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发表处女作《梦里的老鼠》开始，在滕肖澜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她绝大多数的小说都关于上海。作为知青子女，滕肖澜曾跟随插队的父母在江西过活。为了能够稳妥地回到上海这座曾经属于她的城市，滕肖澜在中考时以全年级第一、超出重点线五十多分的高分报考了上海民航中专，斩断自己考取复旦的梦想。回上海的选择是凝重的，甚至是残忍的。那些年少时无数个灯下苦读的夜晚，无数次雄心勃勃的誓言，无数次拼尽全力的坚持都通通葬送于此。一切只为了回到上海，上海成为她的一种信念，也是一种执念。滕肖澜曾谈及，“上海”像一把烧红的钳子，“咝啦”一声，在她的身上烙下刻骨铭心的印记。滕肖澜与上海的联系深入骨血，对她而言，上海是珍宝一般的存在，闪烁着诱人的光彩，又充斥着她与父辈无尽的惶恐、心酸与隐痛。或许正因如此，滕肖澜的上海叙事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她总能精准地抓住人性开始变质的一刹那，据此探讨在当下城市文化浸润下不断变化的人物关系
滕肖澜的上海小说是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描刻、探索与理解，她深耕于日常生活，显示出对普通大众的关注与关怀。日常性给予滕肖澜不被裹挟的叙事能量，无论是上层政治设计，抑或历史发展必然结果，都不曾束缚住滕肖澜的创作。当然日常性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滕肖澜没有像“新写实小说”那样停留于对日常生活的描摹，而是做出了反日常性的突破，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与取向。日常性与反日常性是滕肖澜小说的一体两面，她于二者的协调与平衡中，完成了自我创作的标签化，同时也传达出自身的文学观念。
一 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与底层肌理
在滕肖澜看来，上海不是他者幻想中的那个光鲜亮丽、充满诱惑的大都市，只是个过日子的地方，这里填满了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息，填满了普通人的悲欢。而城市小说的主角应该是占城市百姓绝大多数的那部分人，滕肖澜要书写他们切肤可感的生活以及细腻的情绪与思维，挖掘日常上海细致入微的底层肌理。滕肖澜依据生活的具体经验进行类比与衍生，“慢火烘焙”出平凡日常生活的真实质感，让文学真实地回到生活。生活其实没有那么神秘，生活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叙事能量，不必套上怀旧的诗意外衣，也不用束缚在“弄堂”这些标志性景观里，自套牢笼去建造假的“味道”。面对时代飞速发展、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境况，滕肖澜努力贴近极速变化的当下上海，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困难与困惑。无论是《你来我往》中性格怯懦的刘芳芳一次次厚着脸皮跟铁路局领导讨要抚恤金的故事；还是《姹紫嫣红开遍》中，热爱戏曲的项忆君无奈报考工商管理专业，以致终身“意难平”的抉择；抑或是《星空下跳舞的女人》里女主人公面对丈夫的心猿意马，重新学会爱惜自己、尊重自己的心路历程，都是当下时代人的缩影，作品人物的失意与困惑、成长与抉择，也是生活中的你我可能遭遇的问题。滕肖澜深入当下现实生活去发掘矛盾、寻求未来的可能，她的写作内容与普通上海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真正下沉到当下的日常生活中。
