启年察觉，叶桃惨死在父亲下属的枪下。与以上三位相比较，在关键时刻登场力挽狂澜的陈千里，则以其超人的智慧、勇气，以及对情感的忠诚而特别引人注目。如果说超人的智慧和勇气集中体现在临危受命的他是如何在不可能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坚持带领地下党成员们完成了“千里江山图计划”，那么，他对情感的执着与忠诚就突出不过地体现在叶桃身上。虽然身处险境，而且身负重要的使命，但他却依然在叶桃生日的时候坚持出现在她的墓地这一细节，就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不知道为什么，或许与书写对立面时作家更能够放开自己的手脚有关，单只是从人性样态的勘探与表现的角度来说，虽然着墨也未必多，但孙甘露对那些负面人物形象的描写却似乎更能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比如，那位带有突出流氓无产者色彩的叛徒崔文泰。崔文泰接近并参加革命，是北伐军逼近上海的那一年。那时候的崔文泰正背着一身赌债，四处躲避债主的追逼。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北伐军的到来不期然间给他打开了一条生路。由于加入了工人纠察队的缘故，那些讨债者竟然再也不敢靠近他。就这样，原本已经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他，在尝到了革命的好处之后，就更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他品出了革命的滋味，越发积极地投入到北伐军进入上海前夕的大革命高潮中去了。”他的能够引起老方注意，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老方曾经救过自己性命的缘故，崔文泰便追随着老方开始从事地下活动。但归根到底，崔文泰并不是一个拥有坚定革命信仰的人，眼睁睁地看着地下工作的危险性越来越大，被吓破胆的他终于撑不下去了：“他看着街上的广告牌花花绿绿，想到随时可能遭遇危险，半辈子都没真正过上一天好日子，一不做二不休——他突然关闭引擎，打开车门，站到盯梢的小特务面前，对他说：‘我有重要情报，我可以向你们投诚，但必须见你们最大的官。’”究其实，缺少革命信仰的崔文泰的一大突出特点，就是“有奶便是娘”，是一种不自觉的自我精神分裂：“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会反省审视自己的人，平生头一回，他惊奇地觉得身体里有着两个不同的人，在彼此不停地讽刺挖苦对方。”即使是一位自我分裂的流氓无产者，孙甘露也写出了他某种人性的复杂。一方面，他固然出卖了老方，但在另一方面，他却又为此而感到有一丝悔恨。很大程度上，正因为他根本上没有操守，所以，才会在看到装着金条的皮箱之后，见钱眼开，心态严重失衡，不惜同时背叛国共两党，也要把这些金条据为己有，结果只能是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比如，那位在地下组织中潜伏多年的“西施”易君年(卢忠德)。身为叶启年的学生，卢忠德可以说是叶启年的忠实追随者。正是在叶启年的一手安排下，他去到广州，进入了公安局的特别侦缉队。同样是按照叶启年的安排，他在此期间，借助于若干积极的假象，最终骗取了中共地下组织的信任，开始介入地下组织的相关活动之中。正是巧妙地利用了地下组织的信任，卢忠德方才不仅彻底挖出了龙冬情报网，而且还凭此而摇身一变成为特工总部的王牌，并拥有了“西施”的代号。这一次，在被安排随同凌汶前往广州建立秘密交通线的过程中，他之所以不惜付出杀死凌汶的代价，正是因为从交通员老肖身上敏感地嗅到了一脉富矿存在的缘故：“他凭直觉就能猜到那下面有富矿，挖出那条矿脉，有可能对中共地下组织造成毁灭性打击。”从根本上说，易君年(卢忠德)人性的复杂，集中表现在他对待凌汶的态度上。一方面，他的确从内心深处喜欢凌汶这个女人：“在这之前，他甚至想过，假以时日，凌汶也许会渐渐淡忘了龙冬，到那时，他甚至很有可能说服她。实在不行，就送到南京反省院关上一阵。”“他希望凌汶早晚也会(指思想立场的彻底改变)。”但在另一方面，凌汶不仅对他过去的真实身份已经有所察觉，而且她的存在本身事实上也构成了他从老肖那里获取秘密的最大障碍。正是在为党国建立更大功勋这样一种利益的强力驱动下，他最终下狠手杀死了凌汶。别的且不说，单只是从龙冬和凌汶夫妻俩先后死于易君年(卢忠德)之手这一点，我们也不难看出他生性的阴险、毒辣，以及凶狠。再比如，身为特工总部头子的叶启年。原本身为大学教授，曾经一度信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他，在投身于国民党之后，迅速成为陈立夫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成为大权在握的特工总部头子。身为特工总部头子的叶启年，其人性深度集中表现在他如何面对爱女叶桃的死亡这一事件上。明明是自己命令手下开了枪，但在叶启年的内心深处，却一直坚持认为是政治对手陈千里他们在利用了叶桃之后，又惨无人道地杀死了她：“你们欺骗她，让她进瞻园窃取情报。她被发现了，你们认为她没有了利用价值。她投奔你们，你们却把她杀了。从背后开枪，让她孤零零地死在藏兵洞里。”针对叶启年如此一种一厢情愿的满嘴谎言，陈千里面对面地给予了坚决的驳斥：“我和她约好了，在马府街等她。我远远看见她从九条巷过来，立刻跑过去，但枪声响了。等我赶到时特务躺在地上，她自己也中了枪，子弹是从背后打进去的。她说特务蹲下来检查，打算再补一枪，但他看到了叶桃的脸，愣了一下，这时候叶桃口袋里的那支袖珍手枪射出了子弹。”“陈千里看着这个杀死了自己女儿的父亲：‘我想去找医生，但街道被你派出去的人封锁了。你派人枪杀了叶桃，还堵死了救她的一线希望。’”一方面，能够命令手下向叶桃开枪，的确说明叶启年具备反动本性，但在另一方面，当他千方百计地试图把女儿死亡的责任推卸到陈千里和共产党地下组织身上的时候，我们却也不难感受到一丝身为父亲的无奈和哀伤。正因为如此，叶启年才最终成为了《千里江山图》中别具一种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

　　当年的先锋小说家孙甘露，能够在阔别小说创作很多年之后，以一部“去传奇化”的间谍叙事的《千里江山图》实现思想艺术上的华丽转身，对此，除了真诚地奉上由衷赞叹之外，我们似乎也的确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