比起城市表面上的光怪陆离，滕肖澜更关注人心深处波澜不惊的微妙变化，展现人物的内心深处的暗流涌动，她总能精准地抓住人性开始变质的一刹那，据此探讨在当下城市文化浸润下不断变化的人物关系。如《小么事》中，男友沈旭与顾怡宁逛街时，看到暗恋者郑琰琰肖邦表的价格，“刹那间，顾怡宁从沈旭眼里看到些东西，一阵烟似的，夹杂着什么，倏忽便飘了过去，很轻，悄无声息地”。滕肖澜在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中，悄无声息地刻画出沈旭人性裂变的一瞬。这里没有歇斯底里的抗拒，没有任何戏剧性的挣扎，一切都在平静的生活之下不声不响地改变。沈旭的人性自这个瞬间开始不断被金钱和权势吞噬，不断突破底线，愈演愈烈。再如《四人行》中，谢宁与冯佑互生情愫开始交往，可谢宁却在此时鬼使神差地答应了富商吴根水的约会。在答应吴根水约会的那个瞬间，谢宁的内心就已经开始发生动摇，金钱摆布了她的内心，此后在一次次的权衡与抉择下，谢宁最终投向吴根水的怀抱。新世纪以来，城市刚刚崛起时所带来的激烈的冲击进入静流期，1990年代那些尖端城市元素的陈列、那些具有隐喻性质的主人公，更像是激烈转型进入现代都市时期的简约图示。滕肖澜更关注的是城市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对人的裹挟，她将一切改变都融化在波澜不惊的生活细节中，关注那些理智的人从何处开始发生人性的裂变、如何权衡得失、缘何做出残酷的选择，将最终落脚点放在对人性幽深与复杂的探寻。
今天的时代语境下，大众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已经从“在想什么”转变为“感觉如何”，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经验越来越重要。滕肖澜在触及历史、政治、时代等宏观概念时，选择一种“体感的”、“经验的”方式，而非遵循着上层政策设计或历史发展结果的指引去写。
她用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依靠人物的个人经验将这些概念性的东西落到实处，通过无数的细节不断深化对这些概念的理解，还原城市普通人如何感知历史、政治以及当下时代，也展现出这些大的概念又如何具体地影响时代中的个人。
或许如今的成功并不能完全治愈滕肖澜曾经的遗憾与隐痛，有关知青的话题一直在她的创作中挥散不去。如《去日留声》中的文思清、《上海底片》中的王曼华、《心居》中的顾昕和施源、《倾国倾城》中的庞鹰等众多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知青子女身份，这些人物的行为举动、心理状态、日常抉择、人际交往都有这段历史影响的痕迹。
滕肖澜以细腻的生活细节去触摸那段历史，她没有沉浸在知青的过去，而是展现历史事件结束之后是怎样的，是如何影响了这代人后来的漫长人生。在长篇小说《心居》里，顾士海年轻时插队吃了不少苦头，举家返沪后，住在妹妹顾士莲赠送的房子。但后来顾士莲病重，顾士海却始终保持沉默。苦难压倒了他，磨损了他的心志。他的惭愧与怯懦使他难以表达对妹妹的关怀，他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他表达。滕肖澜在这里将“知青下乡”的历史融注进当下人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到那段历史切切实实地影响着顾士海们后来的生活，切实到他们对生活的热情，对自身价值的判断，甚至切实到他们住怎样的房子，与兄弟姐妹的情感关系……而这些才是历史给予人们真正的伤痛，可悲又辛酸。
历史不是高高在上的概念，无需为了写历史而写历史。滕肖澜让历史接了地气儿，以物质为基础和起点去写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所容忍的种种不公与无奈、苦恼与委屈，以此展开出对历史的勾连，同时也做到了对生命韧性的尊重、对现实生活的尊重。滕肖澜的创作则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叙事，根据个人的直接经验感知历史、言说历史。她不再执着于特定历史场景的展现，而是在历史政策与当下城市的张力下描写人的处境，以自身的经验去感受历史事件如何影响当下生活。
尽管表层上的叙述非常克制，但滕肖澜的作品往往暗流汹涌，情义、舆论、政治权力、经济实力等力量不断交织、博弈。她常常以普通人的肉身感知去理解当下时代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在《小么事》中，顾怡宁向房地产郑老板维权，却全盘皆输。最终翻盘的方式意味深长，顾怡宁依靠官二代李东取得了成功。李父设计了一个有利的契机，暗中推动公安调查，引导媒体推波助澜，终将郑老板送进了监狱。在这一错综复杂的维权事件中，爱情、舆论、资本纷纷“下场”较量，人性在其中摇摆不定。维权需要契机、计谋，也需要政治权力，压制住狂妄的资本。在《倾国倾城》中个人的生活也一再地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主人公庞鹰勤俭低调，工作踏实认真，下班后还坚持自我精进，未来可期。初读时本以为袁鹰会凭借自身的倔强和实力实现升职目标，却不料一切只是她自命不凡。原来，在苏圆圆与崔海争夺权力的较量之下，庞鹰不过是以情义为名的一枚小小棋子，成为上层权术规则下的牺牲品。《规则人生》中，沈以海以职权帮助情人牟利，自己收取回扣。妻子罗颖发现之后不动声色，写了一封匿名信，检举沈以海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最后沈以海靠着荣退的老丈人的余威，暂且把此事压了下去。罗颖当然爱沈以海，但她却是以权力制衡权力，借此圈住人心。
这何尝不是一种对于政治的理解？不同于对宏观政治及政策的直接书写，滕肖澜注目于微观的“生活政治”，即从日常经验出发，展现在生活逻辑下个人对政治的感知，对于当下时代权力关系的潜在判断。生活中的政治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却又时时刻刻笼罩着每个人，甚至于个人的众多抉择都建立在对生活政治的权衡之下。有评论家认为，只写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是没有前途的，缺乏宏观的视野。但视野又何尝不是一种预设？宏观视野潜藏着自上而下的目的，而非自下而上的探索与发现。日常生活包罗万象，可以涉及众多宏观概念，却又不被宏观概念所束缚。例如以上诸多作品，不是为了表现政治而去摘取特定情节、建构人物，而是真实地书写人心，探讨关于人性的永恒话题，政治只是顺其自然生发出来的。只有这样基于普通人的感知与经验，抛开束缚与预设，才能自由地发现之前未被意识到的问题，进而探索日常生活的底层肌理。
二 穿透反日常性设置的迷雾
不同于对宏观政治及政策的直接书写，滕肖澜注目于微观的“生活政治”，即从日常经验出发，展现在生活逻辑下个人对政治的感知，对于当下时代权力关系的潜在判断日常生活经验是滕肖澜小说创作的重要基底，但她诸多小说都以并不日常的方式匆匆告结，很多时候甚至会刻意制造出一个急转直下的、突兀的悲剧结尾。在塑造故事结局时，滕肖澜为何只能保持有限的沉默，一再地设计出反日常性的小说结局？
故事中，城市小人物那些重复的琐碎日常与历经的人事困厄，似乎不是被滕肖澜所赋予的，而是他们本来就应经历那样的生活。正因如此，小说能够自然生发出诸多日常生活中“接地气”的矛盾。而反日常性的结局设置则暗含了滕肖澜对于矛盾双方的态度。在《月亮里没有人》中，于胜丽摸爬滚打、费尽心机终于成功注册了化工厂，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使她血本无归。对于胜丽而言，爱情与贞操固然珍贵却仍可以舍去，集体的权益固然重要却也可以牺牲，只有握在手里的金钱才能实现她对于美好未来的设想。但小说戏剧性的结局似乎显示出滕肖澜另有立场。《上海底片》中，王曼华痴迷于美国，因此频繁“接待”美国来华旅客，甚至于反复流产丧失生育能力也未能使她止步。伤痕累累的王曼华最后终于如愿以偿，但在即将前往美国时，却突然被楼上掉落的花瓶砸中，当场死亡。王曼华是矛盾的，她爱上海，但为何却又执着地逃离上海奔向美国？是出于经济的考量，还是沉醉于幻想中的美国梦文化，又或是由于上海对她知青子女身份的排斥与拒绝？这些模糊不清的理由，随着王曼华生命的终结被深深掩埋。《我是好人》中，江老师为了做个好人，不抛弃不孕的妻子李雯，资助重病学生掏空了所有积蓄，面对年轻女学生的诱惑岿然不动。但他却无法克制自己本能想法，无法控制自己的怨气，对李雯恶语相向、极尽讽刺。李雯最终与他人结婚生子，留下江老师孤身一人。一面是道德与名声，一面是自己的欲望与情绪，而“好人”江老师只能继续在与自我的抗衡和矛盾中沉没。透过这些故事中的人物滕肖澜使日常生活中潜伏的矛盾鲜活起来，这些矛盾有时是个别人的困顿，有时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症候，甚至是新世纪中国城市中充斥着的新的、具体的矛盾。
日常生活虽然包罗万象，却也是混沌的、不稳定的，这是它的局限所在。面对潜伏在表层下的矛盾，日常生活似乎难以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方式。对滕肖澜而言，当无法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到平衡冲突的新秩序时，悲剧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现实生活中有大把的于胜丽们、王曼华们靠着不光彩的手段得到了优质的生活，而滕肖澜却让她们失去一切，甚至为此写出被花瓶砸中这样刻意为之的戏剧性事件，在多个故事中一再重复相似的“功败垂成”。悲剧的选择透露出滕肖澜本人的立场与反思，一方面她既同情于胜丽、王曼华、江老师等人物，另一方面又并不赞同或是批判他们的处事方式与价值选择。这些焦灼着的对立、含混与复杂并无法解决，只能以悲剧掩盖。滕肖澜无法寻求到一个合情合理的理想出路，索性让一切在高潮中毁掉，期许开启另一种新的可能性。
一个温情的小说家笔下，是不乏天真与浪漫色彩的。当故事中的人物身处困境或是快要被平淡的生活淹没时，滕肖澜屡屡安排一位多金的救赎者，扶持人物走出困顿。日常生活中鲜少出现的救赎者，在滕肖澜的故事中却反复登场，构成又一个反日常性的设置。《四人行》中在谢宁失去领导职位又失恋的时候，富豪吴根水穷追不舍终与谢宁结婚，使谢宁步入无忧无虑的阔太生活。《小么事》中的李东，家世显赫，房地产事业也做得风生水起，是被其他人捧着的大人物，但却心甘情愿做顾怡宁身边的小跟班，一往情深。《上海底片》中移民美国的伯父，给了主人公去往美国的“通行证”，使主人公享受良好的教育。这些救赎者类型雷同，往往心甘情愿、甚至有时是莫名其妙地付出，凭借金钱的力量使人物摆脱困局。重复与雷同是一个小说家应该避免的，但滕肖澜却为何如此依赖于这种人物形象和救赎模式？实际上，在这里可以敏锐地捕捉到的是，滕肖澜的温情与悲悯，或者说，这也是她对日常生活的不满。这种雷同的背后隐含着滕肖澜对于无钱无势之人的同情，她不忍看到无辜的普通人被生活的不公压垮，那些用力生活的普通人值得迎来充满希望的日子。滕肖澜将自己的温情与希冀编织在对于反日常性救赎者的虚构之中，哪怕这样一种脱离日常的设置会使故事呈现出“悬浮”的问题，滕肖澜也要表达出自己解决矛盾的一种理想化方式。这种方式虽不成熟，但至少显示了她的立场与情感倾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雷同的多金救赎者形象或许预示着，滕肖澜在不知不觉中被金钱的逻辑所吞噬。
值得注意的是，雷同的多金救赎者形象或许预示着，滕肖澜在不知不觉中被金钱的逻辑所吞噬
反日常设置中存在明显的作家主观介入的写作痕迹，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故事的真实感与艺术性
滕肖澜在创作《快乐王子》时，曾经数度热血沸腾、热泪盈眶。虽然《快乐王子》在文坛并未引起过多关注，鲜有转载，但她却对这篇小说充满诚挚的热爱。滕肖澜充沛的情感投入与主人公严卉的人物形象紧密相关，透过严卉，滕肖澜使豪杰形象走进现代都市，再次跳出日常生活的轨道，塑造另一类反日常性的理想化人物。
严卉的人格至贤、至真，她排除本性以外一切外在的制裁束缚，伸张个性、实现自我。小说中严卉集结了三五人组成一个具有侠义精神的团队，窃取有道德瑕疵的富人的银行卡，再以“快乐王子”为代号给贫困人士送上救命钱。团队“劫富济贫”，陆续救济了张阿婆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孙子、瞎女人、赵瘸子等。但这终究是违法行为，在警察上门抓捕前，严卉割腕自尽，身旁放着的是签好的心脏捐赠协议书。严卉怀抱着自己心中天真的理想，不愿被世界秩序所规训，杀身成仁。事实上，“一切杀身成仁之事，皆含有保存自我，即观念中之自我之义”。严卉通过自尽保全了自我人生的价值与信念，她以自己的方式保护着目之所及的弱势群体，她的人生目的并非为形质世界的生活，而是为了精神世界的生活。
我相信对于滕肖澜而言，《快乐王子》并非只是对王尔德故事的一种模仿，其中还暗藏了滕肖澜对于王尔德与传统侠义精神不谋而合之处的某种偏好。严卉这个人物形象既有对王尔德《快乐王子》的致敬，内里也有对传统“救人于厄，振人不赡”的侠之大者的复归。滕肖澜自年少时起就为武侠小说而着迷，侠义的豪杰形象植根于她心灵的深处。严卉劫富济贫、冲破禁锢的英雄举动，承袭着中国千百年来的“侠之大者”的精神。
面对社会演进过程中所暴露出的矛盾与问题，滕肖澜质疑当代都市中的铜臭气与个人主义，也厌倦了在现有秩序下被迫运转的禁锢感，她希望的是侠之大者的勇气、利他精神与牺牲精神能够被灌注入当代都市，扭转贫富差距大、阶层分化明显等运行现状，这是她对理想社会秩序的设想与倾向。
实际上，现代时期老舍就曾将侠义的豪杰形象带入现代都市，《离婚》里的丁二爷在张大哥家陷入巨大的困顿之时，两肋插刀，杀死无赖小赵，使秀真收获幸福，天真收获自由，张大哥也得以拿回自己的地契。在面对城市普通人的日常逻辑无法解决的矛盾时，两位作家将目光投向有侠义精神的豪杰形象，豪杰形象承载了实现和谐与公正的意义。而这种选择又在不自觉间与现代以来的关于民族精神的探讨遥相偶合，梁启超曾著《中国之武士道》，赞扬中国传统社会行侠仗义之士，认为他们是“大义所在，大局所关者，则亦锐身自任之，而事成不居其功”，是为社会而动的英雄。梁启超的意图是为了将侠之大者的精神注入现代国人的灵魂，在混乱的时代重塑民族精神。而在今天的社会环境氛围中，全球城市在消费文化的浸染下走向同质化，滕肖澜在不自觉间触碰到的是，民族精神，或者说“中国性”，在现代化城市背景下该如何择取与存留，如何作用于规避城市发展中的矛盾与问题，如何作用于实现和谐的秩序等话题。滕肖澜笔下劫富济贫的都市“侠之大者”形象是反日常性的，这种冲破禁锢、行侠仗义、张扬自我的精神，既是文人希望解决困境的赤诚梦想，也凝聚着现代民族精神的潜在可能，还充盈着对新秩序的渴望。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反日常设置中存在明显的作家主观介入的写作痕迹，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故事的真实感与艺术性。作家若想传达自己的态度与立场，必须通过恰切的故事编织或人物塑造来完成，将叙事的激情暂时压抑下来，转化为一种理性的思考后，再投射到创作中去，使思想与文本成为一个圆融的整体。
三 沉得下去，飞得起来
日常性构成了滕肖澜小说的底色，使她的小说像一杯热茶，淡中有味。如果将滕肖澜置于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格局之中，她对日常的倚重，其实顺应了新时期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潮流。198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小说”摆脱了“国族”、“政治”、“革命”等概念的束缚，使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回归个人化立场，关注日常生活与自我个性。进入1990年代，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使作家创作的出发点也随之改变，脱离宏大叙事框架成为晚生代作家的重要创作倾向，他们对当下、对个体投以首要关切，使现实生活焕发出巨大的叙事能量。1990年代以来日常生活成为不少作家的重要写作内容，滕肖澜也置身于这个作家行列之中。再回想一下女性作家的上海书写，滕肖澜其实在有意无意间与张爱玲、王安忆遥相呼应，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两位作家的创作理路，皆在文本中传达出对日常生活的欣赏与偏重。王安忆在创作谈中一再拒绝反常态的“取巧”写法，无论写多大的问题，王安忆都从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着手。而上文中滕肖澜对于“底层苦难”与“上层纸醉金迷生活”书写的回避、对于宏观概念的微观化处理等写作实践正与王安忆的观点不谋而同。有关这一点上文已做讨论，此处不再赘述。再来看三人在“日常生活情趣”问题上跨越时空的呼应，张爱玲一向主张要从柴米油盐中寻找“实际的人生”，她总是能够在切切实实的生活细节中体味到人生的趣味，并注入审美的情致。而《长恨歌》里的鸽子、弄堂、上海小姐等物象，弥漫着对老上海细处的欣赏与回味，颇具历史感的情调与氛围。滕肖澜《四人行》、《倾国倾城》等诸多作品，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小女人婉转心思的玩味，读来令人屡屡会心地点头，这些何尝不是张爱玲所钟爱的“市声”？她们共同的创作心态不是沉湎于日常生活的“俗”，而是超越了日常生活的闲情雅致，以审美的视角对日常生活有所超脱与品味。
滕肖澜对日常生活叙事既有承袭，又相疏离。如果说滕肖澜的小说是一把折扇的扇面，反日常性则构筑了中间的起伏与曲折，但概览时仍是一幅完整的风景，一个整饬的故事序列
滕肖澜对日常生活叙事既有承袭，又相疏离。如果说滕肖澜的小说是一把折扇的扇面，反日常性则构筑了中间的起伏与曲折，但概览时仍是一幅完整的风景，一个整饬的故事序列。
这种反日常倾向，与张爱玲明显不同。张爱玲热衷于描写琐碎平凡的真实生活，她喜欢在那些注定被遗忘的平淡小事中发现诗意。张爱玲甚至是反传奇性的，她曾坦言中国读者最难应付的一点在于“他们太习惯于传奇”，她希望能用“技巧”取代“传奇”，但滕肖澜则恰恰构筑了一波三折的传奇故事。那些多金而浪漫的追求者、拯救人于危难的都市豪杰，抑或是那些奇妙的巧合与曲折婉转的心计，共同塑造了百转千回的传奇。在这些反日常性设置中隐含着上文探讨的滕肖澜本人对于现实生活的态度与取向，也隐藏着滕肖澜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时寻求突破的努力。当然在这种传奇性里也有故事发生在“今天”的意义，在现代城市迅速发展的今天，环境瞬息万变，海量的信息纷至沓来，读者对于平淡的故事产生傲慢的情绪、感到厌倦与乏味，除非有足够强烈的心理刺激才能引起他们的关注。
一面是切肤可感的日常生活，一面是曲折离奇的传奇故事，日常与传奇成为滕肖澜小说的一体两面。一个传达出作家深潜生活之后深厚的观察功力，以及细致入微的描刻能力，使作品足够贴近真实，呈现日常性特征；一个融注了作家主观的创作态度与倾向，带有感性色彩，同时也展现了作家编故事的能力，传达出作家对读者的重视，呈现反日常的特征。看上去有所冲突的两个特征，却在小说中处处拧合在一起，合二为一，其中充盈着滕肖澜对日常性和反日常性间的关系的协调与思考。
过于贴近日常会使作品十分乏味和琐碎，过于疏离日常又会失去真实感，贴近与疏离的程度很难拿捏。滕肖澜想要达到的理想状况是，小说“既沉得下去，也飞得起来”。她首先借助日常生活获取真实感，使真实感成为其作品的底色，然后又能够凭借反日常性使作品充满想象力和故事性，将日常性的真实细节与百转千回的传奇相结合，获得独特的艺术美感与深刻性。以人物形象为例，在日常性与反日常性的交织中，滕肖澜笔下的人物格外逼真与复杂。自开篇就弥漫着的日常生活细节，使人物一瞬间就立起来，贴近真实的人物行为与思维；而在其后的情节发展中，又将人物捏过来揉过去，使其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浮浮沉沉，进而观照到反日常情况下的多个人性侧面。如《倾国倾城》里的庞鹰，在工作中勤恳务实、胆小低调，另一面却步步为营，凭借心计成为佟承志的情妇，而在终于能够扳倒佟承志的关头，庞鹰却又心软放他一马，自己黯然退场。再如《规则人生》中的朱慧，她一时真诚地沉浸于年少时的爱情，一时又虚与委蛇暗度陈仓，一时真心实意地帮助情人度过假死难关，一时又心狠手辣地转移走他的财产。在滕肖澜的作品中，这样复杂的人物比比皆是，《四人行》中的谢宁、《美丽的日子》中的姚虹、《月亮里没有人》中的于胜丽……在细致入微的日常生活细节与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的交织中，人物的“内里”被不断展开，呈现真实又摇摆的人性，以及复杂多面的都市民间的文化精神。
我相信滕肖澜对日常性与反日常性的平衡，实际上是在纯文学与通俗传奇之间做了一种“折中”，从中传达出她的文学观念。反日常性的传奇故事传达出滕肖澜对于通俗题材的重视。滕肖澜尝试以写纯文学的构思、细节、对话等技巧，去写一个通俗故事，为离奇的故事配上扎扎实实的日常生活细节，把“假”的东西，往“真”里写。虽然故事带有通俗性，但每一个意料之外，都在情理之中，其作品审美情感与艺术价值远高于大众类型化作品。在新媒体不断冲击原有文学生态的时代，为应对新生事物逐渐占据人们生活的大形势，滕肖澜所秉承的文学观念是，纯文学不妨试试“做加法”，纯文学作家虽然要坚持操守，耐住寂寞，但也不能一味地“撇清和避嫌”通俗作品，可以去想一想如何增加一些新的尝试。而每一次思变、每一次尝试，并不是对纯文学的背弃，“而恰恰是出于对纯文学长长久久的热爱和坚守”。滕肖澜的创作心态是开放的、宽容的，又充满真诚。她遵从内心的指引，真诚地沉浸于创作的乐趣之中，在一篇篇作品中探索属于自己的创作路径。这使她既获得普通读者的青睐，又具备斩获纯文学奖项的可能。
再将目光延展至张怡微、魏微、盛可以、乔叶等一众“70后”及更年轻的女作家，她们又是如何书写日常生活，如何处理日常性与反日常性关系的？张怡微擅长于对日常生活的主观叙述，在《下一站，西单》、《蕉鹿记》、《过房》等作品中，展现了她对亲子、夫妻、朋友等各种人际关系的思考。但这种叙述方式使“诉情”大于“故事”，缺乏完整的故事面貌，以日常生活的碎片的抓取略显琐碎。盛可以、魏微、乔叶的部分作品则接近欲望叙事，截取日常生活中“性”的话题，注重“感觉”的描写，如魏微的《情感一种》、《化妆》探讨肉身与尊严之间的关系；盛可以的《沉重的肉身》、《缺乏经验的世界》、《人面狮身》等众多作品，充斥着对“性”不断深入的试探与理解，语言犀利、露骨，甚至粗鲁、野蛮，讽刺精准辛辣，对感觉层面的放大使平淡的日常生活变得热烈。在乔叶和盛可以的另外一些作品里还出现了魔幻的反日常性情节，比如乔叶的《拥抱至死》，与男主人公拥抱过后的人会凭空消失二十四小时，以一种近乎狂想的方式，探索在极致情况下人物对婚姻和性的态度。盛可以的《百草地》中男主人公被妻子每日投喂雌性激素，以致于精神错乱，日渐接近狗的状态。她们以魔幻的情节作为日常生活书写的突破，营造出一种反日常性的处境，以探讨特殊处境下的人性。
滕肖澜在对日常性的沿袭与疏离间呈现出自身的特色，她不同于张怡微的主观叙述与琐碎，她重视故事的连贯性与整体感，整合了琐碎的碎片，以客观叙述的方式将一个整饬的故事娓娓道来。滕肖澜也并不倚仗“性”这一单一的叙事符号所产生的强烈冲击性，或是冲出日常的赛道走上魔幻的创作道路，而是选择用普通的物象与“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情节，选择真实的、具体的而非象征的方式，实现叙事意图，完成自身的标签化。
需要注意的是，日常性与反日常性有时也会互相消解。突兀的人物形象、过度的巧合，使作品既没有“飞起来”，也没有“沉下去”。比如在《又见雷雨》中滕肖澜太过于依赖巧合，高度模仿了《雷雨》的重要情节，以致于情节设定十分僵硬，故事失真，缺乏说服力。此外，作品中也存在桥段老套、对金钱逻辑的屈从等问题。如《海上明珠》讲述的是两对身份差异巨大的夫妇，因护士抱错互换了女儿，并且还穿插了绝症、换肾等情节设定，与多年前的流行电视剧多有雷同，既不够趣味性，也失去真实感。而上文所提及众多的多金的救赎者形象，实际上则有屈从于金钱力量的嫌疑。
滕肖澜是一个赤诚的写作者，她在创作中始终保留着一份理想性的天真与诚挚。她完全知晓偏重通俗性、传奇性可能会收到怎样的批评，但她却不愿意给自己的创作设限，始终保持遵从内心的、开放的创作心态。小说，不单承载着深刻的思想性，在某种意义上，也要把故事讲得动听。动听的故事“有如时雨化之”，让春雨首先要下到读者的心里去，然后方能“化人”，方能“化成天下”，它更为注重的是从作者迈向读者的“化”的过程与意义。滕肖澜作品体现出的通俗性、传奇性绝不是一种讨好，而是出自于自身的热爱与偏好，同时也是对纯文学未来发展路径的思变与尝试。我想，滕肖澜渴望写出这样一种小说，兼具日常性之真，现实关怀之善，以及故事性之美。
滕肖澜作品体现出的通俗性、传奇性绝不是一种讨好，而是出自于自身的热爱与偏好，同时也是对纯文学未来发展路径的思变与尝试
? 滕肖澜：《四人行》，太白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57页。
? 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增订本)，东方出版社，2019年，第36页。
?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第 3318 页。
?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3)，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4页。
?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京华出版社，2006年，第206页。
? 滕肖澜：《沉得下去 飞得起来》，《文艺报》，2018年11月2日，第2版(文学评论)。
? 滕肖澜：《纯文学不妨试试“做加法”》，《文学报》，2014年5月22日，第4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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